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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前夜，黄炎培之子黄竞武与共产党情报人员李白的鲜血流在 一起。 1．毛泽东没有踏进紫禁城半步 2．刘少奇天津走亲戚 3．诗人的牢骚 4．上海浴血 5．美苏大使都离任 6．册封西藏班禅 大军过江，进占“首都”，江山谁属的问题基本解决，中共领导的精力，越来越多地转向新政治协商会议。 群英北上，云集古都，代表邀请的问题基本解决，新政协的筹备，关键在于各方的沟通。 北平，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翠明庄饭店，所有的高级饭店都住满；个别拜访，座谈讨论，集会决议，各种政治活动频繁进行。 江南战事忙，北平开会忙。 1．毛泽东没有踏进紫禁城半步 北平对于中共并不安全。和平解放的城区，遗有国民党八大特务系统一百一十个单位近万名人马。山东青岛还被美军占领，从那里起飞的敌机随时可能轰炸北平市区。从深山进入都市，中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缓冲：中央机关先不进城，驻在西郊的香山。 虽然中共中央机关驻扎香山，但统战部要和高级饭店的民主人士打交道，就得住在城里。 中南海过去是皇家花园，后来是傅作义的“华北剿总”司令部，共产党接管过来并不扰民。中央机关中最先进城的齐燕铭、周子健、申伯纯，在北平军管会的协助下，成立中南海办事处，同时接管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几家高级宾馆。 这时的中南海哪里还有皇家气派，房屋坍塌，湖水淤积，垃圾遍地，野草丛生，一副打败仗的样子。 办事处首先换掉傅作义部队驻守的一个营，然后就是打扫卫生。一百多辆卡车拉了三个月，才把中南海的垃圾运完。而后，周子健又组织整修房子。 中南海面积虽然很大，但适用的房子并不多。南海北岸有片建筑相对完好，统战部选中这里的丰泽园，李维汉住在颐年堂后院正厅，工作人员住在居仁堂。 颐年堂是个华贵典雅的大殿，从天花板到屏风和隔扇，都是檀香木精雕细刻，这里适宜召开数十人的会议。 香山距离市区并不很远，中央机关在这里也感到都市的节奏。西柏坡那里是电报多客人少，香山这里是电报和客人都多。毛泽东、周恩来时常进城会客、开会，就在统战部的“根据地”中南海落脚。 周恩来走得太勤，李维汉索性在颐年堂后院东侧的四合院里为他准备了一个临时办公室，这地方叫“菊香书屋”。 菊香书屋北面正房五间，周恩来只要了东头两间，西头两间给林伯渠住，中间一间作会客室兼餐厅。警卫住东厢房，童小鹏夫妇住西厢房。 周恩来住的地方，毛泽东也是常客，菊香书屋又成了毛泽东进城时休息的地点。 这天，周恩来在菊香书屋听取钱之光、刘昂夫妇汇报。这对夫妇是迎接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关键人物——钱之光在香港送，刘昂在大连接。1949年4月，大批迎接任务基本完成，周恩来把两人召回北平，另有任用。 钱之光和刘昂刚刚汇报了一会儿，防空警报就拉响了。 北平城位于华北大平原，飞机轰炸时无遮无掩，只有依靠防空哨在城外瞭望，发现敌机来袭就发出警报，城里好及时躲避。北京饭店等处设有地下室可以防空，陈旧的中南海就只有往外跑。 毛泽东这时正在里屋休息，钱之光、刘昂两个，一边一个架着毛泽东就往外跑。出了院子，汽车已经准备好，大家上车之后，两辆轿车急速开往城外。 向南出城的路最近，汽车一直开出广安门，在路旁村庄停下。农民搬出一条长凳，毛泽东、周恩来就坐在长凳上和老乡聊天。 进城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居然还要跑警报。 有了跑警报的经历，警卫部门要求毛主席每天晚上回香山休息，那里是山地，飞机炸不到。 香山的双清别墅成了毛泽东的迎宾馆。 5月18日，李达来香山看望毛泽东。 李达与毛泽东同为中共一大代表，后来因故脱党，但一直锲而不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李达谈起来就收不住，到了深夜，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见李达困了，就要李达在自己的床上休息。 李达看到，毛泽东的床铺，还是当年喜好的木板床，于是倒头就睡。 一觉醒来，毛泽东还在旁边办公。 一张床，两人倒班睡觉，对于职业革命家是平常的事情。刚进城的毛泽东，还保留着许多俭朴的老习惯。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最欣赏中共领袖的朴素，因为，富商陈嘉庚也是个朴素的人。 6月初，陈嘉庚从新加坡辗转来到北平，周恩来陪他上香山见毛泽东。 香山山坡陡峭，小轿车爬不上去，还要在山脚换吉普车。陈嘉庚的吉普车到达双清别墅，毛泽东已经在门外恭候。 陈嘉庚还是在延安见过毛泽东。抗战期间，回国赠送援助物资的陈嘉庚在重庆受到山珍海味的招待，却感到别扭。到了延安，却发现中共领袖毛泽东居然穿补丁衣服！陈嘉庚顿时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 阔别多年，陈嘉庚发现，毛泽东穿的还是延安出产的粗布衣服。 毛泽东呢，看到陈嘉庚上身西装，下身唐装，也是华人本色。 两人携手登山，乐不可支。 李济深也到香山会见毛泽东。 深沉稳重的李济深对于这次会见也是深思熟虑：自己要见的是中国前无古人的领袖。 李济深见面就拱手：“毛主席，你真伟大！你真伟大！” 毛泽东谦逊地搀扶李济深坐下：“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 毛泽东先后在香山会见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张澜等民主党派头面人物。 毛泽东十分警惕，不让任何人把自己当封建帝王看。毛泽东到了北平立即表示：选择住地不准和皇宫沾边！ 民间有言：“见了紫禁城，就想当皇帝。” 紫禁城气象恢弘，紫禁城穷奢极欲，紫禁城荟萃中国文化精华，紫禁城创造世界建筑奇观。 凡是来到北平的人们，无不游览紫禁城——现称“故宫博物院”。 惟有毛泽东不！ 这天，毛泽东终于来到紫禁城。毛泽东向博物院的负责人详细地询问了故宫管理情况。但是，毛泽东就是不进皇宫大门。博物院领导一再邀请，毛泽东只是登上紫禁城的城墙。 毛泽东绕城而走，毛泽东在城头观望，毛泽东望见皇宫的三大殿，但是，望不见太和殿中的皇帝宝座…… 有人设想：毛泽东跨进紫禁城，毛泽东步入太和殿，毛泽东看见皇帝的龙椅，毛泽东会不会像陈毅打进南京总统府那样，在那张惟独一人可坐的椅子坐上那么一坐？ 故宫博物院的负责人经过专门考证证实：当时，毛泽东站在城头遥望故宫良久，工作人员为毛泽东搬了把藤椅，毛泽东又坐在藤椅上望了很久，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走进紫禁城，毛泽东确实没有游览太和殿，更谈不上坐龙椅了。 位卑有位卑的苦，位高有位高的难。所有的人，都不能为所欲为。 指点江山的毛泽东，终生没有踏进紫禁城半步！ 胜利进城的中共五大书记，个个日程繁忙，然而情绪高昂，效率很高。 这段时间，除了指挥打仗以外，五大书记似乎有这样的分工： 毛泽东与各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个别交往； 朱德出席人民团体会议； 刘少奇指导城市接管； 周恩来负责新政协筹备； 任弼时患病，在分管土改的同时，也出席一些群众会议。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戏剧电影工作者联欢会、北平院校教授研究员联合会全体会员大会……各全国性人民团体陆续开会，中共领导人一律出席。 拟议中的新政协，出席人以单位划分，由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组成代表团。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汇聚北平，原来设在香港的总部也陆续迁到北平。 这样，各民主党派中央就在北平与中共中央面对面协商。毛泽东是一个人一个人谈，周恩来是一个党一个党谈。 周恩来总是及时向各党派通报重要情况。与南京代表团谈判期间，周恩来几乎逐日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大学教授介绍会谈进展。 中共中央还应民主党派要求组织多次报告会：叶剑英报告北平军管问题；邓颖超报告解放区妇女工作问题；李维汉报告统一战线工作问题；胡乔木报告新民主主义文化政策问题；安子文报告干部问题；陶铸报告傅作义部队改编问题；戎子和报告物资接收问题；邓小平报告解放军渡江问题；陈毅报告接管上海问题…… 周恩来有计划地参加各党派的会议。5月20日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招待会，23日邀请民革负责人商讨，5月24日宴请民盟中央委员，5月26日与民建负责人会谈…… 周恩来代表中共与各党派商讨新政协事项，商讨联合政府的组成。周恩来还与各党派议定工作范围：民革重点在原国民党成员，民盟专吸收知识分子，民建成分有工商业者和与工商业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文化界人士。 经过协调，中共与各党派的合作更加和谐。民革把国民党军队中的策反关系全部移交给中共。民革、农工党还把自己组织的少量军事组织移交解放军统一建制。 2．刘少奇天津走亲戚 中共的重要人物刘少奇不大出头露面，但是，却在从事重要的政策性工作。 刘少奇是个善于思考的人。 194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讨论夺取全国胜利的决策，重点是军事问题与政协问题，而刘少奇却在此前就系统考虑经济建设，写出《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在九月会议上，刘少奇提出，解放后的国民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等各种成分。应该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以经济竞争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 针对党内急于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刘少奇强调：“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 以后，按照中央分工，刘少奇着重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在东北工业区工作的张闻天也着力研究经济问题，1948年9月，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报送中央，经刘少奇认真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实际是城市工作会议，长期从事城市地下工作的刘少奇，又在全会讲了城市工作。会后，中央要求刘少奇继续注意研究城市问题。 随着战争的迅速进展，中国的大城市像熟透的果子，一个一个落在共产党手中。但是，党的干部不熟悉城市工作的矛盾也日见突出。 天津问题最明显。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业城市，解放后社会秩序迅速好转，生产秩序却恢复得很慢。不少工人和店员误以为革命成功之后要像消灭地主一样消灭资本家，自发开展对资本家的清算斗争。分资产、涨工资，吓得资本家不敢开工，有的甚至把资金转到香港，全市私营企业开工不足30％，上百万人生活没有着落。 刘少奇曾在天津从事地下工作，刘少奇的新婚妻子王光美是天津人，由于刘少奇主抓城市经济工作，于是，被中央派往天津视察。 刘少奇到天津自有便利之处。在一些民族工商业者眼中，刘少奇之行也可以看作走亲戚，不像别的共产党人那样可怕。刘少奇的岳父曾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妻见王光英就是一个资本家。王光英反复思忖，初见这个共产党领袖妹夫应该送什么礼物？最后，他决定送刘少奇一条羊毛围巾。就是这条围巾，“文革”中竟然成为王光英的一条“罪状”，说“刘少奇被资本家的一条围巾套住了脖子！” 刘少奇没有首先走亲戚，一到天津，他就深入中纺一厂、东亚毛纺等十几个工厂之中，迅速摸清情况，提出对策。 刘少奇反复强调中央的“四面八方政策”，强调全面照顾，重点解决劳资纠纷。在干部会议上，在民族资本家会议上，刘少奇反复阐述：“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是进步的。” 刘少奇劝说工人从长远利益出发处理劳资纠纷：“如果吃了母鸡，就不会再有鸡蛋吃。” 为了稳住民族资产阶级，刘少奇尖锐鲜明地阐述“剥削”问题：“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剥削他，他舒服，不剥削他，他不舒服。” 刘少奇的天津之行效果显著。4月10日到达，5月7日离开，到了6月，天津的外贸进出口总值就相当于历史最高年份的144％；7月，财政出现盈余；一度经济困危的天津，当年拿出6.4亿万元（旧币）支援河北灾区。 当时，毛泽东认为，虽然“剥削越多越好”这句话不大妥当，但刘少奇去天津的工作经验，对全国接管城市很有指导意义。 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邹大鹏看到刘少奇的讲话很受启发，想到东北也有类似天津的左倾问题。有些共产党员进城后打算把资本家“挤垮”，而东北局书记高岗说“垮了就垮了”！鉴于中共中央曾规定各地必须允许党的干部直接向中央反映问题，邹大鹏就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了东北的问题。 刘少奇为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列举自己在天津视察期间发现的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的表现及其危害：“有些干部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 刘少奇指出这种倾向的危害：“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违反的。” 刘少奇更有针对性地指出：“据说东北城市工作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和纠正。” 毛泽东很重视刘少奇起草的电报，审阅修改后，批示转发各中央局、各大城市市委、各野战军前委。毛泽东要求各党委：“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从刘少奇天津讲话引发的中共中央电报，对于纠正党内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对于稳定全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后接管的城市，没有出现大量资金外逃，没有出现大批工厂停工，从而证明共产党不仅会打仗，而且有能力搞建设。 但是，当时的东北局书记高岗，却由此记下一箭之仇。 天津军管会主任黄克诚曾对刘少奇提出不同意见。刘少奇要求对资方不要讲斗争，以团结资方，搞好生产。黄克诚则认为应该是又团结又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 5月，黄克诚到北平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毛泽东招待这位城市主管的饭菜还是简单的四菜一汤，只是，两人都是湖南人，多放一些辣椒。边吃边聊，毛泽东忽然放下筷子问道：“你认为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当时，刘少奇有句名言：现在可以开始建设了。 黄克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发展生产。” 毛泽东很严肃地摇了摇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 黄克诚顿时感到，这是毛泽东对自己的当面考试…… 不知毛泽东是否也对其他干部进行过这样的考试。后来，机灵的高岗看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有差距，决心加以利用。1953年，高岗发动反对刘少奇的非组织活动，为刘少奇列举的罪名之一，就是天津讲话的“右倾”。 在批评高岗、饶漱石错误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就此发言：“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 1949年上半年的中国共产党，上下齐心夺江山。尽管有人心存芥蒂，但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高度一致，在召开新政协的筹备中也高度一致。天津的宋裴卿、上海的荣德生、香港的简玉阶等一些著名工商业家还成为政协代表。 中共历史上的领导人从来是忙碌的，但此时的五大书记不是忙于党内斗争，而是忙于民主阵营的团结工作。再忙，心情也是愉快而轻松的。 6月9日，毛泽东派人慰问正在养病的任弼时，还特意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赏。 3．诗人的牢骚 1948年下半年，周恩来担心的主要是各地的民主人士能否来解放区；1949年上半年，周恩来的担心却是民主人士来了以后能否实现团结。 老朋友柳亚子就在闹情绪。 柳亚子万万没有想到，来解放区的路上春风得意，进了解放区的地盘却无事可作。 早些时候，中共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领导人商定：新政协代表，每党推举六人参加。在柳亚子到达解放区之前，民革中央举行联席会议，推选李济深、朱蕴山、李德全、陈助先、梅龚彬、朱学范六人为代表，同时，也提出希望增加何香凝力p亚子、张文三人。 这样满怀希望来到北平的柳亚子，反而不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柳亚子怎能服气？ 1948年1月民革组建时柳亚子是核心人物，被公推为秘书长，目前也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如今怎么连个民革代表都当不上？ 1948年5月中共邀请各党派领导人参加政协会议的名单上，柳亚子名列第五，怎么如今连出席新政协筹备的资格都成问题？ 柳亚子也是个潇洒的人，民革秘书长当得不顺心，可以辞职组织诗社。新政协筹备代表落选，还可以参加文艺工作。可是，北平的文代会筹委会没有柳亚子的位置，全国文联领导机构也没有柳亚子的位置。名满天下的大诗人，连文人资格都成了问题？ 诗人柳亚子还是个政治家，柳亚子一向热衷用世。 筹备1946年那次政治协商会议时，柳亚子就是积极参与者。由于柳亚子在国民党内部是反对派不会当选代表，共产党就特意把柳亚子放在社会贤达方面提出。柳亚子知道国民党还会反对自己，特地向蒋介石捎话：谁反对柳亚子当政协委员柳亚子就要报复谁！可是蒋介石不怕柳亚子报复，国民党说柳亚子不过是个诗人，硬是拒绝柳亚子参加政协。 政治家柳亚子还是个诗人，柳亚子狂放不羁。 民革筹建时酝酿由李济深主持工作，柳亚子却说：不论年龄，要讲权威和声望，除了小区区以外，不客气，任潮先生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了。 这等于说自己的权威和声望还在李济深之上！ 柳亚子还说：可以推举李济深为大哥哥，但是，要把大哥哥来代替父亲，这是比地球更大的笑话！ 在李济深尚未树立领导权威的时候，柳亚子此言相当不恭。 柳亚子在诗中这样描绘自己与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关系：“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 这岂不是说，柳亚子要与毛泽东并肩领导中国革命？ 于是，一些政治家鄙夷柳亚子是诗人，一些诗人谴责柳亚子是政治家，柳亚子在政界、诗界都没有得到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地位。 与此同时，李济深却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而柳亚子一向不赞成由李济深担任民革主席，民主派柳亚子不能忘记李济深的反动历史！ 同住六国饭店，柳亚子整天遇见讨厌的人物。 昨天，他们还是蒋介石的亲信，不仅反共，还欺压柳亚子这样的国民党民主派。今天，这些见风使舵的政客又投机革命，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宾！屈原道“薰莸异路”，香草怎能与毒草同器？ 这些日子，柳亚子总是想起孙中山。柳亚子才是真正继承孙中山遗志的国民党人！ 可是，柳亚子联想去香山碧云寺瞻拜孙中山衣冠家都做不到——没车！找统战部连贯，连贯说车辆太紧张；找周恩来，下面推说周恩来太忙…… 毛泽东进城的第三天，柳亚子就给他写信，《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云：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挟怨冯囗。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失意政治家柳亚子要退隐了，回老家当诗人去！ 虽然住在豪华饭店，柳亚子却处处不顺眼，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柳亚子脾气暴躁，柳亚子血压升高，柳亚子不愿出席会议，请假一月！ 于是，毛泽东劝柳亚子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休养。 那时的颐和园尚未开放，偌大的皇家园林，成了不多的民主人士的休养之地。 柳亚子住在益寿堂。堂后万寿山，堂前昆明湖，依山面水，堪称逸乐天然。生活有专职管理员、警卫员、厨师、公务员，前呼后拥，堪称舒适周全。养士，此处几无挑剔，可是，柳亚子还是一个政治家，怎么耐得寂寞？ 春日温暖，柳亚子却晒得难受。一代诗人，晾干菜了？ 管理员恭敬地请示晚餐食谱，柳亚子突然怒吼：“我不吃干菜，给我买鲜黄瓜！” “鲜黄瓜？”管理员为难，“那得七月以后……” 柳亚子随手甩了管理员一个耳光！ 管理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侮辱。这个管理员在部队当过副指导员，是中央机关从军政大学调来的。管理员想不通，革命队伍哪有领导干部打人的？ 此事很快报到周恩来那里。柳先生恐怕不是一时气愤，柳先生近来情绪郁闷，有时还说：“再没人管，就吊死在这里……” 周恩来立即带了一桌酒席来到颐和园，在听鹏馆宴请柳亚子。 周公礼遇，柳亚子十分高兴，柳亚子正要向中共进言：李任潮那样的人不能重用，新政协的人事不能大权旁落！ 周恩来与柳亚子干杯之后，却说：“柳老，我给你提个意见，可以吗？”周恩来严肃地说，“柳先生，打人，在我们人民队伍里是不允许的。” 柳亚子举杯的手顿时僵住…… 周恩来见柳亚子尴尬，又和蔼地说：“柳先生，我们进城不久，许多事情安排不周。今后，有的是工作请你做，请你还要多加保重。”未及柳亚子反应，周恩来起身，“不当之处请您原谅，我还有事，先走一步，由邓颖超同志陪你们。”说罢，竟然离席而去。别以为周恩来总是一团和气！ 柳亚子与周恩来相交多年，从来没有受到如此批评。然而，此事又确属自己失理。 邓颖超赶紧为柳亚子添菜。 看着邓颖超，柳亚子感从心来：我柳亚子坐冷板凳没什么，可是你们不该重用李任潮！难道，你们忘了1927年？ 离开听鹏馆的周恩来向管理员交待：“柳老是我们党的老朋友，帮过我们许多许多。他的生活你们一定要照顾好。” 管理员感动得流泪：“周副主席，您别批评他，还是我工作没有做好……” 周恩来叮嘱：“凡是柳老要求的，必须完成，他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要想到。不要限制经费标准，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北平有高级市场嘛！” 4月29日，柳亚子收到毛泽东的回信，内中有《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诗一首：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毛泽东不忘旧谊，柳亚子实感安慰，又奉和二首。“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柳亚子又考虑定居北平了。 5月1日国际劳动节，颐和园向北平市民开放。 这天，毛泽东与夫人江青、女儿李纳也来游园，特意拜访柳亚子。周恩来批评了柳亚子，毛泽东说，以后这个诗人的工作由我来做。 时过中午，柳亚子正在睡午觉。工作人员通知他毛主席来访，可是，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见柳亚子出来。 院落中没有遮荫处，毛泽东就在日头下晒着。工作人员急了，要进去催柳亚子，毛泽东急忙制上，还小声告诉他们：高级人士见客，要穿好衣服，收拾收拾照照镜子。哪里像你们，一蹦就窜出来了。 果然，柳亚子同夫人出来时，已是穿戴整齐。柳亚子身着西装，还扎了领带；夫人身着旗袍，薄施粉黛。 两人并排而立，恭恭敬敬，向毛泽东行90度鞠躬礼！ 管理人员感叹，这高级民主人士就是不一样，怪不得毛主席、周副主席对他们都格外礼貌。 毛泽东与柳亚子在堂中谈诗，毛泽东称赞柳亚子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毛泽东表示喜欢柳亚子的诗。 柳亚子坦承自己写的是老一套，还是毛主席的诗词既通俗易懂又寓意深长。 两人又联步长廊，边走边谈。 春风迎面，群众围观，柳亚子与毛泽东并行，不禁忘却前些日子的不快。 说话间，两人走出长廊，来到湖畔那艘小火轮旁。柳亚子向毛泽东介绍：“慈禧太后腐败无能，用人民的血汗，搞这些没用的东西！” 毛泽东豪放地一挥手：“她就是建设了海军，还不是送给帝国主义！无论是这个小火轮还是那个石肪，到了人民手里，都不是废物。” 变废为宝？柳亚子感到，毛泽东话里有话…… 这时，围观的群众大多，保卫人员劝毛主席上船游湖。 两人又登上画舫。 浮荡于湖光山色之中，两人谈话更加轻松。 柳亚子奇怪地问：“润之是个诗人，有什么妙计能够这么快地打败蒋介石？” 毛泽东笑道：“最大的妙计是人民的支持。几万只木船同时渡江，国民党的军舰挡也挡不住。” 毛泽东风趣地说：“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我总是提醒你不要赤膊上阵。现在是人民的天下，你尽管赤膊上阵，讲话、发表文章都可以！人身安全有保障，我们也会尊重你的意见。” 这使柳亚子又兴奋起来…… 5月5日这天，是孙中山的就任非常大总统二十八周年，又是马克思诞辰一百三十周年，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以双车来迎柳亚子。 柳亚于与夫人等乘车来到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灵堂与衣冠冢，而后，又赴毛泽东家宴，陪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隆遇之下燃起兴致，柳亚子反复追问毛泽东：“能不能说，像斯大林继承列宁一样，毛泽东也是孙中山的继承者？” 毛泽东沉吟道：“不尽相同……” 柳亚子不曾想到，列宁与斯大林同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孙中山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 “不尽相同，却也近似！”柳亚子狂放起来，反复论证：“在孙中山任下，你毛泽东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当然可以说是孙中山的信徒！你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不就是孙中山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你主张工农联盟，向苏联一边倒，孙中山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你搞土改，孙中山也要平均地权…，” 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和毛泽东的忠实朋友，柳亚子多么希望这两个中国伟人精神相继！ 被柳亚子穷追不舍，毛泽东笑道：“苏联挂照片，是一个死人加一个活人，我们挂照片，也是一个死人加一个活人，这算是相同点吧。” 柳亚子想起，苏联挂像是列宁与斯大林，中国挂像是孙中山与毛泽东…… 欢乐的柳亚子即席赋诗：“谈艺谈兵两相忘，座中人物敢雌黄……” 回家以后，柳亚子还感叹：“谈诗论政，言谈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 柳亚于感激毛泽东的关心，决心“于毛公有所献替”，他写信向毛泽东建议：设立国史馆，修撰明史、中华民国史，安顿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冢留守人员…… 没想到，毛泽东回信“泼冷水”。 柳亚子自荐担任江苏人民政府顾问，柳亚子要求聘用私人秘书…… 毛泽东都没有答应。 柳亚子情绪波动，又赋诗云：“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费思量”，“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 对于尚未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的柳亚子，大家还是不敢怠慢，何香凝、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等多人先后前来探望。 5月28日是柳亚子六十三岁寿辰，周恩来特地到颐和园祝贺，恰逢柳亚子进城赴宴，周恩来还是召集众人在谐趣园虚惠。 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前夕，周恩来特意夜访颐和园，见柳亚子早睡，便未惊动……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眼看别人忙碌政协会议，柳亚于岂能安眠？ 诗人就是骚人，怎能没有牢骚…… 新政协尚未召开，就遇到几多牢骚。 周公也难。 4．上海浴血 北平与上海，是中国人才最集中的两个城市。 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带不走中央大学教授梁希、潘寂。上海将变，国民党要把名人全带走，共产党要把人才全留下。1948年南京首届院士大会选出的八十一位院士，留下不走的有五十多人，这些科学教育人才大多滞留上海。梅兰芳、周信芳都听共产党的，留下不走。蒋经国亲自挽留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恢，竺可桢反劝蒋经国留下！ 忙于新政协筹备的周恩来没有忘记，还有一些重要人物没有到达解放区。张澜、罗隆基、史良，此时仍在上海。 自从旧政协破裂以后，张澜和罗隆基一直居留上海。1948年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国民党更加强对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人的监控，使他们很难离开上海。不过，李宗仁上台之后全力争取民主人士，保密局的监视就有些放松。黄炎培利用这个空档，以庆贺生日为名，大宴宾客三天，制造混乱气氛。2月14日，黄炎培假借购物，带着夫人去永安公司，前门进，后门出，甩掉特务的跟踪汽车，转移到女儿家，第二天又化装登上中共地下党安排的船只潜逃香港，3月14日，黄炎培自香港乘船北上。 可是，这个机会，张澜、罗隆基并未抓住…… 上海舆论总是关注张澜，民盟中人担心老人应对疲劳，建议罗隆基陪住。总是穿着棉布长袍的张澜，与总是西装革履的罗隆基在一起，显出一种有趣的差异与和谐。 共产党邀请去北平，李宗仁劝说去广州，蒋介石命令去台湾，政坛老人张澜忧虑：这个上海，恐非久留之地。 哲学博士罗隆基却得出相反结论：各种政治势力剧烈争夺，恰恰是中间力量发展的最好时机。 张澜认为，民盟长期同共产党合作，而且又拒绝了李宗仁的调停要求，现在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应该及早考虑新政协的事情。 罗隆基却主张尽量保持独立地位。章伯钧声言“七分反蒋，三分反共”，并不喜欢章伯钩的罗隆基也赞同这个说法。看看苏俄的情况吧，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一党专政，哪里有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当今中国，只有民盟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国民党执政搞独裁，民盟做反对党；共产党胜利搞专政，民盟也要作反对派。民盟的使命是永远监督中国的民主！ 老谋深算的张澜认为这种想法并不现实，国共两党生死相争，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必须作出选择，不再有坐山观虎斗的位置…… 纵横捭阖，本是政治家寻常手段。学者出身的罗隆基不是书呆子，政治家罗隆基正在布置各地重建民盟组织，特别强调：不再接收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跨党成员！国共相争的对台戏迟早会使人民厌倦，到那个时候，只要民盟具有独立实力…… 张澜却叹息：错过脱身时机，今后，只怕是想走也走不了！ 果然是张澜老辣…… 解放军渡江之后，蒋介石立即不顾退隐的承诺，直奔上海督战。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是蒋介石的起家宝地，蒋介石可以离开南京，蒋介石却决不能放弃上海！不过，蒋介石也知道，自己出山并不能阻止共军进攻，蒋介石到上海的真正用心是转移上海的财产，不能留给中共搞建设，裹走上海的头面人物，不能留给中共开政协。 蒋介石召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察局长毛森和幕后保密局局长毛毛凤训话，严令他们把上海的黄金白银全部运送台湾。同时，按照秘密名单，把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刘鸿生、杨虎等所有的知名人士带到台湾。不为我用，何以资匪？蒋介石命令：不去台湾者，就地正法！ 胜利在望，各民主党派积极开展策反活动，配合解放军夺取京沪。1949年春，民革上海地区临时工委负责人、华东区军事特派员王葆真密谋组织京沪暴动，可是，这个计划被国民党特务侦知。就在南京民革负责人孟士衡去上海汇报时，国民党特务在南京、上海同时出动，王葆真等四十多人被捕，孟士衡等三人被害。 京沪暴动计划虽然失败，但是，民革、农工党、民盟等党派的策反活动还是取得重大成绩。国民党首都警卫师起义、渡江作战中安徽芜湖起义等，都是民主党派与中共地下党配合策反的成果。 蒋介石对上海民主力量恨之入骨。 4月26日深夜，死寂的上海突然到处响起刺耳的警报，人称飞行堡垒的装甲车包围各大学，全副武装的军警从四面八方分割街区，全市大搜捕开始了！ 城外，解放军重兵围困；城里，军警宪特日夜搜捕。 上海成了恐怖的城市！ 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是毛毛凤的本家侄子，一向心狠手辣，上海人称“毛骨森森”。毛人凤又加派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到上海督战。沉醉、叶翔之、毛森号称军统三大杀手，其中二人在上海展开杀人竞赛。 街头巷尾到处张贴通缉史良等人的通缉令，“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里杀绝！”的标语面对居民住宅…… 就在上海民主人士生死存亡之际，周恩来电令上海吴克坚：全力保护和营救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 吴克坚是中共资深情报干部，机智过人的吴克坚领导的情报系统为解放战争提供大量高级情报，从不失手。然而，就是能干的吴克坚，也只能在地下活动，怎么从特务围困中展开营救呢？ 吴克坚有自己独特的情报方式：争取敌人营垒的重要人物，使其整个系统为我服务。这次营救，吴克坚瞄准杨虎。 杨虎现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表面看不过是一个闲职，可作为上海青帮老大，又有个担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的女婿周力行，所以在上海还是很有势力。但是，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杨虎是淞沪警备区司令，大屠杀的执行官，现在能为共产党出力吗？ 周恩来了解杨虎。虽然1927年时杨虎是蒋介石捉拿周恩来的干将，但蒋介石后来又过河拆桥剥夺这位弟兄的实权，杨虎就与蒋介石离心离德，而秘密接触共产党。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杨虎曾当面警告戴笠不准暗害。 杨虎身边还有个宠爱的如夫人田淑君，这个女人虽然是军统安插在杨虎身边的钉子，却一心为杨虎前途着想。她与锦江饭店女老板蒋竹君是密友，而蒋竹君又是吴克坚的情报关系！ 通过蒋竹君、田淑君的关系，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 杨虎公馆位于上海环龙路，独家院落，花园洋房。 保密局通缉的中共特务头子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岂敢不恭？ 丰盛的酒宴之上，杨虎神秘地汇报：“国民党上海党政军联席会报决定举行全市大破坏！” 吴克坚并没有显出激动。吴克坚的情报管道不亚于杨虎，吴克坚镇静地说：“我们需要杨司令配合行动。” 杨虎有些为难：“本人虽然愿意尽量为中共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保护，但目前无职无权……” 吴克坚了解杨司令的实力，了解他1927年的罪过，也知道他1945年的贡献。吴克坚提醒：“你杨司令自己也上了老蒋的黑名单！” “我杨虎也是一只老虎！”杨虎当即表示，“我不会让快进棺材的老蒋拉我垫背！” 田淑君也说：“杨司令的家产和弟兄都在上海，不能跟老蒋去台湾受气。上海马上就是共产党的天下，杨司令也是个识时务的人，杨司令、周副司令和手下的弟兄都听共产党招呼！” 吴克坚这才布置：“重点是保护孙夫人，还要营救张澜、罗隆基、史良……” 宋庆龄那里，国民党特务一时还不敢动手——国母啊！ 对于其他人，特务就没有多少忌惮。叶翔之追捕史良，毛森看押张澜、罗隆基，两大杀手双管齐下。 毛森布置，由担任警备区稽查大队大队长的军统特务聂琮负责抓捕张澜、罗隆基。 抓张、罗并非难事，这两人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 聂琮迅速带领四十多个特务包围虹桥疗养院，将要动手之际，才想起，自己直接执行毛森命令，没有和警备区打招呼，而稽查大队副大队长阎锦文就是警备区周副司令的亲信。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前程，聂琮还是给阎锦文打了一个电话。 阎锦文已经从杨虎那里得到营救张、罗的指示，正在设法落实，接到电话立即赶往虹桥疗养院。 阎锦文找到聂琮，随意说道：“大队长，都这个时候了，不抓紧时间去舞厅玩玩，看什么疗养院啊！” “没办法。”聂琮叹气，“大懒使小懒，小懒干瞪眼，毛森总是把得罪人的事情交给我。” “没关系！”阎锦文豪爽地说，“大队长有什么难处，尽管交给兄弟。” 聂琮、阎锦文带领特务，把张澜、罗隆基集中到206病房。聂琮礼貌地敬礼：“张先生，罗先生，李代总统派在下来保护二位。” 李宗仁都不知去向何方，还来保护我们？张澜不信，但并不吭气。 聂琮和气地说：“请二位跟我走。” 罗隆基忍不住说：“我们哪里也不去，就留在上海！”罗隆基已经派人联络美国驻上海领事馆，请美国人常来探望，震慑国民党特务。 “上海很危险。”聂琮恐吓道，“保密局根本不听代总统的，要抓你们去台湾呢！” 这下罗隆基慌了，望望张澜，张澜昏花的眼神与罗隆基交流时却突然放射电流。罗隆基顿时醒悟这是在欺骗，也闭目不理。 聂琮却凶相毕露：“来人！”高大威猛的阎锦文带人闯了进来，张澜、罗隆基此时全明白了…… 特务们正要动手，一个医生进屋了。医生严肃地说：“病人正在休养，请勿打扰。” 聂琮登时就想发作，阎锦文却故作严厉地对医生说：“张澜先生和罗隆基先生都是政府保护的重要人物，留在这儿你们能负责吗？” 医生迟疑一下，勇敢地说：“我是这里的副院长，一切由我负责。” 阎锦文附耳对聂琮说：“留下几个弟兄看守，这两个文人也跑不了……”见聂琮犹豫，他立即冲副院长喊，“签字保证！” 副院长郑定竹是张澜、罗隆基的主治医生，一直同情他们的民主活动，他果断地说：“我以身家性命担保！”其他医护人员也随同签字。阎锦文一把抢过担保书，拉着聂球走了。 罗隆基惊魂未定地看着张澜，张澜苦笑道：“老蒋的天下，就没有中间力量的生路。” 罗隆基万分遗憾：“早知如此，还不如跟黄炎培一起去解放区！” 史良大律师的住宅也是一个楼房院落。这天夜里，一辆吉普车和两辆卡车飞驰而来，便衣特务下车就包围住宅。特务进门，见人就抓，见人就打，小院到处哭嚎，一片混乱。 叶翔之先到车库，欣赏着史良的高级轿车。众特务纷纷报告：“史良跑了！” 叶翔之镇定地微笑着，和气地问司机：“你家主人有亲戚吗？” 司机惊恐地说：“我不知道……” 叶翔之还是微笑着，突然一拳把司机打倒在车前，自己上车，紧急发动，汽车迅速向司机冲去，在司机的尖叫中，汽车又突然停住，司机的半个身体被压在轮下！ 叶翔之下车过来，司机有气无力地说：“她有个弟弟在……” 叶翔之立即率领众特务出动。 这是一幢上海最普通的石库门房子，史良躲在二楼，偷偷向外张望。所幸，这一带很安静。 突然，对面房子的一群鸽子飞了过来，公然停在史良的窗前。史良爱怜地看着鸽子，用饼干渣喂食。 楼下突然敲门，史良大惊，忙躲避起来。只听楼下说：“区长啊！您怎么大驾光临……” “我来找我的鸽子。” 史良忙把鸽子轰飞！ 楼下还说：“刚才我看见你们楼上有个女人。” “那是我姐姐，串门的。” “现在交往要注意的……” 楼上，史良立即拿起提包，这个区长就是个特务！史良提着一个小包匆匆出门。 不一会儿，叶翔之驾驶着史良的轿车，就在房前急刹车！ 聂琮忧心忡忡地找到阎锦文，这些天来，毛森疯了似的抓人杀人，根本不考虑后路，聂琮正安排家眷逃亡，又接到毛森要干掉张澜、罗隆基的命令。 阎锦文豪爽地把这个得罪人的差事揽了下来。聂琮又叮嘱：这两个人是知名人士，不能造成社会影响。毛局长要求，用麻袋把他们装起来投入黄浦江，一定要在撤退前完成任务。 聂琮一走，阎锦文立即给杨虎打电话请示，可是杨虎已经躲避起来。阎锦文又给田淑君打电话，田淑君急切地告诉阎锦文，中共要求立即营救张、罗，要阎锦文务必于当晚把二人送到杨虎住宅。 阎锦文带人再闯虹桥疗养院，上来阻拦的医护人员都被蛮横撞开。 进入张澜、罗隆基房间，阎锦文立即屏退别人，关上门，小声说：“杨虎先生派我来营救二位。” 可罗隆基不信！阎锦文急得够呛，又说：“你们可以打电话！” 罗隆基挂通田淑君电话，才半信半疑地跟随阎锦文出发。 关押张澜、罗隆基的囚车嚎叫着冲出疗养院，在一道作战工事前被全副武装的士兵拦住。 阎锦文从驾驶室伸出脑袋：“警备司令部押解要犯枪毙！” 囚车被放行了，囚车飞速驶向环龙路，杨虎住宅的大门应声而开，里面的守卫者全是解放军的便衣侦察队。 这里已经是上海地下党的秘密指挥部，一个提前解放的小解放区。 张澜、罗隆基身心俱安。 此时，大家想起齐燕铭在延安创作的一出评剧——《逼上梁山》。 黄炎培走了，他的儿子黄竞武还留在上海。 黄竟武是民建中央干事，又是民盟成员，黄竞武利用中央银行稽核专员的身份，收集上海四大银行的绝密金融情报，还发动各金融机构的民建、民盟成员保护银行财产，抵制国民党偷运。 叶翔之抓不到黄炎培、史良，就拿他们的亲属报复，不但抓捕了史良的七名亲戚，还逮捕了黄竞武。 就在黄竞武被捕的前夜，中共秘密情报电台的报务员李白也被逮捕。叶翔之严刑拷打李白，李白宁死不屈。叶翔之又拷打黄竞武，直到打断他的胳膊，黄竞武也是宁死不屈！ 面临必败的下场，特务更加残忍。上海解放前夜，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曾伟、虞健等因策反活动暴露被杀害，共产党情报人员李白被枪杀，民主党派于部黄竞武被活埋，史良的亲友则幸运地在押赴刑场的路上被解放军营救。 5月27日上海解放，十天前牺牲的黄竞武，被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 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民主党派人士与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一起…… 八十年代建立老干部离休制度，其中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加入共产党或参加革命的干部，享受离休待遇。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呈报，国务院又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加入民主党派的干部同样享受离休待遇。 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民主党派成员，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 5月29日，被共产党营救的民盟主席张澜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澜不久将与罗努生兄等来平聆教。” 新政协众望所归，北平、天津的民主人士来了，香港、海外的民主人士来了，现在，上海的民主人士也要来了！ 5．美苏大使都离任 北平解放、南京解放、上海解放，武汉解放…… 各地的大城市扑面而来，一向熟悉农村工作、熟悉工农基本群众的共产党人，简直应接不暇。 中共中央高度关注新情况、新问题。 4月24日进入南京，4月2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颁布人民解放军总部公告，宣布“约法八章”。 历史上，刘邦攻克秦国都城咸阳，立即宣布废除秦朝的苛法，向人民公布简明的约法三章，当即赢得民心。 解放军将保护人民、惩治敌人的约法八章公之天下，也使不熟悉共产党政策的城市居民放了心。 当年，曾国藩为激励部下勇敢作战的奖励是：攻下太平军据守的城市，可以“大索三日”，也就是可以不顾纪律地掠夺城市居民。曾国藩由此被百姓称为“曾剃头”。 人民解放军则规定严格的入城纪律。开进南京总统府的部队在庭院放马，用地毯当褥子，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立即命令：部队出城整顿。中央军委明确规定：城市驻军不住民房。而且，至少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要接家眷来城居住。 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严格规定十二条纪律。从军容风纪到遵守公共场所秩序，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到保护并尊重外侨，从拒绝受礼到不住民房，言行举止各方面都作出具体规定。 现在与过去不同，打下的城市永远是自己的，必须倍加爱护，长期建设。5月26日，毛泽东特意提醒各部队：不但准备接收还要准备经营，不可“存五日京兆之心”。 解放军还遇到前所未遇的涉外问题。 三野三十五军最先进入南京，第二天，一个排长擅自进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住宅检查。毛泽东立即电告总前委：“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侵入司徒住宅一事做得很不好。” 在表扬叶飞敢于向英国军舰还击之后，毛泽东又规定：攻打上海时应避免和外国军舰发生冲突，不得中央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发炮。 即将执掌国家政权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外交。一方面规定“先打扫房子后邀请客人”，一方面展开非正式接触。 周恩来指示香港新华分社与港英政府联系。潘汉年、夏衍到北平后，毛泽东亲自向他们了解英国态度。毛泽东当时就判断：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不会把棋走死…… 将来经济任务比军事任务更重要。毛泽东于5月4日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派遣专家。 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往广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出人意外地没有随行。周恩来特地把司徒雷登当燕京大学校长时的学生黄华调到南京，任外事处长。 南京解放前，司徒雷登就多方找人与中共拉关系，他的私人顾问傅径波也从香港给周恩来等人写信试探。解放军进入南京后，傅径波又寻找途径向中共方面提出：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中共办交涉并修改商约。 中共中央很快做出积极反应。4月28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现在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英国也极力想和我们做生意。我们认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受命就解放军战士闯入司徒雷登住宅事与其交涉。 中共中央5月10日复电南京市委并华东局，指示如何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接触。中央具体安排：由黄华同司徒雷登见面，多听少说，而且申明是非正式谈话。对于博径波所提，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 6月初，司徒雷登通过傅泾波向黄华提出，作为燕京大学的老校长，他想到北京出席燕京大学毕业典礼，顺便会见周恩来先生。周恩来当即布置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向司徒雷登发出邀请，并通过黄华转达：同意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同北平当局晤面亦有可能。 国际关系学家至今还在讨论：如果当时中美双方的接触能够继续下去，中美也许早就可以建交？ 当时，司徒雷登确有推动中美建交的想法，中共方面也寻求同美建交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国务院的方针却是“等待尘埃落定”。美国政府组织英、法等十二国协调对华政策后，司徒雷登告诉黄华：只有在新中国不同苏联结盟的情况下美国才会承认一个共产党中国。同时，美国在青岛增加军舰，英国在香港增兵，蒋介石调动部队，准备在美国海军支持下袭击华北解放区沿海的天津、塘沽、秦皇岛。 此时的中共中央驻地兵力空虚。第四野战军南下湖南，华北野战军进军西北。国民党军队如果从海岸登陆，就可直捣北平。 中共中央及时掌握这个重要动向，朱德亲赴天津塘沽口岸视察防务，急调正在山西大同准备进军大西北的第二十兵团，车运平、津、唐、塘、秦地域，布防反登陆。这个兵团自此卫戍京津，被誉为“首都兵团”。 解放南京，任命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为南京市长。 解放上海，任命三野司令员陈毅为上海市长。 这也是示意西方：两大野战军迎候你登陆作战！ 解放南京的同一天，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在江苏泰州白马庙组建，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现陆军以外的新军种。 5月28日，中央军委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及时通报各野战军，作出预防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部署。 由于解放军的强大实力，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心思念和平，美国没有做出干涉中国的选择。 6月2日，美军撤出青岛。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没能得到国务院的准许访问北平，于8月2日返回美国。 美国放弃了与新中国建交的历史机会。 苏联大使的动向也引人注目。 就在西方大使都留在南京的时候，社会主义苏联的大使罗申却跟随败亡政府迁往广州。罗申抓住最后机会，从广州政府那里拿到最后一个协定——《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罗申坚持不懈地与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直到5月30日奉调回国。 这位苏联大使给中国人留下一个利己主义的形象，也许，还给中苏关系埋下更深的隐患…… 1949年4月，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意大利、丹麦、挪威、冰岛等西方国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中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合发表声明宣告：“中国各民主党派谴责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及其附庸背叛波茨坦协定和其它保障国际和平的协定，背叛联合国组织，背叛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侵略政策。” 声明签署人名单还包括1948年未就反美扶日运动表态的人物。可见，“一边倒”，现在已经不成问题了。 新中国喷薄欲出，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地图即将改变。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中共领导并未放弃任何改善中国国际处境的机会。但是，有些长远眼光的司徒雷登遇上短视的国务卿；具有战略眼光的斯大林又有一个小气的大使；于是，美苏两国的大使同期离开中国…… 6．册封西藏班禅 外国大使离开中国并未引起任何恐慌，中共此时正信心十足地调度大局。 周恩来忙于城里工作，索性留住中南海，不回香山了。 民主人士纷纷到京，建议很多，牢骚也不少。召开新政协的前提是统一思想，可是使这些三朝元老转变看法却并非易事。 周恩来又出高招——请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观。 民主人士们也正想看看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上海民族工商业家吴羹梅率领五十九人参观团专程访问东北解放区，代表团乘坐专列出发，先后参观十几个城市和地区。代表们看到，令人担心的土改，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在迅速增长。令人忧虑的民族工商业，遇到历史罕见的黄金时期！代表们第一次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第一次参加十二万人的群众集会，第一次看到公私合营公司的合理运作…… 回到北平后，代表团联名给毛主席写信：“综括这次参观所得，使人感觉振奋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在此不能一一赘述。我们深深感到，一切优良的成绩，应当归功于人民力量的伟大，归功于主席英明的决策和指示。” 陈嘉庚到北平后，还率团去内蒙等地参观少数民族地区。 民主的方式最能说服民主人士。新政协的代表们亲自观察解放区的政绩，哪个不愿和共产党共同建设国家！ 周恩来还积极部署策反。 华北问题解决之后，毛泽东提出“天津方式”、“北平方式’与“绥远方式”。中共中央决心以更多的方式、更少的流血，加快全国解放。 以前，国民党方面大员只有华北的傅作义起义，现在，湖南的程潜、云南的龙云已经与共产党取得联络，原新疆长官张治中也在联系新疆当局。周恩来又乘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新中国在向所有的爱国人士招手！ 广州的“国民政府”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个政府的管辖区域越来越小了。 远在边陲的西藏却向广州派来代表。 西藏向有两大宗教领袖：前藏的达赖，后藏的班禅。按照宗教传统，达赖、班禅逝世后，由转世灵童继承。但是，如何确定转世灵童，往往引起不同派别的激烈争执。清朝乾隆年间规定“金瓶掣签”制度，即在西藏地方确定转世灵童人选之后，由中央政府批准。 由于后藏堪布会议厅与前藏的噶厦政府失和，九世班禅长期流亡内地，病逝于青海。九世班禅去世后，西藏地方积极寻找转世灵童，在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的监督下，堪厅选定贡布才旦为十世班禅。但是，噶厦方面却另有所选。 数年争执之后，达赖喇嘛也承认了贡布才旦。于是，堪布会议厅按照历史定制，派人到广州找到“中央政府”，请求批准。1949年6月3日，广州国民政府发出命令，批准保慈舟（贡布才旦）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这位班禅，就是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 册封班禅，这也许是广州政府为中国做的最后一件好事。十一岁的班禅，成了新政协最年轻的委员。 1949年6月，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陆续就位。毛泽东也越来越多地进城，越来越多地走进中南海。 以前，周恩来多次建议中央机关驻扎中南海办公，毛泽东却嫌这里是封建帝王的地盘，不肯同意。但是，北平哪里还有这样的大片空房？而且，中南海有高高的围墙，也安全些。 中南海来的多了，毛泽东的印象逐步好转，有一天，毛泽东突然要在这里号房子！ 过几天，新政协筹备会议就要在中南海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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