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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回 蒋介石举起合并旗 汪精卫发出卖国电


  却说周恩来撤离武汉、抵达长沙后,适逢蒋介石《告全国军民书》公开发表。他和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蒋宣言今早发表,内容甚好,不妥处已改掉……蒋日前来长沙并转南昌,现回衡山,表示坚决主张宣战,冯(玉祥)、白(崇禧)、唐(生智)均赞助。”
  11月1日至旧,军事委员会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检讨武汉作战经过。周恩来出席会议,并在发言中强调游击战的问题。8日,他又到衡山见蒋介石,商谈今后抗战的军事方案。蒋介石明白他的一班文臣武将没有多少懂游击战争的,便对周恩来说:“游击战固然好,但要先行训练。这样吧,请你写一个具体方案,方案出来,就可速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11月10日,日军由武汉南下,湖南北部的门户岳阳沦陷,长沙告急。聚集在长沙的各军政机关纷纷撤退。12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已先后离开长沙。周恩来、叶剑英在安排完八路军办事处、三厅工作人员摄离后,已到深夜12点。周叫副官打电话给陈诚办公室询问敌情,陈诚回答:“风平浪静,日军还在洞庭湖。”已经十分劳累的周、叶决定在长沙城内的八路军办事处再住一夜,明天早上去湘潭。
  次日凌晨两点多,周、叶刚睡下不久,突然城内到处起火,住所附近也被点着,烈焰立刻把天空映得通红。随从人员急忙冲进二楼的卧室,把他们叫醒,拉了就走。这时火已迅速蔓延到院子里,大门已被烈焰封住,他们只好转向屋侧,从火中冲出。走到街上回头一看,大火已把他们原来所住的二楼吞没了。街上一片火海,一片慌乱,一片嚎哭之声。他们沿湘江步行,走出城外,遇到郭沫若等乘坐的卡车。周恩来浓眉紧锁,怒不可遏,又拉着这辆卡车返回长沙,探看一下究竟。到离长沙不远的一段高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长沙全城笼罩在熊熊火光和滚滚浓烟里。周恩来立刻作出判断:“看来,敌人是没有进长沙的。假如敌人进了长沙,那一定要穷追的,不会全没有动静。”
  后来才知道引起这场大火的原因。原来12日上午,蒋介石侍从室传渝省主席张治中:“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指示军警负责人作了部署。不料执行人员误信了日军已迫近长沙的谣传,仓促间不经请示批准,也没有放空袭警报,就竞相放起火来。张治中在梦中惊醒时,火势已蔓延开来,电话线路不通,无法挽回局势,只能独自唏嘘不已。
  消息传出,全国一片责难之声。
  16日,蒋介石驱车来到长沙。当他走上劫后余生的最高点——中天阁,俯瞰全城,发现几天前的繁华街道此刻已变成瓦砾场的时候,顿时面红耳赤,头上筋络暴突,嘴里哼哼叽叽。随行人员见状,暗自思忖:委员长要杀人了。
  果然,蒋介石下令逮捕直接纵火的长沙警备司令丰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和警察局长文重孚。判决前,张治中曾力保丰悌免于一死,但他的政敌陈诚不肯放过。审判长钱大钩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于是上报蒋介石。丰悌本是黄埔一期学生,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二组组长,颇受宠爱。然而蒋知道民怨难平,责任难担,因而在判决书上批道:“疏鲁怠情,玩忽职守,渎职殃民,一律枪决。”18日早晨,新任长沙警备司令俞济时遵令将三人处死。
  张治中自知闯下大祸,十分焦急。这时,周恩来前去看望这位老朋友,既指出其责任所在,又温言加以劝慰。张随即将以国民党中宣部和军委会政治部名义发布的《长沙大火真相说明》稿送请周恩来审阅。
  周恩来一面指示《新华日报》批评“焦土抗战”的方针,一面宇斟句酌地修改这份文稿,特别是对起火原因做了中肯的分析,除指出负责人误信谣言、准备不周、临时躁动外,还加上了“自卫民众激于义愤,以为敌寇将至,自焚其屋”等字句。
  张治中看过周恩来修改后的文稿,激动得良久未能置词。他由衷地感激,认为正当各方责难纷纷、一些人落井下石之际,中共要人周恩来能对他持谅解态度,实在难得,令他终生铭感不忘。
  蒋介石宣布对张治中“革职留任”。
  从武汉失守开始,中日战争呈现了长期对路的状态。正面战场,已在武汉周围和长江两岸形成相互对垒的局面,日军已无力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达到迅速灭华的目的,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一时也无力组织反击;敌后战场上,因日军采取“治安警备”的策略,无力量在广大的地区发动“大扫荡”肃清八路军,也呈僵持局面。
  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召集南乐军事会议,讨论抗战新阶段的战略方针。到会的有高级将领300多人,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出席了。白崇禧在会上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十分推崇,建议蒋介石读一读,并说要全国人民都看看,蒋介石不置可否。会议决定在南岳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要中共派干部去教游击战。这件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南岳训练班的主任由蒋介石兼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周恩来也担任了这个班的国际问题讲师。他后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说:“中央军最重要,但最难接近,最难工作……南岳训练班较洛砌山更有成绩。这几乎是我们接近中央军官最好的机会,只可惜人去少了。因为人去多,不仅可以扩大我们影响,而且可以培养我们自己的知名干部。”
  蒋介石这时虽还表示愿意继续抗战,但对他来说,抗战有如爬山,爬到这里,他开始停步,不想再往上爬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在敌后的迅猛发展,使他忧心忡忡,如芒在背。日本政府又向他伸出诱降之手,内部求和之声日高。于是,他越来越多地在考虑如何对付共产党了。
  12月3日,周恩来经衡阳到达桂林。八路军刚在这里建立了驻桂林办事处,由吴莫如、李克农先后担任处长。这是经过周恩来同白崇禧商谈后得到他同意而建立的。
  6日晚,蒋介石在桂林主动约见周恩来。蒋住在桂林行营,这里窗明几净,几支蜡烛闪着柔和的光。他想布置个谈雅宜人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会见他的老相识和老对手。
  侍从们通报后,蒋介石主动迎到院中,握着周恩来的手,非常热情地说:“恩来,快进屋,咱们好好谈谈。”
  宾主坐定,略事寒瞳,蒋介石便切入正题,正式提出了他的“溶共政策”。他对周恩来说:“恩来呀,跨党的办法讨论后大家都不赞成。以前共产党跨党加入国民党,并没持久,已经可以证明了。现在,你们共产党既然信了三民主义,最好还是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这样力量可以加倍嘛。”
  周恩来一时不知蒋的用意,只是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
  蒋介石兴奋起来了:“恩来,如果这种办法可以谈,我可以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约毛泽东面谈解决。”
  谈了近一年,又回到吞并的老路上去了。周恩来淡淡笑着。仍未说话。
  蒋介石接着说:“如果全体合并一时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大家都害怕你们搞什么革命转变呀!上次合作,把大家都搞怕了。”
  周恩来不再沉默了,他敛起笑容,说道:“我们相信三民主义,可不仅仅因为它是抗日的出路,而且因为它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却未必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党。跨党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也不强求。如果认为时机末到,还可以采用其他办法。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面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
  周恩来的答复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他快快地说:“如果你考虑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电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但蒋介石这个念头并没有立刻打消。12月12日,他在重庆又约见代表中国共产党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等继续洽谈。他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者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是跨党办法绝对办不到。”
  王明等人纷纷陈述共产党关于建立各党联盟的主张。蒋介石听得不耐烦,变得异常激动,站了起来,伴着手势说道:“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至死也不变!”
  几位共产党人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答对。
  蒋介石缓和了一下口气:“我就不明白,既然都信奉三民主义,为什么不能合并到国民党里来?比如各位,完全可以到国民党里来作强有力的骨干嘛,为国家民族共同努力嘛,何必要保留那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呢?”说着,特意看一眼吴玉章,“你是老同盟会的,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玉章说:“如果允许跨党,我当然愿意再加入国民党,如果只有退出共产党才能加入国民党,那我宁愿保留共产党的党籍,因为当初加入共产党是我慎重的选择。”
  其他几人也同蒋介石争辩起来。
  博古说:“那么,我们只好独立存在,共同发展了。”
  蒋介石“哼”了一声,说:“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的。”
  董必武生气地说:“谁能在民众中发展,那要看他是否和民众站在一起,是否代表民众。”
  王明提到三青团问题,蒋介石回答:“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当然可以修改,不过这纯属枝节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
  林伯渠问道:“是不是可以采取另外的形式合作呢?”蒋众石斩针截铁地回答:“其他方式均无用。我们当然可以再谈,但是,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都无意义!这么说吧,如果不取消共产党,我死不瞑目!”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回旋的余地?五六个小时过去了,双方不欢而散。
  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人人切齿的事件: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主席、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公开叛国投敌,作了遗臭万年的汉奸。
  话要从头说起。
  却说日本近卫内阁发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和平对手的声明之后,于1938年6月17日,由陆军部制定了一套旨在“导致蒋政权垮台和蒋下野”的谋略计划。
  这套多方笼络、瓦解、争取的计划,各工作都冠以动物名称作代号,五光十色,有如一个动物园:
  起用唐绍仪、吴佩孚、靳云鹏等“第一流人物”为鸟工作,加强临时、维新两政权及其与蒋政权合并为鸠工作,在蒋政权内及民众间掀起反蒋运动为鹰工作,离间蒋政权将领及政客为鹭工作,酿成蒋政权内部的和平空气为鹫工作,酿成建立西南政权的趋势为鸢工作。
  使蒋政权内“杂牌号”瓦解归顺为兽工作,其中包括宋哲元等(狐工作),旧韩复榘军(粟鼠工作),旧东北军(狗工作),阎锡山军(狸工作),石友三军(猫工作),刘建绪军(鹿工作),徐源泉军(牛工作),其他请求归倾的军队和武装团体(兔工作)。
  6月18日,“中国通”、日本特务总头目土肥原贤二被调至大本营,委其开展起用“第一流人物”的“鸟工儿”。土肥原对唐绍仪、靳云鹏、吴佩孚这些曾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是熟悉的。他曾成功地使宣统皇帝溥仪从天津出关弄出一个“满洲国”,日本政府自然对他再创奇迹寄予原望,而土肥原也自我感觉成竹在胸、事在必成。他们当时还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
  土肥原最先选择的目标是唐绍仪。唐早年留美,清末历任待郎、巡抚、尚书等职,1912年出任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1934年从中央监察委员职位上退下,寓居上海。士肥原和唐绍仪商量好条件后,唐便派了女儿去武汉游说上层人物。蒋介石知道唐绍仪和日本人讲的条件中有逼他下野一条后,十分恼怒。9月20日,唐绍仪被扮作古董商的特务在六国饭店用利斧劈死。日本人对此评价为“巨星坠地”。蒋介石为了掩饰,又是发讣告,又是拨巨款厚葬。
  土肥原无奈,去天津找靳云鹏。靳云鹏更干脆,声称“礼佛有年,无心向世”,一口谢绝了。
  最后,土肥原又去找吴佩孚。“秀才将军”吴佩孚1927年被革命军打败后,1930年寓居北京。他是北洋军阀中强有力的人物,日本曾出版过他的传记,在日本颇有些知名度。吴佩孚做了寓公后常称:“我的势力还在华北,只要我一声令下,仍可大军云集。”但是,他不想受日本人摆布。他说:“你想拉我上贼船,你要我投降,日本小鬼子的把戏,哪样瞒得过我?我吴某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由你们摆布!”还提出要成立30万人的军队由自己指挥,日军撤出,才能就职。气得土肥原发誓:“把这家伙干掉!”第二年,吴佩孚果然死于日本医生之手。
  就在土肥原的工作屡屡受挫之际,日本大本营开始注意到了早巳望穿秋水的汪精卫。
  早在抗战前,汪精卫就奉行媚日政策。抗战爆发后,他更到处散布抗战必败的论调,和他的亲信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组成“低调俱乐部”,攻击坚持抗战是大家陪着蒋介石一人跳火炕。
  1938年10月21日,汪精卫在他的重庆公馆里正襟危坐,侃侃面谈。他对面的路透社记者则笔走龙蛇,飞快地记录。
  “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为讨论基础,否则无调停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
  汪精卫的这篇谈话,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共产党姑且不论,以陈诚为首的抗战强硬派也向汪精卫发起猛烈攻击。当然,支持者也不乏其人。
  10月22日,梅思平飞抵重庆,告诉汪精卫:“日本希望你脱离重庆,另组政府,谈判和平条件。”
  5日后,武汉陷落,汪精卫心旌摇曳。
  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修改了1月16日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为“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要求国民党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更换人事组织,还是坚持要蒋介石下台。
  11月16日,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起吃饭,以退为进,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使国家民族濒于灭亡,国民党贾无旁贷,我等应迅速联抉辞职,以谢罪于天下。”
  蒋介石立即反驳:“我等若是辞职,究竟谁来负政治上的责任?”
  两人争论得面红耳赤。蒋介石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把汪精卫晾在一边。
  11月20日,汪精卫密派高宗武和梅思平在上海和日方谈好了条件:在日华共同排斥共产主义的前提下,中方承认日本军队驻扎,承认满洲国等。
  汪精卫自觉以自己的力量难以战胜蒋介石,决心出走,借日本人的力量收拾蒋介石。日本人也正在等着汪精卫出逃。
  12月8日,蒋介石提前从桂林回重庆,汪精卫这一天没走成。第二天,汪只好硬着头皮参加在重庆开的第一次首脑会议。
  12月18日,汪精卫准备在蒋介石飞西安开军事会议时出逃。谁知这天西安天气不好,蒋介石没走,改在重庆向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怕日久生变,冒险于这一天飞到了昆明。同行者有他的老婆陈璧君以及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等人。临走前,汪给蒋介石留下一封信,上面有两句莫名其妙的话:“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
  12月19日,汪精卫一行从昆明飞抵河内。
  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出逃十分震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自觉回头耳!”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闻讯,大喜过望,立即于12月22日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开篇便说:“日本政府……决定始终一贯地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同时,和中国同感忧虑、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进而具体地阐述了“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实际上就是灭亡中国的条件。
  12月24日,蒋介石从西安回到重庆,当天即对顾问端纳说;“请你通知英、美两国大使馆,汪精卫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想到和日本谈和,并且在准备作大规模的抵抗。”
  26日,蒋介石在中央党部发表了洋洋数千言的长篇演讲。他说:“在日寇咄咄逼人、决心亡华的狠毒用心之下,中国只有抗战求生,不能妥协求存。如果我们还要想在虎颔之下苟求余生,想以和平妥协的方法求得独立平等的生存;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精神已经屈服,就将万劫觉沦,锁链已经套上,百世不能解脱……我们真不明白敌人何以失去理智到这种地步?世办上岂有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灭一个五千年历史、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大国?岂有一个有主义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轻易受人威协,以至放弃其革命救国的使命?因此,中国只要守定立场,认定目标,立定决心,愈艰苦愈坚强,愈持久愈奋勇,全国一心,必获最后胜利!”
  身着军装的蒋介石走出会场,立即被记者们围住了。
  一个女记者问道:“汪主席离渝到了河内,是不是投降日本人呀?”
  蒋介石微微一怔,旋即以轻松的口吻答道:“汪此次离渝而赴河内实为转地疗养,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昧。此行不仅与军事委员会无关,即于中央与国民政府亦皆无关系。”
  不料三天后,在河内“休养”的汪精卫发来了一份“艳电”,口气大得吓人,要求国民政府根据22日近卫声明,在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基础上,与日本交换政府意见,以期恢复和平。
  1939年元旦,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作出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撤销汪的一切职务。各党派、团体、部队纷纷发出通电,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愤怒声讨汪精卫。
  汪精卫叛逃一事,即使蒋介石感到两党合作的重要,又给了他一个启示:信仰乃立党之要旨,信仰的不同解释,必致大乱。因此,他认为在信仰问题上再也不能向共产党让出一步。
  12月底,彭德怀奉中共中央之命赴重庆面见蒋介石,请蒋从根本上解决华北指挥关系、增加八路军军饷等问题。蒋颇为冷淡,什么问题也没有答复。
  周恩来也奉中共中央之命去见蒋介石。他对蒋说:“近一个时期,各地都出现了反共捉人的事,我们认为问题很严重,需要校长出面讲几句话。这种现象不予制止,于两党合作不利,于国家也不利。”
  “有这种事吗?”蒋介石反问道,“这恐怕是一些偶然事件,不足为怪,这么大个国家,出点事也是正常的吧!汪兆铭投降了日本,谁事先能想得到?”
  周恩来列举了几起包围八路军、活埋共产党员一类的事件。然后说:“校长,去年8月3日,你在西安亲口告诉我,宣侠父是你下令抓的,这事恐怕不是偶然吧?宣侠父几个月来毫无音讯,该不会已经死了吧?”
  宣侠父两个月前已被秘密处决,但蒋介石没有这样回答。他铁青着脸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却不听我的话,这还了得,给他一个教训也是应该的吧?至于宣侠父是死是活,我能管那么细吗?恩来呀,你我见面应该谈两党合并的大事,这才是党国需要亟待解决的事情嘛。”
  周恩来摇摇头:“还可以商量别的办法,你上次说的合并办法是不可行的。”蒋介石两手一摊,说:“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下级也常感不安,影响上级意志。”
  话外之音十分明白:合并问题不解决,下面再闹出反共事件就不可避免,我也没有办法。
  周恩来悻悻而归。
  这时,蒋介石已在准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了。汪精卫叛变,国民党自然要开个大型的会议,统一一下思想认识。同时,他准备从这次全会开始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
  1月20日晚,也就是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
  正是:
  虽有指墙花影动,
  切莫疑是玉人来。
  要知蒋、周如何会谈,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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