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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斯大林“肃掉”对自己唯一的、完全无私的朋友叶努启则之后，在林大林的无数件犯罪行为中，已经没有任何一件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了。然而我想，读者们将不会没有兴趣了解另外一桩杀人罪的详情。这里所谈的是杀害与斯大林关系特别密切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保克尔。 保克尔原系匈牙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征入奥匈军队，一九一六年被俄军俘虏。十月革命爆发时，保克尔并没有返回故乡：他在那里没有家，没财产，也没前途。入伍前，他是布达佩斯轻歌剧院的理发师，同时还给一位名歌唱家当差。他自己也向往著名望，并喜欢吹牛，似乎轻歌剧院的演员们在他身上发现了“卓越的戏剧天才”，争先恐后地请他登台。 看来，保克尔并没自吹自擂，他确实具有喜剧演员的才能。人们可以看到，他模仿上司的姿态是多么惟妙惟肖，讲起笑话来真可谓妙语连珠。但我认为，他真正的天赋是丑角表演艺术，只有在这样的舞台上，他才可能获得梦寐以求的名望。为了使保克尔的肖像更加完整，还应该添上几笔：他的嘴唇红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很有由感；一对乌黑发烫的眼珠总是盯着克里姆林宫的要人和高级官员，而且总是流露着由衷的钦佩和狗一般的忠诚。正是这些相当谦恭的德性，才使保克尔没有在俄国革命的狂风暴雨中完蛋。 保克尔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后，被派到肃反委员会工作。知识贫乏和对政治漠不关心，使他在那里只担任了一般行动队员的职务，从事逮捕和搜查工作。他这项工作缺乏与高级领导接触和得到提拔的机会。考虑到这一点，他决定利用自己在故乡就有的手艺和本事，不久就成了肃反委员会副主任明仁斯基的理发师和私人勤务兵。作为一个沙俄大臣的儿子，明仁斯基很赏识这个伶俐的仆人。从此以后，保克尔就一直跟在他身后。甚至明仁斯基一九二五年去德国治病时，都带上了保克尔。 渐渐地，整个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人员都感觉到了保克尔的影响。明仁斯基任命他当了行动局局长。列宁逝世后，当时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队长阿布拉姆·别列尼基被解除了职务，保克尔就开始负责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安全保卫工作。 保克尔很投斯大林的胃口。斯大林并不喜欢自己周围的工作人员是些矢志效忠于革命理想的人，他认为这种人不可靠、危险。一个为崇高理想献身的人，要追随某个政治领袖，只会是在他把这个领袖看成这一理想的传播者的时候。如果他看出这个领袖出干个人利益而抛弃和背叛了崇高的理想，就会立即把昨天的偶像视为今天的敌人。就这个方面来说，保克尔是绝对可靠的：他的本性决定他绝不会有什么崇高的理想，甚至犯错误也不会去当政治反对派。除了个人升官，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而官帽这种商品，他要多少斯大林就可以给他多少。 列宁的私人卫队只有两名成员。列宁被卡普兰枪伤后，卫队人数也不过增加到四人。但斯大林掌权后，为自己建立的卫队竟由几千名特工人员组成，还不算各分局那些时刻守在附近，并处于全戒备状态的特殊部队在内。如此庞大的警卫部队就是保克尔为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单是从克里姆林宫到郊外斯大林府评那三十五公里长的公路上，就有三千多人负责警卫。其中有便衣，有乘车的巡逻队，并配有复杂的警报系统和通话机。 这支人数众多的秘密队伍，分布在整个斯木林行进路线沿途各处的房屋里、灌木林中、树木背后。不相干的汽车那怕是停留一分钟，立即就会被便衣包围起来，检查驾驶员和乘客的证件，盘问出车目的。只要斯大林的汽车驶出克里姆林宫大门，这条三十五公里长的公路就立即被宣布处于战时状态。在轿车里，斯大林身边总是坐着身穿军官制服的保克尔。 阿布拉姆·别列尼基仅仅是列宁和其他政府成员的卫队长。他严格地保持了自己与被保卫官员之间在职务上的等级距离。而保克尔所占据的地位，竟使政治局委员们都认为他几乎可以与他们平起平坐了。他把向他们提供食品、衣物、汽车、别墅的权力集中在自己一人之手；他不仅能满足他们的欲望，甚至还知道怎样点燃他们的欲火。他为政治局委员们从国外进口最新式的汽车、良种狗、名贵的酒类和无线电收音机；为他们的夫人从巴黎买来衣料，丝绸制品、香水及其他大批使她们心满意足的奢侈品；还给他们的孩子购买贵重的玩具。保克尔仿佛变成了一个圣诞老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一年四季都在分送礼品。正因为如此，他在全体政治局成员的妻室儿女中特别受宠。 过了没多久，克里姆林宫的居民们就不再将保克尔仅仅看成个有求必应的物品供应者了。他开始被视为一个熟悉克里姆林穹上层人物私生活的人，一个掌握着大量足以破坏“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们的威望的隐私细节的入。例如，时刻处于保克尔的人保护之下的伏罗希洛夫是不会对他隐瞒自己同一位正在上升的芭蕾舞明星的私情的，要知道，保罗希洛夫正是借助于保克尔的魔棍，刚刚修起自己的第三栋，也是专供这位女舞星使用的别墅。还有，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搞上了一个工程师的妻子。结果，工程师被送进了精神病集中营，而那位很有威信的政治局委员的夫人则自杀未遂。总之，许多耸人听闻的家庭风披，就发生在保克尔派去保护这些家庭的噗罗的眼皮底下。因此，无论政治局委员们如何装腔作势，如何自命不凡，心里却很明白，这一切在保克尔眼里能值得几个钱。 保克尔对斯大林甚至比对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高级官员更不拘礼节。保克尔认真研究过斯大林的各种嗜好，学会了揣摸他那些最微妙的想法。发现斯大林喜欢吞食大量肉质粗糙的俄罗斯鲑鱼，保克尔就从国外定购味道更鲜美的鱼类。从而博得了斯大林的欢心。俄国伏特加上外国名菜，保克尔达下可是露了脸，他居然成了经常陪伴领袖狂欢的酒友。发觉斯大林非常喜欢开猥亵的玩笑和讲反犹太人的起事，保克尔使四处收集材料，随时为斯大林提供新鲜的话题。作为扮演丑角和说俏皮话的人，无人能与保克尔相比。就连斯大林这个天性阴沉、不苟言笑的人，也会因他的玩笑笑得前躬后仰。 保克尔暗中观察到，斯大林很爱照镜子，经常整理发式，特别喜欢抚摸自己的小胡子。他从中断定，领袖绝非那种不注意自己仅表的人，在这一点上，与凡夫俗子没有两样。于是，保克尔亲自为斯大林的服装四处张罗。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罕见的创造力。看出斯大林希望“增加”点身高，喜好高跟鞋，保克尔就决心让主人增高几厘米。他为斯大林发明了一种特殊的高跟鞋：外皮巧妙地掩着了部份增高的后跟。斯大林穿上这双靴子，往镜子前一站，顿时喜形于色。可他还不满足，又吩咐保克尔，每次上列宁陵墓时，预先在他要站的位置上放一块垫脚的小方木块。这些把戏使得许多只能从远处或报纸的照片上看见斯大林的人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斯大林是个中等身材的人。可实际上，他的身材只有一米六三左右。为了保持这种错觉，保克尔便为斯大林定制了一件下摆直到鞋后跟的特长军大衣。 作为过去的理发师，保克尔亲自担负起给斯大林刮脸的任务。在此以前，斯大林看上去从没认真刮过脸。这是因为他脸上布满了痘痕，而他惯用的保险剃刀又难以把那些凹陷处的毛发利干净，这些残剩的胡渣反而使他的脸显得更加凸凹不平；理发师的刮脸刀斯大林又不敢信任，只好容忍自己这美中不足。现在总算有了保克尔，对他，斯大林是完全信任的。这样一来，保克尔就成了第一个获准把刮脸刀刀刃伸向领袖咽喉的人。 与斯大林及其家庭有关的任何东西，都必须由保克尔经手。未经他的许可，连一小块食品都不可能出现在领袖的餐桌上。未经他的同意，任何人都进不了斯大林的住宅或在郊外的别墅。保克尔无权擅离岗位一分钟，就是中午，把斯大林送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之后，他也得赶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行动局，向明仁斯基和亚果达汇报当天的情况，然后才有空同朋友们摆谈一下克里姆林宫最近的新闻和流言。 保克尔很健谈。每时每刻我碰到他，总看见他在兴致勃勃地向人谈论那座奥林匹斯山上所发生的事。 “为了他，我头发都愁白了！”有一次，保克尔对自己的副职沃洛维奇抱怨说，“有这样一个儿子，真是极大的不幸！” “啊，我还不知道你有了儿子。”我说道，他的话使我很惊奇。 “不，不对，我在说主人的大儿子，”他解释说，“我们有四个便衣跟踪他，仍然无济于事。最后，还是主人吩咐把他关起来才算了结！” 保克尔说的是雅科夫·朱加叶维利，斯大林第一次婚姻的儿子。斯大林憎恨这个儿子，这个儿子也同样以憎恨来回答他。 由于经常执行斯大林交办的最微妙的事务，保克尔几乎变成了他的一名家庭成员。的确，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对他一直很冷淡，拘束。但斯大林的孩子们，瓦西利和斯维特兰娜却非常喜欢他。 记不清是一九三二年还是一九三三年，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此事是交给保克尔办理和执行的，它揭示了斯大林的一个秘密嗜好，以及由保克尔承办的一些任务的独特而微妙的性质。事情是这样的，内务部驻捷克斯洛伐克情报站站长斯米尔诺夫（格林斯基）从布拉格回到莫斯科。斯鲁茨基听完他的工作汇报之后，请他到保克尔那里去一趟，因为保克尔有件什么任务与捷克斯洛伐克有关。保克尔预先警告斯米尔诺夫；他俩的谈话绝不准外传。然后，他从保险柜里取出并打开一本不堪入目的春宫画册，递到斯米尔诺夫面前，这使后者大吃一惊。保克尔看出斯米尔诺夫又惊又窘，就解释说，这些画是革命前一位有名的俄国画家画的，在侨居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国侨民中，肯定还能找到一些这位画家的类似作品，必须尽一切可能把它们买到手；但一定要通过中间人，那样才不会使任何人猜到是苏联大使馆要买这些画。“为此，请不要吝啬金钱。”保克尔补充说。 斯米尔诺夫是在一个被流放的革命者家庭中长大的，早在沙俄时代就入了党。他对保克尔居然让他完成这种任务而感到气愤，并拒绝执行。出于极度的愤怒，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些朋友。但斯卢茨基很快就把他的愤怒压了下去，并再次警告斯米尔诺夫要守口如瓶：那些画专为主人买的！就在同一天，构务部的人民委员阿格拉诺夫又把斯米尔诺夫找去，以威胁的口吻重复了那个警告。很久以后，亚果达的老朋友亚历山大·沙宁（一九三六年，我被委命为他的副职）告诉我，保克尔在很多西方和东方国家里为斯大林购买了不少类似作品。 斯大林对自己这个忠实的，肯卖命的，不可缺少的助手，给予了慷慨的奖赏。他送给保克尔两部汽车——一部轿车，一部敞篷小车，授予他整整六枚勋章，包括一枚列宁勋章。但保克尔的生活很难称得上幸福。他经常向朋友们发牢骚，说自己没有私生活，而且基本上没有供自己支配的时间。这是真话。不管斯大林是否需要他（而一天二十四小时任何时候都可能需要他），他都得呆在岗位上，至少也得在附近的什么地方。莫斯科发生的任何事——火车出轨或者火灾，政府成员意外死亡或者地下铁道的隧道滑坡——保克尔的人都应该第一个赶到现场，而保克尔本人则必须立即将事件的全部细节准确地报告给斯大林。 不过，保克尔的这种生活，依他看来，也有快乐的一面，也存在只有他一人独享的满足之处。例如，他喜欢军装成瘾，为此还闹出不少笑话，逗得朋友们非常开心。每次在红场举行阅兵式的时候，保克尔看上去活象一个轻歌剧中的滑稽角色。他总站在列宁墓的台阶上，肚皮滚圆，又紧绷绷地捆着根皮带，蓝色的马裤格外刺眼，还要蹬上一双锋亮的皮靴。那身打扮，活象个沙俄时代的警察。 当衣著考究的保克尔坐在敞篷汽车里沿莫斯科街头行进时，总是不停地按响特制电喇叭。交通警赶紧中断交通，垂手立正。而这位肇事者，虽然心中因意识到自己地位显赫而无比得意，却让自己那张不大的面孔露出威严的神情，并大睁着一双恶狠狠的眼睛。 保克尔还有一个嗜好是上剧院。只要能争取到个把小时自由时间，他就会出现在歌剧院他的包厢里。而幕间休息时，他还要跑到后台去，听听演员们欢迎他的掌声。大概，只有在这几分钟中，保克尔才会想到，他的生活道路是多么离奇啊：从一个布达佩斯轻歌剧院不起眼的理发师，成了斯大林手下一个高高在上的，全莫斯科戏剧名角都得讨好巴结的大官。 有一天晚上，斯大林正同保克尔坐在一起饮酒，突然接到外交部报告，说是蒋介石开始大规模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以及中国当局搜查了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事情发生在一九二七年）。这些暴行的发生，与斯大林制定的缺乏远见的对华政策和他假惺惺地与国民党调情不无关系。斯大林被蒋介石的“两面派”激怒了，命令保克尔立即逮捕在莫斯科的全部中国人。 “对中国大使馆怎么办？”保克尔想知道。 “除了外交官，其他中国人一个也不要放过！”斯大林做了明确的指示。“到明天早上，在莫斯科的中国人，必须一个不漏地进监狱！” 保克尔立即着手执行命令。他动员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可以找到的全部工作人员，抓了整整一夜。从洗衣店老板到陆军大学教授中文的老教授，全都落到了他们手中。 翌日早晨，保克尔向斯大林交上了完成任务的报告。斯大林吃早饭时，保克尔在一旁叙述了行动中发生的种种可笑细节，逗得斯大林格外齐心。他还象演滑稽戏一样，表演那些中国人突然被抓时的惊恐表现，模仿他们那可笑的口音。 几个小时以后，当疲乏不堪的保克尔正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自己的办公室里睡觉时，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打来电话，把他从床上叫了起来，说是“主人”要立即见他。同时，秘书还神秘地警告他：主人情绪不好。 原来，共产国际的一位领导人（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皮亚特尼茨基）打电话到斯大林秘书处，问斯大林是否知道，这天晚上竟逮捕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全部中国人和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全部中国籍学生。 “就是说，你逮捕了全部中国人？”保克尔刚走进办公室，斯大林就问。 保克尔一愣，他怀疑出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但又猜不出来，便回答说，他已竭尽全力，一个中国人也没放过。 “你对此深信不疑？”斯大林凶狠地追问。 保克尔肯定地回答：是的、深信不疑。 “而那些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学生呢？你也抓啦？” “是的，当然，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保克尔提高声音说，“我把他们直接从床上……” 保克尔还没来得及把话讲完，就感到脸上挨到了重重一击。 “蠢货！”斯大林喊叫道，“立即把他们放了！” 保克尔象是被开水烫了，一下子蹦了出去。 这件事之后，对如何继续使用保克尔，斯大林很是忧愁。一般来讲，斯大林对待私人卫队是客气而有分寸的。他知道，一个可以接近他这种要人的警卫人员如果受了委屈，很可能挺而走险。而保克尔是卫队的总头目，其危险性就得加倍增大。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难道还能象过去一样信任他？照理说，保克尔应该被撤换。但斯大林被他伺候惯了，同他相处太深了，对他太有好感了，已经很难同他分手。当然，要让保克尔留在原来的位置上，首先必须做的事，就是减轻那一记出乎意外的耳光给他带来的委屈。 释放了全部中国共产党人，保克尔返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一直坐到深夜。他不知道，自己是该到克里姆林宫去护送斯大林回郊外别墅呢，还是继续坐等斯大林亲自召他去。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半夜一点左右，保克尔身旁桌上那架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响了起来。听筒里传来斯大林非常亲切、温和的低语，“主人”对保克尔没上他那里去感到奇怪。幸运的保克尔立即飞车进了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的秘书们用戏谑的微笑迎接他，向他高声祝贺。“怎么回事？”“见到主人您就知道啦。” 斯大林送给进门的保克尔一个小盒子，里面放着枚红旗勋章。他握握保克尔的手，又递上中央颁发的嘉奖令副本，内称，保克尔“因圆满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而受此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工作人员们就此而讥笑说，保克尔不应该把这枚勋章挂在胸膛上，而该挂在吃了苦头的面颊上。 保克尔是个感情非常外露的人，对他来说很难把“主人”生活中的事情藏在心中而不向朋友们倾述。据我看来，保克尔大概压根就没想到，他所讲的事情会使自己的庇护人威信扫地。他对斯大林的崇拜过于盲目，对斯大林那无限的权势过于确信，甚至没意识到斯大林的举动是否合乎最起码的人类道德标准。 保克尔讲出来的斯大林的故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关于他十分残忍的故事，开场白通常是“噢，当他怒不可遏之时……”第二类是关于他的政治手腕——“瞧呀，他是怎么牵着他们的鼻子转圈的……”第三类则是关于斯大林如何器重他保克尔的——“出色的工作，保克尔……” 我有机会听到很多这类故事，这里只转述几件最具代表性的。 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斯大林在保克尔和大队卫兵的护送下，抵达索奇附近的黑海海滨别墅休养。保克尔在他身边呆了几天之后，便被派去加格拉，视察一幢新别墅，它是格鲁吉亚共和国送给斯大林的礼物，是贝利亚下令修建的。保克尔在那里滞留了一夜。他返回索奇之后，立即获知，当他不在的时候，这里发生了一件事；照他看来，属于“啊，当他怒不可遏之时……”那一类。 那天夜里，斯大林被附近什么地方的狗吠声惊醒。他起床走到窗户前，问道：“狗在那里呼什么，不让人睡觉啦？”外面值班的卫兵回答说，这是旁边一幢别墅的狗。“找到它，用枪打死，它影响我睡觉！”斯大林粗暴地命令道，砰的一声关上了窗户。早上起床后，他情绪蛮好，并开始用早餐。当坐在餐桌旁时，他突然想起了那条惹祸的狗，便问一位卫士： “把狗打死了吗？” “狗跑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卫士回答。 “你把狗打死了吗？”斯大林重复了一遍。 “狗被牵到加格拉去了，”卫士回答，并解释说，这是一条经过特殊训练的为盲人引路的牧羊犬。是农业部一位工作人员专门为自己的父亲从德国带回来的，他父亲是个老布尔什维克，眼睛瞎了，狗是他的向导。现在，老头子已带着狗离开了这里。 斯大林吐去嘴里的食物，又扔掉手中的东西，发疯般地大叫一声。“立即把他们给我抓回来！”惊慌失措的卫士赶紧用电话同去加格拉沿途的边界哨所进行了联系，终于把老头和狗弄回了斯大林的府邸。斯大林得到呈报后，便来到花园里。果然，不远处立着个瞎跟老头儿，手中牵了一条狗。 “下命令就是为了要执行这些命令，”斯大林指出说。“把狗牵远一点，用枪打死……” 保卫人员上去想把狗牵走，可它却竖起背毛咆哮起来。他们只好要求老头子跟他们一块走，这样，狗也就跟他们一起走了。斯大林一直没进屋去，直到花园尽头传出两声枪响之前。 还有一个属于这类“啊，当他怒不可遏之时……”的典型事件，其全部细节，人们不止一次地听保克尔讲过。 有一次，在索奇休假的斯大林沿着黑海岸向南方的巴统作了一次短途旅行，并在一幢政府官邸逗留了几天，因为格鲁吉亚当局为欢迎他在那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宴会。在名目繁多的山珍海味中，有一道菜很特别，由格鲁吉亚厨师将活蹦乱跳的小鱼儿扔进沸油中烹制而成。作为精通格鲁吉亚菜的美食家，斯大林对这道菜很是称赞，但他同时又不无遗憾指出，如果这道菜是用另外一个品种的小鱼做成，味道就会更加鲜美。 保克尔一听暗暗高兴，因为这又是一个可以讨好斯大林的机会。他马上表示，明天的餐桌上就将出现这道菜。但客人中的捕鱼迷却认为这未必能办到，因为那种鱼在这种季节都躲藏在湖底，不会浮到水面上来。 “契卡应该具有能把一切东西都弄到手的本事，包括湖底的鱼。”斯大林煽动性地回答道。 这句话听起来就象是号召契卡人员去发挥他们在职业上的聪明才智。所以，当天晚上，一组斯大林的卫士便带着几个格鲁吉亚向导进了山，来到一个有很多鱼的湖边。他们还带去了一箱手榴弹。黎明，手榴弹的爆炸声震醒了离湖不远的村庄。村民们纷纷涌向湖边。这里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呀。可是湖面上这时已布满了成千上万条死鱼和被震昏了的鱼。保克尔的人正从船上或岸上观察着水面，耐心地寻找着他们所需要的那种鱼。 村民们提出了抗议，并要求掠夺者趁早赶紧离开。但契卡人员们对此不予理睬，继续用手榴弹炸鱼。为了捍卫自己的财产，村民们朝着沿湖岸散开的不速之客扑了过去。有的人则奔回村里，拿来了草叉和猎枪。不过，事情还没有发展到相互射击的地步。经过一场短暂的冲突之后，契卡人员们灰溜溜地回去了。在冲突中，村民一方“参战”的主要是妇女。 卫士们回到别墅时，一个个看上去狼狈不堪：有的脸被抓破了，有的眼睛浮肿，还有的手脱了臼。可筐里装的却全是一条条斯大林感兴趣的那种鱼…… 斯大林得知了这件事的经过，立即命令格鲁吉亚的“机关”将这个村里除了小孩和年老体弱的老人以外的居民全部逮捕，并以“反政府叛乱”罪发配到哈萨克斯坦。 “我们要让他们看看，这个湖泊究竟是属于谁？”这位“人民的父亲”幸灾乐祸地说道。 保克尔没有参加莫斯科审判的准备工作，保卫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工作更为重要。但大概是认为参加审判工作的内务部工作人员都会荣获勋章，保克尔也决心插一手，也为自己捞上一块。他自告奋勇地逮捕了几个原反对派成员。 一九三七年夏天，大部份内务部领导已经被捕，这时，我在巴黎一爿咖啡馆里偶然遇见了外事局的一个秘密间谍。这也是个出身匈牙利的人，同保克尔是老朋友。我以为他刚从莫斯科来，由于想了解一下有关国内肃反运动的最新消息，就走过去坐到了他的桌旁。 “保克尔的情况如何，一切正常吗？”我开玩笑地问道，尽管我绝不相信逮捕浪潮会触及保克尔。 “您怎么可以开这种玩笑？”匈牙利人打心眼里感到委屈和愤怒。“保克尔对于斯大林来说，比您想象的更为重要。斯大林对他比朋友还亲……比兄弟还亲！” 顺便谈谈，这使匈牙利人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为纪念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设立，斯大林为这一部门的领导人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被邀请赴宴的有：叶若夫，弗里诺夫斯基，保克尔和其他几位契卡人员。当出席者都差不多喝醉了时，保克尔为斯大林做了个即兴表演。他叫两位同事扮作狱中看守，挟着他，而他自己则扮演被押往地下室执行枪决的季诺维也夫。绝望的“季诺维也夫”吊着两名“看守”的肩膀，两腿拖在地上，嘴中大声哀嚎，眼光里充满恐惧。到了屋子中间，“季诺维也夫”跪在地儿死死抱住一个“看守”的靴子，惊恐万分地呼叫起来：“请……看在上帝的面上吧，同志们……请叫叫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斯大林观看着这场表演，哈哈大笑。客人们见他很喜欢这出戏，便争先恐后地要求保克尔再来一遍。保克尔照办了。这一次，斯大林简直笑疯了，捧着肚子，弯着腰。保克尔又为自己的表演增加了一段新情节：他没再跪下去，而是直挺挺地站着，向着天花板伸出双手，高声呼喊：“请听我说呀，犹太，我们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呀！”斯大林实在支持不住了，他笑得岔了气，不得不向保克尔打手势，叫他停止表演。 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们在国外听到传闻，说是保克尔好象被解除了斯大林卫队长的职务。年底，我又打听到，克里姆林宫卫队的头头们全换了。当时我还认为，斯大林会放过保克尔的；要知道，保克尔不仅与他脾胃相投，而且还卓有成效地保卫了他整整十五年的生命。然而，就连对这个人，斯大林也没表现出一点人性。一九三八年三月，在第三次莫甲审判中，亚果达在自己的交待中说，保克尔是名德国间谍。听见这话我就明白了：保克尔已经不在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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