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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南下、政治北上，中共在两条战线同时冒险。 1．毛泽东的时间表 2．南下、北上，都是险棋 3．罗隆基向中共提出自己的政纲 4．第一批海上冒险家 5．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傅作义 6．新政协增添建国使命 7．李济深也有自己的战略判断 1948年9月8日，得悉冯玉祥遇难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召开。这是中共领导人自延安分别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相聚，史称“九月会议”。 这年3月底，刚刚渡过黄河的时候，毛泽东见到分别已久的中央后委副书记杨尚昆，曾经兴奋地阐述自己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几天后，蒋介石在南京说：“三至六个月消灭中原共军。” 不出半年，战场形势就证明两个人预期能力的差异…… 1．毛泽东的时间表 九月会议，是撤出延安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中央全会选出的十三名政治局委员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董必武七人出席，列席的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有邓小平、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薄一波、曾山、邓颖超、膝代远、饶漱石、廖承志、陈伯达、刘澜涛十四人，以及李维汉、杨尚昆等重要工作人员十人，除了西北的彭德怀等、东北的林彪等，各大战略区的领导人会聚中央。一个决策性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小食堂召开。 金秋9月是个收获的季节，半年前毛泽东的预言正在落下果实。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中共已经“上坡”、“到顶”。解放军总兵力已从一百二十七万上升到二百八十万，与国军的比例从1：3.37上升到1：1.3；解放区面积占国土的25％，城市占全国的29％，人口占全国的35.3％，三分天下有其一。再加上解放军攻势正猛，毛泽东五年胜利的预期，已从可能性变成确定性。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议事日程。 毛泽东重申五年胜利目标： 军事上，部署长江以北的秋季攻势，准备战略决战。 政治上，第一次提出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取代原来的“工农民主专政”；将新政权的阶级性解释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仅是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要打倒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个思想，后来被形象地概括为“四个阶级联合”，“推翻三座大山”。 九月会议决定：“准备在1949年召集中国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们开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将建立中央政权摆上日程，九月会议，就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准备会议。 中共高层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取得一致，实施着毛泽东的时间表…… 2．南下、北上，都是险棋 全国战略，重心东北。 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早期的发展基地都在南方，共产党的南方根据地始终处于敌人的重兵围困之中。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共产党的根据地转到北方的陕甘宁边区，虽然跳出了国民党的包围，却是贫瘠困苦之地，不得不奉行精兵简政。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人的目光经常转向东北。 东北处于中国版图的东北部，背靠苏联，远离南京；东北本是中国农业、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俄国、日本的长期经营，又在这里建立起全国最为强大的工业体系。 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就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现在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抗日战争后期，苏军长驱直入，迅速战胜日本关东军，使东北一时出现政权真空。 抢占东北！国民党、共产党都对准了这一目标。 可是，国民党远在西南后方，而共产党的山东根据地与东北隔海相望，华北、西北根据地也相对接近，历史给予共产党一个宝贵的机会。 共产党能否抓住这个机会？ 此刻；国民党频频向共产党发出和谈邀请，人们频频谈起两次国共合作的历史。 不过，共产党想得更多…… 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天真地放弃发展独立力量的时机，一旦国民党背信，共产党就无立锥之地！ 谈判的资本是实力，必须首先扩大自己的根据地！中共中央确定大计：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刘少奇在延安组织抢占东北。 十几万主力部队、数万干部，从山东、华北，甚至西北出发，共产党大队人马闯关东…… 东北战略区乃全国重心所在。 中共中央大胆地起用干部，给东北派去四位政治局委员，委任年轻的彭真任东北局书记。彭真与聂荣臻创建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政权建设方面颇有建树。 蒋介石鼓吹与中共和谈，不过是为了拖延中共进军时间，自己抢占先手。边谈判，边调动大军，美国提供飞机、军舰运输，国军迅速抢占地盘。很快，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全捞到手。但是，在东北就晚了一步。 在苏联红军的默许下，共产党已经接管全东北。可蒋介石又派大军从秦皇岛登陆。苏联政府认定蒋介石是中国政权的代表，要求中共让出城市。 形势转变，中共的主要任务从建立城市政权转向依托农村根据地作战，毛泽东走马换将，派战将林彪任东北局书记。 两军相争，共产党控制长春以北，国民党进占长春以南，两支大军在四平相遇。 毛泽东命令：“死守四平，寸土必争。” 难道一向主张诱敌深入的毛泽东也打城市防御战？ 日本长期统治东北，为了消除游击战的群众基础，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大搞归村并屯；再加上东北缺乏共产党的老根据地，群众还是以国民党为正统；这就使得东北农村很难建立游击根据地。何况，大军先期占据要地，何必在城市轻易退让？ 血战月余，伤亡八千，林彪忍痛撤出，国民党军得意进占。四平街战役，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光荣，共产党军队的隐痛。国民党军队从此席卷东北，直抵松花江南岸，在哈尔滨城下歇马。 而后共产党再回农村创业，而后国共之间谈谈打打。但无论是谈判还是打仗，东北都是国共必争之地。 林彪果然不负重任，逐渐在东北转入反攻。1948年夏季，不仅巩固了北满根据地，还打入南满，将敌军孤立在长春、沈阳。锦州地域。 当此之时，国共两军势均力敌，全国战场都处于胶着状态，惟有东北是共产党占优势。 拿下东北，毛泽东就有百万战略机动部队，所向无敌。 拿下东北，共产党就有丰厚的经济后盾，供给无虞。 拿下东北，新政协就有会议地点，建国在望。 全局在胸，毛泽东决心在东北走这险棋。 1948年2月，尚处陕北的毛泽东就提出将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各个歼灭的设想。在林彪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的时候，毛泽东提醒林彪考虑南线作战。林彪则主张从北向南推进，先打长春。一向尊重战地指挥员判断的毛泽东，此时也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 随着战局的进展，注重全局的毛泽东越来越明晰地看到：东北野战军从北向南推进，会把东北敌军赶向华北，这样，东北的优势没有发挥作用，华北的均势却受到威胁。如果东北野战军暂不攻打长春，而是调兵南下，先攻锦州，就会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东北全部歼敌之后大军入关，更会在华北形成绝对优势。 形成定见的毛泽东努力说服林彪南下。 但林彪还是难以下定决心。 长春，是久困之城，尽管攻坚不易，却有难无险。 锦州，是敌军地盘，南下深入敌后，反有全军覆没之忧。 作为战地指挥官，必须审时度势，考察实情，不能盲目服从上级…… 南下？ 这是毛泽东第四次用兵南下——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派王震率三五九旅从陕北南下，贯通黄河、长江，与江南游击队和东江纵队连通，经营南方根据地。王震率军冲破日军与国民党军的重重阻截，一直打到江南，但还是不能立足，又撤回陕北。孤军深入，全身而退，没有被消灭就是胜利。有人说，这次南下，尽管勇气可嘉，却劳而无功。 解放战争的防御阶段，毛泽东又派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南下，把战争引向敌人地盘。刘邓险渡黄河，三路大军在中原展开，搅乱敌军腹地，经过艰难奋战，还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这次南下，导致战争全局的大转折，堪称战略指挥之绝佳。 还有一次南下未能实施。就是在发出“五一口号”的同时，毛泽东指令粟裕南下渡江，却被粟裕说服暂不南下那次。事实证明，取消那次南下才是正确的决策。 现在，毛泽东的第四次南下是否该行？ 毛泽东指挥作战大胆神奇，喜好大穿插、大迂回、大规模机动作战。这种指挥风格，往往战果巨大，同时风险也极大。 没有一个军事家能够完全避免指挥失误，百战百胜不过是文学语言，三战两胜就是成功，最后胜利更是英雄。毛泽东的高明，就在战略战术的灵活机动。 现在，毛泽东又要南下。毛泽东认定是高招，林彪却认为是险棋。 熟知战史、熟悉战局的林彪，没有轻易南下。七八月间，林彪在是否南下的问题上反复犹豫。 九月会议奠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方针，毛泽东决心已定。 1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要放大胆子，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 12日，东北野战军攻击锦州地域，辽沈战役开始！ 后来，人们才看到，这也是三大战役的开始。 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就是从一招险棋开始的。 毛泽东指挥大军南下是险棋，周恩来部署民主人士北上未必不是险棋。 周恩来的作战地图上有两条战线： 兼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逐日逐时逐刻将各地战争进展标画在中国大地。 兼任城工部长的周恩来，在中国大陆外侧沿海勾画出一条海上航路—— 从香港乘船出发，要通过港英海关检查，必须严守秘密； 北上航线经过狭窄的台湾海峡，必须骗过国民党海军的巡逻； 终点站大连港处于作战地域，必须保证安全上岸…… 思维缜密的周恩来反复思忖，冯玉祥的遇难带给他深深的悲痛。 城工部工作人员以为，失火责任在苏联客轮，我们对苏联当然应该完全放心。 周恩来却诚恳自责，中国的一切事情，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负责！ 周恩来布置香港分局：在港的民主人士北上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而且，每条船都必须有共产党员随船护送。 北上既然危险，那就由共产党员与民主人士共同赴险。 冒险，对于中共，已是家常便饭。可是，香港和上海的民主人士肯不肯冒险呢？ 3．罗隆基向中共提出自己的政纲 香港的李济深并不急于北上。 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多名宿将中被推举为民革主席，李济深其人，独具政治眼光。 1923年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粤军将领纷纷设置障碍，惟有第一师师长李济深拨出三万银洋、二百条枪。孙中山任命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主持第一期招生。李济深从此在国民党军中桃李满天下。 军旅出身的李济深，却能从政治大局出发，发挥自己的作用。1929年，蒋介石与桂系发生冲突，双方都要求李济深出面调停。许多好友都说李济深此去凶多吉少，但李济深还是挺身而出。经李济深调停，蒋桂矛盾一度有所缓和，但后来蒋介石怀疑李济深是桂系后台，竟然设鸿门宴扣押了李济深。随后，蒋桂大战爆发，李济深被囚禁南京汤山，蒋介石宣布开除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党籍……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下野，李济深才重获自由。从此，李济深走上抗日反蒋之路。 李济深还领导过一个“中央政府”。1933年，蔡廷锴发动福建事变，邀请李济深主持大局。李济深不仅着重军事，而且建立政权，11月20日，召开全国反蒋派参加的“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组成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首都在福州，国旗为上红下蓝中嵌红五星，李济深任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还任命了外交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等官员。后来，福建政府在蒋介石的追剿下失败，李济深、蔡廷锴等人被迫逃亡香港。 李济深到香港以后，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联合国内反蒋势力，共同推进抗日，赢得政治声望。1936年，李济深又主动与中共联络。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济深不顾与蒋介石的前嫌，公开通电，促进和平解决。连蒋介石的亲信都承认，在关键时刻，李济深还是能以抵御外侮为重。 李济深也重视政党运作。民盟原是“三党三派”组成的政团同盟，组织相当松散。1944年，李济深派朱蕴山去重庆，建议民盟广泛吸收无党派人士参加，实行改组。参考李济深的意见，民盟由政团改组为政党，得到迅速发展。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李济深与第三党领导人彭泽民、郭冠杰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停止援助蒋介石。为了拉拢李济深，蒋介石授其上将军衔，召李济深上庐山议事，李济深却当面力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蒋介石背弃政协决议，大打出手，又单方面召开“国大”。被指定为“国大代表”的李济深不但拒绝出席，还典出自己在南京的房产，筹措经费，到香港组建民革。 从反蒋抗日到投入民主运动，李济深一步步走向进步，也愈来愈显得老练沉稳。 现在，远居香港的李济深，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国内战局政事。国共大战胜负未分，港英当局首鼠两端，对驻港民主人士的监控有所放松。李济深得以放手活动，频繁与国内各方联络。 香港安全，北上危险，何不留在香港推行自己的战略意图？ 上海，特务对罗隆基的看守最近也有些松懈。 民盟中央常委罗隆基乘机召集留沪中委开会，就中共“五一口号”表态。 到会人有史良、楚图南、罗自成、彭文应、叶笃义、罗涵先等，从昆明来的吴晗也参加了。史良过去就坚决反对民盟解散，今天参加罗隆基召集的会议，她特地事先声明：自己只听不表态！ 罗隆基提出六个问题，要与会者当场表决： 第一、是否参加新政协？ 全体一致通过。 第二、全国解放后中共执政，民盟是否参加政府？ 有人主张参加，有人说也可不参加，而罗隆基则明确表示：要当在野党！ 第三、能不能公开批评中共掌权的新政府？ 意见也不一致。 第四、新中国是否应持独立自主外交？ 一致同意。 还有两个问题，与会的罗涵先现在回忆不起来了。 罗隆基把讨论记录，包括投票记录，整理为政治纲领，交予即将去解放区的吴晗，正式提交中共。罗隆基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如果中共不接受这份政纲，就不参加新政协，宁肯在中共胜利之后继续充当在野党。 罗隆基不是随波逐流的人。” 罗隆基曾留学西方，获得哲学博士，导师那斯基是西方哲学权威。师从反马克思主义的老师，罗隆基自称：我罗隆基读过的马克思著作比共产党人读的还多！ 罗隆基回国后任天津《益世报》主编。文笔出众、知识广博的罗隆基每天发表一篇政治评论，在国内颇有影响，连蒋委员长都请Doctor罗会讲政治课。 罗隆基不是书呆子，罗隆基在中国政坛纵横捭阖，罗隆基享有学者政治家的美誉。国民党独裁，罗隆基坚决反对，并因而与同受欺压的共产党合作。共产党召集新政协，罗隆基也不会盲从，还是坚持信奉西方民主制度。 罗隆基拥护“五一口号”，是出于政治谋略，并不意味赞同共产党的“主义”。所以，罗隆基参加新政协是有条件的。 留在上海，可以旁观国共大战，可以就便接触外国使馆，何必北上冒险！ 请人，有时也很难。 中共上海局、香港分局做了多少工作，香港的民革主席、上海的民盟主席还是没有行意。 民主党派中有些人还是有中间道路幻想。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组织报刊论战，有些批评就相当尖锐。 此刻的周恩来，却表现出宽容的胸怀。 周恩来在致电上海局、香港分局时提出：“对于一切中间派右翼分子，只要他们尚处在中间地位，尚未公开站在美帝及其走狗一边直接妨碍人民革命的发展时，我们还必须联合他们一道前进，不要不适当地和过分地打击他们。” 搞政治总是有风险的，对于政治家来说，冒险有时并非下策，真正的下下之策是冒无谓之险。 虽然中共这里已有五年胜利的时间表，别人那边，也许把新政协看作是未必成功的事业呢！ 4．第一批海上冒险家 民主党派中也不乏勇者。 别人等待观望，宿儒沈钧儒不等；别人怕冒险，战将蔡廷锴不怕；香港的民主人士中不少人主张及早推动新政协。 主帅不动，并不意味坐山观虎斗。李济深还是赞成民革派人去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为了回答毛泽东的邀请，李济深与沈钧儒经过认真商议，决定民革派蔡廷锴，民盟派沈钧儒，另外再加上民进马叙伦，三个代表去哈尔滨。可是，民革、民盟内部，都主张每党去两人更合适。于是，民革增加谭平山、民盟增加章伯钧，民进就没有通知。 香港码头，停靠着一艘苏联货船“宝德华号”。 对于苏联船舶，港英当局还是相当客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友嘛。保密局特工也不敢找苏联人麻烦，连蒋总统都要借重苏联人来压制中共。但是，对苏联船舶的监视却是一点儿也没有放松。一旦发现民主人士登船，依然可以找借口扣押，或是报台湾海军拦截。 这天，登船的都是一些普通人： 那个高个子穿着黄胶绸衣服，戴着旧毡帽，上衣太短，还露出裤子的白布裤腰，一望而知是个苦力。这个穿长袍、戴瓜皮帽的准是富商。身后两个长胡子老先生互相挽着，大概是账房先生…… 保密局特工踱向远处的“泽生号”，那是一家新公司购买的，估计有中共背景…… 恰此之时，“宝德华号”乘机离港！ 船上众人摘下帽子：苦力是蔡廷锴，富商是章伯钧，老先生是沈钧儒和谭平山。众人相视大笑，又过来一个海员，居然是章汉夫！ 众人不禁互相欣赏化装技巧。军人出身的蔡廷锴自称装苦力还不大离谱，到解放区也可以和工农相处。沈钧儒则庆幸顶住潘汉年的劝说没有剪掉长髯，哪有没胡子的寿星老！ 船舱里；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四人兴奋地谈天说地。在香港表面上自由，但实际上无形压力极大。上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船，心情顿时轻松。 蔡廷锴指天画地：“别人怕老蒋拦截，我高佬蔡不怕！” 沈钧儒抚髯笑道：“万里奔赴新政协，老朽也当急先锋。” 章伯钧琢磨：“在哈尔滨开会，远了点儿……” “今冬明春开会，时间也急……”谭平山沉思着，“国共决战胜负未定，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肯来？” 这下，大家又陷入了思索。 他们尚未得知，就在他们乘船北上的9月12日，东北野战军正在大举南下，发起辽沈战役。 军事南下、政治北上，中共两招险棋同时出手！ 蒋介石迅速反击—— 调动精锐部队海运葫芦岛，直接威胁攻锦东野之后背； 沿岸海军加强巡逻，严查过往船只。 “宝德华号”货轮正在这个当儿通过台湾海峡！ 素来镇定的蔡廷锴也在舱里呆不住了，走到驾驶室看船长指挥。 风大浪高，“宝德华号”的发动机痛苦地嘶鸣起来，被风浪卷得不知所措。 船长对蔡廷锴说：“我们的船失去控制，正在飘向澎湖列岛！” 那不送上老蒋的枪口了？ 眼看货轮将要碰上岩石，蔡廷锴率先拿起长篙，冲向船边，章汉夫与船员们也跟了过来。 船舷离礁石只差两米了，蔡廷锴、章汉夫带领大家一起出手，合力用长篙顶向礁石。 巨浪还是把船推向礁石，只差半米了！蔡廷锴大呼：“用力！”大家一起拼命，终于制止触礁。 马达拼命轰鸣，货轮终于驶离礁石。 蔡廷锴、章伯钧满身海水，回到船舱，只见两位长髯老人闭目打坐，安如泰山。 9月20日清晨，“宝德华号”前方出现陆地。蔡廷锴对照地图，感觉前方不像辽东半岛。 “宝德华号”尚未停稳，就有人迎了过来。 “李富春？”见到老朋友，船上四人方才放心。李富春也是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与他们相当熟悉。锦州周围正打得激烈时，周恩来于9月18日致电东北局，安排负责同志迎接第一批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 李富春向四人介绍，由于辽宁战斗紧张，只能停靠朝鲜的罗津港，再绕道前往哈尔滨。前来迎接的还有个叫作赵令德的干练青年，是朝鲜华侨代表。异国他乡逢亲人，大家格外亲切。 军用吉普车沿着中朝边境飞驰向北，尽管左邻的中国战火正炽，朝鲜却是一片和平景象。四人暗地感叹，还是共产党有办法，苏联、朝鲜都肯帮忙。 蔡廷锴更担心东北战事的进展。林彪与其对手卫立煌都是黄埔精英，此战必然凶险…… 就在第一批冒险者于20日抵达罗津的同时，周恩来正在西柏坡紧张操办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周恩来提出七十七人名单，邀请从港沪和长江以南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共中央致电香港分局、上海局征求对名单的意见。 周恩来还拟定平津地区的民主人士二十四人名单，致电华北局征求意见。 周恩来致电华东局，布置国民党吴化文部队起义的善后工作。 9月20日全天，周恩来简直是一刻不停地忙着统战工作。 绕道朝鲜的第一批民主人士，从北满解放区进入中国国境，改乘火车，从牡丹江驶向哈尔滨。 窗外，辽阔的松花江平原，令几位南方来客惊讶。 资源雄厚，坐北向南，据东北者，堪成霸业。 宽阔的松花江，雄伟的哈尔滨城，好一个新政协地点！ 只是，南满战事危急…… 1948年10月2日，深夜。 国民党五十四军、九十五师在葫芦岛登陆，东北野战军腹背受敌，险棋很可能变成死棋。 林彪未与罗荣桓商议，就向毛泽东发报请示：是先打锦州还是先打长春？ 10月3日，毛泽东连发两电，坚定林彪攻锦决心。 同日，毛泽东不忘发电哈尔滨，庆贺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到达解放区。 10月11日，毛泽东发出四封电报：致电饶漱石、粟裕、谭震林，提出淮海战役方针；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李达，部署徐州战事；复电杨得志、罗瑞卿、耿飙、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布置华北两兵团智歼傅作义部队。前三封电报谈打仗，第四封电报谈政协，毛泽东布置东北局如何与民主人士商讨。党内出面人物：高岗、李富春；时间：一两天；内容：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对象：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还有原在东北的高崇民、先期到达解放区的朱学范；方式：恳谈；目的：征得他们对政协各项问题的同意，请他们提出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 毛泽东操心新政协之具体，不亚于指挥作战！ 万难不如干险，百忙不如一急。在辽沈战役的紧要时刻，毛泽东、周恩来如此重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可见新政协的重要。 5．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的傅作义 其实，华北地区的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更早。 距离西柏坡最近的大城市是华北的北平、天津。8月19日北平、20日天津，国民党在大中学校大肆搜捕被称作“职业学生”的进步青年，中共地下党提前组织学生向解放区秘密转移。 天津学生宋带着十几个同学从郊区的静海唐官屯过闸口，通过三十里游击区到达解放区边境的沧县。这里的中共组织还是秘密的，县城的平民教育会是华北城工部的秘密联络点。宋囗对上接头暗号后，被送到华北城工部驻地泊头镇，这里的党组织半公开，华北城工部对外叫“建设公司”。19岁的宋囗在这里接受考察后，被选调到中央城工部，到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报到。宋囗从此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数十年，从机要员做到副部长。 宋囗经历的进入华北解放区的路径，也是来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所走之路。 从1948年8月开始，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韩兆鹗等著名民主人士，第一批到达华北解放区。 期盼民主人士到来的周恩来，赶忙把他们接到李家庄。 符定一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的老师，毛泽东赶忙到李家庄看望。城工部为符定一安排李家庄最好的房子，条件依然简陋，毛泽东又叫人把自己的靠背椅给符定一搬来。 符定一告诉毛泽东一个重要情况：傅作义没有出路，有与中共和谈保存实力的可能…… 蒋介石也发现傅作义有此动向。 近来，国民党败局显露，不但各路民主人士上梁山，就连国军将领也出现动摇迹象。 济南失守，除了共军凶猛以外，重要原因是守城部队吴化文部的背叛。 攻城之前，中共、民革都派出密使，策动吴化文战场起义。济南城墙坚固，守军众多，解放军攻城部队伤亡极大，关键时刻，吴化文放开一个口子，解放军乘隙而入，遂至全城溃决。 济南失守，充分证明解放军的攻坚实力。美国报纸评论：“从此以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蒋介石气得够呛。他非但没有自我批评，反而把济南战役失败的教训全部推在部下背叛上。 怀着满腔怨恨，满心怀疑，蒋介石到北平找傅作义。蒋介石指给傅作义两条路：或是北上援救沈阳，或是撤退江南把守长江。 其实这两条路对于傅作义都行不通。 北上援沈，正中共军的围城打援之计。 南下守江，兵权就会被老蒋夺走。 傅作义不是老蒋嫡系。傅作义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全靠地方实力，傅作义的地盘在绥远。所以，傅作义不愿北上也不愿南下。 可是，不动怎向老蒋交待？ “宜生啊！”此时的蒋总统真是苦口婆心，“蔡廷锴投共了，有人说，你傅宜生也通共，我不信！从剿共开始，你傅宜生就打先锋！” 傅作义只有苦笑。抗日战争胜利时，紧邻陕甘宁边区的傅作义自然要和共产党抢地盘。坚守归绥、包头，傅作义没让贺龙占到便宜；解围大同、奇袭张家口，傅作义又把聂荣臻赶跑了。傅作义开进张家口的第二天，蒋委员长就在南京宣布召开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大。傅作义风尘仆仆赶到南京，国大代表隆重欢迎，尊奉傅作义为国家的“中兴功臣”。 国民党的中兴功臣，当然就是共产党的死敌，国民党将领中谁通共傅作义也不敢通共！ 所以，尽管老蒋无能，傅作义还是只有跟着走。傅作义向蒋介石表态：“总统放心，我能坚守华北！”只要老蒋同意自己留在华北，傅作义就可随时转移绥远。到自己的地盘作战，傅作义就不怕解放军了。 “我期望你一举扭转战局。”蒋介石顺势逼向傅作义，“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傅将军，只有你了！” 傅作义无法拒绝。 10月23日一早，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就召集军事会议，部署奇袭兵团：步兵、骑兵相互掩护，中央军和傅作义部队齐头并进，对外号称援救太原，实际奔袭石家庄。 密室中，傅作义向“第一线联络官”交待：奇袭行动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共产党的心脏！打下石家庄后，立即会师直捣阜平，摧毁共产党的总部。 秘书长王克俊特意挑选三十名政工人员随军出发，任务是俘虏毛泽东。 从奇袭作战方案到战利物资抢运，傅作义策划周详，甚至连胜利通电都事先草就。 干里奔袭，掏心战术，北平军心振奋。 一战成功，内战就能胜利结束。能征善战的傅作义一心想再立奇功。 当日上午10点，傅作义刚散会，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时平就得知信息。时任《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立即赶到秘密娱乐点与三位绥远老乡共饮。这三位是骑兵旅长鄂友三。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站长杜长城、宪兵营长刘建龙，都是此次奇袭的关键人物。刘时平为三位老乡预先庆功，一顿老酒，搞清全部情报。 紧急情报！ 北平秘密电台冒着被侦测的危险，中午12点开机发报。25日上午，电报转到西柏坡的中央军委。 战将难打无兵之仗。此时的西柏坡，已把华北主力部队调到绥远作战，就连中央警卫团都派去打太原了！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紧张部署反击措施： 从北平到石家庄，沿线的七纵和民兵破坏公路，迟滞敌人进军速度。 华北主力三纵立即回师阻敌。 社会部训练班的县团级学员们组成“近卫军”，与当地民兵在西柏坡外围修筑工事，准备阻击。 中央机关沿滹沱河向五台山撤退。 与此同时，还要求东北野战军派部队威胁北平，牵制南下敌军…… 得知奇袭意图暴露，傅作义赶忙命令骑兵缓步，会同中央军步兵大队稳进。傅作义不能让自己的骑兵吃亏。 西柏坡那边，正在演出“空城计”—— 周恩来发电报调兵，毛泽东写文章宣传。 第一则新华社电讯声称：得悉傅作义将进袭石家庄，号召解放区军民歼敌。 这使傅作义犹豫：奇袭是否改为强攻？ 第二则新华社电讯详细揭露敌军进袭方案，号召解放区军民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傅作义怕的就是孤军深入，但又怀疑毛泽东不过是唱空城计，犹豫再三，还是继续进军，不过，速度更慢了…… 毛泽东又发出第三则新华社电讯：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这下，连奇袭兵团内部也稳不住了，副总指挥建议总指挥慎重考虑，总指挥郑挺锋却在征途中听到自己的军长堂弟在辽西会战中战败失踪的消息…… 关键时刻，华北主力三纵五天急行军二百四十里，回兵救骂。 傅作义不得不撤销奔袭计划。 危亡之际，周恩来不忘致电香港，转告哈尔滨民主人士关于筹备新政协的意见，布置香港民主人士讨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要求驻港民主人士早日北来…… 6．新政协增添建国使命 协商！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立即开始关于新政协筹备的协商讨论。 到达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越来越多。东北那边，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也捧着丈夫的骨灰，穿越苏联大地来到哈尔滨。 组织他们协商讨论的是中共中央统战部。1948年9月，中共中央城工部改为中共中央统战部，由李维汉任部长。统战部与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协商，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共中央把这份文件转到东北局，请已在哈尔滨的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会谈讨论。同时还把这份草案转给香港分局，请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进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农工民主党彭泽民，民建章乃器。孙起孟，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十一人讨论。 关于参加新政协的范围，大家认为，新政协同旧政协根本不同，就此商定：“即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必须除外，而由反美、反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组成，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 这样，参加国大的民社党、青年党等就被排除在外。但是，对于中华职业教育社、民社党革新派等党派组织能否参加，就有争论。 谭平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胁从分子，如果能弃暗投明，可以免除同反动头子同归于尽，但不能参加新政协。 蔡廷锴、朱学范、李德全主张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对于一些组织是否参加，得视形势发展审慎研究商议。 李济深从香港寄来信件建议：“应注意解除国际中间人士及国内多数人之疑虑，俾更易瓦解蒋政权”，对于蒋管区的各实力派、地方政权、部队或地方团队、党派、政团、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历史宿将，“策动其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独裁、反戡乱、反内战之原则下，见之行动，允许其参加政协会议”。 李济深的建议——将参加新政协的范围扩大到国民党阵营的起义人员，一时引起争议。中共香港分局立即将李济深的意见报告了中央。 吸取新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1月3日提出：新政协“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中间偏右者，乃至本来与反动统治阶级有瓜葛，而现在仍可能拥护联合政府的人，以扩大统一战线”。 经过多次电报往返，三地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共达成共识：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与赞同“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各方代表、起草文件、召集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同意后，俟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设在哈尔滨。 其中有一条重要补充：“此外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正式决定。” 这就为后来者留了门。 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还提出：出席团体应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应改为“全国教授”，目前主要由平津教授参加，待南方解放后邀请南方教授参加；“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应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其代表可以响应“五一口号”最早的南洋华侨为主…… 各方人士达成协议：新政协参加单位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等共计三十八个单位组成，拟在1949年召开。 最后，大家还赋予新政协一个新的使命：制定共同纲领与建立中央人民政府。 原来，“五一口号”为新政协规定的任务是：“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说，新政协召集人大会议后，即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后再由人大建立政府。 目前的方案，则把建立政府的任务，由人大转交政协。 按照中共原来设计的民主进程，建国任务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但是，召开全国人大的前提是全民普选。显然，这是在战争状态中无法进行的工作。 国内战局正处于决战阶段，急需建立中央政权以打掉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出于现实考虑，东北的一些民主人士建议：由政协代行人大职责。 11月3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高岗、李富春电：“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这样，新政协就要代行人大职责——协商建国。 新政协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使命，当然，必须有各方头面人物参加。 解放区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士，又把目光集中到民革主席李济深身上。然而，李济深到底来不来呢？ 7．李济深也有自己的战略判断 共产党要夺取全国胜利，国民党要彻底消灭共产党，1948年秋季，中国大地从南到北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 就在这个时刻，却出现“和平”论调。 储安平主编的上海《观察》杂志鼓吹中立、客观立场，在知识界向有影响。国共武战，《观察》文战，每期发表文章评论政局，主张和谈者多。1948年10月，《观察》发表张申府的文章“呼吁和平”。 民盟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张申府曾是中共创始时的党员，他既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又是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的介绍人。张申府后来脱离共产党，参加了民盟。在国共和谈中，张申府总是与共产党合作，此时却发表如此文章，激起香港民盟总部的很大反感。联想起1947年国民党压迫民盟解散时，张申府曾在北平以个人名义登报声明解散民盟华北组织；1948年初还联名支持唐嗣尧竞选立法委员。民盟中央决定：开除张申府盟籍！ 由此，张申府这位旧政协的风云人物，失去了参加新政协的机会，直到第五届政协才成为委员。人们奇怪，一向倾向共产党的张申府，怎么会在共产党得势的时候说反话？据说，张申府此文是较早写就，被别人放在这个时候发表，造成历史误会。但是，无论此说是否属实，1948年夏秋，第三方面人士中呼喊和谈的还是大有人在。 战场上枪炮声轰天震地，国统区和平呼号不绝于耳，新政协似乎还不是最强音……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多次致电香港：一定要安排李济深在1948年冬天到达解放区。 可是，李济深此时正忙于接待客人。 此时，关注李济深的不止是民主阵营。 总裁独裁，蒋介石闹得一个执政党人怨沸腾，党内党外无不寻找替代人选。李济深本来在国民党中就有深厚的人脉，又在香港打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俨然众望所归。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因金融危机辞职后，调任广东省主席。贬职广东之后，宋子文立即把触角伸向毗邻的香港。1947年11月，宋子文派代表到香港联络李济深，提出组建一个“和平统一大同盟”，由李济深担任主席，而后联合民主党派与西南地方势力，请蒋介石“出国半年”，逐步接管中央政权。这次活动没有得到李济深的同意。1948年6月，宋子文又亲自到香港找李济深。 宋子文不但是蒋“总统”的妻兄，而且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国际背景深厚。李济深不但是广东派系之元老，而且可以与蒋介石分享“黄埔系”之军队资源，人事资本雄厚。宋子文自称有美国支持，希望与李济深合作，疏通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和云南的龙云等，再联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在广东另组政府，推翻蒋介石，直接与共产党谈判。 香港还来了一位美国贵客——前国民政府招商局局长蔡增基。 离职后的蔡增基多年侨居美国，不问国内政事。1948年秋，却有几位美国议员恳请蔡老出山。惯于操纵别国政局的美国政客，打算在中国换马。他们认为，李济深是一位具有号召力的领袖，足以取代声名狼藉的蒋介石。蔡增基与李济深素有交往，被选中作说客。他携带的信息是：美国政府将提供大量美援，支持国民党内部的自由派人士取代现领导。中国积贫积弱，从晚清到北洋，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图谋天下的集团从来都依靠外国援助。美国政界当然以为，美元，对于中国政治家，具有无穷的诱惑力…… 无论是美国还是宋子文，合作的前提都是反共。这就引起民革内部的警惕。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朱蕴山、梅龚彬等都主张不要理会，但李济深依然来者不拒。 香港开始流传对李济深的猜疑…… 众所周知，李济深虽然是反蒋宿将，却并非一贯联共。 “本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老蒋把李济深剥夺殆尽，李济深当然要联合国内最大的反蒋力量——中共。但是，这种合作是否已经巩固，人们还要观察。 近来，李济深更频频派人与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联络。据说，李济深还要与李宗仁联合倒蒋…… 人们担心：如果别的势力能实现李济深的反蒋宿愿，那么，他是否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呢？ 李任公乃韬晦之人，平时不与他人轻言心事，就是老友相处，也正襟危坐。近来，李公馆宾客盈门，但是，谁也把不准李济深的脉搏。 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张克明发现，近来，任公经常掏出随身佩带的玉佩，在大腿上一下一下地摩擦…… 那是李济深犹豫不决时的习惯动作！ 李公馆的政治动向，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黄翠微频频到府拜访。公开理由是，关注任公的安全。 主持中共香港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更把李济深作为重中之重。 李济深是潘汉年的老相识。1933年福建事变时，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曾多次与李济深会谈。抗日战争期间，李济深在广西桂林主政，坚决主张抗日，与共产党合作愉快。后来，周恩来曾策划组织华南民主联军，由李济深担任司令。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反蒋力量加强联系，秘密筹组党内革命组织，共同开展斗争。但是，如何在派系丛生的国民党内部推举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主持大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46年3月，为了欢迎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抵达重庆，在重庆广东酒家举办了一次盛大宴会。宴会的举办人居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与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两位重量级人物。冯玉祥在欢迎词中还说：“希望他来领导我们大家，努力以救国家！”李济深在中国政坛的地位，当即凸现。 时人不知，这次宴会的举办，源于中共周恩来的授意。 得到各方支持的李济深，在国民党内部广泛活动，联合各个反蒋派、民主派，逐步形成民革这个大党派。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李济深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电示潘汉年多做争取工作，不使其落入美帝圈套里去。 潘汉年得知美国政界派来说客，立即布置马万棋先行“拦截”。 蔡增基从美国来到香港，首先约见故友之子马万棋。三十多岁的马万棋是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虽然身为富商，却颇为赞赏共产党的主张，愿意为新政协出力。 蔡增基也是一位爱国人士，同意充当说客的前提，是于中国前途有利。经过马万棋的恳谈，老人恍然大悟，原来，美国的愿望不过是在中国扶植亲美势力。 面对八方来客，李任公自有主张。 老成持重的李济深在与蔡增基的交谈中指出：由于在中国内战中扶助蒋介石反动腐朽政权，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正义形象已经丧失殆尽。现在的中国，无论政界还是知识界，反蒋反美已经成为主流。 已经不积极充当说客的蔡增基赧然告退。 老谋深算的李济深更有办法检验宋子文。他没有简单拒绝对方的合作要求，而是提出一个反条件：释放广东政治犯。 来客顿时狼狈。政治犯都是由保密局控制的，一切听从蒋总统处理。天潢贵胄的宋子文，也做不得实际事情。 这样，广东说客也铩羽而归。 李济深何许人也！ 针对谣言，何香凝慨然发言：“这是法西斯挑拨离间的伎俩！任公和贤初（蔡廷锴）决不会与他们合作，毁弃自己的光荣历史！” “李、蔡不会毁弃光荣历史！”一时间传遍香港。 可是，蔡廷锴都北上了，李济深却还滞留香港…… 对于李济深这样的沉稳人物，说客与谣言都难以发生效用。 识时务者为俊杰，决定任公战略选择的，是客观形势而不是主观意愿。 李济深判断：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反动实力目前尚不大弱。中共与蒋介石的战略决战，还要打两三年。 尽管高估了反动实力，但也应该承认，李济深的时间表与毛泽东近似。战争还要打两三年，是当时军事家的一致看法。 夺取全国政权还有两三年，与其蹲在哈尔滨看共产党打仗，还不如留在香港积极活动。别人主张积极参与新政协筹备，李济深却把工作重点放在军事策反上。李济深总是认为：民革的特长在军事，瓦解国民党军队，才是民革为新政协做出的实际贡献。 而从事策反活动，香港显然比哈尔滨方便。李济深安居香港，向中国各地秘密委派民革军事特派员…… 美国拉、中共促、老蒋整、党内抬，香港罗便臣道92号的李公馆，一时间门庭若市。 昔日被报章贬斥为“蜗居香港的过气政客”，如今一身系得天下政局。 方此之时，欲请任公离开众星拱月之香港，奔向冰天雪地之哈尔滨，岂可得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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