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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府邸 美酒和着歌舞，融解着心中的块垒，寄 托着友好的祝愿，宽慰着朋友的灵魂· 王安石醉了，司马光醉了·苏轼醉了· 熙宁四年（1071年）春天，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而言，似乎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季节。 王安石在送别婵娟和“书场浪子”南下江宁的第二天，便按照皇帝赵顼传下的批谕，发出了诏令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专意修史”和诏令苏轼“通判杭州”的谕旨。并立即报请皇帝赵顼思准，轻车简从地走出京都，奔赴洋河、淮河一带巡察。这是他从“书场浪子”的话语中得到启迪而作出的决定：身为宰相，不可“乐在鼓中”，应当亲耳听听、亲眼看看“均输法”两年来推行的实情。 司马光是年前腊月十六日离开京都奔赴永兴军的。由于冰封雪冻、道路崎岖，他在路上踉跄颠簸了十五天，于元月三日到达京兆府（西安） 这十五天，在漫漫的行程中，他冒着风雪回溯着朝廷这两年来的变化，心境确实有些茫然，对皇上和介甫的所作所为，总觉得看不出一个真实的面目来。“变法”之举是励精图治吗？却草就轻发，专谋声威，近乎于玩笑。“变法”之举是玩笑吗？却日夜操劳，呕心沥血，极其认真。这认真的“玩笑”，实在是难以理喻。 他亦回溯自己这两年来的一言一行。奏表、谏言，谏言、奏表，在别人看来，似乎专与皇上对抗，专与介甫为难，似乎也是一种“玩笑”，可自己却也是非常认真的。唉，也许这是一种自作多情的认真。这认真的“玩笑”，在别人看来，更是难以理喻。 除夕之夜，元旦之晨，他是在潼关城西三十里处的一个荒落的农家度过的。面对农家简朴而虔诚的守夜灯光，回想离京前与皇上的“朝辞进对”，他凄苦难当。以不谙军务之躯，任军务不谙之事，也是一种“玩笑”。想有作为而不被恩准，面对边境烽烟而胸中无策，更是一种荒唐的“玩笑”！ 风雪两千里走到头了。元月三日司马光走进京兆府。战争的阴影笼罩着长安古城，他的心境惶恐不安。更多更大的艰难险阻和祸福莫测的未来还在前面啊！他站在长安南门的城楼上，望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发呆。社稷安危、黎民性命，本是“玩笑”不得的！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不添屯军马状》，以图安定民心。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本路官兵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十状》，以图提高士气。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垒倚阁状》，以图解决细民眼前青黄不接之苦。 他驰奏札进京：奏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以图解决民间眼前粮米不继之急需。 司马光的这些奏表，表面看来，仍是他那“固执”的《强兵安民三策》的继续，是消极的、没有作为的、令人泄气的，但确实是现实的、务实的、从实情出发的。他毕竟是一个“脚踏实地人”，不想用豪言壮语欺骗自己，欺骗皇上，更不敢欺骗永兴军的将校兵士。他仍然唱着低沉而令人厌烦的老调。 司马光焦虑地等待皇帝“恩准”的谕旨从京都飞来。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皇帝的“恩准”没有等来，却接到了“判西京留守御史台、专意修史”的诏令。他当然不知这是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在元月三日的夜宴中为他争得的优容恩典，又一次叹息自己命运多舛。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再次面对着郁郁葱葱的终南山，仰天长叹：“暂来还复去，梦里到长安。可惜终南色，临行仔细看。”他告别了来去匆匆的长安古城，踏上了东去的归途，于四月初五傍晚回到京都。他囊不及解、餐不及用、衣不及换，便书写谢表，请求皇上“朝辞进对”。 四月六日，大内宦侍传下皇帝谕旨：因朝事繁忙，免于“朝辞进对”，准予住京一月，消解旅途之劳。司马光面阙跪伏谢恩。 因为有去年十二月中旬的“出知永兴军”之行，其妻张氏已于年前腊月下旬带着女婢、仆役返回涑水老家。书局已于前几日移至洛阳。其子司马康去年中进士后，已获皇帝恩准除到国子监听讲外，进入书局做案头事务。此时，司马光身边除了留守房舍的老仆吕直外，只有随从的两个仆役。皇帝既免于“朝辞进对”，就不必在京都停留了。他随即请大内宦侍转禀皇帝，他将于三日内前往洛阳赴任。“朝臣典范”司马光，在反来复去的贬逐中也是“典范”！ 苏轼就不同了。他是元月十七日接到“通判杭州”的诏令的，因妻子王闰之生子尚未满习俗的四十天，而任妈又卧病在床，实在无法拖家远行，承蒙驸马王诜帮助，讨得了皇帝一句“缓日成行”的法外施恩，故而拖延至今。 两个多月来，苏轼成了室内室外最忙碌、最忠顺、最听话的仆役。白天恭侍于任妈膝下，以尽人子之孝；夜晚拂照于王闰之床边，以尽人夫、人父之责；奉药、供茶，嘘寒、问暖，以口无遮拦之舌，说笑话为任妈解忧，讲故事为王闰之消愁。亏他是个随和的文人，官气不多，能屈能伸；官架不大，能上能下；心胸宽阔，能提能放。他似乎忘记了“通判杭州”之诏已贴在脑门，“缓日成行”四字并非“缓日不行”，整天乐呵呵地忙碌着。只是在任妈闭目养神和王闰之抚着儿子熟睡时，才偷闲发呆、叹息、料理心中的愁苦艾怨和焦虑忧烦。又亏得歌伎琵琶等人热情帮助，内外奔波，拂照子侄、购米买菜、挑炭点炉、烧饮浆洗，隔三差五以琴音、歌声调解庭院凄凉，好歹总算熬过了这个多愁善感的三春季节。 任妈病好了，能走动了。妻子王闰之身体恢复了，能劳作了。幼子苏迨快四个月了，会笑出声了。司马光贬到长安又贬回来了。“通判杭州”的“缓日成行”即将结束，离京日子临近，家务上的一大堆难题，骤然摆在苏轼面前：二十多口之家今后如何生活？九人歌伎如何遣散？年老的任妈和不满半岁的迨儿如何随贬起程？父亲购建的这座庭院如何处置？眼下都需解决。他原本就是一个不理家务的人，迷茫、失望、委屈、愤懑又席卷而来。他又开始借诗画以解忧，借饮酒而销愁。 百无一用的苏子瞻啊！ 王安石是在司马光回到京都的第二天回京的。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使他对自己雄心勃勃的“变法”，获得了新的认识。汴河的风浪，击碎了他门在鼓中的乐观；淮河的波涛，增添了他心底的忧虑。“均输法”实施两年多来的成就巨大，但缺失之多，亦令人惊骇震怒。他一举查办了几个罪大的官员，并令他们退出了赃款，煞了煞这股“官商勾结”的邪风。但留在心底的忧虑和苦闷，却日多一日地积淤起来。为什么一道新法的执行总是走样？而且是越往下面走样越大？为什么上呈的文书、奏表总是文过饰非？而且是越到上面文饰越甚？为什么要变革一种流俗竟是这样的难！不仅要战胜朝廷上层一些力量的对抗，而且要战胜下层官吏的积俗旧态！他突然感到变革道路的漫长和自己力量的单薄，心里不再是气势如虹了。 回到京都的当天晚上，在与夫人吴氏共枕相语中，得知司马君实已回到京都和皇帝免于“朝辞进对”，并得知苏子瞻这两个月的凄凉处境和皇帝“缓日成行”的恩典。 吴氏入睡了。王安石闭上眼睛，无论如何难以睡着。司马光和苏轼的音容笑貌不停地闪现在他的心头。 多年深交的朋友，竟然因为政见的不合而疏远了、绝交了。怪谁呢？怪司马君实不赞助自己吗？怪苏子瞻不与自己合作吗？他们所论新法的缺失，在两个多月的实地巡察中自己不都看到了吗？而且自己已不得不严厉“匡正”。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君实、子瞻，友直、友多闻啊！该自己以“友谅”对友了。怪自己心胸狭窄吗？自己何尝不想借重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之名望、才智，以竞“变法”之功呢？可是，如果依照他们的所思所想和所操之术，就不会有自己所思所想的“变法”，更不会有今天这样轰轰烈烈的局面了。看来，朋友间的这场抵牾，谁也不怪，只怪这个积贫积弱的现实。大宋百年的辉煌，造就了几代自视甚高，都不肯低眉附首的名士、才子，在大宋败落的今天，又都不甘心这落花流水的悲哀，纷纷开出各式各样的救世药方，而且都相信自己的药方唯一灵验。这也许就是朋友之间政争不息、撕破面皮的根源。 司马君实后天就要离开京都了，苏子瞻离开京都的时日也不会拖得太久，自己已决定几天之后去京东巡察“青苗法”的实施情况，朋友相聚只有明天一日。回来得还算巧。过了明天，要再相聚一笑、一骂、一讽、一怒也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王安石悄悄起床披衣，点燃蜡烛，坐在烛光下，给司马光、苏轼写起信来。 四月的清晨来得早，五更梆鼓敲响，天就蒙蒙亮了。一夜搓手徘徊的苏轼，斜倚在床榻上打了一个盹，醒来之后，已是日高三竿了。任妈端来早餐，苏轼草草吃了几口，便心神不安地走出卧室，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思索那些仍没有解决的难题。 年老的门丁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信，说是宰相府派人送来的。 苏轼打开一看，是王安石亲笔写的，特约今夜去司马府邸为可马光送行。信中有“子曰：‘朋友切切思思’，某不敢因政见不合而忘却友谊”之语。并叮嘱苏轼“从容作远行之备，勿似君实之匆速。” 苏轼原是重于感情之人，王安石的这封短信，立即使他联想到白居易《鸟赠鹤》中的诗句：“与君黑白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一种欣慰之感涌上心头：介甫终不欺友啊！ 片刻之后，老门丁又走到苏轼跟前，呈上一封书信，说是司马府邸的人送来的。苏轼打开一看，是司马光送来的情谊深长的惜别书。信中宽慰苏轼“祸福相倚，此乃宦海常情”。信中还有为王安石辩解之语：“介甫无他，唯性情执拗耳”。信中企望“子瞻若能驾临寒舍，以诉别情，则无憾矣！” 苏轼心潮澎湃起来。两年来与君实并肩抗争之情，君实在皇帝面前多次袒护举荐自己之恩，君实为子由赠花赠酒送别之谊，使他坐不住了。“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他吟着王昌龄的诗句，欣欣然奔告于任妈与夫人，告之他今夜要应那个“拗相公”王安石之约前往司马府邸为司马君实送行、并向介甫告别。 司马光府邸的这个夜晚，气氛别致。前堂里点燃着几盏淡淡的纱灯，照映着捆绑未解的物箱、马驮。偌大庭院杳无人声。通向书局的荒芜花园里，也挑了几盏灯，有杂草、弱柳在灯光中摇曳。 书局里烛光通明，屋内原有的书桌、书架已经撤离，比往日显得宽敞许多。一张餐桌置于中央，三人女乐端坐一隅，老仆吕直上下忙碌着。司马光为了迎接朋友的到来，一改往日以茶待友的俭朴，特意要吕直从酒楼请来了这三位歌伎弹唱佐酒，这已是为官三十四年来从未有过的“奢华”。 司马光、王安石、苏轼三人携手，谈笑打趣，走进书局。感情虽尚显夹生，但见已是各自竭力热诚了。 歌伎不用吩咐，及时弹唱起是时流行于酒楼、官衙、妓院的迎宾曲：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沈吟至今。 呦呦鹿鸣， 食野之苹。 我有佳宾， 鼓瑟吹笙。 …… 司马光礼让，王安石、苏轼入座。老仆吕直居下斟酒。 琵琶：古筝轻弄，其音铮铮。 主人和客人都身着文人时尚的便服。司马光着黑色宽袍博带，以黑巾束发，沉稳老成；王安石着灰色宽袍博带，以白巾束发，清雅随和；苏轼着蓝色宽袍博带，以紫巾束发，潇洒飘逸。他们似乎都在着意拂去身上的官气，以文人的本色会友，共同暗示今晚绝不为政见争吵。 主人和客人各自捧出时尚美酒。司马光有杜康，王安石有金华，苏轼带来的则是文君。他们似乎都在着意表明，今晚只谈友谊，将为友谊一醉方休。 他们开始谈诗论文。司马光谈论韩愈“文起八代”之功，王安石评说柳宗元“文砭时弊”之义，苏轼剖解欧阳修“道纯充实”之论。他们心照不宣地极力避免争执，相互照应，你唱我和。 他们上溯至孔子的“礼乐仁义”与“兴观群怨”，并由“文论”而引向“道论”、“史论”。他们都是儒家经典哺育的“当代英才”；现时又都是把儒家教义引向经学、史学、文艺的领袖人物；又都在为建立自己的“道统”、“正统”、“文统”而辛勤耕耘；为他们共同的君王弹铗悲歌；他们血脉相通，魂灵相息，今晚又回到了“变法”前那种无拘、无束，无忌、无怨的岁月。 酒过数巡，王安石又在“新颖奇特”地高谈阔论，司马光又在“凿凿侃侃”地追根寻底，苏轼又在“口无遮拦”地论古说今。摆脱了政见之争的欢愉，是轻松的欢愉，是自然涌出的欢愉，是不带修饰的欢愉。不修边幅的王安石，用衣袖擦拭着桌案上的酒液；外冷内热的司马光，追问两个多月前王安石与“燕尔婵娟”的那段传闻；口无遮拦的苏轼竟然调侃起“御苑射弓”曾布跌断脚骨的趣事。言无所忌，乐而忘忧，一坛杜康酒见底了。 政见之争毕竟是勉力隐藏的，被政见之争损伤的友情毕竟是痕深豁阔的。王安石看得清楚，琴音酒香中这些欢愉的话题，都是司马君实和苏子瞻为宽慰自己的难堪，从苦涩的心底强挤出来的。自己何尝不是在用强作的欢愉，以慰藉朋友苦涩的灵魂呢？这种相沫以欢的心境是什么？唐人骆宾王在《萤火赋》中有言：“响必应之于同声，道固从之于同类。”自己与君实、子瞻为人之道本是相同啊！君实之固执，子瞻之狂狷，不都是为了朝政日新吗？不过操术水火不容。待友以诚，该说些心里话了。王安石打开金华酒，为司马光和苏轼斟满一杯，举杯说道： “乐之所至，偶成一诗，放喉一歌，为君实、子瞻送行。姑娘，伴我一支古曲吧！” 司马光、苏轼击掌助兴。 琵琶、古筝、竹笛合声而起，其音清雅凝重。 王安石唱起： 渐老偏谙世上情， 已知吾事独难行。 脱身负米将求志， 戮力乘田岂为名？ 高论颇随衰俗废， 壮怀难值故人倾。 相逢始欲宽愁病， 搔首还添白发生。 这确实是王安石出京巡察两个多月来的心境自述！他用苍凉的歌声坦率地向朋友袒露心底的苦闷。他感到孤独，感到举步维艰，前途渺茫。他有着难诉的委屈，委屈中有着浓浓的一层颓废。他仰慕孔子的弟子子路负米养家、辞官隐退的心愿。他把一颗心托给了两年多来与自己政见不合的朋友，希望朋友能够理解他这两年多来的所作所为。 司马光听着王安石这心曲之音，默默点头。介甫心高而志远，认真而躬行，两年多来倡“变法”而执掌权柄，其坚毅锐进之气，雷厉风行之姿，朝廷无二啊！“戮力乘田”，负重如牛，何尝容易？白发霜鬓，还不是为了大宋富强吗？惜乎急功而近利，倔傲而执拗……唉，想这些干什么啊，朋友相处，何必以自己的所见所思强加于人呢？政见，治国之策，各得其所施之处也。各人所见，原属不同，自己之所施，就一定正确无误吗？鉴别其正误的，不是权力，不是宣言，不是自我标榜，而是未来的时日。介市之所言所为，也许是愚人之不及啊！而两年多来自己的话也许说得太多了，“高论颇随衰俗废”，这“衰俗”也许就包括着自己的那些谏言。奏章、书信。介甫，好自为之，今后不会再有司马光的“衰俗”干扰你了…… 苏轼听着王安石这心曲之音，心头浮起一种难言的酸楚。政见之争，使争论的双方都已心力衰竭了。自己失意遭贬，介甫又何尝轻松！他赢得了论争的胜利，也尝到了世情的重压；他赢得了辉煌的权力，也尝到了可怜的孤独；他赢得了皇上的信任，也必须为责任所驱使。介甫真是朝政上的风云巨手吗？他有着过多的情感，有着过多的想象，此时表现出来的一切，和自己的一颗文弱之心何其相似。“相逢始欲宽愁病，搔首还添白发生。”诚哉斯语！朋友相聚，本该使痛苦和忧愁得以宽解，谁知还是添了新愁。唉，该离开这风波不息的京都了，该嵌口不语了，该到江河山林去寻觅人生的真谛了…… 王安石歌尽，从携带的包袱里取出一件褪了颜色的长袍，捧在司马光面前： “君实，此袍你还认识么？” 司马光愣住了。 王安石深情地说； “十六年前，你我同职群牧司，时公年三十七岁，我年三十五岁，家眷未进京都，你我一双逍遥子，同桌而餐，同室而卧，谈古论今，常逾通宵，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炳彪。一夜，论及太史公司马迁拼性命完成《史记》之举，两情激烈，豪饮猖狂。我醉仆桌底，呕吐污袍。是你，以兄长之谊，为我治茶醒酒，为我浣洗污袍啊。” 司马光想起来了，被王安石不忘旧时友谊的真情深深打动。是啊，十六年前的细微往事，亏他记得真切。十六年前的一件长袍，亏他保存至今。十六年前的介甫，终究没有改变啊！两年多来的“变法”之举，不正是介甫在“慕先贤之业绩，赞英烈之炳彪”吗？可自己呢？惭愧啊！虽早有志效先人司马迁之志，明史以贯今，以利今之圣上和圣上千古不朽之业，可现时的《资治通鉴》仍是一个空名。十六年前那夜豪饮猖狂。介甫爱我励我之状清晰可见。今夜介甫持旧袍送别，依然爱我励我，用心深沉啊！政争失败了，自己道贬了，在官场上无能为力了，满腔热血何处诉？只有那清冷寂寞的书局了。介甫，你在指给我一条实现自身心愿的宽阔道路。唉，谁知道今后的风云能让自己在这条道路上走到底吗？司马光神情怆然，喃喃而语： “认识此袍，记得此袍，不敢忘记那夜介甫爱我励我之语。” 王安石以袍相赠： “公博学多闻，嗜史不厌。现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能扬帆行舟者，唯公一人。公为人清正，有胆有识，现能辨往事之迷雾，论定历代帝王功过者，亦唯公一人。愿公继司马子长之风，早成千古不朽之业。今夜送别，无它物相赠，愿此袍裹安石之心，常伴君实。” 司马光接过旧袍，沉吟片刻，拱手谢道： “介甫深情，光无任感激。情之所至，奉诗几句作答。姑娘，也伴我一支古曲吧。” 歌伎们弹奏起琵琶、古筝，吹响竹笛。 司马光和曲而歌： 三十余年西复东， 劳生薄宦等飞蓬。 所存旧业唯清白， 不负明君出补忠。 早避喧烦真得策， 朱逢危辱好收功。 太平触处农桑满， 赢得间间鹤发翁。 司马光向朋友奉还了一颗诚挚的心。他叹息自己命运之不济，他不忘他知遇的“明君”，他庆幸自己能“早避喧烦”，更庆幸自己没有落个更为悲哀的下场，他希图有个“太平”的晚年。他此刻似乎摆脱了往日那种庄重、呆板的形骸，向朋友展现出一副情感复杂的面容——悲哀、苦怨、伤感、侥幸…… 王安石倾听着，颓然地坐在椅子上，莹莹泪珠在眼眶里闪光，往日里那种孤傲、执拗、诡秘、冷漠的神情不见踪迹，坦然而露歉疚、苦痛、重友情而又无可奈何。 苏轼早已沉浸在美好友谊的交融之中。两首诗的唱和，淹没了朝政纷争，一件旧袍复活了肝胆相照的赤诚。看来，“政见之争”终不及“旧袍之谊”久远啊！他忽而记起三年前寄题兴州太守晁仲约的一首小诗，那是自己心境激越时的理想之歌，断不会有丝毫哀怨，当可宽慰介甫歉疚之心；那也是自己今后将追寻的一种境界，是未来的寄托之所，亦可宽慰君实那颗凄楚的灵魂。于是，在司马光歌声停落之际，苏轼离席而出，起舞而歌： 百亩清池傍郭斜， 居人行乐路人夸。 自言长官如灵运， 能使江山似永嘉。 纵饮座中遗白(巾合)， 幽寻尽处见桃花。 不堪山鸟号归去， 长遣王孙苦忆家。 歌伎们急弄琴弦。 司马光拍案击节。 王安石鼓掌应和。 苏轼虽知音律而不谙歌唱，喜舞蹈而失于粗疏，且时有走调简慢之拙，但声出肺腑，情真意切，手舞足蹈，尽兴抒怀，一下子把今夜这友谊的聚会推到了高潮。 牧歌似的诗句，吟咏着东晋南朝刘宋年间山水诗开拓者谢灵运的趣闻轶事，袒露了苏子瞻心底避世归隐的念头。这是历代文人仕途失意之后的殊途同归，苏轼也没例外。 他在用歌舞向司马光送行：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经常偕朋友属吏寻山越岭，怡情山川，自得其乐。你我遭贬之人，也许应当效仿。 他在用歌舞向王安石告别：自己将追觅子规鸟“不如归去”的叫声，离开这繁华的京都，向那不染凡尘的“桃花源”而去。 司马光领情了。他激情难捺，斟酒一杯，走到苏轼面前，举杯而声音哽咽： “子瞻年少我十八岁，却早昧人生奥秘，光愧不及。‘纵饮座中遗白(巾合)，幽寻尽处见桃花’，只这两句，就够司马光今生享用了。”说罢，一饮而尽。 王安石从怀中取出一笺，走到苏轼面前： “子瞻所歌，披肝沥胆。‘自言长官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人生如此，当无憾了。愿杭州今后变得更美。安石痴长子瞻十六岁，不敢以兄长自居，仅以片纸相赠，为子瞻送行。” 苏轼接过纸笺，打开一看，纸笺上有两种笔迹书写的四句诗，他好生奇异，朗声读出： 黄昏风雨瞑园林， 残菊飘零满地金。 秋英不比春花落， 为报诗人子细吟。 “后两句诗是自己字迹啊！”苏轼头脑“嗡”的一震，恍然而悟，惊愕地抬头望着王安石。十年前的一桩事，蓦地浮现在他的心头。 嘉祐六年十一月，介甫知制浩，自己奉诏出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离京赴凤翔府的前夜，特去制诰院向介甫告别。适介甫离室他去，遂据椅以待归。忽见案头有未竟《残菊》诗两句，墨香犹存，细观之，即此“黄昏风雨瞑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两句。诗入眼帘，不禁愕然：天下百花飘零，唯菊花枯萎而不落，介甫视而不见，霜地寻金，谬之甚矣！那时年轻气浮，当即以戏言向介甫告别，提笔联诗两句：“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孰知十年之后，介甫仍存有此诗，并赠以送行，其意何如？思之不解啊！苏轼遂举笺询问： “天下果有飘零之菊花吗？” 王安石沉吟片刻，微笑作答： “子瞻岂不知《楚辞》中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句吗？” 苏轼默然。 司马光已猜知此诗乃王安石与苏轼联句之戏作，听见王安石引用《楚辞》中“夕餐秋菊之落英”一句作辩，插话打趣说： “介甫谬矣！《楚辞》中确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一句，可屈子‘餐’的是摘下的初开的菊瓣，而不是枯萎飘零的‘黄金’，如果那样，只怕屈子要闹肚子了。” 王安石朗声大笑，轻松而语； “子瞻，你我同出于欧阳水叔公门下，恩师论诗，重于‘直寻’而轻于‘补假’，我方才借《楚辞》中一句以‘补假’，几使屈子腹泻受苦，罪莫大焉！幸得君实执鞭教正，方免谬论流世矣！愿子瞻‘直寻’于江河湖海、山川僻壤、街坊民间、渔村农舍，为大宋文坛增辉。” 苏轼顿悟：这便是“直寻”？直寻“于江河湖海、山川僻壤、街坊民间、渔村农舍”。诚哉斯言！介甫，一字千金，感谢你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就是“海”，这就是我所寻觅的“海”啊！ 王安石似乎猜中了苏轼此刻之所思，为鼓励朋友超越前辈文坛巨匠欧阳修，大声吩咐歌伎： “姑娘，弹唱一首欧阳永叔公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伴我们畅饮！” 歌伎放喉而歌：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扬紫陌洛城东。总是 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 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歌伴流觞。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司马光想着：这两年多来朋友之间的匆匆聚散，真的化解了政见之争留在心底的疑团吗？真的不会再在政见上捉对厮杀了吗？唉，这只谈友谊、不论政见的聚散本身，不就是“此恨无穷”的说明吗？他有些醉了。 “今年花胜去年红。”王安石的心被触动了：今年的花真的胜过去年吗？文过饰非，难以弄清真相，难以听到真话啊！君实要走了，子瞻也要走了，只怕今后连反对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如果今年的花不如去年红呢？他也有些醉了。 “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苏轼想着他的恩师欧阳修，想着欧阳修的诗论“直寻”，想着王安石的赠言，想着友中之师的司马光，想着弟弟子由，想着朋友王诜、陈慥、文同，想到明年此夜的杭州……“知与谁同”？不知啊！只有天知道！他全然醉了。 司马光醉了，王安石醉了，苏轼醉了。 歌伎们没有醉，她们仍在弹唱着《浪淘沙》，用清雅的曲音，把主人和客人送入醉乡深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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