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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彩纸，请给我写点什么吧！”“给我写幅匾额吧！”不断有人来求写字。彩纸嘛，写一首自己作的和歌也就行了，至于匾额，写什么词儿却大伤脑筋。最近，我常常给写“知鱼乐”三个字交差。于是，必定来问：“是什么意思呀？”这是从（庄子）外篇第十六《秋水》的最后一节里摘出的词句。我不能正确地翻译原文，但是我想，大体上是如下这样的意思： 有一次，庄子和惠子一起在河边散步。惠子是一位知识渊博、好发议论的人。两个人来到桥上的时候，庄子说： “鱼悠悠然地在水面游着，这是鱼的快乐啊！”于是惠子立刻反驳： “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 庄子说： “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子辩驳说： “我不是你，自然不知道你的情形。可你不是鱼，所以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怎么样，我的论证方法天衣无缝吧？”于是庄子答道： “请从头说起吧。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的时候，就是已经知道我知道鱼的快乐了。我是在桥上知道鱼的快乐的呀！” 这段对话好像禅的问答，实则大相径庭。也可以这样说：禅是把话头引向科学所达不到的地方，而庄子和惠子的问答则关乎科学的合理性和实证性，看来惠子的论证方法远比庄子理路清晰。而且，我觉得不承认所谓鱼的快乐这种既不能明确地下定义、也不可能加以证实的东西的一方，是接近于科学的传统立场的。但是，尽管我是一名科学家，却对庄子所要说的这一方面有更强烈的同感。 粗略地说，科学家对事物的思维方法是处于如下两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一种极端的思维方法是：“一切未经证实的事物，全不相信。”另一种极端的思维方法是：“未经证实的不存在的事物和未经证实的不可能发生的事物，全不排除。” 假如所有的科学家都曾固执地坚持上述两极端的任何一方，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科学了。莫说是德漠克利特（Demokritos）的往古时代，就是到了19世纪，原子的存在也没有直接的证明。尽管如此，从原子出发的科学家们对于自然所能达到的认识，却比企图排除原子而去理解自然现象的科学家们远为深而且广。“一切未经证实的事物，全不相信”这种思维方法过于狭隘，参照科学的历史来看，这一点就清清楚楚了。 虽说如此，但是所谓“一切从实证上或逻辑上完全不能否定的事物全不排除”这种立场则显然过于宽容。科学家在思考和实验的过程中必须进行严格的选择。换句话说，或者有意识无意识地排除一切可能性中的大多数，或者必须至少暂时地忘掉它们。 实际上，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会固守哪一个极端的思维方法。问题在于宁可采取接近两极端的哪一方的态度？ 当今的物理学家最不了解的是基本粒子的真正面目。它远比原子为小，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仔细观察，我认为它似乎还有其自身的结构。但是，通过实验去直接分辨那样微细之处，是近于不可能的。要想仔细观察一个基本粒子，必须考察：使另外的基本粒子有力地靠近其附近时，显示出怎样的反应。但是，在实验中能够捕捉到的，并不是反应的现场，而只是两个基本粒子靠近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物理学家的思维方法则容易偏向于上述两极端的一方。某些人的思维方法，是认为应该只把两个基本粒子相互远离的状态作为问题来研究，或是采取这样的态度：什么要考察一个个基本粒子的细微结构，那是毫无办法的。我则与此相反，相信采取某种方法将能够合理地掌握基本粒子的结构；只是苦恼于想不出好办法。我想，这虽然不像庄子知道鱼的快乐那样简单易行，但是可以说：知道基本粒子的心的日子总有一天会到来。为此，也许必须打破截至今天为止的常识的框框，采取一种奇妙的思维方法。这种可能性是不能预先加以排除的。 1965年9月，为纪念《中子论》①发表30周年，在京都召开了关于基本粒子的国际会议。这是一次只有30人左右出席的小型集会。会议期间，在一次晚餐会上，我曾把上述庄子和惠子的问答译成英语，向来自外国的物理学家们宣读。大家好像很感兴趣。恐怕都在考虑：自己是接近庄子和惠子哪一方呢？我沉入这样的空想中，感到很愉快。 ①作者曾预言存在着以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为媒介的中子，并发表《中子论》。 （杨铁婴 译） 钱德拉塞卡（1910——），印度天体物理学家。生于印度拉合尔（现属巴基斯坦）。先后在印度马德拉斯大学和英国剑桥三一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三一学院。芝加哥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主要贡献是发展了白矮星理论及对恒星大气辐射传能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恒星结构研究导论》、《恒星动力学原理》等。1953年获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金质奖，1962年获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奖章。 近年来我思考的问题之一，是有关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动机。我对这一问题的某些思考结果已收进了我的演讲文集《真理和美：科学中的美学和动机》。 我想探讨以下几个问题：1．在某种意义上讲最令人费解的自然特性；2．人们为追求知识而奋斗的目的；3．人们对这种追求感到满足的原因。 爱因斯坦讲过这样一句话： “关于自然，最令人费解的事实就在于它的可理解性。” 这阐明了一个深刻的真理，而且在其他一些科学伟人的著作中也找到了印证。例如，尤金·维格纳就描写过两种奇迹：“自然规律存在的奇迹和人类的智慧预测它们的能力。”薛定谔认为，后面一种人类的智慧能够预测自然规律的能力，可能远远超越了人类理解力的范围。 当开普勒在根据哥白尼体系分析行星轨道时，他发现古希腊数学家们为了寻求他们内在的数学美而研究过的曲线，竟然恰好是用来表示行星的运行轨道所需要的那些曲线。在评论开普勒的这一了不起的发现时，爱因斯坦曾这样写道： “看来，人类的智慧能在我们发现某种形式实际存在之前就已事先独立地将它们构想出来了。开普勒的辉煌成就正是这样一种事实的最精彩的例证，即知识不能单从经验中来，而只能通过将智力创造同所观察到的事实相比较而获得。” 让我重复一下这一至理名言的关键部分：“人类的智慧在我们发现某种形式实际存在之前，就已经事先将它们构想出来了。” 如果接受我们在了解自然界的“合理性”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一种看法的话，那么我们对用于科学的一般措辞“追求知识”又作何理解呢？ “追求”具有在打猎中所用的“追逐”一词的一般含义。就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而言，我们对“驱逐机”这一复合词也很熟悉。我们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同被追逐的狐狸或被紧追的敌机一样，知识就是某种我们预先就知道其存在的东西，而我们的“追求”是为了获得它呢？当然，被我们归在“知识”名下的事物的某些方面属此范畴。因此，发掘很久以前的生物遗留下来的化石或古代文明的遗迹，标度最高的山峰或测定最深的海洋，所有这些都是人类胸怀壮志的战斗。 但有人可能还会问：那么知识是否就是我们以同“因为它的存在”而渴望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们一样的精神去追求得到的某种东西呢？如果是这样，当有人告诉我们研究就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时，对标绘出当我们在开始对它进行探索时连它的存在本身都还不知道的领域又作何理解呢？当开普勒开始对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观测结果进行长期而艰巨的分析工作时，他还并不知道隐藏在浩瀚的观测细节中的却是他所发现的质朴的规律。而牛顿在他观察到苹果掉地以前，也并不知道开普勒的定律可以用他的运动和引力定律轻而易举地加以解释。 也许我会被指责为诡辨。事实上可能有人会说，在追求科学知识中，如果人们不是瞄准某个物质，具体的目标，那么它们的目标就在于扩大作为自然界的主要标记的序列与和谐。实际上，对一个科学家而言，自然规律的序列、和谐、匀一性和普遍性真像珠穆朗玛峰之于登山家一样。 但这是否就是我们追求知识的全部意义所在呢？举例而言，我们是否想把新的知识定量化到这样的程度，以使他人能够分享它，甚至能够利用它来给人类带来欢乐和福利呢？如果我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这又会给人们自己的感性认识的提炼和想象力的扩大带来什么益处呢？难道华兹华斯为牛顿写下的著名诗句没有它的真实含意吗？他写道： “一位智者的大理石丰碑永世长存！他独自驰过了不熟悉的思索的海洋。” 真的！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最伟大的艺术家们，在他们大功告成的时候都返回到了他们的自我。 我相信，这些最伟大的智者为了扩大他们的想象力而作过的尝试，也在牛顿的基本原理的远程性的、分层次的、冰冷的风格中体现出来。这些基本原理的持久的价值，原因就在于牛顿对宇宙的想象力，同样也在于他凭借这种想象力总结和组织发现的卓越品质。 最后，我想谈一个人对他的学术上所作的努力感到满足的原因。 也许，我首先应该排除这样一种“权威”性的观念，即认为对学问的报偿在于扬名和赢得社会声誉。我想，一个人要抛弃这种世俗观念，至少他应感到要超脱它。然而，事情却并非那么简单。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不受人类的敏感性的影响，以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所尊敬的同事们的赞赏会完全无动于衷。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样的愿望：后人会承认我们用自己有限的能力进行不屈不挠的奋斗而应该得到的地位。 现在，让我试着直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明明完全了解他自己先天的和经常都可能会遇到的难以逾越的限制，他还是将自己献身于学问和一种失败多于成功的永无止境的拼搏生涯呢？在T.S．艾略特写的《心腹职员》一书中，他已对此作了回答： 一个人应该具有一种蜡炬成灰的激情，去从事他难以胜任的事业。 （王乃粒 译） 普里高津（1917——），比利时化学家。生于莫斯科。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81年任欧共体特别顾问。是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化学会会员。因对非平衡态热力学，特别是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成就，于1977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重要著作有《不可逆过程热力学导论》。 埃尔文有一次在回答许多科学哲学家时愤怒地写道：“……有一种错误倾向，认为科学是和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脉络毫无关系的。其实不然，从科学发展史知道，哪怕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于掌握的，离开了整个人类的文化脉络也都是毫无意义的。理论科学不知道，它的构造中被人认为是很得要领的那些重要方面，最终必定归于只能抓住有教养的公众的一些概念和词汇，并且成为一般世界图式的重要部分。这种理论科学，我认为，在那里这一点已被忘记，而且在那里入会者用那些最多只被少数游客所懂得的术语互相继续着冥想。这种理论科学必将从文明人类的其余部分被铲除掉。无论多么深奥的闲谈可能在极少数专门家的孤独欢快中继续着，但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要萎缩、僵化。” 整个文化所特有的问题和该文化框架之内的科学的概念发展所特有的问题，就在科学的心脏，我们发现了诸如时间、演化、不可逆性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代科学家都试图作出回答，哲学家也是如此。 我们可不可以用决裂、分离或否定的术语、用把具体的经验向着更加难以掌握的抽象变换的术语来定义科学的进步呢？我们相信，这种解释是在认识论水平上的，在其中科学发现了自己的真正历史情形的一个反映，是科学描述由人及其环境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广泛经验时理论上无能的反映。但是，这个被认为是胡说的结果，并没有在它们遭到否认或被宣布为非法之后而消失。 毫无疑问，是存在着科学理论的抽象发展的。但是对于科学发展来说，决定性的概念的革新并非一定具有这种类型。它们常常来自把一些新维度的现实性，例如引入不可逆性的概念或量子化的概念成功地并入科学本身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中（这个说法还可以一般化），革新极好地表明了文化的甚至“意识形态”的脉络所施行的影响，因而表明了科学的实际敏悟对于它在其中发展的环境所施的影响。 断言这个敏悟，将违背与科学有关的另一个传统概念，即把它自己从理解自然的传统形式中解放出来，从而得到发展的思想（它把自己从懒于动脑筋的普通感觉所产生的被叫做偏见的那些东西中得到净化，从而使这些偏见和理性的“苦修”形成更加鲜明的对照。）从这一点可以得到结论：科学应当是独立维生而不入世事的人的团体所干的事务。因此，理想的科学团体应当从社会的压力和需求中得到保护，科学的进步应当根本上是独立的过程，从科学家参与其它文化。社会和经济活动而产生的一切“外部”影响，一切利益，都只能干扰和延迟这个过程。 这种抽象的理想，科学家退出去的理想，在另一个理想中找到了同盟者，这个理想就是关于应当说明“真正”研究者的天职是什么的那些东西，也就是研究者要从世俗变迁中逃脱出来的愿望。爱因斯坦描写了这样一类科学家，假如赋与天使把一切“无价值”的人——没有说是在哪一方面——从“科学圣堂”中逐出的任务，那么这类科学家将会受到天使的“恩惠”。他们几乎是“极其古怪离群，隐讳无言的孤独汉。……” “什么把他们带进了圣堂？……” 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的动因之一就是逃脱那痛苦烦恼和可怜乏味的日常生活，就是逃脱人们自己变换欲望的羁绊。经过比较精心修炼的人被驱使去逃脱个人的存在，达到客观地观察和理解的境界。可以把这个动因比做一种渴望，它会使城镇居民禁不住地从他那狭小吵闹的住宅奔向安静的高山，在那里，他的眼界能无阻碍地穿透寂静纯洁的空气，追寻那好像是为永恒世界而造的安逸图景。 和这个反面动因相对，还有一个正面的动因。人类要为他自己，用适合于他的无论什么方法，去寻求构成一个简单明了的世界图象，以便在某种程度上用这个图象去代替经验的世界，从而征服它。 爱因斯坦敏锐感觉到的，在后来被科学所发现的禁欲主义的美与市侩经验的小旋涡之间的不相容性，容易被另一种不相容性增强。这一次是老老实实的摩尼教的不相容，是科学和社会之间，更确切地说，是自由人类的创造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不相容性。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工作的完成不是必须在隔绝的黑体中或圣堂中，而是只好在一个堡垒中，或者还可以像德林迈特在他的剧作《物理学家》里所想象的，在疯人院中。这个剧中的主要角色，三位物理学家讨论推进物理学发展的方法和手段，同时也讨论把人类从盗用物理学进步成果的政治权力的可怕后果中保护起来的方法和手段。他们得出结论：唯一可能的方法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已经选择的方法。于是他们全都决定继续装疯，躲到疯人收容所里去。该剧结尾时，如命中注定的那样，他们发现最后的避难所只是一个幻想。收容所的女所长暗中探查了她的病人，偷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夺得了世界政权。 德林迈特的剧作最后把我们引到科学活动的第三个概念，科学的进步是由于把现实的复杂性归结为隐藏着的合法性，事实是这样的，即他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引力的问题，发现了基本粒子的统一场论，以及最后发现了“万能发现原理”——绝对权力的源泉。当然，德林迈特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来建立他的观点，但公认的是，科学圣堂中所看到的东西一点也不比宇宙的“公式”少。已经描绘得像一个禁欲主义者的科学的人，现在变成了一种魔术师，一个隔绝的人，是打开一切物理现象的万能钥匙的潜在掌握者，因此具有一切有力的知识。这把我们带回到已经出现过的问题中：只有在简单世界中（并且尤其是在其复杂性仅是表面现象的经典科学的世界中），任何形式的知识都能提供万能钥匙。 今天，对科学的挑战是全面的，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把科学从社会中分离出来看来是谬误的。相反，我们必须把科学活动并入到社会中去。我们必须力图制造尽可能流动的科学与社会的界面。这样做的方法之一就是打开新的通讯通道，本书正是依照这种精神写成的。人类，这次是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把他的自然环境革命化。如谢尔盖·模斯柯维奇指出的，人类在创造一个“新的自然”。这是必不可免的。正是在这个时刻，我们的世界经历着人口危机。从本世纪初的15亿人开始，到本世纪末我们将达到60亿人，在下一个70年中可望达到80亿或90亿。这本身就暗示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合理的新形式必须进化。 早在2000年前，中国学者庄子写道：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 我们正向着新的综合前进，向着新的自然主义前进。这个新的自然主义将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其对实验的强调和定量的表述，与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的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科学的每个伟大时期，都引出某个自然界的模型。对经典科学来说，这个模型是钟表。对19世纪的科学，对于工业革命时期，这个模型是一个逐渐慢下来的发动机。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标志可能会是什么呢？也许我们离柏拉图在比较自然同艺术工作时所作用的概念更加接近了。不是通过人和自然的对立去定义科学，我们把科学看得更像是和自然的通讯。 莫诺说，他的结论是：“古代的同盟已经打破。人类偶然地从宇宙中现身，如今他已感到他在这个宇宙的冷淡和不可较量的无限性中的孤单。”也许莫诺是对的。古代的同盟已经打破。我们的任务不是悲叹过去，而是要在人类，在他的知识、他的梦想和自然的探险活动之间建立起新的同盟。 福井谦一（1918——），日本化学家。生于奈良市。1948年获京都大学博士学位。1951年起任京都大学物理化学教授。长期研究烃类，在量子化学方面造诣颇深。1952年提出前线轨道理论，并用以解释多种化学反应规律。60年代中期美国化学家霍夫曼提出的分子轨道对称守恒理论，与福井谦一的前线轨道理论基本同一。这一理论有力推动人们对生命过程的研究并在人工合成新药物方面得到实际应用。1981年俩人同获诺贝尔化学奖。 我在初中一、二年级时学过中国的《论语》，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论语》成了我随时要翻阅的几本书之一，每次看，都能给我一些新的启发。我想，任何优秀的古典著作都具有《论语》那样的广博性。 现在，当我思索有关学问的真谛时，马上就想起了《为政篇》中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对我来说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话虽短，却一语道破了对待学问的应用的正确态度。真不愧是具有超越时代洞察力的孔子，他辩证地阐述了对做学问至关重要的是什么。在他看来，学习与思考对于学问就像飞鸟的双翼，缺一不可。 那么究竟什么是学习呢？若用现代词汇来解释，学习就是收集、积累各种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写他人的关系，自身的经验或先人留下的知识等。然而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思考，需要进行纯逻辑性的，不掺杂丝毫任意性的思考。 现在的问题是，“思考”一词是否还包括“逻辑性思维”以外的大脑活动。 1981年12月12日，瑞典国家广播电台邀请当年获“诺贝尔”奖的八位科学工作者登台。我也是其中之一。在这个节目里，主持人围绕“科学与人类”这个主题，向我们提出种种有趣的问题。给我提的问题颇难回答：“你认为是否存在对科学的直感？如果存在，它的定义是什么？” 我当时的回答是：“我相信它的存在。”“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面对老练的主持人的追问，我立即答道：“是不依据逻辑思维的选择。” 那么怎样才能培养这种对科学的直感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首先做第一个推论，即是否有“科学的自然认识”。 例如，看到一只苍蝇在飞，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性认识，但科学工作者不会满足苍蝇是活物所以才会飞这样一个回答，而看做是苍蝇体内产生的各种科学的因素才会飞的。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回答也就不同。从古希腊直到今天的科学进步，通过客观细致的观察，我了解到，成为科学进步推动力的常常是对大自然的这种认识方法，也就是“科学的自然认识”。 接下去是第二个推论。在科学的认识中，给科学创新以巨大影响的又是什么呢？ 我以为是：直接地、如实地给予我们的真实感受，也就是不依据思维加工的直感。 举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初遇A君，在记住他的面孔时，并非像数字型计算机那样，记住A的额宽多少厘米，眉间多少厘米，两颊有多少立方厘米的腮肉，而是像相似型计算机那样，把A的脸部作为一个整体模型来把握，从而也就记住这个人了。 大自然就是这么一种东西，它深不可测，在科学的自然认识中，对科学创新最有影响的，就是直接地、如实地认识自然。整天和复杂而又单纯的大自然打交道的科学工作者，若不靠这种认识方法，就不可能创造出推进科学前进的理论和发现新的科学法则。 从以上两个推论不难看出，所谓科学的直感，正是科学地认识自然与如实地认识自然相结合的一种大脑机制。 当然，这不过是推论，还未能用科学加以证明，但是，如果这个推论正确的话，就能够回答“怎样才能培养对科学的直感”这个问题了。我想，使自己沉浸在大自然中，切实地接触它，感觉它的本来面目，就可以丰富科学的直感。 我自己在选择了化学这门知识以后，曾遇到许多良师、挚友和有用的书籍，获得过许多宝贵的科学信息，同时我也很注意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可以说，这一切占了我工作的一大半。但对我立志科研、创新的人生道路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和大自然的接触，是和能够培养对科学的直感的大自然的接触，这种接触始于“玩得浑身是泥”的少年时代。 （戚戈平 译） 杨振宁（1922——），美国华裔物理学家。生于中国合肥。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1945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48年获博士学位。1949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63年起任库兰特研究所管理委员会委员。1966年起任纽约石溪州立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1956年与李政道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字称不守恒原理，并共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基本粒子发展简史》等。 陛下，殿下， 女士们和先生们：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科学院对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我还要特别感谢卡尔格恩教授，他的引述和他引用的一段中文使我听了感到格外亲切。 诺贝尔奖是1901年设置的。就在同年发生了另一件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后来对我个人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有助于联系到我现在参加1957年诺贝尔盛会。承蒙诸位惠允，我将花几分钟讲一下这个事件。 上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日益扩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冲击下，中国面临一场激烈的论战。争论的集点在于中国到底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然而，争论尚未得出结论，感情便代替了理智，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结伙办起了义和团，英文叫做Boxers，他们声称能以血肉之躯抵挡住现代武器的攻击。他们采取了盲目和不理智的举动反对在中国的西方人，并成为1900年欧洲多国和美国军队入侵北京的导火线。这就是义和团战争，一场野蛮杀戮和无耻掠夺的战争。归根结底，这个事件是由于在遭受到外部日益加深的压迫和内部日趋衰落腐败的情况下，自尊的中国人民愤怒而无奈情感的爆发所引起的。从历史上看，这一事件也一劳永逸地平息了关于中国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的争论。 那场战争于1901年结束，当时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中有一款规定中国要向列强赔偿共约五亿盎司的白银，这在当时是笔惊人的数目。大约十年以后，作为典型的美国式的友善表示，美国决定把自己的那一份退还给中国，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基金，由基金拨款筹建一所大学，就是清华大学，并为去美国深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是这两项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我父亲任清华大学教授，我就生长在这幽僻的、学术空气浓厚的清华园里，愉快地度过了我宁静的童年。这是绝大多数我这一代中国人不幸所不能享有的。后来在这同一所大学里，我受了二年极好的研究生教育，尔后又得到上述基金提供的奖学金，去美国继续深造。 今天，当我站在这里和大家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深深地意识到，广义来说，我是既调和又抵触的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我愿意说，我为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 （宁可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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