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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犬靠嗅觉进行追踪的能力是十分有名的。它们向人们提供追踪线索，如发现追踪对象——丢失的儿童或逃犯的一块衣片，紧接着就吠叫着兴致勃勃地跟踪下去。犬属和其他许多搜索动物都具有这种极其发达的能力。能被追踪的痕迹就是追捕对象遗留下来的气味，嗅觉仅是对多种多样特殊分子的知觉力。警犬追踪多半是捕捉有机分子。警大为了追踪，必须能觉察出它所追寻目标身体上的特殊气味，能够排除别种分子的迷惑和干扰，辨别出走过同路的其他人（包括组织追踪的人）和其他动物（包括狗本身）的分子气味。人在行走时散发出的气味分子数量是较少的，可是警犬仍能嗅到，甚至对所谓“冷”足迹，也就是说，痕迹已消失了几个小时，警犬仍能成功地追踪到。 早在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昆虫也有这种极端敏感觉察气味的功能。警犬与昆虫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它多种多样很强的辨别力，能区分多种不同气味，以及在无数的气味中辨别出所要追踪的那种气味，警犬能进行分子结构的复杂分类，能从以往嗅过的他种分子大量程序库中区别出新的分子。更重要的是，犬能在一分钟或更短的时间内熟悉某种气味，然后可较长时间记住这种气味。 很明显，对个别分子的嗅别是通过狗鼻子中感受器来完成的，这种感受器对有机分子特殊的化学机能簇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特别敏感，一种感受器可对羧基（COOH）敏感，另一种可能对氨基（NH2）易感，以此类推。复杂分子的各种机能簇或一部分会附着在鼻粘膜中的不同分子感受器上，然后所有功能群检测器把收集到的分子嗅觉印象组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嗅觉系统。尽管人类在这方面技术上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目前就是这种最精制的人造装置，如气相色谱法／质谱仪一般说来也没有警犬这样的灵敏性和分辨力。由于威力强大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动物的嗅觉已进化到现在的完善程度。早期发现配偶、警戒掠夺者、搜索捕捉食物，这是物种生死存亡的大事。此种嗅觉由源已久，确实高于早期的神经系统。大脑里这种与众不同的嗅球（见图5）是人类生命史中发展成新皮质的原始部分。实际上，赫里克（Herrck）就把边缘系统称为嗅脑。 人的嗅觉远不如警犬那么发达。尽管我们脑量很大，但人的嗅脑要比许多动物嗅脑都小。由此可见，嗅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起着次要作用。人所能辨别出来的气味相对来说是较少的，况且我们对气味的语言描述和理解分析力都是较差的。在我们自身感觉中，我们对一种气味的反应同造成这种气味的分子实际立体结构很难一致。嗅觉是在一定范围内我们能够并且相当精确地完成的一种复杂的认识功能，但是我们很难将其描述得很充分。假如警犬有语言能力，我想它也很难描述出它高度精确地嗅到的一切气味。 正如嗅觉是狗和其他动物察觉其周围环境的主要手段一样，视力则成了人的主要信息通道。人所具有的视觉的敏感性和分辨力至少同狗的嗅觉能力同样惊人。例如人能区别面貌。精细的观察者能区别成千上万、甚至到十几万幅面容。西方国际警察组织和警察部队通常广泛使用“认面容器”，从而重新组成上百亿不同人的面目形象。这种能力对人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对我们的祖先来说尤其重要。但是细想一下，如要用语言把我们能够识别出的各种面孔都完全描述下来，这却是很难办到的。证据表明，我们有时不能用语言描述我们见过的人，可是只要再一见面就能非常准确地认出这个人。当然认错人的现象也肯定是常有的事。因此法庭乐于让面貌熟悉的成年人作人证。想一想我们是如何轻而易举地从一大群人中认出某个“著名人士”，又是怎样不费吹灰之力能从密密麻麻杂乱无章的人名表中一下子找到自己的名字，这一切都表明人的视力才能同狗的嗅觉能力一样是令人佩服的。 人和其他动物都具有非常复杂的高效率的感觉和认识能力。这种能力完全能为语言和分析意识增设旁路。我们许多人认为这种意识是人人皆有的。另外还有一种认识，就是我们的非言语感觉和认识。这又常常被看成是“直觉”认识。语言决不是天生就有的。没有一个人一生下来就先在头脑中注入了一整套人物的面孔。我想，在我们没有能力理解我们是怎样获得这样的认识时，语言能表达一种无限的烦恼。感性认识具有悠久的进化史。假如我们认为信息贮存在遗传物质里，那就要追溯到生命的起源。人类的两种认识的另一种，就是西方所说的有关感性认识的异常敏感力，这就是完全用语言表达的（比如说用完整句子）理性认识。这种理性认识是人脑近代进化的结果，大概仅有几万年或几十万年的进化史。许多人在生活中对事物的认识是理性的，也有许多人几乎全是感性的，那些几乎不懂得这两种认识能力相互作用的人们却嘲笑对方是“头脑糊涂”和“缺心眼”，这是用于这种场合比较礼貌的形容词。那么，人为什么常有两种不同的相互弥补但又是彼此不能很好结合的思想状态呢？ 通过对脑损伤的研究得到的初步证据，证实理性和感性认识都在本脑皮层里。左半球颞叶和顶叶的意外损伤或疾病发作会引起阅读、书写、说话和计算等能力的典型减弱，如右半球的这些部位损残则导致立体视觉、图形识别、音乐能力和全面推理力的削弱。辨认面孔的功能主要位于右半球，那种见面后就能永久记住面貌的人，他们也是在右半球进行图形识别的。事实上右顶叶损伤有时导致患者在镜中不能辨认自己或本人照片。这种观测充分说明了我们所说的理性认识主要在左半球，而感性认识在右半球。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斯佩里（Roger Sperry）和他的合作者按这种方式进行了重要的近代实验。为了治疗严重癫痫病大发作患者（事实上是癫痫连续发作，始终是一小时两次），他们切开了胼胝体，这个联结大脑皮层左右半球的主要神经纤维束（见图21）。这是一种力图防止神经电暴由一侧半球的病灶向另一半球扩散的尝试。他们希望在手术后至少有一个半球不再受连续癫痫发作的影响。结果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圆满效果。两半球的癫痫发作频率和强度都有明显的下降，好象以前头脑里曾有过正反馈作用，一个半球患癫痫病时脑电流活动会通过胼胝体刺激另一个半球。 这种大脑分隔的患者在外科手术后表面看来是完全正常的。一些报告指出手术前患者所经历的生动的梦景完全中止。术后第一个月这样的患者不能说话，后来他的失语症也就消失了。大脑分隔患者的行为和外观使人联想到胼胝体的功能是极其微妙的，它有两亿神经纤维束，每秒钟要处理两半球间数十亿比特信息量。这里大约含蕴着大脑皮层内神经元总数的百分之二。当把它们切断时，表面看不出什么变化，对这样的细微的变化需要更深入详尽地研究。 当我们细察我们右边的物体时，双眼都注视着右视界，如物体在左边，则注目左视界。但鉴于神经传导途径的结果，右视界在左半球处理，左视界在右半球处理。同样道理，来自右耳声音主要在脑的左半球处理，反之，也是这样。也有的人声音处理分析在同侧脑进行，如来自左耳的声音就在左半球处理。原始的嗅觉没有这种交叉处理情况。大脑和四肢间的信息传送也是交叉的。左手触摸的物体主要在右半球感觉出来，指挥右手书写句子的指令在左半球处理（见图22）。有90％的受试者，语言中枢都在左半球。 斯佩里及其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精细的单独刺激分别送到大脑分隔者左右半球的实验。在一个典型实验里，帽带（hatband)这个词闪现在屏幕上，但这个词的两部分，其中“帽”（hat）映在左视界，“带”（band）映在右视界。患者主诉，他见到了单词“带”。很明显，至少患者在词语联系上，其右半球没有“帽子”单词的视觉印象。当问患者是哪种“带”子？他可能猜测是捆罪犯带子、胶带、爵士音乐磁带。在对比实验里，要求患者写下他见到的一切，在箱内他用左手写一单词“帽子”，从手的动作上得知写了什么，但因他看不见，同时信息一点也到达不了控制语言能力的左半球，所以使人迷惑不解的是他能写但不能口头回答。 其他许多实验也表明了类似的结果。在一个实验中，患者能够觉察到他虽看不见但能用左手触摸的立体塑料字母。现有的字母仅能拼写成患者可以认得出来的一个标准英语词，如“爱”“杯子”等，右半球的语言能力很低，大略同梦态情况相似。虽然正确拼写出了单词，但患者仍不能以任何语言来表达出他写的单词。看来很明显，大脑分隔者每个半球几乎都没有另一半球所认识到的极其模糊的想法。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左半球不能处理几何图形，在图24中通过图形描述出来。惯用右手的大脑分隔患者用左手（不熟练地）精确地描下简单立体图象。右半球对几何图形的优势性只限于用手操作的工作。但这种优势不适用于需要手——眼——脑三者协同的另一种几何构象功能、手控的任何活动似乎部位于右半球顶叶与左半球致力于语言的相应部位。位于斯托尼布鲁克的纽约国立大学的加扎尼加（M.S.Gazzaniga）指出，儿童在取得重要的手控技艺和几何图象能力之前，语言在左半球高度发展。这就是左半球发生特化作用的原因。根据这一观点，右半球胜任几何图形的特化作用的产生是由于左半球不参与此活动的结果，左半球胜任能力还是在语言上。 就在斯佩里最令人信服的实验完成不久，他举行了一次宴会。传说有位著名物理学家也应邀出席，这位物理学家过去有过胼胝体的疾患，但现已痊愈。这位物理学家的风趣幽默感是众所周知的。可那天整个宴会他静默无言兴致勃勃地倾听着斯佩里讲述他研究大脑分隔的实验结果。一个夜晚过去了，客人们开始逐渐地离席，斯佩里发觉他在门口同最后一个人挥手告别。物理学家伸出右手同斯佩里握手告别说，他度过了一个迷人的夜晚。接着他迈了两小步，交换了左右腿的位置，又伸出他的左手，以一种压低了的颤抖的声音说：“我想让你知道我也有过这样可怕的时刻。” 当大脑的两半球之间的联系削弱时，患者经常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莫名其妙，这是不足为奇的。很明显，一个再好的讲演者可能有时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大脑两半球的相对独立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上面我们已提到很难用言语描述出大脑右半球的复杂的感觉过程。许多精美的身体动作，包括体操在内似乎同左半球没有什么牵连。例如，众所周知的网球运动要求对手把其拇指准确地放在球拍上的某一位置。常常发生，如左半球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问题上，那怕是暂短的一刻也会破坏这一游戏。多种音乐能力是右半球的功能。即使没有一点用音符记录歌曲的能力，我们也能记住一首歌或一个曲子，这已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弹钢琴时，我们可把这动作说成是通过我们的手指（而不是我们自己）记住了这一乐曲。 这种记忆存储可能是很复杂的。最近我高兴地观看了由一个大型交响乐队演奏的钢琴协奏曲的排演。在这次排演中指挥经常不是从头至尾地进行，相反地他总是集中在较难的段落上，这一来是为了节省排演时间，二来是为了节省表演者的精力。使我印象极深的是，独奏者不仅能记住整首乐曲，而且能在总谱中标明的拍节上稍加提示就能在曲中所要求的任何地方开始演奏，这种值得羡慕的排演技巧就是左右半球的混合功能。很显然，在你头脑中，很难一下子记住你从未听过的整首乐曲，因此你只能在某些拍节上介入演奏。如用电子计算机的术语来说，同大型乐曲的串行存取相反，钢琴演奏者是随机存取演奏的。 这是在多种最难的和极其重要的人类活动中大脑左右半球彼此协同合作的范例。不过，对人的胼胝体两侧的功能独立性不作过高的估价是极为重要的，应该再次强调，象骿胝体这样复杂的电缆系统的存在必将意味着两半球的交互作用是人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功能。 除了胼胝休外，在左右半球之间还有另一个神经电缆，称为大脑前连合。它要比胼胝体小得多（见图21）。在鱼脑里是没有胼胝体的，只有大脑前连合。在人的大脑半球分隔研究实验中，切断了胼胝体，但仍保留了大脑前连合，嗅觉信息仍照常不变地在两半球间传导。通过大脑前连合似乎偶尔也发生传递一些视觉和听觉信息。但这种情况对于不同的患者各不相同，这是无法预料的。这种研究成果同解剖学和进化是一致的。大脑前连合（和海马连合见图21）所在部位要比胼胝体的位置深，并能在边缘系统以及还有可能在脑的更原始部分中传递信息。 饶有风趣的是人表现出音乐技巧和语言才能的分工。右颞叶损残或者是切除大脑右半球患者，音乐技能，尤其是识别和回忆音乐旋律的技能大大减弱，但其识谱能力却没减低，并且语言能力也没减退。这看来是与上述功能的分工完全一致的。记忆和鉴赏音乐能力，包括辨认音符的听觉力和对总谱的记忆力，而不包括分析音乐的节律。现有一些证据表明，作诗功能来自右半球。例如有一些患者因大脑左半球的损伤使其得了失语症，但他却能平生第一次写诗。当然，正如英国诗人、剧作家德赖登（Dryden）所说，“仅仅是作诗”而已，因为很明显，脑的右半球没有作押韵诗的功能。 通过脑损伤受试个体实验发现，大脑皮质功能限于一侧，即分隔独立的。但重要的是通过实验证实这一结论是否适用于正常人。加扎尼加对脑未受损残的受试个体进行实验，正象大脑分隔患者实验一样，使整个一个词一半字母在受试者左视界，而另一半在右视界，然后观察受试个体组成整个单词的情况，实验结果表明，正常人的大脑右半球几乎没有处理语言的能力，但却能将所见到的一切通过胼胝体传送给左半球，由左半球最后组成整个单词。可是加扎尼加也发现一例大脑分隔患者，其右半球竟有着惊人的处理语言的功能。但是该患者在他幼年时经受过颞部——顶骨部的脑病理变化。我们已经说过脑机能损伤如发生在两岁内的幼儿，大脑功能可以重新定位，但超过两岁的人功能重新定位就不可能了。 旧金山的兰利·波特神经精神病研究院奥恩斯坦（Robert Ornstein）和加利（David Galin）断言，当正常人分析智力活动转变成综合智力活动时，其相应的脑半球的脑电图活动也要发生予示性改变。例如当受试者进行心算时，其右半球就显示出甲节律，表征右半球无所事事。如果这一结果是准确无疑的话，这将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 奥恩斯坦作了一个很有趣的推论，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至少在西方是如此）同左半球的功能活动接触这么频繁，而同右半球的功能打交道较少。他指出我们对右半球功能的认识有点象白昼观察星星的能力一样。尽管白昼和夜晚星星都在闪烁着，但白昼阳光是那样金光闪闪，相形之下星光就微弱得觉察不出。一旦太阳西沉，我们就能看到星星。同样，最晚的进化上的辉煌顶点即左半球的语言才华放射出明亮的异彩，使右半球的直观认识功能相形见绌，暗淡无光。直觉的右个球可能是我们的祖先觉察周围世界的主要手段。 左半球按次序处理信息，与此同时右半球也会一次给与一些输入。左半球串行工作，右半球则并行工作；左半球有点象数字计算机，右半球大约象模拟计算机。斯佩里指出，大脑皮层两半球的功能分类是一种“根本的不协调性”的结果。现在大概只有在左半球“日落”时，也就是说沉人梦乡时，我们才能直接感知右半球的功能活动。 在前面章节我提到，梦态可能是爬虫复合体的作用白昼受新皮质抑制、夜晚才被解放出来的主要缩影。尽管频繁报道说梦态时阅读、书写、运算和语言口忆能力惊人地减弱，但我所提到梦的重要符号内容，表明了新皮质也相当大量地参与这一过程。 除梦的符号内容外，梦相的其他方面也表明在做梦过程中新皮质的作用。例如，我多次做过情节惊险的梦，出现这样梦境的原因在于有一些线索（很明显是不重要的线索）事先就渗入我的梦存储信息中。我头脑中整个梦情的发展有可能就在梦刚开始的时候（顺便说说，德门特指出，梦中事件的时间和实际生活中同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大致相等）。许多梦的内容天南海北，杂乱无章，可是也有些梦的结构是极其完美的。这样的梦真象一场戏剧。 现在，我们认识到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可能性，即梦态时新皮质的左半球被抑制，与此同时广泛熟知符号的右半球虽说是中断了语言、写作、阅读能力，但仍在完美地进行功能活动。这可能是因为夜里左半球的活动并没有完全停止，相反，它却在完成一种使脑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结果。夜里左半球忙于从短期记忆暂贮装置向长期记忆的数据转贮，从而确定应把哪些事件继续存贮到长期记忆中去。 偶尔的但又是确实可靠的报道，据说很难攻的智力问题在睡眠时倒得到解决，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还是德国化学家凯库莱（Friedrich kekule von Stadadonitz）做的梦。1865年有机化学结构上的最紧迫需要解决但又是迷惑不解的问题就是苯分子结构形式。几种简单有机物分子结构已从它们的性质中推断出来，所有这些结构都是直链的，其组成原子相互连接在一条直链上。按照他本人的描述，凯库莱在一辆马车上打瞌睡，做了一个梦，梦见排列在直链上的原子在跳动，突然原子链的首尾相连，慢慢形成了一个旋转着的环。醒后回忆这场梦的片断，他立刻意识到，苯问题的答案是碳原子六角环形，而不是直链。这是本质上的图形识别练习，而不是分析活动。也是通过做梦完成的最著名的创造行为的典型。这种创造行为是右半球的而不是左半球的活动。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这样写到：“难道我们不应该预料到，一旦我们失去外界时，我们就会暂时倒退到原始动物一样的非理性思维状态吗？许多人是拥护这一设想的，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许多研究梦的学者都主张，这样的倒退在本质上就是睡眠状态以及梦活动特色。”弗罗姆继续指出，我们有时在梦中能获得的某些见识，当我们醒后也就忘却了。不过我认为这些见识始终是直觉的或具有图形识别的特色。梦态中“类似动物所做的事”可以理解是爬虫复合体和边缘系统的活动，偶尔也有新皮质右半球活动的强烈直观见解。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当进行某种活动时，左半球的抑制功能基本上中断了的缘故。弗罗姆把右半球的这些见识称之为“忘却的语言”，他还争辩说，它们是梦的共同起源，是优雅的寓言和神话。 梦中我时常意识到，头脑中的一小部分在心平气和地监视和守护着，常常在梦的角落里有一种观察者，正是这个观察者，我们思维中的一部分，往往在恶梦时，对我们宽慰地说“这是在做梦”。也正是这个观察者，它欣赏着梦中富有戏剧性协调精彩的情节。但绝大部分时间这个观察者完全沉默不语。而当服用幻觉药时，如服用大麻或迷幻药LSD（麦角副酸二乙酰胺），这样的观察者就出现在梦中，这已成为一般的传闻。服LSD后的感受可能是极端可怕的。有些人对我说服LSD后神态正常和精神错乱的差异完全依赖于梦中“观察者”，即那一小部分沉默的清醒的意识。在服大麻的感受中，我的一个受试者意识到，这个静默的“观察者”以神奇的和很不相称的方式出现，它兴趣极高地进行应答，偶尔对服大麻后体验到的千变万化的梦幻提出批评意见，但它尽不属于梦中的一部分。“你是谁？”我的受试者平静地问它。“你问这干什么？”它很有经验地反问着，很象寓言中伊斯兰教的泛神论者或者象强调默坐专念的佛教禅宗一样。我的受试者对此十分迷惑不解。我认为这个观察者是左半球关键性才能的一小部分，在服幻觉药后这部分发挥的作用要比一般梦的体会大得多。但在这两种状况下这个观察者都程度不同地出现。“提问题的是谁？”现仍未答复，大概它是属于大脑皮层左半球另一个组成部分。 现已发现人和黑猩猩左右半球的颞叶是不对称的，左颞叶相当发达。婴儿生下来就有这种天生的不对称（早在妊娠第29周就出现这种不对称），这就使人联想到左颞叶擅长控制语言的遗传素质（可是，两岁内的幼儿如发生左颞叶损伤，也能在右半球的相应部分发展所有的语言功能，并不减低语言能力。但若大于两岁，这种代偿功能就无法兑现）。同样发现幼儿的行为也偏向一侧，他们能用右耳较好地理解语言材料，而非语言材料是用左耳，这一规律性也出现在成年人身上。类似地婴儿观看其右边的物体所用的时间，平均要比察看其左边的同一物体所花的时间多；并且其左耳同右耳相比需要有较高声音才能引出应答。与此同时在黑猩猩的脑和行为上就没有发现此类不对称现象。迪桑（Dewson）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级灵长目动物可以存在某些一侧优势，但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高级动物，比如说恒河猴的颞叶上具有解剖结构上的不对称性，人们一定会猜测黑猩猩的语言能力也会同人一样控制在左颞叶。 非人的灵长目动物象征性呼叫的贮存似乎控制在边缘系统，至少弥猴和恒河猴整个技能可能是由边缘系统的电刺激引起的。人的语言控制在新皮质内。这样人类进化实质上每前进一步都要由边缘系统的有声语言控制向新皮质颞叶控制转移。这是一种从本能向学习获得通信交往的过渡。然而类人猿获得手势语的惊人才能，以及黑猩猩脑一侧优势的线索都指明，灵长目由主观意志所控制的象征语言并不是近代的发明。相反，这可追溯到儿百万年前。这同能人旁嗅区的颅骨内模化石资料是一致的。 起人类语言作用的猴脑新皮质区即使发生损残，也不能减弱猴的本能发音。由于人语言能力的发展，新的脑系统也必须在本质上得到进展，这就不是依靠重新加工边缘系统的呼叫机构所能解决得了的问题。一些人类进化专家指出；语言能力的获得发生在最近，也就是几万年的历史，并且同最近冰河期的复杂课题有联系。但是这个年代同这个观点似乎是矛盾的，况且人脑的语言中枢是非常复杂的，很难想象自最近冰河作用的顶峰以来即仅仅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就会进化到现在这样程度。 证据表明几千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了新皮质，但其新皮质的左右半球功能都是类似的重复。自直立行走、工具使用和语言发展以来相互促进，例如语言能力的一小点增长都会把手斧进一步改进，相反也是一样。脑的相应进化似乎是通过两半球中的一个半球在分析认识上的功能特化进行的。 顺便说及，初始冗余显示出计算机设计上的深思熟虑。例如，由于缺乏大脑皮质的神经解剖学知识，设计“海盗”登陆器运载工具上的存贮器的工程师嵌入了两个相同程序的电子计算机，由于事物的错综复杂，两台计算机很炔就出现了差异。在火星着陆之前对这两台计算机进行了智力测验（通过地球上一个更灵敏的计算机），不灵活的电脑接着就停止活动了。大概人的进化也经历了类似方式。受到高度评价的推理和分析能力定位于好象是“另一个”脑里，是一个不能完全胜任直觉思维的脑，在进化上常常采取这种办法。实际上，机体复杂性增加时，遗传信息量随之增大的标准进化常例都是通过将遗传物质加倍，然后将信息多余装置特化来完成的。 几乎所有人类语言对“左”“右”都有感情倾向，而主要还是倾向“右”边。“右”与合法性、正当行为、高尚伦理原则、坚定性以及男性特点背关。与“左”有关的是脆弱，恐惧，意志不集中，罪恶以及女性特点。在英语中与“右”有关的词或词组有：rectitude（刚直），rectify（纠正），righteous（正义），right-hand man（得力助手），dexterity（惯用右手），adroit［灵敏，来自法语“a droite”（向右）〕，rights（权利）以及词组“in his right hand”（得力助手），还有ambidextrous（灵巧）也是指两只右手（two right hands）的意思。 另一方面（从字面上讲）英语中的“sinister”（不吉祥，左边的）在拉丁语中确切表示“左边”的意思。同样。“gauche”（笨拙的）在法语中也是“左”的意思，俄语中表示“向左”的词（nalevo），在英语中意指“鬼鬼祟祟”，意大利语中意指左的词“mancino”，在英语中表示“骗人”的意思。此外，英语中还有gawky （粗笨的）、gawk（笨人）以及“left handed compliment”（言不由衷的恭维话），这些词看来都与左半球有关。只是在英语中有“Bill of rightd”（人权法案），却没有“Bill of lefts”这一词组。 从词源字上来看，英语中的“left”（左）来源于撒克逊语“lyft”，意指“软弱”或“无用”的意思。“Right”在法律上的意思（与社会法则一致的行动）意指“权利”。而“right”在逻辑上的含意指的是（与错误的对立面）“正确”的意思，这一切也都是在多种语言中常见的。“左”、“右”用在政治上，好象是从一般作为与贵族阶层抗衡的重要的非主导政治势力兴起时开始的。贵族都站在国王的右边，而激迸派的崛起者——资产阶级则站在国王的左边。由于国王本身就是贵族，因此贵族也维护王室的权利，这样右边总是处于优惠地位。在神学里正如政治上一样“在上帝的右方”。可以发现许多“右的”和“直的”之间联系的例子。墨西哥人说的西班牙语中如说“right，riglit”就表示照直向前的意思。美国黑人说的英语中“right on”,常常用于富有表情或熟练地表达一种赞同的词组。目前在英语口语中“Straight”也常用于表达“法规的”、“正确的”、“适合的”等意思。在俄语中“右”是“pravo”，同样它也是表示“正确”的意思，是“pravda”（真理）的同源词。并且在许多语言中“true”还有另外的词义，即“准的”，“准确的”，正如“他的目标很准”一样的词义。 斯坦福——比内氏智商测验（the stanford-Binet IQ test，测量儿童及青年精神活量的试验一译注）作了一些努力，试图检测左右两半球的功能。为检测大脑右半球的功能做了如下试验：把一张纸折叠几折后，再用剪刀剪去一小块，然后让受试者预言出这张纸打开后的外形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将剪掉的纸块藏起来。让受试者估算总共有多少纸块。尽管斯坦福——比内氏测验的发明者认为几何学概念问题在确定儿童“智力”上是十分有用的，可据说这种智商测验对成年人和十几岁的青少年来说越来越显示不出多大效果。可以肯定地说，这对测验直观飞跃的检验余地很小。毫无疑问，从智商测验看来，很大程度上是偏向测验左半球的。” 那种热心于放弃左手右半球而采用右手左半球的偏见使我联想到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勉强赢得胜利的一方，要对竞争党和其争论观点进行重新命名，以便使后代易于慎重决定信任那个党。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初期，列宁的党还是一个很小的分裂的小组时，列宁把这个党命名为布尔什维克党，这在俄语中意指多数党。反对党被迫处于一种畏惧的愚蠢想法，采用了少数党孟什维克命名，十五年内，孟什维克党确实成了少数。同样地，目前世界上已形成左右两大联盟，是一种充满仇恨斗争的证据，这类证据在人类历史中*象探囊取物一样容易找到，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引起这样强烈仇视的感情呢？ 击剑和拳击、棒球以及网球运动比赛时，用右手训练的参加者出乎意料地遇上个左撇子，他将发现自己的弱点。同样地，一个凶狠的惯用左手的剑手其右手很易接近对手，可是右手对敌手没有威胁，好似作为一种裁军和平的手势一样出现。这种情况似乎不能用来解释对左手极其厌恶的程度。也不能把这种强烈的厌恶感扩展到传统的非格斗者——妇女那里去。 大概这是遥远以前的事，在工业没有得到发展的社会里，可能买不到卫生纸。而大部分人类历史中，以及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不拿东西的手常用于大便后揩净屁股，这是一种技术不发达的文化生活方式，绝不能理解为有这种习惯的人对此很欣赏，这在美学上也是无吸引力的，况且又涉及到把疾病传给他人或自身的危险。最简单的预防方法就是打招呼和吃饭时用另一只手。毫无例外，在科学不发达的人类社会里，人们总是用左手擦净屁股，用右手来问候和饮食。偏离这一常规或偶尔疏忽就会引起人们极端反感。儿童如果违反了例行的用手习惯要受到严厉惩罚。在西方上点岁数的人都记得那个时代，如果用左手去拿物体就要受到严厉责难。我相信这种考虑只能说明对使用左手的强烈厌恶感，而把社会中使用右手这样一个很平常的事，故意装腔作势他说成是防御性措施，并自以为此而庆幸。但无论如何这样的解释不能说明为什么起初就把左右手分工担负不同特殊功能的原因。有人争辩说，使用左手擦净大便这只是在统计学上的一种偶然性。不过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有一种社会，使用左手也是完全正当无咎的。事实上，这样的社会似乎是没有的。在一个大多数人都用右手的社会里，精密的工作，“饮食、战斗等就要用受到宠爱的右手去做，而把不负重要责任的擦屁股工作移交给左手完成。然而这也说明了社会上大都惯用右手的原因。就其最基本意义来讲，肯定还会存有另外的确切解释。 你喜欢用哪只手做最主要的工作与控制语言的大脑半球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绝大部分惯用左手的人其语言中枢可能还在左半球。但在这一观点上是有争论的。尽管如此，用手习惯的本身被认为同脑的一侧优势有联系。某些证据表明，惯用左手的人很可能在阅读、书写、言语和运算等这些脑的左半球功能上存有一点问题，但是他们却很擅长于想象、图形识别和一般的创造力等脑的右半球功能。某些材料表明，从遗传学观点来看，人类偏向惯用右手。例如，妊娠三、四个月的胎儿右手指纹（突起）的数量就比左手多。在整个胎儿期以至出生后这种优势始终保持着。 与人有着原始亲缘关系的南方古猿，它们用手习惯的资料是从被古猿用骨棒子或木棍击伤的狒狒的头骨化石分析中得出的。南方古猿的发现者达特（Raymontd Dart）作出结论，大约有20％的南方古猿是惯用左手的，大约与现代用左手的人百分比相等。相反，与此同时发现其他动物表现出喜欢用爪，很可能它们的左右爪几乎都是一样受惠使用的。 左和右的区分已深深陷入人类的往事经历中，我不知道是否在理性和感性认识之间，以及大脑两半球之间有一点冲突或争斗还没显露在右与左两个相反的词上。正是控制语言能力的左半球控制着右侧，事实上在身躯右侧可能没有更多的敏捷，但它肯定是相当繁忙的。左半球似乎完全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防范着来自右半球的威胁。假如是这样，鉴于动机的理由，对直观思想的言语批评就会变得疑虑重重；同样，有充分理由认为，右半球对左半球也有一种不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类似疑虑。 在承认左右两半球两种思想方法有效的前提下，试问在新环境中左右两半球的效能和用途是否等同？毫无疑问，右半球直观认识可以理解对左半球来说十分难解的模式和联系。右半球还可觉察出毫无存在的模式。怀疑批评念头不是右半球的功能标志，纯属来自右半球的学说，尤其是在新尝试的情况下发明的学说，可能都是错误的或是狂想的。 威尔士加的夫大学附属学院心理学家戴蒙德（StuartDimond）最近做了实验。他用一个特制的接物透镜，把影片映在左半球上。当然对于一个正常受试者来说，通往一侧脑半球的信息是通过胼胝体传递到另一半球的。要求受试者根据感情内容对各式各样的电影作出评价，这些实验表明，在观察世界上，右半球比左半球更多地表现出不快，敌意，甚至是明显的虚伪倾向。加的夫学院的心理学家同时也发现，当两半球同时工作时，我们的感情反应仅同左半球的反应相似。很明显，在日常生活中，大脑右半球的抗拒性通过更加随和的左半球来逐渐强制地调合过来。邪恶和怀疑的情调好象都潜藏在右半球，这可以解释左半球所感觉到的对左手和右半球邪恶特性的反感。 在患妄想狂的人的思想中，他自信自己察觉出一个阴谋，也就是说在朋友、同事或政府的行为中暗藏的（和恶毒的）阴谋，可是实际上并无此事。假如有这样的阴谋，受试者可能是极端忧虑的。但未必他的思想就是象患妄想狂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首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就是突出的一例。大战末期，福雷斯特尔坚信以色列的密探一直在到处跟踪他，而他的医生却认为他这种固执的念头是十分荒唐的，并给他做出患妄想狂的诊断，把他关在瓦尔特·里德军队医院的顶楼上。由于医院人员过分地敬畏上层人物，对他看护不严，致使他跳楼身亡。后来，果真发现确实有以色列密探在跟踪刺杀福雷斯特尔，那个密探也在担忧，怕阿拉伯国家间谍可能察觉他的企图。福雷斯特尔还可能有另外的问题：尽管他已觉察到了危险，但他却被定为妄想狂患者，使他无法摆脱所在的困境。 社会急骤变化的时代里，阴谋活动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方面来自主张变革的人；另外也来自维护现状的人。在近代美国史中，维护现状的要多于寻求变革的。当不存在阴谋时察觉到阴谋的存在，这就是妄想狂的症状，如确有阴谋存在，察觉到阴谋存在就标明精神是正常无疾的。我的一个熟人说，“今天在美国，假若你不是一个妄想狂患者，那你也是个精神不正常者。”我不知道这一论断是否也适用于全球。 没有经过左半球的详尽研究，就无法断言通过右半球推断出来的模式是实际存在的还是虚构的。另外，仅仅是一个决定性的思想，而没有创造的和直觉的见识以及没有对新模式的研究，那么，它也不会有结果，并且注定要失败的。在骤变的环境中要解决复杂问题就需要两半球的共同活动：通过胼胝体沟通大脑两个半球，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途径。人所周知，许多人一见流血就产生眩晕的反应，这就是由不同的感性认识功能所引起的不同行为的一例（当然，这仅是多种例子之一）。我想这个道理很清楚，因为多年来我们一直把自身出血与疼痛、损伤和破坏机体的完整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流血，就产生出一种同情感，感到有一种极其痛苦的感受。我们都体会过疼痛的滋味。毫无疑问，这就是在许多人类社会中，把红色作为停止信号或意味着危险的原因。假如我们的血液里携带氧的色素是绿色的话（在生化学上它有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所有人就会把绿色看成是危险的天然标志，而会觉得使用红色的做法有点滑稽可笑。 另一方面，经过训练的医生见到血时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他会立即联想分析，这是哪个器官受了伤？怎么会这样大量地出血？是静脉出血还是动脉出血？是否需要使用止血带？所有这些分析活动都属于左半球的功能。它们需要比单纯流血等于疼痛的联想更复杂更有分析力的认识过程。而且，这种分析要远远高于实践经验。假如我受伤流血，我们定去找一个有多年经验善于处理受伤流血的外科医生，而不去找一位富有同情心一见血就发晕的朋友。后者的明确动机仅限于不愿意他人受到伤害；而前者对受伤流血者能有所帮助。在一个有理想结构的物种内，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机体上，我们大多数人正是如此。这两补思想的模式具有完全不同的复杂性，可是对生物存活都有相互弥补的价值。 劳伦斯（D·H·Lawrence）关于月亮本质的见解可以说是直觉见解偶尔抵制分析见识的典型事例。他说：“没有必要告诉我说，月亮是天上的一块死岩，我知道它不是块死岩。”的确，月亮并不是天空中的一块死岩，它是美丽的，它能使人产生浪漫主义联想的魔力，它能引起潮汐，还可能是确定地球上人类每月活动周期的依据。天空中的死岩仅是它的特性之一。直觉见解在我们以往个人体验的或是进化中的感受范畴内是大有作用的。在有关天体密集物体性质这样的新领域中，直观推理很难适应理性思想从自然界中探索到的见识。照此推理，理性思想过程不是本身的终结，应从对有益于人类的广泛角度上去理解。归根结底，理智的合乎逻辑的努力，其本质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本质。 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可以看作成应用于自然中的狂妄思想，我们期望得到自然的协同，并希望获得完全不同的数据之间的联系。我们的目的是从自然中抽出模式（右半球思想），事实上，许多抽出来的模式并不同数字相符，因此它们必须受到严格的分析（左半球思想）。缺乏对模式的严格分析研究，僵硬的怀疑主义是不会得到完善的科学知识的。而要有效地获得知识，则需要两个半球的协同工作。 微积分、牛顿物理学和几何光学，基本上是通过几何论证得到的。而今天，主要是通过分析论证进行讲授和示教：数学和物理学不仅是教学中的创造，而主要是右半球功能的产物。主要的鼥学见识在特性上都是直觉的，这在目前也是常见的。同样，在本质上是通过线性分析论证，用科学论文阐述出来的，这并不反常。这种创造行动主要来自于右半球的组成部分，但要论证创造结果是否有效主要还是要靠左半球的功能。 万有引力可以通过把收缩状的黎曼——克里斯托弗尔氏（Riemann-Christoffel）张量等于零来理解，这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惊人的发现。这一论点之所以被人们接受仅仅因为这一结论可以得出详尽的、数学方程结果，预先检验出与万有引力的区别之处。尔后，再作实验决定应采取哪条途径。在三个有名的实验中，即通过太阳附近的星光偏角：距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在运行轨道上的运动：强恒星重力场内谱线的红向移动，大自然是赞助爱因斯坦的。如果没有这些实验，就很难有一位物理学家能承认广义相对论。物理学中有许多几乎近似辉煌精致的学说都被人们摒弃了，因为它们不能经受实验的论证而得以存在。依我看，假若这样的对抗和摒弃假说的意愿是我们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那人类情况将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确信，没有两半球较大范围的进化，科学就不会有什么重大进展。但这对艺术则不同。很明显，艺术不需要在实验室里作实验。有欣赏能力的、专心致志、无偏见的观众根据他们各自的满意程度，确定其艺术水平如何。我可以从上百个例子中举一例说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法国艺术评论家、学报和博物院全都抛弃了法国印象派。而今天，印象派团体又广泛地支持印象派艺术家创造出新作品。历史的时钟又向相反的方向倒转了一个世纪。 本书是一个模式辨认的练习，是企图利用各学科和神话中广泛的多种多样的线索，去了解自然和人类智力进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脑右半球的活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常常在半夜或凌晨被一种产生出新见解的兴奋激醒。我想许多细节还需作实质性的修正，至于这些新见解是否真实可靠，还完全取决于我的左半球功能发挥如何（这也取决于我对这些观点的取舍，因为我还没发现论证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在写此书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反复出现的各种不同的例证，它们在构思以及手法上都生动地阐明了自己的内容。 十六世纪，在数学量之司关系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方法：你可以写出一个代数方程，也可画出一条曲线。笛卡尔（Rene Descartes）在创造解析几何时，展示出了数学界这两种观点的形式恒等关系（顺便说一下，笛卡尔还是一位确定大脑功能定位的解剖学家）。 目前解析几何已成为十年级学生的普通课程。但这在十七世纪却是一个辉煌的发现。然而，代数方程就是大脑左半球的典型结构，而一条普通几何曲线，即相关的点连接起来的图形，则是大脑右半球特有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解析几何是数学上的胼胝体。当今一系列学说发现它们相互之间既不冲突或者也没有相互的交叉关系。在一些关键时刻，左半球总与右半球的观点相对，这就使外观不相联或观点相反的笛卡尔连接法再度成为迫切需要。 我认为，只有通过大脑左右半球的合作，我们和任何其他人类的最有意义的创造活动——法制和道德规范、艺术和音乐、科学和技术才有可能实现。就是这种创造活动，即使从事得很少或仅作了一点点，也将会使我们和整个世界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就是胼胝体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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