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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1706——1790），美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学家。生于波士顿。早年生活艰难。1727年在费城组织“共读社”，后发展为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1730年创办《宾夕法尼亚报》，宣传科学与文化。1731年建立北美第一个公共图书馆。1736年当选为州议会秘书。1743年组织美国哲学会。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参加反英斗争，后参加起草独立宣言。一生从事科学研究，是电气研究的先驱，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法国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电的实验与观察》等多种。 我自幼即好读，手中偶有点钱便都用以购书。我爱读《天路历程》，我的第一部书便是班扬的这套小书。后来我又将这书卖掉以购买布尔顿的《历史丛书》；书为坊间廉价小本，计不下四五十册。我父亲的少量藏书多属于宗教论战性质，这些我也大都稍加涉猎，但日后每以此为憾事，因为正值我求知的欲望如饥似渴之年，却苦于无适当的书可读，而我此时已决定将来不作牧师。父亲书中我最耽读不倦的是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惟有在这部书上我认为我的时光最不虚抛。那里另有笛福书一种，名《计划论》，以及马瑟博士书一种，名《为善论》，这两书对我都有开茅塞之效，对我日后某些重要作为曾发生过相当的启迪作用。 这种浓厚的书癖终于使我父亲决定让我进印刷业，尽管此时他已有一子（即詹姆斯）在这行业。1717年詹姆斯携印刷机与字模等自英格兰归，于波士顿开店营业。我对印刷业的爱好远较父亲强烈，唯下海当水手的念头仍未完全忘怀。考虑此事后果堪忧，父亲遂不再耽搁，立即催我去詹姆斯处作学徒。我推脱过一阵，但终于听从父意，正式立了字据，彼时我还不过12周岁。按合同规定，学徒期满将为21岁，惟最后一年得领伙计工资。不久我对印刷一行已事事熟练，詹姆斯倚重我如左右手。这时我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好书。利用与书肆学徒相识关系，我有时竟能从那里借上一册小书，但每次必速看速还，不敢污损。有时一本书晚间借回，次日天明即须归还，这时我便一卷在手，连宵赶读，以防到时还不回去，叫人来催。 此后不久，一位名叫马修·亚当斯的商人常来我印刷所，其人颇聪明，于各类书籍度藏甚富，得知我好读，因邀我至其书室中，慨然将我所欲读的书惠借给我阅读。此时我对诗的兴趣正浓，间或也稍有所作；詹姆斯以为此事或亦不为无利，对我稍稍鼓励之，因而我遂开始写时事诗，记得其中一首名《灯塔悲剧》，记船长威斯雷克及其二女海上遇难事；另一为水手歌，记海贼狄乞（绰号黑髯客）就擒事。按两诗格调均不高，不脱克洛柏街腔调；印成后，兄命我去市中售卖。前一种销路极佳，以其事发生未久，人们的印象尚深。这事给了我很大鼓励，但父亲对我的作诗则大加嘲笑，说作诗的人大抵都是乞丐。因此我遂绝作诗念头，实际上我即使作诗也不会成为很好诗人；但文章对我则不同，它在我一生当中用途颇广，甚至可说是我日后的主要立身之阶，因此下文即将说明，处于我当时的环境下，我曾如何学到这点本领。 城中当时另有一位嗜书青年，名约翰·柯林斯，与我很熟。有时我们也争论一些问题，而且还特别喜欢这种争论和盼望有机会进行互驳，然而这种好辩，这里附带一笔，往往容易变成一种不良习惯，结果在人们面前也好呶呶不休，非常招人反感；不仅败坏谈兴，制造不和，甚至使人失去应有的友谊。我这毛病便是受了我父亲宗教论战书籍的影响。我日后注意到，有修养的人们从来便很少涉入争端，当然下述几种人则是例外，这即是律师、学人以及爱丁堡出身的各类人们。 一次柯林斯与我发生了一场争辩，内容系关于妇女受教育有无必要，以及妇女是否具有此种能力的问题。他的看法是这种做法不够妥当；而且她们天生不适学习。我自己则站在反对的一方，当然这也多少有点为辩而辩。他的口才比我流畅得多，而且词汇丰富，左右逢源；但我总不兔认为，他的优势却主要来自言词，而不是来自逻辑力量。由于到分手时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辨清，而短期内彼此又不可能晤面，于是我便坐下来将我的论据详细写出，然后誊清寄去。他接信即复，我得复再答，如是书来信往，双方所作均不下三四通。一次父亲偶然见到了我的这些辩论文字，并仔细看了。看后，他没有涉及所论内容，而只就文字本身作了一些指点；他认为，在拼写与标点方面，我比我的对手好些（这点当然应归功于印刷所的训练），但在语句的雅驯以及条达清通等方面，我都显有不足，这些他都一一举出实例说明。我觉得他的批评颇能切中我的要害，因而从此更加留意文章写法，锐意精进，以期有成。 就在这时，我偶然遇到《旁观者》的零本一册。书为第三卷。这书我以前从未见过。我把它购回反复阅读，读后心爱不已。我认为这书的文字极佳，因思有意模拟之。抱此目的，我遂取其中数篇，将篇中各句所表述的意思，略加隐括，即置之一旁不顾；数日以后，不看原书而径行重述原文，方法即将隐括语中的意义，一一仔细表出，其详尽须与原作无异，用字则尽我所能，务求妥贴。然后拿我重写的《旁观者》与原文相比较，找出谬误，加以改正。然而我发现，我的词汇仍嫌不足，或用宇想字时来得吃力，而这种能力，如其我不中辍作诗的话，早应不成问题；因为经常须要寻找同意但不同音（为了押韵）或不同长度（为了音律）的词汇这件事，势必要使我时刻去追求变化，并把这类事牢记在心，渐而至于精熟。因此，我遂把若干故事改写为诗；过上一段，当原文已经完全忘却，再把那些诗改写回去。另外，我有时还把我的提要有意打乱，数周之后，待我须要足句完篇时，再对这些进行一番认真整理。我这样做是为了学会如何把思想安排得富于条理。然后，取来原作互相比较，发现种种纰缀，即加改正；但有时在某些非关宏旨的细节上，我觉得我竟较原作的写法与语言更稍胜一筹，因而不禁暗自庆幸，自忖将来或者有望成为一位不坏的英文作家，也未可知，因为在这事上我确是不无奢望的。我练习作文与读书一般多在夜晚工余与次日上工之前，或趁礼拜假日，这时我总是设法一个人躲在印刷所内，尽量逃避礼拜仪式，这一节幼时父亲对我的要求素来极严，而我自己也的确至今把它视作一桩责任，只是我有时感到我无暇履行罢了。 正当我一心为文的时期，我读到了一部英文法（记得为葛林武德所著），书末附有讲解修辞与逻辑的短论二篇，后者篇未载有苏格拉底辩论法范例一则；不久我又购得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其中关于这个方法的例证则更为详尽。我对这个方法爱之入迷，并学着试用，于是废弃了我以前那种生硬反驳与正面辩论，而处处以一个谦逊的探询者与存疑者态度出现。当时读过沙夫斯柏里与何林斯诸人的书，对我们宗教教义中若干处早有疑义，故我感到辩论时采用这个方法对我极为有利，但对我的对手则颇具困惑作用；因而耽之不倦，并经过不断练习而日臻精熟，这时即使许多学问高于我的人也每每为我所屈，因为辩论的结局他们常常不能预见，致陷入窘境之中而不能自拔，结果每辩必胜，而实际上不论我的能力或主张都未必如此高明正确。这个方法我曾连续用过多年，但也渐加放弃，而仅将谦逊的表达习惯保留下来；凡遇有所主张因而可能起争辩时，“当然”、“无疑”以及其他自以为是的词语便很少出口；而宁可使用“我把某事理解为如此如此”；“由于某种某种理由，在我看来，或我不妨认为，如此如此”；“依我的想法某事可能如此”；或“如若我不错的话，某事可能如此”。这个习惯，我认为，每当我从事某种措施的推行，需要发表见解和说服人们的时候，往往给我带来极大便利；另外，既然交谈的目的无非为了提供情况、了解情况、使人心悦与使人乐从，因此我深愿一切好心聪明的人士切勿因自己的主观自是态度而影响自己的应有作为。因为那种态度势必要引起反感，招怨树敌，甚至使我们处处遭到失败，这时即使是一副天生的语言才能（亦即提供或接受情况与乐趣的才能），也必无济于事。如其你的目的在于提供情况，发表意见，过分自信与专断的态度每每容易产生龃龉，使人不能耐心聆听。如其你的目的在于从他人获取情况和增长知识，但同时对你目前的看法却又表现得十分拘执，厌恶争辩的谦虚人们必将望望然而去之，听任你错误如故。因此，以这种态度出之，既不能为你赢得听话人的好感，也不能获得你所争取者的乐从。 （高健 译） 我从北威尔士的短期地质考察旅行后回到家中时，见到了亨斯罗的来信，他告诉我：舰长费支罗伊乐意让出自己房间的一部分给任何一位青年，只要他志愿担任贝格尔舰航行期间的自然科学家。我以为，在我的《旅行日记》手稿本中，已经详细记述了当时所经历的一切情形；在这里只来谈谈，那时我立刻想去接受亨斯罗的建议，但是父亲却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不过他还附带说一句：“要是你能够找到任何一位有识见的人，他劝告你去，那么我也将允许你去。”这句话，后来竟给了我好运气。因此，在当天晚上，我给亨斯罗复信，辞谢了他的建议。次日早晨，我就到美尔堂去，准备在9月1日去打猎。正在那天打猎的时候，舅父派人来召唤我，他建议要同我一起坐马车赶回希鲁兹伯里去同父亲商谈，因为舅父认为，我要接受建议去航行这件事是明智的行为。父亲时常肯定说，舅父是世界上有识见的人士之一，因此，他立刻就极其和蔼地同意我去航海了。我以前在剑桥大学时，挥霍金钱较多，因此就安慰父亲说：“上了贝格尔舰以后，我在花钱方面，一定要拿出神奇的本领来，决不超过您允许给我的定额。”可是，父亲却带着笑容，反驳说：“可是他们大家都对我说过，你花钱的本领却很大哩！” 第二天，我离家前往剑桥，去见亨斯罗，此后又到伦敦去见费支罗伊；一切事情就很快办妥了。后来，我同费支罗伊相交十分亲密，那时他才告诉我，由于我的鼻型特殊，真是险乎遭到了他的拒绝！他是拉伐特尔的狂热信徒，因此他相信，根据一个人的面容相貌，就可以判断出他的性格。他怀疑一个具有像我这种鼻子的人，未必能够有充分的精力和决心去航海。可是我想，他后来就很满意地相信，我的鼻子证实了他的认识错误。 费支罗伊的性格是奇特的；他具有很多非常高贵的特征；他忠实于自己的职务，待人很宽大、勇敢，有决断和不屈不挠的毅力，而且是一个对待他所有下属的人都很热情的朋友。他愿意忍受种种困难，去帮助他认为值得帮助的人。他是一个美貌的男子，显著地很像一位具有高度礼貌的绅士；一位驻在里约热内卢的英国公使曾经对我说，他的待人态度很像是他的舅父，就是著名的卡斯尔利勋爵。可是，他外表上却一定是遗传到查理士二世的许多特征，因为华里奇医生曾经给我看过他所收集的照片集，其中有一张照片很像费支罗伊，方才看出是查·伊·沙比斯基·斯图阿特，即阿尔伯尼伯爵，也就是这位英王查理士二世的非婚生的后裔。 费支罗伊的性情真是最不幸的。这不仅是表明在容易发怒方面，而且也表明在长期对于那些曾经使他发怒的人继续不断发脾气方面。他的性情通常在清早时候最坏；他凭着自己像老鹰般敏锐的双眼，总是能够在军舰上发觉到一些错失的地方，于是就大声申斥一番。当那些下级军官在中午前彼此交班时，他们就时常询问道：“今天早晨究竟喝到了多少杯咖啡呀？”这句话的意义是暗示说：“舰长的脾气究竟怎样呀？”除此以外，费支罗伊还带有一些怀疑态度，偶尔也会显得十分垂头丧气；有一次，简直是近于发狂了。他对我好像时常失去确切的判断和常识。他待我非常亲切，但是也很难同我亲密相近；这种亲密关系，从我们在同一房舱内共坐同食的情形看来，是必然会随着发生的。我们两人曾经争吵过几次，因为他在不高兴时，就会蛮横无理。例如，在这次环球航行初期，在巴西的巴伊亚时，他曾经为我所痛恨的奴隶制度辩护，把它赞美了一番，并且对我说：他刚才去访问过一个奴隶主，那个奴隶主当时把他家中的很多奴隶召唤来，询问他们生活得是否快乐，他们是否愿意恢复自由；而他们大家齐口同声回答说：“不愿意恢复自由。”我听了这句话以后，就带着一种大概是讥讽的口吻反问费支罗伊道：他有没有想到，可以用什么来保证奴隶们在他们的主人面前所作的回答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就使他顿时怒气冲天，因此他就声明说，因为我怀疑了他的话，所以我们两人再也不能够相处在一起了。我以为，这一次我一定要被迫离开贝格尔舰了；可是，这个消息却立刻到处传布开来了，因为舰长把海军上尉召去，用咒骂我的办法来消除自己的忿怒；而我则因为接受下级军官的邀请，去同他们在一起吃饭，所以反而感到十分心满意足。可是，在过了几小时以后，费支罗伊又表现出自己通常的宽宏大量态度，派了一位军官来代他向我道歉。并且要求我仍旧继续同他一起生活下去。我还记得一个表明他态度诚实的事例。在普利茅斯，在我们开船离港以前，有一个陶瓷器商人，拒绝航长调换几件上次向他店中购来的商品，因此舰长就对他怒气大发。此后，舰长就向那个商人询问店中一套贵重的瓷器的价钱，并且接着说：“要是你没有刚才这种不肯通融调换的话，我就会购买你这套瓷器了。”因为我知道，在自己的船舱中已经装满了陶瓷器皿，所以我就怀疑他未必真心要购买这套瓷器；当时我一定是在自己脸上显露出怀疑的神色，因为我没有帮衬他说一句话。在我们离开了这家陶瓷店以后，费支罗伊就瞅着我说道：“您难道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吗？”于是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有了这种想法。他就沉默了几分钟，接着又说道：“您的想法是对的，而我在对这个混蛋东西发怒时，就干出了这种错误举动来。” 在智利的康塞普西翁城，可怜的费支罗伊悲伤地干着辛劳过度的工作，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他痛心地向我诉苦说，他一定要派遣一大队人去对付当地的居民。我就劝告他说，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的本份来说，是不必这样去干的。他接着就狂怒起来，宣布说，我是一种只知受思不知报答的人。我听了不发一言，站起身来，马上就离开了军舰，回到康塞普西翁去，当时我借宿在城中。过了几天以后，我再回到贝格尔舰上去，又受到了舰长从前一样热诚的接待。虽然这样，可是海军上尉却对我说道：“您这个哲学家，真是可恶透了！我希望您不要再同船老大吵架了！上次在您离开军舰那天，我真是给他搞得累死了（这艘军舰正在修理中）；可是，舰长却拖住了我，在甲板上一同来回散步，直到半夜，而且还接连不断地把您咒骂个不停哩！” 这种同一艘军舰的舰长难以和睦共处的情形，由于大家是对抗性地对待他，差不多把他看做是一个叛乱分子，好像是一个人在对付着任何其他的人一样，还由于那种在军舰上使他时常要经受的忍耐本领，至少是在我参加航行的期间内要有这种忍耐本领，因而更显著地恶化起来了。我记得，有一位军官告诉我一件很有趣味的事例：曾经有一个在阿德文丘舰上的军需官，贝格尔舰第一次出航时，就是跟随阿德文丘舰同行的。有一天，他奉舰长之命，到里约热内卢的一家店铺中去，向店主购买糖酒，那时忽然走进来一个穿普通人服装的小绅士。军需官就对他说：“喂！先生，请您费神代劳，尝尝这种糖酒，告诉我它的滋味怎样？”这位绅士遵从他的请求，尝了糖酒，于是很快就离开这家店铺。那时店主便问这个军需官道：“您知道吗？您请求尝酒味的那位刚才出店门到港口去的人，就是主力舰上的舰长吗？”这个可怜的军需官一听到这句话，就骇得魂不附体，呆若木鸡，他手里握着的一杯糖酒也砰然掉落在地上了；他马上跑回自己的舰上去。曾经在阿德文丘舰上的一个军官向我肯定说，从此以后，无论怎样去劝说这个军需官，他再也不敢离舰上岸去了，因为他由于那次狎昵举动而被骇坏了，一直就害怕再见到舰长。 在回国以后，我只不过偶尔去会见费支罗伊，因为我恐怕会在无意之中得罪了他，使他激怒；此后有一次就发生过这种情形，以致几乎不能够相互谅解。后来因为我发表了一本像《物种起源》的非正教的书，所以他对我愤恨不满（因为他已经成为十分虔诚的教徒）。他在晚年时，显然完全是神经失常了：这显然是由于他慷慨好施的本性而发生的。无论如何，在他去世以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找出了他偿付债款的收据。他晚年的生活是悲惨的——他用自杀来结束了一生，恰好也同他的舅父卡斯尔利勋爵的归宿一样；他们两人的作风和外貌，真是多么的相似。 在很多方面，费支罗伊的性格是最高尚的；他是我很少见到的人物，但是那些严重的缺点，却把他的性格搞坏了。 （参加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可是，这却取决于舅父的建议，要我乘车赶回到30英里外的希鲁兹伯里去，这样微小的情况；而且也取决于我的鼻型这类琐小事情哩。像这样肯干的舅父，是稀有的。我始终认为，应该把我初次受到的真正的思想训练，即教育，归功于这次环球航行。当时我接受任命，必须去仔细研究自然史的几门学科，因而改进了我的观察能力，不过在航行以前，我的观察能力已经有相当好的发展了。 我对于自己旅行所到的各地的地质考察，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在这方面要发挥所有的推断能力。起初在考察一个新地区时，只见到杂乱无章的一大堆岩石，比任何其他情形都难以处理，以致大感绝望。可是，如果把很多地点的岩石的层理和性质以及其中的化石记录下来，经常对这些记录进行思考，并且努力推测其他各处将会发现的情形，那么很快就会搞清楚这个地区的杂乱情况，因而也就多少可以理解到它整个的地质构造了。那时我随身携带了赖尔所著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经常仔细地研读它；我在很多方面，从这本书中获得了极大的益处。我开头考察的第一个地区，就是佛得角群岛中的圣地亚哥岛；它使我清楚地看出，赖尔所举出的地质研究方法，有惊人的优点；在我当时带去的或后来阅读到的所有其他地质学书籍中，其著者所提出的方法都不能及到他。 我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采集所有各类动物，对很多海生动物作简略的记述和初步解剖。可是，因为我没有绘图本领，也没有相当的解剖知识，所以我在航行期内所记写的一大堆原稿，都已经证明是无用的。因此，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但是只有在甲壳纲方面获得了一些知识，总算没有白费，因为后来我在著写蔓足类动物专集时，这方面的知识就对我有用处了。 我时常在每天某一时间内，记写自己的《旅行日记》，把我当时所见所闻都仔细而且生动地描写出来；在这方面耗费了很多的精力；这是一种有益的训练。我把自己这本日记充当家信的一部分，在遇到适当的机会时就把它分批寄回英国去。 可是，上述的各种专门的研究工作，在同我当时养成的一种习惯相比时，就显得不重要了；这种习惯就是：勤奋的劳动和对自己所研究的任何事物的专心注意。凡是我思考过的或阅读到的一切，都同我已经看到的或者有可能看到的事物有直接的关系；这种运用脑力的工作方法的习惯，在整个5年的环球旅行期内一直继续着。我确信，正因为有了这种习惯，才使我能够在科学方面作出自己的一切成绩来。 现在我在回顾往事时可以看出，我对科学的爱好怎样会逐步增强起来，而超过了对其他一切的兴趣。在环球旅行最初两年内，我仍旧保持着原来的打猎嗜好，几乎是竭尽全力地去干着；为了要采集标本，我亲自去猎取一切鸟兽；但是此后，我就越来越经常地把猎枪交给自己的仆人，最后终于完全由他一人去猎取鸟兽了，因为狩猎工作会打扰我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妨碍了我对某一地区的地质构造的勘察研究。我曾经发现，不过是无意识地和不知不觉地发现：观察和推断工作的乐趣，确实是远胜于任何的手艺和打猎工作的乐趣。在我身上，野蛮人的原始的本能，逐渐给文明人的后天习得的爱好所替代了。在这次环球旅行期内，我的思想，由于受到自己这些工作的影响而发展起来了；这种情况，大概可以用我父亲所讲的一句话来表达；父亲是我生平所见到过的最敏锐的观察家；他的性情，有怀疑主义的倾向，而且完全不同于颅相学的信徒；当我在完成环球旅行后回家时，他一见到我，就转身向着我的姐妹们，并且高声呼道：“啊！原来他的头型完全变样了！” 现在回头再来谈谈环球旅行方面。9月11日（1831年），我随同费支罗伊出发到普利茅斯去，短期探望贝格尔舰。后来又回到希鲁兹伯里，同父亲和姐妹们正式作长期的告别。10月24日，我到普利茅斯旅居，一直逗留到12月27日那天：贝格尔舰终于离开英格兰海岸而开始环球航行了。在这以前，我们曾经试航过两次，但是每次都给强烈的暴风驱回港内。在普利茅斯逗留的这两个月内，我虽然用种种方法来克制自己，仍旧感到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当时我一想到要这样长期远离所有自己家中亲戚和朋友时，就显得没精打采；而且当地的天气，又使我觉得好像是阴霾重重，难以言表。除此以外，我还受到心悸和心痛的折磨，真好像很多无知的青年，尤其是像一个医学知识肤浅的人那样，就自信息上了心脏病。我没有去就医求诊，因为恐怕医生一定会对我下判断说，我不适宜去航行；可是，我却坚定不移，甘冒一切危险，决心要去航行。 在这里，不必再来谈到这次环球旅行时所经历的事件，就是我们到了哪些地方，干了哪些工作，因为在我那本已出版的《考察日记》一书中，已经作了十分详细的叙述。直到现在，热带地区的植物界的壮丽景象，依旧比任何事物更加栩栩如生，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可是，巴塔哥尼亚高原的浩浩无边的大荒漠，还有火地岛的森林密布的崇山峻岭，当时却使我心头激起了宏伟的景象，因而也始终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地未开化土人的赤身裸体的形象，也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我曾经骑马或者乘坐小船，穿过荒无人烟的偏僻地区，作了多次的考察旅行；其中有几次，历时达几星期之久；这些旅行是很有趣的；当时行路艰难，有相当的危险，但是我却不因此感到胆怯，以致中途折回，而且后来就习以为常，根本不顾这一切了。我异常满意地回想到自己的几项科研工作，例如我解决了珊瑚岛的形成问题，阐明了一些岛屿（例如，圣海伦娜岛）的地质构造。还必须指出，我发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中几个岛上的动物与植物之间的奇异关系，还发现了这个群岛和南美洲大陆上的生物之间的奇异关系。 在谈到我自己方面时，据我所能作的判断，在环球旅行期内，我由于对研究工作感到异常高兴，殷切希望要把自己所发现的一些事实，增添到自然科学的伟大的知识宝库中去，所以总是竭尽全力地不断工作着。可是，我还有一种雄心壮志，很想在科学家中间取得相当的地位：我这种雄心壮志，究竟比我的大多数研究科学的朋友，是大些还是小些呢？在此不再来作出断定了。 圣地亚哥岛的地质情况，使人很感惊奇，但也是简单的，就是：从前有一股熔岩流，覆盖着那里的海底，把海底表面的近代贝壳和珊瑚碎屑层烧结成一种坚硬的白色岩层。此后，由于地壳变动，整个岛就上升到海面上来了。可是，这一道白色的岩层，却给我看出了一个重要的新事实，就是：这些曾经活动过的和喷发过熔岩的火山口，其周围的地面后来又沉降到过海面下。那时候，我初次发生了一种想法，也许我可以把自己考察过的各地区的地质情况写成一本书；这个想法当时竟使我高兴得全身发抖起来。这真是我一生难忘的时刻啊！我能够多么清晰地回想到：当时我正坐在这个岛的低矮的熔岩峭壁下面的海滩上休息着，炎热而眩目的阳光照射在我身上；附近生长着几种奇异的荒漠植物；而在我的脚边，还有活的珊瑚体；它们生长在退潮后留下的水潭内。在环球旅行的后期，费支罗伊请我念几段我自己的《旅行日记》；他听了就宣告说，这是有出版价值的；因此，我又有了出版第二本书的希望啦！ 在我们的航行将要结束时，我在阿森松岛上收到了家信；姐妹们在信中告诉我：塞治威克已经访问过我的父亲，他对父亲说，我将列名在卓越的科学家中间。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怎样会打听到我的任何工作成绩，但是我听说（我以为是在以后的来信中知道），亨斯罗在剑桥大学哲学会上，把我写给他的几封信宣读过，并且把它们刊印出来，作为私人散发品。我已经把自己发掘到的化石哺乳类动物骨骼托运给亨斯罗；这些采集品也引起了古生物学家们重大的注意。我在阅读了这封信以后，就用跳跃的步调，攀登到阿森松岛的山顶上去，举起自己的地质锤，用尽全力，去敲击火成岩的岩壁，砰砰砰！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的雄心壮志有多么的大；可是，我认为，我可以真心实意地说，后来我虽然十分重视我的朋友赖尔和霍克等的赞扬，但是对一般大众的意见却不关心。我并不是想说，我著的几本书获得了好评或者是销数很大，这还没有使我感到满意。但这种满意只不过是暂时性的，因此我确信，我决不应该为了争取名誉而越出自己应该走的道路。 （毕黎 译） 敬爱的先生们： 从这次起，彼得堡俄罗斯医师协会将每年召开纪念伊万·米哈洛维奇·谢切诺夫教授的大会。对于这样一个节目，俄罗斯医师协会是有特殊权力来庆祝的，因为伊万·米哈洛维奇的最光辉的时期是他科学活动的初期，这时他是在医学外科学院任教授，而我们协会从一产生起就与这一机构有着极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 另一方面，谢切诺夫也有权接受这种纪念，因为他是给俄罗斯生理学奠基的一位学者。俄罗斯的智慧参加这一门重要学科——生理学的探讨，是从伊万·米哈洛维奇开始的。 这样的创举，需要有特殊的天才、特殊的性格，而这些特点在伊万·米哈洛维奇身上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了。他不仅创始了俄罗斯的生理学，并很快就为它争得光荣的地位。 我们应该公平地承认，伊万·米哈洛维奇为中枢神经系统活动的机制的学说铺设了真正的奠基石，他阐明了这一学说中的如下要点。 1863年，他发现了能够抑制反射的中枢的存在。 他认为，如果在普通的脊髓反射的兴奋的同时，刺激脑髓的某一定区域，那么脊髓反射就会受到抑制。数年后，他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发现了一件完全相反的事实：就是在刺激脑髓的其他部位时，所发生的不是脊髓反射的抑制，而是反射的增强。最后，他证明中枢神经系统中存在有一种异常重要的性质——神经过程的惰性。它是刺激总和的基础。他指出：对反射装置的单个刺激不能引起反射，引起反射需要有很多刺激。 伊万·米哈洛维奇发现的这一事实，是中枢神经系统学说的最重要的事实。 神经活动的全部发展，正如它在人脑的精神表现中所显示的那样，都有基于神经系统的这种性质——慢慢地转入运动，慢慢地安静下来。 我上面说的都是关于伊万·米哈洛维奇的科学功绩，现在我再来谈一下他的个人品质。 伊万·米哈洛维奇是这样一位极其少见的学者，他一旦订出某一计划，就一直把它进行到底；事实非常明显，正是这样坚定的人才能创造生活。他工作了一生，从来不知疲倦。1905年9月，他带着新的计划回到莫斯科，但是，一个月后他就与世长辞了。因此，他终生坚持在科学岗位上。 学者的一生是在特殊的气氛中度过的，他必须经常地可以说是俯首于真理。 照理说，学界人士在社会生活中也应该按照他固有的优点——客观与公正进行活动。而实际上远非如此，这难道还用说明吗？ 但是，伊万·米哈洛维奇在这方面却幸而是一个很少见的例子。下面我引证他生活中的两件事实。 伊万·米哈洛维奇刚到彼得堡时，立刻就显示出他的科学天才和演讲天才，于是人们就推他做科学院的候选人。伊万·米哈洛维奇却不顾情面和地位地回答说，他在科学中做的还是太少，不足以享受这种荣誉。 第二件是关于他辞掉在医学科学院中的教授职位的事。伊万·米哈洛维奇曾大力推荐那位现在已为大家熟悉的梅季尼柯夫到动物学讲座来补充当时的空额。他那时就很赞扬这位学者的天才。可是委员会却偏偏给他另一位较差的科学家，于是伊万·米哈洛维奇认为委员会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合惯例，他认为不可能在科学院继续留下去。他辞职了，使自己受到无所定居的遭遇。 像伊万·米哈洛维奇·谢切诺夫所具备的这种卓越的、特殊的和高贵的个性，应该永远活在后人的记忆里，永远成为世世代代的后人的鼓舞者。据我看来，我们每年召开的纪念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会达到这个目的。 （杨汝昌 译） 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德国物理化学家。生于拉脱维来的里加。187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里加工业大学教授。1885年测定弱酸时发现奥斯特瓦尔德稀释定律。1887年与人合作创办《物理化学杂志》。以后努力组织世界化学学会。因在催化剂、化学平衡和化学反应速度等方面的成就，获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著有《普通化学教程》等。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长期以来，在一起庆祝圣诞节的来临已经成为我们实验室的惯例。我们的研究所早在布鲁德街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令人愉快的聚会，尽管其外在形式现在已经发生了某些明显的变化。这种聚会的方式起先极其简朴。我们坐在桌子旁边看着公务员礼节性地向每个人赠送一件诙谐的礼物，当然我也会郑重地得到一份同样的礼物。在赠送礼品的间隙，我们喝喝混合饮料，吃点风味糕点。 我们搬到此地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的桌上铺着台布，房间里装饰一新，总之比以前更富于节日气氛。然而，最突出的新特征，是每年都是一位著名化学家出席，而且这位化学家必须做一次演讲。兰多特、莱姆塞、范霍夫以及我们这个学科的其他伟人光临本所，报告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使我们不仅目睹其风采，而且亲聆其教诲。遗憾的是，今年我们没有这样的机缘。我原打算和大家一起邀请我的朋友阿累尼乌斯发表演说，但是他已经不得已缩短了这次在德国逗留的时间。我们这门学科并非名流蜂聚，所以我未能及时找到代替阿累尼乌斯的人。因此，只好由我来滥竽充数。我冒昧地这样做，并不是把自己放在那些伟人之列。我给大家讲个故事，之所以要讲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即如何成为化学家。很抱歉，我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还没有达到能够以很系统的形式向你们介绍的程度。谈谈我如何成为化学家也许更好，我将把结论留给你们，由你们从我的谈话中吸取那些你们认为是重要的东西。 记得有一次，我坐在通向码头的台阶上，手持钓竿，试图钓上河里的蚂蟥。在我的记忆中，这次钓蚂蟥的尝试与我所做的第一个科学试验有关。我坐在那儿正在等蚂蟥上钩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我父亲是桶匠）从屋里出来，严肃地告诫我当心蚂蟥，惟恐我被第一条上钩的蚂蟥拖下水去。起初我对这样一幅情景惊恐万分，但我很快控制了自己。我推想，如果蚂蟥要把我拖下水，我只要扔掉钓竿就行了。于是，我继续钓蚂蟥。但不幸的是，实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因为没有一条蚂蟥想上钩。 这条河及其环境是我后来数年之中日益主动地从事研究活动的场所。我与我的一兄一弟及几个朋友详细考察了河中的一切，全体成员广泛讨论了每一个新发现。这种活动使我们兴奋不已。不过我母亲却没有这么高兴，因为我们给家里闯了许多乱子。 我们继续这样干，直到有一天我接触到一本详细说明制作花炮的旧书为止。我立刻兴趣盎然地醉心于此，想看看是否能按书上所说的方法做出各种颜色的漂亮烟花来。第一次试验做得相当好。虽然我和我的朋友们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材料，但我们总算弄到了最必需的材料，而且从此以后我们专心致志地研究烟花技术。这些尝试的成功给我们壮了胆，使我们认真考虑做一枚真正的花炮的可能性。些许踌躇之后，终于做出了一枚花炮。但这还得进一步试验。经讨论，我们认为应当在厨房的烟囱的管道里引爆，这样可能不会有什么危害。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样的防范措施是多余的，因为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指望这种东西会真的爆响。然而，使我们惊奇的是，花炮在烟囱里直冲而上。我不知道它是否冲出了烟囱。这个成果使我们受到了鼓舞。我们开始大量制造花炮，其规模不亚于工厂。这又引起了我母亲的不安，她常常发现，家里的锅碗瓢盆没有派上当时购置它们时所期望的用场。 结果，我对化学的兴趣发展到这类实验上来。同是这本书，其中有一节向烟火制造者介绍与此领域有关的一些最重要的化学问题的内容。我如实地研究了这些内容，打下了化学训练的基础，我学会了制备一些我所需要的材料，而且还学会了一些书上没有讲的解决问题的简便方法。 大约在离开初级学校进入大学预科学校的时候，我又对另一个领域产生了兴趣。我开始拍照。当时的摄影术并没有现在这么简单。今天，你们只要买到胶片就可快速地拍摄。而在我所说的那个时候，每片干版都得由拍摄者自己去制作，溶液还得调配得当。 这些有趣的活动并没有促进我学业上的进步。我刚才谈到，当时我进入了大学预科学校，事实上这是我所听说过的最理想的学校。大家一会儿就明白，我应只学5年，由于我的业余兴趣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学习，这5年学习却花了我7年的时间。另一个障碍是我在可怕的俄语学习上的困难。最后一次俄语考试把我折磨苦了。实际上，只是我的老师波彭看我实在不可救药，这才高抬贵手。考试前，我不得不在他的指导下做出翻译练习，而十分凑巧的是，这些练习的最后部分正好就是考试中的题目。总之，我设法通过了考试，准备上大学。于是，我离开里加到多尔巴德，开始大学生涯的伟大的一天来临了。 多尔巴德的环境使人晕头晕脑。我加入了一个大学生同乡会。按照惯例，这个同乡会在一起消费了大量的啤酒。这种活动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头两个学期。但由此可以经常不上课，所以也说不上得不偿失，因为那时候听课对我所起的作用就是催眠。 一段时间之后，允许我在实验室做化学实验，我开始在不久前才去世的约翰·伦贝格的指导下进行定性分析。当时他相当年轻，而且确实有些古怪的习惯。 像我讲过的那样，第一学期很快过去了。我经常在四重奏中拉提琴，还参加其他各种娱乐活动。我们经常相互开开玩笑，一般都很愉快。不过，几个学期之后我申请允许参加第一部分的候选人考试——这种考试通常有三个部分。出乎我的意料，我竟表现得不错。这个成功给我壮了胆，在庆贺我成功的会上，当然同样以漂亮方式通过了这个严峻考验的其他人也在场，我突然宣布我要参加下一次第二个部分的考试。就我的情况而论，这似乎是不怕难为情的吹牛，因为离考试时间只有2个星期了。继之而来的嘲笑把我激怒到如此程度，以至我不得不拿出人格来为自己辩护，并且在考试结果上打了一箱香槟酒的赌。第二天早晨，事情看来并不像头天晚上所想象的那样乐观，我想抛弃昨晚的打算，但是一想起我打的赌，就使我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我觉得打算参加考试不完全是一件傻事。简言之，努力成功了，可我压根儿没有见到那箱香槟酒。不过，我被任命为物理学实验室冯·厄廷根教授的助教。这个职位原来还有另一个候选人，而且冯·厄廷根确实更愿意录用他，但他只通过了第一部分考试。教授后来告诉我，把我塞给他做助教时，他确实没有指望我对他的工作有多大助益。 我的职责并不艰巨，因为几乎没有多少学生需要照管。此外，我只需要准备仪器。这样，我就有许多空闲时间。冯·厄廷根教授建议我利用时间进行独立研究。“在你的一生当中，绝不要让你自己的工作出现相似、闲适和平静的时期。”他说得多么正确！我开始很热心地研究一个问题，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多次中断研究。尤其记得仲春的一天，外面特别暖和，一棵丁香花盛开，醉人的芳香送进窗户敞开的天平室。当时我正坐在里面称量各种酸类，丁香花的香味和酪酸的气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起身丢下了一切，8天没有回到实验室。 我们有一个由冯·厄廷根指挥的小型业余管弦乐队。倒霉的是，一个重要的乐器即巴松管不再有人演奏了。由于必须要有一个巴松管演奏者，我们当中得有一个作出自我牺牲。而作为教授的助教，除去学吹巴松管以外，似乎也没有选择。于是，我开始在实验室里、我的工作间里做基本练习。卡尔·施密特的房间正在我的下面。他后来告诉我，他极有兴趣地注意着我的进步，并且为能分辨一定的旋律而欢欣。我想必是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尽管如此，冯·厄廷根教授在管弦乐队活动的晚上仍然不时地说：“亲爱的奥斯特瓦尔德，你吹巴松难道就不能像拉中提琴那么好吗？” 我按时通过了硕士考试，获得了讲课的殊荣。我的这个发展时期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这个事件的结果使我至今仍深得其乐，这就是订婚和结婚。订婚之后，我的一位亲密朋友心怀诚意地告诫我不要冒险地再往前走了。他说我在科学上已经有了一个出色的开端，若是结婚，则绝不会完成任何有价值的工作。这确实是我的莫大耻辱。但我对他的议论却充耳不闻。 一年后我通过了最后的考试，即博士学位考试，并且成为教授。我想，似乎不必向你们详述我后来的经历，因为我可以肯定，你们至少对这些年的情况大都有所了解。此外，我们的圣诞节联欢会结束的时间也快到了。 （任定成 译） 亲爱的朋友： ……在同一个晚上我既正式收你为我最年长的儿子，又任命你为我的继承人和王储，这确不是一般的事。此外非同一般的是，当时你本可以拒受我这份父辈尊严，拒受本身看上去像会给你带来愉快，正如你将你的所好硬塞给我一样。现在我恐怕还得在你面前扮演一下父辈角色，跟你谈谈我对鬼声现象的看法。之所以非谈不可，其原因在于这些事情同你所愿意认为的那样不尽相同。 我不否认你做的评论和实验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你走后，我决定做此观察。以下是观察结果。我的前面房间里总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出声的地方摆的是两块挺重的埃及石碑，它们就放在橡木书柜上，响声的出处显而易见。在下个房间里，我们也听见有过响声，这种响声本来非常少有。你在这儿时，这种响声我们时不时即可听到。我原想赋予其某种意义，要是这种响声从你走后不再出现的话。但自那以后，这响声一而再再而三地响起，不过跟我的思路，跟我想起你或你所研究的特殊问题，都无任何干系。（我敢添加一句，现在也无干系。）这种原本对我而言很重要的现象很快就被别的事情所取代。由于你亲自来临所带来的魔力，我相信了，或至少我已经准备相信此事，可现在这相信已经消失。 由于诸多内在原因，我再一次以为这种事会发生是不可信的。立在我眼前的家具没有灵魂，是死着的，就好像希腊诸神从诗人面前消失，眼前只是一片静寂而无神的自然界一样。 所以，我又戴上那角质架的代表父亲形象的眼镜，告诫我亲爱的儿子，要头脑冷静，与其为了硬懂什么而作出这等巨大牺牲，不如不懂好些。我还就心理综合分析所遇到的问题挠了挠我那充满灵性的发灰的头发，而后这样想：得了，年轻人就是这样，他们确实太欣赏某些东西，只是用不着我们拖在后面，因为我们腿脚不灵，累得直喘也跟不上啊。 现在我要借我生活过的岁月所带给我的优长之处，唠叨几句。我要再告诉你一件天地间所发生的事，这事谁也不会搞懂。几年前，我的脑际里钻出这么个念头：我会在61岁到62岁之间死掉。那时候看上去我还有一段好日子过。（今天，离那个日子只有8年时间了）之后不久，我和我兄弟去希腊作了一次旅行。叫人心里不托底的是，和1和2相关联的数字61或62总出人意外地出现在有数字的东西上，尤其常出现在带轮子的东西上面。我有意识地把发生这些事的情景都记录下来。等到了雅典后，我感到十分沮丧。我们在旅馆里分到的房间设在二楼，我希望这下能透口气了——至少用不着担心会碰上61这个数字。可谁想，我的房间号是31（我认为这是命里注定，31即是61—62的一半数字）。这个很有文章又很费琢磨的数字，后来证明比前面那个数字更令我伤神。 自那天起一直到最近，31这个数字始终没离开过我的脑际。一想起来，就总有个2和它联在一起。但由于我的心理系统里有些区域纯系是渴求知识而不迷信的区域，因此，我就试着分析了这个想法。现写在这里。我会死于61岁到62岁的这一想法始于1899年。当时还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我写了那本叫作《梦的解析》的书（你知道，这本书的出书日期是1900年后）。第二件是我分到个新的电话号码，今天我还用着：14362。可以十分容易地在这两件事之间安一个联系的纽带：1899年我写《梦的解析》时是43岁，比这个数字更明显的是，电话号码中的其他数字已经将我生命终止的日期显示了出来，即，不是61即是62。突然，在这看上去不合情理的事情中，出现了一种解释方法。我咬定死于61岁到62岁的想法不过跟下述想法相一致，即写完这本论述梦的书，我就算完成了我的终身工作，再毋庸赘述什么，可以瞑目了。经这么一番分析，你会同意，这想法听上去不再没有意义了。碰巧，在这里也有威廉·弗利斯所施加影响的踪迹，这想法正开始于他攻击我的那年。 上述情况又是一例，可以使你找到对我身上那种特别具有的犹太人的神秘主义色彩的证明。除了这些，我只想说，像我这类跟62数字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可以用两件事说得清楚。第一，对无意识保持极其高度的警惕性，这样才能像浮士德一样，在每个女人身上发现海伦的影子。第二是“偶然性所给予的合作”，这一点无可否认，它与歇斯底里症中的身体上的伴随状态（somatic cc opera tion）抑或双关语中语音上的伴随活动（linguistic co operation）一样，在幻觉形成过程中起着同样作用。 写到此，很想多听听你对神鬼情结（the ghostcomplex）研究后的想法，我的兴趣是一种对可爱的幻觉的兴趣，不能一人享乐于其中。 向你、你的妻子和孩子致以衷心的祝愿 你的弗洛伊德 1909年，4月16日 伯尔格街19号 维也纳 （刘国彬 杨德友 译） 四月十日（一九一三）。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人们常常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赞同他们的意见，那就一定是反对这种意见。我想起几年前，弗洛伊德在给我的信里说，要是他能够克服我对他的理论的敌对态度，他将感到莫大的愉快。我赶快回他的信，我对他的理论并不持敌对态度，虽然他的理论不是所有细节都能为我所赞同。如果我看见一个人在一条危险的山路上往前奔，而我不能一直跟在他后头，这并不表示我反对他。相反，我可能唤起人们对这位探险者的注意，我可能赞赏他的勇气和技巧，甚至欢呼他的努力取得成果，至少是赞赏他的伟大的理想。总之，我跟他不是意见一致，但是我不反对他。 一个人为什么要敌视别人呢？敌视是多么无聊啊！敌视是一把利剑，谁拿起它来，它就刺伤谁的手。握剑的人死在剑下，这是耶稣的教导，可是他自己一直记不住。这位谴责大师狠狠地，不顾一切地，用言语作利剑，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以致后世把这两个名词当作伪君子的同义词。然而耶稣的教会却变成古往今来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最大的产生地，直到今天他们还构成它的坚强堡垒。再看路德。天主教正在那儿一点儿一点儿死去，轻柔地，甚至可以说是雅静地。忽然来了这么个五大三粗的庄稼汉，浑身力气没处使，对着那垂死的教会拳打脚踢，把它打醒了，把它踢出精神来了，延长它的生命一千年。那个志在消灭天主教的人却成了天主教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恩人。 世界上的事情老是这样阴差阳错。我们的朋友也许是坏我们大事的人，而最后反而是我们的敌人搭救了我们。 3月30日（1916）。一位女士给我看一封很不像话的信，是一位我原来以为是个彬彬有礼的人写给她的。这位先生为自己辩护，说是常言道，“对于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这也许不是罕见的经验。 “对于洁净的人，一切都是洁净的。”这也许是真理。可是我有时候悔恨圣保罗当初没有把这个危险的真理用另一个方式表达：“对于肮脏的人，一切都是肮脏的。” 海洋以它的广大胸怀接纳许许多多垃圾，在太阳和风的大力作用和海水的盐性消毒作用之下，一切都转化成有用的美好而使人振奋的臭氧。可是有些狭隘的、关闭的心胸，不是像海洋而是像阴沟。我反对那些阴沟冒充具有只有大海才具有的美德。 11月30日（1916）。听说H.马克沁爵士死了。这条新闻唤起我对这位名人的惟一的印象，是他给了我们所有致命的武器之中最最致命的武器，这种武器正在毁灭欧洲的居民。 30多年以前的一天，我们站在马克沁周围听他解说他的枪的机构，看他表演它的惊人的性能。我现在还似乎看见那常常显示有发明的天才的人的温和的、天真的神情，还似乎看见那谦虚然而得意的微笑，当他轻巧地、抚爱地盘弄他那美丽的玩具的时候。我们正在观看的时候，我们之中有一位若有所思地问他：“这东西不是要把打仗弄得更可怕吗？”马克沁很有信心地回答：“不会！它将使战争成为不可能！” 千万年以来的梦想者们，天才的赤子们，一直在人们的耳朵边悄悄地灌输那骗人的幻想：如果你要和平，你就得为打仗做好准备。连铜器时代开始时候第一个想到把短刀拉长成为宝剑的天才发明家也一定相信他已经使战争成为不可能。 11月14日（1922）。“像鸵鸟一样把脑袋钻进沙堆里，”好像再没有比这个比喻更常常被人们用来互相嘲笑了。谁有兴趣翻翻近二三百年的通俗杂志之类的东西，准会不一会儿就看见这个比喻，就像每隔几分钟就听见教堂里响起丧钟一样。 我们差不多不用思索就会知道鸵鸟不会干这种蠢事。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特地问过我的一位恰巧是研究鸵鸟生活习性的权威的朋友——因为在他的著作里他简直不屑一提这个迷信——他告诉我，鸵鸟是有一种容易引起这种迷信的举动，那就是把它的脑袋往下一搭拉，避免引起注意。只有人才是惟一把脑袋钻进沙堆、闭上眼睛、装作没看见周围事实的两只脚的动物。没有一种鸟敢这样做。世界没有为它们提供如此生存的条件。就是人类也没有胆量敢这样做，如果不是他在早先就给他自己建造起一堵保护他的大墙，可以容他躲在里边胡思乱想而不受到惩罚。 （吕叔湘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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