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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1．地方的“政治协商” 2．参加新政协的资格 3．老蒋的“封海”计划 4．中共领袖失踪 5．美国送来白皮书 6．名角汇聚，好戏连台 7．两个没有亲生孩子的女人 8．仙山国宴，香岛枪声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在即，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进中南海，这天，毛泽东突发兴致，要周子健陪同自己到处看看。 五十六岁的毛泽东正当壮年，步履轻松地走过丰泽园、勤政殿、怀仁堂，又游览瀛台岛，毛泽东感叹：“这里环境不错，不像香山，每天又上山，又下山，不便工作。” 周子健当然欢迎毛泽东住到中南海，可是没有料到，毛泽东当下说：“我今天就不走了！” 周子健为难：“房子还没准备好……” “你们这个地方就很好。”原来毛泽东看上了菊香书屋。 周子健看看屋里的木板床：“这里没有床……” “我就睡木板床！”毛泽东说，“那个弹簧床我还睡不了。” 毛主席的住处总要准备周到，周子健慌忙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想想，菊香书屋安静，毛主席住在这里也不错，只是，方砖地大潮湿……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等两天装修一下你再来住。” 毛泽东可不是轻易改变主意的人，非说这里比延安的窑洞好多了，不必装修。看来，他今晚硬是要住在这儿不走了！ 周恩来向周子健使个眼色：“统战部给你腾房子总要时间吧？” 毛泽东这才回香山了。 周恩来立即布置周子健给菊香书屋铺木板地、建卫生间…… 搬进中南海的毛泽东并不是菊香书屋惟一的主人。 原住北房的林老搬走，周恩来搬到中院，这样，后院的北房毛泽东住，东房还是警卫住，西房童小鹏、紫菲夫妇住，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也住这里由紫菲照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夫妇和两个女儿住在西面的一间小库房。 不久，江青从香山搬来，周恩来又把自己的中院让出，搬到前院。 再后来，周恩来考虑到将来政务院要设在中海，又搬到中海西北的西花厅。 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南海的三次让房。 离开菊香书屋以后，周恩来在西花厅度过自己的下半生。 毛泽东住进中南海的日子，就是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正式召开的日子。 1．地方的“政治协商” 必也正名乎？ 筹备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讲述了会议名称的由来。 “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称，本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国内外的和平呼声中，国民党与共产党开始谈判，谈判的重点：一是停战整顿军队，二是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建国方案。后来，在谈判中，国民党首席代表王世杰为“政治会议”加了两个字——协商。共产党首席代表周恩来也接受这个说法，以后，大家就都叫“政治协商会议”了。 这次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民主契约”，后来被国民党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命运也就终结了。但是，“政治协商”，却成为中国民主力量印象颇佳的政治实践。中共“五一口号”倡议召开会议，也定名为“政治协商”。不过，中共倡议的政治协商会议与当年国民党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有着本质的不同，为区别起见，人们把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称作“旧政协”，把1948年倡议的政治协商会议称为“新政协”。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幕。为会议正名，周恩来建议加上“中国人民”四个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政治机构，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层思考…… 1945年4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报告认为，在中国，政权组织形式既不能照搬苏联的苏维埃，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议会制，而是在一个短时间内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准备，然后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 毛泽东十分重视民主建政。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共开始接管城市。但是，如何通过适当的组织形式联系群众管理城市，还没有成熟的经验。在人民代表大会尚未召开的情况下，有的地方组织匆忙召开“职工大会”、“贫民大会”，结果成分复杂，还混进了特务。有的地方组织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临时参议会”，又限于上层人士，不能起到发动群众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按照七大的精神，在新解放地区先建立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准备。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指示：“在城市解放后实行军管制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同时规定：“各界代表会为市人民代表会议召开以前的临时政府的协议机关，故无对政府的约束之权。”但是，这个指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多数地方没有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少数召开的也流于形式。 1949年8月13日，北平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毛泽东亲自到会讲演。毛泽东不但庆祝北平会议的成功，而且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同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毛泽东当场拿出一封未署名的市民来信，交给代表会议处理。这封人民来信反映北平解放后物价高涨、捐税多、失业多，正是群众关心的问题。代表们看到，刚进城的共产党关心人民的切身利益，重视人民的民主权力，讨论得很热烈。 北平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实践，使人们想到，这种组织形式，可以说是“地方性的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及时提出：“代表会议应该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 毛泽东随即致电各中央局、分局，表扬太原解放不到三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议，要求三万人以上的城市均须召开各界代表会，每月一次或两月一次。代表会毕，有向人民传达和解释会议决定和报告的任务。 毛泽东还督促检查各地开会情况。 不久，毛泽东又致电华东局，批评他们对于召开各界代表会议这项重大工作未在上海执行，使城市工作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要求他们一律将开会情形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在广播电台上公开广播。毛泽东严格规定：不许可有不开的，不许可不公开发表和不做口语广播。毛泽东还批评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 这样，刚刚进城的共产党、解放军，立即带来新的民主作风。老百姓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是“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于、金子、女子，全谋私利；解放战争中共产党接管是“发动群众”，让老百姓当家作主。 有些民主人士原以为，共产党打天下，基本是一党之力；共产党坐江山，大概也不会有别人的位子。 可是，共产党对胜利却另有看法。打天下靠的是发动群众，多党合作；坐天下也还是要走群众路线，政治协商。 毛泽东致电各地：“经验证明，凡未注意召开各界代表会，仍然束缚于党内狭小圈子的，就走了弯路。”“无论是各界代表会议，或是人民代表会，党员均不要太多，以能保证通过决议为原则。大体上，党员及可靠左翼分子，略为超过二分之一即够，以便吸收大批中间分子及少数不反动的右翼分子，争取他们向我们靠拢。” 这种洋溢民主精神的政治设计，当然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赞同。 民主不止是作风问题，更是国家的政治体制。 随着各地“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中共中央要求逐步扩大各界代表会议的职权。草拟的新政协共同纲领提出：“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样，全国各地各级，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前，都以“政治协商会议”（地方称“各界代表会议”）这种形式作为准备，新中国的民主建政，就有了适当的政治组织形式。 新政协筹备会中，共产党的作法是：凡属重大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而且，在提出之前，总是事先有协商。 周恩来总是说：“‘协商’这两个字非常好！” 2．参加新政协的资格 政治协商会议本来就够重要的，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更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完成建国重大事项。 有人就说：“美国的议员，苏联的苏维埃代表，中国的政协委员！” 新政协代表如此尊贵，天下英雄尽来北平。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新派、农民党、汉留……形形色色的党派团体纷纷要求参加新政协。 1948年秋，共产党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商定，新政协由三十个单位一百八十人组成。后来，新政协增加代行全国人大职责，就需要扩大，以广泛代表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可是，这一扩大，就引来诸多申请。 民国以来，中国各地党派丛生，许多组织成员复杂，政治立场模糊。 中共接管各地时制订一项党派政策：对于在1948年5月1日之前成立的，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尽了力的各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应一律承认其合法地位，加以保护，允许发展，与之协商。 各民主党派也赞成以“五一口号”划线，积极响应者可以参加新政协，后来者则需审查资格。 新政协筹备会关于代表资格的政治标准是严肃的。有些党派、有些个人虽然提出申请，却没有被接受；也有些党派、团体、个人，却被主动邀请参加。 筹备会设有六个小组，负责拟订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的是第一小组，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第一小组提出处理意见，再报全体会议决定。 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除中共及在香港公开响应“五一口号”的十个民主党派，又增加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三个党派单位。 九三学社自1946年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只是处于国民党高压之下，1948年不便公开发表声明。北平解放后，九三学社立即响应“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认为，九三学社在政治上符合参加新政协条件。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虽然是一个地区性组织，但坚决反对国民党统治，并且很早响应“五一口号”，筹备会也一致同意台盟参加新政协。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虽然成立较晚，但以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为前身，有重大革命贡献和广泛群众基础，筹委会也同意其以党派单位参加。 至于其他组织，就有些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架势……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主张联共反蒋的政治派别，但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第一小组认为不宜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但可个别邀请其代表人物。于是，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宣告解散，部分成员加入民革，其领导人许闻天。邓吴明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民社党革新派成分更为复杂。1946年，民社党决定参加国民党召集的国大并入阁后，从民社党内部中分裂出一部分人组成了革新派。这些人中，既有民主派，也有主张第三道路的，还有的是国民党特务。筹备会认为其不必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可以考虑个别邀请其中的民主分子。得知消息，沙彦楷代表民社党革新派致电毛主席与新政协筹备会：“祈即增列本党名次，以示公允”。李维汉会见汪世铭作出解释后，社会上又流传自称民社党革新派的《告全国同胞书》，表示强烈不满。但是，沙彦楷、汪世铭两位领导人都表示不知情。经过说服，民社党革新派也自行解散，部分成员加入民盟，沙彦楷、汪世铭两人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 还有中国少年劳动党等组织，虽然也曾响应“五一口号”，但成分复杂，组织不健全，也被建议自行解散。但少年劳动党的安若定被安排为政务院参事。光复会的周亚卫后来成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农民党在1949年初曾经响应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但一贯反对土改，实际是地主路线。李维汉劝其负责人董时进自行解散。 还有国民党CC分子操纵的中国民治党，美国支持、国民党利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联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所谓党派，并未参加民主运动，有些还属反动，新政协不仅拒绝其参加，还要求其解散。不过，这些组织中有些人后来还是改变政治态度，投身人民阵营。 “汉留”实际是与红帮类似的组织，这些封建帮会非但不属民主党派，而且应该解散。 在处理复杂的党派问题的同时，新政协还特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类。这些志士仁人虽然没有参加党派组织，却领导、联系很大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周恩来解释：他们实际是“没有党派组织的有党派性的民主人士”。郭沫若、马寅初等，以此身份参加新政协。 筹备会议期间，共接到二十三件以党派名义和二十件以个人名义申请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新政协筹备会都认真处理，周恩来、李维汉还同多人个别谈话。 新政协的另一类出席单位是团体代表。 1949年上半年，全国性的人民团体相继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正式成立；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联合会、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教育工作者联合会等组织的筹备会也分别成立；中共还建议把工业、商业组织合并为工商业联合会；筹建北平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这就使得一批人民团体得以及时组建并参加新政协。 还有一类是区域代表。筹备会特别为尚未解放地区预留十分之一的名额。 特邀代表中更是人才济济：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前中央研究院的科学家陶孟和；前资源委员会的工业家钱昌照；前海军宿将萨镇冰；老同盟会员张难先；长期在老解放区工作的陈道昆；为和平努力的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前北洋政府总长章士钊、江庸；文艺名人周信芳、梅兰芳、程砚秋；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上海商务印书馆老板前清翰林张元济；戊戌名人梁启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等等。 还有护厂有功的工人、劳动英雄、拥军模范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人。 这样，新政协代表共分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尽量照顾到各个方面。 毛泽东十分重视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于司徒美堂、江庸等老人，还亲笔写信邀请。 引人注目的是：吴奇伟、曾泽生、张轸、赵寿山、王世泰等起义将领，作为解放军代表出席。 特邀代表名单中还有：1949年1月才起义的将领傅作义，4月还代表南京和谈的张治中、邵力子…… 有人就提出：这些人不久前还是国民党大员，现在怎能摇身一变而成为新政协代表？我们有些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士还没有得到名额呢！ 一句载入史册的牢骚出现了：“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这些意外参加新政协的人士，自己也很紧张。 国民党那边骂叛徒，民主阵营这边又反感，这样下去，别说出席新政协，连生存安全都成问题。共产党的老朋友张治中心里也不踏实，特意邀请自己住宅的解放军警卫战士吃饭。从国民党阵营出来，谁不知道警卫的厉害。解放军警卫战士吃得挺满意，喝咖啡时却说：这“茶”太苦！ 筹备会议上也出现风波。 6月19日，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邓初民、许德珩、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致敬！” 有位民主人士就说：“不必了吧。” 这下，一位农民代表火了，站起来就说：“我们工人、农民，就认共产党、解放军！” 全场肃然，一致起立鼓掌。 此事引起中共领导高度警惕：共产党员中存在轻视民主人士的情绪？ 当晚，一向笔走龙蛇的毛泽东以工整的笔法，恭恭敬敬地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一位老学究感叹：新朝天子敬重前朝太后，史无前例！ 7月7日，北平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七七”抗战十二周年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冒雨到会，群众情绪激动，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 群众的自发呼声并非组织行为，然而，毛泽东还是有所警觉，毛泽东赶紧喊：“中国人民万岁！”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又带领全场高呼：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共产党不打算一党专政。 毛泽东不愿做封建帝王。 3．老蒋的“封海”计划 另一边，“代总统”李宗仁的日子却很难过。 解放军渡江之后势如破竹，国军的最佳战绩是一天溃逃二百里。李宗仁刚代理“总统”时也知道，天命在共产党，自己上台也只能尽人事而已。不承想，背后还有老蒋挥鞭！本想“死马当作活马医”，结果马就没有跑起来。4月23日，李宗仁离开南京，直飞桂林，撂挑子了！ “代总统”跌价，前“总统”升值。连白崇禧都劝李宗仁敦请蒋介石重新出山。一提起老蒋，李宗仁就上火，坚决表示：“不做千古罪人！” 蒋介石乘机找到白崇禧，诚恳表示：“只要我们两人合作，大局仍有可为！” 白崇禧心中蠢动。抗战时节，蒋介石总司令不会打仗，被迫起用小诸葛任总参谋长，果然战果累累。现在老蒋不行了，恐怕会把军政实权交出来？ 于是，白崇禧替老蒋出马，把李宗仁“劝”到广州。此时，“国民政府”各机构都逃到广州，需要“代总统”这个门面呢！ 北平忙于筹备新政协，广州也忙于争夺旧政府。 行政院长何应钦无力支撑大局，主动辞职。李宗仁首先想到国民党元老居正。居正却说：既然行宪搞民主，何不从党外选人？居正亲赴澳门邀请民社党领袖张君劢。可这时的行政院长好似烫手的山芋，张君劢坚辞不就。 只好由居正候选。立法院选举，老蒋又通过CC系委员否定了自己不喜欢的居正。于是，见风使舵的阎锡山选上了行政院长。 “国民政府”体制，“总统”只是盖印的，实权全在行政院。此后，老蒋可以通过听话的阎锡山，绕过李宗仁控制实权。但是，老蒋心犹未甘。 7月中旬，蒋介石从台湾飞到广州，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召开中央常委会，决议设立一个新机构——中央非常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这样，蒋介石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指挥李宗仁了。已经丢掉首都、丢掉实权的李宗仁只有任其所为。可是，从李宗仁幕下出任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的程思远，却预见前途暗淡，参加两次会议之后，就悄然离去。 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无事可作，于是便飞台湾，飞福建，到处视察。可是，他刚刚离开殷勤迎送的福建，福建省长朱绍良就被老蒋的亲信汤恩伯取代！ 更换省长，“‘代总统”事先连个消息都没有得到，老蒋连法定程序都不走，分明不把李宗仁放在眼里。汤恩伯的任命书放在桌上，李宗仁迟迟不盖章。 昔日蒋介石统帅国军，落下一个美名——“总统飞到哪里，哪里就打败仗。”如今老蒋又出前台，实在令人难以容忍。广东派张发奎向李宗仁建议：“学张学良，把老蒋扣起来！” 李宗仁心灰意冷：“鲁莽行事，徒遭恶名，无补实际……” 张发奎急了：“你胆子太小！” 李宗仁解释：“当今局面，一是缺兵，二是缺钱，扣了老蒋还是调不来兵，取不出钱……” 不几天，从台湾飞来的蒋介石在广州召见粤系将领：“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他死在我之前！” 长江守不住，老蒋计划退守东南，建设台闽，控制两广，开辟川滇。 将领们当面唯唯诺诺，下来却嘲笑老蒋：“打不过共产党却对自己人耍流氓。” 战败复出，威望已失，还有别的办法吗？ 蒋介石对共产党也耍流氓手段。 6月19日，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第二天，蒋介石下令：封锁共军占领区各港口！ 解放军虽然占领大陆，但沿海岛屿大多还在老蒋手中。从渤海的长山列岛、黄海的青岛到东海的舟山、台湾，一直到南海的海南岛，形成一道封锁整个中国海岸的锁链。老蒋要凭借海空优势，绞杀大陆。 解放区渔船、货轮一旦出海，就会遭遇国民党海军炮击。埃及货轮从上海出港，被炮阻停船检查。连英国商船“安其斯号”都遭到飞机轰炸。各国舆论大哗，纷纷谴责老蒋非法干涉航运自由。可老蒋照样为所欲为！ 流氓手段只能滋扰，却不能改变大局。 去年通电要老蒋下台的河南省政府主席、十九兵团司令张轸在华中前线通电起义，为解放军敞开进军中南的大路。 掌握国有资产的“政府资源委员会”，对于老蒋的搬迁命令阳奉阴违。老蒋败退台湾，恨不得搬走大陆一切财富，黄金白银以外，还要设备人才。可是，“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却与共产党串通，骗了老蒋的搬迁费却拖着不走，一直拖到解放军进占。钱昌照还成为新政协代表！ 蒋介石气急败坏，命令空军轰炸上海、南京！ 一时间，上海人心惶惶。 英文报纸刊登恐慌消息：“国民党在吴淞口布水雷！” 长江船只不敢出海，外来船只不敢进入黄浦江。 上海缺米、缺煤、缺水、缺电，市民纷纷外流…… 老上海蒋介石笑了：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几天运转不灵，垃圾都可以把新政权臭掉！ 蒋介石命令蒋经国抢建舟山的定海机场，从这里起飞可以轰炸半个中国！ 北平的毛泽东不动声色。 进入上海之前，邓小平就向中央汇报两条方针：一是精简，二是疏散。上海是中国的超大城市，机构臃肿，消费畸形，很难保证供应。而且，重视工业建设的共产党也不打算养那么多闲人。 毛泽东十分赞赏邓小平的方针，可是，精简机关人员，容易导致政府瘫痪；疏散市民去农村，又会引起社会动荡…… 蒋介石又来帮忙。 国民党的封锁轰炸，使胆小的上海人纷纷外流，公职人员辞职而去，普通百姓于脆回乡下务农…… 这可不是共产党驱赶，都是老蒋逼的！ 毛泽东告诉沿海：“立脚点须放在长期被封锁的情形下考虑并解决问题。”“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封锁我们一个长时期，不仅有对我不利一方面，还有对我有利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被封锁情况，动员广大群众，克服困难，巩固阵地。”此曰坏事变好事。 不少民主人士曾担心：山沟里出来的共产党会不会管理城市？ 可是，共产党对于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总是应付裕如。 奥妙何在？ 接管上海时，中共中央电令上海分局：保护宋庆龄、张澜、罗隆基、史良诸位先生的安全。6月，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史良、罗隆基、郭春涛、王葆真等应邀北上。 同时，也有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南下。 毛泽东特意安排，请各界人士十四人担任上海市政府顾问，协助市长陈毅管理上海。北平，周恩来与陈云、李维汉宴请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包达三、张炯伯、王却尘、吴羹梅、胡子婴等，请他们南下上海指导工作。上海，陈毅奉命邀请颜惠庆、江庸。张元济、俞寰澄、施复亮。香港的章士钊也受邀赴沪。 好一个各业专家的豪华阵容！陈毅身边的智囊团远远超过“四老安刘”。 毛泽东一向认为：发动群众，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 多年来，国民党掌握上层政权，共产党却深入基层。国民党在上层勾心斗角，共产党却争得工农基本群众的拥护。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也有不少错失，但是，共产党的基层总是相当稳固。 不过，那是在野时的作法。打下江山之后，共产党也能号令全国，共产党也能招贤纳士，共产党当然也会进行上层政治运作。 进入北平之后，毛泽东、周恩来频频与各界人士座谈，就政法、教育、科学、文艺、工商等诸多问题请教专家。 基层稳固，上层归心，新政权上下贯通、左右援手，还怕管理不了大城市！ 4．中共领袖失踪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北平的中共领袖成为国内外新闻界关注的中心。可是，6月下旬，就在新政协筹备的忙碌阶段，中共领袖一个个都不露面了！ 外国记者纷纷猜测：中共是否正在策划重大问题？ 刘少奇正在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 苏共虽然长期支持中共，但是，也长期与国民党保持亲密关系，而且还以蒋介石为中国政府的代表。抗战胜利后蒋经国还专程访问斯大林，要求苏共支持国民党。因此，中苏两党的关系，也需要“磨合”呢！ 前此毛泽东访苏未能实现，中共中央现在派遣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就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同苏共政治局交换意见，同时，申请苏联提供贷款、派遣专家、提供海空援助。 斯大林尊重中共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取得的胜利，斯大林注意倾听刘少奇的报告。 斯大林表示：“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是正确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斯大林还说，“你们将来把共同纲领变成宪法，那就要经过选举。现在的政府是多党联合，不利保密，将来共产党在选举中占了多数，就可以建立一党政府。” 斯大林对刘少奇介绍的1950年1月成立中央政府提出意见：“解决重大问题掌握时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嘶大林提醒，“要注意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于涉！”斯大林允诺，“中国的中央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刻承认！” 两党谈判的气氛越来越融洽。斯大林把刘少奇请到郊区的孔策沃别墅。斯大林向刘少奇敬酒：“革命的中心从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 刘少奇不敢饮下这杯酒。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规定：不能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并列！刘少奇强调：“还是中共要向苏共学习！” 斯大林反复劝说，刘少奇就是不饮！ 旁边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都紧张了：斯大林劝酒不喝还没有先例！ 刘少奇从心底敬重苏共和斯大林，但是，刘少奇不能接受斯大林对中共的过誉，中共不能骄傲…… 刘少奇不知道，斯大林手中还有一封高岗托苏联顾问科瓦廖夫带来的信件，内容为：刘少奇右倾，刘少奇是亲美派！ 斯大林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狭隘，斯大林非但没有怪罪刘少奇，还诚恳地表示：“我们不愿别国共产党强制我们执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强制别国共产党执行我们的意见。” 斯大林问刘少奇：“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碍你们了？” 刘少奇赶紧否认，但刘少奇也说：“重庆谈判，本来周恩来去就可以了，不过，毛泽东去了还是有好处……” 斯大林承认毛泽东去重庆有危险，斯大林问：“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妨害了你们？” 刘少奇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 斯大林感慨道：“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北平，交往频繁的周恩来，6月22日以后遁迹中南海，不接待任何来访。 周恩来把自己关在勤政殿中，连续一周，没日没夜起草文件。作为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负责起草《共同纲领》。这份文件非同一般：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全国政协的共同纲领就要代行宪法！ 毛泽东也在菊香书屋埋头撰写文章。 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主要经验：“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6月30日，毛泽东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 同日，周恩来走出勤政殿，刮掉七天间长出的胡须。 周恩来撰写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正是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思想纲领。 莫斯科，与斯大林沟通成功的刘少奇，与苏方谈判一切顺利。双方商议：开办大学为中方培训管理人才、修建乌兰巴托到张家口铁路、在大连建设海军学校…… 北平，朱德建议：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 毛泽东请周恩来召集有关方面商榷。中央军委决定：组成空军领导机关，派刘亚楼去苏联商谈。 刘少奇会同刘亚楼，同苏联方面商议，计划训练千名飞行员、购买一百至二百架战斗机、四十架轰炸机和大量高射炮…… 8月底，刘少奇带着贷款协议与二百名苏联专家回国了。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间表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试看今日之世界，谁能封锁中国？ 5．美国送来白皮书 国民党迅速败退，整个中国眼看落入共产党手中。长期支持国民党的美国政府，面临着如何向国会交待的问题。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白皮书——《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回顾了1944年以来美国参与中国政治的进程，相当坦率地承认自己在调处国共冲突中实际支持了国民党。美国国务院急于卸去“将中国交给共产党”的责任，把中国政局的转变，归因于国民党蒋介石的腐败与独裁。 奇书一出，中国震惊。 后台老板揭老底，比对立派骂人更可信，蒋介石在国民党阵营中简直抬不起头来。一些支持蒋介石的美国议员气愤：国务院白皮书简直是对盟友的背叛！国务院也担心被激怒的蒋介石会报复。 没想到，国民党仅发表了一个语气平和的抗议声明、因为这不是挤走美国将军史迪威的抗日战争时期了，如今，美国人用不上实力虚弱的蒋介石，蒋介石也不敢开罪美国人。 李宗仁却被鼓起热情。 美国使馆公使衔代办克拉克由顾问何义均陪同，主动拜访李宗仁。 克拉克介绍，美国外交政策有两大支柱：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在亚洲支持蒋介石。前者成功了，而后者的失败，全是因为蒋介石政府贪污无能。 克拉克喟叹：中国只有共产党与蒋介石两大势力，缺乏介乎其间的第三势力。难道人口众多的中国就没有主张自由民主的中间分子？ 李宗仁明白，美国人是在鼓励自己建立并领导第三势力。 李宗仁立即邀请几位颇负时望的人士到广州聚议。 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美国使馆顾问何义均、立法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非常委员会副秘书长程思远等人反复商讨，提出组党方案。李宗仁决定：顾孟余出面领导，李宗仁在旁支持，程思远居中联络。 一时间，“第三势力”在粤港声名鹊起…… 北平的罗隆基则大呼美国人不聪明。 白皮书提出寄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此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是指离去的胡适与李宗仁，而是指北平的罗隆基与张东荪。罗隆基此刻正在积极参与新政协，这下岂不引起共产党的怀疑？ 司徒雷登在上海曾托罗隆基带信给周恩来，说是只要中共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美国可以提供六十亿美金援助。罗隆基没有传这个话，他对罗涵先说：形势已经一边倒，再传这个就是笑话！ 见到中美关系的变化，同美国关系密切的张东荪此刻也消沉下来…… 对白皮书敏感的不止罗隆基、张东荪。 美国人还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产生“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基础。中国民主建国会作为联系工商业者的政党，当然要有态度。 民建主席黄炎培立刻撰写“我对于美国这份白皮书的看法”，又召集民建在北平的领导人讨论，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作不成”的公开声明。 民建声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和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是它唯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毛泽东激赏这个声明。毛泽东当即给黄炎培写信：“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黄炎培深感知遇，立即回信，介绍此文系由孙起孟起草，并且表示：民建接受团结全国民族资产阶级任务，希望毛主席时时指教。 毛泽东又回信勉励。毛泽东一向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美国的影响不小。民建此举，表明民主党派不仅在内政上放弃中间路线，在外交上也勇于反帝。 善于坏事变好事的毛泽东，把白皮书看作美国人送给新中国的贵重礼物——促人清醒的反面教材！ 从8月14日到9月16日，一个月间，毛泽东连续发表五篇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那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文化。” 各民主党派组织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文章。许多民主人士认为：毛泽东这些文章，与其说是批驳白皮书，不如说是教育国内知识分子。 美国的一本奇书，反而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坚定，促使新政协在筹备阶段进一步统一了外交思想。 6．名角汇聚，好戏连台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1949年，这首歌比解放军的炮弹跑得还快，远在华南的香港，也能望见北方的蓝天。 《华商报》不断刊登套红标题，报道解放军的进展，色彩越来越红。大家都知道这份报纸有中共背景，于是，《华商报》变成中共的驻港联络站了。 青年学生陈吴想投奔解放区，可香港此时北上成风，连船票都买不上。陈吴找到《华商报》，找到读者版专门联系读者的编辑吴获舟。吴获舟明里是《华商报》的编辑，暗中负责转运人员去解放区。吴获舟安排一批华侨和港澳学生乘“泽生轮”去天津。由于台风影响，“泽生轮”推迟出港，就在这个期间，国民党特务炸沉了“泽生轮”。吴获舟要陈吴自己决定去还是留。陈吴在《华商报》上发表文章报道了“泽生轮”遇难的情况后，又义无反顾地登上征程。 徐立康是中国航空公司仪表员，从《大公报》上见到报道解放区的文章，就投书报社。一天晚上，他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原来，《大公报》把徐立康的信转给吴获舟。吴获舟先后三次登门安排，使徐立康夫妇乘船到达青岛。技术人材徐立康到达解放区，立即被选调到新组建的空军。 一个山东青年出于对共产党政策的误解，在家乡解放前逃到香港，沦为苦力。吴获舟向他解释党的政策，还为他买好船票。这个山东青年后来成为农村基层干部。 一些逃到香港的国民党机构人员，和中共没有关系，也“白撞”上来，通过这个渠道接洽起义。 李四光返回祖国，国民党特务从瑞士、伦敦跟踪到香港，试图劫持。吴获舟把李四光藏在香港郊区，再通过深圳转运。 华罗庚飞抵香港，吴获舟领着他穿过半岛酒店而不停留，又转到九龙酒店隐藏。 从香港北上的，有投身革命的青年学生，有参加新中国科技工业建设的专家技术人员，有与解放区发展贸易的商人，还有起义人员的亲属。 按照目前多数文章的记载，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有四批——这是转自组织者钱之光的回忆文章。其实，钱之光只是介绍了主要的四批，经香港北上的各方面人士，还有很多批。 据不完全统计： 1948年9月13日，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林一元五人，由章汉夫、李嘉人陪同北上。这是公认的第一批。 9月17日，王绍鏊、方与严、力扬等北上。 11月23日，郭沫若等三十多人，由连贯、胡绳陪同北上。一般称为第二批。 12月，还有千家驹、李章达、陈邵先、陈此生、陈其瑗、夏庚农、林植夫、卢于道八人北上。” 被称为第三批的是12月26日，李济深等人北上。＿ 1949年2月初，还有吴耀宗、谢雪红、李纯青等北上。 朱蕴山的儿子朱世同乘缅甸登陆艇北上，路过青岛海面，恰遇国民党空军炸沉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 2月份还有吴羹梅、杨美真等北上。 2月27日，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父女、张炯伯力哑子夫妇、叶圣陶夫妇、张志让、沈体兰、吴全衡及其二子、郑振锋父女。宋云彬、傅彬然、曹禹、邓裕志、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刘尊棋等二十七人北上。 3月，何香凝携女儿廖梦醒、孙子廖辉，由叶文津陪同，乘希腊轮船“大西洋”号北上。 3月14日，黄炎培夫妇、姚维钧、盛丕华、盛康年、俞澄寰等由刘恕陪同，从香港秘密登船，21日到达天津，25日赶往北平，恰恰赶上参加西苑机场阅兵，迎接中共中央移驻北平。这一批有头面人物，被称为第四批。 “四批”之后，北上的人流依然汹涌。 3月20日，李达、王亚南、郭大力、曾昭抡夫妇、严济慈、黄鼎臣、刘王立明、史东山、白杨、舒绣文、姜椿芳、张瑞芳、干立群。臧克家、沈其震、朱智贤、张文元、陈迩冬、傅天仇、林顿儒、薛迪畅以及达德书院部分师生和华侨，由冯乃超、狄超白、周而复、阳翰笙、黄药眠、胡一声等陪同，共二百多人大批北上。 3月还有萨空了、金仲华、欧阳予倩、马思聪等北上。 4月3日有巨赞法师、吕集义北上。 5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钱昌照从英国回到香港，准备转道欧洲。周恩来布置潘汉年邀请钱昌照参加新政协。夏衍与钱昌照秘密会面，坦诚交谈，钱昌照决心北上，乘“太古”轮北上赴天津。 5月，陈嘉庚与庄明理、张殊明乘“迦太基”号由新加坡到达香港，又转乘“振盛”轮北上，6月3日到达天津。 8月，八十三岁的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乘飞机从美国到达香港。香港工委精心安排，派他的亲戚司徒丙鹤陪同，护送老人同黄琪翔一家乘船北上，9月3日到达天津。同月还有叶笃义、刘思慕、胡子昂、曾昭森等人分别乘船北上。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共组织护送民主人士二十多批三百五十多人北上，加上党内干部就有一千多人，人人安全抵达。 9月中旬，各地政协代表陆续到达北平，一时间北平名人汇聚。 想当初，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的山沟中打游击，有一天，大家谈起，革命胜利后最想做什么？ 大家都答：看戏！ 分别只是：毛泽东喜欢梅兰芳，周恩来偏爱程砚秋。 如今，梅兰芳、程砚秋，还有周信芳、马连良，诸多名角都在北平，足可大饱戏福！ 解放区也来7新戏。 新歌剧《白毛女》风靡全国，一野战斗剧社排练了第二个新歌剧《刘胡兰》。中央宣传部调他们进北平向文代会汇报演出。新政协代表看，周恩来看，后来，剧社的团长陈播还被选为一野的政协代表，这年陈播才二十九岁。 白天开会，晚上看戏，新政协筹备会好生快乐。 政治舞台也是好戏连台。 中共中央特意通知各地：新政协设有特邀单位，其中将包括：一类是民主人物而又不易列入其他单位者，一类是若干在政治上立功或军事上起义的代表人物及虽无民主表现，但亦无劣迹的社会名流。 这些人也在为自己创造与会资格。 摸得毛泽东底牌的刘斐，主动为“和平”出力。 避居香港的刘斐秘密到达广州，把章士钊、邵力子的信件交给李宗仁、白崇禧。 李宗仁欠着章士钊的人情。当初，中共认为没有实权的李宗仁不是谈判对手，还是章士钊凭着自己与毛泽东的私谊上门说服，才得以开始和谈。可是，李宗仁又拒绝签字，而且，逃到广州来充当老蒋的门面。李宗仁负章士钊多矣！ 现在，章士钊委托刘斐再次指给李宗仁、白崇禧一条出路：公开揭露蒋介石，实际控制西南地区，再次与中共和谈。 刘斐所说的西南，包括广东、广西、湖南、贵州、四川、云南广大地区。这些地方虽然仍由国民党控制，但军心涣散，只要李宗仁登高一呼，白崇禧军力后盾，各地军政长官势必同声响应。 李宗仁并不反对，问白崇禧：“怎样，你手中还有王牌呢？” 部队指挥权在白崇禧手中，“李”还是得听“白”的。 可是，刚愎自用的小诸葛放弃了这个最后的机会—— 白崇禧要演美国戏。 白崇禧身边有电台及密码与美国太平洋舰队白吉尔将军直接联络。白吉尔通报白崇禧，美国国会将通过一项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对华援助计划，特别规定可以不经中央政府而直接用于反共有效的地方政府。自吉尔鼓励白崇禧，积极作战，争取直接美援。 渡江之后无强敌，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正在长驱直入。 白崇禧殚精竭虑，乘共军冒进，在湘南青树坪伏击四野一个师。这是淮海战役以后国军惟一的一次胜利，国民党阵营又得以演出一番“恢复信心”的戏剧。 然而，困处湘南山区的白崇禧，却没有接受美援的海上通道。白崇禧要求把部队撤到广东，蒋介石却不予批准。老蒋的心计是放弃西南，经营东南，让桂系部队在西南与共军拼消耗，而自己的嫡系则调往福建、台湾、海南……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白崇禧那样固执。 8月5日，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与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接受中共领导。 白崇禧的华中防线门户洞开。 8月13日，黄绍竑、刘斐等四十四人在香港发表声明，号召国民党员立即与蒋介石反动集团决裂，拥护中共领导。 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军政高官，他们的“背叛”，显示出国民党的上层也分崩离析，死心塌地跟老蒋的没有几个人了。 共产党主张革命不分先后。黄绍竑、刘斐等人，恰好赶上成为新政协代表！ 7．两个没有亲生孩子的女人 8月28日，北平城出入繁忙： 傅作义将军出行，组织绥远起义。 宋庆龄先生莅平，参加新政协会议。 北平，傅作义早已交出大军；绥远，傅作义的旧部仍与解放军对峙。 国民党飞机载着军令部长等高官，直接到绥远苦劝董其武：顶住共军西进，实在顶不住就撤往西南，不要像傅作义，投共之后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了。 直到傅作义在北平签定绥远和平协议之后，西北的绥远仍未尘埃落定。 国民党特务积极活动，不少军官心存疑虑。骁将孙兰峰吼道：“见不到傅总司令，说什么都不信！”进驻绥远的中共联络人员竟然被暗杀，解放区军民要求抬着烈士尸体游行抗议。 解决华北问题，毛泽东曾提出动武的“天津方式”、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不用武力的“绥远方式”。战争进展越来越顺，绥远方式的指导作用也越来越大，毛泽东更加重视绥远问题的妥善解决。 复杂的局面需要有影响的人物出马，毛泽东决定：请傅作义去绥远解决问题。 有人劝毛泽东：不能放虎归山！ 毛泽东却相信傅作义。 进城半年，毛泽东和傅作义会见七次，其中有一次连续长谈一天一夜！ 毛泽东决定：绥远不用解放军军管方式。起义后，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任主席。毛泽东还特意指令人民银行：给傅作义拨款十五万大洋。 同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他配合傅作义工作，同时准备应付特殊情况。 傅作义乘坐装甲专列出发了…… 同一天，毛泽东还要在北平迎接宋庆龄。 由于孙中山先生在全国人民中的国父声望，由于宋庆龄先生多年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行动的人物。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信上海，诚邀宋庆龄来解放区。当时宋庆龄处于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之中，答以“一动不如一静”。 5月27日上海解放，陈毅市长立即派解放军到宋庆龄住处警卫。 6月29日，邓颖超携带毛泽东、周恩来致宋庆龄信，专程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当晚，邓颖超就去宋庆龄住所看望。 宋庆龄亲切地拥抱久别的邓颖超，两人并肩落座，邓颖超娓娓道来。 邓颖超兴奋地讲述自己到农村参加土改的见闻，邓颖超详细介绍宋庆龄关心的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颖超认真地汇报新政协的筹备情况。 见宋庆龄听得饶有兴味，邓颖超才拿出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 宋庆龄仔仔细细地看，认认真真地想，宋庆龄和和缓缓地说：“此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 邓颖超与宋庆龄交谊很深，邓颖超深知宋庆龄的细密性格，邓颖超知道自己的任务并不简单。 此前，宋庆龄曾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孙中山先生逝世在北平，宋庆龄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邓颖超没有着急，邓颖超要和宋庆龄多聊聊…… 6月30日晚，宋庆龄抱病出席上海各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邓颖超代表宋庆龄向大会宣读祝词。 7月1日，出席北平庆祝大会归来的周恩来致电上海市委并邓颖超，对宋庆龄北上行程作出具体安排。周恩来布置：要备头等卧车直开南京，然后再换附有餐车的卧车直开北平。 可是，宋庆龄一时尚无行意。 7月18日，周恩来又致电上海，要邓颖超征询宋庆龄意见，愿以何单位推选为新政协代表。 宋庆龄表示：自己身体不佳，不能参加任何团体的业务，也不愿参加任何团体，只愿以旁听资格列席新政协。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参加某一团体，确实不大合适。1948年1月民革在香港创立时，曾公推宋庆龄为主席，那时她就拒绝了。 细致的邓颖超想到，宋庆龄出席新政协，应该有个适当的地位。邓颖超复电中央，建议由特别邀请单位推举宋庆龄为代表。 邓颖超安心地在上海住下来，邓颖超陪同宋庆龄出席社会活动，邓颖超专程观看宋庆龄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项目…… 当看到宋庆龄多方筹措经费建立的福利站只是铅皮顶简易房时，邓颖超激动地说：“将来，我们新中国的少年宫，要用大理石铺地！” 宋庆龄听后，热泪盈眶…… 宋庆龄和邓颖超，这两个中国政坛的著名女人，都特别爱孩子。 可她们两人，都没有亲生子女。 1922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突然发起政变，围攻观音山南麓的总统府。危亡之际，正在怀孕的宋庆龄强劝孙中山撤退，由自己率兵掩护。孙中山平安转移，宋庆龄沉着应战，她指挥卫士坚守阵地，自己急忙烧毁秘密文件。坚守半夜，部队死伤过半，宋庆龄才在炮火中转移。途中，宋庆龄几次遇险，几次要求卫士开枪打死自己。两名卫士拼死护卫，第二天，宋庆龄才到达安全地方。 这天，身心交瘁的宋庆龄流产了。从此，宋庆龄再也不能怀孕。 也是在广州。1927年4月初，邓颖超在妇产医院生孩子。以前，由于工作太累，邓颖超曾经流产，第二次怀孕就注意保重身体。但是，由于胎儿太胖，邓颖超难产，折磨三天三夜之后，这个男孩不幸夭折。邓颖超正在医院调养，国民党发动“四一五事变”，在全城搜捕共产党人。而此时周恩来远在上海，正处于蒋介石“四一二事变”的危难之中。张治中得知邓颖超危险，委托陈赓送来五百元路费，邓颖超在医生的掩护下，化装成护士逃离广州。由于难产后不得治疗，邓颖超从此丧失生育能力。 两个没有亲生孩子却十分疼爱孩子的女人，在上海相处两个月，终于，宋庆龄向邓颖超表示：同意北上！ 8月28日下午4时，宋庆龄专列到达北平前门火车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五十九人在车站迎候。 新政协筹备会以最高礼仪，隆重欢迎宋庆龄！ 第二天，新政协筹备会正式通知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及特邀单位：新政协代表于9月10日前抵达北平。 9月9日，程潜到京，毛泽东亲率百余人到车站欢迎。整个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到车站欢迎的，只有宋庆龄与程潜二人。 程潜曾任孙中山政府的陆军总长，北伐时与党代表林伯渠统率第六军，抗日战争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1948年竞选副总统失败后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堪称国民党的元老重臣。程潜来北平，对国民党阵营影响极大。 辛亥革命时期程潜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那时毛泽东也投身革命参加湖南新军，因此，程潜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的老上司。程潜起义，对湖南的解放与治理都有禅益。 于公于私，毛泽东都要敬重程潜…… 北平名人会聚，老蒋格外痛恨。 8月，蒋介石飞往重庆，立即召见毛人凤，布置大破坏大屠杀。蒋介石要把重庆的兵工厂全部炸毁，蒋介石要把监狱中的犯人全杀光。蒋介石特别关照杀掉关押十三年的杨虎城，蒋介石不准杨虎城出席北平的新政协！ 视军队为生命的老蒋，最怕高级将领投共。蒋介石向毛人凤提出六大暗杀目标：李济深、程潜、龙云、傅作义、张治中、杨杰。 老蒋要让共产党的新政协流血！ 8．仙山国宴，香岛枪声 军事政治，一武一文。武者刀光剑影，文者唇枪舌剑。新政协，本来是政治，也该属文，可是，新政协也是革命，革命就会有牺牲。 8月底，新疆政协代表阿哈买提江等五人乘坐苏联飞机到北平出席新政协，不幸因飞机失事而遇难。 9月1日，北平，帅府园，各界人士为冯玉祥遇难一周年举行盛大追悼会…… 毛人凤的六项暗杀计划也在紧张进行。 毛人凤从民革内部找到一个李济深早年的秘书张序（化名何友芳），此人自称可以随时见到李济深，然后乘机下手。可是，本来计划等李济深返回香港时下手，李济深却在北平居留不回。蒋介石急了，毛人凤又派遣张序进北平暗杀。张序策划的方案相当复杂，先利用民革关系进入北平，刺杀得手后潜逃天津，乘坐事先准备的渔船返回香港。这方案居然要五万美金！ 龙云此时避居香港，秘密策划云南起义。他的秘书蒋唯云被毛人凤收买，接受了毒杀龙云的任务。蒋唯云住在龙云家中，伺机下手，却被龙云的儿媳怀疑，龙云借故把他支走了。 在湖南暗杀程潜的计划由保密局湖南站站长夏松执行，毛人凤还特派保密局行动处的毛钟新到长沙协助。可是，湖南还有一个军统老人。张严佛是戴笠的亲信，曾任军统西北区区长，毛人凤上台后就把他排挤出军统。张严佛通过同学陈明仁的关系，到程潜的长沙绥靖公署任中将高参兼湖南党政军联席会报办公室主任。张严佛通过保密局湖南站熟人得知刺杀程潜的消息，立即报告程潜，两人当即采取反措施。8月，程潜、陈明仁宣布湖南起义，反而把湖南的特务一网打尽！ 还有一个张治中，可是，他一直住在共产党守卫严密的北平，暗杀很难。 突然传来消息：傅作义去了绥远！ 这就掉到特务窝中。 毛人凤急电绥远的保密局特务赵思武：“着速就地刺杀！” 中统特务张庆恩更加积极，傅作义一到，他就带枪拜见。多亏随同傅作义的阎又文警惕，布置警卫监视，张庆恩才没敢下手。 傅作义在包头检阅部队，警卫搜索场地，发现在一个窗口架设的机枪正指操场…… 杨杰其人，深遭蒋介石猜忌。 杨杰曾任驻苏联大使、驻德国大使，深通国际军政。杨杰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学生遍及国民党全军各部队。蒋介石一向视黄埔军校为起家本钱，军队将领出身黄埔者，见蒋介石都称校长。蒋介石岂容军中出现另一个校长！国民党传言，军中有两个半军事家，小诸葛白崇禧才算半个，而那两个是蒋介石与杨杰。蒋介石一向以武力统一天下，又要一统天下武力。蒋介石岂容军中再出现另一个军事家。 蒋介石剥夺了杨杰的权力，李济深却极其器重杨杰的能力。李济深委任杨杰为民革驻西南五省总代表，委托他策动西南五省国民党军队起义。 毛人凤本以为在重庆杀杨杰是囊中取物。可是，得知杨虎城遇害的消息，机敏的杨杰立即溜到云南。毛人凤又严令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沉醉下手…… 昆明。 刺杀目标杨杰就住在刺杀执行人沉醉家的附近。每天早晨，杨杰散步路过沉醉门前的草坪，还要给沉醉的孩子几块糖果…… 沉醉犹豫。杀杨杰不难，可是，毛人凤同时命令自己杀掉杨杰与云南民政厅长、保安司令部参谋长、保安旅长等五人，这些人与云南地方实力人物卢汉关系密切，卢汉岂能放过沉醉一家？ 可是，毛人凤催办的电报已经提到不执行就按团体纪律严惩！沉醉不敢拖延了。 沉醉家的窗口正对杨杰的必经之地，沉醉在窗前向三个特务布置…… “嗵！”房门被推开，沉醉母亲进来质问：“你们是不是要害他杨伯伯？” 沉醉吞吞吐吐：“母亲，我们在谈公事……” 老太太轮起手里的佛珠打去：“我白生了你这个儿子，二天你儿子问你要杨伯伯你怎么说？” 沉醉慌忙下跪，同时示意部下计划取消。 老谋深算的毛人凤想到沉醉可能顾忌家属安全而不敢动手，特派第二批杀手。 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乘飞机从重庆来到昆明，带领特务直扑杨杰住宅。 徐远举只差一步，就在他下飞机的同时，杨杰乘机飞往香港。 蒋介石震怒，派毛人凤赶到昆明追查。特务在杨杰家里仔细搜查，发现了一个香港地址。 金秋九月，正是北平一年最美的时候。代表们陆续报到，新政协的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这几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连续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 10日白天，毛泽东约见张治中，请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劝他们起义为好。张治中原是新疆长官公署司令长官，深受现任新疆长官陶峙岳的敬重。 晚九时，周恩来来到菊香书屋，与毛泽东敲定《共同纲领（草案）》文稿。对于这部代宪法的起草，中共领导人十分重视。现在的文稿已经多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 这个夜晚，毛泽东和周恩来逐字逐句落实，直到第二天早晨七时，周恩来才拿着定稿走出菊香书屋。 9月17日，新政协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 当日下午三时三十五分，最后一次筹备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筹备委员一百三十四人，除六人缺席、两人请假外全体到齐。会议表决通过各项文件。正式决定：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会后，就是欢宴了！ 夜宴地点设在南海的瀛台岛。 中南海本是山水葱绿、建筑堂皇的皇家园林。毗邻北海的中海水面广阔，中海与南海之间是大片庭院，菊香书屋就在南海的北岸。 南海中央，是模仿东海仙山而堆就的瀛台岛。瀛台是中南海的制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四面绿水，在这里可以遥望西山晚霞。 瀛台之上，金碧辉煌的皇家大厅摆开十几个大圆桌，中国各界顶尖人物欢聚一堂。仙山国宴，真是亘古盛事！ 第一桌的主人是毛泽东。 毛泽东情绪甚高，风趣地介绍：“我们这桌什么人都有了！有无产阶级的李立三，有无党无派的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的前清翰林陈叔通，有妇女界廖夫人何香凝，有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有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 席间还有两个年轻人。由于两位华侨老人的方言难懂，大会特意为他们安排联络秘书——庄明理为陈嘉庚翻译，司徒丙鹤为司徒美堂翻译。 毛泽东没有忘记问候年轻的司徒丙鹤，还拿起他的手，用食指写这四个字的名字，怕司徒丙鹤看不清楚，毛泽东又沾上口里的唾沫写。 毛泽东这有些土气的习惯，却使司徒丙鹤感到亲近。 记者出身的司徒丙鹤善于观察。陪同司徒美堂老人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为他提供了观察中国名人的宝贵机会。 司徒丙鹤发现，周恩来口才最好，毛泽东则不善当众演讲，毛泽东发言的时候，周恩来常在旁边提词。 可是今晚毛泽东谈兴大发！ 古今中外，高谈阔论，毛泽东说：“自从鸦片战争一百零九年以来，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第一个是鸦片战争，其后有太平天国、义和团、戊戌政变、辛亥革命，直至现在的解放战争。历史学家、文学家把这一段时期的人物写成一部系统的作品，我看是蛮好的！” 郭沫若插话：“我们宴会的场所，就是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地方。” 毛泽东乘兴而言：“戊戌政变前期与后期的意义不同。康有为、梁启超在前期是进步的，没有后来变成保皇党那样反动。梁启超在中国文学的贯通上有他一手，以前我爱读他的文章。”毛泽东望望别处，“梁启超的儿子，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也是我们的政协代表！我们政协的怀仁堂会场，就是他设计的。” 席间聊起年龄与健康。毛泽东恭敬地问司徒美堂高寿，司徒美堂得意地说：“八十三岁，在美国生活六十九年！” 毛泽东笑道：“好啊！老当益壮，干一杯！” 司徒美堂十分高兴，把自己手里的一盒雪茄烟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铁皮烟盒，前拉后压，左摇右晃，就是打不开，自嘲道：“美国生活方式不那么好过啊！” 司徒丙鹤忙为毛泽东打开烟盒，再剥雪茄的封口胶布。司徒丙鹤发现，毛泽东没有扔掉手中的半截纸烟，而是把它掐灭，装进兜里。 毛泽东抽起雪茄，赞叹味浓。别人就问：“主席工作这样忙，又抽烟，健康可好？” 毛泽东笑道：“超过预算了！一九三八年，苏联医生说我肺痨，只能活十年！三八四八，十年过去了，我还不是在这里和大家喝酒？”毛泽东话锋一转，“不过，我的生活方式也有自由主义的缺点……”见大家诧异，毛泽东有意停顿，又一字一顿地说，“晚上不睡觉，老婆哇哇叫！” 满座哄堂大笑！ 天上一轮圆月，南海波光粼粼。 月亮游走向西。北平西北的绥远。 傅作义在各种力量的包围之中紧张工作。 蒋介石来电：“你这次回绥远，如同我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南京一样，一念之差，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你要接受历史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希接电后，即来重庆，我当派飞机迎接，并委以重任，共谋党国之复兴。” 阅电的傅作义不免嗤之以鼻。蒋介石这人，总是从反面总结教训。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本是中国政治的良性时期。傅作义至今惭愧的反倒是追随蒋介石打内战，那才是“自误、误国、误部下”！ “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也从广州来电“祝贺脱险”！ 傅作义暗笑，你们还想拉我去广州？解放军再追，你们就下海了！ 当今中国，还是共产党有前途，还是毛泽东胸怀宽广。傅作义决心加速行动，赶在新政协正式开幕之前宣布起义。 国民党那边，恰恰是要干扰新政协开幕。 军令部长徐永昌依仗自己同傅作义是山西老乡，飞到包头。尽管说了不顶用，徐永昌还是说了又说，徐永昌知道，傅作义这人重友情，我徐永昌不走，你就起义不成！ 傅作义办法更高。他托邓宝珊对徐永昌说：傅宜生请你领衔起义！ 再不走就走不成，徐永昌赶紧飞走。 9月19日上午，董其武等绥远军政官员和地方知名人士三十八人，在绥远起义通电上庄严签字。董其武在虎皮宣纸上第一个签上自己的名字，却用一个茶杯压在自己名后——这是给副长官孙兰峰留的位置！ 孙兰峰此时正在医院泡病号。孙兰峰是员战将，孙兰峰和共产党交战多年，孙兰峰不愿和敌人共事！ 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傅作义亲到医院找孙兰峰。 傅作义也激动了：“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如果你打算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哪个部队愿意跟你你就带哪个部队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不能再打了！” 孙兰峰热泪横流：“总司令！我们生死患难几十年，涿州失败我都没离开你。今天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 月亮照耀南海。北平南方遥远的香港。 杨杰从昆明逃到香港，藏在亲戚家中，深居简出，等待中并安排乘船去解放区。 毛人凤得到杨杰的香港地址，立即通知叶翔之刺杀。 此时，叶翔之率领六个特务，埋伏在香港浅水湾龙云住宅附近，正筹划暗杀避居香港的龙云。得知杨杰即将北上，就把暗杀龙云的计划推后，先向杨杰下手。 叶翔之亲自带领一群特务包围杨杰居住的轩尼诗道260号楼房。一、二、三、四，每层留下一人，杀手敲响四层杨杰的房门。 警惕的杨杰没有立即开门，可是，当他听说是自己的老友托人送信，就打开了房门。 刹时间，美丽的香岛响起枪声！ 1949年9月19日，绥远起义，通电全国。政协代表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立即赶回北平与会。 1949年9月19日，政协代表杨杰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香港，不能赶到北平了…… 9月2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最后确定名单。明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就要开幕了。 周恩来在名单中加上最近起义的程潜、陈明仁。 周恩来还安排，一旦云南宣布起义，龙云、卢汉也是代表。 周恩来布置立即邀请赛福鼎等，替换飞机失事遇难的原新疆代表。 周恩来得知杨杰遇刺，但是，周恩来没有从名单中划去杨杰的名字。 如果冯玉祥先生还活着，一定也是政协代表。现在，就让杨杰先生的英灵参加政协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共四十五个单位，正式代表五百八十人，候补代表七十七人，总共六百六十二人。 共产党、民革、民盟三个较大党派的名额都是正式代表十六人，候补代表二人。 六百六十二人中，共产党员约占44％，工农代表与无党派人士约占26％，各民主党派约占30％。若以党员总数计算代表比例，各民主党派的份额比中共还高。 周恩来连夜把名单送到菊香书屋。 毛泽东接过这厚厚的一册，掂掂分量，感叹道：“这就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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