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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协刚刚起步，就痛失大将。老蒋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海上秘密运输线 2．在美国街头演讲的中国将军 3．贤达登台，太子出马 4．水泊梁山聚义旗 5．千古憾事 中共与香港民主党派沟通信息后，召开新政协的准备工作就进入实施阶段。此时最急迫的问题是：怎样突破封锁，把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 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华北解放区尚处于敌军围困之中，并不安全。遍观全国解放区，只有东北稍好，整个北满全是稳固的解放区，还有一个像样的大城市哈尔滨。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将政协会议的地点设在哈尔滨。 从香港到哈尔滨，要从南向北穿越整个中国大地，途径盘查严密的国统区、炮火纷飞的交战区，让人怎么走得？ 1．海上秘密运输线 周恩来早有打算。 为了绕过国内国民党的堵截，周恩来设计了欧洲航路：从香港乘飞机到欧洲，再通过苏联到达哈尔滨。 这条航线虽然安全，但是，从香港登机到伦敦下机，必经英国控制的海关。而英国不但与南京政府有正式的外交关系，还站在西方阵营立场上！ 不过，此时英国看到中国政局的变化，开始试探与解放区通商，并委派非官方人士与驻港的中共与民主党派联系。周恩来抓住这个机会，电示潘汉年，在香港与港英当局接洽此事。 潘汉年委托驻港民主人士萨空了找到港英当局的联络人。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向他提出：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经苏联到东北解放区去。施乐斯表示：你们要离开香港的是两个领袖人物，我不能答复，要请示港督。 过了一些时候，施乐斯才有回音：此事港督也不能做主，要请示伦敦，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 香港与伦敦有直接通讯，请示问题显然不需要较长时间。这很可能是英国政府的敷衍搪塞。 新政协预定于1948年冬季召开，不能再等。周恩来不得不另找途径…… 运筹能力极强的周恩来早已未雨绸缪——建立一条从大连到香港的海上秘密航线。 从抗战初期开始，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国统区同国民党谈判十年，和谈期间，利用南京、上海、重庆、北平、长春等地的办事处，在大城市公开活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但是，从1946年起，国民党破坏和谈，压迫共产党驻各城市的办事处撤出。周恩来提早部署撤退方案： 上海一路。把刘晓等人留下，组织国统区的共产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延安一路。多数代表团成员返回解放区，准备打仗。 为了保留在大城市的阵地，周恩来又设计了香港一路。周恩来派潘汉年等转到香港，利用自由港的活动空间，开一个中共对外联络的“窗口”。这个窗口，一直开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大陆最封闭的时代也不曾关闭。 周恩来重视香港还有一个原因：为民主人士提供避难之地。 和谈破裂、撤出城市，中共不怕，中共可以“上山入地”——“上山”打游击，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共看家本领；“入地”潜伏国统区，搞地下工作是中共起家本钱。可是，共同奋斗的民主人士朋友们怎么办？ 周恩来其人，绝不会撂下朋友不管。他特别指示潘汉年和香港分局，转移一批民主人士去香港避难。诸多著名人士到香港，生活很成问题。周恩来安排，能搞报纸的搞报纸，能搞出版的搞出版。可是，无论是旅费、生活费还是事业费，都需大笔费用。以艰苦朴素著称的中共，到哪里找钱？ 周恩来早已着手筹款。 二十年代在上海活动时，为了掩护身份、设立联络站，周恩来曾组织秘密党员开办了一些公开的商店、印刷厂之类的生意，善于经营的陈云还使这些买卖赚了一些钱。 1946年7月民盟常委、教育家陶行知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十分悲痛，向中共中央建议：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 周恩来身边总是有各方面的人才，他指派代表团办公厅主任兼财经委员会副书记钱之光筹措经费，资助一批民主人士。 钱之光是个善于理财的人。抗战初期，他就按照周恩来的部署，派杨琳（博古的弟弟）到香港创办联合公司，还派萧琳在重庆、上海办了几个公司。这些公司从山东解放区运来海参、虾米、丝绸、葡萄酒到上海出售，又从上海购买布匹、棉纱到解放区，还把胶东出产的黄金秘密运到上海抛出。别人不敢走或走不通的航路，他们历险行商，不久，就赚了不少钱。周恩来领导办事处同志节衣缩食，把这些资金积累起来，资助民主党派活动，还解决了一些民主人士的家庭困难。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封闭重庆《新华日报》，第二天上海警备司令部限令上海的中共办事处撤退。当时，办事处还有三千两黄金没有抛出，只得秘藏在墙洞中。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撤退时，将房产移交民盟主席张澜代管。3月5日，便衣警察押送留守的钱之光等十三人离开上海。钱之光等人穿着特意缝制的贴身马甲，每人携带一些黄金，乘汽车、火车到达南京，继而返回延安。 3月8日，延安各界召开“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大会”。出席大会后，周恩来、任弼时立即听取刚刚归来的钱之光汇报，周恩来当即布置钱之光设法打通香港与解放区的航运。三天后，钱之光随城工部大队撤出延安，行军中，任弼时又布置钱之光负责中共海外经济关系，筹划国统区党的活动经费。 撤退！撤退！ 在国民党的强力进攻下，中共撤出大城市，撤出争议地带，又要撤出经营十年的“红都”延安了。 进攻，往往是众志成城，摧枯拉朽；撤退，极可能兵荒马乱，兵败如山倒。最能考验一个政党、一个组织素质的，往往是撤退而不是进攻。 十五年前，也就是1934年，中共中央也曾撤出“红都”——中央苏区的首府瑞金，那时是何等狼狈—— 中央机关大搬家，连印刷钞票的石印机都扛上，一天走不了几里路。 红军部队成了大保镖，一军团开路，九军团殿后，三军团、五军团两翼护卫，不能机动作战。 人事安排混乱，前总书记翟秋白和老弱病伤被匆忙留下，生死难卜。 决定这一切的是“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 红军毕竟是坚强队伍。尽管存在种种问题，长征最后还是胜利到达陕北。党内不断总结这次大撤退的教训，最善于吸取教训的还是周恩来。如今，周恩来组织的第二次大撤退井井有条。 前方机关机动灵活，中央纵队不过几百人，一条山沟就可隐藏。 后方机关埋藏档案，安置家属，转移到敌人找不到的地方。 当胡宗南部队以漂亮的钳形攻势包围延安时，夺下的只是一座空城，连一个老百姓都没有！ 当年被迫转移时，连走到哪里去都没有确定主张。那时的党，还是幼稚。 如今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不仅指挥战事，还部署城市统战工作，安排海外经济工作。这说明，被赶出根据地的中共，早已着眼全国政权。不是吗？转战陕北期间，中央机关还有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吴玉章、谢觉哉、陈绍禹等人在行军途中起草新中国宪法。 1939年，毛泽东在总结民主革命经验时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1947年，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国统区的群众斗争是“第二战线”。 长期进行武装斗争的中共，绝未忽视政治斗争。面对你死我活的敌人，中共没有忘记争取朋友。 此时的中共中央，已是人到中年，志向高远，而又成熟稳重。 身处西北，心向东方，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周恩来的触角，伸向国统区，伸向香港，伸向南洋…… 肩负特殊使命的钱之光经过长途跋涉，从黄土高原抵达渤海港口。在山东解放区的烟台，钱之光委派刘恕、鲁映夫妇，乘一艘七十吨的渔船试航香港。后来，山东解放区被侵占，钱之光又转移到东北的大连。 大连港，当时是全国解放区惟一的对外海上通道。钱之光派王华生从大连绕道朝鲜罗津港，再乘苏联货船到香港，把黄金和密码送到香港联合公司。沟通联络后，钱之光报告周恩来：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航线已经开通！ 1948年8月，得知香港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应后，毛泽东发信邀请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周恩来立即电令钱之光尽快去香港，会同香港分局，运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周恩来提前铺设的秘密线路，正逢其用！ 钱之光租借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从朝鲜罗津港出发。“波尔塔瓦号”通过台湾海峡时遇到国民党海空军监视，抵达香港时又有港英缉私快艇盘查，但钱之光化装成锅炉工，顺利到达香港。 钱之光在香港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身份开展工作，对外称“简老板”。过去，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创办了“联和公司”，现在事业扩大，钱之光又在皇后大道毕打街毕打行的六楼租了几间大写字间，住处也搬到成和道一幢临街楼房。新公司总要起个好名字，钱之光提出“华润”，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毛润之的“润”代表共产党。这个华润公司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政府对外贸易部在香港的进出口总代理，规模越来越大。 为了工作方便，钱之光把自己的住处，设在码头附近。 维多利亚湾造就香港的天然良港，海湾的南面成了香港最繁华的地带，这地带最乱的又属铜罗湾，贩夫走年聚居于此，有的住户还是私娼呢。铜罗湾有条希云街，希云街27号是座简陋的小楼，钱之光就住在顶楼的三层。 小屋里，潘汉年、钱之光与方方、连贯、饶彰风、章汉夫、夏衍挤在一起商议。为了运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中共香港分局成立五人小组，专职负责。 “国民党对解放区封锁很严，”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小声说：“中央通知，长江以南进入解放区的政协代表，大多要经香港转运。最近，上海、广州、海南，都会有人来。” “内地许多文化界人士到香港避难，还有一些南洋华侨想去解放区，加上商人、大学生……”负责联系文化界的夏衍说，“少说会有三四百人。” 多年从事白区工作的章汉夫擅长组织工作，他说：“这么多人，接站、住宿、掩护、转运，工作很复杂，每个环节都要考虑周到。” “拼命工作啦！”连贯本人也是华侨，在香港有广泛的关系，“香港有我们许多朋友，都可以帮忙。但是，我们自己要分工负责……” 钱之光说：“船只，由华润公司出面去租外轮。” 潘汉年说：“我也正在通过商人杨建平搞船。” “组织民主人士登船也是很复杂的。”饶彰风说，“每一个人，都由我和吴获舟同志送上船！” “怎么秘密上船是关键！”潘汉年特别提醒，“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站很活跃。他们勾结港英警察政治部监视在港民主人士，海关查得也紧。周副主席关照，出发一定要绝对保密。” “这就是你小开的特长了！”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钱之光把窗帘拉开一道缝隙，大家仔细观察码头情况…… 2．在美国街头演讲的中国将军 然而，第一个踏上海路的并非香港人士。 1948年7月3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乘坐苏联客轮“胜利号”从美国出发，计划经大西洋到黑海的苏联港口敖德萨，再通过西伯利亚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 冯玉祥在中共草拟的新政协邀请名单中名列第二。冯玉祥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一度仅次于蒋介石。为了拉拢冯玉祥，蒋介石主动交换金兰契，拜冯玉祥为大哥。但冯玉祥并不因此为独裁者抬轿子，反而运用自己的影响，积极抗战，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蒋介石对付党内反对派的惯用手法是“出国考察”，于是冯玉祥便成为赴美“水利考察专使”，离国后，这个上将又被办理了退伍手续。 军人出身的冯玉祥到达美国后，变成一个宣传家。走到哪里，冯玉祥就演讲到哪里，用他那黄钟大吕的声音，呼唤美国人民不要支持独裁腐败的蒋介石。 旅途路过一个美国城市，这里正在召开教育会议，召集人听说中国的抗日名将来临，热情地请冯将军演讲。面对一千五百名代表，冯玉祥慷慨陈词，对美国的教育发达表示钦佩，他提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和平民主，而不是美国提供的金钱与军火援助。同时，他还揭露蒋介石镇压学生解聘教授，使中国的教育处于危难之中。 1947年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的“双十节”，冯玉祥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明自己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立场。 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常常被谋害，一位美国记者当即提问：“你这样说，不怕蒋介石谋害你吗？” 冯玉祥淡淡一笑：“我如果怕死，就不这样说了。” 顿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位将军正是出名的不怕死将军。 冯玉祥十一岁参加清朝组建的新军，逐级升迁到北洋第二十镇（师）三营管带（营长）。1911年，冯玉祥秘密组织滦州起义，参加辛亥革命。在军阀混战中，冯玉祥独树一帜，驱逐清帝出故宫，邀请孙中山北上，参加北伐。抗日战争中又召集旧部，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军与国民党军的夹击中英勇抗敌。 战场上的冯玉祥从不怕死，现在冯玉祥又把讲台当作战场。 记者招待会后，冯玉祥又出席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学生欢迎庆祝会，发表《国庆演词》。冯玉祥从孙中山创立民国，讲到中华民国几十年的历程，全面抨击蒋介石政府。这个讲话在美国。中国以及西欧、东南亚报纸广泛传播，在中国政坛打响公开反蒋的头炮。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先后到几百个教会社团演讲，有两个星期连讲二十七次！ 冯玉祥在纽约华侨服装行业会议上演讲后，这个华侨组织在发货的每包衣服里都夹入传单，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助长中国内战。 美国国会下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援华听证会，特邀冯玉祥出庭作证。冯玉祥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援华资金是往垂死人的身体里注入血浆！拨款委员会立即把国会已经通过的六千万美元削减到一千多万。 11月15日，冯玉祥发表专文《我为什么同蒋介石决裂》，斥责“蒋政权是所有中国坏政府的顶点”。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命令驻美大使召冯玉祥回国，遭到拒绝后，他们又串通美国政府吊销冯玉祥的护照。1948年正月7日，又宣布开除冯玉祥的国民党党籍。冯玉祥则针锋相对，发表《致蒋介石的一封公开信》，要求蒋介石下台。他还口述了一本七十七章的书——《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国民党内，有资格、有胆量公开同老蒋对着干的，首推宋庆龄、冯玉祥、何香凝三人。 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创立革命委员会，这等于在国民党内造反。革命委员会需要资望匹敌蒋介石的人出任主席，由于宋庆龄不肯担任这个职务，李济深主张请冯玉祥。鉴于冯玉祥不便亲来香港，大家认为还是李济深任主席最合适。然后又特派朱学范到美国征求冯玉祥意见，得到冯玉祥的积极支持。 1948年4月5日，华盛顿街头，一辆周身都是大喇叭的广播车引人注目。 华侨来了，黑人来了，记者纷纷簇拥。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大声宣布：“我们请中国的抗日将军冯玉祥先生讲演！” 冯玉祥开口讲话，广播却不响，群众发现警察在剪断电线，起哄斥责。冯玉祥伸臂示意大家安静，他放下话筒，声若洪钟地演讲：“美国政府不应该用美国人民的钱去救助中国的独裁者！” 人群中有人喊：“打倒蒋介石！” 也有人喊：“蒋总统万岁！” 冯玉祥压倒众声：“没有人比我更了解蒋介石！求助我的时候他拜我为大哥，被我反对的时候他开除我党籍！”冯玉祥数落，“蒋介石推翻中国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之后又把中国人民投入内战的火海。他的军队进攻抗日有功的共产党，他的政府强令解散反对党民主同盟，他的警察血腥镇压青年学生，他的特务杀害大学教授李公仆、闻一多，他正在把中国变成蒋式王朝！” 有个美国记者问：“可是，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 冯玉祥立即回答：“他的选票是买来的！这样的民主不过是假货，这样的‘国大’不过是猪仔国大！”听众哄笑，冯玉祥断言，“蒋介石是希特勒第二，蒋介石当上总统，民主就死了！” 有个华人记者问：“冯先生，民主在中国是否没有希望了？” “不！”冯玉祥豪壮地说：“中国民主的希望，是党派协商，联合政府！” 身材高大的冯玉祥，在美国人群中也依然显得威武豪壮。 中国的华北与美国的华盛顿，民主的声音遥相呼应。 召开新政协，冯玉祥当然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周恩来特地布置：高价租用苏联客轮，把受美国移民局传讯的冯玉祥接回中国。 万吨豪华客轮“胜利号”，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从德国缴获的战利品。“胜利号”在迎接冯玉祥全家的同时，还从美国接回苏联外交人员的家属。 冯玉祥全家被安排在顶层的一等舱，与四位苏共中央委员为邻。几年来在美国遭受歧视，上了苏联船倍受尊重，冯玉祥心情好极了。 冯玉祥做了一首诗《小燕》告别美国； 冯玉祥给李济深写信畅谈资本主义美国与社会主义苏联的对比； 冯玉祥设想着自己将要参加的新政协…… 3．贤达登台，太子出马 在发出“五一口号”的同时，毛泽东把中共长期工作指导方针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生产长一寸”！ 战争的后盾是经济。各解放区通过土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源源不断的军粮、物资支援前线。着眼现代建设的中共中央更看重有工业底子的东北，安排擅长经济的陈云抓东北工业。当全国总工会主席，还预先指定由陈云在解放后负责全国的工业。东北的军事工业比较强，东北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很快与敌军匹敌。 蒋介石何尝不知经济的作用。但国军不像共军那样以战养战，一枪一弹都来自民间的税收。抗日战争，蒋委员长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国谁敢不应。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累积黄金六百万两、外汇九亿美元，还有八亿美元的美国剩余物资。二亿多美元的联合国善后物资。经济实力相当强盛，无怪乎老蒋敢于大打出手。 可是，抗战后国民党官员的表现却大挫民心。老百姓称这些接收日伪财产的大员为“劫收”大员。大员们个个“五子登科”——房子、车子、金子、票子、女子都捞足，贪污腐败公行，经济社会秩序混乱。紧接着，国民党又背弃和平民意发动内战，穷兵黩武消耗大量资金，至1947年2月，已用去三分之二的黄金储备。 为了弥补亏空，政府又大收“戡建税”，扩大法币发行，于是，全国各地出现物价攀升、通货膨胀的危局。 行政院长宋子文提出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开放外汇市场，抛售黄金，将美元与法币的比值由1：500调整为1：2020。这种货币贬值政策本属国际通行作法，一般可以收到平抑物价的效果。但是，货币贬值同时也会动摇持币者对货币的信心，非有政府信用支撑不可。 问题恰恰是国民党政府正在丧尽人心。 内战不能停，政府开支就要增长，大量发行的货币很快用光了国库的黄金。失去重金属保证的货币，又是由一个无信用政府发行的，哪里有人要？再加上中共节节胜利，老百姓更担心法币变成废纸。于是，持币人纷纷涌向银行，用法币兑换黄金或外币。1947年2月10日，黄金黑市由五百六十万元一两猛涨到九百六十万元一两。 对于任何政府，这都意味着经济崩溃。与美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有着深厚关系的行政院长宋子文，也只得辞职。 内战急需输血，蒋“总统”太缺钱了！但是，搞钱需信用，国民党更缺人望。 万般无奈，蒋介石想到民主人士，不，蒋介石不喜欢“民主”这个字眼，他称“社会贤达”。蒋介石起用前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任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为财政部长。 翁文淑和王云五都是中国的著名文人，作为社会贤达代表陪衬国大，如今得到实职实权，颇有知遇之感。 可惜，他们面临的局面令人恐惧。 1948年6月军费占预算总额47％，赤字高达三百万亿元！1948年1月至8月上海物价竟然上涨五十六倍！ 文质彬彬的贤达拿出霹雳手段。 正当冯玉祥在大西洋航行的时候，8月19日，一个由蒋介石、翁文灏、王云五联名签发的《财政紧急处分令》出台了。 这次“币制改革”规定：自8月19日起发行新币“金圆券”，以一元金圆券兑换三百万元法币；以金圆券兑换人民手中的黄金、白银及外汇，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金圆券限期于10月20日以前兑换完毕，逾期者严办。同时还规定加强管制经济，实行限价政策。 年轻时搞过交易投机的蒋介石知道，用缺乏信用的纸币收缴人民手中的硬通货并不容易。蒋介石特任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督导员”，率领“经济勘建大队”到中国黄金最多的城市上海督战。 太子出马，声势非常。 蒋经国到任两天，出动六万军警在全市搜查；到任十天，成立十万人的“上海青年服务队”。 蒋经国在万人大会上动员，表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发誓“只打老虎，不打苍蝇”。 多年留学苏联的蒋经国比别的国民党员多了些政治招数，很快掀起一场运动。青年服务队号称“打虎队”，上街游行，入户搜查，挖地三尺…… 不久，蒋经国又抓了几个典型： 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股票投机，被逮捕判刑； 上海警务部科长与上海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队长两人因勒索被处决； 华侨王春生因把存款汇往纽约被处死。 太子动真，上海的富商大贾平民百姓谁敢不从？ 一个月后，中央银行收讫黄金、白银、外汇价值三亿七千万美元，物价也稳住了。 蒋经国被国际舆论誉为“中国经济沙皇”。“蒋沙皇”满怀信心地宣称：“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要同样的打！” 尽管蒋经国打出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还是有人看出所谓币制改革的实质。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多为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者，在这次币制改革中受害最重。大批货物被限价出售，存期超过三个月的货物一律没收，纸业、杂粮业、糖业公会理事长被扣押当作人质，全市工商业损失相当于金圆券两亿元！物质利益的被剥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实质，他们纷纷以关厂、关店、转移资金等方法暗中对抗。深通经济的胡厥文在“星五聚餐会”上指出：中国的经济已经病入膏肓，不是采用军事管制方法所能解决的。所谓币制改革，不过是官僚资本运用军事政治力量对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本的又一次赤裸裸的大掠夺！胡厥文预言：所谓限价政策，也会使得郊区粮农不到市区卖粮，引起抢购风潮。 初战告胜，蒋经国气势如虹。 从苏联回国后，蒋经国一直谦虚谨慎，惨淡经营，营造公正贤能的个人形象。如今，这形象得到机遇，在打虎中凸现出来。有人鼓噪：蒋经国才是国民党的希望！ 没想到，打虎英雄的形象很快贬值。 打虎队捉拿了两个违法外商，立即引起英国、法国大使抗议，蒋介石哪敢得罪外国人，急忙下令放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国人里面蒋经国怕谁！连上海帮会老太爷杜月笙的公子也被太子抓起来了。杜月笙无奈，咬出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孔公子囤积的违禁物资堆积如山，蒋经国又把表弟也抓起来。这下可惊动了总统夫人，宋美龄亲自飞到上海，私自把孔令侃接走，送往国外避难。 太子不敌皇后，打虎英雄惟有抱头痛哭…… 太子出马，也依然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上海人全明白了：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原来是把人民的财富集中到权贵手中！ 手中的金圆券眼看贬值，就拿到工厂订货，工厂也不敢滞留现金，又赶紧购买原材料，原材料商乘机涨价……上海限价反而引起汉口、重庆、广州等城市的物价飞涨。 9月24日济南失守，上海人心浮动。10月1日，上海市宣布烟、酒等七类商品税额增加七十一倍，立即引发抢购风。抢购粮食，抢购布料，抢购日用百货，抢购油盐酱醋，连棺材都抢购一空！ 形势比人强。11月1日，政府宣布取消限价，蒋经国向上海市民道歉。11日，政府修订金圆券发行办法，不再限制人民拥有黄金、外汇，取消金圆券的含金量保证…… 战场尚能挣扎，经济已经溃败。 币制改革的失败，也是“社会贤达”的失败，“太子”的失败。 黑暗政治中的一点点儿火花都熄灭了，蒋介石还能指望谁呢？ 4．水泊梁山聚义旗 共产党这边却是风生水起，众星汇聚。 毛泽东、周恩来正忙着争取人心。 从抗日民族战争转入国内阶级战争，共产党的政策也有转变，从团结各阶级抗日转入对官僚地主阶级开展斗争。有些地方党组织对统战政策把握不住，出现一些“左”的偏向。转折期间，中共中央屡次指示，着力纠正党内“左”倾，尽力团结党外民主人士。 1948年，根据土改需要，中共中央要重新颁布关于划阶级成份的文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曾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农村，不但打击地主富农，还剥夺中农；在城市，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四面出击，反而导致自己的战线越来越窄。1933年的文件为知识分子划成份时，地主出身就是地主，富农出身就是富农。 现在，着力纠正左倾的毛泽东认为：划分知识分子成份，着重点不应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应放在社会职业方面。这样，就使大批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职业确定成份，成为军人、职员、教师、工程师……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因而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而不是革命的对象。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地方政权实行“三三制”政策，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工农分子、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对比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三三制”传为国内民主佳话。进入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些地方组织以为“三三制”过时了，有的甚至在土改中打击民主人士。中共中央及时发现这种倾向，坚持维护“三三制”，还责成各地将党外人士列出名单，注明简历、现状及对其待遇意见，电告中央。中央统战部还统计全国各界有影响的人物，统筹安排新政协名单。 过去，中共长期在农村经营根据地，对城市执行的是破坏政策，有些干部惯于认为城市是国民党的。直到解放战争，有些干部进城后还动不动开展斗争，吓得资本家不敢投资生产。中共中央向全党强调，现在准备夺取全国政权，城市和工厂就是自己的了，必须严格执行城市政策。 注意研究经济的朱德提出四句话：“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四面八方政策”。 周恩来认为：私人资本虽然压迫剥削工人，但他们自己也受官僚资本的压迫，工人应联合他们为推翻蒋政权而斗争。周恩来说：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是欢迎的。周恩来还在1948年6月草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完整方针，规划未来的经济成分有公营、私营、合作社三种。 攻克开封时，中共中央指示，对敌方党政机关、经济机关与文化机关的人员、警察及豪绅地主等均不要俘虏和逮捕，而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对知识分子应尽量招收。除持枪抵抗者以外，不杀一人。这样，先解放的城市，就成为中共城市政策的示范区。许多被解放军围困的城市，无论平民、知识分子还是国民党军政人员，都不反对中共接管。 权力分配，是一切民主口号的实际检验。许多民主党派在讨论新政协事项时，都提出自己的地位问题，主张成立联合政权。但也有人担心：天下是共产党打下的，岂能让民主人士分一杯羹？ 中共筹备召开全国工代会《后称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周恩来特别布置：要安排民革的朱学范担任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会议前夕，周恩来又具体要求大会的中共党组，应表现出党的代表与非党代表的合作精神，不要只有党的活动而看不见与非党人士的共同活动。 东北解放区成立政务委员会，中共中央特意提出要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和原东北军干部高崇民担任副主席。 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人事名单中，周恩来提出增加前议长成仿吾、历史学家范文澜，政府副主席除原“三三制”政权的蓝公武外，还要增加杨秀峰。 提前邀请非中共人士参与政事，使民主人士看到中共的诚意。显然，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不会是独家天下。 除了新政协代表外，周恩来还着手延揽各方人才。 周恩来布置国统区共产党组织转告三联书店负责人，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逐渐转到解放区。 周恩来布置香港分局及夏衍，将散在上海、南京、重庆、香港等地的电影、戏剧人才动员来东北、华北。 周恩来布置统战部，通过各种关系接近掌握国有资产的资源委员会、香港招商局、中国航空公司、中华航空公司的负责人。 周恩来布置，要设法把国外的华罗庚、李四光等科技人才接回祖国。 解放区的大门对所有新中国的建设者敞开！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石家庄设立招待所，专门接应各地前来的民主人士。工作人员笑谈：我们在梁山竖起聚义大旗，欢迎全国的英雄好汉！ 5．千古憾事 大西洋，冯玉祥乘坐的“胜利号”破浪航行。 经过一个月的航行，“胜利号”已经通过大西洋到达黑海，明天就要到达苏联的敖德萨了。 顶层甲板，冯玉祥与李德全并肩远眺。冯玉祥遥望海天一色的东方，心驰神往：“大半辈子，做了多少事情，犯了多少错误，这次回国参加新政协，我要从头做起！”望见船上苏联人亲热的样子，冯玉祥情不自禁地搂住李德全的肩膀。 李德全看看不远的孩子们，害羞地挣脱：“去给孩子们讲讲你的新政协……” “我的？”冯玉祥风趣地说，“也是你的。” 两个女儿高兴地随爸爸妈妈回舱。妩媚的晓达翻阅着爸爸的诗稿。“啊！爸爸的新诗《小燕》！” 晓达朗诵着：“小燕，请你快回程，不可再远送，我有几句话，烦告美议员……” 胖胖的颖达抢过来接着朗诵：“我国正革命，大师日开展，高举民主旗，群起把蒋铲……” “爸爸，小燕替你捎信到美国，谁陪我们回祖国呢？”晓达调皮地问。 “还有飞得更快的大雁啊！”冯玉祥逗趣，“爸爸已经委托大雁提前回国报信……” “这船太慢了！”颖达焦躁起来，“等我们回国，革命都成功了，爸爸打谁呀？” “爸爸不只会打仗，还要学习建设，民主建设、经济建设……”冯玉祥说，“新中国是我们自己的国家，你们回国也要好好学习，有很多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做呢！” 这时，门缝突然钻进烟来！ 晓达急忙拉开门，猛跑出去。浓烟突入，冯玉祥推颖达往外跑，自己搀扶李德全，可是，被扑面而来的浓烟窒息…… 甲板上，女儿理达和颖达拼命敲打舷窗，儿子洪达抡起消防斧劈开舷窗，从舷窗钻了进去。 舱室浓烟滚滚，洪达摸到妈妈，使劲把妈妈从舷窗顺出去。 洪达又找到爸爸，爸爸已经昏迷。洪达怎么也抱不起冯玉祥沉重的身躯，急得大叫。这时，四个苏联船员冲进来，和洪达一起把冯玉祥抬了出去。 焦黑的身躯静静地躺在甲板上。 革命多年，眼见曙光在前，冯玉祥却烈火焚身！ 李德全泣不成声，孩子们愤怒地喊起来：“一定是蒋介石特务暗害的！” 船上的大火熊熊燃烧，映照着海空…… “胜利号”客轮在离终点站只有一天的航程时出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在参加新政协的归途中遇难，这奇特的灾难，不能不令人怀疑…… 国人皆知，那老蒋，可是什么歹毒事情都干得出来的。 对于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反对派，特别是能够策反军队的人，蒋介石总是毫不顾忌地下手。当年，邓演达在宋庆龄的支持下组织第三党，在国民党中声望日隆。可老蒋一旦获悉邓演达策划军队起义，就下令将其杀害。 老蒋也容不得政治反对派。民盟云南支部在昆明集会反对内战，五天内，集会的主要发言人李公仆、闻一多被当街刺杀。 老蒋从不把老百姓的生命放在眼里。台湾缉私人员射杀平民激起“二二八起义”，蒋介石派整师部队镇压，船未靠岸就用机枪扫射，跟着全岛清剿，杀人五万多。 老蒋也不惜撕破民主面皮。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十六所大学六千多大学生到首都请愿，要求增加副食费。面对饥饿的学生，国民党也出动军警大打出手，重伤学生二十名，轻伤九十多名。这“五二○血案”又激起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老蒋，眼见各路好汉上梁山，更会全力拦截。 蒋介石多次派飞机轰炸石家庄，阻挡民主人士进入华北解放区。 8月17日，行政院发布《特种刑事检举》，在报纸上公布通缉的“黑名单”，命令被检举者投案自首。紧接着又召开秘密会议，部署全国大搜捕。 老蒋手段辣，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然而，卑劣手段只能吓阻胆怯者，对于冯玉祥这样的置生死于度外的勇将，只能激发个志。 冯玉祥在反蒋运动中奔走呼号，老蒋视如当年的邓演达，完全可能对其下手！ 面临法西斯统治的最后疯狂。8月22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指示，提醒国统区地下党：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崩溃之前，要避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过早地损失掉。 周恩来明确规定阶段性方针：“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大批共产党员、进步学生、爱国人士主动撤出城市。上海撤出二千多人，北平撤出一千多人，南京、天津也撤出几百人。待到国民党军警包围搜捕时，黑名单上的人大多不见了。 黑海惨剧，冯玉祥与爱女晓达遇难，同时遇难的还有苏共三名中央委员和二百多苏联人。据苏方检查，火灾起因是电影胶片着火，尚未发现有意加害迹象。但是，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民主阵营的高度警惕。 8月30日，周恩来、任弼时、李维汉曾复电香港钱之光，同意组织一批民主人士乘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为了防止破坏，特别提醒“须注意绝对秘密”。 9月7日，周恩来获悉冯玉祥于9月1日在黑海遇难，立即发电香港，要求对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慎重处理。周恩来反复叮嘱：如该船没有船行保证不能乘，如民主人士有顾虑不能乘，就是船行有保证、民主人士无顾虑也不能都乘一条船，应改为分批前来，而且，第一批愈少愈好。 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对冯玉祥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新政协正在风起云涌之时，突然痛失大将。 出师不祥？ 这是否会给其他民主人士的出行，带来不利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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