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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我很不愿意回忆。我是说张红卫、吕齐和我的关系在一夜之间弄得很僵。我们都他妈快成仇人了。有句俗话说“一人不喝酒，两人不看井，三人不远行”还真有点道理。自私的算计一旦开了头，就会立刻带来一种俗浊的毒气，腐蚀了我们之间纯洁的友情和青春豪气，使我们的精神陷入困境。有几次我走在张红卫身后看着他那根无知的后脖子都有心花点力气扭断它。我相信吕齐也恨上了张红卫，我们俩偶尔交换个眼神儿心里很勾通。 回到莫斯科之后，我们在高尔基大街几个东北人开的通讯服务中心给国内发了几份电传，敦促张红卫的妈妈的公司登招生广告，尽快收了钱把学生名单报过来，好搞留学邀请。 张红卫表现出了应有的内疚。我和吕齐乐得看到他这样，他是咎由自取。后来，他在一个他认为适当的时候向我和吕齐以半开玩笑的形式道了歉，再也不提“开工资”的事儿，我们俩也哈哈一笑，表示和解。尽管如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已远不如过去那样融洽，玩笑照样开，嘴仗照样打，但心与心距离已远。 秘鲁混混儿老谢到我们住处来过几次，最近的一次带着一位半老徐娘，那女人一身与年龄不符的嗲声嗲气，听口音来自中国西部省份。他们大概已经争吵了一路，进门刚刚坐定那女人就接着他们两人的谈话背景自顾自地说：“小谢呀，鹅（我）真不知道你开这样的玩笑有什么意思。”老谢可能有什么小把柄掌握在她手里，嘿嘿笑着转移话题给我们作介绍。那女人扫了我们一眼，一脸的不屑，说：“小谢呀，你就跟这几个毛孩子在一起混呀？”吕齐当即就瞪大了眼，佯装不懵懂：“敢问这位大娘，你们那儿‘毛孩子’是不是和‘大哥’通用啊？”那女人蹙额道：“你可不敢乱叫啊，鹅的名字就秋文，秋文还没有结婚呢。”我们当即训斥老谢：“你老大不小了可不能欺负仍（人）家小姑娘，仍家秋文还没有结婚呢！”吕齐逗秋文：“秋文秋文，别跟小谢了，他那一身毛病我都没法跟你说。瞧我们哥儿几个，母鸡下蛋个个大。”秋文朝吕齐歪歪嘴角，一点也不臊：“小毛豆子，零件没长全就口出狂言。”吕齐指着老谢夸张地叫：“小谢小谢，别怪我不给你面子啊，不用现身说法鹅还洗不清了！”一边作势欲扑秋文。老谢并不在意，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临走，老谢才说明来意，他说他最近要去新西伯利亚谈一笔生意，招生的事儿请我们多操点心。我们笑道：“不就是怕我们把你择出来吗，这回你就是米虫团成了蛋儿我们也给你条生路，这都是看人秋文姑娘的面子！”秋文“哼”了声，做作地白了老谢一眼。老谢哭笑不得地说：“哪儿跟哪儿啊这都，你们这帮小鬼，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才好。我是说——啊，我是说那合同上有违约罚款一项，你们别拿什么都当儿戏。” 嗯，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点好心情也没有，瓦洛杰打电话来请我们到他家去作客，我借故推掉了。何小君那儿我也没联系过，我甚至连她长什么样儿都忘掉了。我像个傻瓜似的整天坐在屋里看电视，抽烟，发呆，拿不定注意该做点什么。 张红卫注册公司的事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俄罗斯人对吸引外资仍持夜郎自大的态度，放国内，外商张红卫先生早成香饽饽了。 张红卫苦恼地说：“好像咱求着他们似的。” 我和吕齐劝慰：“人当超级大国多少年了，一时还人不得亲爹是谁，可以原谅可以原谅。” 吕齐已经不像当初对张红卫的公司那么热心，对回国内报销车费、拿开办费什么的也就存一念想而已。他新结交了一些朋友，成天神秘兮兮地往外打电话。 莫斯科出了几起恶性事件：一对以炒汇为业的中国母女在住处被杀，歹徒抢走了十数万美金；三男两女中国倒儿爷在旅馆被同胞洗劫，身上的财物悉数被抢；两个来自越南的黑社会组织发生了火并，械斗中动用了枪支，造成两死数伤。 为防不测，我们每天刀不离身，平时出门总是晚出早归。 有一天我们到通讯中心的途中遇见了刘斌，他看上去过得不错，换了一身很高档的行头，精神气很好。他说他现在跟“蛤蟆”一起混，言谈之中对“蛤蟆”甚是推崇。可巧当时有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壮汉在街上匆匆行走，刘斌指着壮汉问张红卫：“还记得那孙子吗？”张红卫说：“不就是咱们同车来的那个江湖骗子吗，到处跟人吹自己会气功，要到东欧开诊所，弘扬民族文化。”刘斌欢眉笑眼儿地说：“走，吓唬吓唬丫挺的！”我们几个走过去拦在壮汉面前，不声不响地围成一个圆圈。壮汉竟不敢看我们，低头四寻不得路，急得如樟脑圈里的蚂蚁，嘴里告饶似的说：“先生们给条路，先生们给条路！”刘斌道：“就你丫这操行，还敢吹自己会气功，快发功啊，让爷们瞧瞧！”壮汉听出是熟人了，这才抬起眼：“噢，是刘大哥张大哥你们呀，可吓坏我了！”刘斌说：“叫刘大爷张大爷也不行，把钱拿出来再走！”壮汉又紧张起来，拼命挤出一脸谀笑：“大哥不开玩笑，都是中国人对不对？”刘斌说：“谁他妈有心跟你开玩笑，快把钱交出来！”壮汉几乎要哭了，脑门上沁出一层汗粒：“几位大哥有所不知，我有苦中苦，我有苦中苦！”刘斌歪头冷笑道：“说来听听，是不是被老毛子女人给强奸啦？”壮汉哭笑不得地说：“不是，咱没那福气，——本来我们几个老乡说好在莫斯科接我一起到保加利亚开诊所，结果他们提前走了，害得我到这里两眼一抹黑，我又一句俄语也不会，这一个多月来，我可吃尽了苦头——刘大哥、张大哥，求你们给咱一条生路吧。”壮汉说罢一抱拳，泪眼汪汪地冲我们直作揖。 张红卫一拉刘斌：“算啦算啦，让他走吧。” 刘斌喝道：“今儿赶上大爷心情好，放你一码，滚吧。” 壮汉听说，如蒙大赦，急忙撩开八字步疾疾地走了，一边走还不时地回头张望。 分手时，刘斌笑了一下，问我们：“强子的事儿你们听说了吧？” 我们一惊，说：“没有啊，强子怎么啦？” 刘斌说：“强子砍了一人。他倒不是为钱，几句话没说顺，抄起一把斧子就抡过去了。” “那人死了吗？” “不知道，被他们自己人抬医院去了。” “强子呢？” “躲了。也许回国去了。” “大头干嘛哪？” “大头？”刘斌咧嘴一乐，“早回家跟老婆亲热去了，丫黑了一大户，估计把赌输的钱都补齐了。” 我们劝刘斌：“你也得注意点安全。” 刘斌笑道：“我跟你们不一样，我就这命。到最后不是我黑了别人就是别人黑了我。我他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对吧，吕齐？”吕齐拍了拍刘斌的背，没有说话。 莫斯科黑市美圆对卢布的比价已升至一比七百，从国内带货到莫斯科已经根本不能赚钱。滞留莫斯科的中国倒儿爷个个垂头丧气，窘态毕露。张红卫的妈妈来电话说国人对到莫斯科淘金的热情已经降温，因此很难招到学生，嘱我们注册完公司后，尽快回国。我们劝张妈妈把目光放大一些，派人到其他省份碰碰运气，话是这么一说，我们自己对招生的事儿也渐渐丧失了信心。 我再也没有参加过张红卫和吕齐注册公司的活动，几乎过起了从北大退学后那种足不出户的幽居生活。莫斯科天寒地冻，昼短夜长，一天到晚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只是睡得极不踏实，常常从恶梦中醒来。我曾经动过回国的念头，但缺乏行动的能力，仿佛对此行就这样宣告失败心有不甘。 一天下午，我一觉醒来，忽然意识到我梦见我妈去世了。我的眼泪“唰”地一下涌了出来，胸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我连忙拨拉开被子，只穿着衬衣衬裤跑到积了一层白雪的阳台上，将两手插进冰冷的雪中。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平静下来。到莫斯科这许多天，我一个电话也没跟爸妈通过。他们不知道我的死活，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死活。一时间，我很难受，心里涌出一股孤独无依的软弱情绪。 后来，我披上衣服到厨房抽了两棵烟。 吕齐趿拉着拖鞋进来，看到我的样子，用手背碰了碰我的额头：“怎么啦，不舒服？” “没有，”我说，“记得咱们小时候分拨打雪仗吗？没人愿意跟你一拨，只有那谁——”我说了我们班一个女孩儿的名字，那女孩儿后来读了首都医科大学，一直追吕齐。——我可不愿把想家的念头告诉吕齐，我敢打赌他他妈会嘲笑我。 “找个医生作老婆倒不坏是吧？”吕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点了棵烟，摇摇头，“可我不喜欢她，那没办法。——你知道张红卫干吗去了吗？”张红卫今儿一大早就出门了。 “他爱干吗干吗，”我说，“他又不是我儿子。” 吕齐嘻嘻笑：“他说他去兑卢布，没钱花了。我估计他现在肯定拐那俩女的那儿去了。” “哪俩女的？” “嘁，就我们前几天认识得那俩，司马倩，杨丽，俩女混混儿。” “谁？”我觉得我的耳朵出了毛病了，“你说那俩女的叫什么？” “一个叫司马倩，一个叫杨丽，”吕齐笑道，“怎么，你认识她们俩？” “不，不认识，”我心里一阵恶心，“我认识那俩叫宋桂花和李桂兰。”我说。 吕齐问我：“你跟那个女孩儿怎么样了？给你留纸条的那位？” “没怎么样，”我说，“一直没联系过。” “那你可不应该。”吕齐说，“到这儿钱没挣着，找个情人也不错，这叫不虚此行。我看那女孩儿背影挺不错的，有点像林红。” “你丫少提林红好不好，”我瞪了吕齐一眼，“你不知道我烦她吗？” “至于嘛，”吕齐说，“看来你还真挺在乎她，——哎，”吕齐朝我身边凑了凑，“哎，徐老，咱商量一下，咱把那俩女的叫来联欢一下怎么样？” “去你大爷的，”我说，“我可不想跟你们共用一个通道，想想都他妈恶心。” “那我打个电话您不介意吧，”吕齐起身到电话机旁拨电话，“张红卫这孙子越来越不像话，吃独食儿。” “阿流。”电话通了，吕齐冲我挤挤眼，“我是谁？你说我是谁，我是你大爷！” 吕齐对着话筒笑起来：“谁骂你了谁骂你了，好坏话都听不出来，我说我是你Darling（亲爱的）。” 吕齐开始嘻嘻哈哈地同司马倩、杨丽她们轮流胡侃。我回到卧室，点着棵烟，躺在床上看电视。欧洲频道一个摇滚乐队在疯狂地又唱又跳，电视画面不停地切换，搞得人眼花缭乱；莫斯科台是一台晚会录象，一个穿西服的滑稽演员在做幽默小品，逗得观众笑声不断，其做派令我想起国内某大学教师“王木椟”先生。中间插播了几条国际新闻，在末一条我看见久违了的我党和国家领导人正聚在人民大会堂开大会。 吕齐提着电话机进来，招呼我：“哥们儿劳驾，给我只笔。” 我把笔扔给他：“妈的，过完嘴瘾又过手瘾。” 吕齐说：“你大爷。”又连忙对着话筒解释，“我没说你没说你，我怎么会说您呢，您那么可爱。好好，我记下了。再见，回头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想不想到西欧去？”吕齐挂了电话，跟我说，“那俩女的是职业蛇头，专往西欧倒人，她们开价两千六百美金，我估计两千美金就成。” “好啊，”我说，“你联系吧，——把电话给我——回头咱也到意大利海滩晒晒太阳。”我把电话接过来，回忆着何小君的电话号码，开始拨号。何小君大概早把我忘了。 吕齐说：“我不跟你开玩笑，我是真想去。就冲咱们的英语底子，不出三个月，定能扫平语言障碍，挣点钱再取道美国——操他妈，早知今日，当初还不如花点时间靠托福呢！” “你累不累呀！——阿流，”我终于听到电话里“阿流”了一声，连忙答应，我听出了是何小君的声音。“阿流，”我用俄语说，“我找中国留学生何小君同志。”我的口气郑重得要命。吕齐在旁边直乐。 “挨打呀（我就是），”何小君说，她的声音在电话里非常小，“可多挨打（你是哪位）？” “我不挨打，”我改用中文笑说，“我是徐庄，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老徐同志。” “噢是你呀，”何小君也笑，“我说怎么听这俄语那么别扭，你没有失踪呀？这么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电话。” “我得说我很忙，”我说，“总想抽出时间去看你，就是苦于脱不开身。” “得了吧你，”何小君说，她讲的是那种不带北京腔的纯正普通话，听起来很入耳，“那么，你说你都在忙些什么呀？” “既然你这么聪明我也就不好意思撒谎了，”我憋不住笑了，我真喜欢北大培养的女孩儿，她们的自信克服了同陌生人的距离感，交流起来一点也不显得生分，“我一直想见你，”我说，“可又缺乏勇气，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正巧又都是你不在的时候——” “好了好了，你不用费力解释了，”何小君笑着打断我的饶舌，“——你们那天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吧？事后我挺担心的。” “谢谢，没出什么事儿，”我说，“还是谈谈你吧，你怎么样，身体好吗？学习进步吗？工作顺利吗？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好吗？” “都好都好，就差把太阳吞了把月亮也吞了，”何小君“咯咯”笑起来，“——噢说了半天我是一条天狗呀——” “不不不你不是天狗是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我才是天狗呢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 “别说了别说了我的肚子都笑疼了——” “好吧，”我重又恢复了郑重的语气，“我能跟您约个时间晤谈一次吗？” “嗯——”何小君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我以为她在找遁词呢，可她说：“行，我明天上午没课，你有空吗？” “当然有空，”我说，“事实上我现在在莫斯科成头号儿闲人了。” “那好吧，”何小君说，“我在莫斯科大学正门口等你，十点钟，行吗？” “行，”我说，“我一准儿来。” “那就这样把，”何小君说，“我不能再跟你讲话了，我正洗着头呢。” “成，明天见。”我直到听见她在那边挂了机才放下电话。 吕齐斜着眼笑我：“你们丫还够缠绵的，不是才刚见过一面吗？你有道啊徐大爷。” “这都不懂，”我说，“什么叫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啊。——哎，张红卫没在那俩女的那儿吗？” “没有。”吕齐说，“谁知道丫哪儿去了。” 正说着，门铃儿响了，吕齐小声对我说：“那孙子回来了，你别把去西欧的事儿告诉他啊，我对他的鸟公司已经不感兴趣，早晚得跟他把账清了。” 我起身到门口从“猫眼儿”往外一照，果然是张红卫回来了。 张红卫进门也不吱声，把大衣脱下来，挂在过厅的衣帽钩上，然后直奔厕所，从厕所一出来，就找烟抽，脸色非常难看。 我说：“怎么啦，泄得太厉害啦？” 吕齐说：“可得注点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张红卫苦笑了一下，说：“不是。”深吸了一口烟，“我换汇让老毛子给洗了。” “在哪儿？！” “中国城。”张红卫说，“得亏我只带了一百美金。换完钱我在街上正走呢，突然来了一辆车停在我旁边，俩警察出来把我揪上车，开出几站地，停下，搜身，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了，连裆都他妈捏了。指着避孕套笑着说我‘狐狸干’（流氓），我他妈也只好赔笑。最后那帮孙子把钱和杂物又都塞给我了，然后赶我下车，一溜烟儿开走了。我下车到旮旯里一数钱，操他妈少了五万卢布，丫挺的们。” “记住车牌号了吗？”吕齐问。 “记住顶个蛋用。”张红卫愤愤地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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