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话说周恩来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中的一件大事。这年3月下旬以后，周恩来武汉时期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用来做这方面的工作，白天他在政治部办公，晚上才回八路军办事处去。 政治部下设4个厅，第三厅是管宣传的。蒋介石想请刚从日本归来的郭沫若当厅长。他为什么要这样安排？第三厅主任秘书阳翰笙回忆说：“蒋介石他们的如意算盘想得很美：有周恩来、郭沫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又通过郭老延揽大批文化、学术、文学艺术各界著名人士，同时将三厅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让周恩来当空头副部长，郭沫若作空头厅长，既装磺了门面，又羁縻了人才，这便是蒋介石心目中的‘改组政府机构’。”而中国共产党却是要把第三厅建设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用来推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唤起民众的抗战意识。 后来的结果表明，蒋介石失算了，共产党成功了。 郭沫若和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起初不愿到这样一个机构去工作，认为在国民党控制下，第三厅办不成什么事情。郭沫若说：“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让我处在自由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我相信，我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原谅我的。” 周恩来耐心地做了许多说服解释工作。他说：“要知道第三厅是个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不能小看它。全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要求政府改组，政权公开。国民党就是寸极不让，死不公开。为什么？它就是要一党专政嘛！我们如果有一个政府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可以利用它为全面抗战做许多事情。现在许多人想到前线去工作，去拍新闻片，国民党就是不允许。如果没有他们司令长官的同意，他们就可以说你是汉奸，把你枪毙或活埋了。我们拿着三厅这个招牌，就可以用政府的名义，组织团体到前线去，也可以到后方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去，公开地、合法地、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既可以宣传民众，也可以宣传士兵。政权机构的重要性就在这里，我们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大家应该热情地又很清醒、很有警惕地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 周恩来还特地对郭沫若说“我们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宣传应该把重点放在教育方面去看。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啦。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郭沫若是1927年南昌起义后、在起义军南下途中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参加共产党的，但他的党员身份并未公开。起义失败后，他流亡日本10年，在学术上成就辉煌，而同党的组织却中断了联系。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为了借重他的声望和影响，请他回国，取消对他的通缉令。回国后，郭沫若恢复了党的关系。经过周恩来的说服，他同意担任三厅厅长，但希望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周恩来又劝勉他还是以非党人士身份、忍受住内心的“寂寞”为好。郭沫若表示服从，仍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 蒋介石原来的打算是让周、郭当“空头副部长”和“空头厅长”，因此又安排刘健群来当第三厅的副厅长，想由他来掌握三厅实权。这件事关系重大。郭沫若断然拒绝。他对陈诚说：“刘健群是一位干才，就让他做厅长好了，何必要把我的名字加上去呢？” 陈诚竟回答：“怎么？你的大名是连借用一下都不允许的吗？” 不仅如此，陈诚还想先造成既成事实来逼迫郭深若承认。一天，他请郭吃午饭。政治部拟议中的高级人员，除周恩来以外都到了，其中也包括刘健群。饭后，陈诚说是要开第一次部务会议。郭沫若不客气地说：“我自己实在太冒昧。我事前并不知道今天这会是部务会议，而我竟冒昧地参加了。我自信，我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的。”说完拂袖而去。后经周恩来同意。索性离开武汉，跑到长沙去了。 以后的十几次部务会议、周、郭都没有出席。直到3月1日，刘健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无法再出任副厅长，郭沫若才按照周恩来的通知回到武汉。陈诚找他时，他提出三项条件：一、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三、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这次，陈诚的回答很干脆：件件依从。 3月28日，周恩来、郭沫若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议。4月1日，第三厅在武昌的昙华林成立。它的组织设三个处：第五处，掌管动员工作，由胡愈之任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由田汉任处长；第七处，掌管对敌宣传，由范寿康任处长；阳翰笙担任三厅的主任秘书。科长和科员中还有：张志让、洪深、杜国库、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马彦样、洗星海、张曙等，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 三厅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周恩来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说。宣传周的6天中，每天安排一个主要节目，如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它的第一天，恰好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汉三镇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在刀光血影下几乎窒息了整整10年的江城顿时沸腾起来了。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曾作过这样生动的描写： 参加火炬游行的，通合武汉三镇，怕有四五十万人。特别是在武昌的黄鹤楼下，被人众拥挤得水泄不通，轮渡的乘客无法下船，火炬照红了长江两岸。唱歌声、爆竹声、高呼口号声，仿佛要把整个空间炸破。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谁能说人民是死了呢？谁能说铁血的镇压可以使人民永远窒息呢？那是有绝对弹性的气球，只要压力一松，它不仅立即恢复了原状，而且超过了原状。 这个时期，周恩来异常活跃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除同国民党代表谈判外，还同各界要人、名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他同冯玉祥、陈诚、邵力子、张治中、白崇禧、邓锡侯、何基沣等时相过从，与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张君励、友舜生等交往密切，使他们中的不少人同共产党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 周恩来在筹组政治部第三厅的同时，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把从各地云集武汉的众多文化界人士团结起来。为了这件事，周思来特地拜访冯玉祥，请正在他那里帮助工作的著名作家老舍出来主持文协。老舍是去年11月别妻离子从济南只身流亡到武汉的。他曾说过：“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日，我就跟着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在不同政治倾向的文化人士中间，老舍都享有很高的威望。冯玉祥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并对文协给予慷慨的资助。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3月27日成立。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等都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为总主席，周恩来、蔡元培、罗曼罗兰、史沫特莱等13人被推为名誉主席切。周恩来在演讲中说：“今天到会场后最大的感动，是看见了全国的文艺作家们，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团结起来。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象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的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会上推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45人为文协理事，老舍为总务部主任，负责一切。更引人注目、颇有象征意义的是周恩来和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宋美龄、何香凝、孙科、柳亚子、陈支夫、陈诚等一起被选为名誉理事。这且按下。 再说1938年春，华北正面战场渐呈瓦解之势，阎锡山、卫立煌对在同蒲路东正太路南的国土和各部队实际已无法顾及，遂将分散在这一地区的中央军、地方军和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五师三四四旅，决死队的一、三纵队，划为二战区的东路军，请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副指挥。 3月初，彭德怀从高乎前线赶回驻安泽县南山交镇的八路军总部，带回了国民党友军的情况：徐州吃紧，潼关告急，蒋介石恐华北日军南下，增加中原战场的压力，严令华北各军一兵一卒不许过黄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击。但国民党将领从来没有打过无后方的仗，对运动战、游击战更感神秘莫测，十分惶恐，希望得到八路军的帮助。 为鼓励和帮助友军坚持山西，3月24日，朱德、彭德怀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将领李家钰(第四十七军军长)、李默庵(第十四军军长)、曾万钟(第三军军长)、朱怀冰(第九十四师师长)、武士敏(第一六九师师长)、赵寿山(第十七师师长)，八路军将领刘伯承、张浩、徐海东、李达、王新亭和决死队薄一波等38人从各地赶来开会。阎锡山和卫立煌的代表、蒋介石的联络参谋也赶到会所。 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处在黄金时代，过去在战场交手的人，今日济济一堂，共商御敌之计。 会议在小东岭村关帝庙内举行。朱德在开幕词中详细分析抗战形势，号召东路军将领齐心协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 彭德怀在会上作关于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他要大家接受南京、太原沦陷的教训，采用新的作战原则：实行战略上的防御战，战术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消耗战，战术上的速决战与歼灭战；运用运动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发展游击战以造成我基中军队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机会。 他在报告中向友军详细讲解运动战和游击战助战术，部队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敌军工作和建立根据她的要求等。同时向将领们提出希望，忠告他们：要了解、巩固、团结部队，须从实行合理统御，自觉纪律，禁止打骂，与士兵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做起…… 彭德怀的报告感动了与会将领们，特别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在西安事变中又积极支持张、杨义举的一六九师师士武士敏。他积极抗日，但部队旧习气很重，军民关系不好，使他十分苦恼。饭后，彭德怀到各处看望，武士敏向彭德怀倾吐心曲，长谈竞夕。以后，他对人说：“当了几十年的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上听到了彭副总司令的教诲后才认识的。从此，我才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此后，武士敏学习八路军的经验，与八路军亲密合作，部队改观，在中条山坚持抗日，直至1941年5月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 小东岭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作战纲领报告。划定了各军、师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协同打通了与后方的交通线。会后应友军的要求，八路军总部由左权主持为友军举办了游击训练班、政治工作讲习班等，未德、彭德怀、左权都亲自给训练班讲授课程。 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是以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为随后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奠定了基础。 小东岭会议刚结束，刘伯承指挥一二九师在涉县东阳关下肉堂铺对日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份有关日军动向的重要文件，内称：“共军猖獗，4月上旬，将由潞安(长治)以北400华里内施以痛剿。” 4月4日，日军果然调集一０八师团全部及一０九师团、十六师团、二十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兵力，北从正太路之昔阳、平定，西从同蒲线上之临汾、榆次、太谷，东从河北之元氏、赞皇、涉县，南从屯留、长治出动，分九路大举围攻警东南，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4月6日，朱德、彭德怀紧急向东路军发布关于部队和民众动员的训令，并连夜拟定作战方案：以八路军的一部，决死队一、三纵队，和国民党友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分别钳制各路之敌，掩护八路军主力隐蔽待机。待敌人消耗疲乏到一定程度时，即集中主力击破敌人一路，再扩大战果。 部署就绪，彭德坏说：“我们先到鬼子眼皮底下去游一圈，游到有一两股敌人胆大妄为了，再一锤子收拾它。” 4月8日，自屯留北犯之敌进入沁县，总部从容离开小东岭，向武乡石盘山转移，设指挥部于山上的义门村。 各路进攻之敌均受到中国军队阻击。惟有屯留北犯的日军二十五旅团，在凶残狡诈的旅团长苫米地的率领下，末受打击即占据了沁县，又放火烧毁了历史悠久的武乡县城。11日，朱德、彭德怀令待机的一二九师主力从涉县北星夜赶赴武乡，准备予该敌以严惩。 苦米地烧了武乡，激起军民的极大愤怒。该旅团在窜往榆社时，遭到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和总部特务团的有力截击，不得不折回。沿途群众空舍清野，敌人又疲又饿，处处挨打，再次扑向榆社，寻找中国军队主力决战，不料又扑个空，不得已，再沿武乡境之浊漳河谷，向襄垣后撒。此时，奉总部令严密监视着这股敌人的刘伯承师长，抓住战机，下令一二九师两个团沿漳河南岸，两个团沿河北岸山地，隐蔽快速猛追，同该敌平行前进，寻机歼击。16日晨，在武乡东长乐树一带之河滩地向敌发起猛攻，经一日激战，歼敌2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长乐村急袭，歼灭了九路敌军中最骄纵、精锐的一路，一战而震动全局，各路敌军闻讯，纷纷后撤。八路军及友军各部奋起追击，相继收复了榆社、武乡、辽县、长子、屯田、潞城、裹垣、壶关、子洪口、沁源、沁县。 4月27日，长治、高乎、晋城之敌向同蒲南段撤退，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与决死一纵队追击歼敌近千人。至次，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整个战役历时20余日，歼敌4000余人，收复县城18座，将日军赶出了晋东南。 反九路围攻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正面的徐州会战。 日军在台儿庄大败以后，忿而报复。4月下旬。他们放弃了津浦线的正面进攻，以其强大机动的机械化部队，从西侧迂回包围，总兵力增至40万人，并投人大量飞机、坦克作战，使中国军队陷人极其被动的境地。李宗仁为避免集中在一个地区的几十万大军成为日本空军和机械化部队大批杀伤的对象，决定向豫皖撤退，5月19日，弃守徐州。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在长期战争中，不可以一时之进退定其胜败。战略之撤退，如能达到预期之结果，即胜利也。” 徐州失陷之后，正面战场报移到陇海线和黄河南北。中国军队在华北的三个主要部分——晋绥军、中央军(及各地方军)、八路军(及决死队)在华北正面战场结束以后，各自分离。阎锡山的晋绥军在日军不断进攻下，退缩至紧靠黄河的离石、石楼、吉县一线。卫立煌部进人中条山区。与此同时，原东路军中的中央军和各地方军，不堪孤悬敌后的困苦转战，大批退至黄河以南，一部进人中条山区。华北广大国土敌后抗战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八路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身上。 到这年10月，八路军即在敌后发展到15.6万人。次年春，八路军控制了华北的103个县，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数块大根据地基本形成，根据地人月达3900万之众。 按下不表。 却说这年4月，共产党内部出了一件大事。 清明节前夕，张国焘放出风说他想去祭祭黄帝陵。毛泽东、张闻天得知这一情况后，并没有产生更多的想法。一个在政治上栽了大跟斗的政治家，发发思古之幽情，排遣一下心口积下的郁闷，倒也正常。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里，把他在延安的“危险处境”作了夸张性的描述，认为毛泽东等人准备把他打成“托派”，甚至于要消灭他的生命。实际上，这时对他错误的清算已经告一段落，他正担任着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这样写道：“4月2日，张国焘以祭中部黄帝陵为名，不经中央允许，自行跑到西安，与当地要人接洽，备受他们的优待与保护。住西京招待所两天。不住八路军办事处。只是当他7日决意逃跑，登上当地要人所备专车时，才用电话找林伯渠同志至车站谈话。谈话时，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中央在接到林伯渠同志报告后，即估计他已走上了脱党的道路，但为最后挽救他，故即致电武汉中央同志，寻找他，劝导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 4月11日，张国焘从西安乘国民党军用列车到达汉口大智门车站，王明、周恩来等前往车站迎接。张国焘偷偷住进大华旅馆后，周恩来、博古找到他，劝他搬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4月12日，毛泽东、洛甫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 14日，王明、周恩来、博古找到张国焘，苦口婆心地劝他回延安。张国焘不听劝导，15日正式拒绝再回延安。 17日，周恩来、王明、博古再次找到张国焘，正式向张国焘提出三条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仍口希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时期；三、各动声明脱离党，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他们劝张最好从一、二点考虑，但张说可从二、三点考虑，并请求允许他闭门二日考虑答复。谈话后不到一小时，张国焘就逃离八路军办事处，跑到太平洋饭店见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负责人，并留信给王明、周恩来、博古说：“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寓别处，请不要派人找，至要。” 长江局立即将张国焘公开投靠国民党的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4月18日，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 张国焘的叛逃，对延安影响甚微，因为他举足轻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被国民党任命为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但对国民党没有也不可能起多大作用，当然也不会受到特别的重用。他后来颇为落魄。长期流落海外，晚景凄凉，终至病死异国他乡。这是后话，不提。 再说就在徐州失陷的这一天，蒋介石心有不甘，下令做了一件报复日本的事。 5月19日下午，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率领两架轰炸机载着20万张传单飞往日本。传单上面印着： 中日两国有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亲密关系，应该互相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 传单是由郭沫若和日本进步人士鹿地豆撰写并田译助，内容入情入理，文字朴实无华。“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它比重磅炸弹威力大得多。 这两架飞机从汉口起飞，途经宁波加油，于20日上午10时许到达九州上空。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等重要城市和四国某些地区散发了传单。 徐焕升后来回忆说：“当时日本的防空警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进人日本上空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在实施灯火管制。及至天色通明飞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两架飞机在汉口一降落，孔样熙、何应钦、董必武等即迎上前去，表示祝贺。 当晚，蒋介石夫妇亲自接见、设宴慰劳。 22日，王明、周思来等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航委政治部，热情慰问散发传单的飞行勇士，并向他们献了旗。 蒋介石的目的是打破“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的迷梦。此举虽属冒险，但却是成功了。 然而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却在继续大踏步撤退。6月上旬，“北支那方面军”主力从徐州西进，攻陷开封，威逼郑州，希图沿乎汉线南下夺取武汉。为阻止日军实现这一意图，蒋介石批准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建议，炸毁了黄河铁桥和在花园口黄河南岸的堤防。滔滔黄河，一泻千里，中牟、尉氏、扶沟各县及皖北、苏北部分地区，顿成泽国，因而使得日军许多车辆、战车和重武器陷入了泥淖，进退两难。 此举虽然为防卫武汉换得了一段可贵的时间，豫西南一带，日军也未染指，但事先不做任何居民疏散的布置，三省人民死于洪水的达数十万，流商失所、无家可归的逾千万，“黄泛区”成为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蒋介石不敢承坦这一责任，指花园口决堤乃是日军所为，但这是推不掉的。 日军攻占武汉的目标不变。保卫太武汉不再是喊喊口号的问题了。 正是： 自古民贱如草芥， 兴也苦来亡也苦。 未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