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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文·薛定谔（1887——1961），奥地利物理学家。生于维也纳。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格拉茨大学、苏黎世大学、柏林大学教授。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在法国德布罗意的物质波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量子力学的另一形式波动力学。其数学表述是描述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薛定谔方程。1933年同狄拉克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波动力学四讲》等。 我们方才讨论过的那个基本的真理意境含有一个观念，虽则表达得不完全而且一般化，却比较容易为现代科学思想所吸收；那就是，一系列由遗传连接起来的个体，从一个到另一个的繁殖行为，实际上并不是肉体和精神生命的中断，而只是其紧缩的表现，正由于此，所以当我们谈到我的意识和我祖先的意识的同一性时，这同我说我在熟睡以前和熟睡以后的意识是同一个意识的意思大致是一样的。通常不承认这一事实的理由，是后一例中有记忆存在，而前一例中却显然一点没有。但是今天大多数人们不得不承认至少在许多动物的本能中，我们所看到的恰恰就是这种超个体的记忆。熟悉的例子包括以下这些：鸟类筑巢，而巢总是和这一类鸟儿产蛋的多少和大小相适应的，然而这不可能是鸟儿的个别经验得来的；又如狗在临睡前“铺床”，即使在波斯地毡上也会用脚去踏，就像在草原上把草踏平那样。还有，猫要把自己的粪便埋掉，即使在木板的或石板地上也企图这样做，这只能说明是防止被敌人或被追捕的动物去闻到它们的臭味。 要在人类中发现同样的现象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人的内心总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同时人们还坚信（在我看是错误的）只有完全不经过思想、完全不加考虑的行为才是本能的行为。因此，人们对强调事物主观一面的描述，诸如物种记忆的存在，表示强烈的怀疑，并否认这一大堆现象对我们讲的意识的连续性有任何证明价值。虽然如此，在人类和动物中一样，确实有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情结，并且毫不含糊地具有超个人记忆的痕迹：这就是两性情感的初萌，两性之间的亲力或拒力，对性的好奇心和羞耻心，等等。在恋爱时的那种无法形容的又苦又甜的心情，特别是那种严格选择对象的倾向，这一切最明显地表明有一种只存在于个人意识内而不普遍存在于物种中的特殊记忆痕迹。 再举个例子：这种人类亘古递传下来印象的“回忆”（西门称为Ekphoria），还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吵架”现象上看出来。有人侵犯到我们的权利（不管是事实，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立刻就感到非得狠狠对付一下不可，要责备，辱骂，等等。我们“发火”了，脉息加速，头脑充血，肌肉紧张，发抖好像触电那样，而且往往不由自主地要采取行动。一句话，整个机体已经看得出准备去作我们千百万祖先在类似情况下真正作出过的行动：打击侵犯者并保卫自身，这对我们祖先说来，这样做是完全对的和必要的。但对我们来说，这往往不必要。虽说如此，这类情况我们还是控制不住。即使一个人完全明白要他真的动手，他是决计不会干的，或者知道这样会对自己不利，因此他连脑筋都不会认真动一下；特别是，当他的头脑正在自觉地和全神贯注地考虑最好还是动口而不动手时，因为（我要说）只有用口能保护他不吃大亏，就如同他的祖先们在他们的情况下用拳头一样，尽管如此，一个有这种倾向的人有时还是不免诉诸武力。这说明，他的整个返祖机制严重地妨碍了他采用自己的办法保卫自己。我们的祖先在同样情况下只知道“上呀！上呀！”由于潜在于我们心中的物种记忆在作怪，所以控制自己时，我们就感到很苦痛。有时我们还是不听理性呼声，而只一味盲目行动，结果就造成大错，后悔莫及。 在这些特殊的事例里，我们特别看得出，我们祖先经历的侵入，看得出我们生命中有一层不是在我们自己个人生活中形成的更早的存在，并起着明显的作用。这样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诸如“同情心”、“憎恶心”；对某些无害动物的厌恶；到了某些地方觉得很安逸，等等。但不仅是这些例子可以证明人的意识的连续性和同一性；即使没有上述的这些例子，我们还是可以肯定这是真理。 我的有意识生命视我的机体组织，尤其是我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特殊结构和作用方式而定。但是这些结构和作用方式在因果关系上和遗传关系上又视我之前就已存在的机体组织的结构和作用方式而定，这些全都和有意识的精神生活相联系，而且这一连串的生理事件并没有任何中断的地方；相反，每一个这样的机体都是下一个机体的蓝图，也是其制造者和材料，从而使它的一个部分长成为它本身的一个复本。请问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该把新意识的开端放在哪里呢？ 但是我脑子的特殊结构和形成的习惯，我的个人经验，事实上，一切我真正叫做我的人格的——这些肯定不是由我祖先的遭遇老早决定了的！如果后面这句话是指我个人的一系列祖先而言，那当然不是如此。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慎重考虑一下在这一节开头时讲的那个不完全的陈述包括哪些范围。因为，我称之为我的较高级的精神自我的结构，在本质上确实是从我祖先的经历那里得来的，但这不是说它完全或主要地限制在我自己祖先这一范围里。如果我下面所要说的不仅仅是玩弄辞藻的话，那么读者就必须弄清楚这一点，即决定一个人的发展过程的是两种因素：（a）他的基因的特殊安排，和（b）作用于他的特殊环境格局。读者还必须知道，这两种因素的性质完全相同，因为基因的特殊安排，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发展的可能性，都是在更早的环境影响下并主要依靠这些环境而发展起来的。现在你看，精神人格的涌现，环境的影响整个儿密切联系着，而这些影响又是同类成员（有的活着，有的死了）的精神人格直接造成的。而且要始终记住，我们这些科学家可以而且必须把所有这些“精神的”影响看作是别人的机体组织对我们自己的机体组织（就是说，我们的脑神经系统）直接限制和修正，因而这些影响在原则上和我们自己历代祖先们在我身上引起的影响，并没有什么不同。 没有什么自我是独立的。在每个自我的背后都拖着一条由肉体事件和作为整体的一个特殊部分的精神事件形成的长链，而且我就是这条长链的反应者和延续者。随时通过自我的机体、特别是它的脑神经系统的情况，同时通过教育、传统，并由于语言、文字、文献、习俗、生活方式、新形成的环境……一句话，通过千言万语也讲不完的事物，通过这一切，自我不仅仅和它的祖先的遭遇连起来，自我不仅仅是这一切的产物，而毋宁说，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它和这一切就是同一个东西：是这一切的严格的、直接的继续，正如50岁的我是40岁的我的继续那样。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西方哲学家们几乎普遍承认，个人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本质的终结；但除了柏拉图和叔本华而外，几乎没有什么哲学家考虑到和以上见解逻辑上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更深刻、更亲切和令人鼓舞的见解：那就是，个人的诞生也同样如此，它并不表明我第一次被创造了出来，而只表明我好像是从酣睡中慢慢醒过来那样。这样一来，我就能看到，我的希望和努力，我的忧虑和恐惧，是同生活在我之前的千百万人们的希望和努力，忧虑和恐惧一样的，而我也可以希望千百年后我在千百年前的渴望得以实现。思想的种籽只有作为我的某些祖先思想的继续，才能在我里面发芽。 我很清楚，虽然有了叔本华的哲学和吠檀多的经典《奥义书》，但大多数读者虽则会认为我提出的是一个可喜的和恰当的比喻，但不会同意所有意识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这个命题，有什么真正的实际价值。甚至有人会对一家人的意识是同一的这个论点提出异议说，一般说来父母两个生几个儿女，而父母继续活下去，所以是多而不是一。此外，一个人童年记忆的完全消失，好像也表明意识不是连续的。但在我看来，这种从谱系上引起的逻辑和算术的矛盾，倒是一个正面的证明，因为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意识同一性的主张实际上为科学（如遗传说）所证实了的地方，因此这种矛盾和整个吠檀多论点联系起来看，也就变得无力了，起码可以说明，把算术运用到这些事情上是极端不可靠的。至于记忆的彻底丧失（这肯定在许多人的内心深处，是这种生理的虚幻不朽性的最可疑的地方！）即使不从什么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它，也可以认为，为了形成这样东西，这块可以用来模塑的蜡一遍又一遍地搓平，是多么地会适应的呵！而这样东西即使像叔本华所设想的那样，不想被形成，但事实上仍旧在被形成之中。 （全增嘏 译） 像康德那样把整个形而上学一扫而光，是比较容易的。轻轻一口气就可以把它吹倒，而且并不需要强大的肺活量去鼓起一阵狂风，只要一股强大的勇气，就能推翻这个年代久远、受人敬重的纸牌搭成的大厦。 但不要以为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形而上学从人类知识的经验内容中排除出去了。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排除了一切形而上学，那我们就很难对任何科学领域中哪怕是最明确规定的专业部分，作出什么明白阐述，我们会发现这样做要难得多，说实在话，也许完全不可能。举一个很粗浅的例子来说，形而上学包括不加可否地接受放在我们面前这样一本白纸上密密麻麻印上许多黑字的书中的超物质的——亦即超验的——意义。 更深入一层说，试想人们第一次听到基尔霍夫和马赫把物理学的（也是一般科学的）任务，说成是“用最大的全面性和最经济的思想来描述事实”时，他们都会感到纳闷，感到这未免把问题说得太干巴巴、太空洞了。这种空洞感是我们克服不了的，尽管在理论上我们不得不加以肯定，甚至以热情的态度接受基尔霍夫和马赫的这种提法。但是事实上（让我们老老实实地检查一下自己），如果把这个提法看成我们的唯一目标，我们就无法在任何科学领域中推动研究工作前进。因为真正把形而上学排斥出去，等于使艺术和科学双双丧失灵魂，把它们变成毫无发展可能的枯骨。 但思辨的形而上学确已被排斥出去了，康德对它的死刑的判决是推翻不了的。康德以后的哲学，或许直到现在，都显示给我们形而上学断气前的长期痛苦挣扎。 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认为象我们这些生在康德之后的人，要能一方面在我们各个领域里逐步树立起一些障碍来限制形而上学对我们阐述真正事实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把形而上学作为普遍知识和特殊知识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保存下来，这是个特别困难的任务。这个明显的矛盾就是问题之所在。我们可以形象地说，当我们在知识道路上前进的时候，我们必须让形而上学的无形的手从迷雾中伸出来指引我们，但同时又得保持警惕，以防形而上学温柔的诱惑把我们拉离大路而坠入深渊。也可用另一种形象的比较：在知识道路上前进的大军中，形而上学无疑是先锋队，它在我们不熟悉的敌境内布下一些前哨；我们不能没有这些前哨，但我们也知道这些前哨容易遭受狙击。再换一种形象来说，形而上学并不是知识大厦的一部分，而只是脚手架，但没有这些脚手架，房子就造不下去。我们甚至可以说，形而上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转变为“形而下学”亦即物理科学——但这当然不是就像在康德以前有可能出现的那种转变。也就是说、决不是把原来不确定的意见逐渐建立起来，而始终是通过哲学的观点的澄清和改变来实现的。 我们怎样正确对待形而上学已经寿终正寝这一声明呢？当我们离开纯粹知识的领域而去考虑整个文化（包括伦理学问题在内）的时候，这对我们说来就是一个更加严重而且困难的问题。没有人比康德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的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写了一部《实践理性批判》来解决这个问题。 近一百年，在一个方向上，西方世界取得很大的进展。这就是说，对时一空事件（物理学和化学）的内容已有了彻底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大堆光怪陆离的极广义的“机制”用来扩大人类意志（技术）的影响。谈到这里，我有必要公开声明一下，我并不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后者）是欧洲这一时期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情。人们一般都欢喜自称我们这个时代为技术时代，但照我看来，在稍后一个时期人们将会按照它的最光辉和最阴暗的部分，分别称之为进化思想的时代和艺术衰落的时代。不过我只是顺便提一下，我现在要谈的是目前发挥最大作用的力量是什么。 这种局部的“象皮病”意味着在西方精神生活中，或者不管我们称它做什么，文化和知识的许多方面都被忽略了，甚至比起以前来更加衰落了。这就好像是单一器官的巨大发展对别的器官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阻碍和危害似的。许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受到教会的可耻奴役，但如今它已站起来了，意识到它的神圣权利和尊严使命，挟住仇恨和愤怒向它以往的迫害者猛烈攻击起来；而忘记掉教会虽有许多缺陷和溺职之处，但仍旧是我们最神圣遗产的唯一指定保护者。当年古印度智慧的火花，和被约旦河边传道的那位先师重新燃起的火焰，逐渐地、几乎不为人觉察地熄灭了，在古希腊重新升起的太阳——它的光线使我们的文明开花结果——现在也黯淡下来了。这一切人们几乎一点儿也不知道了。现在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信仰可言，没有什么导师可以遵循。他们不相信上帝或诸神；在他们看来，教会现在只是一个政党，道德只不过是繁重的清规戒律；它长期以来依为支柱的那些鬼怪已经不再信得过了，因此它本身也就失掉了任何根据。结果出现了一种返祖现象；西方人类有回到他们早期发展水平（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超过那个水平）的危险；极端的放荡的利己主义已抬了头，咧着大嘴在笑，它凭着人类原始习惯获得的粗暴力量，正伸手去捞我们这条船上无人执掌的船舵。 （全增嘏 译） 波普尔（1902——），英国哲学家。生于维也纳。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5年定居英国，后加入英国籍。曾在伦敦经济学院。伦敦大学任教。1964年受封为爵士。他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50年代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本体论，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著有《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科学发现的逻辑》等。 从生物学观点或进化观点看，可以把科学或科学进步看作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采取的手段。 科学发现总是革命的，创造性的。当然，即使遗传水平也有一定的创造性：新的试探造成新的环境，产生新的环境压力，从而对各级水平都带来革命性的后果。但只有在科学水平下才有以下两个新情况。最重要的是，科学理论可以用语言来表示，甚至可以发表。理论成了我们以外的客体，可以研究的对象。现在又成了可以批判的对象。这样，采用一个理论如果不能使我们更好地适应于生存，我们就可以甩掉这种理论——通过对理论的批判，我们可让理论代替我们死亡。 问题很清楚，科学进步的客观性和合理性，不能归结为科学家的个人问题。伟大科学和大科学家，像大诗人一样，常由非理性的直觉所激发。大数学家也这样。彭加勒和哈达马德已指出，一个数学证明也很可能是在一种显然属于美学灵感的指引下发现，在不知不觉之中试探出来，而不是理性思维指引的结果。 我认为阻挡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社会的，可分为两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 在经济方面，贫穷往往是个障碍。但近年来愈来愈清楚，富裕也会成为障碍：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在这样的逆境中虽然也有进步，但科学精神却陷入危机。“大科学”可能毁掉伟大科学，刊物激增可能扼杀思想：宝贵的思想反而被这种洪水淹没了。 在意识形态障碍中人们看得最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执或宗教偏执，一般都带有武断而缺乏想象。历史事例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倒是：即使压制也能引起进步。布鲁诺殉难和伽利略受审对科学进步所作的贡献，归根到底可能还大于宗教法庭对科学进步的反对。 新思想被忽视的事例很多，如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论、孟德尔学说。可以找到大批阻挡进步的障碍。 亚默还讲过一个更惊人的例子，即1913年对爱因斯坦光子理论的否定。这理论最早发表于1905年，1921年爱因斯坦为此获得诺贝尔奖金。在推荐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成员的申请书中，也写了否定光子理论这一段。这个文件是由马克斯·普朗克、沃泽尔·奈恩斯特和其他两个著名物理学家共同签署的。文件对爱因斯坦赞扬备至，但要求不要因他的失足（他们显然深信光子理论也是其中的一次）而反对他。这种过于自信的态度，同一年中居然还经受了密立根进行的一次严格的实验鉴定，真是令人好笑；但我们理当把它看作是科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插曲，说明最大的专家们有时也会通过最富于自由思想的鉴别而携手作出武断的否定，这些人做梦也没有想去隐瞒他们所相信的东西错了。对爱因斯坦的“失足”表示遗憾的话，真是再有趣、再有启发不过了。申请书是这样写的：“他有时也会想得太远，例如他的光量子假说，但是不应当把这一点看得太重。要引进一点真正的新思想，即使是引进到最精密的自然科学中去有时谁也不能不冒一点风险。”说得很好，但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人总是要冒犯错误的风险，但也要冒受到误解或错判等不那么重要的风险。 专横武断是阻挡进步的一大障碍。我们不但应当通过讨论使别的理论也能生存，还应当有计划地寻求新的理论；什么时候占统治的理论过分排斥一切，我们什么时候就应当感到忧虑。如果这种理论达到了一家垄断的地步，对科学进步的危害就更严重了。 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一种理论，甚至一种科学理论，也会变成一种时髦思想，一种宗教的替身，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的讲演第二部分的中心：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的区别。 在一个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内）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或时髦思想的时代里，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可能完全是由于宗教的衰落，由于我们这个无父社会未得到满足的不自觉的宗教需要。除了各种极权主义以外，我平生目睹了许许多多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公开声明的非宗教运动。 第一个例子是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这两场科学革命都引起了意识形态革命。它们双双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就这点而言，这是意识形态革命。就它们各自推翻了一种占统治的科学理论而言，又显然是科学革命。 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理论之所以发生那么大的意识形态影响，看来都是因为同宗教教义发生了冲突。这对我们的思想文化史意义重大，同时又反射到科学史中。但是哥白尼和达尔文同宗教发生冲突这个社会历史事实，却同这种科学理论本身的理性价值毫无关系。在逻辑上，也同理论所激起的科学革命毫不相干。因此把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加以区别就很重要了。 我还要举例说明，有些重大科学革命并没有引起任何意识形态革命。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革命，从科学角度看，同哥白尼革命一样伟大，也许更伟大。它改变了牛顿的中心信条，它鼓舞了一代物理学家，却没有引起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来。汤姆逊发现电子（及其理论）也是一场大革命。推翻古老的原子可分性理论所形成的一场革命，足以同哥白尼的成就相媲美。当汤姆逊宣布这个发现时，许多物理学家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这个成就把2400年以来一直在争夺统治地位的两种敌对的物质理论，即原子不可分理论和物质连续性理论，一古脑儿都推翻了。要估计这个突破的革命意义，你只要记住，正是它把结构和电引进了原子、从而也引进了物质构成之中，这就够了。后来到1925年、1926年，海森堡、德布罗意、薛定谔以及狄拉克的量子力学，基本上也是汤姆逊电子理论的量子化。而汤姆逊的科学革命也没有产生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导致一场意识形态革命。 还有许多重大科学革命都没有触发意识形态革命，像孟德尔革命。还有X射线、放射性同位素的发现以及超导的发现。这些都没有引起相应的意识形态革命。克里克和沃森的革命性发现，我也看不出引起什么意识形态革命来。 最有意思的还是爱因斯坦革命。我是指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但它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却足以同哥白尼革命或者达尔文革命相媲美。 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中的革命性发现，一个是狭义相对论，它推翻了牛顿动力学，用洛仑兹不变性代替了伽利略不变性。这一次革命可满足我们的合理性准则：旧理论可解释为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仍然近似正确。 但科学革命不管多么彻底，都必须保留前人的成就，因而不可能真正同传统决裂，正是这样，科学革命是理性的。当然我不是说，这就意味着，凡进行这个革命的伟大科学家就应当是完全理性的人。恰恰相反，尽管我在论证科学革命的合理性，我却猜想，假如真正的科学家成了“不偏不倚”意义上的那种“客观的和理性的”人，那么我们将发现，科学的革命性就真会被一种针插不进的障碍挡住了去路。 （纪树立 译） 狄拉克（1902——），英国物理学家。生于布里斯托尔。1926年获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成为该校教授。1930年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描述原子现象的量子力学方面有较大贡献。他提出了相对论形式的薛定谔基本方程，即狄拉克方程。在理论上曾预测到正电子。1933年他与薛定谔因建立新型原子理论而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我打算与你们谈谈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是如何工作——他是怎样着手尝试去更好地理解自然规律的。 一个人能回顾他过去所做的工作。这时他心中有个基本希望，希望他可以得到一些在处理目前的问题时有价值的启示或教训。我们过去必须处理的问题与今天的问题在根本上有很多相同之处，评论一下过去成功的方法对目前的工作可以有所帮助。 理论物理学家的工作程序可以分成两大类。其一是在实验基础上开始工作。为此，必须与实验物理学家们保持密切的接触，知悉他们得到的全部结果而试图使这些结果适合一个全面的令人满意的图式。 另一种程序是在数学基础上着手工作，考察并批判现在的理论，设法确认其中的错误，然后努力消除它。这里的困难在于要消除这些错误而又不破坏现存理论的巨大成功。 存在着这样两种普遍程序。当然，它们之间的差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两个极端之间有各种等级的程序。 遵循哪一种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的课题。对于一个不甚了解的课题，人们正在那里开辟完全新的天地，他们完全被迫遵循依据实验的程序。对于一个新的课题，人们起初仅仅收集实验证据并对它们进行分类。 例如，让我们回想一下上一世纪我们所确立的元素周期表的知识是怎样积累的吧。开始，人们只是收集材料并对它们进行整理。随着周期表的建立，人们才逐渐得以相信它。到最后，在周期表接近完成时，人们完全有把握预言，哪里有空白，以后会发现一种新原子来填补这一空白。这些预言全部实现了。 当前，关于高能物理学的新粒子存在着一种十分相似的情形。这些粒子已经填进一个表，人们对这个体系是那么相信，以致一旦发现有空白，就能预言将发现一种粒子来填补它。 在物理学的每个被了解得很少的领域中，如果人们不想沉湎于几乎肯定是错误的荒唐的推测的话，就必须固守实验基础。我并不想一概而论地责备推测。它可能是有趣的，或许是间接有用的，即使它的结果是错误的。人们总应保持开放的头脑来接受新思想，因此人们不应该完全反对推测。但必须小心，不能过于陷入推测。 我要提一下，我发现最好的想法通常并不是在人们积极寻求它们时得来的，而是在人们处于放松状态时得来的。布洛克教授曾对我们说过他如何在火车上捕获一些想法，而且常在旅行结束之前完成这些想法。我却不是这样，我常在星期天独自长途散步，散步时，我往往以悠闲的方法去回顾当前的情形。这种场合常常证明是富有成果的，虽然散步的目的在于休息而不在于探索。 正是在一次这样的场合中，我想到在对易子和泊松符号之间的联系的可能性。我并不十分了解泊松符号是什么，因此不能确定这个联系。到家后我发现，我那里没有一本书解释了泊松符号，因此我不得不焦急地等待第二天早上图书馆开门，我要证实这个想法。 原子物理学的最终目标是得到合适的初始方程，由此可推演出整个原子物理学。我们距此还很远，向这个目标前进的第一步是完成低能物理学理论，这就是量子电动力学，然后推广到越来越高的能量。但目前的量子电动力学不能适应数学美的高标准，我们期望基本物理理论有这种数学美。目前的量子电动力学还使人觉得，仍然需要在基本思想上有激烈的变革。 （曹南燕 译） 汤川秀树（1907——1981），日本物理学家。生于东京。1938年获大阪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1939年任京都大学教授。1948年至1953年在美国任教。日本帝国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日本物理学会和美国物理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基本粒子和力场研究。发现新的基本粒子“介子”。还于1936年发现“K俘获”现象。由于这些贡献，于1949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著有《量子力学入门》等多种。 像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的人，每年总想做点独创性的工作。不但我们自己，而且还希望青年人都能发挥具有独创性的创造精神。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然而，科学家要想发挥独创性，干点出色的工作，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在长期研究生活中，能够做到这点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的，机会也是难得的。同样都认为是在发挥创造性，但其大小程度实际上也是不同的。假若能发挥一点点创造性，那么也算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果稍微大一点，一生一次……当然，这一次也是难得的。若能做出两次，也已经是相当了不起了。但一次也无建树，莫如说是常见的。 如果说运气好，一次就成功了，或者说特别走运，两次都成功了，即使这样的话，那么，在那些其他漫长的岁月里，到底干了些什么呢？用功了？玩了？还是休息了？……不管是怎样度过的，但在这段时间里并没有发挥什么创造性。不仅搞学术是这样，就是从事艺术或技术工作的，不管想怎样拼命地干，想发挥独创性，但顺利地发挥出来也是少有的。这样说是否就意味着其余的时间就完全是虚度了呢？当然不是那个意思。5次，10次，即使都失败了，也决不能泄气，失败100次还是要继续干，只能在那种反复失败的过程里寻求某些成功的机会。 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研究人员的经历，一般也是30到40年，在这30到40年里，能有一次或二次成功就是很不错的。即使一次也未见效，只要努力，也一定会从中得到教益。不能说没有成功就丝毫没有意义。关于这类问题，我想只限于就与自己专业有关的科学家的创造性讲些个人的看法。 坚持己见是个必要条件 像方才所说的那样，所谓研究工作，只要自己有能力，即使已经发现有失败的可能时，也应该继续下去。有时虽也认为停止研究工作就好了，但又舍不得放弃，自己觉得还是应该干下去。幸运的是，对于我们这样在大学里工作的人有个退休的规定。如京都大学，曾把退休年龄规定为60岁，战后改为63岁。究竟是60岁合适还是63岁合适，其说法也因人而异。不管怎样，反正有个退休问题，所以总想一定努力坚持到退休。如以失败告终的话，那也只好死心塌地！虽然这样想，但是不死心的人们仍然认为，即使不在大学，只要自己努力干，还是有希望的。 若从我们学者的经历来考虑，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很主观的。主要原因是从事学术工作本身就需要坚持己见，也就是依靠“己见”来干工作。恐怕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们一定都是怀有这种“己见”的。但是“己见”强烈到什么程度？坚持到什么程度？这是因人而异的。但决不能说因为坚持己见就能作出贡献。不管怎样坚持己见仍旧未能作出贡献的人也的确是有的。如果用数学上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要使某一个问题成立，应该有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我认为，坚持己见确实是必要的条件，但它也确实不是充分的条件。 为什么持有“己见”？这个问题不大容易说清楚。如果进一步考虑的话，我认为这和人本身存在的非常深刻的内部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上有普通的人，有杰出的人，也有无所作为的人、古怪的人或超群的人等等，他们也具有各式各样的类型。 大体划分的活，一类圣者，也就是像所谓圣人那样的人，这已经是属于“大彻大悟”的类型了。我自己远未达到这种程度，所以对圣者或圣人的情况不太了解。但我认为这种类型的人是没有己见的。他们在过去可能有，但后来克服了。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种类型——天才，或者虽未达到天才水平，但却已具有相当优秀才能而勤奋从事自己工作的人。这类人或许有那样的觉悟也未必可知，但仍然还是带有一些“己见”的。用一点不大好听的话来说，也就是“固执己见”吧。人，过于出类拔萃的话，我看就不能从事学术或艺术工作了。和圣者、圣人不同类型的天才或接近天才的人，自己头脑里总是残存着深刻的矛盾。对某一种观点持有己见时，对相反的观点也并不容易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不是这样吧？也许不是这样？换个别的办法是否会好一些呢？科学家就是这样在相信与怀疑之中日夜不倦地工作着。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从事的理论物理、基础物理研究工作就属此类。某位科学家坚信某一学说，看来好像百分之百的相信，但料想不到的是，自己头脑里也在考虑着相反的观点。这样的事也不少吧！善于工作的人就是这样。也正因为这样，才有惊人的力量。自己完全觉悟了的话，就不必再写论文了。写论文这件事，好像为的是给别人看的，其实首先是读给自己听的。 天才和怪人 不管怎样，只要内心有了那样的矛盾，就会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表现形式可能有各种各样，尤其叫人看着有点奇怪时，那就成为圣人了。能够做出点奇事情的人，才被认为是天才。但是天才和怪人并不完全一致，虽然是天才，但有时可能干出怪人的行为来。但干出怪人的行为，并不一定是天才。人们的性格是很奇怪的，总是喜欢说别人如何非凡如何出奇，所以很愿意把怪人说成是天才，不像怪人的人，说成天才总觉得不够意思。对于自己熟悉的人，能够进行正确的评价，也不致于评价过高。若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时，稍微有点古怪就认为杰出人才也未可知。相反，没有古怪脾气的就不认为是天才。实际上是容易产生这种判断的。但是，独创性真正发挥出来没有？莫如说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隐藏着内部矛盾，并且很激烈，这就涉及到怎么解决的问题。我认为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其外部表现为怪人时；二是外部没有表现出来，从外部看来没有什么出奇的。 不管哪种情况，所谓矛盾和固执己见，两者具有密切联系。但究竟是包含着矛盾，还是在一个问题上坚持己见？简单讲，坚持己见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如有非常远大的理想，尽管是不容易达到的，也许是十分遥远的，但想要完成这样任务的人，他的工作视野和规模就会逐渐扩大，取得巨大工作成果的可能性就会随之而来。与此相反，一生之中，始终庸庸碌碌的可能性会是很大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点。 记忆力、理解力、演绎逻辑能力 所谓创造性，是一时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从表面看，它也是有着重要的历史或社会意义的。若不从问题的性质上，不深入到内部或不从内部来观察的话，我认为那是难以抓住其本质的。 前面曾说过坚持己见和自己头脑里有矛盾的重要性。当然，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一提到创造能力，就容易联想到一种好像与其相反的能力，如记忆力等。实际上，记忆力非常好，在学校学习时成绩优秀的人，出了校门之后，一向无所建树，就是成为专家也未能搞出什么独创成果的也大有人在。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理解能力的问题。理解事物的能力很强，但自己提不出独创性观点，这种类型的人也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记忆力和理解力是发挥创造性的必要基础，这是人所共知的。 所谓理解力，说来简单，但是其中包含着各种因素。如合理的思考能力就可以认为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把它想得更狭窄一些，就成为逻辑的，特别是演绎逻辑的思考力了。从某一前提出发，经过理论上的推导则可得出结论。也就是因为这样而得出这个结论。这样反复推论下去，就能成为发挥创造性的基础，或者作为工具，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如果只说演绎逻辑能力的话，恐怕电子计算机更为优越，速度也更快，在操作中劳累、搞错或者中断等现象都是很少出现的。现在的电子计算机也有记忆能力，但跟人相比时，在记忆数量这一点上，计算机还是远远落后的。不管怎样说，计算机是具有记忆力和逻辑思考力的，但是我们不能说计算机有创造力。若是那样的话，除此之外，人还有什么能力呢？ 类推 人的各种智能，都是大脑活动的结果。任何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这种能力，但跟创造性工作有着最密切联系的是类推的作用。关于类推的作用很早以前就曾有过论述，各位听了我的说明以后，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我们想使别人理解一个难懂的问题时，常用的办法是列举众人皆知的事例进行比喻。因为跟已知的事物相类比，即使是很难理解的问题电好像容易使人接受，这就会使说者和听者双方都能明白。但关键是要找到跟疑难问题相似而易懂的事例。某人若能用易懂而相似的事例，使任何人都认为难懂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话，就可以说是开始发挥了真正的创造性。实际上，在古代的哲学书籍中，例如在希腊和中国的古书中，有很多“例如”的字样。古代的思想家，实际上用这种所谓“例如”的办法，不只向人们传授了很难懂的思想方法，而且恐怕他们之中自己依靠这种类推而达到独创性思想水平的人也是很多的。 即使是现在，如果能正确地运用这种“例如”，也会使人感到满意和高兴。为了使别人承认“确实是这样”时，“例如”是起着巨大作用的。如果在事后能够细致地思考一下的话，确实是被那种“例如”所吸引，自己也深感找到了意料不到的结论。当自己考虑什么新的问题或想弄清什么疑难问题的时候，“类推”在今天也还是相当起作用的。 关于创造性这个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正好我是研究理论物理的，所以只讲跟我有着密切联系的方面。从现今开始，正在进入比过去的机器文明更为高度发展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创造性就不那么重要了吧？大家可能都在同样地考虑着这个问题。持有这样消极悲观看法的，我想可能大有人在。但是机器文明越是向前高度地发展，在那个世界里，人类得怎样才能更进一步地发挥创造性呢？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加以认真考虑的问题。笛卡儿已经在300年前就研究过自我培养理智的问题了。处在现代的我们，不但不能自我培养，而且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成年累月到处奔波，连这样的事情都不太知道的话，那不是将要处于十分狼狈落后的状态吗？为了摆脱那样的处境，请回忆一下笛卡儿，研究他的一些观点，我认为是有帮助的。 （陈耀亭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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