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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勒斯上校星期一下午从卢森堡回来，发现第三军团的行划手约翰·C·伍兹士官长在办公室等候着他。这名士官长是干这一行当才来到此处，同时也是作为执行绞刑的见证人。当需要自愿者时，伍兹自愿效劳，并说出他的职业。这个大腹便使，脸色红润的四十三岁的人不管在哪儿工作，都使人产生出某种敬畏之感。这就使此人显出一种让安德勒斯上校觉得很不顺心的粗俗的自信。伍兹说他得到通知，要他在10月16日星期三执行这一任务。安德勒斯回答道，是这样。四方调查委员会此时正在开会，以确定行刑的确切时间以及尸体和个人财物的处理。 安德勒斯提醒伍兹注意，保密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不想惹得德国人大惊小怪——示威游行、试图逃跑或者叛乱。伍兹解释说，他已在夜里躲过守在城里进行监视的新闻记者，从兰茨贝格按后路，趁人不察，设法将他的一伙人和设备运进城。他的人现正在纽伦堡军事区的总部待命。在他的五人行刑队里有两个小伙子，伍兹说，他们从未吊死过人，但他一直对他们进行了三个星期的严格训练。 安德勒斯打开书桌抽屉，递给历兹一张纸，那是十一名死刑犯的身高，体重表。伍兹曾听说，戈林魁梧凶悍；但他注意到，该犯的体重已从被捕时的二百六十二磅降到了一百八十六磅。安德勒斯说，今晚将在操场旁边的临时体育馆里举行一场篮球赛，这是溜进操场的最佳时间。比赛的喧闹声有助于掩盖伍兹他们的到来。 那天晚上8点钟左右，犯人们听到离牢区很远的另一头一阵骚动。消息很快传来，安德勒斯上校下令进行一次出其不意的检查，他要把每个牢房都来个里外大翻转。戈林只得把那个小“容器”从马桶里取出来。在检查期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暂时隐藏它，那就是他的直肠里。约翰·W·韦斯特少尉来到五号车房，他翻遍了戈林的个人财物箱，检查了桌子底面、窗台，还有抽水马桶。他看了床底，掀起床垫，把它提到走廊里使劲科，检查一番，没发现破绽，就把它放回小床上。戈林一直等到熄灯。他一上床，就可以取出子弹壳，把床垫撕开一条缝，再把小弹壳塞进床垫缝里。 体育馆里很脏，空气污浊，天花板太矮，无法在罚球线外来个立停跳投。“小伙子们，继续打，打完这场比赛。”一位陌生的士官长一边站在门口，抱着双臂看球赛，一边拉长了声调慢吞吞地说道。伍兹估量体育馆大概有八十英尺长，三十英尺宽，有足够作为他需要的场地。他转身离开了体育馆。几分钟后，打球的美国兵们听到汽车在体育馆旁的停车声。他们继续打球，球猛击在木地板上发出的有节奏的砰砰声，与之对应的是他们的叫喊声。伍兹及其助手们留在他们的卡车旁，抽着烟，一直等到球员们走进监狱地下室冲澡。在最后一个队员走得看不见时，伍兹才发出信号，他的人便放下汽车尾板。 住在第三层的威利·克鲁格午夜后被一阵敲打声和说话声惊醒，但很快就又进入了梦乡。与斯佩尔一样，弗鲁克医生也听到了这些声音，斯佩尔猜测着，觉得一股寒气直冲脊背。 当伍兹的下属组装可移动的设备时，他就用手检查绳索，打上蜡，扭曲着它们直到他对其伸缩性感到满意时为止。他本应先用重物试一试，但在监狱里找不到任何重东西。他开始编织绳套。到他完成时，敲打声也停止了。 他打量着他部下的手工，颇为满意。三个漆成黑色，八英尺高的绞架立在体育馆中央，走到每个绞架前有十三级木台阶。台阶顶端的平台下面，前边的三面是木制的，一块黑布帘挡住了后端。伍兹登上第一个统架，扭动自己的身躯，试其稳固程度。一个金属钩从横杆上吊下来，伍兹把绳套系在钩上，一个杠杆从地板上突兀出来。伍兹用劲一拉，随着一声金属刺耳的噪音，活门打开了。他给杠杆涌上了一滴油。他对每个绞台都重复了同样的动作。 还剩下一件事。他的部下把体育馆一头的黑布帘拉直，布帘后放着棺材，并从卡车上取下担架。到他们完成这一切时，黎明的曙光正驱散夜晚的黑暗。他们全都挤上汽车，驶出了监狱的院子。马达的轰鸣声再次惊醒了克鲁格。这回他决定起床。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正如他们在固定的周而复始的生活中度过的其他日子一样。克鲁格收集洗脸盆，犯人们打扫自己的牢房，早餐是燕麦粥和咖啡。罗森堡希望他的抱怨能引起安德勒斯上校的注意。夜里越来越冷了，如果他把双手放在毛毯外面，他根本就不能入睡。尽管表面上平静，他们仍不断地问克鲁格，今天是不是就是行刑日？ 战俘理发师跟平常一样先来到戈林的牢房。押送的看守交给他一个刀片，理发师把它装在戈林的剃刀架里。押送兵和牢房看守兴致勃勃地聊起棒球。戈林推断，那天晚上的比赛中发生了重要的事。理发师离开时，戈林问他，行刑是否就在今日？ 牢房的门猛地被打开，让犯人出来做早操——绕着走廊轻快地散几圈步。看守和囚犯的枷锁铐在一起。犯人一旦又给关起来，图书管理员奥托·施特伦就扮演起另一角色：监狱邮差。施特赖歇尔收到了一封信，里宾特洛南五封，约德尔七封，弗兰克九封。绍克尔一封也没有。弗兰克带着孩子般的热切心情问他今天早晨是不是获胜者。有好几个人问施特伦今天是否是行刑日。 在法庭出示那些令人毛骨依然的证据的日子里，一股羞耻的气息时时刻刻充斥着牢区。但在法庭作出使犯人们又满怀希望的决定那天，昔日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气又弥漫在走廊里。今天，C牢区气氛十分紧张。 里宾特洛甫向军医罗斯卡中尉抱怨说，他患有失眠症。罗斯卡提醒他说，弗鲁克医生那天晚上会带来平常的镇定剂。这位前外交部长想给这位医生读一读他刚给妻子写的一封信：“成千上万人倒下了。德国被摧毁了，我们的人民一蹶不振。难道我不也应该倒下吗？我现在非常镇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昂起头来。我会在另一个世界里与你相会。”医生认为怎么样？里宾特洛甫很想知道。罗斯卡对这一“分裂中的人格”印象极深，他曾被告知要密切观察他，因为这一“分裂中的人格”显示了意料不到的尊严气派。信写得很好，医生答道。 罗斯卡打断了正在写回忆录的凯特尔。他对这位陆军元帅把牢房收拾得如此整洁光泽颇为惊讶。凯特尔垂头丧气，但他告诉医生他感觉很好，接着便又回去写作了。明天是10月16日，五年前的同一天，他起草了“报复令”。“人的生命在紊乱的国家里往往分文不值。”他曾在命令里写道。接着他便下令处决五十名人质以报复一名德国兵之死。就是这一命令和其他类似的命令使他进了这一监牢，在这里他的生命分文不值。 格雷克牧师与奥康纳神父坐在监狱办公室里，脑子里一直想着并议论当天晚上要举行的一连串世界级比赛。格雷克准备给他家乡的圣路易红雀队投下十美元的注，而奥康纳通常是道奇队球迷，却给波士顿红袜队下注。弗鲁克医生在旁听着，但什么也听不懂。一个看守来通知两位教徒和弗鲁克，上校想要在他的办公室见他们. 安德勒斯压低了声音。他刚接到四方调查委员会的通知，要在当晚11点45分叫醒死刑囚犯，让他们吃最后一顿饭，然后把他们带到体育馆，午夜过后将在那里开始行刑。能现在通知他们吗？弗鲁克问。不，安德勒斯说。在今晚叫醒他们之前，一切如常进行。甚至照常给服用安眠药的犯人发药。他警告，在此屋说的话，一个字都不得向他人转述。尽管弗鲁克是德国人，从法律上说还是个战俘，安德勒斯仍完全信任他。 那天下午，奥康纳神父探访了弗兰克、卡尔登勃鲁纳，还有塞斯一英夸特，问他们有什么想要供认，想不想举行圣餐仪式。他看出他们眼神恐慌，对他们的无法躲避的问题，他假装不了解。 弗鲁克医生要看守中的一个下士登齐尔·伊迪陪他去戈林的牢房，他说要给戈林一种轻度镇定药。伊迪陪着医生来到五号牢房，看着弗鲁克医生给戈林测脉搏，然后给了他一片白色小药片。戈林督促医生提供最新消息。上校的警告还在耳边回响。但弗鲁克仍认为他应该帮点忙。他只敢说一句话：“今夜可能证明是很短的。”戈林说，他不想改变化的生活规律，做任何可能引起对他注意的事情，但他仍必须保持警惕。如果他像往常一样服用安眠药，怎么能办得到呢？弗鲁克答应给他想办法。弗鲁克一离开，戈林立刻叫来奥托，施特伦，让他拿点纸和笔。图书管理员回来后，戈林便坐在破桌旁，用大胆泼辣而有力的笔体写道： 致盟国管制委员会： 我不会反对你们枪毙我。但是，我不会那么容易让你们用绞刑来处决一位德国的“帝国大元帅”！而且，我认为我没有道义上的义务来服服贴贴地接受敌人对我的惩罚。为了这一原因，我选择了像伟大的汉尼拔将军那样的送命方式。最后，戈林流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赫尔曼·戈林把自己看作一个荣耀的人。这一监狱中的某些人都冒着一定的危险向他表示过友好，尤其是惠利斯和弗鲁克医生。他欠着他们的情分。于是他又拿来一张纸开始写道：“指挥官先生：我从入狱之时起就随身带着毒药。”他接着说明，他把三瓶毒药带进了蒙多尔夫监狱，在他的衣服里可以找到他有意留下的第一瓶。另一瓶藏在行李间他的梳妆用具箱内的润肤霜的盒子里。第三瓶，他说，藏在“这间牢房里如此之隐密，以致经过反复而彻底的搜查，也是无法找到的”。他说，在法庭时他把它藏在靴子里。他最后写道，“这不应归咎于任何负责搜查的人，因为实际上是不可能找到这个瓶子的，就算找到了，也纯属巧合。”他签上名，然后决定另写一行。有一个人是他毋须加以保护的。他写道：“是吉尔伯特医生，把盟国管制委员会拒绝我要求将行刑办法改为枪决的请求这一消息告诉了我。” 下一封信是写给他妻子的： 我唯一的爱人，经过严肃的考虑和对上帝虔诚的祈祷，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免被我的敌人用那么惨绝人寰的手段来处决我……当我最后一次向你道别的时候，我的生命已走到尽头。从那时起，我感到宁静而安心自得，我把自己的死看成是一种解脱。我把死当作上帝给我的暗示，即在数月铁窗生活后，给我留下了从凡俗的生存中解脱出来的手段，并且这种手段从未被发现……我的一切思想都是与你、埃达和我最亲爱的人。心心相印，我最后的心跳是为了我们伟大而永恒的爱情。 他又用钢笔匆匆给格雷克牧师写了一张便条，要求他原谅，但又说：“为了政治上的原因，我不得不这样做。” 他把四封信装进一个信封，塞到他的毯子下面。鉴于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原因，他注明四封信的日期为1946年10月11日——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吉尔伯特直到10月13日才同他谈起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决定一事。 国际新闻局的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认识到对历史的所有权已赋予了他。史密斯是通过抽签选出来的八名目睹行刑的记者之一。他得到指示，是要他晚上8点向探视室报到。在过去十一个月里，探视室是被告会见律师以及最近同被告家属告别的地方。史密斯到达时，发现塔斯社和《真理报》的记者正同安德勒斯上校聊天。代表法国和英国报刊的其他记者后来也很快到达了。上校宣布，要让记者团参观一下C牢区。在那之后，直到执行处决之前，记者们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也不得在体育馆里拍照。第三军团将法兰克福的通讯部队中他们自己的人派送下去，担任官方摄影师。他们毕竟有幸获准全面报导这一新闻。安德勒斯上校指出，劳伦斯法官和伯基特法官强烈反对任何报界人士光临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场面”。但是，美国官员担心，若让所谓戈林或里宾特洛甫或卡尔登勃鲁纳仍健在的谣言传播开来，将生出更多的鲍曼之流。美国人要求报界向世人证实这些人的死讯。 弗鲁克医生去找狱中牙医霍赫大夫，霍赫是另一个因表现好而享受优遇的战犯。弗鲁克有一个难题。看守们每天晚上都看着弗鲁克交给戈林两片安眠药，红胶囊里是阿米要，此药见效很快但不持久，蓝胶囊里是使人沉睡的速可眠，他绝不能让戈林今晚昏睡不醒。他让霍赫把蓝色胶囊里的药倒空，换上小苏打。 当夜，即将行刑的官方消息已传到费伯一卡斯托尔城堡的报界。记者们全挤上公共汽车，驶向司法大厦。在那里一位军方公关官员向记者们做了情况简介。他告诫说，在执行绞刑之前，他们不要指望获得更多的消息，绞刑定于16日的一个未泄漏的时刻进行。他们会从记者团那里得到他们亲眼所见的第一手报导。记者们开始挤在窗前，从那儿可以看见C牢区里亮着的灯光。这位军官警告他们不要试图打开窗户把身子伸出窗口，看守奉命一见人就可以开枪。 在建筑群和炮弹壳附近，记者们纷纷抢占有利位置。带着一个三人小组的德国新闻局记者达纳，配有双目望远镜，占据无屋顶的顶楼，在那里可以看见仅两百码之遥的监狱场院和体育馆。 戈林不耐烦地打量着格雷克牧师那张肥厚而仁慈的脸。格雷克说，他专门给他写了一篇祈祷文。戈林让他把祈祷文放在桌上，他过会儿再读。处决什么时候执行？戈林问。格雷克没理睬这问题。戈林愿不愿同他一起祈祷？戈林回答道，不，他将从他的小屋中望着牧师祈祷。“如果你拒不接受主的救世方式，你将永远不能在天堂见到你的女儿埃达。”格雷克一边警告，一边跪下。牧师祷告完毕，戈林又问起关于行刑的事。戈林说，他做基督徒分内应做的事，就是不让这些人蒙受残酷对待，却又不知缘由，瞧瞧可怜的绍克尔。他实际上是在讲些莫名其妙的话。格雷克感到戈林强烈的愿望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坚持说他不知道，并且很快就离开了。 戈林听见牢区沉重的大门打开了，并辨认出安德勒斯上校那高过其他好几个人的声音。一看见上校的信号，八位记者都变得沉默了。他们往下瞧，看见长长的灰暗的走廊，只有十一盏探灯照在十一个牢门上，打破了黑暗。十一位牢房看守靠着外层架上，一动不动地窥视着，就像是一幅生动的画面。记者团一行开始跟着安德勒斯上校走，路过监狱办公室、行李间、牢房。他们瞧见牢里的犯人们在看书、踱步、抽烟。安德勒斯接着把记者团带到监狱阶梯式座位，他们要在那儿一直待到午夜，才被护送到体育馆。 戈林一听到安德勒斯一行人要离去，立刻就起床，从毛毯下取出他写的那几封信。他找到了写给盟国管制委员会的那封，又多写了一页，他写道： 我觉得这实在太倒胃口了，竟把我们的死当作一个壮观的场面展现给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的新闻界……这最后循一幕肯定与检方以及法庭的表现所显示的卑鄙无耻是一致的。整个事件只不过是一场宣传性的审讯，一出蹩脚的喜剧。就我本人而论，我要在没有这种危言耸听、没有观众的情况下死去。 9时30分，弗鲁克医生在值班军官阿瑟·麦克林登中尉的陪同下，巡视牢房，分发安眠药。他们发现戈林穿着蓝色丝绸睡抱已经躺在床上了。弗鲁克给戈林红色和蓝色的胶囊各一粒，麦克林登看着戈林吞服下去。麦克林登注意到，两人道别时握手很热情，很有点永别的味道。 达纳新闻小组的成员在他们的顶楼休息处挤成一团，在风雨交加中瑟瑟发抖。在他们的下面，纽伦堡人紧抓着大衣领子，匆匆而过。一个警察在微弱的街灯下站着，跺着脚。新闻小组成员可以辨认出从法院门前的军用汽车下来的几个人。德国人猜想，是一些达官显贵。那个带着双目望远镜的人从镜子里扫瞄了一下，看见他们慢慢地从一个拱洞穿过监狱的墙。灯亮了，他报告，他对了一下表，时间是晚上9时35分。 来客中留在司法大厦的是巴伐利亚省长威廉·赫格纳博士，他是美国占领当局批选出来作为德国的行刑见证人的。在法院里，赫格纳被领到一个偏僻的拱形房间，四方调查委员会曾在此办公，也是证人聚会的地方。除了那八名记者和四方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外，还有三十人将亲眼目睹审判的最后一幕，他们中有医生、牧师，还有像赫格纳这样的德国文职官员。语言处指派一名速记员记录犯人的遗言。安德勒斯上校要求大家注意，他开始讲述体育馆的座位安排情况。 上校曾强行切断了监狱与外界的联系。唯一的例外是他们同意在每局比赛后将棒球冠军联赛的得分用电话通报监狱办公室。红袜队在这场比赛里打成平手，格雷克牧师、奥康纳神父，还有几个看守着急地等待着下一次电话铃响。牢区则相反，仍是一片沉寂，犯人们都上床了，有的已进入梦乡。 突然，“下士广的喊声和沉重的脚步声在空空的走廊里回荡起来。格里高利·蒂姆契钦中士冲进了监狱办公室，他叫道：“牧师，牧师，戈林出事儿了！”格雷克跟着中上来到五号牢房，戈林正平躺在床上，右手垂在床边，脸呈病态的绿色，他一边大声而且不自然地呼吸，嘴角吐着白沫。一只眼闭上了，另一只还睁着。格雷克给他诊脉，他说：“上帝，这个人快要死了。”格雷克命令一个看守去请弗鲁克医生来。牧师问一等兵哈罗德·约翰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约翰逊说他看见戈林用胳膊遮面，双拳紧握，好像是保护眼睛。然后，戈林又让他的双手放回原处。那时正是晚上10时44分，这个美国兵说。三分钟后，戈林的鼻子开始憋得喘不过气来，这正是他呼叫下土的时候。 弗鲁克医生到达时，戈林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医生给他诊脉，说道，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了。他对处理毒药没有经验。必须把军医罗斯卡中尉请来。弗鲁克拉下毛毯，戈林腹部上的两个信封露了出来。弗曾克把头靠在戈林胸前听心跳，正在这时，监狱军官罗伯特·斯塔恩斯上尉来了。“是的，他死了。”弗鲁克说，一边把两封信交给斯塔恩斯。斯塔恩斯觉得其中一个信封很沉，从中取出一个二点五英寸长，有可移动盖的子弹壳。在另一个信封里，他发现了戈林的信。 罗斯卡大夫到了，他穿过戈林牢房外的人群挤了过来。他立刻就闻到一股苦涩的杏仁味。他用手在戈林嘴里掏了一阵，取出一小片玻璃碎片。“氰化钾。”罗斯卡说道。 电话铃响的时候，安德勒斯上校正向见证人宣布处决令。斯塔恩斯上尉在电话里极力催促，上校最好马上到牢区来。安德勒斯一路跑过去，斯塔恩斯与他相遇，并向他解释当他们赶到戈林的牢房时所发生的事。人群让开一条路，让安德勒斯通过。他盯着戈林的脸，现在已是水泥的灰白色。戈林一只眼闭着，好像是在向上校眨眼。安德勒斯看了一下手表，是晚上11时9分。他告诉斯塔恩斯去让看守把其他犯人叫醒。他则离开牢房去给四方调查委员会打电话。斯塔恩斯将那两个信封交给他，并问他是否还供应犯人最后一顿饭。安德勒斯点点头，便离开车区向监狱办公室走去。半信半疑的里卡德将军接了电话。上校听到电话那头一阵急促的交谈。里卡德回到电话旁。他说，调查委员会成员马上就来。 不到几分钟，四位官员到达了。他们赶跑了牢区里所有的人，只留下两位医生。俄国方面的代表乔治·马尔科夫少将狠狠地给了戈林一记耳光。这样做是为了什么？陆军准将佩顿·沃尔什问道。俄国人说：“你总不能装死，眼睛总是转着。但他是死了。” 安德勒斯将装有子弹壳和信的信封交给里卡德将军。尽管其中一封信是写给他的，他也没看，担心看了可能把自己牵连进去。他要求给予原谅。他的职责是通知犯人，即将执行对他们的处决。里卡德将军对着他吼叫道，他现在想要给他们上手铐。 调查委员会要求两位大夫提供详情。罗斯卡解释说，氰化钾作用很快，它阻塞体内细胞，使其得不到氧气。三五分钟就可致死c四位军官原谅了两位医生，开始讨论他们可供选择的办法。他们考虑用担架把戈林格进体育馆，对目击者们说他晕倒了，然后把尸体吊起来。这一想法随即被排除。许多人已经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消息不可避免地会泄漏，并会有损于法庭的信誉。他们最后认为，明智的选择是任命一个委员会立即着手调查此事，并开始执行处决。 里卡德将军走出牢房去找安德勒斯上校。他看见每个犯人都和一个看守铐在一起，坐在自己牢房的小床上，牢门都开着。最后一顿饭，有香肠、马铃薯沙拉、水果沙拉，都搁在他们膝上。没有几个人碰过食物。里卡德找到了安德勒斯。两人发现都难以正眼相对。安德勒斯感到屈辱，里卡德则想掩盖自己的疑惑。里卡德告诉上校他需要两名资深的保安队军官担任调查委员会委员，安德勒斯推荐W·H·特威迪中校和斯坦利·罗森塔尔少校。里卡德说他自己将选派B·F·赫尔利斯上校担任委员会主席。还有一件事要办。安德勒斯必须把发生的一切告诉八人组成的记者团。 上校回到他滞留记者们的阶梯座位室。他头戴绿色迷彩钢盔，手持短马鞭，只有领带歪着。他开口说道：“戈林死了，他服毒自杀。”记者们接二连三地向他提出问题。上校答复说：“四方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此事，关于进一步的细节，我无可奉告。”他们把门反闩起来，随即又意识到把自己给锁在里面了。安德勒斯说，处决将按计划进行。在适当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体育馆。 “他们来了。”带着双目望远镜的达纳小组中的那人宣称。他可以认出从监狱方向走过来的一个人，四个看守围着他，后边还跟着两位身分不明的军官。他停下来擦了擦望远镜的镜头。天空下起了毛毛雨，风雨交加，穿过废墟时发出可怕的啸声。 安德勒斯上校走在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后面，从牢区穿过操场走到体育馆，相距三十五码。走到门口，他摘下钢盔，冲着里宾特洛甫僵硬地鞠了一躬。那德国人也回鞠一躬，他稀疏的灰白头发在风中飘舞。安德勒斯感到欣慰的是，里宾特洛甫步态平稳，高昂着头，双手铐在背后。上校仍留在体育馆外。他同这些人相处太久了，不忍眼看他们死去。 里宾特洛甫走过大门时是凌晨1时11分。他在刺眼的强光下眨着眼睛。来自伍兹主官长所属的分遣队的两个人打开他的手铐，改用一根皮带捆住他的双手。多数见证人坐在桌旁，只有几个人靠墙站着。里宾特洛甫被领到左边的绞架。伍兹计划只用两个统架，留一个备用。一位美国陆军上校站在台阶下面，叫犯人自报姓名。里宾特洛甫用坚定的语调报了自己的名字后，便登上台阶。在台阶顶端等他的是格雷克牧师和一名准备记下他的遗言的速记员，伍兹部下的另一人用军用网带绑住里宾特洛甫的脚踝。当问及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时，里宾特洛甫说道：“我最后的愿望，是德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以及东西方之间能达成谅解。我希望世界和平。”伍兹解开里宾特洛甫脖子上的绞索和脑袋上的黑头罩。他往后退，使劲拉杠杆。活门撞开了，犯人的身体就像掉下矿井似的不见了。 三分钟后，陆军元帅凯特尔迈着较快的步伐登上中间绞架的台阶，就好像他登上阅兵台一样。当他转过身来面对目击者时，他可以看见在他右边绞架的绳索正慢慢扭转着。他说：““在我之前，已有两百多万战士为祖国献身。现在我和我的儿子们在一起了。” 凯特尔绞架下的活门弹起来后，负责此事的上校间里卡德将军，目击者们在等待医生宣布犯人死讯的间隙是否可以抽烟。罗斯卡和一位俄国医生在里宾特洛甫绞架后部的黑幕后消失了，他们一个拿着手电筒，一个戴着听诊器。体育馆里很快就烟雾弥漫，只听到轻轻说话的嗡嗡声。金斯伯里·史密斯朝凯特尔的绞架作了一个手势，对一位英国记者说：“我们刚刚做了历史的见证人。他也许是第一位没能以服从命令而逃脱惩罚的职业军人。” 十五分钟过去了，目击者们开始不安地彼此对视。他们压低嗓门谈论着那断裂了的脖子，本应该死得痛苦少一些，几乎瞬间就死去。医生们终于出现了。罗斯卡宣布，里宾特洛甫死了。伍兹走到幕后，用突击队员的大刀砍断绳索。两名美国兵把尸体格上担架，放到黑幕后面的一副棺材上面。那位美军上校宣告：“请把烟灭掉，先生们。”随即发出信号，叫把卡尔登勃鲁纳带进来。对他执行绞刑时，奥康纳神父穿戴天主教圣芳济会的宗教服装，在他旁边祈祷。 医生们来到中间绞架下面，宣布凯特尔已死。那位英国记者朝金斯伯里·史密斯靠过去，耳语道：“那就管一辈子了。” 罗森堡死前未留遗言。弗兰克是以乐于甩掉沉重的生活负担的人那种愉快的微笑来面对着行刑者。弗里克摔倒在台阶顶上，只得被提起来。 在体育馆门口突然发生一阵骚动。两名美国兵推着还在反抗的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穿过体育馆大门。在牢房时，看守们就不得不强迫他穿上衣服。走到绞架时，他拒不告诉美军上校他的姓名，却尖声大叫：“海希特勒！”奥康纳神父恳求道：“为了上帝的爱，尤利乌斯，把名字告诉他们，把这一切忘掉吧。”施特赖歇尔大声喊叫：“1946，普珥节。”然后他转向伍兹士官长说道：“总有一天，布尔什维克必将绞死你的！”施特赖歇尔通过活门消失之后，不断发出一阵可怕的呻吟声。伍兹走下台阶，在黑幕后消失了。不久，呻吟声停止了。 阿尔贝特·斯佩尔从他第二层的牢房中可以听见卫兵大声依次点名的声音。这一次是“绍克尔”，他听到那熟悉的牢门砰的一声关上的响声。 弗里兹·绍克尔站在绞架平台上，眼睛滴溜溜转，大声呼叫：“我将无辜而死去！约德尔到达了，他的外衣领子后背竖起。伍兹把他头上的头罩解开时，他紧张地拢着嘴唇。最后命赴黄泉的是阿图尔·塞斯一英夸特。死时是凌晨2时45分。 四名美国兵抬着一副担架来到体育馆，担架上盖着军用毛毯。他们将担架安置在头两个绞架之间。那位美军上校要求目击者们上前面来。他们上前来时，他把毛毯拉掉，露出赫尔曼·戈林的尸体。巴伐利亚省长赫格纳喃喃道：“这个无赖，他无论如何都应该绞死。”英国记者对史密斯悄声说道：“只有德国人才能这么恨他，然后，只得相互仇恨。” 第三军团的摄影师穆里斯·麦克劳林中尉走到黑幕后面。四方调查委员会告诉他，没有人会怀疑这些人是死了。麦克劳林装入第一个闪光灯泡，开始给戈林拍照。他拍了一张正面的，一张左侧的，一张右侧的，还有一张裸体的。他拍照的时候，注意到好几具尸体的嘴角和鼻子都有伤口。 新闻室里的记者们等候了整整一夜。现在，黎明将至，屋子里凌乱不堪。到处是丢弃的还剩半杯冷咖啡的纸杯，吃剩的三明治和烟蒂。有的人蜷缩在角落里睡觉，还有的人平躺在桌子上。人们心不在焉地玩着纸牌，纸牌的游戏很早就散场了。在最初的几小时内，屋内曾有一片推测的喧哗声，不时被总部头头们的电话打断，他们在电话里要求知道他们的记者尚无消息原因何在。当德国新闻界的代理人达纳披露出所有战犯已被处决的消息在新闻室里飞快地传开时，各国记者的压力很大，变得不堪忍受了。伦敦《新闻纪事报》记者极力想搞出一篇亲眼所见的赫尔曼·戈林登上绞架的扣人心弦的报导。其他人也依次提交了他们的报导。纽约《前锋论坛报》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印出了提前版，标题是“十一名纳粹头子在纽伦堡监狱披处绞刑，戈林及其心腹为战争罪行付出代价”。美联社记者托马斯·里迪坚持顶住他的纽约的上司的不停咆哮，即所谓人人都抢在他前头刊载重要新闻。几个小时后，新闻室总算静了下来。忽然又有人大嚷：“安德勒斯来了！”房间里又恢复了生机。 那位上校整夜都在和调查委员会一起试图拼凑戈林的最后活动。然后他回到办公室起草了一份声明。最后，他打起精神，以应付同记者团的无法躲避的对抗。他已有二十四小时未曾合眼了。他脸色苍白，脸上呈现斑点，眼眶发红。他宣称，他已经准备了一份声明。他开口说道：“戈林没有被绞死，他于昨天夜里服氰化钾自尽身亡。他发出古怪的响声并紧张地抽动着时，立即被看守发现。看守去请医生与牧师。戈林的嘴里还残留有玻璃碎片和氰化钾的气味。”有好几位记者突然呻吟着、叫喊着，飞步走到电话和电报室去修正他们的报导。其余的记者继续连珠炮似地向安德勒斯发问。那位上校的安全工作做得有多好？他不是说过，未经他的允许犯人连气都不许出吗？难道戈林不是他已经失去了的第三个犯人吗？安德勒斯拒不回答问题。 安德勒斯一回到办公室，便瘫倒在椅子上。他深信，戈林自杀表明了戈林的懦弱，不能面对自己的命运。但他知道，其他人只会得出结论说，纽伦堡监狱的看守终究算计不过戈林。他打起了精神，开始慢慢地沿着走廊回家，并勇敢地面对自我鞭挞的恶魔。 过一阵，罗伯特·杰克逊将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表扬安德勒斯上校是一位“从事艰难工作的好军官”，“他勤奋、明智，在所有方面都忠于职守”。上校很珍视这些话。 当两辆六轮双驱军用卡车在体育馆旁停下的时候，天还黑着。十一副棺材很快就装上了卡车。卡车在满载武装卫兵但没有标志的两辆小汽车护卫之下开走了。早晨7点，这小小的车队到达东慕尼黑的东弗里多夫公墓的一幢阴森可怕的灰色石头建筑。德国随从人员事先已得到通知，说有几具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士兵的遗体将被运到此处进行火化。每副棺材都贴有标签。标着“乔治·芒杰”的那副棺材装的是赫尔曼·戈林的遗体。 遗体连带绞索、头罩都火化完后，骨灰都被运到慕尼黑郊区索尔恩一幢白色水泥别墅里。此别墅原属一位富商，如今是欧洲战场上美军一号殡仪馆。之后不久，一群美国军官站在流经房后的孔特文兹巴赫河边。他们看着殡仪馆工作人员从车上拿下十一个铝制圆筒，把每个圆筒里的骨灰依次倒入水中。接着用斧头劈砍这些圆筒，并用皮靴后跟把破碎的圆筒踩平。孔特文兹巴赫河水将骨灰冲入伊萨尔河，再引入多瑞河，骨灰从那里进入大海而流走。四方调查委员会的目的达到了，那就是消灭这些人的一切肉体和遗物的痕迹，因为环绕着这些痕迹，可能产生将纳粹主义奉为神圣的神殿。 约翰·伍兹士官长正在领略着名声的乐趣。伍兹被带回到斯坦因城堡，以便举行他生平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他那张粗糙的红脸蛋上露出得意的笑容。他说：“我绞死了这十名纳粹分子，我为此感到骄傲。而且我的任务完成得也很好。一切都很顺利。我绞死三百四十七个人。我从未见过任何人死掉的下场要胜于此。我不紧张。但我没有任何胆量。任何人干这一行都不能有胆量。”紧接着行刑之后，他又干了些什么呢？一名记者问。他微笑着说：“给我和我的伙伴们来了一杯烈酒。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 为《伦敦星报》工作的，报导犯罪的资深记者塞西尔·卡特林就花掉那么长时间犯人才被宣布死亡问及伍兹。里宾特洛甫，十七分钟；约德尔，十八分钟；而凯特尔，二十分钟，实在令人吃惊。卡特林说，他有可靠根据，得知有些犯人的脸还遭到毁伤。伍兹一度显得局促不安。他说，正如任何医生都可以证实的，从被绞死的人身上听到的任何噪音都是反射作用的反应。那么血呢？“这是十分自然的。犯人在下落那一瞬间咬了自己的舌头，这种情况是有的。”有人扔给那位土官长一个绞索，并要他摆出姿势拍照。他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抓着绳子，冲着闪光灯作出微笑。 卡特林对伍兹的表现有何看法？卡特林的同事后来问道。荒诞不经，卡特林说。对这些犯人的捆绑不得当，落下的高度也不够。他曾亲眼目睹过好多续刑场面，足以知道这些犯人并非脖子一断马上就失去知觉的，而是被勒死的。卡特林或许说对了。军方后来从未再用伍兹主官长做绞刑执行者。 其余的犯人等待着转移到他们的新住所施潘道监狱，那是柏林的一座中世纪的堡垒。就在这当儿，他们被打发去收拾最近腾空了的第一层牢房。最后一餐的残羹剩饭的餐盘还在小床上和桌子上放着。文件和被褥散落各处。只有凯特尔和约德尔的房间窗明几净，毛毯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角。斯佩尔注意到塞斯一英夸特在墙上的日历用铅笔在10月16日处标上了十字架。 斯佩尔、席拉赫与赫斯被派去拖体育馆的地板。行刑时窗户曾经被弄得暗淡无光，后来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整个体育馆。阳光无情地照射在放过绞架的地板上。他们看到一块棕红色的污渍。斯佩尔认为，这是血。他觉得难以保持镇定自若。赫斯站在那块有污渍的地上，咔嚓一声立正，举起手行了一个纳粹军礼。此举是出自嘲弄、疯狂还是真心？斯佩尔弄不懂，对于赫斯，人们从来不明白。 在美国和欧洲，曾主持过审判的人，检察官和法官，眼看着自己的不朽功绩在最后一刻被纳粹的诡计所破坏。从纽伦堡冒出个不妥当的标题——正义未获胜．戈林诈骗了绞刑执行入。这次审判本打算给罪犯定罪并加以惩处，更高的目的是阻止未来的侵略者。但这次审判还有另一目的：迫使德国人民认识到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带来的可怕后果。处决的第二天，《时代》杂志驻纽伦堡的记者约翰·斯坦顿深入到街道搜集反应。他发现德国人“突然挺直了腰杆。人们的眼睛闪闪发光，停下来兴致勃勃地互相交谈……德国人昨天晚上还避开美国人的眼光，而今天则坦然地望着美国人，脸上还带着微笑”。戈林忽然变成了“我们的赫尔曼”，就是“报复了德国的征服者的那个人”。《纽约时报》的社论说“戈林死时的戏剧性姿态似乎帮助了这些德国人忘记他的罪行。本应掌握在民主国家手中的武器，忽然变成了执迷不悟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武器。” 戈林在整个审判期间最爱说的话题是苏联与西方的联盟是战时的强迫的结合，是注定要失败的。戈林的死促成了这一联盟的破裂。俄国官员开始大声推测说，美国人暗中串通好了来帮助戈林从羞耻中挽回名声和荣誉。 处决十天以后，即10月26日，四方调查委员会发布了对戈林自杀事件的公开报告，是一页纸的简短声明，委员会完全支持三人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几位成员接受了戈林所谓氰化钾胶囊一直由他掌握着的说法。调查委员会接受三人调查委员会的意见，即戈林曾在不同时候将这种胶囊偷偷放进马桶里，他的消化道里以及肚脐中。调查委员会免除了该牢房值班看守及其他疏忽大意的监狱人员的罪责。“在特殊的审判情况下所采取的保安措施是得当的，执行情况也是令人满意的。”调查委员会的声明最后得出结论说。 调查委员会决定不公布调查人员的高度机密的详尽调直结果，也不披露戈林自杀前留有遗言的事实。调查人员在其末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把戈林描绘成“聪明而执迷不悟……是一名用妙计哄骗守卫的很有心计的人”。该报告的涵义是，一支拥有约一百二十人、日夜看守一个牢区的分队，尽管执行包括不断监督、频繁搜查的严格规定，根本不是关在牢里的老奸巨猾的人的对手。 至于被夸张了的保安措施，监狱牢房的安排已有一年没有变动过，已有六个月没有进行过直肠检查。戈林在给上校的纸条留言中，说过他在化妆箱的面霜瓶里还藏有一粒弹壳。调查委员会发现了它，从而证明犯人的行李从未被彻底地搜查过。一等兵威廉·格伦尼后来吐露说，许多看守像他一样，发现这些规定——把灯光照到睡觉的犯人的脸上，如果犯人面对墙睡就推推他们，强迫犯人把双手放在毛毯上面，禁止交谈——都是“不切实际的”，并未得到始终如一的贯彻。 陆军实验室的试验证实，部分地装着致命胶囊的子弹壳曾被偷偷地放在戈林的直肠里，因为在子弹壳上发现了粪便的痕迹。调查委员会进一步认定，这枚子弹可以暂时藏在马桶的冲水管道里。而且，戈林自杀之后，在他的床垫上发现了裂口，而在此之前并没有裂口。 调查委员会只审问了五个人：安德勒斯、其副手泰克少校、弗鲁克医生、罗斯卡医生、罗伯特·斯塔思斯上尉。另有三十四名监狱人员立了发誓的声明。泰克斯·惠利斯的声明说：“从1946年10月10日至1946年10月15日这个期间，我握有狱中行李房的钥匙。我可以肯定地声明，在此期间戈林没有从行李房取走任何物品，也没有接近行李庚的机会。”这是一份同其他十名也可出入行李房的军官签署的声明完全相同的声明。惠利斯与其他九人均未被单独地讯问过。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中有两名是安德勒斯的下属，这给人留下了国家保安队对自己进行调查的印象。 那些熟悉官僚机构办事手法的人明白，军方究竟干了些什么。调查当然是要的，但其目的却未必是要披露真相和惩办失职者。推而广之，那样就往往要责怪美国军方了。四方调查委员会中的英国和法国委员并不想使同行军官感到难堪。对调查结果可能提出质疑的唯一委员，是苏联的马尔科夫少将。而委员会的报告是在他正好出差去柏林期间发表的。 戈林没给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增添麻烦。他在给安德勒斯的留言中说明了他是如何完成这一工作的。因此，进一步的查询就没有必要了。要是发现表现好而享受优遇的战俘，或者更糟糕的是，发现美国监狱工作人员曾经帮助赫尔曼·戈林自杀，那么人们对美国陆军会怎么说呢？戈林由于事先开脱了每个人的罪责而利落地排除了那一结论。他声称，他能够得到毒药，是凭他自己的天才。而且，美国陆军接受了他的解释。 在华盛顿，罗伯特·杰克逊正思索着戈林的戏剧性死亡对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的影响。不可否认，戈林的自杀眼下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又怎样呢？法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很快宣布了对被告的裁决。但他知道，历史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宣布它对国际军事法庭的裁决。法庭的使命是史无前例的——对当代的判决来讲，是太新奇独特，影响太深远了。只有时间和时代的展望才能揭开在六OO号的房间度过的那十一个月的时间的经久不衰的意义，如果有这种意义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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