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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廖案披露后，胡汉民因为知情而不加阻止，受到广泛谴责。他堂弟胡毅生虽然逃走了，但他哥哥胡清瑞和亲信林直勉却被逮捕并供出实情，这使他大丢面子，抬不起头来。汪精卫为免除后患，正好借廖案驱逐胡汉民，于是指责胡对廖仲恺之死要负政治上的责任。驱胡对蒋自然也有好处，所以蒋对汪大力支持，8月25日搜捕凶手时也把胡汉民押解到长洲要塞看管起来。9月8日，胡汉民以养病为由得到释放。13日，汪精卫到颐养院去看望胡汉民，叫胡辞职离粤。22日，胡汉民以“出使苏俄”为名，从黄埔港登上俄国“蒙古号”轮船，灰溜溜地离开了广州。 至于倒许，更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事。这时因廖案涉嫌，许崇智已处于被审查的地位。蒋介石经过调查，宣布许祟智的罪名是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并有阴谋叛国的行为。同时蒋又把许本人把持财政、私吞公款、克扣军饷等种种罪状散布出来争得了汪精卫和各军军长对他倒许的支持。蒋介石还把粤军中对许不满的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设法拉到自己一边，同时下令对梁鸿楷军缴械改编，并收买了许的嫡系第二师的旅长谭曙卿等人，使许陷于内外交迫的境地。从8月底，许祟智事实上已被置于蒋介石所派的黄埔学生军的武装监视之下。9月15日，许企图调回驻守东莞、石龙的他最得力的许济、莫雄两个师，以武力保卫他的地位。征得汪精卫的同意，蒋介石于9月18日深夜命令黄埔军校全体师生武装出发，抢占了要地，防止许济、莫雄回师广州。19日深夜，蒋介石对许崇智突然袭击，将许软禁起来。接着，按计划将“发兵勤许”的许济、莫雄两部包围缴械，编入了他的第一军。 9月20日凌晨2时，蒋介石派人给许祟智送去他的亲笔信。 在信中，蒋对他的盟兄和老上司冷嘲热讽，大张挞伐。大意为廖案发生，阴谋毕露，害党叛国者均为吾兄所部，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竟酿此巨变惨祸；收编不少旧军队，名称繁多，毫无整顿计划、致令奸人逞虐；控制各地的收入月达100万元以上，而部队缺衣少食，几个月不发军钢，官兵怨愤。大宗款项用于河所？日事聚敛。将欲何为？霸占中央银行，囊括全部税收，不给各军。最后，蒋介石要求许崇智暂离粤境，免得阻碍革命的进展，“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 许崇智见到蒋介石的信后，接连给蒋打了两次电话，蒋介石理也不理。许崇智知道大势已去，止不住对天长叹。下午3对，许崇智在陈铭枢的武装“护送”下，登船离开广州的安乐窝，悄然去沪。 凶手被抓，胡、许离粤，过去和他们接近的人物，如邹鲁、伍朝枢、居正、谢持、张继等均感不安，处于惊惧之中。两广盐运使邓泽如虽被任命继廖为财政部长，但亦心怀退志。不久，国府委员兼广州市政委员长伍朝抠潜行赴港，呈请辞职；邹鲁亦借组织“国民外交代表团”名义出国；谢持、居正、邓泽如、张继等亦纷纷离穗。 这时，汪精卫、蒋介石扬眉吐气起来。过去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被称为孙中山麾下“三杰”，今日一死一走，汪可以高枕无忧，稳做他的国民党最高领袖了，他怎能不扬眉吐气呢？倒许的实现，使蒋介石扫除了挡在前面的最大障碍，奠定了蒋介石成为最高军事统帅的基础，而且国民党元老辈的右派无法在广州立足，也给蒋这位晚辈进身到国民党领袖位置造成了极有利的形势，蒋又怎能不扬眉吐气呢？ 廖仲恺被害，引起了全国各界深切的哀悼，工农大众尤其无比悲痛。不少人流泪痛惜。广东各地工农群众纷纷举行追悼会，仪式的隆重为广东历史上所罕见。印度、波斯、德国、苏联、摩洛哥、士耳其、保加利亚、叙利亚等国代表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追悼会，暹罗(今泰国)、韩国等国发来唁电。中国共产党唁电国民党，给予廖仲恺以极高的评价。省港罢工委员会向全体工人发出通电说：“提起廖仲恺先生，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好朋友。他自身虽不是无产阶级，他却尽了他一切的力量来帮助无产阶级：他帮助工人组织工会，组织工团军；他帮助农人组织农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对于本会，更是尽力帮助。” 廖仲恺被刺案一发生，周恩来就得到消息。他顾不得和新婚妻子说一句话，立刻从家里赴到医院去探望，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回家。当他回家的时候，仅有的一套西装染满了血迹；邓颖超大惊失色，忙问缘故。他反而安慰妻子不要紧张，把妻子拉到椅子上坐下，然后才平静地说出事情原委。 原来周恩来等人在蒋介石处商定当晚11时动手搜捕廖案凶手，不料戒严比他们商定的时间提前两小时实行，口令临时改了。周恩来驱车到司令部去时，门前的警卫突然喝问口令，一听回答不对，随即开枪射击。司机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车座下，司机的鲜血溅满了他的全身。车一停，他立刻跳出车外，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这才停止射击，走上前去“啪”一个敬礼。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无数回遇险中的一次。 廖案告破后，周恩来撰写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悼文，痛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为，愤怒地指出：“我党自改组后，最显著的尊命势力便是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而最近几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廖先生更是惟一的急先锋。廖先生亦因此而愈加见忌、见恨于反革命反工农群众的分子。” 共产党人恽代英在悼文中也称颂廖仲恺是国民党中“最急进最不妥协的领袖”，“是他帮助孙中山、主张国民党改组，主张吸收一切革命分子加入国民党；在改组以后，是他惟日孜孜的尽力于工农运动，反对一切压迫贫农的地主，反对一切压迫苦工的资本家。反对一切冒名革命蹂躏人民的军阀。他因为这受了许多疑怨毁谤，却只是埋着头做上去。一直做到他被杀于反革命派之手。” 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参加者有黄埔军校的师生、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群众共20多万人。行列之大，阶层之广泛，情绪之热烈、严肃、悲壮，在广州来说。都是空前的。他的遗体暂厝在广州驱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墓左侧，1935年9月1日，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孙中山陵侧。 话分两头。却说因为于声枪响，各种政治势力打破原来的乎衡，正在分化改组的当曰，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广州。 这是毛泽东三下广州。第一次是来开中共“三大”，第二次是来参加国民党“一大”，这次则是急匆匆离湘赴粤。 毛泽东是上年12月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的。他先在长沙板仓岳母家过完春节，2月6日和杨开慧带着岸英、岸青回到山清水秀的韶山冲。 农村过年，拖的时间长，又是农闲时节，毛泽东一回来，乡亲们纷纷前来看望他，问长问短，打听外面的事情。他和杨开慧也四处串门。他接触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带到长沙的学校里当校役，这时刚从安源矿上回来的共产党员毛福轩，还有钟志申、李耿侯、庞叔侃、毛新枚等。他通过各种渠道做了不少社会调查。 钟志申是毛泽东的小学同学。当听说他1918年曾发动过抗缴“烟灶捐”的斗争，赶走了当地恶霸成胥生的团丁时，毛泽东很是兴奋。他后来回忆：“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回韶山后。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我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对农民进行启蒙思想教育。他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桐堂、族校，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创办夜校。除教识字、珠算外，还讲三民主义，讲国内外大事。毛泽东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讲课一定要通俗易懂，如讲打倒帝国主义就说“打倒洋财东”，使农民容易接受。根据他的要求夜校还借识字向农民灌输一些浅显的道理。如讲“手、脚”两个字时，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干活，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续罗绸缎。用这些事实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从3月起，毛泽东以毛福轩等为骨干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发展会员。夜校的学员大多成了农协骨干，夜校场所则成为秘密农协的会址。不久，农协即发展到20多个。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亲自发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党员，6月中旬的一个深夜，他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中、庞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轩任支部书记。这是毛泽东在农村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这些最早的支部成员后来都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毛泽东发展一些有威望的开明绅士、小学教师加入国民党，于7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并指派共产党员李耿侯、钟志中分别担任宣传、组织工作。 当时湖南处于军阀赵恒惕统治下，国民党基层组织同共产党、农协一样，都是秘密的。这些组织的公开活动，大多利用“五册”运动之后成立的“雪耻会”的名义进行。毛泽东以农协为核心，在韶山一带成立了20多个乡“雪耻会”，作为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开展演讲、散发传单、游行示威、禁销洋货等活动，配合全国的国民革命。 7月间，韶山大旱，田地龟裂，禾苗枯死，又是青黄不接、粮食奇缺的时节。地主却乘机囤积居奇，高抬谷价。毛泽东召集中共党支部和农协骨干开会，决定发动农民迫使地主开仓平粜。他派人同当地土豪、团防局长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仅严词拒绝，还把谷子运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泽东得讯，要毛福轩率领数百名农民带着锄头、箩筐等，连夜奔赴银田寺阻止谷米起运。成胥生见农民人多势众。被迫开仓平粜，其他地主也不再敢闭粜。这是韶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粜阻禁”斗争。 毛泽东的活动，引起了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胃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8月28日，赵桓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捉拿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立即写了一封德交人赶快送到韶山。当时毛泽东正在谭家冲开会。家里人接到信，立刻派人去谭家冲把他叫回。他看了信，马上用开水泡点饭吃，然后充作朗中，坐上轿子离开了韶山。等过了几天团防局来捉他时，他已到了长沙。9月，他又到了广州。 毛泽东一到广州，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即来看他。毛泽东谈了他在韶山领导农民运动的情况，并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所以应该重视农民问题。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我们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样的局面。” 陈延年静静地阶着，然后点点头：“言之有理。可惜我们党对农民问题还没有真正重视起来。虽然‘三大’通过了你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我父亲和邓中夏也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但真正切切实实去做的，除了彭湃，就是你了。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提到党的重要日程了。” 毛泽东请陈延年介绍国共合作的情况，陈延年说：“国共合作推动了大革命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刺廖案不必说了，那是老右派干的，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这个人，我看他是新右派。今年4月，他就在黄埔军校成立‘孙文主义学会’，5月，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建立纯正的三民主义’，说这是国民党的最高原则，还说他不喜欢俄国人，更不喜欢和中共长期合作。7月份又出了一本《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更鼓吹团体的‘排拒性’，国民党的‘支配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国共合作……” “荒谬绝伦！”毛泽东听着听着就火了，“应该痛切驳斥！” “瞿秋白同志已经写文章反击了。说戴季陶鼓吹‘纯正的三民主义’是反对共产党在中国存在，这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还说戴季陶思想的核心是唯心主义的道统论，把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只是看作继承尧、舜、禹、汤、周、孔的道统，面他戴季陶又继承了孙中山的通统，这完全是把革命当作慈善事业，当作仁政，这不但是纯粹的空想主义，丽且是暗示工农民众停止自己的斗争，听凭上等阶级的恩命和指使。” “好，驳得好！不过光一篇文章还不够，应该加大火力！” “是啊。戴季陶的地位显赫，对他的影响不能低估，特别是他和蒋介石多年来关系密切，对他的言论更不可等闲视之。对了，你是有名的大手笔，如今该你出马了。” 毛泽东笑笑：“好吧，有一陈子没写文章了，手正痒呢！” 毛泽东刚在东山庙前西街38号住下，李富春、蔡畅夫妇也到了广州，住在高等新街5号。他们都是毛泽东的老乡，早就和毛泽东认识了。特别是蔡畅，当年毛泽东与他哥哥蔡和森情同手足，她最喜欢听他们高谈阔论，他们发起新民学会的时候，就是在蔡家开的成立大会，后来蔡畅和她母亲葛健豪、哥哥蔡和森、嫂子向警予一起赴法勤工俭学，1923年初和在那里的李富春结婚。李、蔡1924中底离开法国，到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这时刚从苏联回来。按照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区委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安排，李富春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去国民革命军做政治工作，被任命为第二军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顿中将军衔；蔡畅则任两广区委妇委书记，兼征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中央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 李、蔡安顿下来，即来看望毛泽东。蔡畅看看空空荡荡的屋子，奇怪地问：“怎么，就你一个人？开慧怎么没有来？” 毛泽东边泡茶边说：“赵恒惕要捉我，我来得匆忙。再说，拉家带口的，我得先来搭个窝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 李、蔡哈哈大笑。 三人用湖南乡音谈东说西，问长问短，不觉已映进落日余辉。毛泽东要请他们下馆子，李富春说：“干脆我们自己做吧。” 毛泽东说：“我这里除了辣椒，什么菜都没有啊。” 李富春说：“有辣椒就行，我让卫兵买点肉去。” 卫兵买来了肉、莱，蔡畅说：“你们谈着，我来下厨房。” 等他们吃上辣昧扑鼻的家乡莱，他们谈得更开心了。 周恩来忙得不可开交、但也挤出时间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请周恩来谈了廖案侦破情况后，又关切地问起黄埔军校的情况。 周恩来说：“表面看军校中两党合作还可以。实际上情况很复杂。比如我在军校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蒋介石、戴季陶、王柏龄他们就支持陈诚、贺衰寒、缪斌他们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处处和共产党对着来。前几天，胡宗南带着几个‘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找陈赓寻衅闹事，叫陈赓抡起大棒打了一顿。” “揍得好！”毛泽东哈哈大笑，“这个陈赓不简单嘛！对于右派的挑衅，就是要针锋相对地反击。只有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中间派才会跟着左派走。你要是退让。他就会在你头上拉屎拉尿。” 周恩来点点头：“是啊！可是陈独秀让我们这些抓军事的只能配合国民党，不能拉自己的队伍：如果两党合作顺利，这样当然可以。如果有一天国民党变了脸，咱们可是手无寸铁啊？” “恩来，你说的这可是个要害问题。手里无棍，打狗不硬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应该早作准备。什么时候我们共产党能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呢！” “不过蒋介石对军权抓得可是紧得很。我这一段跟他共事看出来了，他对军权十分敏感，一兵一卒都紧抓不放。他现在已经大权在握了，可是仍不满足，还在到处挖别人的墙脚，当然更不会容许别人在他眼皮底下拉队伍。” “是啊，可见他是很有野心的。你在他那里，只能见机行事。恩来，你这个政治部主任不好当啊！” 其实，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这时和毛、周有着共同的认识。在10月间于北京召开的中共四届二次扩大会议上。即认为目前天产阶级无明显地站在领导地位，为了“力争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忠实的分子”，“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委员会”，表明已准备着手建立一支中共自己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这时在中共中央没有职务，但在国民党内还是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他到中央党部报到时，汪精卫因为已任国民政府主席，没有精力兼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事，便于10月15日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这对于博学多识、才思敏捷、擅长写作的毛泽东来说，倒是一个颇为合适的差事。 这时，杨开慧也带着岸英、岸青来到广州。 毛泽东到任后，首先纠正此前宣传工作无计划、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使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局面。 他为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宣言，又为国民党中央起草了《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接着创办了国民党内部刊物《政治周报》。 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文章劈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文章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中产阶级对中国革命具有动摇不定的矛盾态度，“有一个戴季陶的‘真实信徒’(其自称如此)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乃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因此，这个阶级的“右翼应该把他当做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傲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个分析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锋利的战斗风格。此前他曾写过不少文章，但几十年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他把这一篇作为开卷篇。表明他认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正是： 革命须分敌我友， 独具慧眼守阵脚。 要知后事，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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