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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媒体即“按摩”


5.1 服装--随身携带的旗帜

  “按摩”本来是指人的身体受到的一种触觉感受,同时又泛指作为“人的延伸”的媒体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行为。其实,有一种为人皆有之但我们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它既作用人的触觉,又是一种媒体。这种东西就是被麦克卢汉称为“皮肤的延伸”的服装。说到“媒体”,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报纸、电视、广播,以及今天的互联网。如果要问,最古老而又常新的传播媒体是什么?答案很可能令你感到诧异:最古老的媒体是服装。我们常常把一个过着极度贫困的人的生活状况形容为“饥寒交迫”,形容为“食不裹腹,衣不蔽体”。这似乎表明,衣服的主要功能就是御寒、蔽体。正如食物给人提供热量,衣服为人保存热量。很多人不易想不到衣服与“传播”、“交往”有什么关系。
  事实上,服装的功能并非主要是甚至主要不是御寒,而是传播信息,在现代社会里尤其如此。在某个炎热的夏日,当你走进一家高级服装店的时候,你会很自然地意识到,人们并非出于御寒的目的在这里精心挑选各式各样的服装。几乎所有的传播媒介都有特定的“寿命”。以印刷媒介(“书”、“报”)为例,这种媒介是一种相当重要也相当长寿的媒介(将近有2000年的历史),但随着电子媒体,尤其是“电脑媒体”(computer-basedcommunication,即网络化的电脑)的出现,这种媒体已进入暮年。印刷术出现以前,“书”是以(古代中国的)甲骨、竹简、丝帛和(古希腊的)泥板的形式出现的。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软盘、光盘形态的“书”。据专家预测,在几年之内,“书”和“报纸”将会以“新闻版”(news-panel,一种只有几英守厚的集电脑主机和显示屏于一身的设备)的面目出现。然而在所有的传播媒介中,服装是一个例外。服装的历史不仅比印刷媒介的历史悠久得多,而且即使所有现存的其它媒介都消失,服装也会长存下去--人无论到什么时代都要穿衣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卡莱尔曾就服装与人类历史的关系写下了著名的《服装哲学》,麦克卢汉在他的代表作《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把服装列为从古到今的26种媒介之一,并专辟一章 (《第12章
  服装——延伸的皮肤》)论述服装。这里,我们无法详述关于服装的各种理论,而只是从众所周知的《卖炭翁》一诗中,感受一下服装的功能。可以说,《卖炭翁》一诗是紧扣“衣服”这一话题来展开的。卖炭翁在“南山”艰辛劳作(“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为的是什么呢?衣食而已(“卖翁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令人感伤的是,这个处于“饥寒交迫”状态下的老人希望天气更加寒冷,因为只有天气寒冷,炭才能卖个好价钱(“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当老人在“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却来了两个人。诗人没有直接说这两个人的身分,而只说了两个人的穿的服装(“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最后,这两个蛮不讲理的人用“半匹红绡一丈绫”,“买”走了老人打算换取“身上衣裳口中食”的一车炭。“半匹红绡一丈绫”对于别人也许有用,而在老人手里几乎没有任何用处。这位“可怜身上衣正单”的老人要求于衣服的,是它的最低限度的功能--御寒。而“红绡”和“绫”的功能不是御寒--用“绡”和“绫”作成的衣服是中看不中用的,它只不过是一种身分的标志。换言之,它传达着关于穿这样衣服的人的身分的信息——那两个“买”炭的人只需看他们的衣服(“红衣”、“绿衫”)就可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服装的两种功能--御寒、蔽体的功能和传达信息的功能。一般说来,对于温饱尚成问题的人来说,服装担当着御寒的功能。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服装仍然担当着传达信息的功能,比如乞丐的身上的衣服也仍然是一种媒体。乞丐不自觉地、默无声息地发布着这样的信息--他是乞丐,并且是何种类型、何种“等级”的乞丐。在这一点上,乞丐的服装与皇帝的“龙袍”,“锦衣卫”的“锦衣”,道学家的“道袍”,和尚的百衲衣,牛仔的牛仔服是同一回事。服装与人的身分的关系之紧密,可以从这样一种现象中察知:人们有时直接用一种服装的名称来指称一种相应的性别、社会和文化身分,比如在中国古代,平民被称为“布衣”,养尊处优、游手好闲之徒被称为“纨绔”。又比如,法国作家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标题中,“红”与“黑”分别指两种社会阶层——“红”指军队,“黑”指教会。(法国当时的军服为红色,教士的服装为黑色,主人公于连想在军队发迹而未果,就投身于教会,想通过个人的奋斗爬到教会的最高位置,成为红衣主教)。服装作为一种媒体,以最直观的方式传达着关于一个人的所处的时代,他所属的民族,以及他的性别、社会地位、财产、教养等等的信息。哲学家们对人下了许许多多的定义: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是“无毛两足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会笑的动物”,人是“传播的动物”,人是“信息的动物”……等等。但在我看来,把人定义为“穿衣服的动物”更直接了当,更准确。历史上每一场重大的变革同时意味着一场服装革命。汉语中的“革命”之“革”,本义为“皮革”,代指帝王将相的衣帽。“变革”的本来意思就是“变服装”。麦克卢汉说,法国大革命时期“新颖而朴素的衣服”是“向封建阶级发出的讯息”,“那时的衣服是一篇政治鼓动的宣言书”。其实,每一个时代人们的服装都带有发出“讯息”和“宣言”的特征。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为例,“中山服”、“毛服”都带有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色彩。中国人在十年文革中的服装(几亿人穿着蓝颜色的衣服,以致于有西方学者称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蓝蚂蚁的国度”)包含着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的丰富的讯息。现今的中国青年男女很难理解,十年文革之后的几年里,该不该穿“喇叭裤”、该不该戴“蛤蟆镜”竟然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而那个时代的人决不会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姑娘们穿着特意将肚脐露在外面的衣服昂然自恃地在人前走过,以无声的语言每日每时地发布着意味深长的宣言。五六十年前,中国的新女性以旗袍作为她们的旗帜,今天的新潮女性们以最大限度地展示她们的身体为原则,用半透明的、超短的衣衫裙子、裤子作为她们耀眼、刺眼旗帜,营造着世纪之末的文化景观。
  人可能以各种东西为旗(如有作家声称要“以笔为旗”),但每一个人首先无一例外地以“衣”为旗。

5.2 “他们”:无所不在的眼睛

  恰如麦克卢汉所指出的,人的所有器官及其机能的延伸(如车轮是腿的延伸,电话是口和耳的延伸,电视是耳朵和眼睛的延伸,电脑是人脑的延伸)最终都是一种交往(传播)媒介。服装的御寒功能纯粹是指向个人的(个人穿上什么衣服,其冷暖自知),但服装出现之后很快就成为一种交往媒介——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担当贮存信息、传达信息的功能。这样,衡量服装“好”与“坏”就不再以个人的身体感受(寒和热)为标准,而是看它是否能有效地传达出穿衣服的人所希望传达的信息。一个人的服装再也不是单单指向他自己的身体感觉,而是诉诸他人--他人的眼睛。从“锦衣夜行”、“衣锦还乡”等成语中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人的服装生动地体现了人的社会性。在最个人化的状态下,人也感到有一双或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窥视、监视着自己。或者说,在最个人化的状态下,我们也感受到他人的权力。弗洛伊德说得好,文明人在睡觉时也要穿上睡衣——如果他(她)光着身子睡觉,他(她)会感到难为情。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某个人的服装很有个性。但这里所谓的“个性”并不意味着纯粹的“个人性”,而是相对于他人的他人并且诉诸于他人的眼睛、他人的评价的某种独特性、新异性。正如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个人电脑”(personalcomputer),也不存在着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化服装”(personal clothing)。因为无论是电脑,还是服装,都是一种交往(传播)媒介,都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追求服装的个人化很容易导致一种追求个性的喜剧和闹剧。这一点在近现代出现的服装现象——时装——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时装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新”。所谓时装,就是最新流行的服装款式。每一个投身于时尚潮流的人都是抱着一种要在服装上与众不同,要在人群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的动机。然而如果每一个抱着这样动机的人都极力追逐着时尚潮流,那么在短暂的自以为得计之后,他会失望地发现,他的服装实际是对于许许多多人的服装的滑稽可笑的重复和模仿,他所追逐的“新潮”转眼成为“旧潮”。于是,新一轮的更“新”的“新潮”应运而生,迫使人们不停地玩这个永无结果的游戏,不停地上演这场使人陷入永无宁日的闹剧之中。
  追逐时尚潮流的行为之所以短命,之所以具有滑稽和闹剧色彩,是因为追逐时尚的行为从一开始就具有反讽意味:赶时髦的人表面上是在服装上表现出一种个性,却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屈从着无数双“无所不在的眼睛”的权力。他不自觉地在看他人的眼色行事,而不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行事。“追求个性”的行为很自然地成为“追求无个性”的行为。
  大卫·梭罗形象地描绘了人们在选择服装上是如何屈从于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他人的眼色的。他说,我们采购衣服,常常是由爱好新奇的心理所引导的,并且关心别人对它的意见,而不大考虑这些衣服的真实用处:
  国王和王后的每一件衣服都只穿一次,虽然有御用裁缝专司其职,他们却不知道穿上合身衣服的愉快。他们不过是挂干净衣服的木头架子。……其实没有人穿了有补丁的衣服而在我的眼里降低了身份;但我很明白,一般人心里,为了衣服忧思真多,衣服要穿得入时,至少也要清洁,而且不能有补丁,至于他们有无健全的良心,从不在乎。……宁可跛了一条腿进城,他们也不肯穿着破裤子去。一位绅士的腿有毛病是很平常的事,这是有办法补救的;如果裤管破了,却无法补救;因为人们关心的并不是真正应该看重的东西,只是关心那些受人尊敬的东西。我们认识的人很少,我们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多得出奇。……当我定做一件特别式样的衣服时,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他们不时兴这个了”,说话中一点没有强调“他们”两字,好像她说的是跟命运女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她量了我的身材,但没有量我的性格,只量了我的肩宽,好像我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这样量法有什么用处?我们并不崇拜娴雅三女神,也不崇拜帕尔茜。我们崇拜时尚女神。她纺织,剪裁,全权处理。巴黎的猴王戴上了一顶旅行帽,全美国的猴子都跟着学。梭罗没有明确地意识到服装是一种交往(传播)媒介,但当我们把服装看作是一种交往媒介时,就更能理解梭罗所要表达的观点了--在日益都市化的社会中,个人早已不是个人,而是作为他的衣服的附属品,成为大众尚下的信息传达者,成为一个“媒介”。
  在我们——作为服装这种媒介的附庸品——的两边,都是“他们”:“他们”传达着信息,“他们”接受着信息。我们不能明确地说出“他们”是谁,正如我们也很难说出“我们”到底是谁,但我们却时时感感受到“他们”存在,“他们”是一个抽象的他者,“他们”像上帝一样具有一双暗中监视着我们的眼睛。事实上“他们”就是我们的上帝。用梭罗的话说,“他们”是一个“跟命运女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他们”是我的“悦己者”,我不得不为这个悦己者容。我必须时时刻刻讨“他们”的欢心,尽可能让他们在一瞥之间就注意我,认可我,接纳我。一旦被“他们”接纳、认可,我就感到很舒服,相反,我感到沮丧和无。而实际上“他们”注意、认可、接纳的并不是我,而是由他们自己发布并由我来传达的信息。我是一个抽象之物,一个衣服架。我与他们好像是在交往,但完全是一种抽象的、与我无关的交往,不信你换一套不入时的甚至有补丁的服装试试(如果有补丁的服装没有成为时尚的话,因为这也是有可能的)——他们根本就不认得你。
  我们被“他们”认可后得到的舒服感受是有代价的,而且在转瞬即变的时尚下,这种舒服感受是转瞬即逝的。所以我必须密切注视着随时出现的新的时尚。对此,我付出的最起码的代价是我必须不断地花对于基本的、纯个人的生活根本不必花的钱,我必须在买柴米油盐的帐单(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开列的那些帐单)外另开一个帐单。后一种帐单上的钱数要比前一种帐单上的多得多。我们的生活成了主要是为付清后一种帐单而奋斗的生活。我们常常不是为吃不饱饭(我们通常称之为“主食”)而焦虑,而是因为缺少机会到大饭店里去“吃饭”而焦虑。其实我们到那里根本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吃由名厨主理的菜(我们偏偏又称之为“副食”)。甚至我们到那里也不是为了吃菜,而是为了“吃”一种“在那里吃”的感觉。甚至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才去“吃”这种感觉,而是为了在“吃”的时候或吃之后被“他们”注意,或者说是因为“他们”认为我们这样“吃”才有价值而去“吃”。我们以这种方式“吃”的那种抽象的食物才是我们希吃的真正“主食”。
  我们的绝大多数行为,都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或显或隐的与“他们”交往的行为,或者说是以相当高的代价被“他们”接纳的行为。

5.3 “娼妓化交往”

  这种与抽象、陌生的他者(抽象、陌生到我们不知道也不必要知道这“他者”是谁)交往方式是一种什么样的交往方式呢?联系到麦克卢汉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把这种交往行为称为“娼妓化交往”。嫖客与妓女的关系相当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交往行为的特征。它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这是一场奢侈、非份的交往。
  二、这是完全抽象、陌生的个体因而是毫无个性(我说的是文化、社会角色上的而非纯身体上的个性)之间的交往。对于嫖客来说,妓女可以抽象到只是一个能给予他一时的性满足的女子;对于妓女来说,嫖客可以是一个抽象到手里带着钱的任何男人。简言之,嫖客与妓女互为“他们”。
  三、与上一个特征相联系的,是这种交往在内容上的低级性。这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最低限度的交往。在这种苟合式的交易中,心安理得的背后隐藏着相互蔑视和自我蔑视。
  四、由于它是最低限度的交往,所以无所谓胜任不胜任,性无能者也可能成为嫖客,所以它具有通俗性和普适性。
  五、与通俗性和普适性相联系的,是快速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以上特征之外,这种交往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大批量复制”的特征。娼妓化交往行为的最大特点是对象的非唯一性。娼妓要成为娼妓,就必须把自己的行为方式等同于机器——以相同的方式高效率地提供同一种服务的“性机器”。
  麦克卢汉在专论照片的文化意义时,把照片称为“没有围墙的妓院”。照片与绘画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可以大量复制的。他指出:
  照片使人的形象延伸并成倍地增加,甚至使它成为大批量生产的商品。影星和风流小生通过摄影术进入公共场合。他们成为金钱可以买到的梦幻。他们比公开的娼妓更容易买到,更容易拥抱,更容易抚弄。大批量生产的商品一向带有娼妓的属性……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表现为大批量、高效率的机械复制性。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以“中心化机构”(工厂、企业、传媒中心)为基地的生产和交往方式的娼妓化时代。麦克卢汉认为,照片这种娼妓化的图像的根本特征还不是它的可复制性,而它的贫乏性和欺骗性。“说‘摄影不会撒谎’,反而只能突出以它的名义所进行的许多欺诈。”任何照片都只是把人和事物的瞬间形象从它的连续性的整体形象中抽取出来,并让它来充当整体形象。一个人很难在生活中持续地按时尚和俗见的要求“搔首弄姿”(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上和比喻意义上),但照相机却能将他的“搔首弄姿”固定下来,把某种表情、姿态化作永恒的表情和姿态。
  同样,娼妓化交往方式在其表面的奢侈背后,隐藏着惊人的贫乏。梭罗把那些总是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不愿与自己生活在一起(与“孤独”这个最好的伴儿在一起)的“他们”称作“穷汉”。“他们”与许多“他们”交往过,但没有结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结他自己。“他们”和“他”都是纯然抽象的不明之物,因此“他们”和“他”都没有记忆,或者说有一堆稀里糊涂的、不配称为记忆的记忆。“他们”接了很多很多“客”,或者被作为“客”接了很多很多次。“他们”如此过了一年或十年,但这一年或十年是怎么过来的,“他们”是没有概念的。如同一个售货员没法记起她或他一年当中接触的成千上万个顾客中的某一位,也如同每一个顾客没法回忆起他一年来或十年来他所接触的众多的售货员。“他们”记忆中只有一大堆根本说不清楚的“他们”。
  这些人在生活中同时体验着什么叫津津有味和乏味难耐。
  一方面,他们感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每一天,他们都在接受着各种感官刺激,并在这种刺激中感受到某种滋味。每一天,报纸、电视都向他们提供着常新的内容,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流行歌曲、新的时装、新的明星、新的……出现。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或显或隐地感到,“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事物”。每一种新的东西都是早已见识过的东西的花样翻新,五花八门的新鲜事看起来、听起来、享受起来都让你有似曾相识之感,都不过是早已出现的东西以固定的周期作“永恒轮回”。像走马灯一样的生活初看起来异彩纷呈,但你不久就会发现作“永恒轮回”的走马灯的骗局,或者至少对于它的彩纷呈开始感到麻木。富人和穷人说到底是过着两种样式不同的穷日子的人。由此我们想到了梭罗对于两种表面不同而实质同一的文盲的“区分”(其实是将二者等同):
  我们是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文盲;在这方面,我要说,两种文盲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一种是完全目不识丁的小市民,另一种是已经读书识字了,可是只读儿童读物和智力极低的读物。……我们真是一些小人物,在我们智力的飞跃中,可怜我们只飞到比报章新闻稍高一些的地方。
  依此类推,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乐盲——会唱和不会唱流行歌曲的乐盲,“区分”出两种性压抑者——没有当上和当上了嫖客的性压抑者,等等。
  由于“乏味”就是缺乏刺激感知器官的对象或内容,乏味感总是意味着层次不一的孤独感,即对于无人陪伴状态的意识,所以乏味感与无聊感是同一回事——一种无交往状态。“闲话无聊天天聊”,懒惰、平庸成性的人选择了随便聊聊的交往、交流方式,用于消除他们的无聊感。
  在闲聊中,闲聊的话题既不让人无话可说,又不给从事这种交往、交流的人造成压力和紧张。在这个原则的框定下,所聊的话题只能是人与人之间的最低限度的最低限度的、属于长舌妇的话题,如同嫖客与妓女之间能做的只能是男女间最易进行的“交往”。事实上,从交往、交流的角度看,长舌妇与妓女是同一回事:妓女以性行为来“闲磨牙”,长舌妇是以闲言碎语来“卖笑”。

5.4 按摩与麻醉

  我们已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就是各种“中心化机构”以高效率的机器进行的大批量复制。在这一总体背景下,长舌妇的闲聊也被产业化,即被纳入机械复制模式中进行生产。大众传媒业就是产业化的长舌妇闲聊业--大众传媒界的从业者不过是显得体面一些的职业长舌妇,是处于“闲聊”状态的人们的帮闲,即昆德拉所说的“传媒小丑”。
  由“长舌妇”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麦克卢汉对于媒体的定义--“人的延伸”。非职业和职业的“长舌妇”都是人的正常的“体型”发生畸变后的人。他们不仅是舌头得到延伸的“长舌妇”,他们(尤其是现代社会借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技术之助的职业长舌妇)的眼睛、耳朵、腿脚都成为“千里眼”、“顺风耳”和“飞毛腿”。然而,“延伸”并不必然意味着福音。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每一种扩张、延伸都同时意味着萎缩和“自残”。现代通信技术使人成为了长舌妇、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同时也使真正的人销声匿迹--难见真的人。人成了徒具人形的东西,如同圣经里所说的种种神像雕塑:
  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
  有喉咙也不能出声。
  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是没有感觉,没有思想,徒具人形的木头人和石头人。正如能读言情小说的决不会承认自己是文盲。事实上,大众时代的人与木头人、石头人之间的差别仅仅相当于梭罗所说的两种文盲之间的差别。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有感觉,有思想的。每一天我们都接受着各种信息的刺激,并作出相的反应: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又打起来了,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离婚了,克林顿和叶利钦连任总统了,最激动人心的是,戴安娜王妃与她的新男友遇车祸双双身亡了……对这些我们都有自己的感触,有自己的见解。我们每一天都有喜怒哀乐忧思惧,每一天都有怀疑、争论。在每一天的广播中,总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亲人的生日、友人的新婚点播歌曲,鲜花店、礼品店、歌舞厅的生意如火如荼,这表明人间自有真情在。越来越多的人腰间挂着可以用来“随时随地传信息”的BP机和“大哥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各种节日里,我们与远在千万里这外的亲人分别坐在电视机前同时收看着同一场节日晚会,电视一打开,天涯共此时,“荧屏连着我和你”……这表明人人与之间的交往、联系更加密切。
  读过鲁迅小说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这样的描写:“她的眼睛间或一动,表明她还是一个活物。”如果将这句话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说,我们常常稍稍对外界有所反应,表明我们还是一个活物。我们很难说一个高度近视的人是一个瞎子,同时我们也很难说他不是一个瞎子,正如我们很难说一个只知道在文件上签名的政客或商人是没有文化的,同时也很难说他是有文化的。同样道理,我们很难说一个长年出入于青楼楚馆的嫖客是不善于交往(沟通),不了解女人的,同时出很难说他是善于沟通,了解女人的。奥地利文学家茨威格写过一篇颇具象征意味的小说--《看不见的珍藏》。小说的主人公酷爱艺术,倾自己的财力收集了许多油画。突然有一天他双目失明了,然而他对于艺术的热受丝毫不减。他经常要把这些油画摆放在自己面前,一边用手抚摸着油画,一边回忆着每一幅画的内容。他在对于画的抚摸中获得一种满足--尽管他的眼睛看不见了,但他却拥有这些难得的珍藏。他每天都被拥有一大批珍藏的信念抚慰着,“按摩”着。虽然生活在大萧条的年月,但他感到他和他的家庭并没有经受太多的困苦。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由于生活所迫,他的家人早已把他的那批珍藏偷偷买掉了。在买一幅画之前,先准备好一幅胡乱涂鸦的“画”来代替这幅画。主人公对这一切浑然不觉,每天这样瞎着双眼“欣赏”着一幅幅假画,接受着“看不见的珍藏”对于已经失去洞察力、鉴别力的自己的按摩,有滋有味地体验着虚幻的充实和富有。
  将人以欺骗性的轻松愉快囚禁在一种被奴役的状态,使被囚禁者失去认清自己所处位置的灵魂和双眼,心甘情愿地滞留在自己的“囚室”,即让被囚禁者乐都成为乐不思蜀的阿斗,在生存状态上自得其乐地做一个留级生--这就是“按摩”的本质。“按摩”既不能增强体质也不能祛除人的疾病,而且要命的是,它以富有欺骗性的轻松愉快来阻止人们增强体质和祛除疾病的意向和行为。在持续的轻松愉快中,它逐渐培养出一种对于轻松愉快的持续的欲望,即一种对于轻松愉快的“瘾”和“癖”。于是,这种决非必需的外在刺激变成了一种被很多习惯于这种刺激的人欲求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来追问这种按摩有无真实的意义已失去意义--因为按摩已制造出对于它的欲望,因而也制造出一种对于欲望者的价值。欲望者的最强硬的理由是:我已习惯于拥有它,或者说我已不习惯于不拥有它--其实这就是吸毒者的生活准则。虽然吸毒毕竟是少数人的事情,但吸毒者的心态却并非只属于少数人。“并非必需”但“变成一种被很多人习惯于这种刺激的人所欲求的对象”并非只有海洛因、可卡因、LSD之类。假如一个生活在四百年前的人复活,并与我们生活一天,他就会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具有许许多多在他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的需求、令他大惑不解的“瘾”、“癖”。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精神分析学派的思想家弗姆对于吸烟的动机以及人是如何在吸烟上“瘾”的分析。弗洛姆指出,吸烟对于人的“好处”是,它能在很大程度上占有人的感觉器官,使人的感觉器官有事可做。当人吸烟时,人的嘴唇、鼻子、眼睛通通“有事可做”了。另外,当人吸烟时,人就进入一种“若有所思”的状态(人们习惯于认为抽烟意味着抽烟的人陷入了沉思状态或复杂的情感状态)。其实,抽烟并没有丰富人的感觉和思想,而只是让人自欺性地相信自己在感觉和思考着什么,使人免于直面自己无所事事、无所用心的状态。它是人发明的种种偷赖、消遣的方式之一。随着我们不断重复这一偷赖、消遣方式,我们就逐渐习惯于、难以摆脱掉这种方式--“瘾”就这样形成了,香烟也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梭罗生动地描述了人们是如何经常地需要那些看似无聊、决非必需实则已变成必需的刺激的:如果在寺院的钟楼下,我刚拉了几下绳子,使钟声发出火警的信号来,钟声还没大响起来,在康科德附近的田园里的人,尽管今天早晨说了多少次他如何如何地忙,但没有一个男人,或孩子,或女人,我敢说是会不放下工作而朝着那声音跑来的,主要不是要从火里救出财产来,如果我们说老实话,更多的还是来看火烧的,因为已经烧着了,而且这火,要知道,不是我们放的;或者是来看这场火是怎么被扑灭的,要是不费什么劲,也还可以帮忙救救火;就是这样,即使教堂本身着了火也是这样。一个人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在为他放哨。……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而他一点也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正是因为我们早就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眼睛了,我们只好用一双大家公用的眼睛来“看”东西。吸引某个人的眼睛,就意味着吸引所有人的眼睛。如果不用这双眼睛,或者这双眼睛前没有可看的东西,大家就会一齐生活在黑暗中,乏味难耐,苦闷难耐。
  因此,用“按摩”一词来指称媒介以令人惬意的方式作用于人的器官的“行为”是再恰当不过了。人在被媒介按摩时体会到了轻松、愉快,在不知不觉中大段的时间被不见血地“杀”掉了。大众传媒使人避免了度日如年、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之类的感受。同享受“按摩女郎”的服务一样,享受媒介的按摩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是多个层次的。令人感兴趣的不是享受按摩的大众买电视机、买报纸时付出的有形的钱,也不是在你看广告时广告商和制造商无形之中从你身上掏走的钱(正如麦克卢汉所意识到的,广告商实际上是在免费租用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来做生意),而是大众在享受按摩的过程中被传媒大王们通通没收的一样最宝贵的东西--大众中每一个人的自我,即个人(person),或者说构成“个人”这个整体的每一种器官和机能。正如我们坐在汽车上拥有的“快感”是以我们的双腿的闲置为前提的,我们看由一部文学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时体会到了轻松自在,但这是以读一部文学作品时必然要求于我们的并在读的过程中自然被提高的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能力(如对文学语言的悟性、个人的想象力、批评鉴赏力等)的闲置为前提的。那些由传媒小丑乌合而成的庞大的制作班子在不经过你或任何其他观众允许的情况下以极其可疑的能力和素养代替千百万人去理解、解释一部名著,或者说以这个平庸而妄为的时代的名义去公开污辱、阉割大师和名著。文学作品再创造的基本规律是“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看电视剧的基本规律是一千万个观众只有一个非驴非马的哈姆雷特。在被招进这个班子之前仅仅听说甚至根本没听说过有这么一部名著的一对俊男靓女扮演的男女主人公与原作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差距很可能大于一对猴子与一对人的差距,但这无关紧要。电视剧一旦播出,人物的形象、情节以其展示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的优势先声夺人,它立即成为被大多数人知道和认可的既成事实了:这就是哈姆雷特和奥菲丽娅。你必须认可这些形象,如果你不认可,只能说明你自绝于大众,自绝于时代。即使大师复活,他也必须认可电视上的这个令他哭笑不得的主人公,就像卓别林在一场“最像卓别林的人”的评选中在名次上屈居第二。对于真正的文学作品来说,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对于电视剧编剧来说,与广告商达成默契的尽可能的拖延、哆嗦、臃肿才是“才能的姊妹”。事实上,电视、报纸给予人的按摩,都是一种引你就范的诱饵,你的感官、大脑在长年累月被传媒免费征用的过程中,一天天荒废、贫瘠下去。
  观众与电视的这一关系令人想起了浮士德博士与魔鬼靡斐斯陀的关系:浮士德答应把灵魂出卖给魔鬼,魔鬼答应使浮士德获得快乐。其实浮士德在这场游戏从开始时就已经彻底输了,因为当他把灵魂出卖给魔鬼后,他就无所谓得到或失去什么了。因为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所以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得到什么或失去什么可言。他只是一个可以被魔鬼驱使、摆布的玩物,虽然在被魔鬼驱使的时候他充分地拥有对于自己的主权。
  一个被魔鬼驱使、摆布,并在这被摆布中感到轻松自在、其乐融融的玩物的眼中是没有魔鬼的,眼前只有一个一心满足他的欲望、顺从他的意志、投合他的喜好的仆人。这个“仆人”以对于他的无微不至体贴、照顾对支使他,控制他,玩弄他。
  这个“仆人”说到底是一个娼妓,他掠夺着你的金钱,损耗着你的生命能量,占据着你的时间。你的所有时间都属于这个娼妓。你的时间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来挣取这个娼妓公开勒索和巧妙暗示你付出的金钱,一部分时间用来花这些钱或者说享受这个娼妓的单调而永远让你觉得舒服、有趣的按摩。所以你总是感到时间不够,而在这匆匆而过的时间里你又记不住任何新鲜、有趣的东西,就像你一生中吃过无数次饭,每一次吃饭时你或多或少感到过“有滋有味”,但你很少能记住你吃过的几顿饭。这也好比你看过无数的电视剧,但你很少能记住你看过的哪几部电视剧--在你的记忆中,它们因大同小异而而总是“串味”到稀里糊涂的地步,无数部电视剧串成一部,一部又可以演绎出无数部。
  作为人的生活环境的“讯息”是如此之多,如此层出不穷,同时你又从中根本感受不到层次和头绪,让你无法确实从中感受到什么“味”。所以它的“多味”是杂乱无章的“多味”,这“多味”同时同质地是一种乏味--“多味”与“乏味”就这样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讯息”(message)是一种属于杂乱无章的时代(mess age)里的讯息。所以说,“大众时代的按摩”(massage in the mass age)必然意味着“杂乱无章时代里的讯息”(message in the mess age)。每一天,我们接受着杂乱无章的讯息,我们被大量的杂乱无章的“感觉”和“思想”所充斥,我们的内心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当然我们并不承认这是什么垃圾场,所以我们面对它常常产生一种富足感和自豪感,如同茨威格笔下的那个每天抚摸着“看不见的珍藏”的老人。我们通过“看”这些“看不见的珍藏”来证明我们是心明眼亮的,丝毫意识不到在真正看得见的人眼里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垃圾。

5.5 “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电视,即我们都拥有一只“千里眼”。这只“千里眼”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并非专属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它是一只公用的“千里眼”。这只公用的千里眼成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命根子,如同茨威格笔下的那个老人的手是他精神生活的命根子。没有它,我们就会彻底失明。更准确地说,没有它,我们就会痛苦地发现我们每个人早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了,或者说早已对任何东西都视而不见。其实,要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属于自己的眼睛,那么即使是一片草叶,天边偶尔出现的一小片云,都会令我们的眼睛发出异样的光芒。由于我们事实上已经有眼无珠,已经对每时每刻都是丰富多彩的现实视而不见,所以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东张西望,寻找能刺激我们的东西--不管这东西是什么,只要不是需要我们主动地看、用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眼睛去看才能看见的东西就行;不管有什么事,只要不是平安无事就行,因为一旦平安无事,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就成为睁着眼睛的瞎子了。我们失去了从正常的世界中感受到新鲜、感受到舒适的能力,必须用按摩来向我们提供新鲜感和舒适感。按摩给予人的满足总是一种代偿性的满足,它转移人对自己已失去的某种东西的注意力和转移因为失去某种东西所引发的痛苦的注意。麦克卢汉以医疗上曾经用过的“止痛耳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当人的身体的某个部位疼痛难耐时,医生就让病人戴上一种特制的耳,这种耳机发出的声音大到足以使人只注意到这声音,而暂时意识不到疼痛,达到止痛的目的。大众传媒就是从各个角度来为大众止住或遗忘因失聪、失明、失语而导致的心理上的不适和痛苦的“止痛耳机”。在大众时代,整个社会成了一个超级规模的医院,或者说是一个超级的疗养院、一个残疾人活动中心。它以各种传媒设施为失去了感觉的人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大多数人都感觉不到这种无感觉状态,他们把生活在这样的医院里看成是常规和风俗,以为这医院就是本来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疾病或者说残疾既复杂又简单--丧失感知机能。恰如梭罗所说的,“由于闭上了眼睛,神魂颠倒,任凭自己受影子的欺骗,人类才建立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轨道和习惯,到处遵守它们,其实它们是建筑在纯粹幻想的基础上的。”只有一些尚未被大众媒介的幻像彻底迷惑住的人才可能感觉到自己的这种“无感觉”的病症,才可能想到这个“医院”之外还在一个正常、健康的世界。中国当代著名的摇滚乐歌手崔健的一首题为《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的摇滚歌曲表达了对于这种无感觉状态的反抗和想从这样的“医院”中逃亡的愿望:
  我光着膀子
  我迎着风雪
  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
  别拉着我我也不要衣裳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
  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
  快让我哭快让我笑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
  我没穿着衣裳也没穿着鞋
  却感觉不到西北风的强和烈
  我不知道我是走着还是跑着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给我点儿刺激大夫老爷
  给我点儿爱情护士姐姐
  快让我哭要么快让我笑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既不提供“刺激”也不提供“爱情”而只提供“按摩”服务模式是大众时代的单向的、非交互性的“交往”一个特点,但这不是大众时代的本质特征。大众时代的本质特征是将这种交往模式产业化、社会化,使这种交往模式不是属于少数人而是属于“大众”。使大众时代成为可能的是来自现代技术的力量。
  以报纸为例,在很早就出现了有点像报纸的东西,研究媒介历史的学者告诉我们说,与很多从西方传入的东西一样,报纸也是最早出现于中国的,中国古代的“邸报”就是最早的报纸,然而真正意义上的报纸(新闻纸)--道最新消息,供大众阅读的传播媒介,却是在电报技术发明后才有的东西。在电报发明以前的“报纸”,不过是一本大开本的书,它刊登不是近一两天发生的事情,而是对一些已经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事件的评论或对于一些传闻、消息的纠正和澄清。
  按麦克卢汉的说法,它的功能有点类似于字典:在字(词)典出之前很长的时间内,人类已经使用文字了,字典是对于已经被使用了很久的文字进行规范和澄清。只有在电报出现之后,报道最近一两天全国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才成为可能。
  从此以后,作为印刷品的报纸才从作为印刷品的书籍的形态中分离出来。
  电子化是大众传媒的命脉。电子技术越先进,大众传媒就越发达,到电视技术出现之后,大众传媒发展达了顶峰。模拟式电子技术使人类越来越离开书本,离开要求充分投入的阅读,走向越来越轻松、浮泛的被灌输。
  正如乔治·吉尔德指出的,电视是离文字、离书籍最远的媒介,而数字时代却使人重新接近文字和书籍,文字、书籍在数字时代里出人意料地并以新形态再生。电视与书籍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大众性的,选择范围极小的,而后者是个人性的,选择范围极大的。从表面上看,以电视为代表的模拟化电子传媒大大地拓展了人的视野,使人可以获得大量闻所未闻的信息。然而说到底,它使人的视野变得异常的狭窄,它发传送的大量新鲜的信息不过是在一个处于相当固定的层次和水准上的信息,琐屑,无聊,毫无新意。
  梭罗对此深有感触,在谈到当时刚刚出现的电报技术时,他说:正如我们的学院,拥有一百种“现代化的进步设施”,我们对它们很容易发生幻想,但并不总是有肯定的进步。魔鬼老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加股,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到最后。我们的发明常常是漂亮的玩具,只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离开了严肃的事物。……我们急忙忙要从缅因州到德克萨斯州,也许没有什么重要的电讯要拍发。正像一个人热衷地要和一个耳聋的贵妇人谈谈,他被介绍给她了,助听的听筒也放在他手里了,却发现原来没有么要对她说。仿佛主要的问题只是要说得快,却不是要说得有理智。我们急急乎要在大西洋底下设隧道,使旧世界能缩短几个星期,很快地达到新世界,可是传入美国人的软皮搭骨的大耳朵的第一个消息,也许是阿德莱德公主害了百日咳之类的新闻。
  在他看来,电报这种表面上大大地拓展了人们的交往空间的新技术不仅不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提高每个人的生存质量,而且还会增加人们闲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人的交往水平,败坏人的素质。
  麦克卢汉在这一点上也持有类似的看法。在《理解媒介》一书中,他引用《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说明了这一点:通讯卫星,你知道的,是一种在空间旋转的、结构复杂的球体。它传送电视节目、电话信息,除了常识之外什么都传送。当它刚刚被送入太空时,到处都有人吹喇叭。各大洲的人民将能共享彼此的精神乐趣,美国人将要欣赏到法国性感女演员布里吉特特·巴铎的演技。欧洲人将要参与“本·凯西”令人兴奋的精神激励……这一通讯奇迹的根本弱点,和纠缠以前一切通讯奇迹的弱点无异;自从人们开始在石块上镌刻文字以来,一切通讯媒介都有这样的不足之处。
  为什么这样说?通讯投入使用的八月份,欧洲的任何地方几乎都没有发生任何重要的事情。可是一切通讯网都受命就这种神奇仪器发表一点意见,随便说点什么都行。
  “这是一件新式玩具,所以我们怎么说也得玩一玩。”此间的人们这样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搜遍欧洲寻找热门新闻,结果就找到一条吃腊肠的比赛。这条新闻遂通过那条神奇的圆球即时送回到了美国,虽说这条新闻靠骆驼送回美国也不会失去实质意义的。
  今天,虽然给电视送葬者的脚步已渐渐逼近,但电视的威力仍然十分强大,它的权力几乎深入到这个星球上有人迹的每一个地方。
  在1996年第5期的《西藏文学》(双月刊)上有一篇题为《城市》的散文,记述了西藏的某个城市在电视的强大威力影响下的所呈现的风情:
  最近我的城市在放映一部电视连续剧。男主人公风度翩翩,油头粉面,女主人公也是油头粉面,骚首弄姿。……其中一集,男主人公地道的黄种人面孔,做了一个极富戏剧化的真正的欧洲黑手党在美国纽约地铁里的愤怒表情,他争扣扳机,对准过去的恋人,整个面部大特写之后定格。……就是大字不识进城打工的拖拉机手也知道,这一枪要等到明天才能响。这将是一个漫长难熬的等待。不过,我的城里三十八万忠实的电视观众是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的。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他们中至少有将近一半的人在电视广播里点播过流行歌曲或当地语电视连续剧。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承认他们生命的中的二十四小时有一半是吮着手指和电视连续剧度过的,此人数还不包括玩游戏机和翻牌机的人数。据统计,城里有百分之六十七的老人,百分之百的离异女子靠电视台打发孤独寂寞的日子,一旦生活中没有了电视连续剧,他们将会最终因不适应而含恨死去。
  在我的城市里,聪明和愚笨的人都极容易成为舆论关注的对象,他们被称之为“新闻人物”,并且在市台图像模糊的“今夜星光灿烂”节目里准时露面。这个节目开播以后收视率极高,给我单调枯燥缺乏想象力和浪漫情调的城市和一成不变的市民生活提供了又一个刺激好玩的心理去向。……今天晚上,“今夜星光灿烂”的焦点人物是一名笨得出奇的小偷,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小偷很喜欢玩电子游戏机,有一次他入室行窃,眼见一台游戏机,一时手痒,忍不住坐下来玩,没想玩瘾一上欲罢不能,被回家的主人撞见后捉入班房,据警方称,这个小偷已有过一次同样的被捕记录。这段描写虽然有些漫画、夸张的色彩,但从这幅几乎没有“地方风情”而只有“时代风情”的风情画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大众时代的最高阶段中的“交往”的诸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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