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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蒋介石不久前刚刚经历过旗开得胜的喜悦，此刻又看到溃败的局面，简直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他想到追兵在即，顿时一阵阵心悸，颓然坐在地上，十分伤感地对陈赓说：“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 陈赓急忙上前劝阻：“校长何出此言！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这仅是一个新编过来的师，并不是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校长是总指挥，考虑的应该是战争的全局。这里太危险，请校长赶快离开！” 经陈恳劝，蒋意转缓。正在这时，叛军已快冲到近前。陈赓见状，不由分说，背起蒋介石就跑，向安全地带撤离。来到几里外的小河边，找到一条小船，赶紧把蒋介石送过对岸，终于脱离了险境。 夕阳的余晖，像一层油彩抹在蒋介石那瘦削的脸上，更加显露他焦躁不安的神情。他看到总指挥部的东西丢个精光，自感狼狈不堪，便大发脾气。接着，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要跟周主任联系。你们谁去送信？”无人应声。陈皮瞥了一眼那几个面面相觑畏缩不前的军官，便自告奋勇，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连夜出及。 陈赓越过崎岖险要的山路。穿过深邃莫铡的丛林，历尽艰辛，一夜半昼赶路100多里，于第二天正午在河婆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和何应钦见信，立即派出一支部队把蒋介石接过来。 蒋介石重新组织第一、三、十一师进行反攻，击溃林虎部万余人，敌向梅林、安流逃窜。复又于阿婆歼灭洪兆麟部5000余人。 11月4日，何应钦率第一军两个师向潮州进发，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欢迎者达数万人。8国，东征军总指挥部入闽追击陈炯明残部。后方任务统由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14日，东征军在福建永定全歼逃敌刘志陆部。第二次东征至此胜利结束。接着，在李济深指挥下，南征军于12月下旬肃清雷州半岛，第二年二月收复海南岛，全歼邓本殷部。 东征之后，蒋介石对陈赓特表感谢，又送礼物，又任其为侍从参谋，可以随便出入他的办公室。 两次东征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团结战斗的一曲凯歌。统一广东的胜利，解除了革命政府的后顾之忧，改变了过去那种四面掣肘、内外交困的局面，为稍后进行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广东统一了，革命阵线内部却渐渐出现了裂痕。这时的蒋介石威名大震，已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军事方面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表面上仍在亲共、亲苏，颂扬第三国际，甚至在讲话中引用列宁的词句，实际上却在限制和提防共产党，暗中保护和组织右派势力。 东征胜利后，蒋介石和周恩来一起住在汕头市联兴里适宜楼。11月底的一天傍晚，夕阳尚未落尽，漫天里燃烧着橘红色的晚霞。蒋介石突然邀请周恩来路他到潮州一行。 第二天一早，天已变得阴沉沉的，古城潮州的土地上结起一层薄薄的霜花。用完早餐，蒋介石告诉周恩来：“我要在西湖饭厅召集大会，请同主任出席。”这种不正常的举动引起了周恩来的警惕，尽管表面上仍是若无其事地答应着。 会议就要开始了，蒋介石满脸笑容地把周恩来拉在他身边就座。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今天是东征胜利后首次召开的连长和连党代表以上的军官会议。广东统一后，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北伐。”这时，他斜睨了周恩来一眼，故意触动国共关系这根敏感的神经，“大家想想，我们队伍中有国共两党的同志，如果大家认为两党齐心，那么我们就要很好地合作下去；如果认为相互间有矛盾和摩擦，那又应该怎么办呢？请同志们随便发表意见。” 蒋介石话音刚落，早有准备的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就纷纷抢先发言。倪弼倚老卖老，危言耸听地说：“我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就让我先说吧。两党同志常有摩擦，夜军校内已经闹过几次，这是谁都知道的。那么怎么办呢？戴季陶先生说：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我以为，叫共产党去信仰国民党，或者反过来，都不大可能。然而，共产党可以作为在野党，继续与我们合作。” 号称“黄埔三杰”之一的贺衷寒站立起来，声嘶力竭地喊道：“今天的天下是我们国民党打下来的，打天下者坐天下！你们共产党算什么呢？主人？客人？都不像。国共毕竟是两个政党，迟早要分道杨镖，而迟分不如早分。” 主席台上，城府深奥的蒋介石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显然，他对两位得意门生的发言颇为满意。周恩来英俊严肃的脸上，依然一副神态自若、声色不露的表情。 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领导者也纷纷站起来，发表白已的见解。第七团团长蒋先云，既是蒋介石十分赏识的黄埔一期生，又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黄埔特支第一任书记。他此时直抒己见：“国共两党的分与合，都应从革命的全局和前途来考虑。目前两党虽有一些矛盾，但可以调和。今天我们才占有广东，北方还有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等军阀在虎现既耽，敌人的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大敌当前，根本不是讨论分与合的时候。” 共产党员许继慎义正词严、声调高亢：“东征中，有多少共产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果说共产党是客人。那就根本不需要作出这样的牺牲。相反，有一位担任攻城指挥官的国民党员却临阵脱逃。当然，那也是个人的事情，我们校长已经处罚了他。忠于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是占绝大多数的，这正是两党合作的前提。” 会议开了半天，多数人都赞同蒋先云、许继慎等人的主张，反对国共分裂。蒋介石见状，只好草草收场，说：“今天大家发表下很好的意见以后还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 午饭后，蒋介石约周恩来到汕头外的沙滩上散步。阔谈几句之后，蒋说：“我最担心的是黄埔军校分裂。你是军校共产党的领导人，但首先是政治部主任：希望你积极配合。维护军校的团结。” 周恩来说：“维护军校团结，我周恩来责无旁贷。你也知道，我经常做各种调解工作，而且总是从严要求共产党员，凡有险重任务，也总是动员共产党员冲锋在前。” 蒋介石点点头：“是啊是啊，确是如此。那么你能不能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我，还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请告诉我。”说完，眼睛直盯着周恩来。 周恩来略一思讨，答道：“此事关系两党，我哪有权做主，须请示中共中央才能决定。” 蒋介石知道这是搪塞，但又不便发作，一时无言。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说：“我看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加入国民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 说完，他又补充一句：“当然，后者是我所不愿意的。” 周恩来沉思着，不置一词。 当天傍晚，蒋介石又客客气气地和周恩来从潮州坐船回汕头。 周恩来望着那暗淡的匆匆流水，仿佛看到笼罩在国共两党关系上的越来越浓重的阴影。 周恩来又想起发生态前几天的一件事： 蒋介石曾很想重用救他一命的陈赓，可是当他弄清陈赓原来是一个青年老布尔什维克之后，态度便截然不同。他在黄埔名册“陈赓”旁边批注：“此人是C.P，不可让他带兵。”作为侍从参谋的陈赓偶然间发现了这个秘密。周恩来授计陈赓，托辞母亲病重向蒋介石请假回家。蒋介石看了陈赓送来的假条，狡黠地说：“不是吧！陈赓你一定看了什么东西吧？”陈赓没有吭声。蒋介石自知理亏，只好叫人送来船票、路费和委任状，让陈赓回黄埔军校任中校队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潮州会议、蒋介石故意挑起国共关系问题，显然是他测试军心的—个有计划的步骤。 周恩来从潮州返回汕头后，立即召集黄埔特支主要成员，介绍潮州之行并提醒大家：他说：“蒋介石这次拉我到潮州开会，搞了突然袭击，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本想发言驳斥他，揭穿他的花招，但看到同志们的发言已达到目的，同时也为了有利于两党合作和今后斗争，我保持了沉默。大家应该提高警踢，不能麻痹，他不会就此罢休，更严峻的斗争就要到来了。” 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后，立即去找中共两广书记陈延年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谈了东征途中蒋介石的表现，然后提出：“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应该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 陈、鲍同意周思来的看法。他们商量对策，计划把共产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队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周恩来带着这个意见回到汕头，准备在接到中共中央回电后立即向蒋介石正式提出。谁知等了好久，中共中央却来电不同意。这是陈独秀对蒋介石的一次大让步。正是这种让步，使蒋介石得寸进尺，开始酝酿向共产党人发动公开进攻。按下不提。 不过在表面上，这个时期的蒋介石仍在亲苏亲共，积极向左派靠拢。其中的一个表现，便是送长子经国赴苏联留学。 1921年3月3日，蒋经国告别母亲，离开家乡，考入上海万竹小学四年级。不久，蒋介石在虞洽卿的资助下，携陈洁如离沪赴粤，把监护经国的责任交给了姑丈竺芝珊和塾师王欧声。 蒋介石不在儿子身边，但很关心儿子的功课，该读什么书，哪本先读，哪本次之，哪本应背诵，甚至字该写多大，来信都再三叮哼。并告诫儿子务必学好英文课：“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你星期日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英文最为重要，必须将每日教过的生字，在自习时，默记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记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算学亦要留心。”爱子之情，跃然纸上。 第二年，蒋经国进入浦东中学，后曾“赴黄埔省亲”。 1925年“五册”运动中，蒋经国和其他爱国青年一样，热血沸腾，积极参加罢课和示威游行。事后，学校当局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罪名。开除了蒋经国的学籍。7月间，蒋介石只得介绍儿子去北京“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指望有“吴妖怪”之称的校长吴稚晖好好管教一下。不料吴稚晖也没有办法约束这位世侄。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被警察局关押了两个星期。恢复自由后，访惶苦闷的蒋经国于8月8日来到广州见蒋介石。 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65次会议上宣布，为纪念孙中山，莫斯科成立了孙逸仙大学，建议选派学生去苏联留学。“孙大”招生的消息一经公布，各地向往革命的青年，纷纷报名投考，仅广东一地，即达千名以上。但这次仅录取了340名、其中30名是由鲍罗廷推荐的。他们都是国民党要员的子弟，其中就有蒋经国在内。蒋经国虽然只有15岁，但当时正处于大革命的高潮中，他不能不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而且其父亲被称为“红色将军”、“中国的托洛茨基”，此时正高喊“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耳濡目染，他焉能无动于衷。因此，他自然愿意去革命策源地莫斯科寻求真理，实现信仰。 至于蒋介石对此事的态度，似在两可之间。他原想给儿子找最好的学校读书、怎奈局势动荡，学生无法安心学业，经国两次闹学潮都出了事。使他很不安。他在广东政府身居要职。戎马使偬，又与政敌角逐，几乎占据了他全部身心。如何安排这个大公子，一时真想不出妥善办法。今日既有孙逸仙大学的创灾，又有鲍罗廷的引荐，而且顺了儿子的心愿，让儿子去苏联锻炼锻炼，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留学，是蒋经国从上海到广州后不久，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苏联，这不仅在蒋介石从苏联写给外婆的大量家信中，已有十分明白的表达，而且在蒋经国留苏问题上同外婆商量时，他也重复表示过。 蒋介石后来所以勉强赞同，仅仅因为我外婆的一再劝说，支持蒋经国的留学大志。经国去苏后，经济上很少得到蒋介石的接济，区此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是相当窘迫的。还是外婆知情后，将全部私蓄二千元托陈果夫转汇经国，才解决了他的困难。 10月19日、蒋介石正在东征前线督战，蒋经国和第一批22位同学一起，搭上一艘苏联轮船，赴苏联留学去了。他的同学中。后来出了不少名人，如邓小平、乌兰夫、廖承志、屈武等，乌兰夫和蒋经国还是同桌。 蒋经国这一去便是12年，直到1937年才回国。 再说因刺廖案无法在广州立足的国民党右派，纷纷逃到上海和北京，同时开始了更加露骨的反共活动。他们先后建立了“北京同志俱乐部”和“上海辛亥同志俱乐部”，并筹划召开旨在反对广州国民党中央的会议：经过一段准备，他们于1925年l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山灵前，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 在此之前的11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森、邹鲁、戴季陶、谢持等人即在北京集会，联名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及上海执行部，要求“清党”。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急电李大钊、王法勤、于右任等，指斥林森等人的分裂行为，要求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切实查明。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急电李大钊等人，取消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邹鲁的代表职权及名义，并将他交北京执行部查办。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右派们的进一步活动。23日，会议还是如期举行了。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伦、居正、沈定一、邵元冲、石瑛、邹鲁、林森、覃振、石青阳，候补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共13人。林森、邹鲁分别担任会议主席。这些人后来即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会议通过了各种宣言、通电、议案和文告，但中心议题是“解决共产派问题”。会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职务。解除俄人鲍罗廷顾问职务，取消政治委员会。会议也开除了汪精卫的党籍。 西山会议最后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议决将“中执会”移至上海，在上海另设中央党部，并拟定“二大”全会于次年3月29日举行。会议特别提醒：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正在西山会议召开之际，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岂、谭平山、林伯渠、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候补执委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通电全国各级党部，指出林森等在西山召开的会议为非法。通电说：根据三中全会决议，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须在广州开会，无论何人不得违反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决定，明年元旦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电嘱林森等人，尊重决议，迅速来广州开会，“勿持异端，致生纠纷”。 国民党北京、上海执行部，江苏、福建、浙江、湖北等省党部。海外各总支部、港澳总支部，广州和汉口特别市党部，以及各级地方党部，一致通电拥护，要求从严惩办西山会议掘。 中共中央发出第67号通告，希望各地共产党员主持的国民党党部对西山会议派一致发电痛驳，并将驳斥右派的文电寄中共中央局和在上海的沈雁冰(即茅盾，时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部长)备一份，由沈转交国民党周刊发表。 在反击右派的斗争中，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该报对外不公开，社址就设在毛泽东的寓所。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写道：“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对反革命的宣传，“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 毛泽东主编了四期，后由沈雁冰接手。在这四期上，毛泽东发表了十几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传的实质，是“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 但是，西山会议派毫无收敛。他们在上海另立中央，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并由邹鲁办《江南晚报》于虹口，作为宣传机构，又利用原叶楚伦创办的《民国日报》相呼应。在北京他们在南花园1号成立党部与设在翠花胡同8号的由李大钊、王法勤、于右任、于树德、丁惟汾等主持的党部相对抗。林森、邹鲁等人一心想推翻广州的革命政府，密令广州公安局长兼师长吴铁城相机行动，驱逐汪精卫、蒋介石等“左派”，而由他们回去主持党政。吴铁城未敢贸然下手。当时北京段祺瑞执政府，也通过原为国民党员的司法总长杨庶堪的关系，派人到竹竿巷林森寓所，拉拢西山派这批人。可是邹鲁他们一心想着广东地盘，无意投靠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段祺瑞。 正在共产党痛斥西山会议派的时候，一个不利的消息自北方传来：郭松龄兵败被杀！ 正是： 千载机遇须央过， 稍纵即逝难捕捉。 欲知事情原委，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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