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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星期一，阳光和煦，晴空无云。数辆防弹轿车由配备机关枪的吉普车开道，警笛一路长鸣地开到了法院。八位审判官在两排武装卫队的护卫下离去。一千名士兵将大楼围住，狙击手站在四周房顶上，形成侧面影像。 在法官室里，两位法国人穿上了长袍，将绉褶的丝条绕到脖子上。尼基钦科和沃尔奇科夫的深褐色军服上显示出了剃刀锋日似的褶缝。比德尔舍弃了干净的背心和蝴蝶结领结，换上暗灰色西装和礼服。他的情绪也和衣服的颜色一样暗淡。他害怕今晨走进法庭面对受审的被告。劳伦斯在重述最后一遍起诉委任状时，显得很平静。他领头，读了说明纳粹上台的判决书。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和他的代理法官法尔科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地追溯德国的侵略。劳伦斯有意选定比德尔来处理侵略共谋的起诉书。比德尔对这份起诉书提出最严厉的批评。劳伦斯希望法庭提出一个统一阵线。他选择温和的约翰·帕克来宣读判决书中最骇人听闻的段落，即违反人道罪的段落。这位心平气和的美国人对法庭判决做出的反响总会比两位复仇心重的俄国人可信。苏联人将宣读有关奴隶劳工和纳粹组织的判决书。劳伦斯拿起一本厚厚的黑色笔记本，向通往六OO号房法官席的小门走去，其他人则紧随其后。 来宾们在座位上心神不安地左右移动着。审判官们乏味单调的讲话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了，实际上是扼要重述一个时代的历史。沃尔奇科夫中校直到下午4点才宣布对受到起诉的纳粹组织的裁定：纳粹党领导集团，“有罪”；褐衫队，即冲锋队，因其在30年代后期已失去意义而予以赦免，正如德意志帝国的内阁一样，最高统帅部没有被判有罪，因为，正如劳伦斯所解释的，受牵连的官员寥寥无几，以致进行个别的审理比全体判决更可取。 法庭的定罪意味着凡是1939年以后成为该组织成员的人，都自然地是战犯。但由于比德尔的成功游说，使得那些被网罗应征成为成员或对该组织的罪恶意图毫不了解的人得以豁免。而在审判进行中，美国占领当局已经设立了由德国人主持的非纳粹化法庭来复审三百五十多万人的组织成员的身分。这些机构以及后来的战犯法庭在绘成员定罪或剥夺其某些职务和公民权时，都要考虑该成员被宣判有罪的组织中的前纳粹成员身分。其他占领区也采用类似的方法。然而，这样的组织成员没有一个是单凭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而受到惩处的。对比德尔和其他一些评论家来说，这些组织的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义的一举。 第二天早晨，10月1日，安德勒斯上校对集合在牢区走廊里的被告讲话。他说得很坚定仍不含恶意：“你们这些人对你们自己，对德国人民，对子孙后代，都有义务尊严而果断地面对今天这个日子。我期望你们进入法庭后，立正站好，留神地听对你们的判决，然后退出。在你们离开公众的视线之后，你可以放心，有人会来帮助你们。” 审判长宣布，首先宣读判决书，接着是判刑。在被告席上这二十一人仍坐着听适用于他们的四条起诉理由：共同策划或密谋发动侵略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律师、研究者、不当班的译员们都肩挨肩地挤在告发席上。摄影机在转动着，照相机在咋呼咋呼地响，荧光闪闪，映得被告们的脸上现出死人般的青白色。 劳伦斯爵士开始说：“被告赫尔曼·戈林，是仅次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发动侵略战争的推动力量。”戈林创立了盖世太保和集中营，后来他才把它们移交给希姆莱。他签署了最残酷的反犹太人令。“他指示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在欧洲的德国势力范围内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且，劳伦斯爵士还补充道，他是个盗贼。 戈林的制服很干净，但脑袋下垂着，头发梳得很整齐，在劳伦斯讲话时，他把一只拳头伸进下颚摩擦着。劳伦斯下了结论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减刑，法庭认为赫尔曼·戈林在所起诉的四条理由上的罪名都成立。 鲁道夫·赫斯在劳伦斯宣布对他的判决时，拒绝戴上耳机，还在座位上前后摇摆。法官说道，此人行为确实反常，有记忆失误的毛病，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不了解法庭对他起诉的性质或者他无能为自己进行辩护。尽管如此，他没有参加过德国的肉体消灭丑行，因此法庭认为他没有犯违反人遭罪。然而赫斯是纳粹阴谋集团的元老之一，地位仅次于希特勒与戈林。他还签署了使捷克和波兰解体的命令。赫斯在起诉理由的一、二条上有罪，即密谋侵略和破坏和平罪。 在记者席上，《新闻周刊》的记者詹姆斯·P·奥唐奈草草记下了他对下一个被告的印象。“里宾特洛甫……是被告席上形态最差的一个……看上去就好像绞索已经套在他的脖子上……汗流浃背。”法庭认为，里宾特洛南四项罪状全部成立。 当念到凯特尔的名字时，这位陆军元帅像个军校生一样坐得笔挺。法官读道：“当所犯罪行是如此骇人听闻，罪行是如此累累，即使对一个军人来说，执行上级命令也不能考虑减刑。” 卡尔登勃鲁纳皱着眉头显出他那刽子手惯有的怒容。证人们在毛特豪森认出了他，法官读道，并且“证明他也曾看到囚犯们被以不同的方式处死：绞死、射杀、毒气……”他被认为在起诉理由第三和第四条上有罪。 尼基钦科宣读对罗森堡的判决书：“他在西方攫取了二万一千九百零三件艺术品”、“掠夺东部占领区的原材料”、“清洗占领区的犹太人”。四罪全部成立。 汉斯·弗兰克带着律师追踪奇案的好奇心倾听比德尔宣读对他的判决，开头很不错，“指控弗兰克的大部分罪恶计划是通过警察执行的。弗兰克在权限上同希姆莱有纠葛……希特勒在解决许多这些争执时都偏向希姆莱……有些罪恶的政策并不是弗兰克首创的，这一点也可能是真实的。”难道他竟敢希望什么吗？比德尔继续念道：“但是，接任被占领的波兰总督后，弗兰克曾言，波兰人要成为大德意志帝国的奴隶。”比德尔继续念道，该被告在每一项血腥政策上都予以合作。当他接任波兰总督时，那里有二百五十万波兰犹太人。当他离开时，只剩十万了。在起诉理由第三、第四条上有罪。 呆滞的弗里克一度担任过内政部长，此人张罗着解决了希特勒的德国公民资格问题。在四条罪状中他犯了三条。 当劳伦斯爵士继续宣读判决时，施特赖歇尔慢慢地吃着口香糖。判决援引了《冲锋队员》周刊的一些段落。法官说：“施特赖歇尔煽动谋杀和种族灭绝，很清楚，这构成了基于政治和种族原因的迫害……犯了违反人道罪，犯了第四条罪状。” 当尼基钦科恢复了对藏在德国国家银行保险箱里装满金牙的钢制盒子的印象时，瓦尔特·丰克几乎瘫在被告席下面。但是“丰克在他参与执行的各项计划中从来不是重要人物”，法官的话暗示可以减刑，尽管丰克被认为在三条罪状上都有罪。 罗伯特·杰克逊认为下一个被告是上面要求把这一阴谋案件联系在一起的关键所在。今天上午他告诉他的同事说，他认为雅尔马·沙赫特是受审的最可鄙的人。“沙赫特有选择的自由，他本可以赞同或者反对纳粹。他却在促使纳粹党人上台上比其他任何人都卖力。”怀有这种感情的不止杰克逊一个人。新闻旁听席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威廉·L·夏伊勒研究德国的时间比其他人都长。他深信，要不是沙赫特的天资应用不当，纳粹政权本来就不可能崛起。 弗朗西斯·比德尔宣读了判决。雅尔马·沙赫特在全部罪状上都被宣告无罪。杰克逊很可能相信，是比德尔出面再次阻挠了他对沙赫特在密谋侵略的罪名上定罪。实际上，沙赫特只是因为投票出现二比二的僵局才得以脱身。比德尔同尼基钦科一起投票赞成定罪。 一听到无罪开释，法庭顿时热闹开了。在一连宣读了十个有罪判决之后，法庭开始认为，这一审判的确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报复。沙赫特从一开始就趾高气扬他预言，他将得以免罪。如今他把这当作自己的应得接受了，丝毫没有感情冲动。 当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开始宣读邓尼茨的判决书时，这位海军元帅的前景看起来也更加光明：“法庭不准备因邓尼茨对英国武装商船队发动潜舰战而给他定罪。他也不因命令击毙沉船幸存者而有罪。”法庭接受了尼米兹海军上将在证词中所持立场：德国海军在战斗中的表现与美国海军没有区别。戈林转过身去对邓尼茨微微一笑。不过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还没念完呢！然而，邓尼茨设立了他的德国潜舰可以在其所在的区域击沉任何可望得见的东西，这显然违反伦敦公约中关于海战的规定。听到此处，邓尼茨怒形于色。他使得部分的大西洋变成了沉船区顺美国人则把整个太平洋都变成了沉船区。这位法国法官继续宣读。邓尼茨同样执行了“突击队命令”，并试图使用集中营的劳工来建造舰只。他在罪状第二和第三条上有罪，即破坏和平罪和战争罪。他的前任，身为海军总司令的雷德尔海军元帅，在罪状第一、第二和第三条上被判有罪。 就在几天前，比德尔收到一封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妻子亭里埃塔写来的信，是用英文写的，“我们的孩子热爱美国，那是他们祖父母的祖国。他们对于那里的冰淇淋和华特·迪斯尼电影有着美国好快乐的幻想。他们熟悉那里的国旗和历史就像熟悉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旗和历史。但现在，难道要我去告诉我的孩子们就是这个美国让你们的父亲在人所料想不到的最不光彩的状态下死去的吗？”比德尔在宣读判决书时，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问，在被席拉赫运往东方的六万犹太人中有多少儿童也曾梦想过冰淇淋和华诗·迪斯尼电影？不过，这个人很轻浮懒散，还不足以给他定为主要的共谋者。法庭认为他犯有第四条罪状，即违反人道罪。 比德尔读道：“绍克尔争辩说，他对执行奴役劳工计划方面的过火行为不负有责任。他说要获得的劳工的总数是由工业和农业的需求所决定……他作证说，只要他有权，他就不断地敦促给予人道待遇，……但是，毫无疑问，”法官继续说，“绍克尔对这一奴役劳工计划负有全部责任，他曾在残酷和困苦不堪的条件下执行着这一计划。”犯有罪状第三和第四条。 审判前一天晚上在新闻酒吧中，对约德尔的最后关键性投票是三票对一票，预料无罪开释。他以不可一世的气派坐在被告席上，法庭由多纳迪厄·德瓦布雷斯详细叙述他在起草侵略战争计划罪和传达“突击队命令”以及“政委令”上犯下的罪行。法官最后说：“他不能在所谓军人应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服从的骗人鬼话的背后来掩盖自己。”约德尔在所有四条罪状上都有罪。 手持一块整整齐齐的白手帕的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是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前任，他曾帮助纳粹上台，并在驻扎在捷克的党卫军送交给他的屠杀令上无精打采地签了字，法庭得出结论说，四条罪状都成立。有教授头衔的塞斯一英夸特作为德国在荷兰的最高统治者，杀死了六万名荷兰犹太人，他被宣布在四条罪状中犯有三条。 杰克逊看着斯佩尔，此人通常很沉着冷静，此时看起来受着煎熬，脸上起了一片疙瘩。杰克逊曾认定，如果他能宣判一个被告无罪，那么就是此人。比德尔在宣布：“斯佩尔从事的种种活动并不等于是……筹划侵略战争。”在第一、第二条罪状上无罪。至于对士兵和平民的暴行——即第三和第四条罪状——“斯佩尔知道，当他对绍克尔提出要求时，这些需求将由强制服役的外国劳工来补充……他把集中营的劳工用于他自己控制的工业。”他在军事工业中使用苏联战俘，看来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对艾雷·尼夫来说，似乎法庭认为斯佩尔与绍克尔同罪。但法庭宣布：“斯佩尔本人对于执行这一劳工计划并不负直接的行政责任……他对绍克尔没有获得行政控制权……他与实施奴役劳工计划中出现的暴行并没有直接关系……他冒着相当大的个人危险……反对希特勒的焦土政策。”斯佩尔在第三、第四条罪状上有罪。但是奴役五百万外国劳工的主要责任落到了绍克尔的窄肩上。如果提出什么轻于死刑的判刑，斯佩尔就有理由抱有希望。 紧接着又对两人宣告无罪。弗兰兹·冯·巴本，这个做了一笔交易因而使希特勒得以继任他的位置的前总理，现在发现是无辜的。广播宣传员汉斯·弗里奇也被无罪开释了。戈林悄悄地对赫斯说，这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被告席上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马丁·鲍曼被缺席判罪。 下午三点45分劳伦斯爵士宣布休庭。午饭后，他们将开会研究判刑之事。 休息时，罗伯特。杰克逊带领艾森豪威尔的副手卢修斯·克莱将军和罗伯特·墨菲大使去“贵宾室”共进午餐。杰克逊说，他对沙赫特的无罪开释大为恼火。沙赫特的被释不仅葬送了对他破坏和平案的定罪，并且还证实了俄国人一直的议论——说什么西方列强永远不会给一个资本家判罪。他的几位同伴提出，难道这些无罪开释事件不能确认这一法庭为一个合法的、公平的法庭吗？杰克逊说，在沙赫特的案子中，法庭是以破坏正义以求达到表面的公平。当他离开餐厅，记者们一拥而上，极力要求他谈谈他的感受。杰克逊说，就他而言，沙赫特、巴本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不幸逃脱，是美国法官促成的。但是如果把这一批评归咎于他，对盟国之间的关系不会有帮助。他说，这些谈话是非正式的。 几个被释放的人站立在新闻室，一群大嚷大叫的记者把他们团团围住，一个劲要求把香烟、糖果和饮料递给他们。托马斯·多德给了沙赫特一盒哈瓦那雪茄。丽贝卡·韦斯特带着厌恶而不满的眼光看着。她看到沙赫特和巴本就像两只狡猾的老狐狸，干了某种类似谋杀的罪而逃脱法网。一个德国警察一路挤到这几个被告面前，向他们宣布巴伐利亚省长威廉·赫格纳博士已发布了逮捕他们的令状。他们仍然要受到德国法庭对他们所犯下的战争罪的审判。警察还警告说，一名狂暴之徒正在外边等待他们。沙赫特问安德勒斯上校能否允许他们在监狱里再待几天，直到安全时再离开。安德勒斯同意了。 一名美国记者问辩护律师卡尔·亨泽尔，为什么德国人对他们的三个同胞逃避了惩罚感到那么不高兴？亨泽尔解释说，这比看见那些在纳粹当权时期飞黄腾达的人们得到自由，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把罪名加诸于个别人身上的定罪，实际上是赦免了德国人，个人负罪越多，集体负罪就越少。 一位英国记者强留王牌译员沃尔夫·弗兰克进行长谈，问他是否还要主持下午的开庭。弗兰克答道：“是的，我练习讲Toddurchdenstrang（绞刑）已经好几天了。” 下午2时50分，法官室的门开了，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出现在门口。他点头示意，其余人便各自就位。同时，赫尔曼·戈林由左右两名头戴钢盔的士兵押送着，从被告席后面的滑动门进来。尽管扑了粉，戈林还是像死人一样脸色苍白。劳伦斯爵士开始宣读：“被告戈林，根据对你定罪的刑事起诉书的罪状，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念到此处，戈林向劳伦斯招手要他停止讲。他说，他的耳机不出声了。两个美军技术员冲向被告席。劳伦斯绝望地看着：人们努力下了决，动惩罚这些人，不料庄严的场面却被一段出了错的电线给破坏了。戈林表示一切正常了。劳伦斯又开始读：“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戈林面无表情地摘下耳机，转身就走，接着便进了电梯，无影无踪了。 鲁道夫·赫斯漫不经心地摇晃着，两眼盯着天花板，再次拒绝戴耳机。“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劳伦斯爵士宣布。尼基钦科手指着一份一休庭他就打算向新闻界发表的万言不同意见书。他在文中不承认对赫斯无期徒刑的判决，尽管他投了赞成票。他的莫斯科的太上皇难以理解法官室里达成的那一交易——不过投票是秘密的，而他在这份措辞激烈的不同意见书可能回去后保得住他的脑袋。他在不同意见书中辱骂几起无罪开释案，尤其是沙赫特的无罪开释。文中争辩说，资本家同意负担侵略战争的费用，而沙赫特就是个最典型的资本家。 当劳伦斯宣布判处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绞刑时，这个人猛地瘫倒，就像一具僵尸坠地。威廉·凯特尔听到他的死刑判决后，粗鲁地点了一下头，好似一个刚刚接到命令的下属。 “ToddurchdenStrang”（绞刑），卡尔登勃鲁纳通过耳机听到了判决。同样的命运落在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头上。当9月10日晚上比德尔上床睡觉的时候，罗森堡的命运还掌握在他手里。第二天早上，他投了定他罪的一票。 汉斯·弗兰克行动起来像个梦游者，他走上前来的时候重重地撞在被告席的椅子上。他听到自己的死刑判决，伸出双手，一声不吭地哀求着。威廉·弗里克听到同样的判决，却无动于衷。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几乎是疾步向前跑，他叉开双腿，翘起了下巴，ToddurChdenStrang”（绞刑），这是沃尔夫弗兰克通过翻译电路翻译的。 死亡名单终于中断了。瓦尔特·丰克与海军元帅雷德尔被判无期徒刑，海军元帅邓尼茨被判处十年徒刑。 亨里埃塔·冯·席拉赫与海团里希·霍夫曼围聚在证人厅的收音机旁，以收听关于这一审判的广播。亭里埃塔在听到对她丈夫的命运的宣判时，抓住了父亲的手，“法庭到你二十年徒刑”，劳伦斯法官说。宇里埃塔哭了，跳起来拥抱她父亲，“他还要活下去，不管判什么刑都可以，只要不送命。” 剩下的被告站在地下室，看着已被判刑的几个人戴着手铐离开电梯，有的人一言不发，有的人则诅咒着对他们的判决。和他的身分一样的两个人，沙赫特与巴本获得释放壮大了斯佩尔的胆子。他看着弗里兹·绍克尔进了电梯，不到一分钟又回来了，脸上的表情就像一只受惊的动物。斯佩尔听到一个卫兵谈到对绍克尔的判决，说的是“死刑”。再有三名被告，就该轮到斯佩尔了。 约德尔将军听到他的死刑判决后，扯下耳机，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对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判了十五年徒刑，阿图尔·塞斯一英夸特判死刑。 斯佩尔进了电梯，弗朗西斯·比德尔一看见他就不禁愁上心头。在那个不眠之夜，斯佩尔的命运同样掌握在他手里。对斯佩尔的死刑表决僵持在二比二的局面，比德尔和尼基钦科赞成死刑。比德尔最后得出结论，阿尔贝特·斯佩尔耳软心活，脱离实际，而且容易倾向于英雄崇拜。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变动了他那一票。劳伦斯爵士宣布：“法庭判你二十年徒刑。” 电梯下降的时候，斯佩尔觉得仿佛是从地狱的边缘给救了回来。但是当冰冷的手铐铐住他的手腕并被押回牢房的时候，他的情绪开始变了。是的，事实真相和悔悟成功地击败了侩子手。但二十年呢？他还没得到自由就成为一个老头了。沙赫特和巴本被赦免了。谎言、遮身牌与隐瞒可能更有作用。 在宣判室中，去向不明的马丁·鲍曼被判处死刑。至此，过了三百一十五天，法庭的任务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审理结束了。 新闻席上顿时大吵大闹起来，记者们你推我挤，争相抢占电话和电报局。法院里是一派悲喜交集的气象：一个角落是人们彼此握手，相互拍背以示亲密，笑脸盈盈，另一角落却是人们带着阴惨惨的表情，无精打采，畏畏缩缩的情景。杰克逊还未等到祝贺的人群向他拥上来就已瘫倒在座位上，脑子里思考着他们得到了什么成果。他们仅仅是一举击溃了一伙恶棍吗？还是他们为人类的文明作了贡献？他们有没有让未来的侵略者注意？还是说好斗的人类仍未吸取任何教训？评审团还未摸到头绪。 在十一名被判处死刑的囚犯中交织着犹豫和忧虑的心情。现今统治德国的“盟国管制委员会”（ACC）已决定在判决后十五天执行死刑。但“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意思到底是正好十五天之后呢，还是过了十五天的某一时间呢？辩护律师们因此无法告诉他们的当事人究竟预期他们哪天才命赴黄泉。 约德尔在他的最后一封信里曾警告妻子不要做任何努力。“使我那颗愚蠢衰老的心里再充满希望。就让他一晃而逝吧。”可是，露易丝一得知丈夫的命运，立刻就给现已下台的温斯顿·丘吉尔拍了一封电报，上面写道：“你一向以身为军人为荣，是你使英国的旗帜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仍高高飘扬在桅杆上。我作为一位英国母亲的女儿，可否呼吁作为军人的您，为我丈夫约德尔上将的性命说出表示支持的话？他和您一样，只是为他的祖国战斗到最后。”她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和马歇尔将军发出了类似的请求，问道，一个在莱姆斯城体面地签署德国投降令的军官怎么可能受到像个普通罪犯那样的待遇呢？ 玛格丽特·希金斯从法院电报室给纽约《前锋论坛报》发送了一则消息，她报道说，安德勒斯上校已经改换了所有牢房的分配方案，使犯人们无法接近他们昔日的藏身之处。她的报道并不完全准确。上校已将判有期徒刑的犯人打发到楼上囚室，但是死刑犯人还留在看守们称之为“死路”的牢房里。 希金斯回到新闻室，看见那里正进行着一轮新的辩论。谁因什么罪而将送掉性命？凯特尔是因为参谋本部吗？约德尔是因为德国陆军吗？卡尔登勃鲁纳是因为希姆莱吗？至于对疯子赫斯和海军元帅雷德尔的判决，难道不是对俄国人的一种安抚吗？绍克尔将因为谁而死？一个美国左翼报刊的饿的记者问道：“是为了世上仍不死心的顽固派吗？”怎么会有人把绍克尔的案例与斯佩尔的案例等同机之，而判一人死刑而到另一人二十年徒刑呢？难道不是斯佩尔为希特勒之死而嚎啕大哭吗？难道在毛传家森作恶的不是斯佩尔吗？池不是可能听到了希姆莱描述屠杀犹太人的恶狠狠的演讲吗？还有那个可怜的爱搞同性恋的家伙施特赖歇尔，他将因为什么而死呢？一位英国记者问。因为煽动谋杀，一个同伙答道。但是弗里奇也遭到同样的控诉，他却被释放了。 一位合众社记者在苏格兰埃尔郡城堡终于找到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艾克说，总的来讲，他对判决感到满意，尽管“我对他们如此轻易就给军人判罪有点吃惊”。 记者问：“如果战局是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将军，你认为他们会绞死你吗？” 艾克答道：“亏你想得出来，小伙子。” 司法大厦的走廊沉寂得神秘可怕，就像船员从一艘沉船上逃脱一样。判决后的那一天中午时分，英国代表团成员都手提行李，聚集在Y－28停机坪，等着飞回英国。劳伦斯爵士避而不答记者们有关判决的问题，而把话题转向他对回到威尔特郡山庄农场的喜悦心情。他对自己过去几个月从默默无闻到近乎人所共仰的人物的转变并不感兴趣。他从来不曾想到能出现恰恰相反的情况。 诺曼·伯基特认为，这次公务肯定会给他们带来某种荣誉，甚至贵族地位。但是是什么荣誉以及荣誉将颁给谁呢？他的这一幕后贡献是否可能通过杰弗里·劳伦斯爵士这一官方角色而显露出来？ 罗伯特·杰克逊的飞机到达大西洋中部之时，他正感受着深深的满足感。他看看周围其他几个曾帮助他度过这场难关的人—一比尔、艾尔丝，以及他的同事们——并评价过去这一年。不管怎么失利，不管敌人怎么样，不管多么激动，不省遭受多大失败，结局是清楚的。他被告知，他的开幕词将永远记载于法庭长篇大论的年报上，他愿意相信这一点。正如他后来在给惠特尼·哈里斯的信中所说：“我在纽伦堡的艰苦岁月是在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工作中充实地度过的。” 弗朗西斯·比德尔在解散他的办公室时向詹姆斯·罗坦诚地说，他感觉自己一生中一次极大的冒险已经过去了，剩下的只是评论了. 法国人和俄国人也很快就离开了。俄国政府持如下立场，认为西方盟国对逃脱死罪的纳粹歹徒太宽大为怀了。但是在法庭每日进行交锋的那几个俄国人却是带着满意的心情离去的，因为他们已经向世人表明他们的人民在战争年代所蒙受的深重灾难。尼基钦科、鲁登科以及其他少数人还赢得了西方同事的尊敬，甚至爱戴。但俄国人离去的心情带有以牙还牙的性质，以报复德国人在苏联的行径。当美国部队前往收回苏联人住过的房屋时，发现俄国人拿走了一切可以搬动的物品——家具、轻型装备、浴缸、抽水马桶，以及全部的勺子、盘子、杯子、碟子。这些物品全都被装上了卡车，运往苏联占领区。 10月1日，“泰克斯”·惠利斯中尉被任命为物业官员，负责看管被告的行李室。四天后，赫尔曼·戈林要求与其辩护律师奥托·斯塔马尔会晤，戈林防身携带着一个蓝色公文包进入五十七号房间。他告诉看守说，这是送给律师的礼物，看守立刻召来泰克少校，泰克当即认出这是从行李室拿出来的。他检查了一下，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便让斯塔马尔保存起来，但泰克并不记得有谁接到过允许戈林进入行李室去取斯塔马尔的礼物所要求的书面批准。一定是别人管戈林拿回来的。 过后不久，斯塔马尔给住在萨克迪林一所小屋中的埃米·戈林捎去了一个音讯，说他能够安排同赫尔曼的最后一次见面。下午2时45分，她被带进探视室，几分钟后，戈林带着手铐出现了。他首先问及埃达的情况。她听说过关于判决的事吗？她知道判决意味着什么吗？埃米回答说，是的，她知道她的父亲即将送掉性命。戈林告诉她，还有比死亡更糟糕的事，那就是这些外国佬强加给他的死的方式。他告诉妻子说；“他们可以杀死我，但他们没有权利审判我，我不承认他们的审判。”探视结束时，埃米说，他们肯定不会绞死他，他们不能绞死赫尔曼，戈林。她认为，他们会把他带走，像对拿破仑那样将他拘留在一个岛上。戈林却说，他对此表示怀疑。但有一点埃米可以放心，“他们不会绞死我”。 古斯塔夫·吉尔伯特想要辞职。判决后的10月1日，他等在C牢区以便得到犯人的反应。一轮工作已经完成，这就是他的工作理所当然的结局。他由于把一部分手稿送交纽约，设法勾销了道格拉斯·凯利给西蒙和舒斯特提出的要求。但凯利无疑会找到另一个出版商，吉尔伯特下定决心说服他付梓。他向安德勒斯上校递交了一份要求辞职的请求书。上校在杰克逊离开之前已将请求书转交给杰克逊。杰克逊拒绝了吉尔伯特的请求，地告诉这位惶惑不解的心理学家，他要他继续当他的几位“代表”之一。从这一点着，吉尔伯特发现自己再也不可能带上冷淡的职业特征的假面具了。他告诉一位合众社记者说：“所谓赫尔曼·戈林貌似勇敢，全然是胡扯。他们都是懦夫，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包括戈林，都是懦夫。他们现在都在牢房里发抖。他们在法庭上做出来的样子都是虚张声势。他们认为接受死亡可不像挨打骂那么容易接受。” 吉尔伯特知道，囚犯们现在最沉重的感情负担，是不知道他们何时命赴黄泉。与此同时，十六名被告向“盟国管制委员会”提出上诉，这是他们得到宽大处理的最后希望。伦敦宪章也授予“盟国管制委员会”减轻处罚甚至减刑的权力。绍克尔的律师罗伯特·塞瓦琼斯吁请“盟国管制委员会”考虑对他的当事人的死刑的不合理性。他请求道：“绍克尔与使用集中营劳工之事毫无关系，那是斯佩尔和希姆莱之间的事……绍克尔一直是纳粹上层圈子中的局外人，斯佩尔却是希特勒的密友。”凯特尔请求“盟国管制委员会”对他实行枪决。戈林、弗兰克与施特赖歇尔都不想要申诉，但他们的律师不管怎样还是提出了。10月9日，“盟国管制委员会”开了三个半小时的秘密会议。四位成员由每一个占领国派出一人而组成，他们从两方面权衡了一下这一申诉：减刑对盟国有没有政治上的好处？被告对起诉有没有提供有益的帮助？他们作出决议，但决定不立即通知犯人。 10月10日，安德勒斯上校从比利时的短期旅行中返回。他称之为“观光者”的等着参观他的“动物园”的人潮并未减少。随着刑期的逼近，名人和好奇者都急于赶到C牢区一睹为快。新闻界也总是纠缠着他。罗森堡真的曾费尽心机想自杀吗？赫斯真的起草了一份“第四帝国”的计划？负责安排行刑的四方调查委员会问他关于绞刑执行者的安排事宜。他解释说，约翰·C·伍兹主官长就要从兰茨贝格赶来，此人在十五年的军旅生涯中曾吊死过三百四十七个人，是绝对的内行，最近的是吉尔伯特上尉在圣诞节期间采访过的达豪党卫军凶犯。 上校从他现任的监狱精神病医生威廉·邓思中校那里得到关于犯人心理健康的最新简报，又从弗鲁克医生和军医查尔斯·J·罗斯卡中尉处取得犯人身体健康状况的最新报告。报告说，有好几名死刑犯人都在早晨洗冷水浴，大部分犯人参加了许可在牢区走廊里进行的体育活动……只有戈林例外，他从不离开牢房。上校说，你总不能强迫一个即将死的人也保持健康和卫生。 汉斯·弗兰克仍然是西克斯图斯·奥康纳神父最得力的皈依者。弗兰克对自己摒弃纳粹政权可能略有几分违心，但他重返教会却是忠实的。他妻子布丽吉在最后一封信里告诉他，她和孩子们住在一所只供应冷水的寓所里，所有的财产均被没收。他如今的状况正是对他一生追逐体面和威望的莫大的讽刺，以致他对自己的死刑判决已无可争论了。他对神父说，终止思考和感情是一件礼物。在最后的日子里，弗兰克拼命地工作，以完成他的回忆录。他已经用铅笔写完一千零九十页。奥康纳神父答应说，如果非得由他来完成这个任务的话，他将把手稿偷偷带出去，交给弗兰克的妻子。 军方监守官仔细地察看了鲁道夫·赫斯自从判决后给妻子写的第一封信c信中写道：“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曾考虑到死刑。”他重述了他没有见她的理由：“在两旁哨兵的监视下，透过一层铁丝网……这有损于我们的尊严。不过，”他告诉她，“我发现自己处于极其完美的恬静的状态之中，只是担心不能将此境界传达给不能有此同感的同志。”他最后说道：“为了跟我原则上拒不承认法庭的态度相一致，当宣布对我的案子的判决时——我故意不予理睬……实际上，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偶然地明白过来是什么样的判决。”这是监守它处理的赫斯写的十几封信中的一封。就如其他所有信件一样，他立刻感到这封信是有理性的典范。 凯特尔请求弗鲁克医生运用他的影响阻止播放那凄惨的音乐。每天晚上，党卫军风琴演奏者都要弹奏起那首歌吧，《我的小宝贝，睡吧》的曲子。凯特尔经过最初的抵制后，也开始写自传，并且沉湎于忧郁的回忆之中。这首歌使他想起他已经失去的孩子，他们在其精神之父发动的这场侵苏战争中有的死了，有的失踪了。凯特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在那酷热难当的7月20日，如果用来炸死希特勒的那枚炸弹在拉斯腾堡“狼穴”中爆炸开，就使得他能成为英勇牺牲的英雄，要是这样，运气该多好啊。后来，在战争结束后，俘虏他的人接连数小时让他处于无防卫的状况。他写道，要自杀当时会是很容易的事，要比这个“走向纽伦堡的悲惨之路”更可取。 埃尔温·隆美尔则幸运多了。1944年10月，希特勒了解到德国最优秀的军人据说曾支持“七·二O”事件的阴谋者。希特勒告诉凯特尔说，他们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是逮捕隆美尔并对他进行军法审判。凯特尔说，这对崇敬隆美尔的德国人民将是可怕的打击。希特勒说，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告诉隆美尔，如果他不能办理“该办的事”的话，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凯特尔派了两位将军，威廉·柏格道夫和恩斯特·梅赛到乌尔姆附近隆美尔的家里去。这位陆军元帅在他的座车遭扫射时头颅骨折了，现在正在康复。他们带给他一小瓶毒药，向他说明他的选择，并许诺如果他按照所期望的去做，将为他的家人提供保护，并为他举行国葬。 1944年10月15日，凯特尔给妻子写信说：“隆美尔在一次车祸中头骨多处受伤而终究去世了。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失掉了一位受到众神宠爱的指挥官。”在对德国人民的一份官方宣告中，凯特尔撒了同样的谎。 弗鲁克答应凯特尔，他将向安德勒斯上校谈谈风琴手的事。凯特尔独自待在牢房里，终于充分体会到那句古老的谚语：“地狱是意识得太晚的真理”的涵义。他以本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军人的同样的赤胆忠义，却为邪恶效了劳。他的罪过在于他不分青红皂白。 10月13日星期天到教堂参加早礼拜之后，安德勒斯上校给囚犯们捎来了消息，“盟国管制委员会”拒绝了所有要求宽大处理的申诉。杰克逊法官在离开纽伦堡之前，已通知“盟国管制委员会”说，没有一个被告为起诉提供过理应减刑的证据。“盟国管制委员会”自己也认为，宽大处理未提供任何政治上的好处。 看过犯人之后，安德勒斯在女儿基蒂的陪同下前往机场。这根本不是离开纽伦堡的理想时间。死刑执行的日子已近在眼前了。但是，卢森堡大公邀请上校接受“橡树花冠荣誉令”，以表彰他早先主管蒙多尔夫监狱的贡献。基带将出席大公夫人为她父亲举行的招待会。他妻子曾说，他对这项工作的奖赏了解不多，因此不能错过此行。但无论如何，安德勒斯务必在第二天返回纽伦堡。 前一天，他检查了他的牢房的最近的精神病报告。邓恩中校警告要提防绍克尔和里其特洛甫的潜在的问题；他把里其特洛甫说成“一所最初不是用很好的材料建造而如今正处于崩溃之中的房子”。至于戈林，邓思报告说：“他将在自我中心、虚张声势以及炫耀招徕生意的手段的支撑下面对自己的判刑。戈林必将抓住一切机会挺身而战。”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以惯有的坚韧自制的精神接受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决定的言词表达，至少外表是如此。他了解到露易丝所做出的种种努力，那不过是又一个行将破灭的美梦。温斯顿·丘吉尔答复说，她的电报已收到，“并把它交给了艾德礼首相”。蒙哥马利做出了类似的反应。她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被退回，上面附有一张便条：“收报人已离开本城，未留下信件转交的地址。” 约德尔欢迎监狱理发师的到来。这个表现好而享有优遇的战俘一边给他刮胡须，一边问他桌子上那张已褪色的照片上那位怀抱婴儿的少妇是谁。约德尔答道，那是他和他母亲。“我要是那时就死掉该多好啊，免得蒙受用那么多悲伤痛苦。坦白说，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活着。” 星期天晚上，吉尔伯特最后一次采访了监狱，询问死刑囚犯们对自己的申诉被驳回有何感想。绍克尔的怕死情绪表现得最明显。他告诉心理学家，他一直竭尽全力去做好要他奉命做的事情，如今他怎么会成为死刑犯呢？不过，当吉尔伯特研讨他的申诉为什么不能成立时，一线现实之光看来渗透了那朴实的智慧。绍克尔说道：“我们有句老话，医生，狗总是抓住跑得最慢的猎物。”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再次谈到他对犹太人越来越深的敬仰之心。他说，吉尔伯特一定知道犹太人庆祝普解节的情景。想想这一事情的讽刺意义：薛西斯残忍的统治者哈曼和他的十个儿子给押着走向波斯人曾用来绞死犹太人的同样的绞架。施特赖歇尔对《圣经》的渊博议论使吉尔伯特惊讶不已。 戈林平躺在小床上，对某些问题表示冷漠，然而保持着好奇的机警。他追根究底地问了吉尔伯特一个问题。让他面对行刑队，难道绝对不可能吗？一点可能都没有，吉尔伯特回答他。戈林说，干脆也就这样吧，他听说美国人的枪法很不好。古斯塔夫·吉尔伯特的视察结束了，他离开了C牢区，这是最后一次。 10月14日，星期一。牢区的早晨仍是惯常的例行公事，一片喧闹忙乱的景象，只有戈林例外，他仍然让因表现好而享有化通的战俘为他打扫牢房的地板。他待在走廊尽头，与泰克斯·惠利斯交谈起来．而其他人则用拖把拖地。看守们都很喜欢让惠利斯值班。他的监督显得和蔼可亲，随随便便。戈林又聚精会神地与弗鲁克医生小声说着话。直到看守们又把他关进牢房。 在牢房里，戈林可以把手伸进通向抽水马桶的抽水管的凹处，在那里他将找到那个又冷又硬，有双保险的子弹壳，子弹壳里是一小瓶氰化钾。此物是怎么从行李间弄到现在这个藏身之处的，只有他和一位或许不知情的同谋才知道。最大的可能性，是泰克斯·惠利斯干的，他曾为戈林从行李间取回戈林给他的礼物，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物品，其中包括戈林送给斯塔马尔的那个蓝色公文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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