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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 1．怀仁堂声乐辉煌 2．头发的故事 3．喜庆的会议期间，北平有些满族人哭了 4．新中国的旗号 5．人民政协长期存在 6．有争议的副主席人选 7．开国大典前夜 召开政协大会，起码要有个能够容纳六百六十二名代表的大会堂，而且还要安全、方便，距离北京饭店与中南海都不远。在1949年的北平，这样的会场还不现成，只有另行建设。好在，政协代表中间就有一位专家。 1948年9月，建筑学家梁思成当选为中国第一届院士，到南京出席大会。回到北平时，梁思成发现，解放军已经进占北平西郊，围城待攻。北平是明清两朝古都，有大量的文化古迹。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梁思成不仅熟悉现代建筑规范，而且钟爱中国传统艺术，他十分忧虑北平城的前途。 深冬的一天，梁思成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解放军派人来找梁思成，请他标出攻城时需避开的著名建筑与文化古迹。 这样，在毛泽东的作战室里，《平津战役态势图》旁，还挂着梁思成绘制的《北平重点文物图》。 梁思成从此认识了共产党，共产党也更加敬重梁思成。 现在，梁思成又一次领受任务。政协会堂就是新中国的国家级殿堂！梁思成十分兴奋，他还要出手不凡。 政协会议不久就要召开，施工期限太紧，完全新建显然来不及，必须考虑翻建、改建…… 梁思成熟悉北平城区的建筑格局，又考察了中南海的现有建筑，他看中了怀仁堂。 那时怀仁堂不过是个院落，一个依照皇家气派放大的四合院——四围建筑高大轩朗，中间天井宽畅方正，梁思成匠心独运：四合院上加顶棚！ 一个俭朴的民居改造方案，到了大师手中就能点铁成金： 怀仁堂的大院盖了个大顶，露天院落变成千人会堂；四围原有建筑变成会场附属设施休息室、会议室。梁思成把顶棚设计成琉璃瓦屋檐，这就使新会场与中南海古典风格浑然一体，天衣无缝；梁思成用现代材料改造附属设施，这就使旧房子焕然一新，适宜需要。而且，这个方案施工期短，使政协会堂能够如期投入使用。 时间太重要！ 国不可一日无主。中国大地正在改变颜色，全国百姓正在期待新政权的诞生，万事俱备，只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1．怀仁堂声乐辉煌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开幕。 下午7时，毛泽东领先，六百多政协代表走向怀仁堂。 每个代表都拿出一个贴着近照的证件，交警卫查验之后方能入场，毛泽东也不例外。 会场门口的桌上，摆着一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签名册》。原木制作的大尺寸封面，棕色底版，浅绿字样，由林伯渠题词。打开来，是折叠的宣纸，每页上端水印政协会徽。 毛泽东走到签名册前，提起毛笔写下：“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随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都签下自己的名字。 这个签名册中，还有宋庆龄的名字，李济深的名字，张澜的名字…… 一本签名册，聚集六百多中国现代名人！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第一次大会的其他执行主席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也走上主席台。 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 军乐奏响！ 礼炮轰鸣！ 代表鼓掌！ 怀仁堂在惊天动地的声乐中更加辉煌！ 毛泽东几次想发言，可代表们还在鼓掌。在这动人心魄的时刻，人们怎能不忆起—— 从1948年“五一口号”至今，政协的筹备经历多少艰险； 从1946年至今，全国解放战争经历多少牺牲； 从1919年至今，中国人民经历多少斗争； 从1840年至今，中华古国经历多少苦难； 相对于长期的革命奋斗，这掌声不算太久。 军乐队高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筹备会认为，在国歌确定之前，在政协会上演奏这支曲子，方能表达代表们的胜利决心！ 军乐队不知疲倦地反复演奏，他们在出征动员会上演奏过，他们在欢迎宋庆龄仪式上演奏过，今天，他们恨不得让全国人民都听到胜利的号角！ 礼炮整齐地轰响…… 按照国际惯例，礼炮一般有十八响，二十一响。今天，毛泽东要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鸣放礼炮五十六响！ 有人说，这是双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有人说，毛泽东的名字是二十八画，有人说…… 无论如何，政协会议的礼炮就是要多响些！ 礼炮兵熟练地操作着。 作为久经战阵的炮兵，鸣放空包弹是简单技术，但是，今天，射向蓝天的礼炮，似乎在向全世界发布中国人民的自立宣言。 掌声，乐声，礼炮声，一直持续五分钟。 大会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致哀。 在第一次大会上发言的有：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高岗、陈毅、黄炎培、李立三、赛福鼎、张治中、程潜、司徒美堂。 最后，大会通过一项临时动议：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名义，向杨杰代表家属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致唁。 9月21日晚上，毛泽东没有回香山。 多年的“山大王”生活告一段落，毛泽东从此定居于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 2．头发的故事 政协会议是最高级别的会议，代表们当然住在北平最高级的饭店里。 9月的北平，王府井的北京饭店、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南河沿的翠明庄、大栅栏的远东旅店等高级饭店，到处衣冠荟萃。穿军装的与穿中山装的并肩出入，穿西装的与穿长袍的同时而行。更为风光的是女士，既有穿列宁服的，也有穿旗袍高跟鞋的…… 高级饭店的服务员见多识广，可是没有见过这种房客： 昔日出入饭店视若无人的国民党将军、部长们，忽然变得和蔼起来，甚至不忘向Boy打个招呼。 怎么连农村老大娘都住进饭店了？真担心那位头缠白毛巾的大爷会不会在地毯上磕烟袋锅…… 饭店门口的警卫战士也没有见过这些首长： 参军多年，比连长大的干部没见过几个。这下可过瘾，哪个“野”的老总都从自己的岗位通过！ 也有难以入眼的事情：六七十岁的老头要个年轻女人陪着！解放军战士能给小老婆敬礼吗？ 居住饭店的民主人士更觉得新鲜： 饭店里的人们，无论职位高低，凡属政协代表，衣食住行一律平等，统由大会供给。囊中羞涩的文士自可潇洒，挥金如土的政客也得收敛。看来，不会有人买选票了。 特别是用餐有趣。进得大饭厅，一桌桌碗筷已经摆好，随意坐下，放上大会发给的餐券，凑齐八个人就可开饭。素不相识的人同桌吃饭就很新鲜，席间还能随意沟通。有心人注意到：毛泽东、周恩来也是随到随坐，似乎没有固定位置。而且，各桌菜肴全都是同样的六菜一汤，主食不限量。也许，这就是共产主义生活的预演？ 新鲜也好，别扭也罢，政协大会前所未有地聚集了中国各阶层、各民族、各方面人土，众口难调。 就说用餐。工农代表和部队代表常常扎堆，又能招呼，很快凑齐一桌开吃。矜持的民主人士却被晾在一边，等着凑人数。周恩来只要来餐厅就餐，总是专找民主人士身旁的空位。 开饭前，周恩来拿起刀叉一抹，白手巾污了！周恩来立即提醒：外国人给饭店业立的规矩可不全是错的，接待政协代表必须严格遵守惯例。 为了接待政协代表，特别是代表中的民主人士，周恩来花了多少心思！ 政协代表的个人相片、集体相片都要收入纪念册。中共代表团照相的时候，让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四老坐在正中，毛泽东、刘少奇坐在两头，周恩来、陈云、彭真在后排站着。 尊老之风立即吹开，纪念册中，各代表团的留影，都不是按职位排座次。 政协代表中有几个八十岁以上的老先生，至今还穿长袍。年纪最高的萨镇冰九十二岁，家在福建，被大会特许请假。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张元济是前清翰林，参加戊戌事变时曾奉光绪皇帝之诏到中南海朝见，可惜那时不敢四处张望，什么地方也记不起来。简玉阶是香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总经理，多次援助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香港的活动，这位广东老人吃素，每餐前，必穿着长袍祈祷上帝。张难先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三十年代任湖北省主席，挎着菜篮上街买菜，是有名的清官。还有前清翰林陈叔通、前情进士周孝怀，都是穿长袍的。最招眼的是张澜，长袍之外，还要戴瓜皮帽。在许多工农干部眼中，瓜皮帽可是典型的地主服装！有人送他一顶贝雷帽想以此改变其形象，老人却把帽顶的小揪揪去掉，贝雷帽成了西式瓜皮帽。 也有两个老人穿西服——海外华侨陈嘉庚与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匆匆从美国赶来，冬装不备，周恩来叫人到前门瑞蚨祥给老人特制一件獭皮领狍皮大衣。老人行步困难，周恩来又叫人特制一把可以抬人的藤椅。当老人乘坐卫士抬着的藤椅登上怀仁堂台阶时，代表们纷纷注目。司徒美堂得意地说：“特赐金銮殿乘舆！” 进入会场，年纪大的民主人士找不到座位怎么办？周恩来调派统战部的青年干部当招待员。周恩来亲自示范：民主人士来了，你手一伸，指一下位子就行了？不！要引位，要一直引到他的位子跟前！统战部干部接待民主人士的时候，周恩来就在远处盯着。 在生活小事中，周恩来敏锐地发现：对民主人士接待不周，既有经验问题，更有思想问题。 还是初春的时候，有一次沈钧儒先生拜访毛泽东。告辞之际，警卫员照例为客人披大衣，警卫员个子高大衣举得也高，沈钧儒老人个子矮，两支胳膊从后面找不到袖筒。 周恩来赶紧接过大衣，细心地服侍老人穿好。 沈钧儒走后，周恩来就问卫士长成元功：我们的战士给客人穿大衣都不会？为什么给我们的首长服务没有这种情况？ 有的司机去接民主人士开会，人家不熟悉，看看车，正在判断是否是来接自己的，司机好不耐烦，一下就把车开走了！ 送客上车，卫士照例要为客人关车门，民主人士年纪大、动作慢，头刚进去，卫士就狠狠一下把车门甩在人家屁股上，把客人撞进车去！ 有情绪的岂止战士。 刚刚解放，革命队伍内部实行供给制。从战士到总司令统一标准：每人每月猪肉一斤、肥皂三分之二块、牙刷六分之一把。牙粉三分之二包。军队干部一律军装，地方干部布料中山装、八角鸭舌帽，科以上干部的衣料为毛料。干部每人每月零用钱五万元（相当于后来的五元）。惟有抽烟差异显著：每月战士烟叶半斤、排连干部纸烟五盒、营团十盒、师以上十五盒。 可那些民主人士什么待遇！ “人家大米加猪肉，又住北京饭店，我们是青菜加小米，住小房子……” “什么民主党派，不过是一根头发，拔了就拔了！” 发给政协代表的文件，信封上一律写着：“×××先生”，有的共产党员不干了：革命成功，“同志”倒变成“先生’了？ 牢骚出自政协代表、出自政协代表之中的共产党员！ 中共政协党组专门召开会议，召集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讨论统战问题。 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有些来自基层，不熟悉统战政策。毛泽东耐心地解释：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政协之中有些代表人物，代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阶级动向和要求，我们不能代表。这些人必须住北京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 谈到代表中的牢骚，毛泽东语气严肃：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他们人数虽然不多，社会联系却很广泛。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 毛泽东劝导：至于民主人士的生活习惯问题，那是旧社会的遗留。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长期工作，是可能进步的。 刘少奇要求：共产党员在政协会上要多用脑子。要想一想历代皇帝以及袁世凯、蒋介石为什么坐不稳江山的教训。共产党要坐稳天下，就是要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民主人士。 刘少奇告诫大家：我们共产党员是最先进的分子，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不讲代价的！不要因为自己劳苦功高，就不满意有些民主人士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 作为中共政协党组书记，周恩来反复讲解党的统战政策。周恩来说：民主人士对于孤立蒋介石所起的作用很大，我们必须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都是政协代表，如果你叫同志，他叫先生，不就成了宗派？ 面对掌握全国政权的重任，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十分注重统战工作。 陈毅率领华东代表团来到北京饭店。华东团里，有战将许世友，有老保卫周兴，有文化人夏衍…… 各地同志云集北京饭店，少不得交往频繁。柳亚子来看夏衍，还要发上几句李济深的牢骚。战友们见面，更是要数落数落那些国民党将领。一时间，陈毅周围热气腾腾，全是共产党员。 突然听说，傅作义从绥远赶来出席政协，军队代表更是议论纷纷。 有人说，别看傅作义把我们一野打得很苦，那是兄弟部队装备不好，要是碰上我们三野…… 有人还说，最好不要碰上他，见到这些国民党将军，我就想起牺牲的战友！ 陈毅却悄悄搬家了…… 儒将陈毅懂得应该如何同民主人士打交道。 政协会议通知上海：因住宿紧张，代表最好不要带家属。但上海的民主人士包达三偏偏提出自己要带子女，工作人员不同意，就在茶话会上僵起来。多亏副市长潘汉年出面缓和：既然包先生要带，那就带吧。 事后，老统战潘汉年向工作人员解释：统战工作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区别对待，我们不能为这点儿小事同朋友伤感情…… 陈毅在上海同民主人士经常来往，常向下面干部交待：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要礼贤下士。 这次陈毅从上海赶到北平开会，毛泽东见面就说：“对不起啊，我没去接你！” 陈毅诧异：我陈毅来北平开会还要毛泽东接？ 当陈毅得知毛泽东曾专程去火车站迎接宋庆龄、程潜之后，就理解了毛泽东的用意。 毛泽东与高级干部聊天常常旁征博引：清朝之所以能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就因为满族统治者一开始就订了一条统一战线政策，用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以少数团结了多数。《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大体上是不懂统一战线的，此人并不高明，对同盟军搞关门主义。 谈到统战，毛泽东风趣地说：做统战工作是党内少数派，要宣传呼吁。孟子说“大而化之谓圣”，我们今天的“大”就是统一战线，而“化之”就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都化到社会主义去。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我们不怕“美援”，只怕“左援”！ 陈毅深知：在统战工作中，党内的“左”倾情绪危害最大！ 陈毅听说，傅作义来得晚，北京饭店的宽敞房子已经分配完了。陈毅认为，自己的住处不算什么，傅作义住得委屈可就是政策问题。于是，陈毅把自己的住房让给傅作义。 后来，陈毅还两次召集二野、三野的代表开会，讲解党的统战政策，批驳“早革命不如晚革命”之说。陈毅说：杀敌三千，自损八百，程潜、傅作义和平起义为人民避免牺牲，立了大功！ 傅作义并不熟悉陈毅。不过，傅作义在共产党内也有了些朋友。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与共产党方面就解决绥远问题展开谈判。共产党方面的主要谈判代表先是林彪、贺龙，后来又换成聂荣臻、薄一波。中共华北局负责人聂荣臻、薄一波可以说是傅作义的老对手，但两位老对手现在相当和气。他们为绥远工作确定的总方针是“打通思想，换帽子”，就是打通傅作义与绥远当局的思想，也打通共产党干部的思想，而后，以不流血的方式，让对方换成解放军的帽子。薄一波特别要求华北局的干部：不能把绥远看成“敌占区”，抓一把，破坏一下，而应当把那个地方当成我们自己的。在发表傅作义“九一九起义”通电时，有人把其中关于绥远官兵抗战功绩的一段删去，薄一波发现后立即作了检讨。 经过解决绥远问题的相互了解，老对手成了朋友。傅作义在给薄一波、聂荣臻的信中写道：“毛主席对弟极其信任，两兄对弟亦充分了解。”起义后，傅作义对自己去处、地位的疑虑，曾向薄一波通气。薄一波及时向毛泽东反映之后，对傅作义的部下说：傅先生是全国闻名的人，似应在政治协商会议后排列，不应太快。 这样，傅作义就以高兴的心情参加政协会议了。 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要薄一波在中共党组会上介绍了同民主人士交往的经验。 9月23比政协会议进入第三天，毛泽东、朱德特意设宴，作陪的是民革李济深、民促蔡廷偕等，客人，则为政协代表中的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黄绍竑等二十六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中共高级将领周恩来、陈毅、刘伯承。聂荣臻等握手言欢。 3．喜庆的会议期间，北平有些满族人哭了 顶替新疆遇难代表的赛福鼎，匆匆赶到北平出席政协会议。当晚，赛福鼎与其他代表正在怀仁堂看京戏，突然有个大个子挡住了视线。原来是毛泽东走到座位来问候这个少数民族代表。 年轻的赛福鼎，在会上得到多位中共领导人的关照。 朱德到赛福鼎的住处探望，还摊开中国地图，与赛福鼎讨论新疆的自然地理与战略地位，介绍解放军进疆的任务。 周恩来多次与赛福鼎交谈，周恩来说，新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汉族主义。 刘少奇与赛福鼎谈到，要大量培养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地方干部。 这就触发赛福鼎的长期心愿。以前，许多少数民族干部想加入中共，但在新疆找不到党组织。这次赛福鼎抓住机会，就在政协会上向毛泽东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政协会上特别照顾少数民族的习惯。周恩来特地布置北京饭店为穆斯林代表开素席。西藏代表天宝来到北平，周恩来发现他的牙坏了，特地批了金子给他镶牙。 喜庆的会议期间，毛泽东听说，北平有些满族人哭了！ 民国推翻满清统治，不少满族人隐瞒民族身份，直到新政协召开，满族人才有些盼头。可是，他们却没有在政协少数民族代表名单中找到满族代表！他们不知道以其他类别出席的齐燕铭是满族人，他们不敢提意见，他们只是悄悄地哭…… 尽管曾经表扬政协代表名单堪称“天书”，毛泽东还是认为这是一个失误。毛泽东在政协会上多次提起这个教训。 政协会议专门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 苏联实行的是联邦制度，民族国家有脱离联邦的自由；而国民党则把少数民族看作是汉族的“宗支”，不给少数民族地方自治的权力。政协代表们讨论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少数民族人口不到全国的10％，除了几个民族居住比较集中以外，一般与汉族杂居。因此，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为好。 共同纲领草案中原有“思想上扫除大汉族主义”的提法。宁夏回族代表杨静仁认为：就全国来讲，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固然是占统治地位的，但在个别地区，如在西北各地，同样也存在着少数民族之间的压迫，如回马（西北军阀马步芳、马鸿逵）之于青海的撒拉人、藏人。杨静仁建议修改为：“废除民族间、首先是汉族对其他民族的一切压迫。” 9月24日政协全体大会上，赛福鼎代表少数民族向毛泽东致敬。毛泽东头戴维吾尔族小帽，接过宁夏回族代表赠送的锦旗，全场热烈鼓掌。 9月25日，新疆通电起义。祖国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为政协送上一份厚礼！两位蒙古姑娘在大会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花…… 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宗教界代表认为，只是保证“信仰自由”还不够，应该写明保证“宗教信仰自由”，这个意见被大会采纳。宗教代表感到，作为无神论者的共产党，对宗教也是尊重的。 周恩来还与政协代表中的基督教领袖吴耀宗、邓裕志商议，鼓励他们脱离帝国主义的影响和经济关系，实行自治、自传、自养。后来，吴耀宗等基督教领袖征得广大教徒同意，公开发表《中国基督教今后努力的途径》。 政协会上还集中讨论了华侨问题。 作为一个主要联系华侨的政党，致公党特意提出关于侨务的议案。 周恩来认为，华侨问题最重要的是华侨大团结。周恩来还就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华侨技术人才回国效力、照顾国内侨眷。保护华侨利益谈了看法…… 9月26日晚，毛泽东突然想起明天大会发言就要结束了，尽管已是凌晨三时，还是提笔给周恩来写信：“尚未讲话而应讲话或想讲话的人们，如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章伯钧、张元济、周善培、李书城、柳亚子、张学思、杨拯民、罗隆基、李锡九、李烛尘……等人（名单应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须逐一通知他们写好讲稿，否则明天来不及讲了，请注意及时组织此事。” 毛泽东草拟的这个名单中，林遵、邓兆祥、刘善本等是国民党海空军起义军官，张元济、柳亚子是著名文人，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弟弟，杨拯民是杨虎城的儿子，章伯钧、罗隆基一向主张独立见解…… 入不讲话不行，民主政治的规则包括发言权。毛泽东一向主张在党内畅所欲言，现在是政协会议，共产党应特别给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讲话的机会。 4．新中国的旗号 引起全体代表极大兴趣的是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国号的讨论。其中，争论最大的是“国旗”与“国号”。 “旗”与“号”，新中国的旗号，必须鲜明响亮。所以，争论多也是自然的。 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由第六小组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方案，组长是民进负责人、教育家马叙伦，副组长是叶剑英、沈雁冰。 第六小组报请筹委会批准，面向全国人民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并聘请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 公开征集激起广大群众的热情，截止8月20日，一个多月间，共收到： 国旗：一干九百二十件，图案二千九百九十二幅； 国徽：一百一十二件，图案九百幅； 国歌：六百三十二件，歌词、歌谱六百九十四首； 意见书：（未附图案或歌词）二十四封。 投稿者上至总司令，下到中学生，全国各省区包括未解放地区都有来槁，还有不少港澳与海外华侨来稿。 评选委员会以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审阅来稿，有些问题很快达成一致。 关于国都。 大家一致意见建都北平，将北平改名北京。这个问题没有引起争论。 关于纪年。 起初有新中国纪年、中华民国纪年、黄帝纪年三种方案，通过查询资料发现，世界各国很少采用本国纪年，绝大多数采用公元纪年。经过讨论，一致同意采用国际通用的公元纪年。 关于国徽。 投稿者都把国徽误认为国标，在国徽设计中把国旗设计为标记，请专家另行设计的几个方案也有不同意见，最后决定暂不确定。 关于国歌。 应征歌词相当多，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平等著名人士都有作品。评选小组印发一些歌词、曲谱，还进行了试演奏，但是听来都不满意。专家承认，在短时；司中创作出理想的作品很难，倾向从现有歌曲中选用。 周恩来提议采用《义勇军进行曲》。大家认为，这首歌鼓舞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代表人民呼声，雄壮有力，广为传唱，同意采用。但是，也有人提出原有歌词是否适用。于是，小组委托郭沫若修改歌词上报。 关于国旗。 这是来稿最多，小组讨论也最热烈的项目。应征稿件大致分为四类： 1、镰刀锤头交叉并加五角星。有模仿苏联国旗的感觉。 2、麦穗齿轮并加五角星。图案复杂，难以做到简洁美观。 3、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面，左上或中央置放镰刀锤头或麦穗齿轮或五角星。好像一半仿美，一半仿苏。 4、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蓝、黄各色，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 评选委员会与专家反复商议，倾向于第四类，从中选出几十幅，印发给更大范围讨论。 华侨老人陈嘉庚对国旗格外关注。 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时，确定五色国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到了蒋介石政府，却用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换作国旗，陈嘉庚对此十分不满。1940年，陈嘉庚去重庆，还带上自己请专家设计的国旗方案，但国民党官员毫不理睬。这次可有了机会，他向评委会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还提交自己的设计方案。 经过反复讨论，初选三十八幅方案，印制出来供进一步研究决定。其中还有朱德的设计方案。 兹事体大。9月17日，新政协筹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委任五十五名委员，马叙伦为召集人。 9月23日，各组分别讨论。起初，大家倾向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方案，这是一个名叫陈联松的普通职员设计的。设计方案的解释是：大星代表共产党，小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可是，大家认为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于是，注意力转向复字一、四、三号方案。这几个方案都是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加一条横杠代表黄河或加两条横杠代表黄河、长江。其中有幅原抗日军政大学的旗帜预选领先。可是这些方案也有人反对：一条横杠，是否意味分裂中国？张治中还就此专门找毛泽东反映。 争论越来越激烈，一时难以统一意见。周恩来专门向审查委员会秘书彭光涵了解讨论情况，还布置将五角星方案制作成一面大旗。 9月26日大会将休会一天，头天晚上八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会议，协商国旗、国歌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十八人，每个人对国旗、国歌都十分关注而且又具专业知识。 毛泽东说：“关于国歌，大家都赞成《义勇军进行曲》，那就定下来吧。” 马叙伦介绍：“个别人还是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说：“法国用马赛曲作国歌，‘把敌人的血浇灌我们的田’是旧歌词，也没有改。我们要嘛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感情。” 但是，大家为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毛泽东发言了：“虽然，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全国快解放了，但是，中国还受帝国主义包围，还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的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留原有歌词为好。” 居安思危？ 毛泽东的解释征服全场，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关于国旗。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总要求在国旗上体现中国特征，其实，许多国家的国旗都没有国家特征，苏联、美国的国旗都没有什么国家特征。国家特征也可以放在国徽中表现。” 毛泽东拿出五星红旗方案说：“许多人都说这个方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取得的。这个设计符合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至于有人考虑四个阶级的提法今后是否适用的问题，那么，四颗小星也可以表示全国人民大团结，也能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 大家又热烈鼓掌。陈嘉庚第一个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意见，梁思成也进一步解释设计思想，其他人发言也都赞同。于是，全场又热烈鼓掌表示通过。 关于国徽，大家的发言都对现有方案不满。毛泽东当即建议：“国旗定了，国徽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继续设计，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关于国都，建都北平，改名北京，大家一致赞同。 关于纪年，大家都同意公元纪年。但有人说，民间会有其它纪年。毛泽东说：“老百姓乐意采用其它纪年，包括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我们也不能用法律处罚。但是，政府还是要有个决定。” 黄炎培接着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意见。黄炎培还解释：“有些人说，公元纪年以耶稣诞生开始，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基督教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经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 这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就是耶稣也不坏！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助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经过讨论，大家也同意采用公元纪年。 会议在各项问题上都取得一致，最后，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指挥，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国号，也是政协会上热烈争论的问题。 关于新中国的名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初，又几次在党内文件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从8月1日复香港民主人士电至筹备会召开，毛泽东在新政协有关文件中又改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筹备会上，大家认为：“人民”与“民主”同义，“民主”又与“共和”重复。黄炎培、张志让主张“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大家同意后者。 但是，民革陈劭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应加括号简称中华民国。这就引起争议。 国号之争，连毛泽东也难以定论。 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主持讨论达成一致意见。26日，利用大会休会时间，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进行最后讨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六国饭店举行另外一个特殊的会议…… 9月25日深夜，一些政协代表收到周恩来、林伯渠署名的请柬：“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受邀人诧异着来了，互相观看，几乎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什么事情会专找这些人商议？ 周恩来叫人关上餐厅大门，说道：“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各位看见《共同纲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对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政协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四个字也许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第一个发言：“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一年后再去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是用许多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也不再坚持己见。” 下一个发言的周致祥是前清进士，他在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从来不写中华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周致样明确地说：“我反对仍要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对群众毫无好感的名称！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跟着发言：“我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我的理由是，那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 司徒美堂说一段，司徒丙鹤翻译一段，司徒美堂目光炯炯，逼视全场：“我们试问，毛泽东先生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是个庄严的东西，一改就改好，为什么要三年后再改呢？” 老人中气十足，声音响亮：“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你看看，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反对简称中华民国，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十老人言罢，听者无不动容！ 马寅初立即表示赞同，还说：“加个简称，简直是不伦不类，不像话！” 张澜、陈叔通都表示同意。 车向忱还说：“关于人民群众一时不能接受，这只是宣传教育问题。慢慢教育，可以使人民认识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我看不见得！” 沈钧儒是个法律学家，从法律的观点阐述：“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立国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文件的其它简称。” 陈嘉庚发言说厦门话，由庄明理翻译，陈嘉庚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人们初时不习惯，久了就会成自然。” 先后发言十八人，十六人主张不用这个“中华民国”简称。 国有事，问三老。周恩来最后总结：“我要把大家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政协大会最后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简称。 国旗确定，国号确定，新中国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面前，亮出自己的旗号！ 后来，有的史学家说，出于中国统一的考虑，毛泽东对于完全不用“中华民国”，曾经有些后悔…… 5．人民政协长期存在 诸多难题顺利解决，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令人佩服。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感叹：共产党在中国，真是古今无二！ 那么，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了，共产党还要不要民主党派？ 1949年春天，毛泽东到北平不久，就专程去北京师范大学拜访代校长汤操真、文学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这些人都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黎锦熙是九三学社成员，又邀来许德珩等人。故知相遇，交谈甚欢，不觉到了晚饭时分，黎锦熙当然要招待毛泽东。当年，毛泽东还是个穷学生时，没少打扰这个老师。毛泽东则乐于有机会回报，坚持由自己请客。 席间，许德珩说：新政协即将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九三学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 毛泽东却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后来，九三学社成为新政协党派单位之一。 执政党鼓励其他党派继续存在，其他党派不作为反对党而是积极参政。这种政治设计，在国际政治中，实属独创！ 新政协筹备期间，有些党派打算自行解散。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在国民党内部反蒋的秘密政治组织，人称“小民革”。“小民革”比大民革成立还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周恩来赞其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后来，“小民革”成员大都参加民革等其他民主党派，主要领导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他们自以为，作为党派组织，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9月17日，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阎宝航、金仲华、吴觉农、袁翰青七人，代表该盟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结束声明。 新中国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 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一般地说，能够被各党派接受，但是，社会主义，就不是人人都能跟得上。许多民主人士以为，建国之后中共肯定搞社会主义，而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的苏联就只有共产党一个党，所以，民主党派的寿命不会长。 政协会上，《共同纲领》中的“新民主主义”问题引起代表的关注。 《共同纲领》就是“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的“主义”，就是新中国的政策总纲啊！ 一些民革代表提出：还是应该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其他党派代表就说：三民主义被国民党蒋介石搞臭了！ 那就提“革命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民革代表还是留恋自己的主义。 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都不妥！民盟有人主张：就提“民主主义”！ 别人看出：去掉“新”，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副组长许德珩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将来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总纲中应规定这个前途。 众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响应，都要求在《共同纲领》中写上“社会主义”。 现在，反倒要由信奉社会主义的中共来解释：《共同纲领》为什么不写上社会主义？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周恩来阐述：中国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 共产党在《共同纲领》上都不写社会主义，岂能不要民主党派？ 参加政治协商的各民主党派，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前途走向何方，也越来越感到共产党尊重民主党派的诚意。 大家共同奋斗，利益一致，前途一致，本属好事。可是，有些人却因此觉得无事可作。 致公党一向崇尚功成身退。 民进成立时就规定：国民大会召开即解散。 现在，政协大会胜利召开，一些党派酝酿解散。 周恩来立即警觉，与统战部及时劝阻，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等党派才放弃了结束意图。 周恩来反复强调：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非但不能“无疾而终”，而且还不应消极。 后来，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政协会后自行宣布结束。毛泽东访苏回来听说这个决定，大不赞成。 一些党派一些人士主张结束组织，另一些人却另有想法。 有人排斥进步分子，主张把民盟搞成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继续当反对派。有人要求民革登报号召国民党员“归队”，发展成员不问政治面貌。 南京有九个民革市级组织，其中一个由过去为军统工作的土豪领导。农工民主党在南京也有两个市级组织并行，成员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提出：凡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各民主党派，过去既有合作奋斗的历史，今后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更有合作奋斗的必要，在政治上各民主党派皆不存在存废问题。但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上应有适当的分工，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可作适当的调整，各民主党派内部更需要作必要的整顿与提高，以期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 共产党还特意为民主党派解决党员失业、党务经费等问题。要求各地政府把解放前入党并经过整理登记的民主党派失业党员，全部包下来。 各民主党派也承诺，不在军队、公安中发展党员、从事活动，并派出得力干部到各地整顿地方组织。 毛泽东总是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即使在人民的天下，有些人还是要搞反对派的。与其让他们秘密活动，不如让他们公开。 毛泽东常说几句口头语：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党，有点儿反对意见好！ 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代表中共一再强调：人民民主国家需要统一战线，即使将来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也仍然有与党外人士的统一战线。 周恩来说明：在全国普选之后，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结束了，但中国仍然要有各党派统一合作的机关，这组织就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只是，首届政协与后届有些不同：第一届政协有三层结构——政协代表、政协代表选举出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从第二届政协开始，政协就不再有“代表”这个层次，由全国委员会委员出席全国政协大会，选举常务委员。 1949年的中国政治形成一个长期政策： 统一战线长期存在。 各民主党派长期存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期存在。 6．有争议的副主席人选 政协会议按程序进行，讨论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议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而后，进入人事议程。 政协会议要选举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一百八十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六十五人。 工农兵基层代表也许不明白这些职位的意义，许多民主人士却是政坛里手。政协委员，相当于上议院议员。政府委员，相当于内阁成员。议员、阁员，都是国家级政治地位，堪称位高权重、高官厚禄。而且，还要从这些人中产生政府主席、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副总理，还要配备各部正副部长，那更是实权职位！ 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翠明庄、远东旅店，到处气象蒸腾…… “路边社新闻”走出客厅，流入走廊，弥漫大堂，到处风传“某某要当副总理”、“某某出掌某某部”…… 琉璃厂的文物、长安戏院的京戏、东来顺的涮羊肉都生意兴隆，社交活动空前活跃。 梁山泊英雄都要排排座次，我们支持共产党多年，总得安排一下吧？ 这一排座次，就相当麻烦。 安排起义将领，有人说这是卢俊义夺权…… 安排海外华侨，也有人比较：美洲华侨抗战捐款最多，南洋华侨响应“五一口号”最早…… 罗隆基叼着烟卷晃荡。人们议论：当今中国，能和美国、苏联都说得上话的，首推Doctog罗！论口才笔才，论中文英文，外交部长舍罗其谁？ 黄炎培则深居简出。旧政协时期就声明不做官，现在七十二岁了，更不能凑热闹。 这位听说自己被安排当副部长，声称要跳楼！民革、民盟影响大，出个副主席未尝不可，我们党也总得出个正部长吧？ 部长职位未必就令人满意，有人还想当副总理呢！ 人们忧虑：人民政协怎么流散“官场之风”？ 周恩来左右为难。 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共产党三个，民主人士三个。共产党内部也有意见：“我们打天下，民主人士坐天下！” 民主人士三个副主席，宋庆龄众望所归，另二位就有争议。 有的共产党员说：李济深原本是个军阀，杀掉的共产党人少说也有十万！李济深投身民主运动也不算早，凭什么当副主席？ 周恩来最了解李济深。 周恩来向共产党代表解释，不要总是计较民主人士的错误。李济深先生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曾主动和中央苏区联络，当时如果不是中央领导的“左”倾，就能形成江西与福建的扩大割据，也许就不用长征…… 周恩来认为，革命不革命，也是变化的。过去不革命的人现在革命了，是进步；过去革命的人现在不准别人革命，就是落后…… 对张澜也有意见。 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记得，当年国民党“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张澜是四川省“剿抚委员会”委员长！ 人民共和国选个戴瓜皮帽的副主席？ 朱德了解张澜。张澜曾是朱德、罗瑞卿的老师。 别以为只有自己才是老革命。张澜老先生在辛亥革命时就是四川保路运动的代表，五四运动期间他办报赞扬社会主义，他的儿子1926年就加入共产党！张澜在四川担任那个委员长，实际在暗中掩护革命。而四方面军在当时的一些过火政策，也确实给党的工作带来被动。 对于张澜，毛泽东有言评价：老成谋国！ 环顾政协领导人，民主人士有个发现：怎么都是南方人？ 于是，北方人高岗被选作副主席。 中央政府中的中共人选，毛泽东是当然主席；三位副主席中，朱德总司令众望所归，刘少奇于七大后在党内地位上升，惟有对于高岗的重用，党内干部也有不少意见。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能忘记北方的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是红军长征的落脚地，陕甘宁边区是解放全国的出发地。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人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了，高岗就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代表。 周恩来在党内分工负责统战工作，因此，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安排多由周恩来提出意见。 尽管周恩来十分熟悉各界民主人士的情况，但要做到在有限的职位中，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头面人物、知名人士，统统妥善安置，并非易事。而且，配备政府人选还要考虑专业领导能力。人事安排也需要高超的艺术…… 对民主人士要十分尊重。周恩来身体力行，在繁忙的会议中多次登门拜访。 宋庆龄到北平后，保持超然态度，不大参加会议讨论。周恩来就到宋庆龄公馆汇报政协安排，还向宋庆龄谈了对她的安排。 对于民盟主席张澜，周恩来也登门征求意见。不过，与李济深的交往，似乎不是在家中进行的…… 民革、民盟两大党派都有副主席，周恩来又提名由在工商界很有影响的民建领导黄炎培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可是，黄任老有出世思想，偏偏不愿做官。 这天晚上，周恩来带着成元功到安儿胡同黄宅拜访。 不好应酬的黄炎培，门外贴着纸条：“来者事先打电话来，否则有失远迎。”门里狭窄的走廊堆满煤球，贵客还得注意行走。 周恩来还是来了。周恩来在黑暗中通过煤球走廊，在黄炎培家中恳谈两个多小时。 黄炎培不愿做官，周恩来劝道：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黄炎培又要征求朋友意见…… 周恩来二顾茅庐，终于请得黄任老出山。 傅作义是解放北平的功臣，周恩来也很重视对他的安排。 政协会议期间，薄一波与傅作义谈到今后工作打算。傅作义说，如果政策允许，愿意在黄河后套修水利搞合作农场。薄一波立即报告中央。周恩来提名傅作义任水利部长，还安排共产党员、李大钊之子李葆华任副部长协助工作。 周恩来提名的农业部长连民主人士都不熟悉。周恩来解释：这位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是辛亥革命武汉革命军黄兴司令的参谋长，而且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一大”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 林业学家梁希是著名的耿介之士，从来不受高官厚禄。周恩来特意请他担任林业部长。共产党要的就是清官！ 对于共产党员的安排，周恩来反而十分严格。 邓颖超在国共合作时期就是参政员，有的民主人士说，怎么论邓颖超都够资格当部长。周恩来却说：我的夫人能当部长，部长的夫人就能当局长。周恩来坚持不让邓颖超参加政务院。 人民政协一切按民主程序办事，实现人事安排，最后还要由选举决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都反对旧时代的贿选恶习，因此，落实选票，中共只能着力打通政协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的思想。 政协大会召开时，中共就成立了周恩来任书记、林伯渠任副书记的政协党组，还由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动员报告。 9月30日，政协大会选举之前，周恩来、林伯渠发出“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协党组关于选举问题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代表负责保证选举获得成功，特别要保证投党外人士的票。毛泽东特意提醒党内：我们要有精神准备，即使有几十票不选我们，也一点儿不要难过，不要表示不满，而要看作是全体代表中真实情况的反映。 民主人士互相之间也在努力说服。 洪门老人司徒美堂一直奉行孙中山确立的思想：革命成功，功成身退！后辈争位，老人举起拐杖就打！ 下午，政协大会选举揭晓：党外人士都顺利当选，而且票数相当多！ 人事安排，终于皆大欢喜。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民主人士占50％。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五十六名，民主人士二十六名，占46.5％。 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民主人士占50％。 政务委员十五名，其中民主人士九名，占60％。 政务院所辖机构负责人九十三名，其中民主人士四十二名，占45％。 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中，民主人士也能掌实权！ 这种安排，这个比例，超过许多民主人士的预期。 人民政府任人唯贤，给政协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大家说：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啊！ 7．开国大典前夜 从9月21日开幕至30日闭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完成诸多建国大事。 政协大会开幕那天，新华社电讯的题目是：“中国人民所渴望的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今日下午七时半在北平开幕。”按照这个说法，政协大会开幕即开国盛典。 后来，政协大会决定：于大会闭幕的第二天，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后来中央人民政府又决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所以，史家认定：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仪式，为开国大典。 9月30日，政协大会完成选举议程；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而后，大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主席宣布大会闭幕，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 下午六时，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词。 全体代表默哀。 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 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 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 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 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毛泽东与各单位首席代表一起执锹铲土。 北京，新中国的首都，这晚格外忙碌。 明天，1949年10月1日，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三十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 周恩来详细检查庆典筹备工作，特别关注安全问题、阅兵问题。空军汇报：明天，我们年轻的空军，将由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通过天安门广场。飞行员们表态：如果敌机敢来轰炸，撞也要把它撞下去！ 还是要把敌机打下去。周恩来特地批准：明天空军带弹参加检阅！ 毛泽东请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来颐年堂，与周恩来、李立三一起，集体讨论修改毛泽东自己草拟的主席就职公告。 毛泽东还特意关照：礼炮数目，由一百门改为五十四门，发射二十八响！ 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没有大印可不行。中南海紫光阁，陈叔通恭恭敬敬向周恩来呈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印鉴。 陈叔通受周恩来委托制作国印，专程到上海，找到杭州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王福庵又把重任交给自己的得意门徒顿力夫。陈叔通交印时，特意向周恩来解释，这顿力夫本是苦力车夫，好学上进，终于成为治印名家。周恩来捧着镌刻精湛的国印，意味深长地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是由千百万苦力拓凿而成吗？” 政府有印，主席焉能无印？ 著名画家齐白石也是治印名家，听说自己的湖南湘潭老乡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十分高兴。齐白石从自己珍藏的印石中选了两方拳头大的鸡血石，为毛泽东刻制了两方“毛泽东”印章。 为政府治印的是车夫出身，为主席治印的是木匠出身。新中国，劳动人民注定要做主人！ 广州，“国民政府”临时都城，今晚气氛沉重。 “立法院”今日在广州复会。 蒋介石部署全盘战局及广州防御。 空军请示：轰炸北平的空军编队准备就绪，何时出发？由于南朝鲜当局不准使用机场，轰炸机受油量限制，从台湾至北平只能往返，不能周旋。 蒋介石思考再三，没有下令空军出动。 这是出于军事原因还是出于政治考虑？ 后人感叹：这倒是蒋介石决策中正确的一次。以后数十年，强大得多的中共空军，也没有轰炸台北……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南海北岸的菊香书屋是个安静的地方。戎马半生，毛泽东终于有个定居之地了。 可是今晚，毛泽东还是失眠。 毛泽东索性起身，毛泽东索性彻夜不眠！ 明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向着三十万群众，向着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向着全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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