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
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战争。要理解一个时代，不了解这个时代的战争手段是不可想像的。即使这个时代里战争并没有真的发生，它的许许多多的特性也是由这个时代的战争手段决定的。在核时代以前的几百年中，这个星球上许许多多的事情，包括其政治地图，是由枪炮决定的。而在延续至今的核时代，这个星球上更多的事情是由核武器决定的——尽管除了在广岛和长崎之外，核武器从未被使用过。核武器这一军事技术革命，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恐怖的和平”，决定了这一时期的基本国际格局，因而，以它的名字冠称这个时代是十分恰当的。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们听到了又一次“军事技术革命”的说法。信息技术使得武器的性能得到了革命性的改善，这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信息时代对于人类生活的改变使得许多前所未有的打击对象和打击手段出现了，这有可能使未来的战争完全改观，这才是更深刻的军事技术革命。 阿尔文·托夫勒和海迪·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写道：“在21世纪来临之际，要生存就不能光靠本能。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不管你是军人还是老百性，都要对知识、财富和战争这三者之间的新的革命性关系，有一番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本书的目的在于勾画出信息时代的大轮廓，战争这一笔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本书不是一本专业军事书籍，我不拟全面地展望21世纪的军事革命，只是挑选我认为与信息时代最有关，最能加深我们对于信息时代各种力量的理解的部分加以描述。广义地说，这一部分是讲述人类手中所掌握的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各种力量。 第三章 国家：最代表延续性的断层线 现在我们必须谈到国家了。因为即使到了21世纪，大多数世界地图上最为醒目的轮廓线恐怕还是国境线，各个不同的色块还是代表国家而不是代表别的（当然，海洋除外）。在不同智商人群之间的阶层划分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其绝对值上，而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因最具有信息时代的特点而增加得很快。种族断层线的重要性则主要在于其永久性：有朝一日国家消亡了，种族也还不见得就融合得很好了（何况还可能有新的人造种族出现呢！）。但就其在可预见的三、五十年之内的当量，恐怕还是赶不上国家，国家在此期间，还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演员——至少大国仍旧是。 但在信息时代确实有不少因素模糊了国界，削弱了国家作为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的垄断权。另外还有一些因素则要求国家继续发展其效能。我们将分别考察这些因素。 国家应该有多大？ 美国学者约翰·纽豪斯(JohnNewhouse)在《外交事务》1997年1月/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欧洲的正在崛起的地区主义”(Europe'sRisingRegionalism),其开首第一句话就是“民族国家对于处理日常生活来说是太大了，而对于处理国际事务来说又是太小了。”这个说法在目前是十分典型的，而且事实上也似乎确实是这样，否则就无法解释欧洲国家为什么一方面要搞欧洲联盟，甚至货币都要统一起来（这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另一方面却像纽豪斯所说的那样，欧洲许多城市等其他级别的政治实体另搞一套，自己串联，不再听命于国家，也不再指望国家。 促进这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跨国界活动越来越多。“经济一体化”这个词是不用再说了，我们听得够不够了。信息技术当然是“经济一体化”的催化剂，并且使其更为彻底。而单个国家在协调“一体化”的经济活动，包括贸易问题、劳工福利标准、消费者权利等许多方面都力不从心。 另外，在许多方面，如立法，打击有组织的犯罪等等，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国界越来越模糊，国家越来越不管用。仅举几个小例子：如扫黄，网际网络一普及，这黄是没办法扫的，如果你立法，不让搞黄色站点，那好办，我把站点搬到一个在这方面法律比较松的地方去，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我就是搬出几万公里，也增加不了几个钱的花费，你用技术手段封我的网址，好，我换一个网址马上又绕了回来——实际上，网际网络上的黄色站点成千上万（据《时代》周刊1995年7月3日PhilipElmer-Dewtt的文章“电脑黄毒”(Cyberporn)报道：美国研究人员在18个月的研究过程中在网上找到了917,410幅黄色照片，短篇小说和电影片断等），封不胜封，除非你把整个网络掐断（那样你在经济上及其他方面恐怕又受不了）；又如赌博，美国一些州是不准赌博的，但赌场老板把网上赌场设在了加勒比海上——其实只要搬一个服务器过去就得，就避开了美国的法律。还有版权问题，对于网上出版物来说，哪里版权法松它就可以搬到哪去。信息技术使得许多立法、司法与执法问题变成了跨国界的问题，否则就不能奏效。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了在几个领域内“中间”层次都将消失。比如，他认为处理信息和批发产品的中间人最好是另谋生路，他也认为，公司的中间管理层次将被削平。在信息时代，这样的前景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在军事方面也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依靠能够实时分析、处理大量数据并相互交流的计算机网络技术，高级指挥官可以同时指挥和协调数量极大的单兵，不再需要团、营、连、排、班等中间层次。实际上，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没有中间层次（想想我们在第一章所说的“两层网”，无论是两层之间，还是任何一张网之内，都符合这个特性。）这在网际网络上体现得极为充分：一方面，网际网络极大，覆盖着整个地球，几千万人——将来是几亿、几十亿人——附着于其上，另一方面，在网际网络中完全没有中间管理层次，个人只要直接附着于其上就可以在信息空间中漫游了。在信息社会中，个人（或社区）的社会、政治生活也有这个趋向：一方面人（或社区）与人（或社区）在整个地球的范围内互相联系和交往，因而需要一个极为庞大的社会、政治框架作为支撑，另一方面，恰恰由于个人（或社区）可以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活动，他（或他们）对于中间层次的依赖及中间层次对于他的控制力都将下降，而原来的民族国家很可能恰恰属于这个倒霉的中间层次。 那么，究竟国家应该有多大才能在21世纪发挥作为世界秩序中的基本单位的作用呢？基辛格在其著名的《外交》一书中认为：多半是一些大陆型国家，如印度、中国、统一的欧洲、美国和俄罗斯，再加上日本。基辛格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多半不是信息技术，但他的认为未来的国际秩序当中的基本单位应该相当大这个感觉是对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上述这些国家也不够大——至少对于某些问题是如此。 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地位将受到严重挑战 在近代以前，国家并不具有对于武力的绝对垄断地位，在国家内的贵族、军阀等往往拥有自己的武装。他们的武装往往不完全听命于国家的统一号令（秦统一后的中国这种现象要少一些）。然而，到了近代，国家已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的单位，它的武力往往占据绝对的优势（厄纳斯特·吉尔纳在《民族和民族主义》一书中认为，国家的定义就是唯一可以合法地使用武力的单位）。其他单位往往是不能合法地拥有自己的武力的，而非法地拥有武力的那些集团，如匪帮，其规模与能力也往往无法与国家相匹敌。只有在某些特殊场合，反对国家的武装力量才强大到足以与国家相匹敌并推翻原有的国家。但在这些特殊场合，战而胜之的力量往往随即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政权，于是国家又恢复了对于武力的垄断。今后，情况则将发生变化，虽然国家的武力仍将占有极大的优势，它却将不得不认真地对待非国家的武装力量。这一趋势已日益明显。 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1月27日发表的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32％的人认为在21世纪对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恐怖主义，26％认为来自国际犯罪与贩毒组织，15％认为是种族仇恨；第四位才轮到民族国家：13％的人认为是中国，4％认为是俄罗斯，1％认为是北朝鲜。这是美国一般民众的感觉。而美国军方对于非国家的武装力量也是认真看待的。美国陆军在一份关于21世纪力量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书（TradocPamphlet525-5:ForceXXIOperations，为美国陆军编写的小册子，在网上公开，却未出版。下载网址为：//204.7.227.67:1100/force21/tradoc525-5toc.html.）中，明确把“非国家力量”列为“未来的敌人”。 在它的第二章第二节“未来敌人的特点”的B段“非国家力量”写道：“使用赋予它们类似于民族国家的相当能力的现代技术的非国家安全威胁，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正在向传统的民族国家环境挑战。从范围看可以分为三类。 （1）次国家性的。次国家性威胁包括政治、种族、宗教、文化和民族冲突，这些冲突从内部对民族国家的规定性和权威提出挑战。 （2）无国家性的。无国家性威胁与他们所属的国家无关。这些实体不是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也不想建立这种地位。地区性的有组织犯罪，海盗和恐怖主义活动构成了这类威胁。 （3）超国家性的。超国家性威胁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地区间乃至全球范围内活动。它们包括宗教运动，国际犯罪组织，以及协助武器扩散的非正式经济组织。” 美国陆军的这份报告已经清楚地说明了非国家武力所构成的威胁的实在性及其大致的类别结构。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具体的非国家武力威胁的故事，如缅甸或拉美的贩毒武装的传奇故事，墨西哥的犯罪组织如何掌握了与美军叫板的电子对抗技术等等。这些读者可以从市面上的许多读物中找到。我在这里想从技术、资金、组织能力等方面去说明，这种现象几乎是信息社会的必然趋势，我们必须面对它。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对于武力的垄断之所以能够维持的根本原因在于只有国家才有能力从头到尾掌握全套武器系统的技术和制造。其他集团可以合法或非法地获取一些武器，如枪支、炸药等，但质次量少，破坏能力有限。相形之下，在古代社会，制造武器的技术十分简单，国家便难以进行垄断，但那时的武器破坏力不大，武力的主要基础是组织、动员能力，而不是武器。信息社会一方面使得武器技术十分开放易得，另一方面这些武器的破坏力又极大，这就给了非国家武力以全新的活动舞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信息时代要求你的技术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只有开放系统才能适应技术的迅速升级，并与别的系统相衔接。单搞一套的专用系统是绝对无法与无数家企业，无数科技人员共同努力开发的开放系统相竞争的。现代的整套技术系统是如此之昂贵、庞大，单独开发、单独使用，即使是美国军方也花不起这个钱。因此，现代技术系统必须走军民两用的道路而且对所有消费者开放。因此，任何人都可以用从市场上买得到的高科技产品来制造令人生畏的战争武器。托夫勒曾提到，数百万美国家庭中安装的有线电视盒中的高精尖密码加密技术可用于导弹导航；任何人有钱都可以从俄罗斯、法国、日本甚至美国订购到太空监测影像服务，精度比70年代军方所拥有的技术要好得多（俄罗斯提供的服务分辨力达到5米，不久就能提高到1米，这意味着可以通过购买就获得精确度达到1米的诸如军队坦克、导弹部署位置的材料）。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高度流通，制造许多武器的专有技术已经大大扩散了。比如说，我就从网上看见了一本教人如何制造各种炸弹的《恐怖分子手册》(TheTerrorist'sHandbook)，其中各种炸药的配方，各种炸弹的结构图、制作方法，延时引信的制作方法等应有尽有。据说亚特兰大世纪公园内爆炸的那颗炸弹使用的就是与这本书中所提供的一种炸弹完全相同的构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美国新闻界在夸夸其谈地说要禁止这类东西在网上散布时，帮助我找到了这本书。我不想在这里教读者们怎样去找这类东西，但我知道禁是禁不住的——在信息时代，别管是好信息还是坏信息，都禁不住——你最多也就是制造点障碍。据说“沙林”毒气的配方在网上也是可以找到的。另外，托夫勒曾提到他买到过一本非法刊物叫做《地下室核武器》，当然就是教你怎么在地下室攒原子弹的了。当然，还差武器级的铀、钚什么的。而这些东西……。 “1994年12月，估计是从俄罗斯走私出来的6.6磅的铀，在一个捷克物理学家以及据说是“前苏联公民”的两个人的汽车里被发现，三个人都被逮捕。…… “保加利亚特别警察逮捕了八名前苏联公民，他们被怀疑走私核材料及爆炸物。 …… “德国联邦犯罪调查办公室告诉德国报纸WeltamSonntag；自1991年以来共有707次迹象指向核违禁品的非法交易，这些核违禁品主要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在1994年，该办公室知道有182起涉及走私和非法交易放射性物质的案件。在1993年他们登记了123起这类交易。”…… 还有其他许多案例，包括涉及武器级裂变材料，恕不一一列举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安全社会委员会”(CommitteeforaSafeSociety)的网址(//www.alternative.com/crime/)。更为可怕的恐怕还是生物及化学武器；省钱，易造，不需要太多的设备与材料，需要的只是知识，而知识在信息时代是太丰富，太易得了，当然你得有足够的智商才行。 要建立强大的武力的另一个要素是资金。从下面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对于今天的跨国犯罪集团的调动资金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有一个大致的感觉。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毒品与恐怖主义小组委员会1990年提供的数字说，世界上大约有三千亿美元是从贩卖毒品中获得的。英国国会国内事务委员会1989年的一份报告说：估计有十八亿英磅的毒钱流过这个国家。联合国的官员们最近估计每年犯罪集团的收入为7500亿美元，其中4000－5000千亿为毒钱——美国缉毒局估计。这些都是富可敌国（还得是不太小的国家）的数字，从中抽出一些来搞武力真不是太难了。全球联网的银行系统十分有助于这些钱的转移，一笔钱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走十几家银行。更为可怕的是，将来可以以某些对于银行管制不太严的热带国家为基地，建立“网上银行”，这样，国家不仅收不到税，对于钱的流向也一无所知了（上面那些有关毒钱的数字是美、英等国政府通过分析银行帐目得出的,如果它们不再能够获得有关金钱流向的数据，也就无从掌握毒钱的情况了）。更进一步说，随着加密技术（这我们在后面章节还将深入讨论）的进一步发展，完全可以建立正式银行之外的地下银行系统——在中国传统的帮会中就有过类似的系统，如“飞钱”，但如果能够结合上现代网络及加密技术，当然就会如虎添翼，并成为各国犯罪集团共同接受的惯例。 看来钱是不成问题了，那么还有组织能力。有组织的犯罪过去的规模就不小，但现在的趋势是跨国犯罪组织建立跨种族、跨文明的“战略同盟”关系：如墨西哥的犯罪集团与哥伦比亚的犯罪集团联手，墨西哥的犯罪集团与华人“蛇头”联手，尼日利亚犯罪集团与哥伦比亚毒品卡特尔联手，西西里黑手党与哥伦比亚毒品卡特尔联手等等。现代通迅技术的迅捷及金融系统转移金钱的便利和隐蔽无疑地促进了这种联合，并使之效能大大加强。在这个规模上组织起来的犯罪集团是足以和多国政府周旋一番了。实际上，只要非国家力量能在技术、金钱、组织力量上与国家缩小差距，由于它们的灵活性、隐蔽性、无疆界性，非国家力量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取得对于既跑不了，又得对许多事情负责的国家的优势。 然而，与信息技术结合得最紧密、最具信息时代特点的非政府武力还不是上述以金钱多、规模大为特点的犯罪组织。实际上，随着社会走入信息时代，对于信息网络的依赖加强，一个个人，只要极少的金钱，就可以实施对于国家的“战略进攻”。当然，他的智商必须极高。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专门讨论。 与国家共同发挥作用的组织形式 美国的《外交事务》杂志1997年的1月/2月号上发表了JessicaT.Mathews的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转移”（PowerShift,不是托夫勒那本同名的书），专门论述非国家参与者在新的时代的国际国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非国家参与者之中首先是“非政府组织”，即NGO。提起NGO，我们中国人多半是从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才开始听说的，但也只是知道她们来了许多人，却不知道是干什么的。Mathews的这篇文章叙述了NGO在今日世界上的影响之大，即使是那些大国政府，包括联合国，也得与它们合作。NGO不但在民众中影响大，而且具备许多政府及正式的国际组织并不具备的许多专业知识，因此，政府和正式的国际组织在解决许多问题时不得不求助于它们。另外，在许多国家，NGO提供着许多政府没有提供或提供得不好的服务，如城乡社区开发、教育、卫生保健等——特别是在政权不稳，政府无暇顾及这些事务的时候。有些NGO钱不多，但影响很大，但有些NGO钱也不少，如提供各种服务的巨型非政府组织CARE，年预算达四亿美元。 Mathews认为，新技术对于NGO的新的急剧增大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主要是指网际网络。网际网络使得NGO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传播其思想，扩大其影响，完全打破了政府及传统媒体对于信息的垄断，并且可以毫无阻挡地跨越国界。另外，她还从新技术的特点的角度分析了更为广义的组织形式变迁。她说：“信息技术瓦解了等级结构，把权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人和群体当中。由于极大地降低了通讯、磋商和协调的成本，新技术把分权化的网络结构置于比其他组织模式更为优越的地位。在网络中，个人或组织可以相互联系以采取联合行动，却用不着建立一个有形的或正式的实在机构。在网络中，没有任何人居于最高或中心的地位。在网络中只有许多节点，在那里一堆个人和群体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而交互行动。企业、公民组织、民族集团，还有犯罪卡特尔，全都准备充分地采用了网络结构。另一方面，政府的精髓却在于等级结构，无法摆脱一个与新技术造成的所有的可能性都不能兼容的组织模式。 “刚刚开了一个头的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演进，多半将大大偏向于非国家实体，包括我们现在连想都没有想到的非国家实体，而不是国家。新技术促进非机构化的、灵活转移的网络，而不是固定的官僚等级结构，而后者恰恰是单一声音的主权国家的标志。新技术消除了问题和机构与一个固定地点相联系的纽带。并且通过赋予个人以力量，新技术弱化了个人对于社团的相对依附，在现代社会中，这些社团中最杰出的就是民族国家。” 以上这两段话对于我们理解信息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必须加上我在第一章里的那个观点，在信息时代有两张网，而不是一张网，这两张网是相对隔离的。这对于理解我的这本书，以及整个信息时代的社会组织结构也很重要。总体上来说，信息技术将促使权力从等级森严的官僚体系转移到个人或其他群体手中，但我强烈地认为这些个人或群体不是全体人类，而是认知精英集团。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认识精英集团的网状“集体领导”，会比等级状官僚领导更有效率，也更仁慈。但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信息时代也许还有些其他因素将加深隔阂，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布热津斯基的担忧。 在非国家参与者中，我们不能不提到跨国公司。它们之中的许多也是富可敌国的。如美国的通用电器公司，总资产达两千五百五十一亿美元；福特汽车公司，总资产达一千九百八十九亿美元；通用汽车公司，总资产达一千八百八十二亿美元。近几年，又是本来已经十分巨大的跨国公司，进一步大合并的年代。在1996年大的合并就有以下八次： 买主/国家 目标 产业 卖价（亿美元）Sandoz AG/瑞士 Ciba-Geigy AG 制药、化工 301Bell Atlantic Corp/美国 Nynex Corp 电信 213英国电信/英国 MCI通迅公司 电信 213SBC通迅公司/美国 Pacific Telesis Group 电信 165World Com Inc /美国 MFS 通迅公司 电信 134波音/美国 麦道 航空、国防 133US West Media Group/美国 Continental 有线电视、电信 114 CablevisionAxa SA/法国 VAP 保险 106 其中，我们中国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波音购并麦道，价格达133亿美元，但从上表可以看出，这次购并在1996年还排不到太前头。1996年购并的全部价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这种超大规模的公司是信息时代、高科技时代的一个特点。我们在这一章前面已经说过，信息时代的组织单位的一个特点就是要么就是极大，大到现在我们所无法想像，要么极小，小到个人（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认为，到2020年，发达国家中最大的一群雇主将会是“自己”）。因此，我们多半会看到跨国公司进一步的巨型化。 跨国公司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政府的角色，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曾经统治过整个南亚次大陆，并引起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再比如日本的“满铁”在中国，美国的许多跨国公司在拉丁美洲，它们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商业组织，而是插手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后来，由于人们对于跨国公司插手其他事务产生了反感和警惕，它们才开始约束自己。今天，随着信息时代国家疆界的进一步模糊化，跨国公司很可能将插手多方面的事务。它们有足够的资源，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相对于国家的信息优势，因而很可能将成为21世纪具有极大力量的多功能实体。跨国公司插手政治、军事等事务，曾经有过极其黑暗的章节，在新的篇章中，也许有黑的，也有白的。 非政府组织与跨国公司，将是在未来时代与国家共同发挥作用的主要组织形式。 国家仍将是弱者的主要保护者 美国的《时代周刊》1996年7月22日发表了LewisM.Simons的一篇文章，题为《出卖高科技就业机会》(High-TechJobsforSale)，内容是讲波音公司为了向中国出售飞机而从中国购买飞机零件的作法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文中最后一段说：“波音只要能够得到飞机订单就能赚钱——即使这些飞机是中国工人制造的也没什么关系。无论克林顿和国会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对华贸易政策的实际效果，至少在当下，是保护了美国某些股东的利益而损害了美国某些工人的利益。”这篇文章反映了当下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即经济一体化虽然对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十分有利，却大大损害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拉大了发达国家国内的贫富差距。经济学家们对此是有争论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发达国家的非熟练工人每况愈下却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事实。从1973年到1993年，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美国人的每小时实际工资从11.85美元降到了8.64美元。70年代前期，美国百分之五最富的家庭的收入比百分之五最穷的家庭的收入多十倍，而今天是多十五倍。类似的情况甚至在像瑞典这样最平均主义的国家也出现了。失业问题在美国已经波及到了中产阶级。在高科技产业、信息化社会一片兴高采烈的突飞猛进中，为什么会有一幅这么暗淡的图景呢？这就是我在第一章中的那个论点，信息时代对于高智商的人群来说，确实像许多信息时代的热心支持者所说的那样，是个人发挥才能，分享权力，获得自由，实现自我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却很可能把那些不那么幸运地具有高智商，受过高教育的人甩下历史的列车，不管不顾。 在信息时代，发达国家的精英集团会很高兴地看到国界的逐渐模糊，最好是消失，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更为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其中当然包括可以压低发达国家的工人工资所带来的好处。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精英集团来说，信息技术所带来的全球一体化给他们也带来了更好的商业和就业机会，他们可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其所属国贫穷、落后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地位，挣到与发达国家精英集团越来越接近的收入，得到越来越接近的生活条件。然而，对于发达国家的下层阶级来说，他们在信息时代就不得不面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激烈竞争了，他们的发达国家国民的身份所带来的特权将逐渐消失。其实，中国这十几年的经验已经十分戏剧性地展现了这一幕：在改革开放初期，即使是中国精英集团，见到任何外国人都会自惭形秽，不自觉地去巴结，十几年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可不同了，精英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已经过上了比西方中下阶层远为富裕的生活（抛开靠腐败发财的那些人不算，还有一些人是靠智商、靠高科技致富的），已经不大瞧得起一般的“老外”了。讲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下阶层，信息时代、全球化对于他们倒也不像发达国家的工人一样，全都是失，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了经济一体化才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的（与发达国家的工人生活差距缩小，对于发达国家的工人是失，对于他们当然是得）。过去几十年，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当然，问题是信息时代、全球化的好处不一定能遍及全世界所有的贫穷国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就不行了，他们几乎被人遗忘了，因为信息时代根本不需要他们，没有他们什么位置。只有在饿得太惨、死人太多、饿出新闻价值来时（这倒还是信息时代的好处，只要确实有新闻价值，别管你在哪个角落，都能马上把你搜出来，并立即传遍全世界），才会有些歌星唱唱歌，募点款，救济一下。上述图景大致就是信息时代的“阶级分析”。 实际上，精英集团多倾向于国际主义，而下层阶级多倾向于排外主义，是古来已有的倾向，并不局限于信息时代。美国有位学者曾反复给我讲这个道理，他说自威尼斯那个时候就这样，你决不能指望着精英集团爱国，因为他们不需要国家，在哪住都是过好日子，爱的什么国？而排外的、反对移民的，多半都是下层阶级，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要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容易得多——当然这恐怕是仅指从利益从发，不能涵盖具有高尚目标的理想主义者。 如果说，在过去，那些根本不需要国家的保护和其他服务，在哪都可以过得很舒服的精英集团只是极少数贵族、豪富，那么，在信息时代就必须加上“认知精英”了，这人数就不那么少了。对于这个集团来说，国家的边界也许是越模糊越好。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不需要国家所提供的服务：至少全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了总不行吧？没有人修建道路、桥梁，负责环境保护什么的也不行吧？总之，还得有国家提供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物品”。但他们往往并不需要某个特定国家的保护，别管是哪个国家，只要有国家就行，一个一个换也行。在实际生活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某些精英是这样，其实美国的精英又何尝不是这样，觉得不合适了马上换地方，上别的国家，改国籍也无所谓。 真正需要一个固定国家的保护的是那些没有能力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过得很好的人。他们必须依靠社团的力量，而最强大、最靠得住的社团就是国家。当然，NGO往往也发挥着保护弱者的作用，也许在某个特定情况下比国家干得还好，但毕竟力量有限，范围有限，可靠性也不那么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弱者最需要依赖国家，但国家的中坚力量可不是由弱者组成的，国家的中坚力量毫无疑问地属于精英集团（NGO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靠为公众提供保护和其他服务而领取回报。 国家保护本国的弱者的具体行动有许多，如征差别税，然后将资金转移支付给穷人，各种其他社会福利，把移民挡在国门之外（这也许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本国的穷人）等等。在国际关系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保护本国的穷人的行为——也许还包括弱企业家——莫过于贸易保护主义了。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之外，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弱者，包括弱企业家，理性的国际贸易行为确实应该是即使别人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也不搞——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主张的那样。经济上的强国往往主张自由贸易——因为它需要保护的弱者少，而弱国往往要求多保护一点——因为它需要保护的弱者多。当美国在经济上由强变得相对弱了的时候，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抬头了——甚至连种族主义都抬头了（《芝加哥论坛报》的一名资深编辑曾以此理由对我解释了美国为什么种族主义、反移民倾向又有所抬头）。另一方面，如果你去到美国的硅谷，那里是一片自由贸易、自由移民的气氛：据《时代》周刊1997年1月20日刊登的JohnGreewald的文章"WheretheJobsAre"报道，在那里，每一个合格的高科技人才都有两个位置在等着，共有18,000个技术和管理空缺在等着人填呢，哪国人都行，只要能填上就好，在那里，仅软件公司每年就要增加50,000个年薪七万美元的职位。 国家的断层线在有些地方是与种族、文化的断层线相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又会有更多的“弱者”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家的保护。例如，在非西方国家中，可能会有不少如果生为西方人则以任何标准看都应属于精英集团的人，由于其肤色、文化、语言等因素，走出了国门就会遭遇种种困难，至少是得不到应得的待遇。因此，国家对于他们也不是无所谓的。譬如中国人到了美国，有些人甚至达到了很高的地位，也得到了很高的待遇，但总是感到某种种族或文化上的隔阂，因而仍旧认同于中国，希望中国强大。我曾在电视上看到对纽约市警察总局前副局长莫虎的采访，他很小就到了美国，后来又做到了很高的位置，但还是感到他这个法律上的美国人的地位与中国是否强大很有关系。更多的人是很可能得到的待遇比应得的要低（也许从绝对值上看已经不低了，已经超出了美国的中等水平了），因而也感到了一种与当地优势种族之间的深刻的隔阂。特别是在某些领域，种族或文化的因素起着重要作用。比如娱乐业，这也是一个在信息时代飞速发展并聚集着极大财富的地方（很可能是在未来聚集最大财富的地方），但这个领域与纯科技产业不同，种族、文化、语言等因素往往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个领域并非白种人独占，如黑人就占有重要位置（但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这个位置很可能会失去），但中国人，甚至日本人就很少能够插足。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当然也包括文化的融合，如吴宇森等香港电影人在好莱坞的成功），如第一章 所说，这个领域也将越来越为智商因素所决定，这时的情况可能会好些。但无论如何，一些差异，尤其是种族的差异，很可能是根深蒂固的，当这些差异与国家的断层线相重合时，处于弱势的集团就很可能需要国家的保护。这与弱小的工业往往要求国家的保护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在80年代，未曾真正接触外部世界的中国精英集团曾经认为隔阂是不存在的。特别是因为他们是智力精英（其中有些人不一定符合认知精英的严格标准）——当时叫“文化精英”——他们更是认为对于他们来说除了本国政府强加给他们的国界之外，在那一边界线是根本不存在的，因而不但没有半点民族主义，反而是大力鼓吹蔑视本民族的“逆向种族主义”。到了90年代，中国精英集团在对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体验后，发现隔阂不仅存在，并且有时显得根深蒂固，于是才明白对于弱势民族的精英集团来说，国家还是重要的，于是又有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我建议读者有可能的话读一读石中的文章“从‘逆向种族主义’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载于《明报月刊》1996年9月号。该文对自1980年代至1990年代从逆向种族主义到民族主义的整个过程有较为深入的分析）。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根本动力源在于人们是否需要国家的保护、支持和其他服务，包括纯粹符号性的（如中国强大了，别人就更尊重本来已经在海外生活了几代，与中国除了血缘就没有什么其他实质性联系的华裔）服务。 弱者更依赖于国家，弱势种族也更依赖于自己的国家。 国家与高科技群岛的结合 从某个角度来说，国家代表着传统的强大力量，过快的变革多半会削弱它的权力，因而它有保守的一面，而科学技术的本质就在于求新、求变，不怕变化所带来的广泛后果，对于变化持支持和乐观的态度。当国家发现科技的变革将威胁到它的权力基础时，它很可能会采取行动抑制这种变革而保住自己的权力，也保持住社会的相对稳定。这种做法有时也许是妨碍了科技的发展，有时也许是绝对必要的：比如美国政府拼命地抑制民间对于加密技术的开发使用（这我们将在以后详细讨论），这恐怕是妨碍了科技发展（但也只能在美国领土范围内妨碍，这方面的公司已纷纷迁往国外）；但各国政府对于生物技术的发展作某些限制恐怕就是绝对必要的。 另一方面，科技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国家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鼓励科技事业，并与其紧密结合，即使明知道科技在某些方面会侵蚀国家的权力也必须这么做，否则它就会被外部的竞争打垮，从而完全丧失权力。实际上，国家对于科技事业往往进行大量的投入，有时甚至是不计成本的。我们今天使用的计算机之所以价格这么低，部分原因就是有许多国家的政府出于安全上的考虑，不惜血本，投入大量资源的结果。网际网络就是美国政府出于军事目的建成后交付民用的。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虽然我们前面说过弱势阶层更依赖于国家的保护，但反过来说，国家却决不是专门保护弱者的。国家的统治阶层是精英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与其他精英集团的关系比他们与弱势集团的关系要紧密得多——只不过保护弱势集团是他们必须承担的职责之一，他们要凭此而领取报酬罢了。从国家维持自己生存的角度说，它也必须与强势集团，在高科技时代则特别是认知精英集团，紧密结合，为他们服务才行。为了生存，国家会不遗余力地把高科技产业拉到自己的领土范围内来。美国在这方面是做得最成功的。它利用自己在高科技方面领先一步的优势，把世界其他各国的认知精英全部都拉到美国去，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未来的世界地图上的高科技群岛很可能高度集中在美国，其次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其他地方则只是星星点点。如果出现了智商断层线与国家断层线完全重合的情况，那么这个世界的裂痕就更深刻了，在这个世界里生存的弱势国家及其国民也就更难有出头之日了。 从“比特”方面说，高科技群岛本无必要搬到某一特定的国界内，但就其“原子”方面说，也许还是有这个必要的。比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都会影响到高科技群岛的迁移。未来的世界地图上高科技群岛的散布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国家能够给它们提供什么样的“原子”环境。 信息时代国家的形态 前面提到过的“权力的转移”一文对于未来的国家形态有一番展望，我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 “……历史证明（在国家权力被削弱之后——译者注）除了部落时代式的无政府状态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帝国，无论是实行严密控制的还是松散统治的，都获得过成功和效忠。在中世纪皇帝、国王、公爵、骑士、教皇、主教、行会，还有城邦，对同一块领土行使相互重叠的世俗权力。这是一个十分接近于现代的三维网络的体系，而不是那个后来取代它的脉络十分清楚的等级化国家秩序。” “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国际体系50年后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过渡阶段，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与正在演进的体系同时并存。国家将制定规则，而其他参与者将根据这些规则运作，但外部力量将越来越多地自己作出决策。在利用企业界、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去处理国家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自己去处理的问题的过程中，国家往往会在无意之中进一步削弱自己。” 就不远的将来而言，国家在权力、财富和能力方面的优势还是压倒性的。但它与非国家参与者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权力，共同合作处理问题，则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这不是由关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而是由技术所决定的，因而是极为根本、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文人们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类的说教只不过是为其作事后的注解而已。 美国的“校园——航空公司爆炸杀手”在其题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宣言中写道：“体制不是由意识形态引导的，体制是由技术必要条件引导的”（“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全文中译可从刘怀昭、王小东所著的《轰炸文明：发往人类未来的死亡通知单》一书中找到）。他的这个论断是十分精辟的，虽然他杀人是太不对了。信息技术必然会给国家形态带来巨大变化，国家即使仍然十分强大，也必须顺时顺势而动，才不致被技术革命所抛弃。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