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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为老党员组织的弥天大罪，震慑了整个世界。这些站在莫斯科法庭前的被告，都是名扬四海的人物。他们曾与列宁和托洛茨基一起发动俄国工人群众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 是什么原因迫使这些杰出的革命家突然间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自己的政党以及工人阶级？是什么动机致使他们犯下了诸如间谍罪、叛国罪、破坏工业建设罪，直至大规模镇压工人等一系列不赦之罪？这一切，难道就是仅仅为了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吗？ 莫斯科审判使世界面临这样一个抉择：或者列宁的所有同志和亲密助手都说变成了叛徒和法西斯匪徒。或者斯大林是前所未有的阴谋家和刽子手。 各种骇人听闻的罪名使人们惶惑，而当所有被告人都在审判中低头认罪之后，这种惶惑更是有增无减。人们越来越不相信类似的审判。被告在法庭上的离奇行为，使人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假设和猜测；他们可能是受了催眠术的影响才认罪的；或者，他们的口供是被酷刑逼出来的，或者，他们曾被强迫服食大量摧残意志的药品。只有一方面是任何人连想也不愿想的，那就是斯大林是正确的，而列宁的老战友们的确犯了滔天大罪，所以才供认不讳。 当然，斯大林也明白，世界不会相信检察院空口无凭地宣布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些奠基人投靠了希特勒或日本帝国主义，不会相信这些人会千方百计地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所以，人们都期待着他会尽其所能地举出客观证据来使罪名成立，哪怕举出一条这样的证据也行。然而，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国家公诉人每次都没出示任何一件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既无密信，也没间谍性情报，甚至连一份政治宣言或者传单也没有。 可是起诉书却说。被告被指控犯下的阴谋罪，其规模是很大的。但三次莫斯科审判都拿不出物证，这不显得离奇吗？按起诉书说，这些阴谋涉及全苏联，而阴谋的参与者，据政府的猜测，还秘密潜往德国、法国、丹麦、挪威，在那些国家里秘密集会，讨论杀害苏联政府领导人和分裂苏联的计划。在苏联各地，有几十个恐怖小组和破坏小组在疯狂活动，企图谋杀领袖人物、搞爆炸、破坏工矿企业的生产。总而言之，在整整四年时间里，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蓄意搞垮国家。但是，内务部竟不能发现一片纸或其他什么物证，这又如何解释呢？ 斯大林在与几个外国作家谈话时是这么解释的：被告都是些富有经验的秘密活动家，预先就把会给他们招来灭顶之灾的罪证统统毁掉了。一贯自认为深谙暗探局和当今内务部侦缉工作的斯大林，私底里大概也免不了要嘲笑自己的解释太可笑，太经不起一驳。 沙俄时期党的地下工作者和当今莫斯科法庭上的被告们相比，从事秘密活动的经验并不比后者少。简言之，革命前的被告席上和现在斯大林制度的被告席上，坐的都是同样一批人。然而，沙俄警察局却常常在他们的秘密活动场所找到大量的材料交给法庭作为物证，证明他们从事了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在暗探局的档案里就发现了几百份党的文件，其中还包括列宁本人的书信。 内务部与革命前的暗探局一样，拥有各种各样的情报渠道，并能依靠奸细获得确凿证据。顺便指出，内务部比暗探局更能笼络“耳目”——即告密者。暗探局虽能千方百计地强迫革命者变节当好细，但却不能在遭到拒绝时用死亡来威胁他。而内务部不仅威胁，而且确实可以杀害拒绝者，因为内务部这样做并不需要法庭宣判。革命前的警察局可以把革命者本人送去流放，但却没有权力流放或加害其家属，而内务部则拥有这样的权力。 当苏联政府发布了第一次开庭公审的总结报告后，从一开始就怀疑斯大林此举纯粹是在清算原反对派首领的西方新闻界，马上就强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庭没出示任何能证明被告有罪的客观证据。西方的这种反应，使斯大林极度不安，他要国家公诉人维李斯基在下次开庭时当众进行解释。下面就是维辛斯基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召开的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会上的发言： “指控被告的罪行是被告亲手造成的……但是，我们要具有什么样的证据才符合诉讼要求呢？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您说这是阴谋案，但您的证据何在呢？……” “我敢肯定，对有关阴谋事件的案子，不能提这样的要求，刑事诉讼学中的基本法则也是这样讲的嘛。” 国家公诉人就这样括不知耻地表明，这种指控是无须任何能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这样，凡是有头脑的人就必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侦讯人员没向被捕者出示任何罪证，那么，又有什么东西迫使老布尔什维克们供认犯过按苏联法律应判死刑的大罪呢？ 如今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人，曾经多次上过沙皇的。法庭，对刑法的基本原理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明白，他们没义务证明自己有罪，相反，举证责任应由国家公诉人承担。对他们来说，最明智的对策是保持沉默，等待“案件”调查工作彻底失败。可是如今使全世界吃惊的是，这些被告人没象以往那样沉默，而是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犯过一切被强加的罪行。这种无法解释的怪现象在三次莫斯科审判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这些身陷囹圄的党员，明知侦查机关没有掌握任何有害于他们的罪证，却偏偏愿意把唯一的、有损于自己名誉的，同时又是开庭所必不可少的依据提供给起诉人：这依据就是他们自认有罪！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事办得如此认真，使得全世界的法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每一次公审时，被告们都毫不犹豫地承认犯过骇人听闻的死罪。他们骂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法西斯的走狗。他们帮检察长寻找最恶毒、最卑鄙的字眼。让他用这些词来评价他们的人格和行为……他们还设法要在这场自我诽谤的竞赛中超过同案犯，说自己是最猖狂的阴谋分子，是罪魁祸首。总而言之，他们以不可理喻的心理扮演自我控告的角色。 就这样，公诉人说什么，被告人就承认什么，甚至在公诉人大肆歪曲他们的生平事实时，他们也丝毫不予反驳。例如，季诺维也夫经受不住维辛斯基的压力，就说自己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更典型的是维辛斯基与克里斯蒂安·拉柯夫斯基的对话。拉柯夫斯基于一八九九年就投入了革命运动。革命胜利后，列宁派他担任了苏维埃乌克兰的领导人。 维李斯基：您在罗马尼亚时的正式职业是什么？您的生活来源靠什么？ 拉柯夫斯基：我是富人的儿子。我的父亲是地主。 维李斯基：这么说，您是不劳而获，靠收租过日子？ 拉柯夫斯基：我是农业主。 维辛斯基：也就是地主，是吗？ 拉柯夫斯基：是的。 维辛斯基：这就是说，不仅您父亲是地主，而且您也是地主，是剥削者，是吗？ 拉柯夫斯基。是的，我是剥削者。我收过租，而这些租子，大家都知道。是从剩余价值中获得的。 …… 维辛斯基；行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弄清您的收入来源。 拉柯夫斯基：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说明我把收入用到了什么事业上。 维辛斯基：那是另一回事。您现在还与形形色色的地主组织有联系吗？ 公诉人就这样不让位柯夫斯基说明他把父亲的遗产用来做了什么。公诉人为何这样呢？不就是因为维辛斯基清楚地知道，而且其他许多党员也知道。拉柯夫斯基把继承的遗产全部贡献出来做了革命运动的经费。他创建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和他主编的社会主义日报，都是用他的钱维持下去的。除此之外，拉柯夫斯基还赞助过其他几个国家的革命组织，并在物力方面支援过俄国的革命运动。 然而法庭竟然不准他说明自己把所得的全部遗产都献给了党：对维辛斯基来说，最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地突出一点：拉柯夫斯基有“当地主的历史”。 甚至《苏联小百科全书》也不得不指出，此人从十六岁起便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充积极投身于国际工人运动，多次被捕。应该说明，这部百科全书还是在拉柯夫斯基因参加反对斯大林的派别而被开除出联共（布）以后才出版的。这部书还指出，一九一七年五月，俄国士兵把他从罗马尼亚的雅西监狱中解救出来，因为他参加过俄国的革命斗争。 老布尔什维克们丝毫不愿为自己辩护，这固然令人生疑。更令人惊奇的是另一方面的事实；被告们在表示出对自我辩护丝毫无动于衷的古怪态度的同时，亦拼命为斯大林及其统治的英明唱高调。为斯大林炮制出来迫害他们的莫斯科一审判辩护。 季诺维也夫在最后陈述中说：“党发现我们在堕落，就对我们提出了警告。斯大林在一次发言中强调说，反对派的思想倾向会使我们头脑发热，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党……可我们没有听取这一警告。” 被告人加米涅夫在最后陈述中说： “我是第三次站在无产阶级法庭面前……前两次保住了我的命。但无产阶级的宽容是有极限的，我们现在就已到达了这一极限。” 瞧，这真是旷世罕见的怪事！这些老布尔什维克身临死亡边缘、罪责加身，非但不急救。反而尽力帮助斯大林，好象受死刑威胁的并不是他们。要知道，即使是出于一自卫本能，他们也应该在最后陈述中孤注一掷，为自己辩护。拯救自己。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把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来吹捧自己的刽子手。他们要让周围的人们相信，斯大林以前对他们太有耐心，太宽容，现在，他有权消灭他们…… 在评价他们的行为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他们这些被告都有一个不可遏制的愿望：尽快去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生存而斗争。不过。他们的方法，与那些站在真正无私而公正的法庭面前的被告们的做法不同。他们不去证明自己无罪，而是尽可能准确地信守与斯大样订下的协约：污蔑自己，吹棒斯大林。 斯大林知道。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已引起了西方的怀疑。苏联人民不久前的领袖人物突然间变成了叛徒和凶手，这的确难以令人置信。所以，自然出现了一些推测，说这些人是在遭受严刑拷打之后才答应站污自己的，说斯大林完全是在借诉讼程序来掩盖其滥杀无辜的罪行。因此，斯大林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消除人们的这种印象。但究竟怎么办呢？如果他们竭力去证明老党员们没受过刑，那反而会加深怀疑，使那些猜忌的人更加确信动过刑。结果，在后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出来申辩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被告本人。他们亲口否定了受过刑的传言。 比如，布哈林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发言时，就驳斥了那些关于他和其他被告受过刑、被施过催眠术以及被灌服过麻醉剂的说法。他把这些流言蜚语指责为不合实际的神话和实实在在的反动寓言。 令人奇怪的是，布哈林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外国新闻界在报导他的情况呢？众所周知，在苏联任何人，即使是有行动自由的人，都不可能得到外国报纸，更别说是在押犯了！ 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素以机智闻名的被告人拉狄克，也极力为斯大林的侦讯机关申辩，甚至好象做得过了头。他在审判大厅里发言时说： “两个半月来，我一直在折磨审讯员。现在有人问我在审讯过程中是否受过折磨。我必须回答他，我的情况恰恰相反：是我在折磨审讯员，而不是他折磨我。” 何等少见的奇论：老布尔什维克竟然为世界人民不相信他们有罪而万分恼怒。他们大发脾气，居然是因为其他国家的人民还继续把他们看作是正派人，是斯大林酷刑下的牺牲品；居然是因为人们根本不把他们视为间谍、叛徒和杀人犯。眼看斯大林就要他们脑袋开花，他们却还要为这个死敌大鸣不平，唯恐世界各国把他视为无耻的大骗子，说他是强迫他们自我污蔑和相互诽谤的恶棍。 莫斯科审判有一个特点，就是被告人、公诉人和律师三方面的说法如出一辙。他们都极力证明，苏联人民所遭受的一切灾难，如饥饿、铁路线上连续不断的车祸、工矿里使大量工人死于非命的大事故、农民的暴乱以及大批牲畜的死亡——这一切都是被告的罪过。同时，他们还要证明，只有斯大林才是人民的救星，“世界的希望”。被告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其内容一模一样。辩护律师的发言则纯属是对被告的攻评，其尖刻凌厉比诸国家公诉人的发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管维辛斯基已经指出侦查机关还没能找到确凿证据，而指控仅仅是建立在被告的坦白之上的，可是律师布芬德仍然在法庭上声称： “审判官同志们，本案中的全部事实都无可争辩。检察长同志的讲话是完全正确的。他说，无论从本案的证据，或是从证人的证言看来……均已证明这全部属实，因此，辩护一方不打算再就此问题向公诉一方提出异议。” 另一辩护律师卡兹纳切也夫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时说； “不仅被告的口供，而且我们所掌握的大量证据，都已证明本案完全属实。被告人的滔天大罪真是馨竹难书！” 听了这些活，任何人都会这样想；所谓的辩护人在说出这种话时，一定羞得无地自容，极力躲避其当事人的眼睛，而他们的当事人，也一定会向他们投以愤怒的目光，因为他们对辩护人如此信任，可是到头来却发现是受了卑鄙的欺骗。然而实际上根本没这回事！辩护律师不会受到良心谴责，被告人也根本不会为此而愤怒。参加莫斯科审判的人都知道，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律师还是当事人，无论检察长或是法官。都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而只能严格按照早已准备好的台词，扮演自己的角色。他们每个人都面临着生死攸关的抉择。对于被告人来说，这个抉择是，或者扮演刑事犯的角色，或者是不仅给自己；而且给家人招来杀身之祸。而对公诉人和审判长：或者是顺利地按斯大林的指令将这场审判闹剧演完，或者是因一点点会使人们怀疑此案办得不光彩的失误而白白断送性命。至于辩护律师，则必须准确无误地执行检察长交给他的秘密指令，否则，将与当事人同罪…… 斯大林的目的之一，是杀鸡儆猴，恫吓那些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和仍在同情反对派分子的共产党员。他要他们明白，谁胆敢反对斯大林的专制，谁就要遭厄运。为配合这一目的，他还要被告们亲自向全党发出明确无误的警告。 被告人博古斯拉夫斯基说。“我是从一件乍看似乎无罪的小事开始的……如果你们有一天走错了路，犯了错误，而且还执迷不悟，那么就正如公诉人昨天所说的那样，你们就可能而且必定会堕落到法西斯反革命的泥沼中去，就象我们现在这样。” 被告罗森霍尔茨的一席话也反映出了斯大林的威胁；“谁若稍微偏离了党的总路线，他的下场就一定是可悲的、不幸的！” 斯大林在确定审判闹剧的台词时，抑制不住自我吹嘘的狂热冲动。正因此。每一个演员自然就会在审判过程中表达出自己的爱与憎、理智和感情。 为此， 维李斯基把自己的起诉词装点上大量的赞词， 诸如什么“伟大的”、“天才的”、“英明的”、“最敬爱的”等等。有一次，他是这样结束发言的： “我们和我们的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在我们敬爱的领袖和导师——伟大的斯大林率领下，沿着一扫旧时代残渣余孽的光明道路向前、向前，直到共产主义！” 布哈林在法庭上感慨无比：“他（自然是指斯大林——作者）是人类的希望！他是伟大的创造者！”另一个被告罗森霍尔茨则高呼。“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不屈不饶、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的光荣传统万岁！让我们继承这独一无二的光荣传统。在斯大林领导下走向光辉的未来！” 辩护律师也不甘落在检察长和被告们的后面。律师科姆莫多夫慷慨激昂地说道：“谈到有人阴谋反对斯大林的领导，那么我要说，一亿七千万人民将为保护自己的领袖而筑起爱戴、尊敬和忠诚的铜墙铁壁，它是任何力量也攻不破的！永远永远也攻不破！” 这些乱七八糟的胡言乱语、宣传口号和自我吹嘘就是斯大林所谓的客观公正的审判！ 每一个阅读过或者哪怕是浏览过莫斯科审判正式速记记录的人，大概都已发觉，这些记录锋芒所指，主要都是托洛茨基。斯大林特别仇视托洛茨基。这种仇恨，在一九二九年一托洛茨基被驱赶到国外之后，在斯大林感到自己鞭长莫及之后，变得更加疯狂。 由于不能把这个参加过一九零五和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的杰出领导人与列宁的其他老战友同时处死，斯大林只得强迫莫斯科审判的全体参加者——被告人、检察长和律师，把托洛茨基骂得狗血淋头，把他定为罪魁祸首、道德败坏者，以此来暂时满足自己的复仇欲。 为了把托洛茨基说成是一切“反革命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斯大林凭空捏造出一个“阴谋联系网”，说这张网是从丹麦、法国和挪威伸向苏联的。因为托洛茨基曾在这几个国家居住过。 斯大林胡诌托洛茨基与“反革命地下组织”之间有两种联系方式：一、托洛茨基与这个地下组织的苏联领导人秘密通信；二、这些领导人离开苏联专程前去向他汇报工作和接受新的指令。 我们已经知道，在三次莫斯科审判中，国家公诉人都无法出示一封所谓的“秘密信件”，尽管他说这种通信持续了好几年。更何况法庭所要证明的是“阴谋家们”的的确确与托洛茨基多次，而不是一次的秘密碰头。为了使这一说法站住脚，内务部领导授意哥尔茨曼、皮达可夫和罗姆三名被告，要他们在审判厅内坦白罪，说自己曾分别于不同时间与国外的托洛茨基见过面，并从他那里接受了给地下组织的命令。斯大林想，这三名被告的口供出来后就会变成钢鞭材料，必定收效不小。然而，结果却完全出乎斯大林的预料，这几次与托洛茨基会面的所有重要细节，统统经受不起任何推敲。这样一来，三名被告有关与托洛茨基会面的“口供”，就失去了一切法律上的效用。 斯大林在这件事上惨遭失败，其原因非常清楚。托洛茨基自从一九二九年被逐出苏联后，一直侨居国外。因此，他只有在国外才能与阴谋分子们见面。斯大林被捏造这些会面的念头迷住了心窍，居然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内务部的权力还没扩展到国外，它无法剥夺外国澄清事实、查明真象的权力。要在这种情形下导演一出以“阴谋者”与托洛茨基会面为背景的审判闹剧少无疑要担负天大的风险。 果然，一场揭露斯大林谣言的运动在西方展开了。 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哥尔茨曼供认说。他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因公到柏林出差时，曾秘密地在那里与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谢多夫会面，并按阴谋组织内一个领导人（伊·尼·斯米尔诺夫）的委托，将一些文件和以后联系的密码交给他转送托洛茨基。第二论会面时，谢多夫建议哥尔茨曼同他一道去见住在哥本哈根的托伦茨基。 “我当时就同意了”，哥尔茨曼在法庭上供认道，“但我提醒他，为了不招人耳目，我们不能两人同行。我和谢多夫商定，我过两三天去哥本哈根，住“布利斯托里”饭店，并在那里与他见面。我离开车站后便直奔饭店，在登记处见到了谢多夫。十时左右，我们就动身去见托洛茨基。” 哥尔茨曼还承认道，托洛茨基告诉他：“……必须除掉斯大林……必须精心挑选合适的人去执行这一任务。” 当哥尔茨曼的供诉见报后，托洛茨基马上声明那全是谎言，并立即通过外国新闻社向苏联法庭和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提出要求。让他们问问哥尔茨曼，他是以什么身份、什么名字进入丹麦的。 维辛斯基当然不会向哥尔茨曼提这些问题。他知道，丹麦当局对所有入境的外国人都要进行检查，把名字和身份登记下来，所以，维辛斯基担心西方记者会在丹麦四处查讯。那样一来，整个谎言就将昭然若揭。同时，哥尔茨曼的供诉对于整个审判又非常重要。它是对其他被告起诉的依据。起诉书说（后来的判决书又对此予以肯定），这些被告是恐怖活动的实施者，托洛茨基从哥本哈根给他们发出的命今，正是通过哥尔茨曼转达的。 法庭判处全部被告人死刑。哥尔茨曼也不例外。一九三六年八年二十五日，即作出判决的第二天，这些被告就被枪决了。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象常言所说的那样。“死无对证”。斯大林和维辛斯基以为，他们的审判闹剧将因此而成为永世不解之谜，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九月一日（枪决“阴谋分子” 之后不到一个星期！ ），丹麦政府的官方报纸《社会民主》就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消息：“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在一九一七年就因大楼拆除而关闭了；可是哥尔茨曼却说，他在一九三二年在那里与谢多夫碰头，尔后又一起从那里到托洛茨基的住宅去，这怎么可能呢？ 全世界各大新闻社立即转载了这一重要消息。各方面的人士，无论是敌人还是疑惑不解的朋友，纷纷向莫斯科质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是斯大林对此始终保持沉默。 在美国，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约翰·琼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调查莫斯科强加给托洛茨基的罪名。小组在仔细研究过“哥本哈根事件”的事实材料之后，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 “事实证明，在一九三二年，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里”饭店已不复存在。因此，哥尔茨曼显然不可能与谢多夫在这家饭店里见面。可是他却声称。他与谢多夫约定，他要在这家饭店“住下”并在那里与谢多夫会面，而且说，这次会面确实是在这家饭店的登记处进行的……” “我们有权肯定……哥尔茨曼没有在那里与谢多夫会面，也没有与他同去见托洛茨基。哥尔茨曼没在哥本哈根见过托洛茨基。” 除揭穿了哥尔茨曼的“供诉”之外，该专门小组还绝对淮确地查明，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到十二月二日这段时间里，即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谢多夫根本不在，也不可能在哥本哈根。象约翰·琼组织的这样一个未经国家授权、不能查阅国家档案并不能雇佣私人侦探的专门小组，能收集到如此众多而又不可争辩的证据，的确十分不容易。这些证据主要是涉及谢多夫与哥尔茨曼会面的。在此，我仅引用两条证据。 第一条，是当时在柏林最高技术学校学习的谢多夫的成绩册、有校方签字盖章和教师签名的考卷，注有日期和签字的考勤簿，——这就证明，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儿子一直在柏林考试。 第二条。是谢多夫给父母写的私信。这些信不可置辩地证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三日。他的的确确在柏林。下面就是他父母快离开丹麦时。他写的一封信。 “尊敬的父母，你们在距离柏林总共只有几小时路程的地方还能呆一天半了，可我不能前来看望你们！德国人不愿意因我暂离柏林而延长我在德国居住的时间，德方不同意，我就得不到丹麦的入境签证、即使德方同意给我签证，也是要我离开后就不再返柏林。” 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即谢谢多娃·托洛茨卡雅在离开丹麦那天从埃斯堡寄给儿子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有邮局的邮戳：“埃斯堡、三二年十二月三日。”谢多娃·托洛获卡雅伤心地写道，他们母子不能在离别前再见一面了。结尾时她说：“我仍旧盼望出现奇迹，让我能同你在此见一面。” 斯大林得知丹麦报纸报导了哥本哈根“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已不存在的消息后，简直气疯了：“真见鬼。你们怎么想出这么个饭店。应该说他们在车站见的面。车站是拆不掉的！” 斯大林命令亚果达进行调查、查出是哪些内务部人员如此粗心，使得整个审判威信扫地，并要求亚果达把名单报上去。亚果达怀着一线扭转败局的希望，立即将内务部外事局一个颇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派到了哥本哈根，要他在现场观察一下，看看内务部能否在那里做些手脚，洗掉耻辱，或者，哪怕使这件如此丢人的丑事得到一丁点补救也好。但这个工作人员却空手而归。许多参与此事的人都大为不解。这究竟是怎么搞的，内务部怎么会为如此重大的案件达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布利斯托里”饭店？要知道，哥本哈根的饭店多如牛毛，还愁没法选择的！斯大林的要求而专门进行的调查，弄清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当哥尔茨曼忍受不住酷刑拷问而终于同意在强加于他的一切罪名下签字时，审判闹剧的组织者便要求手下人选择一个供哥尔茨曼与谢多夫会面的地点，而且，这个地点必须便于前往托洛茨基的住所。 叶若夫认定，最合适的地点是饭店。但究竟选哥本哈根的哪一家饭店，则将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局提供的材料来定，因为所谓的第一局是专门收集外国情报的。然而，负责审判准备工作并为其提供“技术保障”的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却认为，直接向外交部索取哥本哈根的饭店名称的作法不大稳妥。他知道，饭店名称很快就将在审判中出现，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很可能会由此而猜出其中之奥秘。可是莫尔恰诺夫这次是过份聪明了。他命令秘书给外交部第一局打电话，要他们提供几个在奥斯陆和哥本哈根的饭店名称。他这样做，是为了给第一局造成一个假象似乎找饭店是为了给派往斯堪的那维亚的内务部重要人员们安排住处。 莫尔恰诺夫的秘书照办了。但是．他在为上司打印所获得的饭店名单时。却没分清那些饭店在奥斯陆，那些饭店在哥本哈根、从而铸下了危及整个审判的致命错误。而莫尔恰诺夫又偏偏选中了“布利斯托里”。其实，这个饭店是存在的，不过是在奥斯陆，而不是在哥本哈根。 这种情况，哥尔茨曼又如何能知道呢，尽管他承认与托洛茨基联系过并将供诉书上签了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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