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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这天早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邹鲁刚刚起床，还没吃早餐，谢持、邓深如、林直勉等几位老朋友便找上门来。显见得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你看了今天的报纸没有？”谢持问。 “没有。怎么了？”邹鲁莫名其妙。 谢持把一份报纸塞到他手里。邹鲁展开看了一会儿，忍不住叫道：“怪哉，怪也！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报纸上说，国民政府组成人员是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定的。“中执会什么时候有这么个决议？”他不知所指地问。 林直勉摇头叹道：“我觉得里头有鬼。肯定是兆铭、仲恺他们玩的花招，瞒天过海啊！” 邓泽如说：“今年3月冯自由他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被强令解散，说是非组织活动，还把冯自由开除出党。可是，廖仲恺、汪兆铭他们这又是什么行为？” “不行，我得找他们论理去！”邹鲁抓起报纸，匆匆出门，直奔中央党部。 正巧汪精卫、鲍罗廷都在场。邹鲁感情冲动地大声质问：“今天《民国日报》公布国民政府组成是根据中执委决议。我是中执委常委之一，每天下午都在委员会办公厅，直到6点才离开。我怎么没有见过这样的决议案？” 在邹鲁大喊大叫的时候，汪精卫始终以微笑的面孔向着他，然后平静地说：“哦，是政治委员会议定的。总理在世时曾经规定，重大政治问题可以由政治委员会决定，紧急事件可以先发表。” “不错，政治委员会是有这样的权力，但政治委员会应对中执委负责，并向中执委报告。再说，这又不是什么紧急事件，为什么匆匆忙忙发表？这不等于抹煞中央党部吗？” “既然如此，”汪精卫说，“今天就请大家追认通过。” “今天？今天我没空！”邹鲁把报纸往茶几上一摔，掉头大步离去。 汪精卫摇头叹息：“唉，革命要前进一步，真是艰难啊！” 鲍罗廷望着汪精卫：“广东的右派太猖獗了。不光谢持、邹鲁几个文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许祟智也在反对三大政策。他以功臣自居，截留税收，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嫖娼蓄妓，越来越堕落。而魏邦平、林直勉、梁鸿楷、朱卓文、胡毅生这些军官、政客，却积极奔走于他的门下。这些人，已经成了革命绊脚石。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给以压制。” “上次见到介石，和他谈起，他也颇有同感。只是不知从何人手？”汪精卫皱着眉头。 鲍罗廷双手抱在胸前，用一种坚决的声调说：“军队，从军队入手！” 汪精卫点点头。 “不过要寻找机会。目前还要忍耐。”鲍罗廷微笑着说。 再说这时的蒋介石虽然只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地位并不太高，但正在努力表现自己，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 7月初，他利用战争间隙，写了一篇重要的军事著作，题为《军政意见书》。 他提出，如今是非常时期，应将广东每年4000万元收入的二分之一作为军费开支。 在编制上，他主张广东应组建5.5万人的军队，分为四个军区：第一军区为粤军，编为3个军，约3万人；第二军区为湘军，编为3个师，约1.2万人；第三军区为滇军，约1万人；第四军区为党军，约3000人。他预计到1928年，可扩充军队为8至10万人。 对军队单位的编制，他提出编为甲、乙、丙种师三类。甲种师是3团为1师，无旅级编制。以后北伐军多采用甲种师编制。 关于军备设施，他提出筹建船舰厂、兵工厂、军服厂、飞机场、航空学校。 在军事教育方面，他提出建立军官预备学校，改黄埔军校为高等军事学校，另设海军学校、军需军医学校，改良测绘学校。 在军训方面，他提出建立训练总监、各军军事教育委员会、检点委员会和各军、师、旅、团的政治部。 后勤供应方面，他提出设置军需委员会、军需监督委员会、军费审计处。 他主张改良士兵生活、兵购每月至少为10元，不能过低。 他建议在广东训练农团学生军10万人。 他正式提出了北伐的目标。 这篇军事著作是蒋介石建设军队的基本蓝图，为他日后的成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与此同时，蒋介石尽量在军队和军校学生中树立自己的革命形象。他赞颂苏联，显得比左派还左。 他说广‘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三民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 他一改一年多以前在《游俄报告书》中对苏联的怀疑和责难态度，慷慨激昂地说：“俄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呢？因为他们重在纪律，组织严密，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有自我牺牲精神，把苦留给自己，把乐让给人民，因而取得了人民的感佩。他们为什么甘愿栖牲个人的自由呢？因为他们明白主义，决心牺牲个人的自曲来救全人类的自由，所以他们成功就那么快，就能以一万五千人治平他一万万五千万人。我们党要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 他说：“有人说我们党里有许多俄国人在里面办事。这是共产的表示。我说这是谣言！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做更自由平等，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至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来……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那样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夫的，和人民大众很相亲相爱的——人民同他们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打不胜的仗呀！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照仿这样方法训练我们的党军。” 蒋介石一再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说了共产党许多好话。他说：“现在我们学校里，常常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裁以为这种现象，适足以使我们总理在地下痛苦。共产党员固然不应反对国民党，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这样就是信奉三民主义，能做总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民主义的好。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能下这么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计吗？总理容纳共产党加人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我一个人的意思，我们国民党，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如果国民党员有这种见解，那是无异于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气。” 沙基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接到电话立即变色出涕，边哭边说：“帝国主义者，不以华人为生命，屠之如豕犬。国耻至此，我何以生为？”他在集会上说：“此案在惨烈中，有一种光明在。烈士们死得其所。我们要以烈士为榜样，为爱国面奋斗，而献身。现在已到了和帝国主义者决战的最后五分钟。如果我们真是三民主义的信徒，真能继续我们总理和先烈的精神，真能奋斗到底，帝国主义者，是会死在我们手里！” 蒋介石又是忙于治校治军，又是到处讲演，又是撰写文章，很快就病因了，鼻孔流血不止，头晕目欧，不得不住进医院。刚一出院，就又向军委会上意见书六项、提出扩大根据地、反对帝国主义、北伐和统一军队名称问题。 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国民政府于8月下旬正式建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由蒋介石兼任，副军长何应钦，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来；第二军军长潭延岂，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罗汉；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政治部主任林伯渠。 六个军中，有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罗汉四个共产党员任政治部主任。师、团一级的党代表，也有不少共产党员，蒋介石的第一军中，三个师的党代表。共产党员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共产党员占七个。 蒋介石既为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戌区司令、长洲要塞司令，又为整个军事建设详加筹划，其才干功劳均已开始放出光彩，自然被政府倚为长城。然而他仍不满足，因为他任的全是军职，党、政方面没有任何职务，而他早就确定了以掌握军事实力来实现政治抱负的志向。这时，蒋介石看到，阻碍他上升的最大绊脚石不是别人，乃是他的顶头上司、有恩于他的国民政府军事部长许崇智。当年陈其美被刺死后，蒋介石投靠张静江，通过张的引见，蒋与许结拜为盟兄弟，受到许的重用。蒋介石虽然长期充当许崇智的助手，但他却一直看不起许，认为许在军事上无能，政治上庸碌，生活上腐化堕落，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屈居其下，其实早与其貌合神离。当蒋介石开始往左派一边站去时，许则正向右派靠拢。蒋介石关于整顿军队的建议被军委会采纳后，蒋、许的矛盾更加尖锐。显然，不把许崇智拱下去，蒋介石是难以掌握全部军权，实现其宏大理想的。他每时每刻在寻找搬掉绊脚石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不久就会来到。暂且按下不提。 再说天气最炎热的时候，邓颖超来到了火炉般的广州。她奉命调到这里，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邓颖超是天津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5年初转为共产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她从高君宇年初捎来的信中，知道周恩来工作很忙，后又得知周恩来参与打商团、打陈炯明、打杨希闵和刘震寰，很为周恩来担心。这次接到调令，她一想到就要见到五年未见的周恩来，心中激动不已，立即给周恩来发了电报，坐船南下。 客船鸣着汽笛进港了，码头上一片喧嚷。周恩来踮起脚跟，朝客轮上观望着。哦，看见了。邓颖超正在甲板上挥着白手巾。四目相对，周恩来一阵激动，朝前挤去，和走下船来的邓颖超紧紧握手。这是自1920年分别届的第一次见面，二人相互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不觉脸上腾起红云。 周恩来叫来人力车，把邓颖超送到广东区委去报到。区委领导人陈延年已给她准备好了住处。 第二天，周恩来把邓颖超接到自己的住处，亲手做了几个菜，为邓颖超接风洗尘。吃过饭，二人说起五年来各自的经历。周恩来说：“我在欧洲时咱们通信倒是不少，想不到回国后，好长一段音信不通，我一封一封地去信就是没有回音，快要把人急死了。” “还不都怪马校长吗？可真是个大马虎！他把你的来信都放在抽屉里，我见不到你的来信。往哪里回信哟？我还一直在埋怨你不来信呢！后来我去找校长，他一下子交给我一摞信。”邓颖超笑着说。 “多亏了君宇。他要不替我把信捎给你，咱们还联系不上呢！千里姻缘一线穿，君宇倒做了咱们的牵线人。” “唉，只可惜君宇英年早逝。” “是啊，君宇和评梅是多么好的一对，可惜此生未成眷属。” 二人说着，不胜唏嘘。 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婚礼极为简单，也没有声张，但仍有很多人闻讯前来祝贺。区委书记陈延年来了，宣传部长张大雷、农委书记彭湃、青委书记杨善集也来了，还有黄埔军校的一些官长，国共两党的都有、也来向周主任讨喜酒喝。 他们没有度蜜月，没有时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经常一早就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到黄埔军校，晚上才赶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或向干部讲课、作报告，因为他还兼着广东区委军委书记。而邓颖超也正在投身于妇女运动。二人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都很少。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暴动到坚持白区斗争，从长征到西安事变，从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别后悠悠。 连毛泽东都老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 然而他们夫妻始终互敬互爱，一往情深，久而弥坚，足以为人楷模。这是后话，不表。 世上的事情，往往是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蒋介石的迅速崛起，正得益于一个偶然性事件。这个偶然事件，就是廖仲恺被暗杀。 因为廖仲恺不屈不挠地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推行各种革命措施，被共产党誉为“无产阶级的好朋友”，苏联顾问则赞扬“像廖仲恺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同时，他也受到国民党右派、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嫉恨，视之为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早在1925年5月间，一些人就在广东大造舆论，说革命政府“赤化”、“共产”了，廖仲恺“明是国民党，暗是共产党”。英国人立即在香港呼应，策划“驱逐广东的布尔什维克”。7月初，邹鲁、伍朝枢、邓泽如、吴铁城、胡毅生、林直勉等在胡汉民家里连续聚会，集中攻击廖仲恺“过激”，“挑拨各方恶感”、“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胡汉民原以为自己这个“代帅是孙中山的天然继承人”，没想到被汪精卫夺去国府主席的位置，而汪之上台，有赖于廖仲恺之支持，所以对廖颇为不满。他与廖个人关系—向很好，但这时对右派的反廖倒廖言论，始终听之任之，不加反驳和制止。 8月初，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传言，什么某人对某人如何不满，某派对某派如何批评，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已被列入暗杀名单，云云。谣言四起，风雨满城。一时廖仲恺周围阴云密布。压力一天大似一天。但是他毫无畏惧之态，依然四处奔忙，开会、演讲、理财。 何香凝对他说：“无风不起浪，既然有人放出风来阴谋行刺，你也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 廖仲恺一笑：“增加卫兵，只是捉拿刺客方便，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去开会、演说，而且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成工人、农民、学生模样。混人群众中间下手的。我平生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有人对我坚持联俄、联共不满，可不这样做没有出路啊！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何香凝理解丈夫的一片赤诚，但毕竟深为忧虑，遂提出与廖拍一张合影。廖仲恺说：“为国为党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有什么可顾忌的！” 遇害前两天，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边的汪精卫塞给他一张纸条，告诉他据传有人将对他不利，请他注意。廖仲恺当时耸耸肩笑了，回答道：“我也听说了。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听说人家要用手提机关枪杀死我们，用手枪、炸弹是常听见的，若是用手提机关枪，却新鲜得很！” 甚至到遇害前一天，当有人以右派要杀廖仲恺的确切消息报告时，廖仲恺仍然大义凛然地说：“值兹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 8月19日晚，廖仲恺为了给黄埔军校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回到家已经很晚了。第二天上午8时，他偕同何香凝自东山寓所驱车赴惠州会馆中央党部参加中执委第106次会议。途中遇着国府监察委员陈秋霖，便载之同车而行。当汽车开到平时警卫森严的中央党部大门前，他和陈秋霖先下车，在门前登至第三级台阶时，突然自骑楼下跳出两个暴徒，向他开枪射击，大门铁栅内也有暴徒同时开枪，共射20余发。他身中4弹，俱中要害，当场仰面倒地，不能做声。同行的陈秋霖也被射中一枪，带伤避入宣传部办公室。此时随行的卫士闻枪声赶来，举枪向凶手射击，打中其中一人。其余五六人夺门面逃走。何香凝和卫士赶紧把廖仲恺和陈秋霖架上汽车，送往东门外百子路公医院抢救。廖仲恺因伤势过重，途中即与世长辞，为民主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年仅48岁。陈秋霖也在两天后不治身死。 廖仲恺的牺牲，距孙中山逝世只有5个月，两位知心挚友，真是生也相依，死也相依。 廖案轰动了朝野四方。 当天，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祟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周恩来、杨匏安等共产党人参加了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胡汉民不仅被排除在该委员会之外，而且本人及其接近人物，多被认为廖案之嫌疑对象。许崇智虽被列为该委员会成员之一，但因为他的部下多与廖案有关，一开始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而汪精卫、蒋介石，因右派行刺名单中有他们的名字，此刻身价大增。特别是蒋介石，严辞谴责右派是反革命，是甘心投靠帝国主义、为虎作伥的“群小”，口口声声要为廖党代表报仇，因此得到了“左派军人”的桂冠。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成了汪蒋联合专政的机构。借着清查廖案，汪、蒋有权审查任何人与党、政、军机关，二人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当天，蒋介石即以卫戍区司令名义，宣布广州全城戒严，命令何应钦率领第一军第一师分布市区警戒，并派兵驻防市区制高点观音山阵地。于是，蒋介石控制了整个广州市。 几天以后，侦查工作有了重大进展。当场被卫兵击伤而被捕的凶手陈顺供称，他们曾领了一万元港币，作为暗杀廖伸俏的代价。经查，行刺所用的子弹系前几天由石井兵工厂配发的，手枪之登记持有人为郭敏卿，来配领子弹的为朱卓文，朱、郭为作案的最大嫌疑人。公安局遂逮捕郭敏卿(后处决)。特别委员会顺藤摸瓜，查出林直勉、胡毅生、梁鸿楷、魏邦平、梁士铎、杨锦龙等均系刺廖同谋。 8月25日，蒋介石一声令下，悲愤欲狂的黄埔军校学生们蜂拥而至。夜间，这支队伍像洪水一般涌入市区，流入每条大街小巷。天亮之前，林直勉、梁鸿楷、张国帧、杨锦龙、梁士铎、谭启委等人束手就擒。然而遗憾的是主犯朱卓文、魏邦平、胡毅生这时已潜逃香港，逍遥法外。 经过审讯，终于弄请了谋杀案的主要情节，证实是英国人和国民党右派集团共同策划的。暗杀前，在胡汉民家开了好几次“倒廖会议”，并接受了港英当局200万元的贿赂，主要成员有邹鲁、林直勉、许祟智、吴铁城及其他右派成员。大部分人主张暗杀，少数不赞成。如孙科就说：“倒廖我赞成，但不赞成用暗杀手段。”但毕竟是决定用暗杀手段了。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英国人许诺，事成之后，让梁鸿楷当总司令，魏邦平为广东省长。显然，他们刺死廖仲恺，意在推翻国民政府。因为当时省港大罢工正进行得波翻浪涌。而国民政府是支持罢工斗争的，廖仲恺更是走在前边。 案情查明后，国民党右派集团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堪称弄巧成拙，而得利最多的便是蒋介石和汪精卫。 何香凝当时有诗祭夫曰： 哀思惟奋酬君愿， 报国何时尽此心！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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