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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书的引言中可以看出，作者觉得自己也完全应该受到谴责。他脱离斯大林政权仅仅是在一九三八年，即斯大林的血腥清洗已经达到顶点之时。作为曾卷入斯大林秘密政治的奥尔洛夫来讲，能同过去的恶行划清界限，毕竟不是一件坏事……然而，如果不是斯大林和叶若夫的屠刀已直接威胁到他的生命，他显然还将继续为那个政权卖命，尽管他已意识到这个政权正在犯罪。从这一点上讲，奥尔洛夫（也包括巴尔明、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克里维茨基）与象维克多·克拉夫琴科等斯大林的敌人相比，就不那么光彩了，因为后者脱离斯大林政权，并非迫于生命的危险。 然而，我们难道能以胆怯和延宕而指责奥尔洛夫吗？不，我们现在能掌握如此珍贵的有关那血腥年代的罪证，毕竟还是多亏了奥尔洛夫的动摇。况且，正是有了这些罕见的证据，我们今天才能从内部，从那个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机关的核心，了解到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秘密。 其实，奥尔洛夫心里所知道的，比他在书里写出来的东西多得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他为什么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的生命担忧。例如，他知道苏联制造伪币去充斥美国市场的事件；他为斯大林窃取西班牙黄金储备出过力；他了解对托洛茨基的一次未遂的暗杀事件，并用匿名信向后者报过警。他也同样能够以这种方式警告其他一些列入了斯大林的黑名单的人。 总的来讲，他显然十分清楚斯大林在国外实施的一切重大行动，而这些行动的实施手段，同希特勒采取的手段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希特勒只是在那些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里实施这些恐怖活动：而斯大林甚至可以不受这种限制。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后，奥尔洛夫打算在美国出版自己的书，同时写了一篇俄文版中所没有的后记。在后记中；他对苏联随着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集团的掌权所出现的局势做了一番基本的分析。 “由于不具备斯大林的巨大威望和权威，马林柯夫必将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拼凑一个由各不同民族组成并要管理三分之一人类的强大帝国而忙于奔命。历史给了西方民主国家一个喘息的机会，在这一期间，自由世界可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如果西方放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那就必将面临整个人类文明遭受到彻底破坏的危险。” 可见，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奥尔洛夫还是很有洞察力的。但是，当他刚刚脱离苏联，成为一亿五千万美国人中一个完全的个人时，却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在为人、处事上的幼稚，尽管他会在秘密侦察机关中工作了几十年，并成功地完成过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部交下的各项责任重大的任务。 这种奇怪的幼稚从奥尔洛夫到美国后采取的第一个主动行为中就开始表现出来了。读者一定记得，他曾给斯大林和叶若夫写过一封信。奥尔洛夫有位堂兄，革命前就移居在纽约，他拿着这封信，飘洋过海来到巴黎，把信交给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信转到了收信人手里。一个逃亡者，原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苏联秘密情报机关的将军，许下诺言：只要他的母亲和岳母不遭受内务部的迫害，他就不揭露斯大林的罪行。 这一“协议”多么令人惊奇！要知道，奥尔洛夫与斯大林不一样，他无法检查后者是否满足了他提出的条件。我一点也不怀疑，斯大林在接到这位逃亡者送来的信后，立即就下达了有关处置他母亲的命令。难道他还不了解斯大林吗？简直不可思议！ 在华盛顿，奥尔洛夫没费多大力就获得了司法部长（当时是弗兰西斯·比德尔任此职）的接见。在出示过自己的外交护照之后。他得到了明确的表示：不会有人为他来美国生活设置任何障碍；他可以居住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 时至今日我们还感到惊奇：美国当局居然没发给奥尔洛夫任何可以确认他们的口头表示的文件，甚至连一封写在官方信笺上的信也没有。更令人不解的是，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政府机关主动地对奥尔洛夫感过兴趣，包括国务院、军事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要知道，无论怎么说，他总是个苏联情报部门的将军（尽管他的活动范围是西欧而不是美国），况且当时已是二次大战的前夕，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再怀疑这场大战的迫近。 然而，奥尔洛夫确实没引起任何美国官员的注意，甚至包括无所不在的美国记者。大概，这一点正好救了他的命，因为在那几年，许多“恶意不回国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如阿加别科夫、拉斯科尔尼科夫、克里维茨基。大概还有许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人。他们的死，至今都还是悬案。 多年里，奥尔洛夫的首要目的大概只有一个，即销声匿迹。无影无踪地消失，但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民事意义上的。他不再是奥尔洛夫，而成了某个“贝格先生”。他经常搬家，不仅是变换住房，而且应变换城市，因为他清楚这种手段的作用。他从不去填写什么登记表，尽量避免与人交往，甚至既不作失业登记，也不设法找工作。就连与自己的律师联系，也是通过在预定的报纸上登广告的方式进行。 凭着自己带到美国来的二万五千美元，奥尔洛夫竟把一家人的生活维持了十五年。当然，迫意味着一斯巴达式的生活：最简单的食物、最必需的衣物、最狭窄的住房。在一个已完全机械化了的国家里，奥尔洛夫竟连弄辆汽车的念头都没有过。 在邻居们眼里，“贝格先生”是个斯文、内向、整日不出门、除了家庭就再无别的兴趣和进取心的人。在这片美国的土地上，他安葬了自己那年仅十六岁的女儿；在这异国他乡，他送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迎来了“冷战”的开始。 迁居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后，他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第二个主要目标。一连五年，他每天都坐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里，埋头于写作自己这本揭露斯大林的罪行的书。一九五一年初，初稿完成。然后，他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将书翻译成了英文。 斯大林刚刚死去，（有这么凑巧！），这本书就问世了。先是英文版，接着又被人译成了德文、西班牙文及其他文字。 有关此书作者， 一位苏联秘密情报机关的将军就住在身旁， 住在美国领土上（这连联邦调查局也不曾料到！）的消息，在华盛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政界的反应一片混乱，有的根本不相信，有的十分恼怒，还有的则感到不寒而栗：要知道，一个象奥尔洛夫这样的人，居然在美国住了十五年而没受到任何“主管部门”的注意，足见共产党国家的间谍在这个无忧无虑的国家中可以享受多么大的自由！ 然而， 国家现在已不是那么无忧无虑了。 甚至连率先公布奥尔洛夫的揭发的《生活》杂志，也开始要求作者拿出有权威的证据，证明他确实是曾经在西班牙活动过的苏联国家安全部门的将军奥尔洛夫。这时，曾先后在西班牙和莫斯科见过奥尔洛夫的美国作家路易斯·费希尔站出来证明说，这的确是奥尔洛夫。但联邦调查局并不因为有了费希尔这一个证人就满足了。为了弥补自己的疏忽，他们对奥尔洛夫来美国后每年每月的生活都做了详细调查。幸运的是，原司法部长弗兰西斯·比德尔还健在，他的证词与奥尔洛夫的说法完全吻合：奥尔洛夫当年的确去找过他，并获得了留居美国的允许。奥尔洛夫一家十五年来的生活来源也是联邦调查局的调查项目之一。结果使他们大吃一惊：一切正如奥尔洛夫一家所说，吃最简单的食物，租最廉价的房屋，打消一切欲望，靠着二万五千美元真的可以维持这么长一段时期的生活。 调查以详细询问奥尔洛夫本人作为结束。毫不夸张地说，他被迫回答了上千个问题。但是，只要问题涉及到的情报超过了他本人经历的范围，他就坚决拒绝回答。这可不是一个现在愿意同美国政府合作的人所应该达到的程度。 但美国政府非常需要他的合作。现在已不是一九三八年，希特勒那笼罩全球的可怕阴影已经烟消云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年代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推到了第一线，华盛顿需要这个苏联的将军，因为他非常懂行，知道很多情报，是一个难得的专家和谋土。 然而，他也没被自己的祖国所遗忘。一九六九年一月，当斯大林的尸骨早已在克里姆林宫墙下腐化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来到了奥尔洛夫在密执安州的住宅门前。此人自称联合国工作人员费奥克蒂斯托夫，说是要向奥尔洛夫转交一封“过去在西班牙的一位同事”的信。在奥尔洛夫妻子的要求下，费奥克蒂斯托夫在开了一条缝的门外展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他果真是苏联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的成员，但众所周知，很多克格勒间谍就是打着这一合法招牌在美国活动的。 过了没多久，费奥克蒂斯托夫又打来电话说，苏联对《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的作者很“感兴趣并给予了高度赞赏”，已经不再象斯大林那样，认为他是人民的敌人了。显然，只有克格勃的人才有可能知道苏联政府对待奥尔洛夫的态度，因为当时奥尔洛夫的名字眼过去一样，根本不曾在国内报刊上出现过。 在美国秘密情报机关的帮助下，奥尔洛夫一家（现在已经受到了官方保护）又迁回了克利夫兰市。但费奥克蒂斯托夫也追踪而来。他那令人难以理解的固执、腼腆的神态、以及外交护照，居然把象奥尔洛夫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也给弄糊涂了。显然，在奥尔洛夫那个时代，苏联特工人员的外表和言行与现代间谍有很大不同。奥尔洛夫夫妇甚至想：莫非，这位莫斯科的使者是要在美国避难，需要他们给予帮助？ 但事情很快就真相大白了。而且，他们之间后来的谈话越来越令人奇怪。费奥克蒂斯托夫一再劝奥尔洛夫相信：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他奥尔洛夫评价极高，只要他本人同意，苏联报刊就会大张旗鼓地宣传他，赞扬他这本为祖国急需的反斯大林的书。其实，苏联政府要证明自己这番诚意非常容易——只需让奥尔洛夫的书在苏联出版就行了。可是，对这个问题，费奥克蒂斯托克却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但他却声称自己有幸看见过奥尔洛夫二十多年前给斯大林写的那封信，以及斯大林在那上面留下的令人毛骨谏然的批示。至于现在嘛……现在一切都变啦！只要奥尔洛夫稍有意思表示，不多不少，恰好可以荣获苏联英雄称号。只是眼下……是否先劳驾他到附近走一趟，去认识一下等在汽车里的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家人，怎么，不应该吗？ 这是明显地企图将奥尔洛夫诱出家门——毫无疑问，外面有人等着找他算账！ 一九七三年四月七日，在妻子死去一年半之后，奥尔洛夫也在克利夫兰与世长辞。最后这一年半里，他完全是在孤独和寂寞中度过的。 现在，可以用真实姓名称呼他了：列夫·费尔德宾。 约瑟夫·科辛斯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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