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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面谈到的浮士德与靡菲斯陀的关系，已经涉及到哲学史上一个著名论点－－主奴关系的颠倒。作为浮士德奴仆的靡菲斯陀以顺从来实现浮士德对他的顺从，即行驶他支使浮士德的权力。大众时代的按摩女郎的“粉面含春”背后，是其超常的权力欲。传媒产业的最大服东是靡菲斯陀，他“老早就投了资，后来又不断地加股，为此他一直索取利息到最后。”一句话，按摩之手同时就是权力之手。美国著名的传播媒介评论家本·巴格迪坎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细致的调查，写出了《传播媒介的垄断》一书。这本书有一个很长的副标题－－“一个触目惊心的报告：五十家大公司怎样控制美国的所见所闻”。他以大量不争的事实证明，在美国这个被标榜为最民主的国家里，人们默然不察地处于一种被奴役状态。他这样说道： 美国人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以及电影里获得对世界的印象。大众传播媒介在任何时刻都成了判断真与假、现实与虚幻、重要与琐细的权威。……当权者早已认识到，要控制公众，必须控制信息。最早掌握新闻和各种意见的人就具有政治权力，这就是揭露或隐藏，宣布一部分而隐匿另一部分，秘而不宣直到机会来临，事前决定如何解释所揭露的事实的权力。民主国家领袖都珍爱控制思想的权力，不亚于巫医、宗教巫医、国王和独裁者；他们像渴望控制军队那样渴望控制信息。他认为美国传播媒介的垄断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两个－－“歪曲现实和思想的贫乏”。对于“思想的贫乏”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得相当多了。为了深入理解大众时代的媒介的性质，我们需要着重了解它是如何“歪曲事实”的。 我们首先以《旧约·创世纪》中的一个著名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诺亚的子孙在上帝的特别的照顾下，免于在“大洪水”中丧生。“大洪水”过后，他们在大地上繁衍生息。他们使用着同一种口音的语言，交流起来非常方便。有一天，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突发奇想，要建一座高得可以通天的塔来显示他们的巨大力量。于是他们通力合作，开始修建这座塔。上帝对人类这种狂妄自大的做法很不满，但他没有直接摧毁这座塔，而是使不同人以不同的口音说话。这样，人们彼此之间就无法交流，无法合作，只好停止建塔了。这就是上帝为了维护其至上权威而使用的手段：通过使原有一体化的媒介成为分化的媒介，限制原有信息和讯息转化的范围，限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沟通），使原有的人类共同体解体，从而彻底削弱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力量。但我们不能据此认定媒介的异质化就一定起到维护一体化权力结构的作用。我们不妨再分析一个例子。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旧有的社会媒体——统一文字（“书同文”），统一道路（“车同轨”）。就此看来，他奉行的是通过将异质化的媒介改造成为同质化媒介的方式，来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而这看起来正好与“上帝”维护其统一的权威的方式背道而驰，其实不然。 在秦始皇看来，他所征服的六国如果继续使用原来的社会交往媒介，他就无法行驶其权力，而且六国有重新独立的可能。因此，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必然要求一体化的媒介体系。但我们如果深入地观察秦始皇整个重建社会秩序的思路，就会发现，上面所说的两种维护一体化权力结构的方式并不冲突。秦始皇使媒介一体化，是为了使他所征服的六国不再是一个个交往共同体，使它们原来各自拥有权力结构彻底瓦解，并由统一的中央集权模式来建立他所希望的社会秩序。交往媒介的一体化所导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交往共同体的产生，并进而导致前所未有的驾空、威胁中央集权的权力的产生，如我们巴别塔故事中所见到的情形。秦始皇当然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采取了一种与“上帝”采用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方法来扼制可能威胁到他的颠覆性力量。他的目的与“上帝”的一样——阻止交往共同体的形成。他所采取的方法是，在推行同质化媒介的过程中，用严厉的手段阻止个体间的交往、沟通。这样，同质化媒介就只是他至上而下延伸权力的媒介，而不是担当社会交往的媒介。他的具体做法是，在统一文字的同时，一方面极力“纯化”承载文字信息的媒介（书），将除医书、农书以外的技术性书籍以外的其他书尽或能销毁，即“焚书”；另一方面，他极力“纯化”使用文字的人，将一切想通文字这种媒介来表达个人性的思想、观念、情绪的人清除，或使他们因强烈的恐惧而不敢再有这种企图，其具体措施就是将敢于“妖言惑众”的儒生活埋，即“坑儒”。世界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独裁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秦始皇使用过的这种方法：将同质化媒介的社会交往（沟通）功能抽除，使之成为延伸一体化强权的传播媒介。在这种媒介体系下，普通民众既无法与传播者进行沟通，他们之间也无法相互沟通。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生活的现代都市的人的家时至少有三样东西是必备的：电视、冰箱和床。我们不妨计算一下普通人在这三样东西上投放的时间－－这三部分时间加起来几乎就是人们家庭生活的全部内容。首先，我们必须把三分之一的时间给床，把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挣钱活口。对于苟全性命不求闻达的普通人来说，余下的三分之一时间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意义－－吃冰箱里的食物和看电视里的节目。据威尔伯·施拉姆（一译“宣韦伯”）和威廉·波特在《传媒播学概论》中所说，在电视的势力如日中天的七八十年代（进入９０年代之后，电视受到了个人电脑，尤其是受到了Internet的冲击），９８％以上的美国家庭都拥有电视机，平均每天有７个小时电视机都是开着的。这就是说，每年每个家庭平均开电视机的时间在２５００小时以上，相当于１００多个整天整夜。一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１０年，等于有整整３年时间在看电视。当然电视开着的时候并非每个家庭成员都在一齐看电视，但每个人至少在这七个小时中有一半的时间在看电视。由此可以看出，电视已成为现代人主要的生活内容。《传播学概论》引康斯托克的话说： 看电视据称是比包括吃饭在内的其他活动次要的事，但电视却占去了全部的闲暇时间的三分之一－－约为闲暇时间的百分之四十。甚至各种社交活动，包括在家里和外面同他人谈话，都不能同电视在自由时间中所占的统治地位相比拟；这种社交活动只占闲暇时间的四分之一。阅读、学习和使用其他大众传媒的时间只有百分之十五。到别的地方地去做别的事－－远足、狩猎、看歌剧等－－只占闲暇时间的百分之五。电视成了美国人自由支配的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电视出现以前，再贫穷的地方也有节日，在节日里一定有与平常不同的气氛。人们暂时抛开平日的操劳、烦恼，相聚在一起，感受和想一些平日未曾感受和想过的事情，与平时难得一见的人相聚，给沉闷、灰暗的生活涂上一些亮色。按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说法，节日的重要特征就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节日就是“共同性”，是一个人在一种对于许许多多的人都具有强烈的震慑性、感染性的氛下，从日常生活的平淡、琐屑、无聊的状态进入到一种激越、庄严、充实的状态。在节日里，平时纠缠着人的事务被置之脑后，日常生活中人的身分被最大限度地淡化甚至被中止，人感受到了（虽然是暂时地）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亲密、友善的关系，人们以一种彼此相同的新的身分、新的心情、亲的面貌交往、相处。人们沐浴在一种共同的气氛中，洗去了平日的生活加在我们身上尘滓、俗念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放达之感和超凡脱俗之感。节日使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在平时感受不到的生活的意义和希，使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蝇蝇苟苟。节日让国王和叫花子都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平时所认为的那样大，在某一种尺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微不足道的－－他们是同样高贵或同样渺小，他们“本是同根生”的。不少学者和思想家都指出，“节日”具有重大文化意义（尤其是宗教意义）。一般说来，中国的节日是自然性、时令性的，如春节（被称为“大年”）和中秋节（被称为“中年”）；西方的节日是宗教性的，如圣诞节和复活节。其实中国的节日也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如过春节时的放鞭炮、贴春联和门神，过中秋时的“送兔儿爷”，只不过体现在这些活动中的宗教是一种民间宗教。无论是过春节还是过中秋节，其根本动机也都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都是追求“共同性”，即“团圆”、“普天同庆”。现代人与古代人在文化上的重要不同之一，表现为节日的宗教文化色彩越来越淡。随着宗教色彩的淡出，现代社会中的节日已经蜕变为工休日、闲暇日。现代人仍然有“礼拜日”，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礼拜日”与“礼拜”毫无关系，它仅仅是在五天工作日之后双休日中的一天。礼拜日（星期日、安息日）本来源于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教规，人在安息日是不能工作的，因为人已经用六天的时间来花在谋求“个人性”的肉体生存上，人必须用专门的时间谋求灵魂（精神）的生存，谋求与他人的“共同性”上。communication（传播、交往、沟通）一词的本义是指得到来自神的启示、讯息、信息（“信息”一词的本义也是宗教性的，指关于“信仰”的、来自神的消息），并与他人共享这样信息（被认为是神的恩赐）。祈祷、做礼拜就是这种communication行为。施拉姆在《传播学概论》的开头即谈到，夏威夷最早的居民在登上这块土地时“感到地球的震动，看见山里的浓烟和火焰以后，他们得到了帮助他们认识‘火之女神佩莱夫人’的信息，因此他们还知道了怎样通过祈祷以及祭祀和舞蹈同女神交流（communication）。”所谓节日，就是在固定的日子与他人共享某种神秘的信息，获得一种脱俗的心态。假日与节日一样，也具有这种宗教含义。在英文中，“假日”（holiday）一词由holy（神圣的）和day（日子）构成，本义即“神圣的日子”。节日和假日本来意味着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状态的新的境界和心态。随着节日和假日（现在人们把它们合称为“节假日”）蜕变为休闲日、周末，人们的精神生活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而作为“传媒之王”的电视大大助长这一变化。在电视时代，communication的意义不再与“沟通”、“交流”相关，而是与“传播”相关。电视使各种节日名存实亡。电视导致了所谓“媒介假日”的出现。所谓节日，已经被电视上的一个个“晚会”给打发了。电视使我们平常的生活更加平常，使我们过着几年如一日，甚至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一年当中，有一百多个周末之夜（每周两三个）的“综艺节目”，再加上名目越来越多的节日晚会。这意味着收看综艺节目和电视晚会成了人们过节的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也意味着节日、假日与平日已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平时人们看的是电视肥皂剧，节假日看的是综节目和晚会（此二者很难说有何区别）。比如在中秋之夜，人们不是亲朋好友一起赏月，在元宵之夜，人们不是闹元宵，观花灯，而是看各个电视台举办的“中秋晚会”和“元宵晚会”。 在那些数不清的晚会上，永远是那些烂熟的面孔，烂熟的歌舞升平和插科打浑。一个男人或女人身着异装，一手拿着麦克风，一手做着比婴儿的动作还要单调、还莫名其妙的动作，唱着永远似曾相识的悲悲切切或闹闹哄哄的歌曲，一群好似来自《西游记》里的“盘丝洞”的女子围着他或她重复着乏味到荒诞的舞蹈动作。或者，两三个人凑在一起，模仿贫穷、落后地区或暴富地区人的口音，兜售一些拿肉麻当有趣的笑料。由于第二天用不着上班，你可以看到每个电视台向你道完晚安后再悻悻然关掉电视。长年累月地看电视，不仅使你的意识、观念、语言与别人几乎一模一样，而且使你的无意识，他的梦境也与别人的大同小异。你最深刻、最美丽的梦不过是一段由杂乱无章的画面、语无伦次的歌词、无病呻吟的曲调胡乱拼凑而成的ＭＴＶ。媒介之王的温柔的铁腕已伸向了我们最个人化的生活当中，伸向了我们心灵的最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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