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第八章 上帝的使者,诺曼·布卢姆


  (法国百科全书派一员)狄德罗(Diderot)应女皇之邀访问了俄国宫廷。他畅所欲言,侃侃而谈,向宫廷内的年轻官员们讲述了许多生动的无神论观点。女皇对此甚为赏识,但她的一些议员却建议,对这一学说进行一次查验或许是不无意义的。女皇无意就此封住她的客人的嘴,于是,这个计划就这样开始进行。狄德罗首先被告之,有一位学识渊博的数学家具有一个据以用代数证明上帝之存在的论证,如果狄德罗愿意,他将在宫廷全体官员面前演示给狄德罗看。狄德罗欣然同意:尽管他不知晓这位数学家的名字就是欧勒。欧勒走到狄德罗面前,神情庄重,语调自信无疑:先生,(a+bn)/n=x,因此,上帝存在;回答我!狄德罗对于代数一窍不通,他顿时手足无措,尴尬万分,而轰然的笑声在宫廷四下回响。他请求立即回返法国,女皇准予了。

  奥古斯特斯·德·摩尔根〔Augustus De Morgen)《反论要闻集锦》(1872年)

  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不断地试图设法找寻合乎理性的论据以说服对一个上帝或者众神实际存在所持的怀疑观点。但是,大多数神学家始终认为,上天诸神的最高现实性仅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决非理性的努力所能解释。圣安塞姆(st.Anselm)认为,既然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完美的人来,那么,他就一定存在——因为没有附加存在的完美性,他是不会完美瑕暇的。这个所谓的本体论观点,曾或多或少地在两个方面立刻遭到抨击:(1)我们能想象出一个真正十全十美的人吗?(2)完美性

  是否

  将明白无误地随着其存在而增加呢?对于一个现代人而言,这样虔诚的论说似乎只拘泥于词语和字意,而不是外部的现实性。
  对此更为熟识的是来自这样构思的论证,即一种深入贯穿到基础科学所关注的争议问题内核的方法。这一认识由大卫·休姆(David Hume)精彩地作了概括:“看一看周围的世界,冥思苦想地探究它的全体和每一部分;你会发现,它不过为一架肢解为无数小机器的大机器……所有这一切种类纷繁的机器,哪怕是其最微小的部分,都以一种令所有曾经对此深思熟虑过的人感到赞叹不已的精确程度,互相适应,和谐地共处。在整个自然中,令人感兴趣的为适应生存而采取的方式——尽管它大大超过——极象是人类的设计、构思、思维、智慧和机智才能的产生。由于效果彼此间相互类似,根据类推法的所有原理,我们遂可推断,原因也应当相似;大自然的作者多少就如人类的大脑;虽然它掌管着它已执行的、与其壮观的工作成比例的更大的能力。”
  接着,休姆继续象他以后的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做的那样,致使这一观点受到了摧毁性的、咄咄逼人的攻击,尽管从构思而来的观点在十九世纪初期继续大受赞许——比如,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作品。佩利有一典型的段落这样写道:“设计不可无设计者;计划不可无计划者,命令不可无选择,排列不可无可以排列的事物,辅助与关系为目的服务,舍此无法达到目的;手段应适用于目的,运用其手段,实现其目的,而不是一直处于臆想着的目的,或与之相适应的手段。部件的排列、处置,手段从属于目的,工具与使用有关,皆暗含着大睿大智的存在。”
  直到现代科学发展起来,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查理斯·达尔文暨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于1859年共同创立的、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论的天才表述之后,上述这些看来似然的论证才受到致命的打击。
  当然,也很难否证上帝——特别是有着非常微妙意义的上帝,是不存在的。还是将这个无法成立的、关于上帝是否存在问题不够充分的论证放在一边吧,因为它既不是偏向科学,也并非偏向宗教。再者,争辩一下这样一些问题也是颇有意思的。至少可将心智用到有用的工作上去。今天这类争辩的许多问题已非显而易见了,这也许由于任何新颖的、可为人们透彻领悟的、证明上帝存在的论据极端稀少的缘故。有位作者将他自己构想出来的对上帝存在的最新现代论证好意送给了我,或许是想让我给予一些启发式的批评吧。
  诺曼·布卢姆是一位当代美国人,他偶然地自信为耶稣基督第二的问世。他注意到了基督教《圣经》与日常生活中存在许多人们会认为毫无意义的巧合。布卢姆确信,这些现象只能归因于一种看不出来的智慧,并且,再没有别人似乎能够找寻或者欣赏这些巧合的事实,使得布卢姆相信,他将被选为揭开上帝存在之谜的人物。在一些科学会议上,布卢姆确已成为一位必不可少的人物,由他向那些匆忙的、由一个会议转到另一个会议的全神贯注的人们高谈阔论。布卢姆惯用的典型的言词就是“虽然你们摒弃我,嘲笑我,否认我,然而,一切只能由我带来。我的意志就是如此,因为是我将你们从虚无中塑造而成。你们是我双手的创造物。而且,我将完成我的创造,完成我从过去获得的我的目的--我即是我。我就是你们信仰的上帝主宰。”他显得极其谦和,而上面用黑体标出的引语完全是他的原话。
  布卢姆出版了一个颇有意思的小册子,其中声称“普林斯顿大学全体教员(包括名单中开列的该大学的官员、教务长和系主任在内)同意,他们对于注明日期为1974年9月的《新世界》一书中的证据,既无力提出反驳,也无法证明出其中基本的错误。该校人员于1975年6月1日认识到,他们接受一个已证实的真理,即无可辩驳地证明,永恒的心和手已成形并控制了数千年的世界历史”。仔细阅读一下这本小册子就可进而得知,尽管布卢姆将他的证据散发给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千多名教员,尽管他愿意给第一位反驳他的证据的个人提供一千美元的酬金,然而,仍没有任何人响应。六个月过去之后,他断定既然普林斯顿大学没有答复,普林斯顿一定就是相信了。考虑到大学教员的行事方式,使我想到了另外一种解释。无论如何,我不认为,没有答复就意味着对布卢姆观点的无可争辩的支持。
  很清楚,并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对待布卢姆不大客气;“是的,这样的事情几乎不计其数,我自己就因为给你们带来我的著作作礼物而被警察追捕……大学的教授们应该具备成熟性、判断力和智慧,有能力读懂我的作品、并对它的内容价值作出他们自己的判断,难道不是这样吗?是不是他们需要

  思想控制警察

  (Thought Control Police)来告诫他们应该读什么或不应该读什么或不应该考虑什么呢?但是,即使在哈佛大学天文系,我也因以散发《新世界讲义》的罪名而遭到警察追捕,这个讲义提供了一种无可辩驳的证明;地球、月球和太阳体系是由一颗控制着的心和一只手所形成的。

  是的,我受到了被囚禁的威胁,如果我敢再一次去玷污哈佛校园的话……这就是这座它的盾牌上写清真理、真理、真理字样的大学

  ——真理、真理、真理。啊哈,你们这些伪君子、戏弄别人的家伙们!”
  这些假设的证据是丰富多样的,而且都包含着一些布卢姆相信不可能是由于机遇而造成的数字巧合。在其风格及内容上,这些论据都令人想起犹太人中世纪时犹太法圣经传里的描述和犹太神秘哲学中的口头传说:例如,从地球上望月球或太阳的角的大小为半度。这恰好是天空圆周(360度)的1/720。但是,720=6!=6×5×4×3×2×1。因此,上帝存在。这比欧勒向狄德罗提出的证明有些改进,但其观点是古已有之并渗透进宗教的全部历史中。1658年,耶稣会神父加斯帕·肖特(Gaspar Schott)在他的《古波斯袄教僧侣宇宙自然之艺术》中宣称,室女星座的优雅度为

  (附带指出,这是非常粗略的宇宙中的基本粒子数)。
  布卢姆的另一个论证被描述为“上帝的圣典即是那个铸造并控制世界历史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论证是这样的:根据《创世纪》里第五章和第十一章,亚伯拉罕(Abraham)生于亚当诞生后的1,948年,是年,正值亚伯拉罕的父亲泰拉(Terah)70岁。但是,第二座神殿被罗马人于公元70年所摧毁,以色列国于公元1948年建立起来,证毕。至此,人们很难不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论证中不知哪个地方可能有些毛病。“无可辩驳”毕竟有点儿言过其词了。不过,这种论证比起圣安塞姆的观点来,还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然而,布卢姆论证的中心以及他论证的大部分内容的基础,是一些天文上的巧合事件,即235个新卫星,有惊人地一致之处,都长达十九年之久。为什么呢?“人们呵,请看,我对你们大家说,在本质上,你们正生活在一个钟表里。钟表走时精确,每天误差不过一秒!……上天若没有某位圣人,怎能会有这样精确的钟呵?而正是这位具有洞察力和理解力,又有计划和权利的圣人,才能铸造这只钟!”
  这是一个正当的提问。为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得认识到天文学中使用的几种不同类型的年份和几种不同类型的月份。恒星年,即就遥远的恒星来说,地球环绕太阳运行一圈的周期。它相当于365.2564天(象诺曼·布卢姆一样,我们这里使用的天数即为天文学家称之为“平均太阳日”)。然后,就是太阳年。这是指季节方面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一圈的周期,
  相当于365.242199天。太阳年与恒星年是不同的,这是由于太阳的引力与月球扁圆形的形状之间产生的分点岁差以及地球缓慢的陀螺式运动所造成的。最后,还有一个所谓的近点年,其时间为365.2596天。这是在地球至太阳两个相继最接近时刻的间隔,它有别于恒星年,因为地球附近行星的引力曳引造成地球在其平面内椭圆形轨道上缓慢地运行。
  同样,月份也分为许多不同种类。“月份”(nonth)一同当然源于“月球”(moon)。恒星月即就遥远的恒星来说,月球环绕地球运行一圈的周期,相等于27.32166天。朔望月,也称为太阴月,意指从一个新月到下一个新月,或者从一个满月到另一个满月之间的周期。这段时间是29.530588天。由于在月球围绕地球运转的一周天过程中,地球与月球体系也在环绕太阳运转的轨道上移动一点(约为十三分之一),朔望月有别于恒星月。因此,太阳照亮月球的角度,已经从我们在地球上观测的有利位置上发生变化。现在,月球环绕地球轨道的平面与地球环绕太阳轨道的平面在两个地方相交——相反的两个地方——这称作月球轨道的交轨点。对于月球来说,一个交点月或者天龙月,即为从一个交点运转一圈至同一交点的周期,相当于27.21220天。由于主要为太阳引起的引力曳引,这些交点运转一圈需18.6年。最后,27.55455天为一个近点月,即指就它轨道上最近的点而言,月球完成环地球运行一圈的周期。下列小表显示前述年和月的各种定义。

           地月系统中各类年和月

                年
      恒星年     365.2564平均太阳日
      太阳年      365.242199天
      近点年     365.2596天
             月
      恒星月     27.32166天
      朔望月     29.530588天
      交点月或天龙月 27.21220天
      近点月     27.55455天

  所以,布卢姆认为上帝存在的主要证据就依赖于这样一种算式,从上述三类年里选择一个,与19相乘后,再被四类月中之一根除。由于恒星年、太阳年和近点年三者长度十分接近,不论我们选择哪一年,所得出的结果都会明显地一致。月有四种,每一种月得出的结果则不同。如果我们问,一个恒星年里有多少朔望月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答案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235.00621个月;而这正是与布卢姆论点中基本重合的整数最为接近的结果。当然,布卢姆相信,这不是一种偶然巧合。
  但是,如果我们问,十九个恒星年里有多少个恒星月,我们可以得知,答案是254.00622;或者,255.02795个交点月;251.85937个近点月。十分清楚,对于利用肉眼的观测者来说,朔望月是最显而易见的,但我却有一种印象,不妨可以象在235数字上,如同在252、254或255数字上同样作出神学上的精确推测。
  我们现在必须要问,在这一论证中,数字19从何而来?唯一的解释是来自大卫(David)的动人的第十九章《诗篇》,它是这样开始的:“诸神宣布上帝的荣光,而苍穹则可显示它的杰作。天天发表讲话,夜夜显示知识。”这似乎是一段颇为中肯的引述,从中可见天文证明上帝存在所暗示的一斑。但是,这种论证设想它所意欲证明的东西。不过,他的论证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可考虑一下同样为大卫所撰写的第十一章《诗篇》。我们可发现下面一段与这个问题同样有关联的话:“主在它神圣的殿堂,主的宝座在天上:他的眼睛注视着,他的眼睑也在注视着,人的孩子们”,在下一章《诗篇》里又提到“人的孩子们……现出虚荣”。现在,如果我们要问11个恒星年里有多少个朔望月,我们可知,答案为136.05623。因此,如同19年与235个新月似乎有关联一样,11年与136个新月也有一种关系。除此之外,著名的英国天文学家阿瑟·斯坦利·埃丁顿爵士(Sir Arthur Stanley Eddington)相信,物理学的全部内容皆可由136这个数字派生出来(我曾经对布卢姆建议,只要有上述的知识再加上一点儿坚忍不拔的精神,就有可能改写波斯尼亚的全部历史)。
  与古希伯来人同时代的巴比伦人十分清楚这一类中有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数字巧合。这就是沙罗周期。它是两个相继的、类似的天食现象的周期。在日蚀发生时,从地球上望去就象太阳的大小一样(1/20)月球,必得从它面前通过。发生月蚀时,地球在太空中的阴影一定与月球相交。无论哪一种天食现象发生,月球首先必须呈新月状或满月状,才能使地
  认为行星摄动的普遍给果是稳定的共振而非灾难性碰撞的观点,是由皮埃尔·西蒙(Pierre Simon)首次根据牛顿万有5;力定律提出的。马奎斯·德·拉普拉斯(Marqu1s加LaPlace)把太阳系形容为“一个硕大的永恒钟gi,它敲响的每一个时代犹如普通钟摆敲响的每一秒钟”。目前,优美而简单性的牛顿引力定律也许会被用来作为上帝存在的论据。我们可以想象其它的宇宙有着另外的引力定律和更加混饨的行星际相互作用。但是,在众多这样的宇宙世界里,我们人类是不会进化的——这恰恰是由于那里的混淹。这种引力共振现象证明不了上帝的存在,不过,倘若上帝确实存在着的话,爱因斯坦说得好,他将是微妙得难以捉摸的,而决不会是居心叵测的。
  布卢姆没有中断他的工作。譬如,他以1976年7月4日美国建国二百周年国庆日举行的橄榄球比赛中主要联队所获的惹人注目的13分为例,说明美利坚合众国未来已注定的命运。他已经接受了我的建议并颇有意思地试图从命理学中推究出某些波斯尼亚的历史——他至少推究出一个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的、奥地利皇太子费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杀的事件。他的论据之一还与阿瑟·斯坦利·埃丁顿爵士在我所任教的康奈尔大学的一次关于神秘的136数字的讲演日期有关。他甚至还搞了一些数字的把戏,利用我的出生日期来说明我也是他的宇宙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使我确信,再没有什么布卢姆证明不了的东西了。
  其实,诺曼·布卢姆可算是一类天才。如果我们研究过足够的单独的现象和相互间的关联,当然可以发现一些巧合的事件。如果我们只知其巧合,不知在那些发现被披露之前进行过多少艰难的努力、多少未成功的尝试,我们兴许会相信那是一次重大的发现。实际上,这诚如统计学家们称之为“有利条件下枚举归纳的谬误”。但是,若要找寻象诺曼·布卢姆搜集的那许多巧合事例来,则需要巨大的技巧和献身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项孤立无助甚至毫无希望的目标——以数字方面偶然巧合的事例向反应冷漠的,更不必说对深奥数学知之不多的公众解释上帝之存在。不难想象,布卢姆的才能若用在其它领域,他将会不无建树的。不过,我发现,在他执著的奉献以及对数字甚为敏感的直觉中,有那么一点儿令人赞叹的地方。这就是各种天赋的结合,人们几乎可以说,这些天赋乃是上帝的恩赐。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