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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只限于扼要地叙述一些官方的调查和审判材料，并将注意力放在那些能揭示莫斯科审判实质的情节上面。现在，应该把读者引向这些审判闹剧的后台，一步一步地让读者看清，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多幕骗局是如何编排出来的，斯大林及其打手们又是采用何种手段把一批批杰出的革命斗士和革命领袖变成了百依百顺的傀儡，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木偶戏。 一九三六年初，莫尔恰诺夫召集近四十个有名的“机关”工作人员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到会者有内务部里最重要的几个局的头头及其副手。 莫尔恰诺夫向他们宣布。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集团，其头目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反对派首领。这个阴谋组织几年来一直在秘密活动．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都建立了恐怖小组。阴谋组织的目的是杀害斯大林以及所有政治局委员。然后夺取国家政权。莫尔恰诺夫在扼要叙述被揭发的阴谋集团的特点和规模之后。又向与会者传达了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的命令，即除各局的正副局长外，其余的与会者都要离开现任职务，听从内务部秘密政工局的分配，开展侦讯工作。他强调指出，斯大林将亲自监督调查的进展，而中央书记叶若夫则是斯大林的助手，协助他督促调查工作的进行。这样，当把这一责任重大的任务交给了内务部各机关。并要求侦讯人员们在工作过程中始终不忘自己既是一个契卡，又是一名党员。 莫尔恰诺夫明确无误地告诫与会者。说斯大林和政治局都确认，指控阴谋组织头目们的一切罪行都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每一个侦讯人员的任务只在于获取被告人彻底坦白的口供。如果阴谋分子一口咬定说自己不在犯罪现场，从而否定自己有罪，侦讯人员不得予以理睬，因为这些人虽然身在狱中，却千方百计地对外面的恐怖组织发号施令。此类事情早已屡见不鲜。 莫尔恰诺夫将与会者分为几个侦讯小组。向他们交待了即将开始的侦讯工作的技术性细节和协调整个工作的程序。最后，他宣读了由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拟定的秘令，警告侦讯机关不得对被告施用任何非法的刑讯手段，如威胁、许诺、或者恫吓。 听了这一切，与会者们全都惊呆了，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疑问：如此庞大的阴谋组织居然在没有他们的直接参与下就被揭露出来了，这有可能吗？要知道，内务部的一切业务活动和整个监视反对派分子一切行动的秘密情报网，都是他们一手掌管的。他们放过了这样大一个阴谋组织。竟然没受到任何指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揭露阴谋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更何况现在已经查明这个阴谋组织已经存在了好几年…… 面临的审判提纲及其准备程序，一都是由斯大林和叶吉夫仔细研究并亲自制定的。而这一行动的实际执行者，是内务人民委员亚果达。 按照斯大林的计划，应该先把在流放中和各地监狱里的近三百名众所周知的原反对派成员弄到莫斯科来进行“加工”。这样一来。就将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囚犯会屈服，会承认自己参与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阴谋。然后，再以这五六十个人中选出几个来交给审判的组织人，让审判组织人利用这些人的供认，将审判矛头直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用威胁、许诺或者其它刑讯手段。迫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两个活动家承认自己在领导阴谋集团反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 为了尽快实现斯大林的计划，内务部决定把手下的几个内奸送进监狱去冒充被告人，这几个特务将在预审中和法庭上说自己是阴谋参与者，并供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他们的头目。 侦讯领导人手中早已有一个“人才储备库”。里面有瓦连京·奥利别尔格——内务部秘密特务；伊萨克·获因霍尔德——苏维埃高级官员，与加米涅夫有过私交；里哈德·康克尔——过去当过季诺维也失的秘书处负责人。这三人在第一次莫斯补审判的侦讯准备工作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奥利别尔格作为内务部外事局的特务，曾一度在柏林的德国托洛茨基分子中间进行间谍活动。当任秘密情报员。一九三O 年，他受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德国情报站站长的派遣， 企图混入托洛茨基的秘书处去工作。 当时，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但这一企图未能得逞：他无法获得托洛茨基的信任。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将奥利别尔格召回苏联，暂派他到塔吉克斯坦去当教师。奥利别尔格在那里的斯大林纳巴德没混多久，很快就被外事局召去执行国外任务。他被派往布拉格，监视以捷克斯洛伐克为基地的德国左翼政党的活动。 一九三五年，奥利别尔格再次被召回苏联，很快就调到莫尔恰诺夫领导的内务部秘密政工局工作。那时，中央委员会和“机关”正在致力于处理最高党校内拥护托洛茨基情绪日益高涨的问题。党校的学员们学过马列的“原著”后，渐渐明白了被斯大林斥为异端耶说的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是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高尔基师范学院出现的情况最为严重。学员们成立了研究列宁和托洛茨基著作的秘密小组。党内一些被查禁的文件，包括著名的“列宁遗嘱”，也在校内秘密传开。奥利别尔格被认为是最有经验的特务之一。因此，内务部特委派他到这所师范学院去工作。 在苏联，高级党校教员的挑选工作特别仔细。只有绝对可靠、从没参加过反对派而且受过党的高等教育和教育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才有资格到那里工作。每一个被指定担任这种教育工作的人、其历史和个人履历都要经过原属单位各级党组织和人事处的反复审查，然后将汇集起来的材料送到内务部和党中央派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查证核实。 假如没有特别关照的话，奥利别尔格显然永远也达不到上面那些严格的要求一他不是俄共（布）党员，甚至连苏联公民也不是。从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官方速记稿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立陶宛人，而且，他作为旅游者到苏联时所持的洪都拉斯共和国的身份证，也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用钱买的。除此之外，奥利别尔格没受过高等教育。仅凭这一条，他就没有资格在社科教研室里当一名教员。但尽管如此，莫尔恰诺夫仍然强行要中央最高党校人事处接受他委派的人，指出他的特工人员能够而且必须在高尔基市工作。后来，中央补发了任命奥利别尔格为革命运动史教师的书面命令。 然而，任命奥利别尔格的事情仍相遇到了许多麻烦。他刚到高尔基市时。被介绍去见一个名叫叶林的人。此人是州党委委员，在党内的工作就是结识所有新上任的教师，指导他们如何处理政治问题。在与叶林的交谈中，奥利别尔格回答问题时头绪混乱。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又矛盾百出，最后只得承认自己根本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联共（市）党员，而且还不是苏联公民。叶林怀疑奥利别尔格伪造证件，马上就把这个情况何高尔基市的内务分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莫尔恰诺夫知道此事后，手忙脚乱地直向中央挂电话。叶若夫召见了叶林。命令他别找奥利别尔格的麻烦。“就让他在学院里教课吧！”这个插曲，我们在后面还要看到，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时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并导致了叶林的被害。 一九三六年初，当第一次审判的准备工作全面展开时，莫尔恰诺夫就以奥利别尔格充当内应，要他在扮演被告的角色时，做出假口供，以陷害列夫·托洛茨基以及那些已经被捕，又为斯大林决定将其送上法庭的老布尔什维克。 要奥利别尔格充当这一角色无须施加什么压力。给他的解释十分简单。因为他在与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中表现出色，所以才选他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他应该帮助党和内务部消灭托洛茨基主义，应该在即将开庭的审判中，揭露托洛茨基为反苏联政府的阴谋组织者。同时、奥利别尔格还被知会，无论法庭给他判什么刑。他都将被释放。然后到远东地区去担任一个重要职务。 奥利别尔格在内务部认为有用的全部“审讯笔录”上签了名。他甚至签字承认：（他）奥利别尔格，是由谢多夫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派到苏联来组织谋杀斯大林的恐怖活动的。到苏联后，他就开始在高尔基市当教师，在那里与其他托派分子建立了联系。他们共同制订了谋杀斯大林的计划。据奥利别尔格交待，这个计划的内容是：派一个由坚定的托派分子组成的学生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参加“五·一”游行。借这些学生之手，趁斯大林象往常那样站在列宁墓上的时候，杀死斯大林。奥利别尔洛还供认自己是盖世太保的间谍，并且托洛茨基也知道这一情况。 为了彻底粉碎“托洛茨基的阴谋”，莫尔恰诺夫还命令奥利别尔格把自己的一些私人好友也说成是恐怖分子，而这些人大都是因受希特勒迫害干一九二三二年逃到苏联来遇难的立陶宛人和德国人。这些出卖朋友的要求，使奥利别尔格大出意外。他理解斯大林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是出于什么动机，但他弄不懂神通广大的内务部为什么要收罗假证据来迫害那一小部份有幸在苏联避难的逃亡者。奥利别尔格恳求莫尔恰诺夫别强迫他污蔑自己的朋友，但莫尔恰诺夫却提醒他；必须执行命令。不得加以指责。 奥利别尔格本来既不勇敢，更无坚强的意志。尽管他知道自己仅仅是个假被告。今后也只是个假罪犯，但残酷的铁窗生活和此案其他被告的绝望。早呼破了他的胆。他担心，抗拒莫尔恰诺夫的命令会使他这个假被告马上变成“真正的”被告。所以，他最后还是在要求他作证的一切材料上签了字。 在官方关于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总结报告中所提到的人中间，只有一个是奥利别尔格的朋友，即一个名叫佐罗赫·弗里德曼的年轻人（奥利别尔格说他是“盖世太保的特务”）。然而，在内务部那些未公布的，具有奥利别尔签字的审讯笔录中，我还看到了其他人的名字。那些人全是他奉命加以污蔑的老朋友。我记得很清楚，其中有贝霍夫斯基兄弟，两人都是化学家。莫尔恰诺夫之所以要利用这两人。是因为恐怖活动需要“制造炸弹”的罪犯。还有一个人名叫哈茨克·吉列维奇。他的罪名是企图杀害继基洛夫之后接任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的日丹诺夫。 伊萨克·赖因霍尔该是内务部手中的另一件很有威力的武器。我早在一九二六年就认识了此人。他三十八岁，身材魁梧，生动的脸膛颇有诱惑力。他衣著考究，从外表上看丝毫不象苏共党员，而象是革命前的贵族。 尽然不是老党员，赖因霍尔德却凭着自己那超群的能力和与财政人民委员格里哥里·索科里尼柯夫的亲戚关系，在政界里青云在上，身居要职。二十九岁时。他就成为了苏联经济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与法国政府的谈判，并当上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办事员。在索科里尼柯夫的别墅里。赖因霍尔德结识了许多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加米涅夫。与成千上万的年轻党员一样，赖因霍尔德起先倾向于反对派，但很快就离开了，再也不参加党内外争，而把全部精力用去搞行政工作。被捕前，他是棉纺工业总管理局局长。 一九三六年初。内务部领导们协同叶若夫为面临的审判挑选“被告”候选人时，赖因霍尔德也被选中了。原因很简单：他与加米涅夫和索科里尼柯夫有私交，正好可以被利用作证人来加害两人。另外，赖因霍尔德曾站在反对派一边。虽然时间很短，但仍可以利用这点来对他进行讹诈。 赖因霍尔德就这样被捕了。侦讯人员向他宣布：内务部掌握着加米涅夫拉他加入恐怖组织的材料，所以要他揭露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说他们是阴谋反对苏联政府的头领。莫尔恰诺夫千方百计地想让赖因霍尔德相信，只要揭露了这些人，他就可以保住性命。然而赖因霍尔德坚决否认参加过任何阴谋活动，并极力向莫尔恰诺夫证明。在一九二九年以前，他还从没见过加米涅夫。 莫尔恰诺夫一无所获，只得把赖因霍尔德交给由内务部行动局第二把手切尔托克负责的审讯小组。切尔托克是个臭名昭著的无赖和迫害狂。他和他的手下与赖因霍尔德苦战了将近三个星期。他们对他进行持续不断的审讯。有时，一次审讯就长达四十八小时，中间不准休息，不准吃饭，也不准睡觉。有时，他们利用他对家庭的眷恋之情。当着他的面，在逮捕他全家人的拘票上签字。然而，要摧残赖因霍尔德的意志和钢铁般的身体，三个星期的时间还不够。 在用尽所有常用的刑讯手段之后，莫尔恰诺夫按叶若夫的示意，设下了这样一个圈套。他们让赖因霍尔德安静了几天，然后，在一天半夜，突然将他从床上提起来送到审讯员面前，送给他一份内务部特别委员会的假判决书。在这张盖着官方大印的纸上写道，伊萨克·赖因霍尔德因参与托一季阴谋活动被判处枪决，其家人全部流放西伯利亚。 这时，莫尔恰诺夫就作为赖因霍尔德的老熟人，出面相劝，要他写一份请求宽怒的申请书，并直接交给党中央书记叶若夫。他说，这样一来叶若夫就将下令推迟死刑执行日期，并将案子复审一次。赖因霍尔德听从劝告、马上给叶吉夫写了一份很长的申请。 第二天夜里，莫尔恰诺夫又将赖因霍尔德叫去，说叶若夫已看过申请，并愿意下令撤销特别委员会的判决，但有一个条件，即赖因霍尔德必须答应对“揭露托一季匪帮的罪行”的侦讯工作提供帮助。这样一来，就等于让赖因霍尔德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若拒绝招供，不想加害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自然就会导致死刑马上执行，相反，若同意按审讯要求供认一切，就意味着得救。莫尔恰诺夫深信，受到死亡威胁、命在旦夕的赖因霍尔德肯定会死死抓住叶若夫给的稻草不放，可实际上，赖因霍尔德比莫尔恰诺夫所预料的要勇敢得多。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他同意在任何供认上签字，不管那些供认是污蔑他自己或是诽谤别人的，但有一条前提条件，即必须由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叶若夫亲自向他宣布。党认为他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是党的利益需要他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下签宇。莫尔恰诺夫警告他说，提出任何反要求的企图都可能被看作是拒绝接受叶若夫的条件，这样做不会有好下场。可是，赖因霍尔德坚持己见，不肯让步。 次日，莫尔恰诺夫将赖因霍尔德的情况向亚果达作了汇报。莫尔恰诺夫急于弄到一些有关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罪证，倾向于接受赖因霍尔德提出的条件。但亚果达却坚决反对。他禁止莫尔恰诺夫与赖因霍尔德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做交易”，深信如果再让赖因霍尔德在死亡线上挣扎一段时间，无须让步，他也会缴械投降。 然而时间不留人。斯大林迫不及待地等着侦讯结果．可内务部弄到手的只有一份可以作为证据来指控托派被告人的供诉，而且在上面签字的还是内务部的奸细奥利别尔格。更糟糕的是，这份供诉中没有任何可以危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声誉的材料。因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使侦讯工作摆脱窘境。 叶若夫终于亲自插手此事了。 他感到惊奇的是， 为什么内务部就只知一味地“走正门”。叶若夫将赖因霍尔德从牢中召去，以中央名义向他宣布，赖因霍尔德只要帮助内务部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能证明自己的无罪和对党的忠诚。这次谈话之后，赖因霍尔德的表现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本是审讯员切尔托克的死对头，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了他最热心的助手。审讯机关要求他在什么供诉上面签字，他就在什么上面签字，甚至还帮助侦讯人员修改自己的假供诉。 赖因霍尔德与奥利别尔格相反，根本不过问自己可能被判处什么刑。他把一切都寄托在斯大林和叶若夫的人品和良心之上。下面我们就将看到，赖因霍尔德为内务部准备虚构的审判提供了多么大的帮助。在法庭上，他不仅是内务部时主要武器，而且还是检察长维年斯基的得力助手。在被利用的人当中，赖因霍尔德发挥的作用之大，是奥利别尔格远远不能相比的。作为一个外国人并常住在国外，奥利别尔格不可能成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老一代党的领袖们的“敌对活动”的直接见证人。相反，赖因霍尔德身为苏联政府高级干部，却完全有可能参与同原反对派领袖的秘密会谈。 赖因霍尔德甚至在这样一份认罪书上签了字。作为托一季组织的成员，他曾准备杀害斯大林，并在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巴卡耶夫的亲自领导下，“创造性”地展开了犯罪活动。除此之外，赖因霍尔德达作证说，杀害基洛夫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手策划的。恐怖活动不仅针对斯大林，而且还将危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领袖人物。 他这个“证人”的作用之大，竟使审判闹剧的组织者们决定突破先前的设想。让他的口供不仅仅局限于陷害加米涅夫和季偌维也夫。现在，有他签字的供拆几乎涉及到所有的老党员，这些人往后统统将被送上法庭。按叶若夫的要求，他还在供诉中污蔑了原苏联政府首脑李可夫，原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托姆斯基，并对伊万·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帕尔·瓦加尼扬进行了诽谤。 赖因霍尔德与侦讯工作领导人的合作走得太远了，竟使他们一时忘记了他也是一个被告。使此，在赖因霍尔德时“证言”中出现了一种怪现象、这些供诉听上去似乎不是出自于一个不久前还蓄意杀害斯大林的死不悔改的恐怖分子之口，而是出自于一个义愤填膺的公诉人之口。他无比愤慨地将他参与过的所谓阴谋组织说成是“不择手段破坏国家强盛的反革命集团和由杀人犯组成的匪帮”。 赖因霍尔德的供诉经内务部经济局局长米隆诺夫以及阿格拉诺夫的仔细审查后，由亚果达转给了斯大林。第二天，斯大林批准了这些材料。并在上面做了一处使内务部领导人极度惶恐的修改：赖因霍尔德在供诉中说，季诺维也夫坚决主张杀害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塞洛夫．可是，斯大林亲笔将莫洛托夫的名字划掉了。 亚果达不敢多问，只得吩咐侦讯小组负责人在提取被告有关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口供对，别再提到莫洛托夫的名字。显而易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间出现了裂痕，因此，莫洛托夫随时都可能从国内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就象斯大林以前的宠臣，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席司尔佐夫的下场一样。内务部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斯大林任何事情都做得出来。今天，他从阴谋分子所要杀害的牺牲者名单中把莫洛托夫一笔划掉，那么明天，就会将他列入这个阴谋参与者的名单里，说他蓄意杀害“领袖”。 鉴于这一插曲有助于说明莫斯科审判，是斯大林的整个政治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将在后面的章节里专门加以揭露。 斯大林还对赖因霍尔德的供诉作了另外一些修正。有的修正还象样，但更多的改动却显得不论不类，内务部领导们在反复诵读时，往往忍不住要露出嘲讽的冷笑，要不然就低声嘻笑一番。比如，赖因霍尔德在供诉中交代说，季诺维也夫坚决主张杀掉斯大林和基洛夫，而斯大林在读过这一段之后，又附了一笔：“季诺维也夫声称，光砍掉大橡树还不够。周围长出的小橡树，也必须连根拔掉”。 后来，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在法庭上把这一比喻有声有色地重复了两遍，讨得了斯大林的欢心。 在另一段供诉中。赖因霍尔德污蔑加米涅夫曾极力论证采用恐怖手段的必要性。斯大林在此又加了一句仿佛是加米涅夫本人说的话。“斯大林的统治，象花岗石一样坚硬，所以盼望这块花岗石会自行破碎的想法，是愚蠢透顶的。换言之，就是必须去砸碎它。” 审判组织者手中还有另一件武器，那就是里哈德·皮克尔。他不是老党员，侦讯小组之所以需要这个人，仅仅因为他担任过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处主任。叶若夫和亚果达认为，这一情况必然会使皮克尔诬陷季诺维也夫的供诉具有说服力。 我十分了解皮克尔。他心地善良、待人和气，生来多愁善感，年轻时还写过一些抒情诗，后来改写散文，是苏联作协的成员之一。 皮克尔曾积极参加过国内战争，是第十六军政治处主任。他与赖因霍尔德一样，也加入过反对派。但时间不长，与反对派决裂之后，他就再也没得到重用。被捕前，是莫斯科室内剧团的经理兼党委书记。皮克尔爱好戏剧，非常满意自己的工作。他远离政治活动，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搞文艺创作。同时还搞一些有剧团青年女演员参加的风流事。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扑克迷，而且主要是与内务部的一些重要干部玩牌。这个圈子里的人都很喜欢他。把他称为牌场高手和“好交际的小伙子”。而且，他还受到这些人的妻子的热心关照。 星期日，皮克尔常常在这些身居要职的契卡工作人员的郊外别墅里厮混，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们的专用汽车和其他生活福利。一九三一年的整个夏天，他都是在莫斯科州内务分局局长那幢邻近斯大林府邸的别墅里度过的。由于内务部这些朋友的关照，他曾两次到国外作愉快的旅行。一次到欧洲，一次去南美。 皮克尔的朋友们得知叶若夫和亚果这决定要把他作为被告送上审判台时，都为他感到由衷的难过。他们极力为他求情。但毫无作用。不过，当亚果达告诉他们，皮克尔不会去集中营服刑之后。他们也就对必须逮捕他的决定听之任之了。亚果达也没说空话，皮克尔后来被送到内务部管辖的一个大建筑工地去当了个施工主任。 皮克尔因突然被捕而吓得丧魂落魄。不过，他尽管生来脆弱，但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抗拒侦讯员的逼供。亚果达决定求助自己手下那些与皮克尔有交往的部下。这些人都是内务部各处的处长，如盖伊，沙宁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于是，从那以后， 审讯在皮克尔看来意象是过家庭生活一样， 再也没有人凶神恶煞地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参加反对派有多长时间？”再也没人要他坐在内务部人员的面前， 称后者为什么“侦查员公民” 。他完全可以随随便便地叫他们的小名：“马克”、“舒拉”、“约希亚”。如果再往桌子上放一副扑克，那一切看起来就跟他没被捕以前一个样，可以病痛快快地玩玩牌。然而。此时坐在“马克”、“舒拉”、和“约希亚”对面的皮克尔，毕竟是犯人。他们开诚布公地告诉他，他们无法救他出狱，因为这是“上面的要求”，但如果他愿意帮助内务部，以自己的供述来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就敢为他担保：无论祛庭判他什么刑，他们都不会让他去集中营，而保他“监外”服刑，到伏尔加河边一个大工地去当主任。 皮克尔屈服了。他只请求让他见见亚果达，以证实这一切许诺。亚果达同意与皮克尔谈话，并十分慷慨地保证一切许诺都将兑现。这以后，皮克尔被转送到米隆诺夫手下，后者为他拟了一篇供诉，并要他签字。在米隆诺夫的办公室里，皮克尔同以前的老朋友赖因霍尔德见了面，后者也属米隆诺夫差谴。就这样，皮克尔接受了在未来的审判闹剧中担任一定角色的任务。 在米隆诺夫为他准备的供诉中，皮克尔承认在季诺维也夫的一再坚持下。他和巴卡耶夫、赖因霍尔德一块进行了刺杀斯大林的准备。他还为赖因霍尔值的一项供词作证，说原托派分子德雷采尔企图策划对优罗希洛夫的暗杀。但皮克尔供诉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季诺维也夫的。 皮克尔踢赖因霍尔德不一样。赖因霍尔德是时刻准备在一切要他签字的供诉上签字，并相信这是在完成党的任务。皮克尔则相反，他基本上拒绝做假口供去加害其他被告。指控季诺维也夫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亚果达的许诺的交换条件。也曾有人要他作证诬陷其他被告，但皮克尔为自己订了一条规矩。如果被捕者已经“坦白”，或者已经被其他被告诬陷，他皮克尔才同意证实这些供述。同时，他坚决拒绝诬陷那些连内务部都还没掌握其黑材料的人。赖因霍尔德是以其特有的干劲，全力以赴地帮助侦讯人员，皮克尔则相反，表现得消极、冷漠。他逐渐失去了好交际的天性，变得十分孤僻，意志消沉到了极点……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皮克尔被指定扮演直接诽谤季诺维也夫的角色，因此，侦讯领导人开始为他的心理状况感到不安。他们担心他会失去理智。所以亚果达命令皮克尔的那些老朋友常去狱中看望他。向他表示关心和同情。皮克尔被转到一间较舒适的囚室。沙宁、加伊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常常去看望他。他们总还要随身带上一副扑克，一些火腿面包和饮料，在他那里一直坐到深夜才散。他们的探望使皮克尔的情绪稳定了一些。他又开始提起精神，象以往那样说说俏皮话有时甚至忘了自己身在狱中，但有时又突然清醒过来，十分严肃地嚷道：“哎，伙计们，真可怕呀，看你们把我扯进了一个多么肮脏的勾当里。等着瞧吧，今后你们再也不会和我这个高明的牌友相会了！” 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伊萨克·赖因霍尔德和里哈德·皮克尔的供诉，为内务部领导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帕尔一瓦加尼扬和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起诉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为开庭审判打下了基础。现在，审判组织者所面临的工作，是利用这些假供诉来讹诈原反对派的首领，从他们口中掏出有关参加过反政府阴谋的“认罪书”。 其实，仅有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证词还是远远不够充分的。为了达到既除掉反对派须袖，又镇压反对派一般成员的目的，斯大林要求在审判大厅内让人民看到，反对派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州、市几乎都有反对派的恐怖小组在活动。 每天，都有一批又一批的反对派成员从远处的监狱和集中营被押到莫斯科。按照斯大林的意图、这些人应被指控为恐怖小组的成员，内务部侦讯人员应该先从这个“宝库”中挑选一些人，对他们进行“加工”，让他们在审判闹剧中扮演普通角色。 但是，如果说内务部头头们比较轻松地获得了象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这类人的“坦白”的话，那么，在中间环节同时开始行动的侦讯人员却是费尽心机也没取得应有的成果。与他们打交道的犯人。坚决否认参加这恐怖活动。而且，大部分人都有不在现场的铁证——他们多年来一直被关在监狱里、集中营里和偏远地区的流放地。莫尔恰诺夫经常催促侦讯人员，而后者的自尊心也因不能获得上司所需要的结果而受到伤害，同时，他们的精力也几乎消耗殆尽。最后，他们意识到再这样搞下去已没希望，便在莫尔恰诺夫主持的一次例行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缺乏强有力的手段使“被告屈服”，从其口中挤出供诉。亚果达那条禁止使用威胁和许诺的密令，实际上解除了他们与受审人作斗争的武器。 莫尔恰诺夫故作惊讶，他不相信他们这些经验丰富的、有多年“机关”工作实践的契卡，竟会如此死板地理解人民委员的命令！他说： “契卡人员不但应该是优秀的侦讯员、而且还应该成为内行的政治家。”接着，他又弦外有音地补充道：“应该善于判别什么与他有关，什么与他无关，什么是他必须的，什么出于最上层人物的理想而一时不能执行的。” “可究竟该如何判别呢？”一个侦讯员问道。“命令是人民委员亲笔签发的，而且是专门发给我们的！” “您马上就会明白该怎么判别！”莫尔恰诺夫打断了他的话。“我以人民委员的名义正式命令您：去找您的受审人，把他们好好收拾一顿！把他们踢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直到他们坦白交待为止！” 到会者都知道这一无耻之言是出自谁的口。早在一九三一年。原内务部经济局局长普罗科菲耶夫向斯大林汇报有关被捕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格罗曼、舍尔等人的情况时．斯大林就说过这句话。当时，由于普罗科菲耶夫没能强迫这些人坦白自己曾与外国的总司令部进行过谈判，斯大林极为不满，于是对他说：“把他们踢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直到他们坦白交待为止。” 那次例行会议结束后。侦讯人员们就开始全力以赴地“补上这一课”。可刚开始的时候，一切还是照旧，不见成效。莫尔恰诺夫主持的那次例行会议已经过了整整两个星期，这一支侦讯大军才勉强从一个被告口中掏出一份“坦白”。而斯大林成天都在催问侦讯工作的进度。为了加快进度。莫尔恰诺夫征得亚果达的同意，又召开了一次侦讯人员的会议，并邀请中央书记叶若夫出席。 叶若夫在会上发言，强调了未来的审判对全党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接着，他号召侦讯人员们对党的敌人应该更强硬、更无情。叶若夫的发言充满了许多口号，如“布尔什维克面前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以此刺激侦讯人员的自尊心。但是是，使与会者印象最深的，是他发言中那一段直接针对他们的新论调。他说：“如果你们中间有谁感到疑虑和不安，如果有人由于某种原因感到自己无力战胜托～季匪帮。那就请他说出来，我们可以不让他再搞侦讯工作。”所有与会者都明白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拒绝侦讯“托一季匪帮”一案，就将被看作是对“案子”组织者本身的抗议。那样一来，拒绝者马上就会被捕入狱。现在，每一个与会者都已经意识到，谁不能从受审人口中掏出“坦白”，谁就有同情受审人的嫌疑。 果然，会后头一个星期就突然得到了大量的“坦白”。内务部特别政工局某处处长尤日内，是个道德败坏、声名狼藉的恶棍，他领导的那个侦讯小组，一下子就使五个被告作了坦白，而且这五个人的供诉都涉及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五个是来自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马列主义教员，不久前才入狱，并且从来没有参加过反对派。他们的罪责只在于他们的学校里发现有非法的托洛茨基小组在活动。尤日内的成功秘诀很简单。他得知头头们是怎样对付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情况后，马上就对可怜的教员们采取了同样的简单易行的手段。 莫尔恰诺夫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严厉批评尤日内及其助手们的做法。原来，在他们审讯的案件中，不允许用“为党的利益”这种说法去劝说被告，让他们做出供诉。揭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必须强迫他们认识到自己罪大恶极，并愿意悔改；莫尔恰诺夫说：“你们这样做根本不是真正的审讯！” “哪怕现在我也可以到卢比扬卡广场上去”，莫尔恰诺夫继续说道，“召集一百个党员，对他们说，党的纪律要求他们为党的利益起来揭发手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需一个小时，我就可以收到一百份有他们签字的供诉！谁也没给你们权力以党的名义去对犯人许诺！这种方法嘛，”莫尔恰诺夫教训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对特别重要的被吉才能使用。而且事先必须得到叶若夫同志的特许。而你们在进行审讯时，则必须使受审人每时每刻都相信你们确确实实认为他们有罪。你们可以利用他们对家庭的眷恋之情，可以利用涉及他们的子女安危的特别法令，干脆说，可以利用你们想得出的一切手段。然而，若要迁就被告本人的意见，承认他本人无罪，以这种代价来换取他们的供诉，却是决不允许的。” 审判的组织者们把奥利别尔格、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变成了听使唤的“三套车”之后，便着手扩大案件的规模， 首先，被内务部抓来开刀的，是被奥利别尔格按莫尔恰诺夫的指令加以诬陷的那些人。明斯克有很多人被捕，因为奥利别尔格当年从德国来莫斯科的时候。曾在明斯克的亲戚家呆过；高尔基市也进行了大逮捕。因为奥利别尔格曾在那里当过教师。在高尔基市被捕的人当中，有我提到过的叶林，他是高尔基州委常委委员，有师范学院院长费多托夫，还有索科洛夫、孔托尔和涅利多夫，他们都是师范学院的教员。 正是这个叶林，曾把自己对奥利别尔格的怀疑报告给内务部和党中央，并在电话中接到叶若夫关于不准再刁难奥利别尔格的命令。所以叶林明白，奥利别尔格根本不是审判组织者向全国宣布的什么托洛茨基的密使、而是内务部的奸细。总而言之，叶林知道得太多、所以未经任何审判便被枪决了。但奥利别尔格后来在法庭上列举那些蓄意杀害斯大林的恐怖分子时，还是提到了叶林的名字。 师范学院院长费多托夫，也是奥利别尔格“供”出来的。起初，他在高尔基州内务分局受审，后来，又被押往莫斯科，在莫尔恰诺夫和科什的监视下受审。我曾有幸读到费多托夫的供诉，所以我估计他一定会在被审席上占一个显著的位置，因为供诉中说他是奥科别尔格的得力帮凶，并蓄意杀害斯大林。可是他根本没出庭。也许，审判的组织者们信他不过，害怕他改变在内务部受审时所交待的口供。 费多托夫本人也“供”出了不少人。当然是在莫尔恰诺夫的要求下“供”出的。在这些“同案犯”中，本来还有在列宁格勒工作和著保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约费。但莫尔恰诺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议上向斯大林汇报费多托夫的供诉时。斯大林突然说：“把约费的名字删掉。我们根本用不着他！”这话使莫尔恰诺夫大感意外，因为在两周前，正是他斯大林亲自下令把约费当作同案犯写进费多托夫的供拆之中…… 索科洛夫和涅利多夫都是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教员，奥利别尔格在供诉中提到过他们。对他们的审讯，是由克德罗夫进行的。克德罗夫原是内务部外事局的工作人员。后编入该局副局长鲍里斯·别尔曼领导的侦讯小组。我们在此说到的克德罗夫是小克德罗夫，大约三十二岁，出生于老革命者家庭，父亲是物理学家，曾与列宁一起住在瑞士。十月革命后，老克德罗夫在全俄肃反委员会任职，以在阿尔罕格尔斯克极其残暴的镇压沙俄旧军官而出名。那次镇压，是在红军刚刚攻克这座城市后进行的。两年后。老克德罗夫被诊断出息有精神病，并被送去治疗。后来逐渐恢复正常，但医生认为他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于是中央就让他退休。为他拨了一笔特别养老金。 老克德罗夫的外貌特别引人注目。高高的个子、腰板始终挺得笔直，相貌英俊，脸色黝黑，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象火球一样灼灼逼人。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性好斗，充满反抗精神的人。他那一头象乌鸦翅膀一样的黑发，始终是蓬松散乱的。那双特别生动的眼睛，好象时刻都在燃烧。也许，那是疯狂的火焰。 小克德罗夫形似父亲。但没继承下父亲那令人注目的古怪外貌。他很谨慎，性格内向，始终埋头于自己的工作。由于缺乏批判思维的能力，他总是把党和上级所说的一切都当作不可违抗的金科玉律。 索科洛夫很快就被克德罗夫制钢了。他同意为奥利别尔格的供诉作证，说打算在红场上举行“五·—”节游行时派学生代表团刺杀斯大林的阴谋属实。 克德罗夫利用了京科罗夫眷恋家庭，害怕株连亲人的弱点，以及他对党纪的笃信。作为一个每天都必须教导学生仇视反对派领袖的历史教员，索科洛夫原则上并不反对在抵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假供诉上签字，何况这还是党中央的需要。实际上，索科洛夫关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才更容易得救，是在强迫他签字的“认罪书”上签字呢，还是拒绝污蔑自己。 假使索科洛夫相信法庭能公证地审理对他提出的指控，使他免受内务部的栽赃诬陷，那他肯定会表现得十分坚强。但他对法庭毫无指望。作为党的一名老练的宣传家。他很清楚，既然诬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的其他政敌的事件发展得这么快，那么，法庭所能起到的唯一作用，便是做听命于中央的辅助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法庭还是内务部，都得按同一渠道发出的命令行事。索科洛夫显然别无他法，只有屈服于侦讯人员的压力，无条件地向内务部投降。 克德罗夫还撬开了另外五个犯人的口。谁也弄不清他能够感化受审人的真正秘诀是什么。反正，莫尔恰诺夫很满意他的工作，特别在例行会议上表扬了他，说他是个有本事的侦讯员。 有天晚上，我同鲍里斯·别尔曼去见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正打内务部大楼的一条走廊经过时，突然从克德罗夫的办公室里传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我们见然止步。掀开门一看，见到高尔基市师范学院的化学教师涅利多夫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此人是原沙俄驻法大使的孙子。涅利多夫的面孔因恐惧而变了形。侦讯员克德罗夫也正处于歇斯底里的疯狂之中，一见到自己的上司别尔曼，克德罗夫赶紧进行解释，说涅利多夫刚刚供认了想杀害斯大林，却又突像翻供。“瞧吧，瞧吧”克德罗夫歇斯底里地嚷道，“瞧吧，瞧吧，他已经写了：‘我承认自己参加过……’可突然又停笔了，不愿再写下去。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我要亲手掐死他！” 克德罗夫在上司面前如此不检点，真使我大为吃惊。我诧异地看着他。猛然间，我发现他眼中有一道磷光和闪烁不定的火花，与他发疯的父亲双眼中的一模一样。 “瞧吧！这是他亲自写的……”克德罗夫继续嚷道。 克德罗夫的那副模样。仿佛是他因涅利多夫的罪过而失去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仿佛他才是涅利多夫的受害者，而不是相反。我又注视了一下涅利多夫，这是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有一张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的文静脸蛋。很明显，克德罗夫把他吓坏了。他陪着负罪的笑脸。喃喃地对克德罗夫说道。“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握住的笔不听使唤。” 别尔曼命令克德罗夫停止审讯，把受审人送回囚室。 进了斯卢茨基的办公室后，我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在那里我才知道这样的场面已经屡见不鲜。别尔曼对我和斯卢茨基说．几天前，他和几个干部听到克德罗夫的办公室里有疯狂的尖叫声，马上就冲了进去。他们发现克德罗夫失去了理智，杀气腾腾的，正在指责受审人妄图吞下他桌上的墨水瓶。这个受审人是列宁格勒马列主义学院的教授弗里德兰。“我一下子呆住了”，别尔曼讲道，“能看到了那个墨水瓶，菱形的，又大又重，格当于男人的两个拳头……‘克德罗夫同志，你不能这样呀，不能说这种话呀！’弗里德兰这样低声嘟哝着，显然被侦讯员吓住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克德罗夫发疯了”，别尔曼继续讲道“假如你们能听听他是怎样审问犯人的，就一定会下决心把他赶出侦讯小组，他的逻辑太混乱，思维太模糊……不过话说回来，他在瓦解某些犯人时。的确又比最优秀的侦讯人员来得快。真奇怪，好象他对某些人有一种魔力……” 别尔曼还说，在墨水瓶事件后他找过莫尔拾诺夫，请求他别再让克德罗夫作侦讯工作。但莫尔恰诺夫不同意，并说克德罗夫只要还能从犯人口中挤出口供，他就不会辞掉他。 许多对莫斯科审判持批判意见的外国人士都有这样一个猜测：被告之所以认罪，一是因为受了催眠术或特殊的刑的影响。但我从没听侦讯人员们说起过这种事。至少在第一次审判时没动用过这种手段。即使用过。我也一无所知。我确信，克德罗夫具有某种催人入眠的奇异本领。尽管他本人也许并没意识到这一点。涅利多夫当时的表现，正好说明他具有这种功能。 克德罗夫最终还是没有征服涅利多夫。与其他被告相比，涅利多夫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出生于一个被革命推翻了的贵族家庭，没入过党，因此没有丝毫“党员的责任感”。任何诡辩也不能说服他，使他认为自己有义务跪在党面前。诬陷自己，承认自己企图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审判的组织者们曾打算制造一种有关托派分子与沙皇大使的子孙，为实现共同的“恐怖纲领”而狼狈为奸的神话，但由于涅利多夫的“冥顽不灵”，这一打算未能得逞。 有天晚上我下班回家时，听到身后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一回头，看见是克德罗夫。他急匆匆地赶上我。白天他就给我打过两次电话，约我见面，但我太忙，没机会与他交谈。现在。克德罗夫追上我后，便向我说，他想与我商量一件很棘手的私事。他认为要商量这件事只能找我，而不能找任何其他人。 事情是这样的。他父母有个朋友。姓伊利英。是个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早在革命前，老克德罗夫夫妇就与伊利英在西伯利亚流放地结成了朋友。过去，伊利英和妻子经常到克德罗夫家喝茶聊天。“前天，也就是星期六，他们还来过我家”，克德罗夫紧张不安地说道。“可昨天他们都被捕了……”他望着我，心慌意乱，好象一个癔病患者，在等候医生诊断。 他接着又问道：“您怎么看。我父亲是否该给中央写一份书面报告？我父亲说，他有义务告诉党，说伊利英夫妇作为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的老朋友，如今还经常到我们家和我们一起聊天。” 我对这个问题并不感到惊奇。那些日子里已经形成一个规矩：“每一个党员在得知自己熟悉的人被捕后，必须不等上级传唤就主动去党的监察委员会交待与被捕者的关系。这样做，才能证明被捕者的朋友对党毫无隐瞒，而且对党忠心耿耿。” 这种主动交待类似于中世纪宗教裁判所规定的“慈善礼拜”。在慈善礼拜日里，每一个教徒都可以自愿到宗教裁判所去忏悔自己的异端邪念和与异教徒的来往而不会受到惩罚。显而易见，斯大林的新式宗教裁判所里的判官们，跟他们中世纪的老祖宗一样，可以经常从这一仪式中获益，收集到那些已遭迫害的人的黑材料，并发现新出现的异端源。 克德罗夫忐忑不安地等着我的回答。 “您父亲大概没同伊利英夫妇进行过任何反党的谈话吧？”我戒备地问道。 “没有，从来没有！”克德多夫十分有把握地说道。 “那我认为他不必写什么报告”我说．“伊利英夫妇还没被开除出党，这就是说，党还是信任他们的。为什么您父母就不应该信任呢？是这回事吧？” “我非常高兴您有如此高见”克德罗夫故作欣喜地感叹道。“真的，他们不仅同我们，而且还同列宁的弟弟德米特里·伊利奇一起喝过茶哩。列宁在世时，他们跟列宁也曾一块进过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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