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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口，有一座经常关闭着黑色铁门的楼房，这就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5年，在南方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这里爆发了震动北京城乃至全中国的“女师大学潮”。 女师大的校长原是许寿裳。鲁迅就是应他之聘在女师大兼课的。1924年2月许去职，由杨荫榆继任。杨曾留学美国，但思想却颇封建。她那披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在校内到处晃动；她把学校比作“家庭”，把自己当作“尊长”，一脸冷酷，飞扬跋扈，实行高压政策。有一件事使学生们特别愤懑，当学生请假去参加孙中山公祭大会时。她竟然竭力阻挠，说：“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公妻的，你们学他没有好处，不准去！” 1925年初，上海和青岛纱厂工人相继罢工，消息传来。女师大的学生倍受鼓舞，遂发表宣言，反对杨荫榆当校长。 5月9日是“国耻纪念日”。10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纪念日前两天，学校布置了一个演讲会，早巳被学生否认的杨萌榆登上主席台，要以校长名义亲自掌握会议。学生们群起反对，报以一片嘘声，不承认她是校长，坚持要她下台。杨萌榆大怒，厉声高喊：“叫警察！” 学生毫不退让，竞起责问。杨萌榆无奈，尴尬地离开了会场。 9日清晨，杨荫榆借校评议会名义，贴出一张布告，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代表。 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许广平作为自治会的总于事，带领同学给校长办公室贴了封条。 鲁迅挺身而出，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 5月27日，鲁迅、钱玄同、许寿裳等7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严正声明对女师大事件的态度，抗议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呼吁各界密切注意杨荫榆的动态。 三天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闲话》，以局外人的姿态，认为鲁迅等人的宣言“偏袒一方，不大公允”，还说女师大学生“闹得太不像样了”，把学校弄得像“臭毛厕”一样，丢尽了“教育界的面目”，风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 鲁迅一看，十分生气，当晚就写了一篇《并非闲话》，讽之曰：“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并说，丢尽“教育界面目”的不是学生，正是他们这些“蛆虫”。 “五卅”巨浪掀起，女师大学生参加北京各界举行的反帝集会游行。还在校内组织护士训练班，学习看护。准备以实际行动支援工人阶级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杨荫擒在新平路密设了一个“女师大校长临时办公处”，一面借口暑假校舍要进行修理，不准学生住校，一面阻止学生请来讲习医生进校。并贴出布告，宣言解散学生自治会。 8月1日，杨荫榆带着军警打手百余人，蜂拥人校，强占校长办公室，并下令关闭伙房，截断电路，封锁校门，企图断绝学生和各界的往来。 紧急关头，鲁迅来到女师大。他和学生们站在一起，隔着学校铁门同外面站着的密密层层的军警相对峙。当晚，鲁迅和其他一些教师留宿在学校教务处办公室，准备应付不测。 8月6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以“学纪大紊，礼教全荒”为由，在国务会议上提议解散女师大，并当即下令执行。 12日，章士钊下令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鲁迅根据法律规定教育部无权免金事之职的条文，前彼平政院控告。 22日，教育部派出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雇用上百个打手。冲进女师大，将坚守学校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打伤，拖出校门。 25日，临时执政段祺瑞亲自出马，发出了“整顿学风”的命令，声称：“教育为国本所托，中央乃政令之源，倘有故酿风潮、藐视政令者，即依法从事，决不姑贷。” 在这风狂雨猛的时刻，胆小怕事的、明哲保身的、看风使舵的，早已纷纷退却，逃之天天。然而鲁迅仍在迎着锋刃而上。他光和许寿裳等组成“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抵制解散女师大；后又让学生到他家里避难，说：“来我这里不怕！”石驸马大街的校舍被暴力占领了，鲁迅就带领学生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9月21日，宗帽胡同的新校开学，鲁迅发表了演说。他对同学们说：“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致死亡，压力是压不倒人的！” 几个月来的紧张、劳累，使鲁迅肺病复发。但他仍然抱病上课，并把任课时间增加了一倍。 执政府的行为激起了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愤怒。北京大学教师首先召开会议。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接着，代表北京98所学校的学生联合会在报上公开发表启事，痛斥教育部“近月复受帝国主义之暗示，必欲扑灭学生运动而后快”。 这时，章士刨恢复了他以前主办的老牌刊物《甲寅》。因该刊物封面有一虎。章士钊行为又如此，于是的人便称章为“老虎总长”。在这份杂志上，他公开提倡恢复旧礼教，鼓吹“读经救国”。攻击白话文，批评新思想，与一班旧文人互相唱和，形成了一个复古的“甲寅派”。 鲁迅对此坚决反击，接连写了《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碎话》、《这个与那个》等犀利的杂文。他说：主张读经者的意思是想“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办将一切新生力量压下去”。可谓一语中的。 1925年底，在南方革命浪潮的鼓舞下，在李大创、赵世炎、刘清杨等人的指挥下，北京各界群众接连示威游行，“驱逐段棋端”的口号声响彻全城，连“京师警察厅”的牌子都被摘走了。 一些原先身居要职的官僚政客心惊胆战，纷纷逃离北京。避居天津租界。于是，在宗帽胡同坚持斗争的女师大学生。终于在11月30日、浩浩荡荡地排着队返回石驸马大街原址，正式宣布复校。 这时，先前曾在鲁迅拟写的那个宣言上签过名的林语堂认为段祺瑞、章士钊等人已经失败，不能“投井下石”、“再施攻击”，而应该发扬“费厄泼赖”(英语音译，意为宽容)精神。鲁迅不以为然，写下了著名的论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批评中庸之道，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必须痛打落水狗！杨荫榆后来过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日本侵略中国时。她保持了民族气节，拒不与日本人合作，最终死于日本的屠刀之下。 章士钊后来活到92岁。他一生经历丰富，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早年鼓吹民主革命，与邹容、章太炎过从甚密，策划过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参加过反衰斗争，晚年为两党和谈奔走，充当和谈代表，建国后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临终前仍致力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活动。但他中间投靠段祺瑞，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推行复古倒退政策，压制学生运动，确曾走过一段不光彩的道路。对这一段经历，他后来是怎么看的呢？据他的女儿章含之说，她曾问已是耄耄老者的父亲当年与鲁迅那么敌对，他现在怎么看。章士钊微微沉思后缓缓地说：“拿你们现在的眼光看。对于学生运动的事，鲁迅支持学生当然是对的。”他还风趣地说：“鲁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说来也巧，章士钊这位当年的教育总长，和鲁迅的夫人、当年女师大的学生自治会主席许广平，建国后都是人大代表。每次开人代会又都是主席团成员，后来又都是常委会委员，“章”和繁体“许”两个姓氏笔画相同，因此每次上主席台，章士到和许广平都是毗邻而坐。“我们很客气嘛，谁都不提几十年前的事了。”章士钊晚年说。有一次服务员上茶先送许广平，许把茶让给章说：“您是我的师长，您先用。” 这就是历史。的确，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历史的发展变化，就是这般微妙。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正当女师大风潮热闹非常，那本封面上印着一只面目狰狞的老虎的《甲寅》周刊攻击新文化运动“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之际，8月30日，胡适夜《京报》副刊发表了一篇《老章又反叛了》，嘲笑章士钊这位白话文学的一贯反对者，并教训他要有点儿敢于投降的雅量。 胡适在文章中说：今年2月里，我有一天在撷英饭馆席上遇着章君，他说他那一天约了对门一家照相馆饭后给他照相，他邀请我和他同拍一照。饭后我们同去照了一张相。相片印成之后。 他题一首白话诗写给我。全诗如下：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他要我题一首文言诗答他，我就写了这样的四句：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 然而章的雅量终是很有限的；他终不兔露出他那悻悻然生气的本色来。他的投降原来只是诈降，他现在又反叛了！ 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意气打得倒的。今日一部分人的谩骂也许赶得跑章士钊君，而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的大运动。 比起鲁迅来，胡适对章士钊的批评当然软弱无力，而且近乎游戏，从诗文里还隐约可见章、胡之间的微妙关系。但这毕竟是一种批评。胡适是靠提倡白话文起家的，他当然不会容许章士钊对白话文横加指责。但一涉及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胡适就和章士钊唱起了几乎同样的调子——读书救国。 9月5日胡适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他在文章中呼吁退学罢课的学生回到学校去上课。他说：“救国事业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 他写道：“我们须要明白了解，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丽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认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发展，这便是你对国家的预备功夫。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 胡适大声疾呼：“我们只希望大家知道，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 胡适的文章无疑是和章士例一唱一和，难怪鲁迅把他们捆在一块批驳起来。鲁迅说，读经能够救国吗？在欧战期间，谁见过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骂翻了潜水艇？他认为，教育总长坐朝论道“谈经救国”，大学教授现身说法中救国必先读书”，一吹一擂、都是“别有用意”的。目的是使青中学生“什么事也做不成”，“老死在原地方”。 再说东征军回顾讨伐杨、刘后，东江地区重新被一度退人福建江西的陈炯明余部占领。9月间，原已归附广东革命政府的刘志陆、杨坤如等也相继叛变，联络在南路的陈炯明旧部邓本殷准备会攻广州，对革命政府造成严重威胁。9月21日，国民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 这次军事行动，以蒋介石担任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和四军一部分共三万多人，分为三个纵队，于10月6日出发，向东推进。东征军设立总政治部，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李济深所部第四军为主力，组织南征军，讨伐邓本殷，由刚从苏联归国的共产党员张善铭任政治部主任。 这次东征，比起第一次东征来，客观条件要有利得多：由于杨、刘等部已被削乎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广州革命根据地较前更为巩固；国民政府已有六个军的兵力，足以超过对方，所以末把黄埔学生编人东征军；陈炯明余部经过第一次东征军沉重打击，战斗力和士气都大不如前。这确是统一广东的大好时机。 东征军出发前，蒋介石在周恩来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和严明的军纪条文，从军胸、出发津贴到菜金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公之于众。《重征东江训诫》则是蒋介石和兼任党代表的汪精卫共同摘的，内容包括十条，文字简明扼要： 一、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 二、打胜仗的秘诀：1。严守军纪。2。服从命令。3。保护人民。4。万人一心(团结精神)。 三、革命军口号：1。不要钱。2。不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 四、革命军十不怕：1。不伯死。2。不怕穷。3。不怕冻。4. 不怕痛。5。不伯热。6。不怕饥。7。不伯疲。8。不怕远。9。不怕重。10。不怕险。 五、保护百姓(不拉夫、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扰害老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 六、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 七、要紧记着革命军的《刑事条伍》。 八、革命军只有前进。不许后退。怯退是军人一生无上之耻辱。 九、革命军人，要忍耐到最后的五分钟，非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放手。 十、我们的名誉，是已死同志们的头和血换得来。我们切不可忘了杀害我们的同志的仇敌，大家要为已死的同志来报仇。 这次东征采取中央突破、直捣惠州的作战方针。惠州乃陈炯明的老巢。这里东、西、北三面环水，南面又有飞鹅岭作为屏障，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夙称“东江锁钥”，据说自宋代以来就无人攻破过。前人有诗曰：“铁链锁孤舟，白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驻守这里的是叛军杨坤如部一个师，凭险固守。 10月10日。东征军进抵惠州城外飞鹅岭。13日，蒋介石命令大举攻城。杨坤如凭借城上工事和英式优良装备。拼死顽抗，隐藏在暗角的机关枪也伸出墙洞开火。东征军攻城先锋队一排排地倒下，尸骸成堆，伤亡惨重。 夜幕降临，蒋介石乘轿在阵地上转了一圈，便带着沮丧的情绪返回指挥部，提出了放弃惠州、改道前进的主张。周恩来不同意这种“罢兵另谋”的主意，进言道：“攻下惠州，藩篱撤而破竹之势成，对整个战局将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政治影响。面罢兵改道，则意昧初战失利，动摇军心，显然财东征全局极为不利。” 蒋介石说：“城高池深，急切难下，扫清外围，再攻孤城不迟。” 周恩来认为只要打法对头，惠州还是可以拿下来的。他提出采取“围师必缺”的战法，“瓮中捉鳖，鳖会咬人的手。在瓮的三面打击，留一出口让鳖爬出，捉它就较为容易。围城也应示以活门，使守敌觉得有路可逃，以动摇其守城信心，利于攻城和歼敌。” 蒋介石觉得有理，遂提出了“三面围攻，网开一面、待敌外逃，聚而歼之”的攻城方案。随后，周恩来召集各团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傅维钰、王逸常等人开会，要求他们带动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组织敢死队，冲锋在前，保证攻下惠州城。 第二天下午，总攻开始。蒋介石和周恩来在飞鹅岭指挥，何应钦在城下督战。东征军集中炮火，猛轰北门，尤其注意摧毁城上暗藏的工事：炮火之后，一架架竹梯靠着城墙，650名敢死队员争先攀登。坐镇城内的杨坤如闻听北门告急，东征军已爬上城墙，大惊失色，急忙走出司令部，准备登北城门督战，终因炮火密集，不能登城。杨坤如见大势不妙，俏声问左右：“可有突围之路？”侍卫参谋说：“东门空虚，可由此出走。” 战至傍晚，东征军自北、西门攻惠州，杨坤如被弹片打伤，狼狈从东门逃走。其所部在弃城逃跑时，又被东征军聚歼。 亲身经历惠州之役的苏联顾问切列藩诺夫说：“惠州要塞实际是共产党人拿下来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攻克惠州后，蒋介石、周恩来等即进驻惠州督办署。10月16日，东征军在惠州城朗第一公园举行“攻城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场上安放着牺牲将士数百人的灵位，悬挂着“阵亡将士精神不死”的横额。挽联上写着：“一鼓攻克天险惠城，取义成仁，长留浩气；余事为后死者本责，鞠躬尽瘁，共建殊勋。”蒋介石主祭，周恩来发表演说。他激昂地说：“孙中山先生的愿望，第一是统一广东，第二是统一中国，第三是打倒帝国主义。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第一军三个师的部队就够了，而必须全中国的军队，都化为革命军。” 蒋介石宣布，追认在攻城中阵亡的团长刘尧窟为中将，抚恤其家属银5000元。 国民政府下令表彰蒋介石，谓其“忠勇激发，成此伟功”，同时奖励何应钦、谭曙卿、陆瑞荣等。 东征军乘胜追击。10月16日晚上，蒋介石发布向潮梅进军，彻底扫荡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军的命令。东征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张挞伐。仅仅十来天就占领了海陆丰、紫金、老隆等地，基本上控制了通往潮梅的要冲之地。 当东征军从惠州分途进军时，蒋介石以及总指挥部随谭曙卿率领的第三师行动。谭师在惠州之役后就翘起尾巴，以为潮汕可以一举荡平。于是轻敌冒进。10月27日下午，谭曙卿派人送来急跟：“今早4时出发，7时半在塘湖遇敌。敌有人马万余，抵抗顽强。职部兵力，尚嫌单薄。恳请调兵向梅林、龙村两翼增援，以期一鼓歼灭。”蒋介石觉得蹊跷。 原来，谭师懵懵然陷入敌丛后，遭到凶狠强悍的林虎属下黄任寰都的突然猛扑，牺牲了自团长以下千余名官兵，全线崩溃。蒋介石得悉真实情况后，急忙命令总指挥部的护卫陈赓：“你代理第三师师长，立即收集溃散部队，重新组织抵抗！”无奈为时已晓，兵败孤山因，智勇双全的陈赓也无力回天。从塘湖、华阳败退而来的谭师队伍，已如潮涌。总指挥部的随从人员也被冲散，连蒋介石的坐轿和行李也丢失了。 正是： 自古知兵非好战， 骄兵必败要深思。 究竟蒋介石如何脱险，且听下回交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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