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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意为黑客唱赞歌，正如你读完这本书就能看到的，我也无意为数字时代唱赞歌。我只是想说，数字时代是美国文化精神的特定产物，而使数字技术成为一种造就和主宰一个时代的技术方面，黑客起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是美国“自我依靠”伦理信奉者，是《独立宣言》所隐含的关于个人的独立性的体现者。数字时代的重要文化特征（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可以从具体化了的美国精神——黑客精神中去索解。 到目前为止，一共出现了四代黑客。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这四代黑客有哪些共同之处。第一代黑客出现于６０年代，他们几乎全是大学计算机科学系里不大守规矩的学生。他们把主机型电脑转化成了在实际效果等同于后来的个人电脑的电脑。他们采用一种被称为“时间共享”的技术提供了大范围进入电脑的可能。第二代电脑黑客出现于７０年代，他们发明并制造了个人电脑。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被称为“天才神童”的史蒂夫·乔布斯。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嘻皮士，“犯规”是他的生活方式。他在里德学院因为不守校规而被开除后，与另一个不仅气味相投而且名字也相同的年轻人（史蒂夫·沃茨涅克）联手胡作非为。他在２１岁的时候，创办了如今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电脑企业之一的苹果公司。 苹果公司的图形标志就颇有嘻皮士色彩——一个被咬掉一口的苹果。据乔布斯本人解释，他这所以选定这个标志，是因为只有被咬掉一口的苹果才表示苹果公司是一家电脑公司而不是别的什么公司——“咬”的英文是bite，与“字节”（byte，即字符串，８个比特构成一个字符串）谐音近形。这个细节透露出ＰＣ文化的顽童气质。 乔布斯的反社会、反常规的性格导致了苹果公司的产生，也正是他的这种性格使他在１９８５年被迫离开他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颇有意思的是，１９９７年年初他又重返苹果公司，最近他又重新成为苹果公司的总裁。第三代电脑黑客出现于８０年代，他们的贡献在于使个人电脑的力量更强大，使信息从玩偶之家“出走”后找到独立的空间——为个人电脑设计了许许多多应用、教育和娱乐软件，使个人电脑大规模地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 在他们当中，米奇·卡帕尔最为典型。他设计出Lotus1-2-3软件，确保了ＩＢＭ仿苹果的个人电脑的成功。（ＰＣ本来是一种技术品牌，专指ＩＢＭ ＰＣ，在ＩＢＭ ＰＣ广泛行销之前，供个人使用的电脑被称为“微型计算机”，汉语简称为“微机”。） ８０年代中期至今的电脑黑客是第四代黑客。他们对于ＰＣ产业和ＰＣ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使ＰＣ成为网络化的ＰＣ。勃兰德说：“他们仍然受惠于黑客伦理。这成千上万的网络高手已经创造出无数的电脑告示牌（ＢＢＳ）以及被称为Usenet的非等级性连接系统。同时他们已经把美国国防部创办的ＡＲＰＡ网转化成环全球性的数字流行风潮（digitalepidemic），即众所周知的Internet。今天的Internet的使用者在数量上有几千万，其平均年龄大约是３０岁。如同个人电脑塑造了８０年代，网络将塑造９０年代。”纵观这四代黑客，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之间的最大的相同之处是年龄。他们几乎全是青少年，平均年龄在３０岁以下，在２０岁左右（上大学的年龄）的年龄上人数最为密集，年龄的下限大概是１５岁。单就此而论，把他们称为“技术牛仔”是相当准确的。他们像当年美国西部的牛仔一样在电脑领域里闯荡，战斗。冒险、战斗是西部牛仔的主要的生活内容，但“牛仔”并不同于以战作战为职业的“士兵”。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是他们遵循的伦理准则的差异。士兵所遵循的最高准则是服从，他需要别人来告诉他怎样行动，他的生活都是由别人安排好的——有军需官来为他提供给养，有司令官来为他下达命令。总之，他遵循的是“依靠他人”的伦理。而牛仔既是自己的“司令官”和“军需官”，又是自己的“士兵”，他的伦理是彻底的“自我依靠”伦理。这两种不同的伦理决定了牛仔是自己的主人，而士兵是别人手中的工具，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力量无法发挥出来，他只是服兵役而已。 在《自我依靠》中，爱默生这样说道：“我们以为战争的艺术得以进步靠的是科学的发展，然而拿破伦征服欧洲时靠的是军队的风餐露宿，这里只有对地地道道的勇敢的依赖和对任何外来借助的摒弃。拉·卡塞这样写道：拿破伦坚持认为，‘如果不废除我们的武器、军械库、军需官和军需车，直到我们的军队学着罗马军队的样子，让士兵们自己去寻找谷物，再用手磨谷物磨成粉，为自己烤出面包来’，我们就不能建立一个骁勇善战的军队。” 当牛仔闯入一个地界的时候，他没有同伴，没有向导，没有地图，也没有通讯工具，在杀机四伏的地界上，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力和对于险情的敏感和反应能力。他是一个孤立无助的探险者，恰似我们科学幻想小说中常常见到的只身在“地心”，在“海底”，在“月球”上从事科学控险的勇士。勃兰德在谈到黑客和嘻皮士的关系时，谈到了科幻小说，并且认为“我们的自我依靠伦理（ethics of self-reliance）部分地来自科幻小说。”他说：我们读罗伯特·海因雷的史诗《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和他的自由主义的长篇小说《月球是一个粗野的情妇》。嘻皮士和怪客作为同一类人出现在海因雷的小说中，他们显示出对于中心化权威的极端蔑视。就当今的情况来看，电脑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几乎普遍是科幻小说迷。自从５０年代以来，出于我们不能理解的原因，科幻小说从整体面貌上来看几乎普遍是自由主义的。由于勃兰德未能对嘻皮士、黑客的文化气质作深入的考察，他简单地把科幻小说看作是嘻皮士和电脑黑客的价值源头之一：这就好比因为一个人另一个人长相相似就断定他们是父子关系，而实际上他们是兄弟关系。无论是科幻小说中的主人公还是麦尔维尔（《白鲸》的作者）、杰克·伦敦、海明威等人小说中的主人公，他们与嘻皮士和黑客有着共同的文化血缘，他们都是美国精神的体现者，至于他们是捕鲸人、拳击手、还是电脑黑客，只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在本质上是同一类人。科幻小说、嘻皮士文化和黑客现象之间不存在派生关系，尽管他们在时间上先后之别，如同兄弟姐妹的出生日期不可能相同一样。 “把一切都归功于嘻皮士”这一主张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尽管勃兰德在很多局部问题上表现出独到的见解，但在解释电脑革命的整个过程时他不就不能自圆其说了。他自己注意到：“当然并非电脑国度里的每个人都认同６０年代的反文化根基。你很难把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尼葛洛庞蒂，把微软的总裁比尔·盖茨称为‘嘻皮士’。” 其实，无论是比尔·盖茨，还是尼葛洛庞蒂，他们都以反权威、反成规的自我依靠伦理作为自己技术活动的行为规则。他们的技术成果是由他们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ure）的行为方式决定的，换言之，他们的成果本身就是对既有的技术形态和水准的“创造性破坏”。他们与嘻皮士出身的电脑革命者的不同只是他们反权威、反成规的方式相对温和一些。但在科班出身的人看来，他们的技术探索都是“野路子”，所不同的是“野”的方式和程度。 代替“我们把一切者应归功于嘻皮士”说法应该是：我们把一切都归功于七月四日。在那一天，与美国一起诞生的，是一种个人的独立性或个人的自我依靠的伦理。没有“自我依靠”精神，就不可能有个人电脑。 当尼葛洛庞蒂在１９８５年创办ＭＩＴ媒体实验实时，在正统计算机科学界看来，他纠集的是一群乌合之众，一群不懂得这个学科的基本规矩的外行。在这些人当中，除了少数计算机专家（也是在正统计算机科学界受排挤的）外，更多的是音乐家、视觉艺术家、建筑学家（尼氏本人就是学建筑出身）、物理学家、数学家、心理学家和传媒学者。“就像１８６３年巴黎艺术界的当权派拒绝让印象派画家参与正式的美术展一样，媒体实验室的这群被正统人士拒之门外的创始研究人员也就自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落选者沙龙’。这些人中有些在学术界眼中太过激进，有些人的研究不见容于自己的系所，有些人则根本无处容身。”然而他们相对于正统计算机专家的劣势恰恰是他们的优势——正因为他们对于某些“常规”的无知或漠然，他们才敢于异想天开。他们能够在技术上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主要在于他们对于计算和计算机的看法不同于就事论事的正统计算机界。他们相信计算机不会永远是一种辅助性设备，不会永远停留在人从事某种工作时充当助手（尽管是相能干的助手）的水平。尼氏把自己的媒体实验室称为“离经叛道者的沙龙”。他这样写道：媒体实验室最初的想法是把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带向新的方向。这种新的方向是指通过信息系统的内容、消费性应用的需求和艺术思维的本质来塑造人性化界面和人工智能。我们向广播电视、出版和电脑界大力推销这一想法，因为它将影像的感官丰富性、出版的信息深度，以及电脑的内在互动性集于一炉。这个概念今天听起来十分合乎逻辑，但当时在众人眼中却愚不可及。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教授认为，所有和这个项目有关和的人都是“江湖骗子”。这些被人称为“江湖骗子”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电脑科学界的一支非主流文化。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如今再也没有人说他们是“江湖骗子”了，“媒体实验室已经成为主流”。从尼氏的“媒体实验室”的历史中，我们又一次看到到“正统”与“异端”的辩证转换。由此看来，尼葛洛庞蒂等人的行为和思想方式的根本特点就是“离经叛道”。而正是在“离经叛道”这一点上，他们与嘻皮士出身的电脑黑客是相通的。正是因为有了形形色色的离经叛道者，才有了数字时代。如果听任那些循规蹈矩“资深教授”们颐指气使，计算机科学界很可能仍然在程序设计语言、操作系统等方面纠缠不休，就像如果对巴黎美术界的当权派们唯命是从，现代艺术就不会出现，至少，现代艺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电脑技术的当权派们没有勇气对既有的技术时代说“不”，他们只追求一种能臣式而非开国者式的成功，他们乐于使电脑为大众时代（在产业和文化上分别表现为工业时代和电视时代）服务，想象不到或不敢想象电脑能瓦解工业时代，开辟属于自己的时代，即数字时代。甚至在数字时代已经来临的美国，也有人仍然遵循着把电脑作为服务、优化工业设施和电视设施的工具来使用的思路，从而导致重大的经济和文化战略的失误。这种思路体现的是一种与离经叛道、闯荡江湖的技术牛仔心态绝然对立的，循规蹈矩、归化正统、寻求安居乐业的技术官僚心态。 朗登·温勒（Longdon Winner）在《从赛柏空间里我们是谁》（Who We Are in Cyberspace）一文中指出：“从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我们美国人必定在某些时候强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宁的状态，我们持续不断地再度更新（invent，亦可译为“再度发明”）我们自己。这种追求个人和社会的再度再新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初期。” 与其说美国是一个“发明的民族”（彼德·雷登），还不如说美国是一个“再度发明的民族”。他们的发明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固步自封的发明，而是不断重新开始的发明，他们从来把自己的发明看作是成熟的、完美的，而是永远在进行中的、尚待完成且永远不能完成的。在发明、创新方面，美国人仿佛得了一种强迫症（“必定在某些时候强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宁的状态”）。 温勒回忆了美国人从建国初期直到现在的不断再度发明的历史。“殖民地人反抗乔治三世的成功战争也是一场政治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它推翻了君主制这件束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身衣。起义的领袖们、开国的国父们在从古代的共和制改造而成的模式基础上，建立了政治、法律、经济制度。个人自由与被统治者的认可，直到现在仍然是指导性原则，但政治制度依靠于少数有教养和美德的人组成的小团体。但没过多久，这种共和制的观念本身受到了来自更加民主化特点的规则、角色和关系的挑战。到１９世纪早期为止，美国人匆忙地断定国家必须承诺使普通的劳动人民获得物质上的财富和真正的独立自主。一个生活在１７５０年到１８２０年间的人经历过三种给个人在事物的大秩序中定位的方式。急剧转变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有什么稀奇之处了。今天，信息时代和赛柏空间的狂热支持者们常常极力强调我们面临完全是前所未有的环境，它要求社会的迅速转化。” 前面已经指出，电脑革命是一场不断进行的革命，一代一代的黑客在电脑革命史上是都是一代一代的过客。现在我们看到，美国人在政治的发明、创新上也是如此。可以说，“发明强迫症”或者说“革命强迫症”是各个时代、从事各种业行的美国人的“通病”。适可而止、成家立业、坐享其成等成年人的观念和心态对于美国的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革命家来说是相当隔膜和陌生的，对于更新形态的追求是美国人难解的苦闷和渴求。 美国人的这种在发明创新和革命上的“强迫症”就是一种典型的少年人的心态，即boy的心态。一代一代的美国的革命家，无论它们的年龄有多大，都可以被称为“男孩革命家”。在富兰克林、杰斐逊身上，在从美国独立至今的所有以“离经叛道者”面目出现的“革命家”身上，都明显存在着这种少年人心态。 少年人心态是一个人，一种文化处于健康、活泼、向上状态的显著标志。虽然这种心态在美国人身上最为明显，但却并非美国人所特有。 在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如梁启超）痛感传统的中国文化暮气沉沉，如同一个老年人，缺乏一种生龙活虎的少年精神，所以特意提出“少年中国”的概念，为将来的中国树立一种新的文化理想。其实中国文化中本来并不完全缺乏一种少年精神。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篇谈论中国侠客精神的文章（《青衿无名》）干脆把侠的精神称为“少年精神”。作者定道：“现在尚无力为这一诗意的称谓找到与之匹配的概念解释，只能以下面不够周全的形容讲述它的内涵：少年一般的心情，青春气，活力敏锐，是积极，是不拘于文化的个性，是创造文化的可能，是充满向往、希望、梦幻的心理定位，是活泼，是有所为……。据说中国的唐代是这一精神的一种文化典范，在儒、佛、侠混合的时代而出现的少年精神，体现在最能代表唐代的诗歌上，返顾历史上李白等人的咏侠诗，侠骨以文的形式保留下来，而少年精神的表现不仅局限于文学，更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社会各个方面，所以称为盛世，这是此前此后者未能达到的峰巅；它在文化上不仅可与世界对话，而且事实上是引领着世界文化的发展……而在唐代，最重要的文化精神，是不能不考虑它的积极进取的少年精神的。” 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大致相当于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我们可以把唐代时候的中国称为“少年中国”，然而唐代之后，唐人那种少年情怀和趣味在以重文轻武著称的宋代迅速消散，尚武尚侠的风气以及集中体现在李白诗歌中的对于少年精神的颂扬从此而绝（后世文人学者论唐宋文学的差别，常常把唐人精神归结为少年气质，把宋人精神归结老年气质，因此有“少时喜唐音，老时尚宋调”的说法。钱钟书的概括最为准确：“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忧，乃染宋调。”）。 而美国从一开始就是“少年美国”。少年气，或者说“牛仔气”，一直是美国人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基本特色。这种少年气与具体哪一个人的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比如海明威笔下的那个老人在骨子里也充满着少年气或者说牛仔气。数字时代诞生于并且只能诞生于美国，原因就在于数字技术本来就是一种少年气、牛仔气而非成年气更非老年气的技术。 在这一点上，尼葛洛庞蒂的描述可作为很好的旁证。他的《数字化生存》一书，是他发表在《连线》杂志上的专栏文章集结、整理而成的。他能成为《连线》杂志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首先要归功于他的儿子——正是由于儿子的推荐，他才注意到这份杂志。在为《连线》杂志撰定文章的过程中，他发现，在这份杂志的读者中，有很多是１０到１５岁的少年。这些小读者不仅自己阅读这份杂志，而且把它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父母。这种现象说明，数字技术作为一种知识，打破了学习一般知识时父母充当老师，孩子允当学生的常规。面对数字化技术，孩子们如鱼得水，父母辈反而感到焦虑。儿童和少年在数字时代来临的时候之所以如鱼得水，是因为数字时代本来就是一个少年精神的时代。要知道“在赛柏空间里我们是谁”，就要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或保持这种少年精神（少年气或牛仔气）。如果我们有太多的成人气甚至老人气，那么在赛柏空间和数字时代里只能是充满焦虑、无所失从的落魄者，只能沦为信息和财产（在数字时代，此二者其实是同一回事）上的穷人。只有怀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强制性地使自己陷入不安宁的状态”，“持续不断地再度发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不至于在如早年美国西部那样动荡不宁的赛柏空间里丧魂落魄。 乔治·吉尔德在《对于Internet的焦虑》（Angest on Internet）一文中谈到了许许多多“焦虑”，在我看来，这些“焦虑”说到底都是一些垂垂老者对于青春少年的阴暗心理，鲁德主义和技术虚无主义是其极端。吉尔德花了很大的篇幅分析了一位名叫阿维·弗里德曼（Avi Freedman）的经历，意在表明Internet的真正生机所在。弗里德曼的经历生动地反映了少年精神如何是数字时代的时代精神的。 弗里德曼１９７０年出生费城。他从８岁（１９７８年）起就对电脑着迷。在这一年的出埃及节（Seder，基督教为纪念当初摩西带领犹太人成功地逃离埃及而设的节日）他颇有眼光的叔叔送给了他一本关于ＢＡＳＩＣ程序语言的书给他。“数月之后，他就成了一个信息上的富人。挖下了一条他与这个地球上的五十亿人之间的鸿沟。”他在年仅１２岁（１９８２年）的时候就成了E-mail和Usenet的活跃的使用者，他对他父亲的ＤＥＣ ＰＤ－１１型电脑上运行的Unix操作系统的深奥命令了如指掌。 １９８６年，年仅１６岁的弗里德曼开始探索Unix机器对于商业数据库的用途，他惊异地发现一些体面的商人给他大把大把的钱，让他在电脑方面为他们提供帮助。不久，他挣起了律师的薪水（他的母亲是费城的一个税务律师）。他找到了多得“令人吃惊的业务”，并“甚至感到非常好玩”。尽管如此，在他高中毕业后，他的父母还是让他去读大学，把他送进了麻省的一所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他在电脑方面的天才得不到赏识。几周以后，他退了学，到设在费城郊区的国家软件测试实验室找了一份工作，随后他又在附近的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注册上学。在他１９９６年的时候，他已是一个成功的ＩＳＰ（Internetservice provider，即Internet服务商）。 他在费城（被认为是全球互联网络的中枢地带）以每月从１２.５到２０美元不等的价格提供进入Internet的服务。他的公司竟然设在温德摩尔市郊外的一个地下室的工作间，他的雇员只是他自己。他的“洋溢着才华和智慧的大脑和地下室”使他在生意上大获得成功。通过弗里德曼的网络存取（Net Access）公司，一位名叫王孟文（音）的人设立了自己的个人网页（Web Page）。这个网页在一周之内便吸引了大约３５０００个用户。这个网页以其饭馆评介、电影评论、费城地图、技术指点和其他娱乐项目，广泛吸引了从《福布斯》杂志到斯堪底纳维亚电视台的众多媒介的注意。他现在已经在弗里德曼的Net Access上建立了一个服务器Pobox.com，向他的顾客提供一个无论他们在哪里都可以进入的永久性Internet网址，而且还发展了网页设计业务。尼葛洛庞蒂和吉尔德都看到了儿童、少年、青年人在数字时代的优势，但他们没有深究这种现象背后的文化含义。而发明了公共钥匙加密（public-key encryption）技术（这种技术能为任何人确保不间断的隐私权）的惠特菲尔德·荻菲（Whitfield Diffie）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我一直相信这一命题——一个人的政治观念与一个人的智力劳作的特点是无法分开的。” 理解了这句话，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推动数字化信息革命的“革命家”们为什么是一些“男孩革命家”。像瓦特这样的导致工业革命的技术革命者的智力劳作与其政治观点很可能是分离的，至少二者之间的关联并不密切，而推动数字化信息革命的技术革命者和技术能手的智力劳作却与他们的政治观念、以至于整个文化价值取向是密切相关的。没有嘻皮士的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没有“自我依靠”的黑客伦理，赛柏空间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也正因为赛柏空间、“电子新疆”是由“男孩革命家”建立起来的，所以在这个国度里没有“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生存的地盘。不管你实际的年龄有多大，只要你相进入赛柏空间，或者说想在数字时代不被淘汰，你就必须在心态上成为一个boy。 吉尔德所认为的，消解、侵蚀“中心化机构”（centralized institution）的是微芯片（microchip）和光纤技术的加速度发展。按他的说法，决定电脑产业的是“半导体和网络电子学的爆炸性进展”。 这种进展是受两大“规则”决定的。 第一个规则是：微芯片效用与成本的比值与单个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的数量的平方成正比。根据英特尔公司总裁摩尔（Gordon Moore）的计算，单个芯片上晶体管的数量每１８个月就翻一倍。 第二个规则是关于“遥观宇宙”（telecosm，即由网络所导致的新的时空下的个人生存空间，其含义详见《我的数字新娘》一章 ）的，它的主要意思是：网络化电脑的效用与成本的比值与连接到网络上的电脑数量的平方成正比。 前一个“规则”是由摩尔提出的，所以叫做“摩尔规则”；后一个规则是由一个名叫梅特卡尔夫（Metcalfe）的人提出的，所以叫做“梅特卡尔夫规则”。 当今的电脑行业有一句流行的观念：一种技术一旦被投入市场，就意味着这种技术已经过时。隐藏在这种急剧的市场竞争、变化背后的是“创造性的破坏的供方节奏”。“激进的发明”从各自的“据点”默无场息地扫荡着工业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模式（因为这种扫荡太快了，当你注意到它时，它几乎已经结束，所以这种扫荡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默无声息的）。关于电脑技术发展的加速度问题，有两个未能活到今天的思想家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一个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一个是现代媒介研究宗师麦克卢汉（Mashall Mcluhan）。 海德格尔指出，技术发展遵从着它自身的意志，而不是来自于人的“权力意志”，他把技术的意志称为“意志的意志”，即“超越任何‘权力意志’的直接控制的驱动力”。 麦克卢汉的研究者米切姆（Mitcham）指出，麦克卢汉的技术理论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是有相通之处的（见//www.mcluhan.ca/mcluhan/md.html）。麦克卢汉同样看到了技术自身的不可扼止的生存意志。他指出： 进化过程通过向机器形态的迁移，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加速发展。机器反过来对延伸出它的人产生影响，机器因此而具有替代性的生殖机能。……每一种技术在造就它的人身上都造成新的紧张和需要。新的需要及其新的技术回应，是由于我们拥抱现存的技术而诞生的－－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 具体地说，电脑作为人脑的延伸，一旦被制造出来，就有了自主的力量。它强迫人来优化它，改进它。它调动起人追求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欲望，人也就成了自己欲望的仆役。正如人发明了无声电影之后，就要想办法制造有声电影，然后想办法制造彩色电影、立体电影、全景电影。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无声电影大声呼唤声音，有声电影大声呼唤色彩。” 就电脑而言，这就更加明显了。主机型电脑大声呼唤个人电脑，“２８６”大声呼唤“３８６”，“３８６”大声呼唤“４８６”、“５８６”。电脑使人得了一种“集体强迫症”，它强迫人为它不断升级，在人与电脑的技术性交往中，电脑的权力甚嚣尘上。“正如蜜蜂在自然界所起的作用一样，人在技术的天地里自始自终也起着性器官的作用。”人脑成为了机器（尤其是计算机）的繁殖工具。 麦克卢汉把这种现象形容为“人与机器的做爱”。人出于欲望（意志）而制造了机器（计算机）并与它“做爱”（技术性的交往），在“做爱”的过程中，机器满足着人的欲望，同时又调动起更高、更强烈的欲望，欲望和行为不断升级。但技术是一个用情不专一的登徒子。它有不断更新的化身，人一旦拥有它的某个化身（某一代技术），也就意味着他很快成为它的弃妇。它在这场交往中重新获得了更多的青春和活力，人却在这场交往中失去了红颜。拥有某一代技术的人在随后的时间里成为新技术的集体的弃妇。在技术领域里，的确是“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天”。我们一方面说电脑革命是由离经叛道的技术牛仔发动的，没有反对循规蹈矩的少年精神，就不可能有电脑革命，因此数字时代只能出现在有自我依靠伦理传统的美国。另一方面又说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有它自己的生存意志，超出任何人的权力意志直接控制的意志的意志，人对于技术没有自主性。这两种说法岂非背道而驰？其实这两种说法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互支持的。 海德格尔和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都具有比喻的色彩。他们把技术人格化，好像技术是一种人格化的神，相对于技术之神，人只能扮演一种仆役的角色。换言之，人的技术探索只不过是出于冥冥之中的技术之神的意志的操纵，技术借人的努力来展示自己的力量。这种理论有其神学背景：技术精英是技术之神的“选民”，如同在圣经里，犹太人是实现神的意图的选民。从整体意义上讲，“选民”是无自主性可言的，然而从局部意义上讲，选民必须有超常的意志力和强烈的使命感，否则就难以神赋予他们的使命。 对于技术的发展而论，技术注定要以飞快的甚至爆炸性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技术的发展终究是由人来实现的，但决非随便某个人就能担当“技术之神”的“选民”的。“选民”的角色要求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技术的不可阻挡的意志要求具有不可阻挡的意志的人来体现。没有强烈、旺盛的心智欲望（求知欲、探索欲）的人当然会被“技术之神”摒弃在外，能与技术的“做爱”的不可能是这类欲望已经衰弱、散淡，心灵已被各种规范、习俗占据的“成年人”和“老年人”，而是拥有、葆有青春的人。 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把数字时代形容为“没有尽头的青春期”（perpetualadolescence）。人在这个时代已无老本可吃，因为处于“没有尽头的青春期”的技术向人索要的只是“青春”。如果你不是处于青春期的人并且没有因流俗和陈规的浸蚀而未老先衰，或者你不能在生理的青春期已过却能永葆青春，那么你唯一的命运就是被这个时代遗弃。 “新技术”完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不是指哪一种具体的技术，而是指不断以新的面目出现的技术。所谓“迎接新技术的挑战”并不意味着熟悉某一种新出现的技术后万事大吉，而是意味着不断迎接“技术之神”的各种新的形貌。一句话，迎接新技术的挑战即保持心智上的青春。当然我们首先得承认一点，处于生理年龄意义上青春期的人在拥有心智上的青春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为了更具体地了解数字时代的“没有尽头的青春期”这一特征，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的发展历史。 微处理器只有２６年的历史。１９７１年，日本的Busicom公司为了开发计算器，委托当时还是一个小小芯片公司的英特尔公司开发具有逻辑能力的芯片。于是世界上第一个微处理器４００４诞生了。这种微处理器只集成了２３００个晶体管，然而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没有它，计算机根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普及。而且时至今日，连大型计算机、巨型计算机有的也用上千个ＭＰＵ并联在一起为ＣＰＵ降低成本。 ＭＰＵ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四个阶段。４００４微处理器诞生１０年后（１９８１年），１６位ＭＰＵ８０８６面世，使得ＰＣ机功能大为丰富，性能明显提高。１９９０年，Windows3.0问世，它充分发挥了ＭＰＵ的潜力，奠定了今天个人机的基础。１９９５年，Pentium Pro（高能奔腾，俗称６８６）问世，标志着ＭＰＵ在结构上发生了重大改革，因而性能也达到新的水平。 ＭＰＵ自诞生以来，不仅生产数量上迅速猛增（这意味着电脑，尤其是个人电脑的迅速普及），而且技术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１９８９年，技术专家是这样预测１９９６年的ＭＰＵ水平的：集成８００成个晶体管，时钟频率１５０兆赫，性能达到１００MIPS，电路线宽为0.35微米。而１９９６年实际达到的水平是：集成５５０万个晶体管，时钟频率２００兆赫，性能达到４００MIPS，电路线宽为0.35微米。这说明能用更少的晶体管达到更高的性能。根据过去发展的经验和目前的技术水平，估计２０１１年的ＭＰＵ的水平为：集成１０亿个晶体管（为最初４００４时的４３.５成倍），时钟频率１０吉赫（即１０００兆赫），性能达到１０００００MIPS（约为当前ＭＰＵ最高性能的２５０倍），线宽约为０．０７微米。除性能提高外，今后的ＭＰＵ的发展还要适应多媒体应用的需要。今后生产的ＭＰＵ都将拥有专门用以进行多媒体处理系统ＭＭＸ。（以上资料全部引自陈幼松：《微处理器怎样改变世界》，载《光明日报·电脑周刊》１９９６年第６期）。英国现代著名诗人艾略特在其名篇《荒原》的题记中讲到了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片断。女先知西比尔与宙斯有一段亲密关系，作为回报，宙斯答应给她一件她想要的任何东西。西比尔要了在她看来最重要的东西——永生。后来她发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她当初向宙斯要“永生”时，忘了同时附带要一样东西——青春。时间过去了很多很多年，西比尔仍活在世上，可是她已老得不堪入目，萎缩成了一小团，无法走动，只好呆在一个坛子里。她唯一能做的事就是不停地痛哭流涕。 一群孩子看见她，问她要什么，她说：“我要死！” 与西比尔不同，电脑（数字）技术在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没有尽头的青春期。但常新的不是任何一台电脑，而是具有以加速度更新的电脑技术。后者（电脑）的常新意味着前者（某一台电脑）的易老。每一台已生产出来的电器（包括电脑）都是西比尔，无论它多么先进，都会有老朽得无地自容的一天。 由此我们想起了英特尔公司副总裁克鲁夫（Andy Grove）的话：“ＰＣ就是ＰＣ。这概括了英特尔的一切商业计划和强劲呼声。” 电子行业界的有些公司对置顶盒（top-box）到了着迷的程度，他对此不以为然。他解释道： ＰＣ已经进入了３０％的美国家庭。这些置顶盒要进入３０％的美国家庭要等多长时间？而在这期间ＰＣ又在做什么？ＰＣ不是任何一件东西。它是一种持续的现象，每两年它的定义就会发生变化。英特尔的目标是坚定地使ＰＣ成为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它正好是沿着家庭和商务活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方向持续进化。Ｐ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产品，而是一个连续的序列（continuum）。相反，置顶盒是一台固定不变的机器。置顶盒不会有ＰＣ机的可调幅度，装备好的基本设施，软件适应能力。到了产业界这些人把所有必要的功能都纳入置顶盒，并以适当的价格推出来时，ＰＣ机将控制电视机，把电视机仅仅当作是它的外围设备，从而彻底控制电视。 关于ＰＣ机为何会把电视收编为自己的附庸器件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三章 详细讨论。在此我们只需明确一点：在具有没有尽头的青春期的数字技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不能升级，或者说不能在基本设施的之上再度更新的机器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技术永远是人创造出来的技术。人脑是电脑的最终的“后台”。然而真正配当后台的人脑当然不是平庸的人脑，而是那种兼具青春活力和高超智商的人脑，即技术牛仔们的大脑。技术牛仔们以闯荡为业。与之相反，技术的成人和良民以安居乐业为生活的主调，暗中迷恋着按步就班、井井有条的生活方式。数字时代的世界早已不是欧洲西部那些宁静的小镇，而是动荡的美国西部，传统的安居乐业式的生活已没有可能。“自我依靠”不仅意味着不依靠习俗、他人，而且意味着不依靠过去的青春。一个人开始夸赞或追忆过去的青春，表明“青春”对于他来说已是昨日黄花。自我依靠的时态永远是“现在进行时”。从比尔·盖茨的身上我们可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至１９９５年为止，年仅４０岁的比尔·盖茨这个技术牛仔已是全球首富。（这也许也是数字时代之不同于工业时代的一个特征：这个时代的大富豪已不是什么“富翁”，而是“富仔”。）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所领导的微软公司受到了一家小公司－－网景公司的严峻的挑战。到那个时候为止，“微软”生产的软件一直是面向非网络化的桌面机的，而网景公司这时几乎占有了用于网络系统的浏览器和软件市场的全部份额。于是有不少人微软的地位会被网景所取代，而比尔·盖茨会在进入不惑之年的时候“软下去”。 然而，这场发生在９５年至９６年间，被称为“环球第一商战”的争斗却以微软大获全胜而告终，盖茨再次成为令人瞩目的新闻人物。微软集团的副总裁希金斯（Pete Higgins）说：“比尔是你能见到的人当中最富有竞争性的从之一。”然而他又是那种雄心勃勃而不形于外的笑面牛仔。他平静地对说道：“我想反抗历史传统。” 事实上他对一个历史事件记忆尤新。１９９５年珍珠港事件纪念日，盖茨宣布他的公司将大举进入Internet领域。这表示他承认自己的公司遭到了偷袭者的重创，同时他似乎在提醒人们，美国人是在二次战中是以耻辱始，以荣耀终的。 日本人选定了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这个星期天向在星期天早晨睡懒觉的美国军人发动偷袭，但正如《新闻周刊》所指出的，微软公司从来没有一个人睡懒觉。微软公司一直在招募数千名“准比尔”。这些人都是将顶尖的智商和Ａ型人格结合起来的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和科学博览会上的获奖者。 盖茨在很短时间挂上了最高的档，使公司超高速行驶。网景很快就败上阵来，最后竟然用“要是打不过他们，就把他们拖向法庭”（If you can't beat 'em,drag 'em tocourt.）的俗套来对付微软。这是一种典型的非自我依靠的思路。比尔·盖茨对此付之一笑。在接受一次长达一小时的采访中，他自信、敏捷地回答问题，从总体上表达他对电脑革命的乐观态度，但他决不想当然地以为自己的公司会稳操胜券。“我们决不把许多时间浪费在谈论我们正擅长的东西上。”他解释道：“这不是我们的文化。每次开会我们谈的是‘我们在七个项目上成项目上成功了，然而第八个项目呢？’” 他计划至少再为微软掌舵十年，最后把位置让给一个比他年轻的人。他很肯定地说：“决不可能让一个６０岁的人来经营这个公司。”同时，他并未感到自己现在在工作力不从心，他说，“我一天工作很多个小时，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 在克服了对于婚姻的恐惧之后，盖茨终于在不惑之年结了婚，并且不久之后就有了一个女儿。然而身为人父并未能使他在工作上有分放松。“我现在要比以前早一点回家，我回家时女儿还没有睡，但在她上床睡觉后我要发更多的E-mail，为的是弥补我损失掉的时间。”（以上资料引自《新闻周刊》１９９６年年终“新闻人物”特刊第２３－２４页） 从盖茨这位“男孩总裁”、“男孩革命家”身上，我们体会到美国人如何否认历史传统又如何继承历史传统，什么叫“没有尽头的青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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