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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脑似乎很难处于一种安定静止的状态。偶尔的小冲突和少数的争斗是常有的。大脑的各组成部分对某些行为有着倾向性，因而就不会陷入宿命论和失望之中了。我们现已能从实质上掌握脑的各个组成部分间的相互关系。解剖学并不能决定命运，但也不是毫无关联的。至少某些精神病可以理解为争斗着的神经部分冲突的结果。大脑组成部分可以用多种方式相互制约。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边缘系统和新皮质对爬虫复合体的抑制作用，在整个社会里还可能有爬虫复合体对大脑皮质的抑制和大脑两半球之间的相互抑制。 一般说来，人类社会是不易革新的。他们等级森严，因循守旧，任何变革的建议都要受到怀疑，因为任何未来的礼仪和等级上的变动都意味着不快。一套礼仪换成另一套，也许换成几乎没有什么礼仪结构的简单社会。但是社会总该有所变革。这正象犹太人始祖艾伯拉罕·林肯（AbbahamLincoln）所阐明的那样：“以往的条条框框不适应激烈斗争的现实。”现状中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是试图改组美国和其他社会的多种困难所在。如改革现状则要求现居高位的上层人物较多地采取面向下层的步骤，看来他们对此是不欢迎的，而且是抵制的。 很显然，在西方社会中，事实上也有一些变更和重大改革，当然这还远远不够。但相比之下似乎还是较多的。陈旧僵化的文化对于社会变革是一股强大的阻力。在特恩布尔（Colin Turnbull）的《森林中的人》一书中，辛辣地描述了一个跛脚的俾格米族侏儒姑娘。正在访问的人类学家给她一副工艺新颖漂亮的拐杖。尽管事实上大大地减轻了这个小姑娘的痛苦，可是人们，包括她的父母，却对这项发明无动于衷。 在传统社会里，有许多排斥新事物的例子。诸如伦纳德（Leonardo）、伽利略、伊拉兹马斯（Desiderius Erasmus）或弗洛伊德的生平就是形形色色的范例。 稳定状态的社会中的传统总是易被大家接受的，一定的文化形成要痛苦地经历许多代发展过程，才被公认是可行的。象突变一样，任何随机的变化往往不太适应。当然也如突变一样，如能达到对新环境的适应，那么这种变异就是必不可少的。这两种趋势中出现的紧张局面，明显地标志着当代的政治冲突。象我们时代一样，在一个客观自然的和社会环境急骤变化的时代里，只有顺应潮流才能适应生存；那些处于静止不变的居群就不能顺应生存。几乎在全部的人类历史中，围狩者的生活方式，有力地促进了人类进化的发展。我认为，已有确凿证据表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打算从事这种文化的发展。假如我们不承认围狩者生活，那就等于不承认人类的早期阶段。围狩和高度发展的技术和文化两者都是新皮质的产物。目前我们决心坚定不移地走科学技术文化途径，不过这将有个逐步适应过程。 英国出现了许多富有惊人才华的被人们称作博学多识的科学家和学者。这些人中有近代的贝特朗·罗素（Bertrand Russell）、阿·诺·怀德海（A·N·Whitehead）、J.B.S霍尔丹（J.B.S.Haldane）、约·德·贝尔纳(J.D.Bernal）和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罗素提出，富有才华的个人发展需要有一个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强求一致的压力的童年时代。 尤其是当今时代，有这么多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摆在人类面前，迫切需要发展广阔的有权威的思想。在这些国家中，必须执行一条符合于民主思想的路线，从人道主义出发，促进智力的发展，尤其是鼓励大有前途的青年人智力的发展。与此相反，我们发现，在大多数国家里现行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几乎全是老一套低劣的公式化的教育过程。我有时也很想知道，在当代美国的电影和电视里投观众所好，大量放映具有吸引力的性和暴力的影片，这是否反映出我们头脑中的爬虫复合体过于发达；与此同时，新皮质的多种功能活动，部分是由于学校和社会的约束，却难以表现出来，因此这类活动就不大彼人们熟知，从而也得不到足够的珍惜。 由于近几个世纪连续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和技术上的变革，世界陷入了动乱之中。我们现在已不是生活在传统和一成不变的社会里，我们的政府好象只做着我们已做过的事，以此来抵制变革。在我们没有彻底地毁灭自己之前，未来是属于那些不忽略人所共有的新皮质部分得以昌盛发展的社会；属于那些鼓励多样化反对单一位的社会；属于那些努力从事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验研究从而开发资源的社会；属于那些准备为长远利益而牺牲暂时利益的社会；属于那些把娇嫩弱小的新思想视为具有无限生命力并且是通往美好广阔未来的社会。 对脑的进一步认识，大概将来会涉及到象确定死亡和允许坠胎这类令人伤脑筋的问题。从西方国家现代的社会风尚来看，似乎完全有理由随意杀害非人的灵长目和哺乳类动物， 但不允许（对个体而言）杀死生活在同一环境中的人类。其逻辑上的含意就在于形成人和动物区别的人脑具有人类特有的本性。按这个道理，对处于昏迷状态的病人，只要他们脑皮质的主要部分还有功能活动，即使在身体和神经的其他功能上都有较大的损残，但从人的意义上看，可以肯定说他们还活着。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病人尽管他还活着，但已表现不出新皮质活动的征象（包括睡眠时脑皮质的活动），从人的意义上来说，也就断定他已经死了。有许多这样的情况，脑皮质已经完全停止活动，可是边缘系统、爬虫复合体和下脑干仍在起作用，象呼吸、血液循环这样的基础功能还是完好无损。我想提出一个能普遍被人接受的又有充分根据的关于法律上的死亡定义。在此之前，就需要我们对人脑生理学作更多的研究。要得出这样一个定义，很可能要求我们详细研究脑的新皮质和与新皮质不同的脑的其他组成部分。 相同的见解可以有助于解决七十年代后期美国兴起有关坠胎的大辩论。争论的一方主张，既然妇女生来就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力，那么，出于心理上的厌恶感或在无能力抚养的前提下，她们就有理由进行流产；辩论的另一方则坚持“生的权力”，主张那怕杀死妊娠头三个月的一个还没有形成胚胎的受精卵也得算杀人犯，因为受精卵已经有变成人的“潜力”了。我想在这场激烈争论中，每一方所提出的任何解释都不可能得到对方那边中坚分子的赞成。有时我们的心情和头脑会使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基于这本书前几章我提出的见解，我愿意提出一种合理调和的意见，至少也算个尝试吧。 合法流产毫无疑问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和非法的屠杀，避免法律上不允许的“后门”坠胎、在这个连续失去人口控制，受人口剧增威胁的文明世界里，广泛采用的医药流产适合社会的需要。杀婴做法似乎也可以解决不愿生育和无抚育条件生育两个问题。这一方法已在许多人类社会和团体中广泛使用，其中包括通常被认为是我们文明祖先的古希腊文明世界。现在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每四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在第一年中夭折。然而根据我们的法律和惯例，杀婴毫无异议就是杀人犯。一个七个月的早产儿与一个在子宫里七个月的胎儿之间没有什么重大原则区别。因此，依我看来，在这时候流产至少是妊娠期的最后三个月流产，与杀人犯是十分相近的。以胎儿在分娩前三个月里还不能呼吸作为杀婴的理由也是似是而非的。假如婴儿生下之后尚未剪断脐带或是还没有呼吸，就能允许杀死这个婴儿吗？同样道理，比如说我心中很不愿和一个陌生人同住在一个军用帐篷或是大学的宿舍里，我也没有权力杀掉他。还有一些税务使我很烦恼，可是再烦恼也不能干掉那些收税人。在这样的争论中，公民言论自由的观点常常被搞得模糊不清。有时我扪心自问，为什么争论中一方的观点会影响我呢？然而，那些反对禁止杀人法律的人们，能够无条件地遵守社会所需要的刑事法吗？ 争论中的另一方，所谓“生的权利”的措词正是一个“废话”的典型。这样的空话只能使人激愤，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启示。当今世界任何社会里，都没有这样“生的权力”，以前也从没有过（除少数几个例外，如印度的耆那教徒中间有过这种生的权力）。例如，我们饲养牲畜为的是屠宰它，毁灭森林；污染河水和湖水，使鱼无法在那儿生存，猎取鹿麋以寻欢取乐；猎取豹子获其皮裘；捕获鲸鱼喂狗，缠住海豚，使其气喘吁吁，剧痛翻滚；使金枪鱼陷入罗网，借口“控制种群量”，用棍棒打死海豹幼兽，所有这些动物和植物都象我们一样是有生命的。在许多人类社会里所保护的不是生命，只不过是人的生命而已。甚至就在这种保护下，时常还发动战争，使无辜的居民遭受巨大可怕的伤亡，我们大多数人恐怕对此都感到触目惊心。就是这样大规模杀戮也被我们对方的种族或民族主义者辩解为屠杀低等民族，从而证明这种屠杀反而是正当的。 同样，关于人“潜在生命”的争论对我说来似乎更是微不足道。任何人的卵或精子在适宜的环境下都有变成人的潜力。另外男性手淫和夜间遗精往往被看作是自然行为，一次射精的精子量足够繁殖数亿人，难道能有理由把此种行为也指控为杀人犯吗？另外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从人身上任何地方取出一个细胞无性繁殖生成一个完整的人。照此推理，在无性繁殖成为切实可行的时代里，我身上的任何一个细胞都会成为变成人的潜力，那么，如果我的手指刺破流出一滴血，难道就得算我犯了大规模屠杀罪吗？ 很明显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同样也很清楚，平息这场争论只有在许多各自坚持的有争议的问题上互相让步。关键性实际问题是要确定到底在什么时候胎儿才算发育成人。这又要回到我们所谓的什么是人的问题上来了。确实，没有人的外形不能看作人，就是由人体类似的有机物组成的人工制造物，没有构成人形时当然也不能看成人。同样，其他星球上智慧生物，尽管他们与人类不相似，但他们在道德、智力和艺术造诣上只要超过我们，这肯定要算作人，当然也应属于禁止屠杀之列了。我们禁止凶杀人类的理由就是因为人类具有某些特性，一种特别珍惜的特性。地球上具有这一特性的机体为数不多，或除人之外根本没有。这种特性不是指感觉疼痛或体验深沉的感情，因为就连被我们无缘无故屠宰的许多动物也确实具有相似的感情。 我相信，这种人的本质的特征，就是指我们的智慧。假若如此，新皮质的功能活动和发育就是我们人类生命特有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我们无法要求新皮质功能发育充分完善，因为它在人出生后才能全面健全发展。根据胎儿的脑电图确定，大概就在新皮质活动开始时，也许我们才可以说胎儿转变成了人。由简单的胚胎学观察结果（见图29）即可得出，脑从什么时间才开始出现明显的人的特征。 至今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在我看来，这些研究工作在这场流产的争论中可能起到使双方都能互让的主要作用。毫无疑问，胎儿发育中，在新皮质脑电图信号首次出现时，人的生命才算开始，这样的法律定义还是偏于保守的。即趋向表现出新皮质活动的最早胎儿阶段，大概出现在妊娠三个月前后（我们这里所谈的都是指在理性社会里法律所禁止的东西：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认为使一个早期胎儿流产就是杀婴，那就不应该去施行和接受人工流产）。 在始终一贯地应用这种思想时，应该避免人类沙文主义。假如有的人虽然他已完全发育成人，但是智力稍低，他们至少也应该受到保护免于被杀。目前，我们正愿意把这种保护扩展到子宫内的晚期胎儿上去。关于海豚、鲸鱼和类人猿存在智力的证据，现在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令人信服的。所以我想，与流产道德态度一致的是，应该坚决限制无辜杀害这些动物。但是最终解决有关流产争论的关键，好象还是在于研究产前胎儿的新皮质活动。 人脑的未来发展究竟如何？现在有着大量和不断增多的证据说明，很多类型的精神病就是由脑内化学递质和传导障碍引起的。既然很多精神病都有相同的症状，它们可能都起因于同种障碍，从而就应得到同样的治疗效果。 英国十九世纪精神病学先驱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说：“查明了梦态也就弄清什么是精神错乱了。”严重丧失做梦的人经常出现白日梦，精神分裂症常伴有夜间睡眠减少，但是，这究竟是原因还是结果，至今还不清楚。“精神分裂症通常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忧郁和绝望。假如，精神分裂者夜间梦见飞龙挣脱了牢固的锁链，白昼隐约看见飞龙冲破大脑左半球束缚，张牙舞爪地跳出来，想想看会有什么表现呢？别种精神病可能趄因于大脑右半球的功能损伤，例如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的精神分裂者很少发现他们能进行感性认识的飞跃。 在六十年代中期，哈佛医学院的格林斯庞（Lest Grinspoon）和同事们对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各种治疗技术的相对价值作了一系列对照实验。他们都是精神病分析学者，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偏见，那就是倾向于使用语言，而不是药物治疗。但他们出乎意料的发现，最近研制出的镇静剂——甲硫哒嗪（与称作酚噻嗪的抗精神病药物疗效大体相等的一种药）是异常有效的，即使不能完全治愈也可控制症状发展。照患者、患者家属和精神病学医生评定，单独使用酚噻嗪和同其他药物混用的疗效至少是一样的；面对这些无意中的发现，这些实验者的那种诚挚的品格是令人钦佩的！（很难想象能有哪种实验能使那些竞争中的中坚虔诚分午肯承认对方学说的正确性）。 最近研究表明，“恩妥芬”（endophin）是一种在鼠和其他哺乳动物的脑内天然存在的小分子蛋白质，可以诱发这些动物明显的肌肉强直和木僵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复发僵呆。精神分裂症一度占美国住院床位率的10％，这种病是分子的起因还是神经性原因引起的至今还不清楚。但不难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确切发现脑中哪个部位和哪些神经化学递质造成了这种机能失常。 医学道德观这种古怪问题来自格林斯庞等人的实验。镇静剂在治疗精神分裂症上是如此有效，现已广泛认为如不给患者使用就是不合医学道德了。这种医学道德的另外含意，就是反对在患者身上反复进行证实镇静剂疗效的试验。同时也认为拒绝对患者病况作最彻底的治疗也是一种不应有的残忍。因而，不服镇静剂的精神分裂病的对照观察组就没必要设立。如果必须进行验定某一化学药物对患者的脑功能障碍疗效如何，这样的实验只能进行一次，并且这次实验效果应有非常成功的把握方可进行。 这种化学疗法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应用碳酸锂治疗狂郁症患者。锂是一种分子量最轻、结构最简单的金属。如果患者处于极度痛苦时，给其摄入严格控制的一定剂量的锂，患者病情就会得到惊人的好转。患者和医生都有这种共同的看法。为什么这样一个简易的疗法会产生出这样显著的疗效至今还弄不清楚。但最大可能是与脑内酶的化学组成和化学性质有关。 一种很奇怪的精神病就是吉尔·德·拉·图雷特病（Gills de la Tourette's disease)（这种病是由一位叫吉尔·德·拉·图雷特的法国医师最早发现的，并以其名字命名，而不是因他患这种病而定名的）。此病症状中的多种运动和语言紊乱之一就是一种奇怪的强迫性胡说。尽管患者的言语非常流利，但竟滔滔不绝他说些猥亵和亵渎话。医生把鉴定这种病的方法称作“走廊诊断”，患者能在暂短的看病时间中极其困难地控制自己，可是医生刚离开诊室到走廊去，息者污秽的语言就象决堤的洪水一样，一涌而出。人的头脑内有一个产生“脏话”的部位（类人猿也可能有）。大脑右半球能够应付的词汇量是极其有限的，顶多也不过是“喂”、“再见”，还有一点少量爱说的猥亵话。图雷特氏病大概只能侵袭大脑左半球。剑桥大学英国人类学者坎贝尔（Bernard Campbell）指出，边缘系统能同大脑右半球完美地结合。依我们看来，右半球比左半球能更好地处理感情这类活动。不论猥亵的话涉及到什么内容，它们总会给本身增加强烈感情的。但是图雷特氏病是如此复杂。好象是因特异的化学神经递质缺乏引起的，并且，似乎用严格控制剂量的锂就能减轻症狀。 最近证据表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血管加压素等边缘系统激素能大大改善动物保留和恢复记忆的能力。如果说脑还没有最终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这些以及其他类似例证就使人联想到，我们至少可以通过改变丰富的脑的小分子蛋白质含量或者控制这种蛋白质的合成，从本质上来改善脑的功能。这种例子也表明可以大大减轻精神病患者所常常感受到的沉重的内疚感，这却是麻疹患者很少感受过的。 脑的大量沟回和大脑皮层皱摺，还有脑是那样恰到好处地装入头骨内的事实，都清楚地表明很难往现在的头颅内再多装些脑子。由于女性产道和骨盆的大小所限，到目前为止头骨再大的大脑也不能继续发展了。 剖腹产在两千年前是很少做的，目前却很流行。剖腹产能使较大容量脑的胎儿出生。改进脑的另一种可能就是现代充分发展的医学技术能够使胎儿在子宫外全期发育。可是进化变异率是如此缓慢，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好象没有一项能因新皮质较大范围的增大和由此产生的较高智慧而得以解决。将来会有一天，当然这不是最近的事，有可能通过脑外科手术改进我们认为需要改进的脑的某些组成部分，进一步限制那些造成人类面临危险和矛盾的脑组成部分的发展。即使这种行动再符合社会需要，但由于脑功能的复杂性和脑多余信息的存在，它对不久的未来没有实际意义。在我们能够人工造脑之前，我们可能先会造基因。 人们常常指出象这样的实验有可能为不道德的政府创造条件。有许多政府以此为工具来进一步控制它的公民。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的政府，它把数百个微型电极嵌入新生儿脑的一快乐”和“痛苦”中枢里。这些电极能进行遥控的无线电刺激。大概只有政府才知道所使用的频率和译码。当儿童长大成人后，如果他在工作指标和思想意识方面已经合格地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政府就刺激其“快乐”中枢，相反就刺激他的“痛苦”中枢。这是一种令人生畏的控制。我不反对脑的电子刺激实验，相反我是反对让政府这样地控制医院的。任何允许其政府在新生儿脑内嵌入这样的电极的人，抛弃了斗争，他就可能完全失掉了所应得到的一切。使用这种可怕的技术，其主要任务还是预见什么是可能的。教育民众正确使用，不要误用，另外的任务就是防止组织上、官吏和政府的滥用。 现在已有各种各样的治疗精神病和改变精神状态的药物，但这些药物在不同程度上还是危险的，当然也有良性的（乙醇就是应用最广但也是最危险的一种药物）。这些药物看来都是作用在爬虫复合体、边缘系统和新皮质的特定区域。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甚至无需政府鼓励人们就将自行实验自行合成这类药物。这是一种对脑、脑功能障碍、脑的未发掘的潜力进一步了解的活动。 有理由认为，许多生物碱和其他影响行为的药物的化学作用与脑内自然生成的多种脑小分子蛋白作用相似。“恩妥芬”药就是其中一例。许多这种小分子蛋白都作用在边缘系统上并与我们的感情状态有关。现在已有可能人工合成有一定氨基酸序列的小分子蛋白。这样，能合成引起人的情感，包括极端少见的情感的各种各样分子的时代已为期不远了。例如有一些证据表明，阿托品就是毒茴类毒草、毛地黄、毒性顛茄属植物以及紫曼陀罗草中的一种主要有效成份。它能引起飞翔的幻觉。确实，这类植物似乎也是中世纪一些女巫所用的药膏中的主要成份。女巫们把这种药膏自用于生殖器粘膜上，这样就自夸说能够飞行，事实上只是因为阿托品作用而狂跳乱舞而已。生动的飞翔幻觉是一种由相对简单分子所传送的极端特殊的感觉。大概脑能合成各式各样的小分子蛋白，并能产生出人类从未感受过的感情状态。这就是脑化学近期发展的多种潜力之一。这种脑化学在好坏两个方向都是大有前途的。这就取决于如何利用人的智慧去指导、操纵和利用此种研究了。 当我离开办公室，坐进小汽车，我发觉除非下很大决心才能决定开回家去。同样当我离开家坐上汽车，也要作类似意识的努力，直到把车开到我的办公室，我脑子里某一部分还在安排着事情。假如我的家庭或办公室发生了变化，经过短时间学习，脑里的新部位就会取代旧部位。不管什么样的脑机制控制这种行为，已经对新的共济官能适应了。这很象是脑的自动编制程序部分，其工作象一台数字计算机。当我们认识到正在发作的精神运动紊乱的癫狂病人也常常能用一些精确动作行走时，这种对比就更为突出了。仅有的区别就在于这种病人闯红灯过马路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多些。但当癫狂发作平息下来后，他们不能回忆起曾做过这些活动。这样的自动症是颞叶癫狂病的典型症状。这也表现出了我刚醒后半小时内的特征。当然，绝不是脑的所有部分工作都象简单数字计算机那样。例如，重编程序部分就不大一样。但电子计算机和脑的某些组成部分之间的极其相似处，又使人联想到两者间某些部分有着相似的工作结构（内心深处的神经生理学联想）。 西班牙神经生理学家何塞·德尔加多（Jose Delgado）发明了插入在黑猩猩脑中的电极和遥控的电子计算机之间工作的反馈回路。脑和计算机之间的通讯是通过无线电波完成的。电子计算机的微型化，现已达到了反馈回路，可以是高能有线载波通信而不需具有遥控计算机接头的无线电通信线路。例如完全可以设计一台整装的反馈回路，在此回路上可以辨认出癫痫发作的病症，并且适当自动刺激脑中枢，以便预防或改善疾病发作。目前还没有设计出这种理想的装置，但为期不会太远。 大概总会有一天，可能在脑上加设各种各样的认识和智力的修复术设备一一种思维眼镜。这与脑的以往堆积型进化是一致的，而且可能要比重新改组脑的现存结构可行得多。将会有一天我们用外科手术在脑里插入微小的可以更换的计算机元件和无线电接收器，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快速的、源源不绝的知识：例如巴斯克语、乌尔都语、阿姆哈拉语、阿伊努语、阿尔巴尼亚语、怒族语、肖松尼人语（肖松尼人是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印第安人——译注）或特尔斐语；或者不完全γ——函数数值和切皮谢夫（Tschebysheff）多项式，或者是动物足迹自然史；或漂浮岛所有权的所有法律条件；或者是连接儿种人类的无线电传心术，至少暂时是以往我们人种未知的象征联想模式。 我们人脑的实际扩展，尤其是人所独有的新皮质范畴的扩展正处于被完善的过程中，它们的某些部分过于古老，以至我们忘记了它们的存在，儿童丰富多彩无拘束的学习环境相当于大有前途的成功的教育工具。书面语是一项重大发明，它实质上是一台存贮和检索信息的相当复杂的机器。存贮在庞大图书馆内的信息量远远超过存贮在人的基因或大脑中的信息量。这种信息肯定不能象存贮在生物系统中那样有效，但仍具有助益的紧密性。诸如缩微照片和缩微胶片的发展，大大地增进了人类体外信息的存贮能力。图书馆中、艺术著作和其他文化机构内的人类体外信息位数大大超过图1中所标明的1013的指数。 文字只是个非常简单的工具，复杂得多的和大有发展前途的体外信息存贮和处理还得靠电子计算机。为了使人们对计算机的发展水平及其程序有所了解，我们可介绍一下计算机在“滴答头”（tic-tae-toe）游戏中（也叫做把O和X连接三个的游戏——译注），在世界一流的检验装置上，在巧妙的国际象棋比赛中，在实际已证实合格的心理疗法中都起着完美的作用。现存的电子计算机系统可将实况播送的古典或现代歌曲用规定的传统音符录制下来。不言而喻，电子计算机处理的信息速度和存贮的信息量是十分惊人的。 由麻省理工学院韦曾鲍姆（Joseph Weizenbaum）发明的间接心理疗法是目前在电子计算机上使用方便的精神病程序的范例（应当指出，这远不是现有最难最佳的程序）。发明了心理疗法程序后，精神病医生就可以通过控制台上的打字键盘小写字体句子输入与大写字体句子（后者是由荧光屏显示）输出相连接。打算把这种交换作为试探程序，可是医生在这方面是不受程序约束的。下边是一段试探性的人机对话。一者是精神病医生，另一者是输入精神病程序的计算机医疗师。 人：医生，我听到了可怕的消息。 机：你说，你听到可怕消息？ 人：是的，有一个计算机程序的主程序带将毁灭我们。 机：你为什么这么讲呢？ 人：我看到了它正在工作。 机：你说你看见它在工作？ 人：很可怕，你应该去看一下。 机：你认为我应该见见它？ 人：我觉得你似乎有些郁闷。 机：在你的想象中，我们似乎都是情绪低沉。 人：是的，可能如此。 机：我明白了。 人：我也明白了。 机：你说你也理解了？ 人：就那台电子计算机来说，我们俩都面临同样的危险。 机：让我们再继续谈你吧，好吗？ 人：你觉得舒服吗？ 机：为什么你会想我很舒服呢？ 人：在这个时间你想谈论我吗？ 机：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人：因为你我对那台该死的计算机都有同感。 机：你心里在想什么？ 人：当然是刚提到的那件事。你也讨厌计算机？ 机：你认为我也嫌恶计算机？ 人：为什么不是这样？很难说计算机是人，对吧？ 机：大概这就是我们所发现的计算机的缺点。 人：例如，能象你那样谈话的计算机是没有的. 机：请说下去。 人：我不明白一个人怎么会听任计算机的摆布。 机：你确实不明白？ 人：是的。不管怎样，计算机程序是没有什么创造力的。 机：你否认这一点？ 人：我相信我是正确的。 机：你确信你是正确的，对此你是否还有些担心？ 人：不，丝毫没有，一点也不，连一点担心都没有。 机：你否认这一点？ 人：你说你同意我的看法不？ 机：这就是你听我说的那些事吧！ 人：为什么你总是劝阻我，计算机不过就是能快速转动数字，不就是这样吗？ 机，你希望我试图劝阻你。 人：你劝阻不了！ 机：你认为我办不到？ 人：是的，举例来说吧，电子计算机能在这样的谈话中提出新题目来吗？ 机：你好象完全回避谈论你的父母。 人：确实同你一样。 机：你认为我也是那样？ 人：是的，这正表明人和计算机的区别之处。 机：我明白了。 计算机精神病医生缺少精致化、训练、敏感性和人的直觉知识.它是机械的（自然如此），死板的，相对来说对感情上的细致差别反应迟钝，只有书面的语句信息标号。但它毕竟能产生出智力较高的谈话。它对新题目的应答也是十分出色的，但这种正确的答复很可能都是侥幸的。这种程序毫无疑问都是用来注意象“母亲”、“父亲”、“父母”诸如此类的词。在计算机钟滴答滴答地过了好多分钟后，如这些词还没被引入，那就能设计成“你好象回避……”的答案程序。如恰好此刻出现，评语就会给人一种神秘而又令人恐怖的醒悟感觉。 在学会一套应答人的能力后，如果不是十分复杂，心理疗法游戏又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不是精神病医生没有给某些答案拟定程序？间接的心理疗法明显地需要非常简单的计算机程序。一种见解的出现需要的仅是稍微复杂一点的程序。无论如何我不打算用这些评语来贬低精神病专业，而是预言智能机器的诞生。目前，计算机还没有发展到广泛推荐使用它来治疗精神病那么高水平，但依我看似乎也不是没有希望的。我想总会有一天我们能有一些极其耐心的、广泛可用的、至少是对一些问题完全有能力解决的计算机医疗师。现存的某些程序已得到患者高度的评价，因为这种计算机医疗师对任何患者在任何时间都毫无偏见而且又极端慷慨大方。 在美国，计算机已被逐步发展到能够检测和判断计算机自身功能障碍的水平。当出现系统的技术性能误差时，有毛病的元件就自动地离开或自动替换。内部的一致性可由反复运算或通过其结果被独立识别出来的标准程序来检试。计算机的自动修复主要是由备件完成的。现在已经有能向其他计算机和先进经验学习的计算机程序，例如国际象棋比赛的计算机就能这样。随着时代的前进，计算机看来变得越来越聪明。一旦计算机的程序复杂到连它的发明者都不能很快预知出所有可能存在的回答时，机器如果不会出现智力，至少也会出现自由意志。去火星探险的“海盗”登陆器计算机的存贮器仅有18，000个词，即使这样也是相当复杂了。我们不能在所有情况下都知道计算机将要处理什么样的给定指令，假如我们知道，我们就会说“仅仅”或“只不过”是个计算机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当我们不知道时，我们就试图很想知道计算机是否真的有智力。 这种情况很象流传了几个世纪的仿照普伦塔克（plutarch）和普利尼（pliny）讲述的著名的动物故事一样。据说有一条狗追踪其主人的足迹来到三叉路口，狗向着左边的叉路跑去，仔细地嗅了嗅足迹，然后停下来，又向中间的叉路跑了一段路，嗅了嗅又返回来，最后索性就不闻不嗅沿着右边叉道跑下去。 蒙泰根（Montaigne）在评论这一故事时说，这明显地表示出犬的演绎推理：狗认为它的主人沿这三条路中的一条走下去，既不是左侧的路，又不是中间的路，那肯定是右侧的路了。对狗来说也不必再用嗅觉确定这一结论，这已是简单逻辑推理的必然结果。 动物完全存在象这种推理的可能性，尽管这种推理可能表达得不够明确清楚，但可被许多人编造充实。远在蒙泰根以前，圣阿奎纳（St.Thomas Aquinas）极力要从反面论述这个故事。他引用这个故事是告诫人们，说明智力是如何可以出现在事实上没有智力的地方。阿奎纳没有对狗的行为给与一个令人满意的独特解释。对于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很明显相当精确的逻辑分析都是围绕着语言能力不足进行的。 在对待机器智力的看法上，我们的观点是相同的。机器刚好通过这个重要的阈值，而在这个阈值上机器多少给没有偏见的人类一种具有智力的印象。鉴于人的一种沙文主义或人类的偏见，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可能性。但我想这是大势所趋。对我来说，这至少不是贬低意识和智力，是处理充分复杂事物的结果，相反这正是对事物的微妙性和自然法则的令人兴奋的赞赏。但决不能由此归结出，电子计算机在不久的将来将显示出人的创造力、微妙性、敏感性和人的智慧。例如，用机器翻译人类语言就是一个不足凭信的例证。把一种语言，比如说英语输入计算机内，文本就以另一种语言，比如说汉语输出。这样先进的翻释程序就算完成了。、曾有过这样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参议员率领的代表团洋洋得意地作着计算机系统翻译表演，有人请求参议员做一下英语词组翻译表演，并立刻提出翻译“Out of sight，out of mind”（眼不见，心不想）这个英语词组。计算机顺从地呼呼转着，一眨眼功夫打出一张纸条，上面印有几个汉字，但参议员不懂汉语。为了完成这一实验，又反转程序，汉字输入，英语词组输出，观众注视着这个新纸条，人们迷惑不解地读着，纸条上写的却是“看不见的白痴”。 现存的计算机程序仅仅能勉强处理精细程度不很高的事物。如把重要的决定也托付给具有当代水平的计算机去做，这自然是件蠢事。这不是因为计算机还没达到那种聪明程度，而是因为在最复杂的问题上，没有向计算机提供所有恰当的程序。在越南战争中依靠电子计算机去决定美国国策和军事行动，这是个声名狼藉的滥用机器的例子。在合理有限范围内，人使用人造智力看来是不久的将来人类智力两项主要可行的发展之一（另一项是使儿童学龄前和入校后的学习环境丰富多采）。 我们发现未成年人使用计算机时要比成人表现出更为迷惑不解。有一种传奇式的高速电子数字票据会计机，它不用于回答是或否的问题，但令人满意的是它能接收零位美元或零位分币的支票。这种票据机并不是其中最好的，这是原先做的低能计算机，它的错误是由程序设计人员的错误造成的。随着北美集成电路的不断扩大使用，小型计算机已在各个领域内广泛应用，如用于飞机上的安全保障，教学仪器，心脏起搏器，电子游戏，烟火警报器，工厂自动装置等等。这仅仅列举几种用途。一种新型发明通常带有奇异性色彩，而集成电路和各种小型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就大大减少了这种奇异感。目前，世界上大约有20万台数字电子计算机，再过十年就可能出现几千万台。到下一代，我想在我们生活领域内，计算机将被看作是很普通的，至少是一件平凡的事物。 让我们来谈谈小型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吧。在我的实验室里有一台象书桌那么大的计算机，是六十年代花了4900美元研究费购买的。我还有一台可握在手里的袖珍计算机，是1975年买的。它与那台大型计算机都是同一工厂的产品，它们的功能相同，这台袖珍的在程序能力和几个可寻址的存贮器上都不亚于那台大的、但它只花了145美元，价格实在便宜。六，七年内计算机无论在小型化上还是价格成本上都会出现惊人的进展。事实上，目前计算机体积的大小限制要以手能握住为佳，并要求其底部适当大些，这样才会多少有点重量，并且使粗笨的手指能够按下。相反如果没有这个尺寸限制就会造出比我手指甲还要小的计算机。的确，1946年造的第一台大型电子数学积分电子计算机含有18，000个真空管，有一个房间那么大。今天已有相同计算能力的硅片微型计算机，其最小组件就象我的小手指那么大。这种计算机整机电路中的信息传输速度与光速相等。人的神经传导速度要比这种计算机慢一百万倍。但在非算术运算时，这种体积小速度慢的人脑却能比大型快速电子计算机做出更出色的工作，脑是多么精巧灵活地组合和拟定程序的呀！这不能不使人们敬佩。当然这也是由自然选择造成的特性。那些头脑拟定程序较差的人，最终就很难传宗接代生存下去。 计算机图象现在已经达到尖端程度，它能够传授艺术和科学，甚至是大脑半球中各种重要新奇的学习经验。有一种人具有天赋的分析能力，但却非常缺乏对空关系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尤其是掌握立体几何的能力。我们现在用计算机程序在我们眼前逐渐建立起复杂的几何图形，并能把它转放到与计算机连接的电视机屏幕上。 在康奈尔大学，这种装置是由建筑学院的格林伯格（D0nald Greenberg）设计的。用这种装置能画出一套规范的空间曲线，计算机再把它翻译成等高线间隔。然后通过跟屏幕上可能出现的任何指令相接触的光笔，能够画出精致的立体图象。这种图象画得可大可小，可以延展到给定的方向，可以转动，也可同其他图象连接，或标出删去部分（见图30、31）。这是一种改进目视观察空间图形的特别有用的方法，一种在图形艺术中、在科学和技术上特别有用的技术，也是大脑两半球密切合作的范例。大脑左半球最高结构的计算机教给我们认识模式，而这又是大脑右半球特有的功能。 还有另一种计算机程序，它能把四维物体显示成二维和三维投影。当四维物体转动或改变我们的透视图时，我们不仅能看到四维物体的新部分，而且好象也能看到整个几何体各组成部分的合成和分解。这一效果使人感到有点神奇可怖，但确是很有教益的。它有助于把四维物体变得不太神秘难解了。我们现在已经不象以前所想象的那样迷惑不解了。一个虚构的平面生物图可在一个平面上进行立体的交叉典型投影（两个正方形拐角相连）。透视艺术上的一个经典问题就是立体物体在平面画布上的投影。利用计算机图形就把这一问题阐述得透彻清楚了。计算机显然也成了解决绘画和建筑设计中实际问题的主要工具，因为能从立体的一切有利角和点出发制出平面图形。 计算机图形现正用于游戏中，有一种大众游戏，有时称作“乓乓”（Pong）游戏。在电视屏上它很象一个很有弹力的球跳动在两个平面之间，给每个游戏者一个刻度盘，并允许他用一个活动的“球拍”拦截球。如果球的运动没被球拍截住，就算得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从中可以体会到直线运动的牛顿第二定律。由于这种“乓乓”游戏的结果，玩者可对最简易的牛顿物理学原理获得较深的直观理解。这比打台球时所获得的宜观理解要深透得多。因为台球的碰撞还远不是完全有弹性的，而且台球的平面旋转又牵扯到较复杂的物理学。 这类集中信息恰好正是我们所说的游戏。而这种游戏的重要作用也就彼揭示出来了。它允许我们对世界有个完整的理解。而且头脑里不需要有任何应用于未来的特殊想法。这种理解力是为以后的头脑分析活动做好补充和准备。如在一般环境中计算机能做的游戏，对一般大学生来说都是难以胜任的。 计算机另一种有趣的游戏是“空间战争”。布兰德（Stuart Brand）已把“空间战争”游戏的发展远景和无限的乐趣载人了历史史册。“空间战争”的每一方都操纵着一种或多种可向对方发射火箭的“航天器”。航天器和火箭的运动都受某些规律控制，例如由附近行星产生的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重力场。为了摧毁对方的航天飞船，你必须要对万有引力定律有更深的理解。这种理解是直观的，同时也是具体的。那种不常从事星际空间战的人不容易发展大脑右半球对万有引力的理解力。“空间战争”可以填补这个空白。 “乓乓”和“空间战争”这两种游戏表明计算机图象逐步达到精密完善，从而我们就能对物理学定律获得经验上和直观的理解。阐述这些物理学定律几乎总是用解析几何和代数的术语，也就是说左半球术语。例如牛顿第二定律可书写成F＝ma，而万有引力定律可写成F＝GM m／r2。这种解析表示法是非常有用的，确实有趣的是，整个宇宙物体运动就是按着这种相对简单的定律进行的。但是这些定律只不过是经验的抽象概括。它们基本上都是辅助记忆的手段，使我们有可能以简单的方式存贮大量的很明显难记的事件，至少这是由左半球所理解的记忆官能。计算机图象术给未来的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在计算机信息库中贮存着对物理学或生物学自然规律的总结。但计算机图象最重要的作用还是能使那些非科学工作者以直观、然而又是深奥透彻的方式掌握自然法则。 现在已有许多作为教学中极其有效的工具——非图象交互型电子计算机程序。这些程序是由最好的教员创制，然后，学生就能以一种好奇感听讲，并比一般课堂上有更多的机会亲身一对一听取教师讲授。学生可以毫不发窘按自己的意愿调慢听讲进度。达特默思（Dartmouth）学院广泛地使用计算机排列课程学习技术；例如一个大学生利用计算机花了一小时就能透彻地理解孟德尔的遗传统计学，不必在实验室里进行一年时间的果蝇杂交实验才能理解孟德尔遗传统计学；另一个女大学生研究了用各种避孕法但仍发生怀孕统计学上的可能性（这种程序也包括虽说严格保持独身的妇女，但仍有百亿分之一的受孕的偶然性存入计算机内，可以供现代医学中意外情况之用）。 在达特默思学院计算机终端设备已是屡见不鲜了。这个学院的绝大多数学生不仅学会使用计算机程序，而且也能编制自创的程序。计算机的交互作用已被普遍看成一种乐趣，而不单纯是工作了。许多学院和大学正进行着模仿和扩大达特默思学院的作法。达特默思学院这方面的卓越成就与其院长的功绩是分不开的。这个学院院长凯梅尼（John G.kemeny）是位杰出的计算机科学家，也是十分简单的计算机基础（BASIC）语言（初学者通用符号指令码语言——译注）的发明者。 劳伦斯科学院有一所博物馆，它同位于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毗邻。在它的地下室内一个很普通房间里摆列着十二台价格不高的电子计算机终端设备，每台都与位于主楼其他地方的小型分时计算机系统相连。这些终端的备用附件也是普通的价格。它们可预先一小时制成。销售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其中年纪最小的还不到十岁。那里可供使用的最简单的交互程序就是“绞刑手”游戏。要作这种游戏，你只需在很普通的打字机键盘上打进计算机的编码“XEQ-$HANG”，然后，计算机就打出： “绞刑手！” 留心法规没有？如果你打出“是的”，计算机就回答： 猜猜我正在想的那个词中的一个字母。 如果你猜对了，我就告诉你。如果你猜不对（哈！ 哈！）你可就得……（计算机吃吃地窃笑着）彼“绞刑 手”绞死。 这个词由八个字母组成。 你猜猜是……？假如我们说，把你心中想的字母“E”打出来，接着计算机就打出： ——————————————E 如果你猜错了，计算机就打出一个逗人的人头模拟像（在所猜字符的范围内）。游戏常用的方式是：在逐渐展现出单词和逐步显现出要被绞杀的人形之间展开竞赛争斗。 我最近亲眼见到的两次“绞刑手”游戏，正确的答案是“反复无常”和“思想”。假如你赢得了这场游戏，计算机程序（很象捻着八字小胡子的恶棍那样）就打出一排打字机键盘顶上那些无字母的印符（在连环画中常用作诅咒），接着就打印出： 讨厌鬼，你赢了， 留心在下回被绞死。另一种程序是比较彬彬有礼的。例如打入计算机编码“XEQ-$KING”，于是计算机就输出： 这是古老的塞姆王朝，您是一位受人崇敬的国王。 塞姆王朝的经济和您的忠实臣民的命运全都由您主宰。 您的大臣汉漠拉比每年都向您奏报人口和经济情况。根 据他的奏本，您必须学会合理规划整个王国的资源。有 人进入您的会议室…… 然后汉漠拉比向您提供下列确切统计资料：如整个城市所有的土地英亩数，去年每英亩地收粮多少，“多少谷物被老鼠糟踏掉了，现还存粮多少，现在人口总数多少，去年多少人饿死，多少人迁入城市。他谨告知您将土地兑换成食物的现行兑换率，并问您要买多少英亩地。假如您要求的过多，这个计算机程序就打出： 汉漠拉比：请您再想想，您只贮备了2800蒲式耳粮食。汉漠拉比原来是极有耐性和特别有礼貌的大臣。多少年时光一闪而过，你会产生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在国家人口和土地占有者增加的情况下，要避免贫穷和饥饿，至少在市场经济中是十分困难的。 在多种可用的程序中有一种所谓“大金奖”赛跑（汽车比赛——译注），它能使您在大量汽车中，包括从福特T型一直到1973年的弗拉里（Perraxi）型进行选择。假如您的速度或加速度在适宜的运行道路上太慢，您就不能赢得奖品，假如车速太快，你也就输了。由于距离、速度和加速度都必须选得适当，所以没有一些物理学知识是无法赢得这场游戏的。计算机交互知识可能发展的前景，只是受到程序设计者的创造力限制，两者之间还存有很大的距离。 由于科技对我们社会影响很大，而多数人对科技了解得还很少，或者是一无所知，因而，家庭和学校采用廉价的交互计算机在我们持续的文明世界中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我也听到关于广泛使用计算机和小型计算机的不同见解。他们认为如果儿童过早地使用计算机，鉴于计算机能够快速准确运算，这样学生就要放弃对算术、三角和其他数学功课的学习。类似的争论早在很久以前就有过。 在《柏拉图对话集》的《费德鲁斯》一节里，类似苏格拉底的对话，我在第三章就提到关于两匹马的四轮马车的隐喻。在埃及传说有一位同普罗米修士具有同样智慧和魔术的神索斯（Thoth），古埃及语中，从字面上讲，书面语意指“神的语言”。索斯曾和太阳神塞马斯（Thamus）争论过他发明的文字*。 塞马斯指责索斯说： 你的发明将在学习者心灵中制造出健忘。因为他们 将依赖外部的书写符号，而不用自己记忆了。你所发明的 这种特定用途的东西不是帮助记忆，而仅是回忆。你没有 给予你的弟子真理，而只是真理的外壳。他们只能旁听 许多东西，但什么也学不到。他们好象是无所不知，但 总的来说又是一无所知，由于他们所表现的是毫无实际 意义的虚伪智慧，他们将是令人讨厌的。 我相信塞马斯的抱怨是有点道理的。在我们当今世界里，无知的人有一种不同倾向的见解，一种过分依赖自己的异样情绪，一种现代的异种知觉。在文字发明前，人类知识局限于个人或一部分人的记忆范围内。偶然地象印度的《吠陀经》和两部伟大的《荷马史诗》这类资料，主要部分可以保留下来。但据我们所知，荷马史诗保留下来的内容已不是很多了。只有文字发明后才有可能整理、综合并且利用各个时代和各民族积累下来的智慧。人们不再仅局限他们或他们附近贴己熟人可记忆的一些事物了。阅读和写作能力使我们能获得历史上最伟大、最有影响的见解和智能。比如说苏格拉底和牛顿的读者大大地超过他们两人一生中所见到人的总数。况且，多少代口头传说报告，演讲，在传说中一定又会出现许多谬误，以及原意上的逐步漏失。如果采用文字记载，即使连续再版，资料的漏误情况也很少出现。再说书籍又易于贮存。我们可根据自己的进度阅读而不打扰别人。如遇特别有趣的段落或章节，又可返回重读、欣赏和玩味。书籍可成批生产，降低成本，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欣慰的活动。你扫视一下木制纤细平板印刷物，在你一瞥的瞬间，作者的声音浮现在你头脑中，栩栩如生地向你打招呼“喂！”文字发明后人类知识的提高和现存潜力是无穷无尽的（这也是一种自我改进。至少我们有可能从书本上学到科学和艺术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取决于侥幸的偶然性。正如附近有一位手艺高明的工匠，我们给他当徒弟，从而得到可以学到点东西的偶然机会一样）。 归根结底，文字的产生不仅必须看做一种辉煌的创举，而且也是人类非凡的发明。假设我们长久生活，聪明地运用索斯和普罗米修士的发明，同样我们的后人也要赞颂发明电子计算机、创制机器边缘程序的我们当代的索斯和普罗米修士。人类智力未来主要结构的发展，可能就是向着智力人和具有智力的机器成为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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