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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 今天我准备和大家谈谈我个人读书、教学40年的经验。我是1922年在安徽省合肥县出生的。合肥那时候是一个很破旧的城市。我头6年在合肥的生活，现在只依稀记得很少的一些情景。印象最深的是那时军阀混战，常常打到合肥来。我们经常要“跑反”，跑到乡下或医院里去躲避。因为医院是外国教会办的，在那里面比较保险。我印象中最深的第一个记忆，是3岁那年在一次“跑反”后回到“四古巷”家里，在房子角落里看到的一个子弹洞。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安庆（旧名怀宁）一家中学教数学。我的名字杨振宁的宁字，就是从怀宁来的。相片1是我10个月的时候，父亲快要到美国去的前几天拍的。相片右边那个有窗户的房子，就是我们当时住的。相片3是两年以后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照的。左边第一位是吴有训先生。他后来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幸在5年以前去世了。他旁边一位叫做夏少平，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大清楚他是谁。我妈妈也不记得。再旁边一位是蔡翘，现在是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他的旁边是潘菽，现在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最右边的一位是我父亲。他在美国住了5年，得到了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那5年间母亲和我一直在合肥居住。我4岁的时候，母亲开始教我认方块字，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共教了我3000个字。现在我所有认得的字加起来，估计不超过那个数目的两倍。 我的家那时是一个大家庭，有好多堂兄弟姊妹。从我5岁那年起，请了一位老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读书”。我记得很清楚，念的头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我背得非常之熟。1928年我6岁的时候，父亲从美国回来，母亲带我到上海去接他。然后三个人一块去厦门，因为父亲受聘做厦门大学数学教授。我这次看见父亲，事实上是等于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人。他问我念过书没有？我说念过了。念过什么书？念过《龙文鞭影》。叫我背，我就都背出来了。父亲接着问我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我完全不能解释。不过，我记得他还是送了我一支钢笔，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小学与中学 1928到1929年，我们住在厦门。相片4是在厦门鼓浪屿照的。那天我很显然不太高兴。3O多年以后，在1960年我父亲与母亲自上海飞到日内瓦跟我团聚以前，我弟弟翻出这张相片要他们带去。父亲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这是没有做过父母的人不易完全了解的故事。 厦门的一年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是很幸福的。厦门大学的校舍很漂亮。教授的住宅设备记得也很现代化，有抽水茅坑，对我是非常新鲜的。在厦门我进了比较现代的小学。我们教职员子弟都集中在一个小学念书。只有一位老师，姓汪，教学很认真。我的数学和国文都念得还不坏。不过，我的手工不太成功。记得有一次我用泥做了一只鸡，拿回家里给我父亲母亲看。他们说做得很好，“是一只藕吧？” 相片5也是那年照的。在厦门大学住了一年以后，我们在1929年秋天迁到那时的北平。我父亲到清华大学任数学系教授。我们在清华园里一共住了8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我在这样一个被保护起来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漂亮的。我跟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相片6就是当时清华大学的大门。 今天的清华大学是大大扩展了。校园的东面从前是平绥铁路。为了清华的扩大，平绥铁路向东转了半个大圈。清华在50年代、60年代初以及“文革”以后，为中国造就了很多的理工科技人才。相片31是解放后在园内照的。 1933年到1937年我在北平崇德中学上了4年中学。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们家从北平搬回合肥。在合肥住了几个月，我进了省立六中。也是那几个月中我首次尝到被轰炸的滋味。后来日本军队快要打到南京，合肥人心惶惶。我们一家经过很复杂困难的途径，转换过好几种交通工具，经过汉口、香港、越南的海防，到了昆明。因为那时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我父亲要到那里去教书。 在1938年初到了昆明以后，我进了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那个时候辗转流离的中学生非常之多，所以教育部在那年的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可以凭同等学历报考大学。我在念完高中二年级以后，就少念了一年，以同等学历参加统一招生考试，考进了西南联大。相片11是我当时的准考证。准考证号码很小，表示我很早就去报了名。 扎实的根基：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从1938年到1942年我念了4年的书。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声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相片12是一些教室。相片13是大图书馆。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要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在常常要跑警报的情况下，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却是非常良好的。那时的教师阵容非常强大。大家知道，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合并在一起的。三个学校的教师都在联大教书，所以名教授很多。我记得很清楚，联大的大一国文是必修科，当时采用了轮流教学法。每一位教授只讲一个到两个礼拜。一般来说，轮流教学法的效果通常是很差的，会产生混乱的情况。不过因为那时的教授阵容实在很强，轮流教学法给了我们多方面的文史知识。记得教过我大一国文的老师有朱自清先生、闻一多先生、罗常培先生、王力先生等很多人。我进西南联大报考的是化学系，但一进去后就改念了物理系。物理系那时的教师阵容也非常强。我的大一物理是跟赵忠尧先生念的。赵先生现在在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已经80多岁了。我的大二电磁学是跟吴有训先生念的。大二力学则是跟周培源先生念的。周先生曾是北大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也是80岁出头了。 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4年和后来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那时候一般所用的教科书，是有名的老书。这个风气跟今天美国的风气不一样。那时候如果有一本书是好的话，是用上几年、几十年的。现在美国的教科书就好像汽车一样，两三年就要有新的式样。 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吴先生现在住在台湾，在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兼课。他是在美国退休后，到台湾去的。他对我发生很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写的。我在1941年的秋天去找他。他答应收我为他的学生，给了我一本《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现代物理评论》），叫我去研究其中一篇文章，看看有什么心得。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分子光谱学和群论的关系。我把这篇文章拿回家给父亲看。他虽不是念物理的，却很了解群论。他给了我狄克逊（Dickson）所写的一本小书，叫4做Modern Algebraic Theories（《近代代数理论》）。狄克逊是我父亲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这本书写得非常合我的口味。因为它很精简，没有废话，在20页之间就把群论中“表示理论”非常美妙地完全讲清楚了。我学到了群论的美妙，和它在物理中应用的深入，对我后来的工作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领域叫做对称原理。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相片47是吴先生和我1982年合照的。 王竹溪先生于一月底在北京逝世，逝世时71岁，是北京大学副校长、物理系教授。我在1942年西南联大毕业以后，进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又念了两年，得到了硕士学位。为了写硕士论文，我去找王竹溪先生。那时他是很年轻的教授，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在王先生指导之下，我写了一篇论文，是关于统计力学的。这篇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40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 科学研究与风格 1944年至1945年之间，我在联大附中教了一年书。1945年的夏天，动身到美国去。那时候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商船或航线来往。所以我乘飞机先到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等了3个月，等到了U．S．S．General Stewart上的空位。这种船叫Liberty Ship（自由船），每艘载几千个在中、印、缅地区的美国兵回国去。船上留一二百个床位给非美国军队的人乘坐。我和一组清华留美同学，一共二十几个人，一同坐上了这样一艘运兵船。船舱非常挤，睡的床共有4层，每层只有两尺高。在床上不能坐起来。我们住在船最底下的“统舱”，里面有好几百人。周围都是美国兵。他们看见来了些年轻的中国学生，以为可以赚一点钱，于是拿出牌来要和我们打扑克，幸亏我们没有人同意。 那时我们都是第一次接触整天说英语的人。我还清楚记得，很多话我都听不懂，到了美国后也没听见人讲过。到60年代美国讲“脏话”运动发生以后，我才懂得从前听见是些什么话。 我在联大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后来两年念研究院的时候，渐渐能欣赏一些物理学家的研究风格。我特别佩服的三位是爱因斯坦（Einstein）、费密（Fermi）和狄拉克（Dirac）。他们都是20世纪的大物理学家。他们三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们的风格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能在非常复杂的物理现象之中提出其精神，然后把这精神通过很简单但深入的想法，用数学方式表示出来。他们的文章是单刀直入，正中要害的。我比较不能欣赏海森堡（Heisenberg）的风格。海森堡是20世纪的一位大物理学家。他的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可是他的研究方法不是能引起我的共鸣的。 一般念文史的人，可能没有了解科学研究也有“风格”。大家知道每一个画家、音乐家、作家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也许有人会以为科学与文艺不同，科学是研究事实的。事实就是事实。什么叫做风格？要讨论这一点让我们拿物理学来讲吧。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每位工作者就会发展他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也就是说他曾形成他自己的风格。 1945年11月我到美国。在纽约上岸。花了两天买了西服、大衣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哥伦比亚大学去找费密。费密不但在基本物理上有重大的贡献，而且是主持造世界第一个原子堆的人。因为这是战时工作，所以他的行踪是保密的。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听说费密“失踪”了。可是我知道他失踪之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所以我到该校去问费密教授什么时候上课。使我非常惊讶而且非常失望的是，哥大物理系秘书竟未听说过有一个叫做费密的人。 后来我到普林斯顿去看我的一位老师张文裕教授。他现在是中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那时正在美国访问。张先生告诉我，费密打仗期间曾在洛斯阿拉漠斯（hos Alamos），听说他已经决定要到芝加哥去当教授。这就是我成为芝加哥大学研究生的道理。 有血有肉的物理学：芝加哥大学 在芝加哥，我跟费密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在教授普通的课以外，还开了一门特别的课，讲授特别选出来的题目。我受他的影响很深。我接触很多的另一位是泰勒（Tellr）教授。大家知道，他后来被称为“氢气弹之父”。泰勒的物理学的一个特点，是他有许多直觉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恐怕90％是错的。不过没有关系，只需要10％是对的就行了。而且他不怕他讲的见解可能是错的。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刚才我和大家提过，我跟吴大猷先生学了分子光谱学跟群论之间的关系。学的方法，主体是推演法：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泰勒所注意的是倒过来的方法。他要从物理的现象引导出数学的表示。换句话说，他着重的归纳法。我跟他接触多了后，渐渐了解到他的思考方法的好处。因为归纳法的起点是物理现象。从这个方向出现，不易陷入形式化的泥坑。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半，得到了博士学位，回想起来，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仅是一般书本上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方法与方向。刚才已经提到过方法了：归纳法。方向呢？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研究的气氛，我接触到一些最能有发展的研究方向。我常常想，我是很幸运的。在联大我有了一个扎实的根基，学了推演法。到了芝加哥受到新的启发，学了归纳法。掌握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两个地方的教育都对我以后的工作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最近这些年常常到中国访问，发现中国的大学所教的课程往往是非常之深的。有所谓“四大力学”。每一个大学物理系的学生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念这四门很深的理论课。“四大力学”是不是重要的呢？当然是重要的。没有人能否认“四大力学”是物理学的骨干。不过，物理学不单只是骨干。只有骨干的物理学是一个骷髅，不是活的。物理学需要有骨头，还需要有血、有肉。有骨头又有血肉的物理学，才是活的物理学。 我很高兴的是，今天中国物理学教学的体制正在更改。我想，多增加一些不绝对严密的、注重归纳法的课程，对于学生会有很多的好处。 做实验的经验 我还没有到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已深深感觉到，我对实验接触得太少。当时的愿望，是到芝加哥大学之后，一定要写一篇实验论文。我本来计划跟费密做实验。可是那时候我是一个外国人，不能进到阿尔罔国立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而那时费密的实验室在阿尔罔，所以我的计划没有成功。后来费密介绍我到艾里逊（Allison）教授的实验室去工作。 当时，艾里逊的实验室要造一套40万电子伏的加速器。这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他有五六个研究生跟他做，我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实验室的18至20个月的经验，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很好的影响。因为通过了这经验，我领略了做实验的人在做些什么事情。我知道了他们的困难，他们着急一些什么事情，他们考虑一些什么事情。换言之，我领略了他们的价值观。另外对我有重要作用的是，我发现到我动手是不行的。那时候我们的实验室有个笑话，说“凡是有爆炸的地方一定有杨振宁”。 在做了18个月的工作以后，我的实验不太成功。这倒不完全是我的错误，因为那个题目是一个做不出来的题目。有一天，泰勒来找我。他问，你做的实验是不是不大成功？我说，对了。他说：“你不必坚持一定写出一篇实验论文。你已写了理论论文，那么就用一篇理论论文作毕业论文吧。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我听了这话很失望，因为我确实是一心一意想写一篇实验论文的。我说需要想一想。想了两天，决定接受他的建议。作了这个决定以后，我如释重负。这是我今天不是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道理。有的朋友说这恐怕是实验物理学的幸运。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 我1948年夏得了博士学位之后，在芝大做了一年的教员（Instructor），1949年春天，奥本海默（Oppenheimer）到芝加哥大学来演讲。他是一位重要的物理学家，在美国社会中十分有名，因为他主持了战时制造原子弹的工作。1947年起他做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所长。那里理论物理人才济济。他来芝大演讲后，我去找泰勒及费密，说我希望到该研究所去做研究。请他们给我写推荐信，他们都替我写了。奥本海默很快就回信说他接受我去。然后，费密对我说，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不过不宜久居，因为里面研究的方向太理论化，容易变成形式主义，容易与实际的物理问题脱离关系，“有点像中古的修道院”。我是非常佩服费密的，所以他的话我深深记在心里头。他说，我应该去一年，然后回到芝加哥来。 1949年秋天，我到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只有约20位教授，都是知名学者。研究方向有数学、理论物理和历史。最有名的学者，当然是爱因斯坦。大家公认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物理学家就是牛顿和爱因斯坦。1949年爱因斯坦已经退休了，不过每天仍然到办公室去。我们年轻人不大愿意去攀谈，因为怕给他麻烦。有一天，他叫助手来找我去跟他谈谈，因为他看到我和李政道写的一篇文章，是关于统计力学的。他在年轻的时候所做的很多工作有两个主要的传统。一个是电磁学，一个是统计力学。所以他一直对统计力学很有兴趣。他找我去谈了不少时候。爱因斯坦那时讲的英文夹了许多德国字。我不懂德文，而我去看他的时候又很紧张，所以我跟他谈完出来后，别人问我爱因斯坦跟我说了些什么，我竟讲不清楚。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主要是一群年轻人经常讨论，经常辩论。当然也有剧烈的竞争。刚才我已讲过，费密曾建议我到普林斯顿一年以后回到芝加哥去。我知道他的看法是对的。1950年初奥本海默聘我长期留在普林斯顿研究所。考虑了好久，我决定留下。倒不是因为奥本海默的坚留，也不是忘记了费密的话，而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date杜致礼（按：即日后的杨振宁夫人）。“date”，香港好像叫“拍拖”。她那时候在纽约念书，离普林斯顿很近。所以我就留下了。 40年代末，50年代初，物理学发展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新的领域是粒子物理学。我和我同时的物理工作者很幸运，和这个新领域一同成长。这个领域在50—70年代乃至今天，一直有长足的发展，影响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结构的基本认识。这一点，我自己觉得我很幸运：一个年轻的人，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假如走进的领域是将来大有发展的，那末他能够做出比较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天，《生活》杂志要访问我，派了一位摄影师来照相。就在我的办公室里照了一张照片。当时我的桌子上堆了一大堆“预印本”。我说搬掉再照，他说不要不要，就这样很好。结果照出来后，我才知道为什么他是摄影师而我不是。 跳出象牙塔：石溪纽约州大 我几十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统计力学跟粒子物理学中对称原理两方面。很幸运的，多年来，我有很多非常杰出的合作者。其在跟我合作得时间最长，最有成绩的是李政道跟吴大峻。李政道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吴大峻是哈佛大学教授。还有一位米尔斯（MillS），跟我合作的时间虽然不很长，但成果是很有意义的。他现在是俄亥俄州大学教授。 1965年初，我忽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托尔（Toll）教授打来的。他也是念理论物理的，他说想来看我，我说很好。过两天，他来了，告诉我纽约州成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叫做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他已经接受了校长的位子，即将就任。他希望我到那边去做教授，帮助他把石溪建立成一所研究气氛非常浓厚的大学。考虑了几个星期后，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1966年夏天，离开了普林斯顿，到了石溪。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是一个有名的研究所，是一个最成功的、名副其实的象牙之塔。我在普林斯顿前后17年。那是我一生之中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那么，为什么要走出象牙之塔？这个问题，从那时候直到今天，常常有朋友问我。他们问走出了象牙塔是否后悔？我的回答始终是：不后悔。世界不只有象牙之塔，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业。比如说建立石溪分校、建立中文大学就是。这些事业的重要，跟象牙之塔的重要是不同的。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 我接受了石溪分校的聘请以后，托尔校长从纽约州申请到特别的计划，成立了理论物理研究所，请我主持。很幸运的，在其后17个年里头，直到今天，有过很多很杰出的人到我们研究所来做教授，研究员或者学生。狄拉克教授在1967年、1969年和后来访问过石溪好多次。他是我在中国做学生时已经最佩服的三位近代物理学家之一。所以他来我非常高兴。他现在已经80岁了。在我们研究所的杰出人员中，我特别要提出的是一位来自南朝鲜的教授，叫做李昭辉。我最早认识他，是1960年前后他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来做研究员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深入的、直觉的物理见解，是杰出的年轻人才。1965年底，他已经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正教授了。我请他到石溪来工作，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是我对石溪分校的贡献中很重要的一面。他在石溪从1966年到1973年这7年中间，作出十分重要的工作，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顶峰。1973年，费密实验室成立，请了他去做理论物理部门的主任。不幸的是，1977年他在一次撞车事件中被撞死了。这是物理学界一个很大的损失。 访问中国 1971年夏天，美国跟中国冻结了多年的外交关系开始有一点解冻的迹象。我于7月间去中国访问了一个多月，那时从美国到中国去的学术界人士可说绝无仅有。为什么我着急要去呢？因为我看得出来，两个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在试探是否可以有些有用的接触，当时越南战争还没有结束。我很怕这刚打开一道小缝的门在几个月之内又会再关闭起来。而我个人很想回到我26年没有看到过的祖国去看看，跟我的老师、朋友和亲戚们见面。在那以前，我曾经跟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妹在日内瓦和香港见过。不过我还有很多别的亲戚多年没有见到了。那年7月我在巴黎中国大使馆拿到签证，自巴黎乘法航飞到了上海。在中国的期间，我去了上海、合肥、北京和大寨。中国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个人情感上的感受绝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 在北京的时候，我很荣幸会见了周总理。他问了我许多关于美国的问题。回到美国以后我想我对于中国、美国都有一些认识，而且都有深厚的感情。在这两个大国初步接近的形势下，我认识到我有一个做桥梁的责任。我应该帮助建立两国之间的了解跟友谊。所以从那年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到中国去访问。这些访问引导出我与中国好几个大学、研究所和研究员的学术合作，引导出石溪和中国几所大学的学术交流合同。 回顾 1982年9月我60岁了。古人叫耳顺之年。有机会回想了一下我念物理、做研究工作、做教师的经验，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的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幸运的，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又很幸运的，我能够有机会在象牙之塔内工作了17年，现在在象牙之塔外也工作了17年。回想一下，我给我自己一个勉励：应该继续努力。 詹姆斯·杜威·沃森（1928——），美国遗传学家。生于芝加哥。1961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56年到哈佛大学任教，1961年成为教授。主要研究分子生物学。与英国生物学家克里克共同阐明DNA分子双螺旋形结构，设计出结构模型，回答了遗传物质自行复制问题。提出的双螺旋结构模型被认为是20世纪生物学最重要的发展。二人同莫里斯共获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著有《基因分子生物学》等。 我从来没有看见克里克表现过谦虚谨慎的态度。在别人面前他或许是那样的，可是我从来没有理由这样去评价他。这同他现在享有的盛名毫无关系。现在，人们经常谈论他，谈论时往往颇带敬意，总有一天他会被公认为属于像卢瑟福或波尔一类的人物。但在1951年秋并非如此，当时我到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参加一个由从事蛋白质三维结构研究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小组工作。那时，他35岁，还完全默默无闻。虽然最接近他的同事们已经认识到他思考问题敏锐、深刻，并常常向他人请教，但一般地说，他不太被别人赏识，并且许多人觉得他太夸夸其谈了。 佩鲁兹是克里克所在单位的领导人。他是出生于奥地利的化学家，1936年来到英国。他从事结晶血红蛋白质X射线衍射的资料收集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那时刚刚开始有点苗头。卡文迪什实验室主任布喇格爵士极力帮助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是晶体学奠基人之一，布喇格几乎花了40年的时间一直在观察着X射线衍射法，解决了越来越困难的结构问题。一种新方法能阐明的分子结构愈复杂，布喇格就愈是高兴。因而在战后几年里，他对解决所有分子中最复杂的蛋白质分子结构的可能性简直入了迷。在行政工作允许的情况下，他经常到佩鲁兹的办公室去同他讨论新近积累的X射线资料。然后，他就回家，想想能否对这些资料作点解释。 克里克既不像布喇格那样的理论家，也不像佩鲁兹那样的实验家。他介于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家之间。他偶尔也做点实验，但更多的是埋头考虑解决蛋白质结构的理论。他经常会有什么新发现，变得非常激动，立刻把它告诉任何愿意听的人。过了一两天他经常会意识到他的理论站不住脚，于是又回到实验中去，一直到百般无聊之中又产生了对理论的新想法为止。 有许多戏剧性事件伴随着他的新想法应运而生。它们使实验室的气氛大大活跃起来。实验室里有些实验常常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之久。这种活跃气氛部分地是由于克里克嗓音的音量所引起的。他比其他任何人的嗓门都高，说话又快。听到他的笑声，就知道他在卡文迪什实验室的哪个地方。特别是当我们有闲细听他的谈话，并坦率地对他说，他那不着边际的话使我们摸不着头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享受过他谈笑风生所引起的愉快。只有一个人不是这样，克里克的谈笑经常打扰布喇格爵士。他的嗓门之大常常使布喇格躲到一个更为安静的房间去。布喇格难得到卡文迪什茶室去，因为那意味着要容忍茶室中克里克震耳欲聋的谈笑声。布喇格即使不去茶室，也是不得安宁的。他的办公室外的走廊有两次被克里克工作的实验室不断漫出的水淹没。克里克被自己的理论吸引着，竟忘了把抽水机龙头上的橡皮管缚紧。 我到达那里时，克里克的理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蛋白质晶体学的范围。任何重要的事物都能吸引他。他也常常到其他实验室去，为的是看看完成了哪些新的实验。对于这点他毫不隐瞒，尽管一般说来他是彬彬有礼的，对于那些并不理解他们眼下正在做的实验的真正意义的同事们，他也是很体谅的。他几乎可以立刻设计出一连串能够证实他的解释的新的实验来。而且他往往最终会忍不住告诉所有愿意听的人，他聪明的新想法将会怎样推动科学的进步。 结果引起了对克里克一种心照不宣的真正恐惧，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辈人中间。他掌握别人的资料并使之条理化速度之快，常使他的朋友们吸一口凉气，担心在不远的将来他会成功，并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剑桥大学各个学院在体贴细微、温文尔雅的风度掩饰下的智力迟钝。 尽管在凯厄斯学院，他有每周吃一顿饭的权利，但他并不在任何学院任研究员。一部分原因是他自己高兴这样做。很清楚，因为他不想被那些尚未毕业的学生不必要的光顾加重他的负担。另外，他的笑声也是一个原因，假使对这种轰鸣的笑声每周不止听一次的话，许多学监肯定要反对的。我确信，这一点偶尔也使克里克感到烦恼，尽管他也清楚地知道“高桌吃饭的生活”都被一些学究式的中年人所把持，而这些人不会使他感到愉快，也不会使他受到任何启发。历史悠久的国王学院，不受古板的传统所羁绊，吸收了他，对他或这所学院来说，都相得益彰。有些朋友知道他是一位讨人喜欢的午餐伙伴。尽管他们小心翼翼，仍然要发生这样的事情，酒多失言会惹得克里克大发雷霆。 他和奥迪尔住在“碧斋”，一个面积不大、房租便宜的套间。这幢房屋已有几百年历史了。从这幢房子过桥街就是圣·约翰学院。这个套间只能算两个房间，一间起居室，另一间卧室。厨房间很小，洗澡盆在里面显得特大，最惹人注目。房子虽小，但由于奥迪尔的精心布置，看起来使人有一种心情愉快的感觉。住在这里，我第一次体验到英国知识分子生活的生气。可是，就在离此几百米远的地方，坐落在基督草坪上的那幢维多利亚式的房间里，在我居住其中的最初的日子里，这种生活的气氛是一点也没有的。 那时克里克与奥迪尔结婚已经3年了。克里克的第一次婚姻日子不长，有过一个男孩，叫米切尔，由克里克的母亲和姑妈照应。在奥迪尔来到剑桥之前，他曾过了几年单身生活。奥迪尔比他小5岁。她的到来，使克里克更加厌恶中产阶级那种以划船和打网球来寻欢作乐的墨守成规生活，这种生活尤其不适合喜欢健谈的人。克里克既不关心政治，也不关心宗教。他认为宗教是前辈人的过错，没有理由相传下去。但是，他们是否真的不问政治我有点怀疑。或许是战争原因吧，他们希望忘记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幸。无论如何，早餐时，他们从来不看《泰晤士报》，而看《时髦杂志》，这是他们订阅的唯一杂志，也是克里克能长篇大论地谈论它的内容。 那时，我常到“碧斋”吃晚饭。克里克总是口若悬河，我也乐于利用这样的机会逃避倒胃口的英国式饭菜。这种饭菜使我经常担心我会不会得胃溃疡，奥迪尔的法国母亲教导她的女儿要全然藐视大多数英国人在吃和住方面不讲究的态度。因此，克里克根本不必羡慕“高桌吃饭”的那些学究。不可否认这些学究的“高桌饭菜”比他们的妻子做得要好得多。他们的妻子只会做些肉食、煮土豆、欠色蔬菜和一些糕点之类乏味混合物。与此相反，克里克家却有美味的晚餐，特别是在酒余饭后，话题转到剑桥那些“宝贝”们身上时，气氛更加轻松愉快。 谈到年轻女人时，克里克更是兴致勃勃，没完没了。这些女人们的姿色和某方面的特点都是谈论和取笑的题材。年轻时，他对女人不大在乎，现在才发现女人会给生活带来某些乐趣。奥迪尔对这些并不介意，反倒觉得这样大概会把这个北艾姆敦出身的人从枯燥乏味中解放出来。对于奥迪尔踏入的、也是他们时常应邀参与的这个颇有点附庸风雅的社交世界，他们长时间地进行议论。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无话不谈。他同样也喜欢谈自己偶尔犯的错误。有一次，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他扮演红胡子的年轻肖伯纳走了进去。他在舞会上一出现，就发觉这样做犯了一个莫大的错误，因为当他走近年轻的女人时，没有一个人喜欢他那潮湿的乱蓬蓬的胡子。 但在那次品酒宴会上却没有年轻的女人出席。这使他们感到失望。他们的酒伴都是学院负责人，这些人热衷于谈论那些繁忙的行政事务。他们对于这些事情感到厌烦，于是就及早退席。回去后，克里克却意想不到地感到清醒，又埋头于探索他的公式。 第二天早晨，他来到实验室并告诉佩鲁兹和肯德鲁他获得了成功。几分钟后，考基兰走进他的办公室，克里克对考基兰又说了一遍。还没等克里克讲完，考基兰就说他也认为克里克会获得成功的。他们马上就开始各自的演算，发现考基兰用的演算推导比克里克的简练。可是，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得到了相同的答案。他们就用佩鲁兹的X光衍射图来核对。螺旋，得到了非常好的一致性，以致必须承认鲍林的模型和他们自己的理论都是对的。 几天之内，经过润色的一份手槁已经拟好并且以快件寄往《自然》杂志。同时将一份副本送给鲍林鉴赏。对克里克来说，这次成功是一桩无可置疑的胜利。没有女人参加能取得这样的胜利，真算是一件幸事。 快到四点了，我走进威尔金斯的实验室，告诉他鲍林的模型原来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这时威尔金斯正在忙碌着。于是，我穿过走廊朝罗西的实验室走去，希望能找到她。实验室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径自走了进去。这时，罗西伏在映片箱上，正在全神贯注地测量放在上面的一张X射线照片。我闯进来吓了她一跳，但马上又镇定下来，她直盯着我，好像在责备我这个不速之客应该讲点礼貌：先敲一下门才对。我连忙对她说威尔金斯正忙得不亦乐乎。没等她出言不逊，我马上又问她愿不愿看看彼得带来的他父亲手稿的副本。我很想试试罗西要花多少时间才能发现其中的错误，可她才不愿和我要着玩呢。于是，我只得立刻告诉她鲍林的模型在哪儿出了岔子。同时，我不禁讲起鲍林的三链螺旋同我和克里克一年零三个月之前给她看的那个模型是何等相似。鲍林关于对称的推论并不比我们一年前的努力高明多少。起先我还以为这一点会使罗西感到有趣。可是，出乎我的意料，由于我一再提起螺旋结构，她显得非常恼火。她不客气地指出，无论是鲍林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任何根据认为，DNA具有螺旋结构。我讲的全是白费口舌。其实我刚一提到螺旋，她就认定鲍林是错了。 我打断了她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我坚持说，任何有规律的聚合分子，其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螺旋。我想她可能会反驳我说DNA的碱基顺序就没有规律嘛！我继续强调说，因为DNA分子形成晶体，所以核昔酸顺序决不会影响总的结构。这时，罗西按捺不住胸中怒火，提高嗓门冲着我嚷了起来。她说我的话都是无稽之谈，只要闲话少说去看一下她的X射线照片的证据，一切就都明白了。 她不知道我对她的那些资料其实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早在几个月之前，威尔金斯就把她的所谓“反螺旋”实验结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克里克肯定地对我说过，那些结果毫无意义。于是，我决定捅一下她的“马蜂窝”。我毫不迟疑地向她暗示，她根本就没有本领解释她的X射线照片。她只要稍为懂点理论知识，也就能明白，她设想的那些“反螺旋”特性，不过是DNA经过微小变形而产生的；只要有了这种微小变形，有规律的螺旋也就能够纳于晶格之中。 这时，罗西突然从那张把我们分开的工作台后面冲着我走了过来。我怕她在气头上会动手打人，于是赶快抓起鲍林的手稿，向门口溜去。正巧被探头进来找我的威尔金斯挡住了。他们俩相互瞅了一会，又看看我那种有气无力的样子。我结结巴巴地对威尔金斯说，我和罗西的谈话已经结束，而且我在茶室找过他。我一边说着，一边从他们俩当中溜了出来，让威尔金斯和罗西站在那里，面面相觑。处于这样的僵局，我真担心威尔金斯由于不能即刻脱身，他会出于礼貌邀请罗西和我们一块喝茶。可是她却转过身子，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下子我们倒省事了。 在过道上，我对威尔金斯说，幸亏他及时赶到，否则我可能遭到罗西的突然袭击了。他慢条斯理然而肯定地回答说，这种事完全可能发生。几个月前，罗西也同样对他发过一次脾气。那次在他的房间里辩论时，他们差点动起武来。当他想逃跑时，罗西堵住了门口，直到最后，罗西才算放了他。但是，那一次可没有第三人在场。 同罗西的这次接触使我对威尔金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在，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足以使我理解他在过去两年里所遭受的精神上的折磨。他现在完全可以把我当成一个亲密伙伴，而不再觉得只是点头之交。过分的信任只会造成令人头痛的误解。使我吃惊的是他向我透露，他在助手威尔逊（Wilson）的协助下，一直在悄悄地重复罗西和戈斯林的某些X射线工作。这样，威尔金斯要全面开展研究工作，就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了。而且，他还透露了一个更加重要的秘密：自仲夏以来，罗西就已证实DNA具有一个新三维构型。当DNA分子被大量水包围时就出现这种构型。我问这种结构究竟是什么样子。威尔金斯就从隔壁房间里拿出一张称为“B型”照片的副本给我看。 我一看照片，立刻目瞪口呆，心跳也加快了。无疑，这种图象比以前得到的“A型”要简单得多。而且，只有螺旋结构才会呈现在照片上是那种醒目的交叉形的黑色反射线条。用“A型”来解释螺旋结构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而且，究竟存在哪一种螺旋对称，也是含糊不清的。但是，只要稍稍看一下“B型”的X射线照片，就能得到不少有价值的螺旋参数。可以想象，只要简单计算一下，就能确定分子内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了。我追问威尔金斯，他们利用“B型”照片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他告诉我说，他的同事弗雷泽很早就一直在认真地研究三条链的模型，但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威尔金斯也承认有关螺旋的证据现在是毋庸置疑的——斯托克斯-考基兰-克里克理论明确指出：螺旋肯定是存在的——但这一点对他说来并没有很大的意义。以前他也认为是会出现螺旋的。真正的问题在于还缺少关于螺旋结构的具体设想。一旦有了这种设想，他们就能把碱基有规律地安排在螺旋内部。当然，这也证明罗西把碱基放在中心，而把骨架放在外面的设想是对的。威尔金斯对我说过，在这一点上他深信罗西是正确的。而我仍然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我和克里克都还没有看到她的证据。 在去苏号饭店吃晚饭的路上，我又谈起了鲍林的手稿，并且强调说过分嘲笑他的错误是很危险的。最多只能认为鲍林仅仅是犯了错误，而不能认为他像个傻瓜，这样才是一种更加保险的态度。就算他现在尚未发现自己的错误，他很快将会日以继夜地追究起来。如果他再派一个助手拍摄DNA照片，就更危险了。在帕萨迪纳同样会发现DNA的“B型”结构。这样，最迟一个星期，鲍林就会把DNA结构搞出来的。 威尔金斯并不愿为此事过分操心。而我这样唠唠叨叨一再强调DNA结构随时都有可能迎刃而解，倒同克里克前一时期差不多了，以前有段时期，他也曾为此有失常态。多年来，克里克就一直试图告诫威尔金斯什么工作才是重要的。可是，威尔金斯在冷静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后，清楚地知道他凭自己的预感行事是明智的。饭店跑堂弯腰站在威尔金斯身后，等待着我们点菜。威尔金斯这时竭力要我懂得，如果我们对于科学发展的方向都持相同看法的话，那岂不是样样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时我们也不必再费周折，个个去当工程师和医生也就行了。 上菜以后，我想把话题转到多核苷酸链的数目上来。我认为测量一下位于第一、二层线上的深部反射可能会马上把我们引上正轨。可是，威尔金斯吞吞吐吐的回答根本就文不对题，弄得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说金氏学院没有人对这些反射进行过测量，还是他只是想趁热把饭菜咽下肚去。我勉强地吃着饭，心里盘算着等喝完咖啡，陪他回公寓的路上，或许能从他嘴里得到一点详细情况。可是，饭前我们要的那瓶法国白葡萄酒却使我对这些枯燥的事实热情大减。在我们离开苏号饭店穿过牛津大街时，他只对我说，想在某个比较安静的地段找一套不那么幽暗的房间。 然后，我在那阴冷的、几乎没有暖气的车箱里，凭着记忆在报纸的空白边缘上画起“B型”结构图来。我力图在双链和三链模型之间作出选择。目前就我所知，金氏学院小组之所以对双链不感兴趣，原因不是很简单的。这取决于DNA样品的含水量，他们也承认这个数值可能有很大的误差。下了火车，我骑自行车回到学院并且从后门爬了进去。这时，我才决定要制作一个双链模型。克里克也不得不同意。虽然他是个物理学家，他懂得重要的生物体都是成对出现的。 在后来的几天时间里，克里克对我不能专心致志地制作分子模型而感到愈来愈烦恼。虽然在他十点左右进来之前，我已在实验室里，那也无济于事。几乎每天下午，我总在网球场上打球。他知道这一情况，所以常常扭过头来，不满地看看无人过问的多核着酸模型。茶点以后，我也只在实验室泡上几分钟，随便摆弄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就急急忙忙地赶到“老妈”旅馆和女孩子们一起喝雪利酒去了。我才不把克里克的抱怨当回事呢。要是不能正确解决碱基在模型中的位置，而只在糖和磷酸骨架问题上打圈了，就是搞得再好，也不能表示我们的工作有真正的进展。 我仍然把大部分夜晚都消磨在看电影上，幻想着答案说不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然而，对电影的过分着迷也会产生副作用。 就是在看好的电影时，我也忘不了DNA的碱基。然而，我也常常想到，从立体化学的角度看，我们毕竟为糖和磷酸骨架提出了一个合理的构型。同时，也不再用担心这会和实验数据不一致了。 我看电影也好，不看也罢，我漫不经心地画出来的碱基图，起初对于解决氢键问题毫无帮助。即使把“狂欢”这个字眼从脑子里完全清除了出去，也没能使我对氢键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在我入睡的时候，正是盼望着第二天下午在唐宁街举行的大学联欢会上，能有许多漂亮姑娘。可是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会场，看到一队健壮的曲棍球队员和一群初出茅庐的拘谨少女，就感到大失所望。福卡德也立即发觉这儿不是他久留之地。为了礼貌，我们还是在那儿呆了一会儿。这时，我告诉他，我怎样正在和彼得的父亲竞赛，争夺诺贝尔奖金。 几天后，大约是下星期三的光景，有一次我在纸上画腺嘌吟的结构式时，居然茅塞顿开，受到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启示。我忽然想到在DNA结构中，腺嘌呤残基之间形成的氢键和在纯腺嘌呤结晶中的氢键是相似的。这可能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DNA确是这样的话，一个腺嘌呤残基和与它成180°旋转的有关腺嘌呤残基之间可以形成两个氢键。而更为重要的是，同样两个对称氢键也可以把一对鸟嘌呤，一对胞嘧啶或一对胸腺嘧啶联结起来。于是，我开始想，每个DNA分子是否都是由相同碱基顺序的双链构成的；而这两条链又是通过相同碱基对之间的氢键联在一起的。麻烦的是，这样的结构不可能有一个规则的骨架，因为嘌呤（腺嘌呤和鸟嘌呤）和嘧啶（胸腺嘧啶和胞嘧啶）形状不同，这个结构的骨架会由于这些嘌呤对或嘧啶对在中心交替出现，而显示凸出或凹进的形状。 尽管骨架不规则的问题仍未解决，我的心却砰砰地乱跳起来。如果这就是DNA的结构，我会因这个发现而一鸣惊人。 时钟敲过12点以后，我感到心情越来越愉快。我想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克里克和我曾经担心表面上看来DNA结构可能是枯燥无味的。既不能说明它的复制机理，也不能说明它控制细胞的生物化学功能。但现在使我惊喜交加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看来竟是如此饶有趣味。有两个多小时，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兴奋得彻夜难眠，成对的腺嘌呤幻影在我眼前翩翩飞舞。仅偶有几次，我担忧这绝纱的幻想是否会出差错。 克里克很快就全力以赴地投入了DNA的研究工作。在发现A-T和G-C碱基对有相同形状的第二天下午，他又回头去测量他的博士论文中的某些数据，可惜收效甚微。他不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焦虑不安地盯着硬纸板模型，尝试着用其它一些方法搭配碱基对。后来，这短暂的疑虑过去了，他又满面春风，兴奋地对我谈起我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尽管这种作法和剑桥常见的遇事稳重和留有余地的态度迥然不同，我还是很乐意听的。DNA结构搞清楚了，其结果又是如此激动人心。我们的名字将和双螺旋连在一起，就像鲍林的名字总和a螺旋连在一起一样。这一切几乎是那么令人难以置信。 伊尔饭店6点钟开门时，我和克里克一同去吃饭。我们顺便商量一下以后几天该干些什么。克里克觉得，能否制出一个完善的三维结构模型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因为遗传学家和核酸生化学家不应该再白白浪费他们的时间和仪器设备。需要尽快地告诉他们问题的答案，从而使他们能够调整研究方向，转而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当然同样迫切地想造出这样一个完善的模型。但是，我却更加念念不忘鲍林，我担心在我们把结果告诉他之前，他说不定会碰巧发现碱基对的奥秘。 不过，那天晚上。我们始终不能稳定地建立起双螺旋模型。在拿到金属制成的碱基模型之前，制出的任何分子模型都很粗糙，没有很强的说服力。我回到“老妈”旅馆，对伊丽莎白和福卡德说，克里克和我可能已击败了鲍林，我们的发现将使生物学发生一场革命。他们俩人都感到由衷地高兴。伊丽莎白更为她的兄弟感到自豪。福卡德表示，他要向国际生化学会报告，他的一个朋友将获得诺贝尔奖金。彼得也是同样兴高采烈，虽然他父亲可能在科学上遭到重大挫败，他并未因此流露出任何不快。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感到格外的精神焕发。在去惠姆吃早饭的路上，我慢步走向克莱尔桥，抬头眺望国王学院哥特式礼拜堂在这明朗春天高耸入云的尖顶。在那儿，我稍事停留，观赏了最近整修一新的吉布斯大楼。这是一座具有乔治王朝特色的建筑。这时我想，我们今日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们曾在这里度过的那些平静岁月。我们曾长期来往于这里的几个学院之间，默默无闻地博览了海弗书店所有的各类新书。我怡然自得地看过《泰晤士报》，然后走到实验室。我看到克里克正在按他想象中的格式，用硬纸板拼着碱基对。不用说，他早就来到实验室了。仅仅用了一个圆规和一把直尺，他就看出，两类碱基对都能很好地安排在骨架结构之中。那天上午，佩鲁兹和肯德鲁曾先后来到实验室，想了解一下我们是否依然确信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克里克分别向他们简单明了地介绍了我们的发现。就在他向第二位客人介绍时，我走下楼去，想到工匠间看看嘌呤和嘧啶的金属模型是否能在当天下午提前完工。 我们只稍加催促，最后的焊接工作便在两小时后完成了。我们立即用这些闪闪发光的金属片来建造模型。在这个模型里，DNA的所有成分首次配备齐全。我在一小时内，把各个原子的位置妥善进行了安排，使它们既符合X射线数据，又和立体化学原则相一致。这样得到的是一个右旋螺旋，并且两条链方向相反。只有一个人操作这个模型才比较方便，所以，直到我都已装配就绪，从模型旁让开之后，克里克才去检查我的工作。有一个原子间距比其最适值略短了一些，但并不超出当时公布的标准，因此我也无需为此担忧了。克里克检查了15分钟，虽然他也偶然有几次皱起眉头，使我多少有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但他并未找出任何差错来。他逐个检查，感到满意后，再去检查另外的原子，间距是否都很合理。我们和奥迪尔一起去吃午饭时，一切看来都很顺利。 在饭桌上，我们的话题集中在如何宣布这一重大新闻上。首先应该尽早告诉威尔金斯，可是，想到16个月前的惨败，我们觉得在没有把所有原子间的关系确切地搞清楚之前，得暂时对金氏学院研究小组保密。随便拼凑一些看来合理的原子间距，实在是件过于容易的事，因此也就常会产生这种情况：局部看来完全可行，而整个结构却根本不合理。我们估计还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互补DNA分子具有的一些优点，也完全可能使我们的判断具有片面性。因此以后的几天里，我们还必须用铅垂线和测量杆精确测量一下核苷酸中所有原子的相对位置。由于双螺旋的对称性，由一个核苷酸的原子位置，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其他核苷酸的原子位置。 喝过咖啡后，奥迪尔问起，如果我们的工作确实像她听说的那样，将会引起一场轰动，她和克里克是否仍要去布鲁克林过那种流放般的生活。或许我们是应该在剑桥继续呆下去，研究一些其他同样重要的问题。我试图打消她的顾虑，就着重指出在美国衣冠楚楚，温文尔雅的人比比皆是。并非所有的男人都剃光头，女人都穿着白短袜逛大街的。美国的最大长处是那里有从未涉足的广阔天地，可以任人自由开拓。然而我这一番话未能奏效。奥迪尔一想到要和那些不修边幅的人们长期相处，就感到惴惴不安。况且。那时我身上穿着的一件刚让裁缝做的紧身运动衫和美国人的便装完全不同。她看到我这样的装束，就更加不相信我说的话了。 第二天早上，克里克又比我早到实验室。我进去时，他正把模型牢牢地固定在支架上。这样，他可以逐个得出原子间距。他在那儿把原子前后挪来挪去。我坐在写字台边，考虑着如果我要尽快宣布我们有了某种有趣的发现，我该用哪种格式来写这封信。我正在想入非非，竟没有注意到克里克要我帮他扶正模型，以防在调整时倒下。他略微流露出不满的神情。 这时我们才明白，以前我们对镁离子重要性是小题大做，大方向错了。看来，威尔金斯和罗西坚持研究DNA的钠盐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既然糖和磷酸骨架在外部，究竟是哪种盐其实是件无关紧要的事。两种盐都能被双螺旋结构所接受。 时近中午，布喇格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模型。他由于患流感而在家呆了几天。听到克里克和我提出了有独创性的、对生物学可能有重大意义的DNA结构的消息时，他正躺在床上。回到卡文迪什实验室后，他马上抽空溜达到我们这儿，想亲眼看一看DNA模型。他立即就明白了双链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及腺嘌呤与胸腺嘧啶，鸟嘌呤与胞嘧啶的等量关系是糖和磷酸骨架有规律反复出现的必然结果。可是，他不知道查戈夫定律。所以，我又向他介绍了一下DNA各种碱基含量相对比例的实验数据。我发觉，布喇格越来越为它在基因复制中的巨大意义感到兴奋。谈到有关X射线的证据时，他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还没打电话告诉金氏学院的研究小组。可是，我们还没有征求过托特的意见。对此，他感到困惑不解。我们对他说，有机化学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仍不能使他完全放心。至于说我们使用的化学结构式不准确，应该承认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看到克里克讲话那样匆忙迅速，布喇格很难相信他是否会有足够的耐心，从容掌握确切无误的事实。于是，我们就准备一旦把一些原子间距调整好，马上就请托特来。 原子间距的最后调整工作在第二天晚上完成了。由于缺乏准确的X射线的资料，我们还不敢断定我们所选的构型是非常正确的。不过，这没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只想证实，从立体化学的角度来看，至少有一种特别的两条链互补的螺旋结构是可能的。必须申明这一点，否则，就会有反对意见。别人会说，从美学观点来看，我们的想法非常高雅，可是，糖和磷酸骨架的形状可能不允许这种结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边吃饭，一边互相安慰说，这么绝妙的一种结构，简直非存在不可。 （刘望夷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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