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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说蒋介石这时在忙于军事问题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考虑两党关系。 5月31日，国民党中常委通过一个《关于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明确规定：对于那些不放弃原有主张，确认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的团体和其分子，应严予取缔。根据中常委的决议，6月3日，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了西安13个救亡团体，逮捕了各团体领导人。《新华日报》随即对此事作出反应，要求消除随便捕人、乱封团体、乱禁书报的现象，但没有把问题归为国民党的上层，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 过了几天，在西安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西安一些顽固分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是否应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路作让步，以阻止妥协局面出现。毛泽东答复说：“这些反动行径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指出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目前边区采取的一些办法，不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之必要。” 显然，毛泽东对国民党采取了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但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策略。比如，蒋介石不同意将八路军扩编为三军六师，不过只是少了个名分，八路军照样发展壮大。蒋介石下令逮捕了黄埔毕业生、陕西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宣侠父，但陕西共产党员仍以几何级数增长。 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作出决议：恢复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26人国民党党籍。 当天，毛泽东等了人电告国民党中监委：“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13年之办法并没商定。且此案事前并未通过与征求本党中央及各人意见，今郑重声明不予承认。请将此声明于明日见报。” 中监委此举，也许是希望造成“一个大党”的部分现实。然而不管是否报告过蒋介石，都显得太草率了。事前既与延安无电报往来，又未找就住在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协商，只顾单方面匆匆宣布，岂不是自讨没趣、陷于被动吗？客观上，毛泽东等人的声明无疑使国民党蒙受了不小的名誉损失。几天后，国民党中监委被迫发表声明撤销此案。 此后不久，中共领导层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毛泽东遇到了一个转为顾境的历史性机会。 王稼样回延安了！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正在苏联治伤的王稼祥和邓发一起，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在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作为促成毛泽东走上决策岗位的坚定的支持者，和毛泽东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因延安和莫斯科路途遥远，电报往来仍无法把中国的实情原什原昧地端过去。三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派遣任弼时前往苏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日战争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五一”节之后，王稼样的身体逐渐好转，经过请示中共中央，他准备夏季动身回国。为此，共产国际特地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在季米特洛夫的主持下，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两份文件，充分肯定并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斗争。并决定将文件交王稼祥亲自带回国内，面呈中共中央。 王稼祥临行前，季米特洛夫找王和任弼时一起谈了话。 在克里姆林宫的客厅里，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重要指示。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共目前仍然应该坚持与国民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原则，警锡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他郑重地说：“你们应该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吵了。” 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和两个重要文件，以及苏联援助的一些武器、物资、书籍，动身回国了。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王稼祥带着尚方宝剑回国，对一向言必称国际的王明来说，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王稼祥回到延安的当天，就分别向毛泽东、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作了其他问题的口头汇报。他将共产国际的书面文件交给了毛泽东。 在武汉的王明得知王稼祥回国，而且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坐立不安，盘算着指示的内容。很快，中共中央决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通知王明离汉赴延参加会议，并明确提到，会议要听王稼样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王明经过左思右想，提起笔来，起草了一封给党中央的电报，提出要到武汉召开六中全会。王明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自居，以为共产国际来了指示，理所当然地该由他主持党中央全会。 接到王明的电报后，毛泽东生气地说：“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到国民党地区去召开？我就是不去！” 王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函告王稼祥，请王稼祥速赴武汉与他单独议事。 王稼祥立即把王明的信交给了毛泽东，并说：“王明是有阴谋的，我尽量想办法叫他立即回延安来。” 毛泽东高兴地说：“应该这样做！” 王稼祥拟出了一份给王明的电报，严肃指出：请按时来延安听取我的重要传达，你应该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王稼祥指示机要部门立即给武汉发去。 王明无可奈何，不得不收拾行装。8月28日，他和周思来、博古等同返延安，准备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先召开政治局会议。以便为六届六中全会做准备。会议第一天，即由王稼样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 王稼祥的传达，表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终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的资本。王明像是挨了当头一棒，脸色极为难看。 李维汉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在这次会议上，主报告还是王明作的，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27日，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对将要召开的六中全会议程作了重大变动，确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明只作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和负责起草政治决议案。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是9月29日至l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各方面负责干部55人，是“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为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程。这时，传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绘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 会议第二天，周恩来匆忙作了发言之后，就离开会议，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前往武汉去了。 毛泽东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成为全会及会后在全党统一思想的纲领性文件。他在会谈作结论时，专门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尽管如此，在基本分清是非之后，毛泽东对王明本人的态度还是温和的。他说：王明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对王明问题的总清算是在几年之后的延安整风时。 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强调党的团结，并讲了对干部问题的处理，提出对处理错了的“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 这样一来，毛泽东更是威信大增。他从统战以来一直坚持的各方面的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40多人的发言，大都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的拥护。彭德怀发言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张闻天后来说：“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明。这时候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同志从共产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 张闻天颇有自知之明，他主动要求让位，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该由毛来担任了。然而毛泽东不同意，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当下去。张闻天5年后这样回忆道：“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佐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史称神仙会议)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 这次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把王明留在延安，不让他到武汉去了。 毛泽东后来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的。” 毛泽东成功了！他不仅政治上成功了，而且爱情上也成功了，因为他和江青的热恋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贺子珍与毛泽东发生矛盾，离开毛泽东已经9个多月了。这一空当，正好给上海影星蓝苹提供了机会。在康生的精心运作下，曾有过三次婚姻经历的蓝苹主动闯人了毛泽东的生活。毛泽东这时45岁，刚经历了与贺子珍的感情纠葛，他孤独，寂寞，缺乏情感的慰抚。而蓝苹只有24岁，漂亮、聪颖、热情，或许当时也不乏婉柔，当她适时地填补毛泽东的感情空缺时，毛泽东已不能也不愿意拒绝。他或许以为找到了真正的爱人，真正的感情需要；成许以为这次婚姻将给他的生活带来新的幸福和希望。对婚姻的过高期望值或许正好引他步入了婚姻的误区。 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已经公开化了，党内议论颇多。在延安的，用嘴和书信表示不满，在前方打仗的将领得知毛、江热恋，不惜用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这些情况都汇到了总负责张闻天手里。因为这事的当事人是刚得国际承认、并受到大家拥戴的领袖人物，谁处理起来都感棘手。张闻天拿着这些函电，不知如何是好。六中全会结束后，张闻天想了一个折衷办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说：你与贺子珍合不来，另外结婚，谁都没有意见，不过，按江青在上海的表现，似不合适。 据说，毛泽东看了张闻天的信，发火了，当场把信撕成碎片。为了解除人们的疑虑，由主管情报工作的康生出具了一份书面证明：“经调查，江青同志政治上无问题，其历史清白。” 第二天，毛泽东在合作社摆了两桌酒席，宣布与江青结婚。贺喜的人群里，没有张闻天。 此后，毛泽东即从凤凰山迁到了杨家岭的三间窑洞，与江青共同生活在一起。以后的情形，以及这场婚姻的结局，人所共知，此不赘述，还是书归正传吧。 10月4日，周恩来一觉醒来，看了看表，发现已经到了蒋介石约见他的时间。离开武汉一个多月了，他看到路旁炸毁的房屋不知又增加了多少。，他忽然闻想起了8月6日毛泽东等人发来的一份电报：“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路放弃之。”难道武汉战事之结局又一次被毛泽东言中了吗？在延安住了个把月，周恩来的心情极为复杂。王明这一页看来是彻底翻过去了，他在中央全会上已经陷于孤立，自己和他在长江局共事八个多月，虽然有过意见分歧，毕竟有一些电文是共同签署的，有一些活动是共同参与的，别人将会怎样看呢？敌后战场，八路军搞得生龙活虎，谁都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持久战，发动民众以全面抗战，这两点都由毛泽东率先提出。持久战的局面已经形成，这一点蒋介石比较清醒，可是他对发动民众却颇为迟钝，对自己主管的以第三厅为主的抗战宣传工作也不热心，不支持，尤其是两党关系，合作虽已实现，但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长此下去，抗战大业何以能竟？周恩来在延安开会时，主要谈了这种忧虑。现在，毛泽东也认为目前的合作方式不利于长期合作，提出了从前他不太感兴趣的民族联盟方式，并申明停止在国民党内部招收党员、组织支部活动。可是，蒋介石会不会接受这个方案呢…… 想着想着，已经来到军事委员会门口。 蒋介石迎他进屋，寒喧过后，问道：“恩来，听说你们在开六中全会，没想到你来得这样快呀。” 周恩来忙答：“会正在开。听说这里形势危急，我就先来了。我们中央一致认为，加强两党组织上的合作极端重要，我急忙赶回来，为的就是尽快向你和贵党转达这个愿望。” “很好很好。”蒋介石这么说着，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你带汲带书面协议？”周恩来掏出一封信，…这是毛泽东给你写的信。毛泽东同志因武汉战事紧张，要我立即把这信转给你。我们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更加进步，面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田难，准备反攻。” 蒋介石接过信；只见上面写着： 介石先生惠鉴： 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斗争，凡在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战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一方面将更如困难，然一方面必更加进步。必须实行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之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得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战事反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地此志，知先生必有同感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 毛泽东谨启 民国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月 蒋介石看完信，连说；“好，好！”沉思片刻，朝桌上一放说道：“南浔线将士用命，歼敌数万，战局会有所改观的。只要各方力朝一处，事情要好办得多。只要北守武汉，南守广州，再有外援，我们就可掌握战场主动权。” 周恩来问道：“万一武汉外围线失守呢？还要守武汉孤城吗？” “你说呢？”蒋介石反问。 周恩来答：“不惜断然弃之，保存实力作持久打算。”见蒋不说话，又补充道：“毛泽东同志曾有一篇《论持久战》，专门论述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听说过，听说过。辞修(陈诚)也曾有过这么一个计划。” 蒋介石看看表，“你还有什么书面东西吗？”周恩来说：“有所考虑，还没有来得及写出来。” 蒋介石下了逐客令：“那就写了再送来吧，今日还要开几个会呢。” 10月8日，周恩来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新建议的书面材料。内容包括：(一)停止两党的斗争；(二)共产党员可以加人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分子一律加人三民主义青年团；(四)以上参加者保持共产党党籍。 当天，蒋介石即将这份建议交给陈立夫、康泽等研究讨论。 10月14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 周恩来知道战事越发不利，开门见山道：“校长，我党加入贵党及三青团的主张，是考虑再三之策。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共度难关了。” 蒋介石道：“这事是我先提出的，这不假，我是总裁，也不假，可是这么大的事，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说了算数的，必须由中央常委会进行讨论后才能确定之。” 周恩来问：“那么，什么时候才能讨论出个结果呢？” 蒋介石面露难色：“恩来呀，你也知道，国共合作，党内并不是一致赞成的，你们又不作原则性让步，此事恐难很快实行。” 周恩来只好退一步，说：“那么，三青团尚未就绪，加入三青团的事，校长总可以决定吧？” 蒋介石一时语塞，踱了一会儿步说道：“这个，这个，这个可以吧。三青团的章程修改后，可以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待我们双方研究后，即可考虑实行。” 周恩来见蒋介石态度含糊，只好换了一个话题：“校长，八路军改编后，在华北战场给敌大量杀伤，依靠群众还得到了很大发展。现今的一个集团军，已不好控制广大区域内的部队，是否……” 蒋介石挥挥手打断了周恩来的话：“我都知道，我都知道，这事只能留作以后再议。日本人已把兵力用到极限了，在华作战部队已超过一百万，国内在演空城计。我准备在武汉战事结束后，把部队再整编得更精一些，你提出的问题，到时一起加以考虑。还有一个边区问题，你们是怎么搞的嘛，一点也不体谅我的苦心。我给你们的条件，比给阎百川的优厚多了，正值危难之秋，就不要再在地盘问题上做什么文章了吧。别人向我提条件可以理解，你是我的老部下，怎么也不体谅我呢？” 周恩来知道再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就胡乱支应几句，找个借口告辞了。 10月24日，日军的大炮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还夹杂着机枪的哒哒声，到处是浓烟烈火、断壁残垣、尸体狼藉。周恩来神情严峻，眉头紧锁，时而穿行在炮火硝烟之中，时而出没于大街小巷，视察战场，慰问伤员，召见地下党负责人布置武汉沦陷后的工作…… 深夜，日军已踏上武汉郊区。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馆，在爆炸声震得摇摇晃晃的屋子里，写好社论《告别武汉同胞》。25日凌晨，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新华日报》印好后，他才在隆隆的炮声中告别武汉。 蒋介石也是武汉失守前最后撤离的人。他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军民书》中写道：“此次兵力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的枢纽，绝不可认为战事失利与退却。”24日晚，蒋介石借宋美龄乘飞机往湖南衡阳撤退，但因飞机迷失方向而又返回汉口。当25日凌晨4时蒋介石的飞机再起飞时，日军已逼近到汉口城外仅有15公里的地方了。 10月27日，大武汉陷落了。4天之前，广州已入敌手。 正是： 只要抗战意志坚， 岂因进退招褒贬！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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