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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居里（1867——1934），法籍波兰物理学家、化学家。生于华沙。1891年进巴黎大学深造，1893年参加李普曼实验室工作。1895年与比埃尔·居里结婚。夫妇共同研究放射性现象。1898年发现外和镭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1906年被聘为巴黎大学教授，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教授。1903年，她与居里、贝可勒尔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著有《同位素及其组成》、《论放射性》等。 生活对于任何一个男女都非易事，我们必须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最要紧的，还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天赋的才能，并且，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要把这件事完成。当事情结束的时候，你要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已经尽我所能了。” 有一年的春天里，我因病被迫在家里休息数周，我注视着我的女儿们所养的蚕结着茧子。这使我感兴趣，望着这些蚕固执地、勤奋地工作着，我感到我和它们非常相似，像它们一样，我总是耐心地集中在一个目标。我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有某种力量在鞭策着我——正如蚕被鞭策着去结它的茧子一般。 在近50年来，我致力于科学的研究，而研究，基本上是对真理的探讨。我有许多美好快乐的记忆。少女时期我在巴黎大学，孤独地过着求学的岁月；在那整个时期中，我丈夫和我专心致志地，像在梦幻之中一般，艰辛地坐在简陋的书房里研究，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发现了镭。 我在生活中，永远是追求安静的工作和简单的家庭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后来我要竭力保持宁静的环境，以免受人事的侵扰和盛名的渲染。 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是有对事而不是对人的兴趣。当比埃尔·居里和我决定应否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上的利益时，我们都认为这是违反我们的纯粹研究观念。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很大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忘我的事业的进展，受了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情去谋求物质上的利益。我的唯一奢望，是在一个自由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分从事研究工作，我从没有视这种权益为理所当然的，因为在24岁以前，我一直居住在被占领和蹂躏的波兰。我估量过法国自由的代价。 我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我很早就知道，许多像我一样敏感的人，甚至受了一言半语的呵责，便会过分懊恼，他们尽量隐藏自己的敏感。从我丈夫的温和沉静的性格中，我获益匪浅。当他猝然长逝以后，我便学会了逆来顺受。我年纪渐老了，我愈会欣赏生活中的种种琐事，如栽花、植树、建筑，对诵诗和眺望星辰，也有一点兴趣。 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并且，他是一个小孩，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这种魅力，就是使我终生能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因素了。 （剑捷 译） ……比埃尔，我的比埃尔，你躺在那里，头包扎着，像一个睡着休息的可怜的受伤的人一样地平静。你的脸色很温和而且从容，依然是你，沉浸于不能再醒来的酣梦中。你的唇，从前我说是贪婪的，现在完全苍白，毫无血色。你的小胡须是灰色的。你的头发差不多看不见，因为伤痕正由发际起；额上右边露出碎了的骨头。唉！你受了多么大的痛苦！你流了多少血！你的衣服都被血浸透了。我常常用手抚摩的那个可怜的头，它受了多么可怕的打击啊！我吻你的眼皮，记得你总是阖上眼睛，用我熟识的姿势抬起你的头，让我吻它…… ……我们在星期六早晨装殓了你，抬你进棺材的时候，我捧着你的头。我们末一次吻了你那冰冷的脸，然后在棺材里放了一些花园里的长春花，还放了一张我的像片，就是你叫作“很聪明的小学生”而且很喜爱的那一张，它必须陪你进坟墓，因为上面的那个女子很幸福地能使你很喜欢她，你虽然只见过她几次，就毫不迟疑地请求她与你共同生活。你常对我说，你一生中只这一次作事没有迟疑，完全自信做得对。我的比埃尔，我也相信你没有做错，我们生来就须一起生活，我们必须结合。 你的棺材已经盖上了，我再也看不见你了。我不许他们用那可怕的黑布罩上它，我用花把它盖起来，并且坐在旁边。 ……人们来抬你，一些悲痛的帮助者，我看着他们，没有和他们说话。我们把你送回梭镇，看着你下到那个深深的大洞里去。然后就是人们庄严地列队走过；有人要把我们送走，雅克和我都不肯，我们要看着诸事办妥。他们填满墓穴，放上花束，诸事完毕，比埃尔在地下长眠，而一切，一切，一切都完了…… ……比埃尔，你死后的那个星期日早晨，我同雅克到实验室去了，这是你死后我第一次去。我试着为你和我已经每人作出几点的那个弧线作测量，但是我觉得作不下去。 在路上，我像是受了催眠术一样地走着，什么都不注意。我不自己结果自己，我没有自杀的念头；但是那些车辆之中，难道没有一辆使我也遭到我所爱的人的命运么？ 我的比埃尔，他们叫我作你的继任者，继续讲授你的课程，并且指导你的实验室。我已经答应了，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你常对我说你愿意我到索尔本去讲课，而我至少愿意努力继续你的工作。有时候我似乎觉得这样我比较容易活下去，而有时候我似乎觉得我承担这个工作简直是发疯。 我的比埃尔，我无止境地想着你，这些想念快要胀裂我的头，而且我的理智是纷乱的。我弄不清楚我今后是否要这样活下去，不能看见你，不能向我的生活中的甜蜜伴侣微笑。 两天以来，树木都发了叶子，花园很美丽。今天早晨我在那里看着孩子们，我想你会觉得她们很美，而且你会呼唤我，指给我看那些开着花的长春花和水仙。昨天在墓地里，我不能了解刻在石头上的‘比埃尔·居里’这几个字的意义。乡村的美使我难过，我放下面纱，隔着严纱看所有的东西…… 我的比埃尔，我睡得很好，起来时比较平静。这不过是一刻钟以前的事，而现在我又要像野兽一样地号叫了。 我的比埃尔，我想告诉你，金链花正在盛开，藤萝花、山楂花、蝴蝶花含苞初放——这些花都是你喜爱的。 我也想告诉你，我已经被聘继任你的讲座，而且居然有一些呆子向我称贺。 我想告诉你，我现在已不再喜欢日光和花木，它们使我觉得痛苦。像你去世那天的阴暗天气，我倒觉得好些，而我之所以还不会憎恨好天气，乃是因为我们的孩子们需要它。 我整天在实验室工作，我只得如此：因为在那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觉得好一点。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使我高兴，或许科学工作可以——不，还是不能，因为假如我在这上面成了功，而想到你不能知道，我还是受不了。 一切都是阴郁的。生活上的忧虑，甚至于不容我平静地去想我的比埃尔。 （左明彻 译） 寺田寅彦（1878——1935），日本物理学家、散文家。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物理系。青年时代师事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得到文学方面的指导。此后，在致力于物理学研究的同时热心于随笔创作，创造出科学与文学相融合的独特文体。主要作品有《蒌柑子集》、《龙舌兰》、《团栗》等。 那还是在熊本县第五高等学校学习的第二学年期末考试结束时的事。本县的学生中组织了一个所谓“要分数”运动委员会，遍访任课教师家，为两三个“可能不及格”的学生争取分数。不知是幸运呢，还是不幸，我也被推选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当时，夏目漱石先生教的英语课不及格的学生中有一个是我的亲戚，因为家贫，学费靠他人资助，万一留级，恐怕就再无法得到续学的学费了。 首次拜访时，先生是住在白川河畔靠近藤崎神社附近一条静谧的大街上。有的老师不问情由就将前来要分数的学生拒之于门外，而夏目漱石先生却毫无芥蒂地愉快地接待了我们，默不作声地听取了我们详尽的哀求之言。诚然，他是不会马上说什么同意或不同意加分之类的话的。在完成了这一重大的委员使命之后的杂谈也将结束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颇为愚劣的问题：“徘句究竟是什么呢？”这委实是由于我久仰先生作为一个俳句家的大名，或者是自己对俳句的兴趣已经甚为膨胀之故。当时先生给我答复的要点至今犹在耳畔。“俳句乃集修辞学之大成”；“显示并抒写扇轴似的感情的焦点，而后暗示出联想广阔的世界”；“据说它像花舞雪飘般的常规描写一样平常”；“‘秋风怒张白木弓’这样的俳句为佳句”；“有的人怎么写也写不好俳句，有的则一开始就写得极妙”。听先生这么一说，想写俳句的意愿突然强烈起来。于是，当年暑假回乡后，便用手头资料写了二三十句。暑假结束后，九月一抵熊本，首先去先生家请他过目。下一回再去造访时，先生将伴句诗稿还给我，只见诗稿已经作了精批细改，有的写了评语，有的改成与原作意思相仿的范句，其中有两三句句首还加有圆圈。这以后，我便着了魔似地热衷于俳句创作，一周要往先生家跑上两三趟。那时，先生的家已由白川河畔迁至内坪井，距我寄宿的立田山麓路程很远，不过，我走得很愉快，宛如去会自己的心上人。跨进没有屋檐的朝东的大门，最里间屋门口是那块脱鞋石，它好像被横打的雨水淋湿了似的。我记得，每逢雨天，我用手巾“咕哧咕哧”擦净满是烂泥的脚走进屋里，先生让我坐到缎子坐垫上，这时，总感到自己有些寒酸。房门左边有个六铺席大小的客厅，和它相邻的西侧房间约有八铺席大小。走过这两个房间前面的走廊，朝南是院子，院内平淡无奇，什么也没栽种。从前面的建仁寺围墙再过去一些地方便是耕地了。虽然是冬季，但早已枯萎的牵牛花的枝蔓仍然攀附在围墙上，被风吹得“唰啦啦”作响。这间六铺席的房间是普通的会客室，八铺席的房间像是卧室兼书斋。记得先生有首俳句道：“牵牛花缘手巾架”，那手巾架就安置在客厅前的走廊上。 先生总是穿着黑色的和服短外褂，正襟端坐着。有时新婚不久的年轻的夫人着一身有花纹的黑皱绸服到门口来迎接。在我这个乡巴佬的眼里，先生家似乎十分端庄、典雅，端上来的新鲜点心总是上等佳品。先生要一种类似红白水晶糕似的美丽、光亮的糕点，大概是他爱吃的。先生把我送去的俳句诗稿连同他自己的一并送到正冈子规处，子规批改后再还给先生。之后，其中的一些徘句会刊登在《日本报》头版左下角的俳句栏里，我学着先生的样高兴地把它剪下收藏在纸袋里，高兴自己写的东西已经变成铅字见诸报端了。当时，除了我之外，从先生处学习俳句的人中还有厨川千江、平川草江和蒲生紫川（原医学博士）诸位。这些人一开始是自定题目作诗，互选作得好的俳句一起在先生家朗读，后来，也到别处搞过朗诵活动。而先生还曾与我两人对坐，试过十分钟作十首俳句，这时，先生诗如泉涌，连翩而来，那跳跃的思绪，璀璨的诗句，有时连他自己也会惊奇得吃吃地笑起来。 我曾向先生提出过要在他家当寄食学生的请求，先生说：“只有后面堆杂物的屋子亮一些，你来看看。”他把我带到那儿。我一见那屋里满是垃圾，连草席都没有，是个名副其实的杂物间，便泄气了，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然，当时我如果坚持要住进去，先生也一定会帮我打扫干净并铺上草席的，然而，当时竟没有那样的勇气。 那时和先生要好的教授同事中有狩野亨吉、奥太一郎、山川信次郎等人。漱石先生作的小说《台风》中的一个模特儿便是奥氏，他很有威信。 学校里教的是《一个吸鸦片者的自由》①和《织工马南传》②。松山中学时代的教学方法是采用非常仔细的逐字串讲，不过，我却更喜欢与之相反的以达意为主的教学方法。上课时，先生只是流畅地朗读，随后问：“怎么样，理解吗？”与此同时，就文中的某一节在黑板上写出各种例证。有一次考试时，我背出几段先生引用过的霍玛的诗句，将它引用到答卷上，结果成绩使我大大得意了一番。 ①英国散文家德·昆西（1785—1859）的作品。 ②英国女作家爱略特（1819一1880）的小说。 先生走进教室，先从西装背心的内袋里掏出不带链子的镀镍表，轻轻放在桌子的一角，而后开始讲课。当他神采飞扬地讲解复杂难懂的课文时有个习惯动作，就是老伸出食指斜摁自己的鼻梁。碰上学生中有爱刨根问底钻牛角尖的，先生便以一句话来使之语塞：“这事你问写的人便可明白！”当时，我的一些同学都十分害怕先生，然而，他对我来说，却是一个丝毫不令人可怕的、最和蔼可亲的老师。 每天上午七时至八时课外讲座时间，先生主要为文科的学生们讲《奥塞罗》①。记得那是冬季，从二楼的窗口望去，先生紧裹着黑大衣像游泳那样急急跨进学校大门时，教室里顿时腾起了“啊，来了，来了”的声音。先生的大衣穿得齐齐整整，风度翩翩，很是潇洒。但是，先生在自己家里身穿黑色和服短外褂那副冷漠端坐着的姿态，总使我觉得他具有水户流浪武士那样的古风。 ①英国戏剧家莎士比亚（156——1616）的四大悲剧之一。 暑假里，先生给在家乡探亲的我寄来的明信片上，以洗练的水墨画着一个伸腿仰面朝天午睡的人，明信片上附着一首俳句诗，诗里好像有什么“狸猫的午睡”之类的句子。先生活脱是狸猫般的脸上长着他特有的胡子。看来，当时先生有着午睡的习惯。 高中毕业升入大学之际，承蒙先生的介绍，我到上根岸莺横町拜访了卧病的正冈子规。子规向我介绍了夏目漱石先生在寻找工作及其他方面许多孤军奋斗的故事。实际上，子规和先生是相互敬畏的最亲密的朋友，可是，当我问先生时，他便笑着说：“子规这人是个凡事认为自己高明的狂妄之徒呀！”话似含嘲讽，我却从中体察到他们互敬互谅的诤友情谊。 先生出洋留学时我去横滨送行，他乘的是洛伊德公司的普鲁森号轮。和先生同行的芳贺矢一和藤代祯辅一边挥动帽子，一边愉快地向来送行的人话别。唯有先生一个人倚在离他们不远的船舷边，一动不动地俯视着码头。轮船启动时，我看到夫人用手绢捂住了脸。不久，一张寄自神户的明信片到了我的手中，上面写着俳句“海上秋风吹学子”。 先生留学期间我因病休学一年，在故乡的海岸边疗养。我不堪寂寞，给先生写了冗长的信寄往伦敦，而后，企望着先生的来信。这以后病愈再到东京，不久，我妻子死了。我在本乡第五街公寓中居住时，先生回国了。我去新桥站（今汐留）相迎，只见先生跨下火车，急切地把手伸向女儿，托着下颚抬起她的头久久地凝视着，许久许久才放开手，露出了他特有的微笑。 先生刚回国，借住在矢来街他夫人娘家中根氏宅邸，我去他家时，恰逢一口装满书籍的木箱运到，一个名叫土屋的人打开箱子取出书来。当时有幸见识到英国美术馆收藏的许多名画的照片，先生要我从中挑上两三张好的。于是，我得到了雷诺兹①的少女像和牟利罗②的《圣母的诞生》等名作。先生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束人造白玫瑰花，我问那是什么，回答说是人家送的。那天在先生家着实美餐了一顿寿司③。当时我竟一点没有发觉，后来才听人说，先生夹寿司卷时我也吃寿司卷，先生吃鸡蛋，我也去取鸡蛋，先生剩下虾子，我也留下虾子不食。先生逝世后发表的笔记中所说的“T君吃寿司之方法”恐怕就是这时候的事吧。 ①雷诺兹（172——1792），英国肖像画家。 ②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写实主义画家。 ③日本特有的一种点心，用醋、盐调味过的米饭拌上或卷上鱼肉、蔬菜、海苔制成。 自从先生定居千驮木之后，我一如既往，总是三天两日地去玩。那时先生是英国文学课的教师、俳句家，门庭还不算热闹；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他添了不少麻烦的。有时虽然先生说了“今天很忙，你请先回去吧！”而我，总是海阔天空地聊些道听途说的事久久坐着不想离开。先生在工作，我就在一旁看《斯图迪》杂志上的画。那时，先生很喜欢透纳④的画，经常谈论有关这个画家的各种趣闻。有一次先生不知从哪儿得到一点稿费，立刻去买了一套水彩画笔具、写生册和象牙订书刀，高兴地拿给我看，他用那套笔具画了明信片送给要好的朋友。小说《我是猫》出版后，与桥口五叶和大家捕给子女士也互赠过明信片。象牙订书刀后刀刃出现缺口时，先生便用小刀削好使之恢复原样。他常说，“要跟上时代”，经常把象牙刀放在脸颊和鼻子上磨擦，油脂渗进去使它变成了鳖甲色。书斋的墙上挂着一个不知名的黄檗宗和尚写的半幅字书，案边放着一把天狗鹅毛扇，用黑墨水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总搁在书桌上，铃木三重吉画的影法师侧面像也贴在墙上。还有不知是谁送的瓶装柑桂酒，先生喜欢它的形状和颜色，并邀我喝，“这是有杉树叶味道的酒呀。”青绿色的羊羹是先生爱吃的。我们一起去小吃店时，他常征询：“要青豆汤么？” ④透纳（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 《我是猫》这部作品的发表使先生一鸣惊人。与《子规》同人杂志有关的人召开的文章研讨会常常在先生家召开，先生读完《猫》文后紧接着朗读的总是高浜虎子。我曾经听到先生十分难堪、拘谨地朗读自己的作品。 我在学校翻阅哲学家杂志时看到名叫莱威宁·哈顿的一篇论述《上吊的力学》的稀奇的论文，便告诉了先生。先生说：“这很有趣，借我看看。”于是我去图书馆借了给他。这篇文章的观点后来在（我是猫）一书中成了寒月君的讲演再现出来。先生在高中时是数学的高手，他对这类论文具有一读就懂的素养，我想，这在文学家中恐怕还是个特例吧。 先生同我和高浜、坂本、寒川诸氏同去神田连雀街的鸡肉店进午餐后，在须田街一带漫步时，寒川氏谈起一个怪记者投水自杀的场面，后来也变为《我是猫》中的一节，成了寒月君的一个行迹。 我常和先生一起去上野音乐学校听每月一次的“明治音乐演奏会”，演出的曲目中有时有一种由青蛙叫声和开香槟酒瓶盖相混杂的标题音乐，这种音乐实在怪得出奇，当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轻松地漫步在精养轩前的时候，先生“咕一咕一咕”地学着蛙鸣，又滑稽地笑起来。我觉得，先生那时处处显现出年轻人特有的书生气。 我的白色法兰绒围巾用成灰色了，先生就说，脏了，让女佣去洗。看起来，先生具有东京人那种时髦的气派，对各种服装有特别的嗜好，外出时总穿得板板正正。他曾对我说：“哎，我新做了一套衣服，欣赏欣赏吧。”关于服装，先生给我的分数是不及格。我的棉法兰绒内衣从外套袖口中露出二寸来长，常常遭到先生的戏滤。我还是个生来迂执的人，先生搬家时我也没去帮忙，这一点也一直被先生挂在嘴上。先生还曾笑着说：“T君送给我的家乡土产干松鱼只有一瓶。”对于以孩子般的心情集于门下的年轻人来说，先生总是用慈父的宽容来对待我们的一切缺点和过失的，不过，他的社交技巧的背后隐藏着的对敌意和谋算的敏感，我们通过先生的作品也能了然。 先生写小说《虞美人草》的时候对我说：“我让你看看我从事研究的实验室吧。”一天，他带我参观了学校地下室里的实验装置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当时，正好在试验用纹影照片拍摄子弹飞行时前后的气流。先生问：“把这个写到小说里去行吗？”我说：“这恐怕难于表达吧。”“那么，你试着口述一个实验的例子吧。”那时，我说了偶然读到的一个名叫尼克尔斯的学者进行的有关“测定光压”的试验情况。这样听了一遍，先生就完全理解了试验的要领，他写的《野野官》就是描写这种实验情况的，作品相当确切地写了这种只听过未见过的试验。这样的本领在日本文学家中也是罕见的。 不仅如此，先生对科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谈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文学科研方法这一大课题时常活跃在先生的脑海中，这点从他的论文、笔记中可以推测到的。不过，到了晚年，他忙于创作，似乎再没有这样从事研究的时间了。 先生在西片街住了一段时间，又迁往早稻田南街。我依然频频登门拜访，星期四是我们约定见面的日子，除此之外，我总是设法找点缘由在周日闯到先生家去打扰他。 我出国期间，先生在修善寺得了那场大病，一度在生死线上仿惶。当时，小宫君寄来画有先生住的旅馆的明信片我是在月沈轩的低级旅馆中收到的。回国后相隔很久再见到先生时，只觉得他和以往的先生有些不同了，他已上了年纪。会学青蛙叫的先生已不复存在了。他乐于画一流水平的南画，这种画是过去水彩画的发展。我试着不客气地给予批评，先生嘴张得大大的，脸上非常难堪。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批评，又重新修改了。先生一面是十足的固执，一面又是老实听取他人忠告的好好先生。我便常常进行随意的，有时甚至是失礼的批评，想来真有点对不住他。有一次，我们许多弟子拉着先生去浅草的月亮公园坐旋转木马，当时，他真有些为难，可是，毕竟按年轻人所要求的那样跨上木马转起圈子来。那时，先生常去逛赤城下的古董店，看中了“三圆的柳里恭”①画，便邀我一起去看货。在位于京桥边的读卖新闻社举办第一次革新画家联合展览会的时候，我看到一幅相当满意的画，我对先生说想豁出钱买下来。他说：“好！让我给你去瞧瞧。”一起去看了以后，他说：“真不错，这是好画，买下来吧！” ①柳里恭（1706——1758）即柳泽淇园，精通儒学、佛典、医药的日本博学者，擅长画元、明风格的花鸟画。 先生晚年嗜好书法，据说泷田樗阴君在周四会面日一大早就闯来，坐着催先生为他写几张，先生也真的写了好多幅，使他如愿。我总觉得自己是随时可以请先生写的，然而，竟没得到一张书画。不知哪一天，先生特地在信中赠我一首写在绢本上的汉诗，除了先生住在千驮木时的名信片外，这便是唯一的纪念品了。后来，先生过世后，又从家属那儿得到他一幅挂画。 先生向宝生新学谣曲，一次他唱的时候，我说先生的曲子是翘舌唱的，先生便说，“你真是个说不出好话的家伙”，这件事一直使他耿耿于怀。 有一次，我和先生在早稻田住处的会客厅谈话时，从走廊上走来一个莫名其妙的醉汉，他衣着粗陋，东张西望地坐到先生跟前，突然以很不敬的口气大声骂将起来。后来才知道他是由M君带来的曾经是赫赫有名的O文士。这个意外的情况使带他来的M君张皇失措，呆呆地不知怎么办，但先生却以极风趣的态度对付醉汉，他毫不逊色地以同样的表情、腔调起劲地与醉汉的僵舌对答，这时，我觉得又看到了那个不肯服输的东京汉。 先生最后一次患重病时，我正好也得了同样的疾病，十分虚弱，我到江户河畔的花店里买了一盆秋海棠前去探望，没获准与先生见面。据说夫人捧着花盆走进病房，先生只说了句“真美啊！”我在厨房与M医师谈话时，突然病房里传来痛苦的呻吟，先生的胃好像又在大量出血。 我们没来得及赶上先生的临终，K君特地跑来送最后的通知。我搭上人力车，摇摇晃晃地奔向早稻田。途中，透过车篷前的赛璐珞窗口见到的路灯，奇怪地成了模糊不清的星星，像是在发疯似地狂舞。 我从先生那儿得到许许多多的教诲，不光学到了创作俳句的技巧，还懂得了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自然美的真谛，同样，也学会了辨识人们内心的真伪，从而热爱纯真、憎恨虚伪。 如若允许我心底那位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发言，那么他会说，对于我，先生俳句作得好还是坏，英国文学精不精都是无关紧要的，甚至先生要不要成为大文豪也是不足挂齿的，我倒是希望先生永远当个无名的学校教师。我总感到，如果先生不是位名声四播的大家，那么或许可以活得久些！ 每逢遇到种种不幸而心情烦闷时，与先生见面交谈，心中的块垒就会不知不觉地消逝；每逢不平和烦恼忧郁索绕心脾时，只要先生在我跟前，心中就会雨霁云散，以崭新的心境全力投入自己的工作。对于我，先生存在的本身便是一种精神食粮和一味良药。这一不可思议的影响是从先生身上哪一处涌流出来的呢？一来我对先生的观察还不足以对此进行分析，二来我也不愿这样做。 我在思忖，许多踏着鲜花下的小道集于先生门下的年轻人的心情大概和自己都一样吧！因此，倘若读者把我在这里写下的无止境的缅怀看作是我在独占先生的话，那么，我想应该能够请你们知道并谅解我的文字已代表了先生其他各位弟子真实的心情。在先生过世后的今日，一有什么机会，我就和那些同出于先生门下的人们相聚，每当这时，大家所感到的难以名状的怀念之情中，隐匿着昔日在千驮木和早稻田先生家中集会时那愉快的记忆。 我在这篇追怀文章中，或许有不少与时代和事实相出入的地方。我的主旨是想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我主观世界中先生的面影，介绍作为学者、作家和一个普通人的先生的形象。我的记述实在是一些过于零碎的片断，谨请读者及出自先生门下的诸贤宽恕。 （谭晶华 译）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晓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许良英 范岱年 评） 冯·卡门（1881——1963），美国力学家、航空工程学家。生于布达佩斯。1930年去美国。1944年至1955年任美国空军司令部科学顾问组成员，1951年任北约组织航空研究与发展顾问组成员。于1935年提出分析带旋涡尾流及其所产生阻力的理论，这种尾流的排列称为卡门旋涡；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并研制成第一架打破声障的飞机，设计出超声速风洞等，是火箭与喷气技术研究先驱。曾获包括美国国会梅里特勋章在内的许多荣誉奖章。主要著作有《航空动力学一般理论》、《空气动力学》等。 在帕沙迪纳，我的家庭生活跟在亚深完全一样。 母亲和妹妹在马林戈大街看中了一幢西班牙式单层住房，其中有一个大餐厅，一间起坐室和左右两间厢房。这样我既可独处一室，一家三口又能团聚在餐厅的橡木桌旁。有一段时间我们因请不到一个匈牙利厨师而感到苦恼，但我们在南加州却意外地结识了不少匈牙利移民。不久，这些朋友就邀请我们去赶晚宴，用匈牙利特色饭菜款待我们。 家事安顿好之后，不出数月，我们就敞开大门，欢迎学生和客人光临。这样，我们在亚琛所喜爱的国际性愉快聚会又开始了。军队里来听我课的那些学生很快也成了我家的客人。这时母亲因长期患病，行动不便，只能坐在轮椅里。尽管如此，每次聚会她都要出来认识认识每一位来客，亲自向他们表示欢迎。直到1941年去世前，她老人家对待客人的态度始终如一。 珮波妹妹很爱跟电影界人士交往，因此来客中经常有一些编辑、制片人和演员。当时匈牙利人当电影明星很时兴，因此很多匈牙利人都拥到好莱坞去碰碰运气，闹得有位著名的制片人不得不公开表态说：“光凭自己是匈牙利人不管用，还得有表演才能才行。”通常，妹妹请来的客人中还有关于巫师、游方术士和其他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角色。我发现南加州这类人物多得很。 除了上述轻松愉快的聚会外，不时也有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光临舍下，这使我感到不胜荣幸。有原子物理学之父称号的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和夫人玛格丽特，每次来帕沙迪纳准要到我家看看。我跟玻尔家有多年交往，在哥廷根，我就认识他的哥哥、数学家哈罗德。1911年，我跟玻尔在英国初次会面，正是那年，他提出了振奋人心的原子结构新理论。 玻尔是个身材高大、态度和蔼的人。他在各种社交场合都能怡然自得。有件趣事，至今我一想起来还感到忍俊不禁。他在星期日家宴上出了一个洋相，让我看出了他也是那种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那天晚上，我在他面前放了一只彩色酒杯，我给别人酒杯里倒满了法国白兰地，却忘了给他斟酒。 玻尔一边畅谈自己的原子结构理论，一边拿起那只空酒杯喝酒，他这样接连空喝了三次后，我再也沉不住气了。 “尼尔斯，您喝的是什么呀？”我问他。 玻尔愣了一下，再往酒杯里看看，“啊哟！”他惊奇地说，“我也奇怪，怎么一点儿酒味也尝不出呢？” 前已述及，我初见玻尔时，他正在剑桥卢瑟福试验室为揭开原子结构的奥秘埋头苦干。1913年，他公开发表了关于原子辐射后继续保持稳定的新理论，一举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由于这个发现，他获得了1922年诺贝尔奖金。整个20年代，玻尔原子理论不仅是物理学的发展动力，而且也开始推动了化学发展。 后来，玻尔和爱因斯坦一起在普林斯顿继续深入研究原子的能量，又在哥本哈根理论物理研究所单独进行这方面的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玻尔从逃离纳粹德国的梅特纳那里获悉，德国在分裂铀原子方面已经取得了惊人进展。他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哥伦比亚大学的费米和邓宁。后来，费米和邓宁在制造原子弹发挥了主要作用。1939年，玻尔在华盛顿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宣布，分裂原子已经成功了。他激动地声称这是现代世界形成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 二次大战期间，玻尔在直接研制原子弹方面做的工作不多，然而，战后他在谴责核武器用于战争上却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和爱因斯坦都认为原子弹的国际管制是决定世界命运的关键。后来，玻尔又花费很大精力去筹备日内瓦第一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 这一时期，玻尔本人虽然竭力反对原子能用于军事上，但是他的哥本哈根研究所对核物理学的发展却不断产生重大影响。每当我看到这个研究所从世界各地广招学生时，心里总觉得奇怪：为什么目光远大的密立根却没有考虑到请一位有能力筹集必要设备的大物理学家，到加州理工学院来办个第一流核物理研究所呢？阿特莱·斯蒂文森说过，这本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看，当时加州理工学院有一点没有搞清楚：搞核物理和其他科学领域不一样，研究人员需要大量投资和重型设备。而同步回旋加速器的发明者劳仑斯博士早就觉察到这一点，让伯克利的加州大学集中力量搞功率巨大的核研究设备，从而使加州大学在核物理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可惜密立根没有能预见到物理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要是他对物理学家工作环境有所了解，看到现代物理实验室与当初剑桥大学卢瑟福实验室、以及他自己原先工作过的芝加哥实验室相差多大，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懊恼的。 恩里科·费米是最早完成原子裂变实验的杰出的意大利物理学家。他每次到帕沙迪纳也总要来我家。1939年，费米之所以移居美国，一方面因为对美国感兴趣，另一方面因为娶了一位犹太血统的意大利海军上将的女儿。墨索里尼上台后大搞反犹主义，于是他当机立断，取道斯德哥尔摩到美国安家落户。几年前，他由于人工放射性方面的成就在美国接受了诺贝尔奖金。他第一次到帕沙迪纳来看我时，我和妹妹特地为他举行了家宴，还邀请了许多社会名流出席作陪。在宴会上他有些倜促不安，后来到了深夜，他把我拉到一旁。“亲爱的卡门，你帮我办件事。”“什么事？”“我想到好莱坞去看看。”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心神不定原来是为了这件事。这可把我逗乐了，我问他为什么对电影那样感兴趣。 “一个人到了罗马总想见见教皇，”他回答说，“我到了加里福尼亚总该去见识见识拍电影吧！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我和妹妹在好莱坞有不少朋友，其中有出名的匈牙利明星保罗·卢卡斯、贝拉·罗葛茜。因此我不费什么事就在电影制片厂为费米准备了一个午餐会。我们一同参观了布景设备，又跟一些男明星和漂亮的女明星畅谈了一阵。事后，费米眼睛里流露出愉快的神情对我说，光凭这一点就值得到美国来。 后来我和费米还探讨过科学史上一个奇妙的现象：天才人物为什么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突然涌现出来。触发这种现象的导因与民族特点有什么关系还弄不清楚。也许教师具有一定的影响。比方说，费米本人是罗马大学考贝诺教授的学生。我认识这位教授，他是个很出色的物理学教师。虽然他在自己的事业上缺少创见，但却很有能力把费米、赛格雷、拉赛迪那样一批青年聚集在他身边，并激励他们上进。正是由于这批青年提出的新颖独到的见解，核裂变的实际应用才得以实现。 考贝诺是一位伯乐，很善于识别和鼓励潜在的天才。他在罗马大学“底层”实验室搞研究，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推动学生去创造崭新的试验方法。他本人完全有条件去干一番大事业，但却心甘情愿当一名“知识渊博的科学园丁”。 据我所知，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匈牙利的里奥波特·费耶在培育一批对数学作出重大贡献的数学家方面就起到和考贝诺相同的作用。 我在这一点上感到欣慰的是，我的某些见解也曾经在青年科学家思想上激发出探索的火焰。比如：1940年8月法国沦陷后不久，爱德华·泰勒和汉斯·布希到帕沙迪纳来问我，为了在科学上对盟国作战有所贡献，他们应该干些什么工作？当时正是他们全力以赴搞美国核武器发展计划的前夕；我立刻想到空气动力学家还没有揭示出冲出波的动力学规律，此外，我们对支配冲击波形成的某些化学规律也一无所知。这个建议显然对他们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他们继续深入钻研这些问题。后来他们终于写出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从来没有公开发表，不过我知道它对核武器发展计划和导弹重返大气层的运动特性研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阿耳伯特·爱因斯坦也是我家的常客。在他身上我发现了一个诚恳而善良的灵魂。他具备的一切品质，正是我在探索自然的道路上毕生所追求的。 1911年我在哥廷根大学第一次见到爱因斯坦。那是他到学校来和希尔伯特、闵可夫斯基共同指导一个学术讨论会。这个欧洲最著名的学术讨论会曾经推动很多人去钻研物理学上的新课题。此后过了好多年，我们才在柏林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重新见面。在那次会上，他和能斯特、普朗克宣讲了热力学基础理论。1931，他应德国政府资助的费城德美文化协会邀请，以德国政府代表身份初次访问美国。他到达美国时受到了德国驻洛杉矶领事的欢迎；从帕沙迪纳回国时，领事又亲自到场送行。爱因斯坦到美国不久德国政府发生更迭，希特勒取代了兴登堡。爱因斯坦离开美国不到一个月，那位领事就被希特勒召回德国。 爱因斯坦到达帕沙迪纳时受到了许多社会名流欢迎。那天场面很大，四周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儿童们手里都拿着鲜花。在市政府大礼堂前面举行欢迎仪式过程中，他看到我也在那里就满面笑容走过来和我握手。 “啊！亲爱的卡门，”他说，“在这里见到你我真高兴。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他把我拉到一旁用手指指广场上的喷泉，那喷泉顶上有一个翻滚、弹跳着的小球。“你解释解释为什么小球在喷泉顶上不掉下来。” 我对他说，如果小球重量和喷水的动量之间保持某种恰当的关系，一旦小球出现在喷泉顶部，就会停留在那里按水力学规律运动，它一偏离平衡位置就自动进行校正，因此始终不会掉下来。 “Sehr gut（好极了）”他点点头，然后又回去参加欢迎仪式。 数月之后，我对爱因斯坦有了更深的了解。一头卷曲的白发，一件普通羊毛衫加一支烟斗，加州理工学院人人都知道这个形象是谁。由于要求他写自传的人络绎不绝，有一次他要我想个办法让他避避风头。我在洛杉矶奥列蔽拉大街替他安排了一个住处。那是条艺术街，街上行人以留长胡子、穿羊毛衫远近闻名，因此他在那里从未碰到过上述麻烦。我猜想，街上谁也没有认出我身旁这个人就是举世闻名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为人坦率，心口如一，直言不讳。有一次他应邀出席一个“面向全国”的广播节目。有个播音员蓦然发现了这位科学巨匠，就擅自宣布爱因斯坦要向全国听众发表讲话。爱因斯坦非常反感，立刻站起来说，“我没有话要讲，因此讲不出什么话；今后如有话讲，再来向各位奉告。”说完这两句他立刻就坐下去。 我和爱因斯坦曾多次促膝长谈，科学对人类的意义这个话题谈得最多，他有些观点使我感到非常惊奇。我一直认为，我这一生中科学的最大进步在于消除了不少偏见。由于偏见来自日常生活和一般常识，所以一般人总认为它不可逾越。在消除偏见方面，爱因斯坦是我的榜样。他发现，人们只有抛弃物理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绝对观念，才能对一些天文学和光学现象作出正确解释。他抛弃了绝对时间和空间观念，宣称时间和空间是同一度量单位，然后循序渐进，提出了“相对论”。 20世纪物理学的另外两大理论是“量子力学”和“测不准原理”。这两个理论也排除了由一般经验所产生的偏见。比如，众所周知，任何运动物体的速度和位置都能精确地予以确定。对“测不准原理”来说，这就是一种偏见。“测不准原理”认为基本物理过程是随机量的乘积，因此无法进行严格测定。这种观点显然是和因果律抵触的。“测不准原理”公开发表后，在物理学和哲学上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矛盾。 我大惑不解，在物理学上以提出激进理论闻名于世的爱因斯坦，居然也不承认“测不准原理”。他坚信任何过程都能用因果律来描述。位置和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内在的不确定性。因此，他认为“测不准原理”的基本思想完全是胡说八道。 在这方面，我问爱因斯坦：“为什么您不相信测不准原理呢！您年轻时就消除了绝对时间这样一个大偏见。现在提出测不准原理的海森堡也是个青年，他消除另一个偏见——过程确定的唯一性，而您反而不赞成了，这是否表明您年事已高了呢？” 爱因斯坦回答说：“并非如此。亲爱的卡门，以前我就说过，我绝不相信仁慈的上帝会用掷骰子来统治世界。” 这个回答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面前这位伟人观察问题的方法竟和我父亲一模一样；宗教和科学分别对待。爱因斯坦曾经说，上帝主宰万物，因而也创造了物理定律。同时，他认为宇宙是有序的，即一切事物，只要知道它的现状，便能了解它未来的发展和变化。而“测不准原理”却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未来是无法确凿预知的，结果可能多种多样。 我父亲有个比拟说法，很能阐明海森堡所面临的困难。我父亲常说，把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或整个民族与单独一个人比较一下吧；单个人在下一时刻的行为取决于心理学规律，然而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决不能采用这样的方法：先运用心理学对千百万个人逐一加以研究，确定每个人在下一时刻的行为，然后再把每个人的行为简单相加起来。历史只着眼于一般过程，也就是说，只观察大多数人活动的平均效果。可以这么说，当海森堡提出一个基本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不可能进行严格确定时，他头脑里的观念和上述情况完全一样。由于无法对所有微观粒子的历史都进行研究，所以他认为无法测准单个粒子的运动状态。正如历史学家那样，他测定的只是运动状态的平均效果。 在我看来，这是人类观察上的局限性。要是我们一定要合理解决无数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问题，那就是对要描述的粒子逐一加以研究。由于一个人的寿命有限，在短促的一生中是无法办到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爱因斯坦来个小小的妥协：我认为“测不准原理”并不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我补充说明一点，目前我们的水平有限，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有朝一日，这种局限性是会被科学研究突破的。 爱因斯坦在加州理工学院指导过许多次关于物质结构的学术讨论会。有一次，他和奥本海默一起主持讨论会。参加讨论的有密立根、托尔曼、保林和爱因斯坦，这是个多高水平的学术小组啊！我记得，爱因斯坦的论述清澈明了。而奥本海默表达问题的方法太复杂，因此难于理解。他在黑板前动作迅速，推导方程式常跳过好几步，又以为听的人都跟得上。爱因斯坦接在奥本海默后面登上讲台，首先他表示非常抱歉，他比不上奥本海默那样敏捷，不过他将尽力而为。 爱因斯坦是个思考缓慢的人，但却是一位渊博的思想家。奥本海默的表现引起了我的回忆：要不是早年父亲及时教导我懂得坚韧而深刻的思考的价值，我也可能会滑到小聪明的老路上去了。 我在爱因斯坦身上打过一个主意，结果却完全失败了。谢天谢地，幸亏那不是一件科学方面的事情。有个匈牙利才华出众的钢琴家名叫尼里基·哈齐。我发现由于时运不济，人地生疏，他被迫在帕沙迪纳一家大餐厅里当个钢琴伴奏者。从前在布达佩斯他是个公认的神童，有个心理学家还写过一本专门介绍他的书。我和妹妹对他的处境感到很惋惜，觉得他在美国需要有个显显身手的机会。于是我们决定拉他一把，把南加州的一大批艺术家和音乐会代理人请来听听他的演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特意举办了一个欢迎爱因斯坦的宴会，把南加州有名的音乐会代理人都请来赴宴。一方面让他们见见这位数学大师，另一方面聆听他拉小提琴。不用说，到时候他们纷纷赶来了。那天晚上，正如我们预计的那样，大家请哈齐弹了几首曲子。不料在这个当口，爱因斯坦夫人突然心血来潮，要她丈夫拉小提琴和哈齐合奏，大家对这个主意感到非常高兴。没想到这一下竟触怒了哈齐，他大声嚷道：“我从来不为任何人伴奏！”说罢就真掼纱帽不弹了。我们期望美国音乐界重视哈齐的计划就此成了泡影。而爱因斯坦却兴致勃勃，照拉不误。结果，所有来客都向他表示热烈祝贺，而把布达佩斯的神童忘记得一干二净。 我看，那位傲慢无礼的匈牙利朋友是大错特错了。其后几年，一位真正的钢琴大师凯瑟索斯和爱因斯坦合奏就丝毫没有感到屈尊。加州理工学院的地震专家古腾堡教授也常为爱因斯坦作钢琴伴奏。有一次演奏后我问爱因斯坦，古腾堡钢琴弹得怎么样？他回答说，很难跟上。 “那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地震学家弹钢琴不是也有节奏吗？” 爱因斯坦笑笑说，“他的节奏很好，但很难捉摸。” 1932年，爱因斯坦离开了加州理工学院，内中详情我不大了解。不过我料定普林斯顿大学另有一位“密立根”，此人名叫费莱克斯纳。他不仅替爱因斯坦安排了一个终身职务，又向他提供了满意的生活条件。我在普林斯顿跟爱因斯坦只见过一两次面，但在二次大战后却经常接到他的来信。有一次他来信要我参加他发起的“科学家反对使用原子弹紧急行动委员会”。我对这类组织从来就不感兴趣。比较起来，我对在以色列办一所医科大学，或向西班牙提供促进艺术发展奖学金倒是更为关注。我以恕不从命回复了爱因斯坦，并说，“幸而我不是原子科学家，作这种决定要简单多了”。 （曹开成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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