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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不止一次从车窗里看见过莫斯科大学的远景，主楼的尖顶很高，远远望去，气象森严，暗红色的厚重的建筑物给人一种藏龙卧虎的感觉，甚至比克里姆林宫一带的建筑更有气派。在我看来，大学校园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大学校园理应比政府衙门之类的鸟地方更高贵，更严肃。 我从莫斯科大学地铁站出来，沿着人行道慢慢往莫斯科大学门口溜达。时间还挺早，街上非常安静，车辆也很少，没有谁摁响该死的喇叭。来到这里，我无法避免自己想起北大。与莫斯科大学周围的幽静环境和堂皇气派相比，北大实在太嘈杂太不严肃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个愚蠢的家伙后来居然作出了推倒北大南墙出租店面的决定，一些同样愚蠢而且哗众取宠的家伙甚至还在新闻媒介上大谈什么这是顺应经济潮流的可贵举措，差点儿把我老人家气死。以我老人家的主意，北大非但不应该推倒南墙，还应该把院墙加厚一万米。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北大人不赞成推倒南墙。这种无知的举动很不贞洁。的确很不贞洁。 我在距莫斯科大学门口十来米的地方站住，摸出一棵烟抽。门口三三两两的学生出出进进。他们的样子似乎更像大学生，我是说他们的样子很沉静也很朴实，也许仅仅是因为长相，我弄不明白这里面的原因。北大在校学生与他们相比更像一帮营养不良的孩子。我抬腕看了看表，九点四十分，何小君同志快出现了。这时，一个比我还高出半头的大个子学生走到我身边，冲我要烟抽，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给他，那家伙笑笑，又向旁边歪了歪他那高尔基式的大脑袋，我方才注意到离他不远处还有一个姑娘在冲我笑。我索性把半盒烟递给他，不料那家伙却摇手拒绝了，抽出两棵烟又把烟盒还给我，说了声“司巴西巴”，迈着大步走了。我回过头，看到了何小君。 “嗨。”何小君从门口小步跑过来，手插在大衣兜里，披巾一飘一飘。 “普列喂依特（喂），”我说，迎着她走过去，“兹拉斯维阶多不列依乌特拉（你好早晨好）。” 何小君停住脚步，差点儿笑闪了腰：“你学的够快的，还是纯正的莫斯科口音呢。”她穿了一件米黄色的短大衣，黑色花边呢裙，披了条很漂亮的方格大披巾，乌黑的头发裹在披巾里，显得楚楚动人。 “我还有一句更拿手的，”我说，“要我说给你听吗？” “您饶了我吧，”何小君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不见得，”我说，“您可不能把我们往俗了想。” “嗯——”何小君说，斜着眼睛打量我，“我已经知道你在北大读的哪个系，要我说说你们系男生的最大特点吗？” “您饶了我吧，”我也学这她的样儿说，“我也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何小君咯咯笑起来。她跟那天在跳蚤市场初见的时候不太一样，神情很快活，浑身也洋溢着一种健康的气息。说老实话，我更喜欢她现在这副样子。 “别让我们在这儿傻站着呀，何小君同志，”我说她，“说说看你今天给师哥安排了些什么外事活动？” 何小君侧着小脑瓜儿问我：“你想做什么？” “要我说呀，”我笑道：“当然是首先去看一看你的生存环境了，回头到了国内对大叔大婶也好有个交代，——然后嘛，再跟你的傻冒同学们见见面，正告他们不要欺负你，免得伤着自己。” “——讨——厌。”何小君夸张地说，伸手拉了下我的衣袖，“好吧，就到我宿舍去吧。给你提供一次访贫问苦的机会。” 我们从大门口走进去，一路并着排走。何小君身量不是太高，我低下眼睛就能够看到她的头顶。我们俩挨得非常近，我是说几乎胳膊碰着胳膊。何小君不停地指着校园里的建筑物给我作介绍，这是什么，那又是什么，莫斯科大学学生有多少人，教授又有多少人，并时时穿插讲一些逸闻趣事，神情快活得像一只欢鹿，仿佛她领着的不是一个粗鄙的国际倒儿爷，而是一个刚刚注册入学的傻冒新生。奇怪的是我竟然也一下子恢复了当学生时的心境。我很想伸手揽住她，可又担心她会说我轻浮。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她的热情介绍，只是迷迷糊糊地沉浸在被她勾起的做学生时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中，同时又有些伤感和惆怅。后来她大概讲了个什么笑话，自己忍俊不禁大笑起来，我也随着笑了两声。何小君看出我在走神儿，跺跺脚说：“哼，你根本就没有好好听何老师讲课。” “对不起对不起我从来就不是个好学生，”我连连道歉，然后问何小君：“你怎么想起学俄语了？” 何小君拉着长声儿说：“我中学就学的俄语呀。” “怎么会呢，”我说，“你们南方学校也开俄语课呀？”我从她的长相和口音断定她是南方女孩儿。 “自以为是了不是？”何小君看着我笑，“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 “不像，你一点也不像北方姑娘。” “这倒不假，”何小君说，“我父母都是湖南人，毛主席的老乡，后来才到哈尔滨工作的。” “那你怎么一点东北口音也没有啊，”我说，“你们那疙瘩的人口音贼重。” 何小君被我不伦不类的发音逗笑了：“你不是在批评我忘本吧？” “我哪儿敢呀，”我说，“再说东北话也实在不好听。” “可我觉得北京土话更难听，”何小君说，“卷舌音太多了。” “那你能发好俄语里的颤音吗，”我说，随后试着发了个颤音，我自己听着都像驴打喷嚏。 “我当然能发好啦，”何小君说，“你听着，——得儿——得儿——。” 我差点儿给笑死了，可她装得一本正经，冲我瞪着眼睛“得儿”个不停。 “我看我是学不好这俄语了，”我夸张地捂着肚子笑说，“我从小舌头连筋，手术完后说话还不利落。” “噢你还想怎么样啊，”何小君说，“你贫得已经够段位了。不过发不好颤音没关系，列宁同志就发不好颤音。” “你这么一说我有信心了，”我说，“有导师做伴儿我怕什么呀。” “到了。”何小君领我在一幢旧楼前停下，然后自己一下子蹦了足足有几级台阶，她的弹跳力着实吓了我一跳。 “行行好别吓着我，”我说，“您也不怕磕掉一宝贝门牙。” 在电梯上我问她：“你怎么向你的同学们介绍我？” 何小君狡黠地扬了扬小下巴：“我就说，啊，这是我弟弟。” “你敢。”我冲她晃了晃拳。我真喜欢这个来自北大校园的姑娘。我真后悔自己没有买束花儿送给她。 我们在十五层楼停下，何小君从衣服里掏出挂在脖子上的钥匙晃里晃荡地走，一边跟走廊里碰见的姑娘们打招呼。 我进屋后，环视着房间的摆设对何小君说：“你这就相当于北大勺园留学生楼了吧。” “哪有那么高级呀，”何小君边脱大衣边说，“这是典型的莫大学生宿舍，他们没有专门的留学生楼，我同屋那位就是莫斯科人。你也把大衣脱了吧，免得出去感冒。——这儿是我的床。” 我把大衣放在何小君的床上，顺便刮了一下床头一个很大的洋娃娃的鼻子。何小君里边穿了件国内样式挺普通的深红色棒针毛衣，可这会儿我觉得很别致。 “你先坐会儿，”何小君换着拖鞋说，“我把咖啡煮上。你要是饿的话，可以吃烤面包片，床头那个纸袋子里有。” “好，你忙你的。” 我注意到她的床头有一本相册，便随手翻看起来。开头有几张黑白照片，都是她小时候的，甚至有一张“百日纪念”，刚刚出世一百天的何小君穿着碎花儿棉袄，脸圆圆的，瞪着一双小眼睛，两只小胖手攥着拳头从袖口里探出来，像一对小圆球儿。另外一张是她和父母的合影，何小君长得挺像她爸，老何同志年轻时候是个文弱清秀的青年。有一张何小君小学毕业时的照片可把我乐坏了。整个照片上的小朋友都咧嘴傻笑，只有她一个坐在前排靠左的位置把小嘴长成了“0”型，样子非常滑稽可爱。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何小君从外边进来，把电动咖啡壶放在桌上，一把抢过相册，佯装不高兴地嘟着嘴，“不经人家同意就随便看人家东西。” “对不起对不起，”我哈哈笑着道歉，“我没想到侵犯了您的肖像权。” “我就知道你在看这一张，”何小君自己端详着照片也忍俊不禁，“丑死了这张。当时摄影师叫我们笑，我不知为什么却张开了嘴。” “有在北大校园照的吗？” “有，”何小君往后翻了几页，凑过来指给我看，“别笑话我啊，我不太上相。” 照片上的何小君笑盈盈地站在北大图书馆东侧的草坪上，背景是郁郁葱葱的塔松。 “挺好看，”我说，“都赶上大明星了。” “你挺会恭维人的嘛，”何小君在我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咱们学校净出产你这种甜言蜜语的雅皮士。” 我被她说得有点不自在，随口说：“所以我很少提及北大的名字，我是令母校蒙耻的学生，不像你，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对不起，”何小君脸红红地说，“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的。” “嗨，说哪儿去了，”我抬头冲她笑，“我不像你想象得那样敏感。” 何小君也挤眼笑了一下，突然说：“徐庄，你知道吗，我在北大见过你。” “是吗，”我说，“我也见过你。唉，时光流逝如棒槌，埋藏了多年的情愫又要萌发了，有些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别瞎说，”何小君打断我，“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我真的在北大见过你，你当时是不是头发留得特别长？” “嗯，”我说，“好像有那么一段时间比较长。” “是不是经常在图书馆门前的草坪上和一伙人弹吉他唱歌？你们哪个小团体是不是叫‘哑巴乐队’？” “——” 我脸红了。在校期间我的确有点哗众取宠。人家有理想的好学生门都在外语角练口语，可我们一帮家伙却在旁边大唱自编的滥调，还自以为不俗。有一段时间我们特烦北大学生广播站，就编了一个顺口溜唱：北京大学广播站，现在开始浪费电，以上说的全不算，责任编辑王八蛋。引得周围的好事之徒哄然大笑。为此，班主任不止一次找我谈过话。我在北大可真他妈算得上劣迹昭彰。 在何小君的注视下，我只好点头承认：“你说的可能是我，我那会儿有点不懂事儿。” “现在你长大了？”何小君不依不饶，“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呀。” “痛打落水狗是不是？”我瞪大眼珠子看她，“警告你逼急了我可会咬人。” “没关系，”何小君悠着腿儿在那儿自得，“我打过狂犬疫苗。” 放过去，或者不如说如果面前是另外一个什么女孩儿，我可能马上扑上去吓唬她了，可我对何小君没有办法，她是那样一个不禁一碰的小可怜儿，而且，我在她面前心里还有那么一点自卑。 “在跳蚤市场那会儿我就认出你来了，”何小君得意地说，“后来一听你说名字就更确定无疑了。——你怎么把头发剪成这样了？” “——” “——” “你怎么不说话了呀？”何小君笑着打量我。 “我说什么呀，”我干咳了一声，胡诌道：“含悲忍泪往前走，天下谁人不识君——” “——大哥——休要——泪淋淋——”何小君接口道，学着严凤英的口吻，“我有一言奉劝君——还臭美哪！” 我们俩都笑起来。 咖啡煮好了，何小君端过两个小杯子，斟上，问我要不要糖，我说要，多多地要，我从小就爱吃甜的。 何小君用小不锈钢勺儿搅拌着咖啡说：“你这次来莫斯科赚钱了吗？” “赚了，赚大了，”我苦笑道，“赚了好大一笔钱，搞得我都不好意思回家了。” “那有什么呀，”何小君说，“生意嘛，总是有赔有赚，先赔后赚。” “您很懂生意经嘛，”我说，“您要是改行做生意肯定比我强。” “我可不成，”何小君笑着摆手，“我也就是这么一瞎说，这不都是书上讲的道理吗。那，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我喝了一点咖啡，香气扑鼻：“我还没想好呢，”我说，“说实话，我对做生意一丁点儿兴趣都没有了，曾经是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说的就是我。”说着说着我竟然禁不住有些伤感。 “我也觉得你不适合干这个。”何小君说。 “那你觉得我适合干什么？”我说，“您可得给小的我指条明路。” 何小君“格格”笑：“你把我当什么人了，算命先生呀，”说着又歪歪头，作思考状，“其实吧，我觉得你这人什么都不适合干。” “你这不是明摆着骂我废物吗，”我说，“真让俺老人家伤心。” “哼，我这是在夸你哪，”何小君端起咖啡啜了一小口，笑道，她的手指细长圆润，手掌显得非常小，“本来嘛，现代社会本来就是异化的社会，谋生手段同个人趣味脱节，能在这种时代里踏踏实实当个废物已经很不错了。” 我也被她说笑了：“谢谢你向我提供了当废物的理论根据，”我说，“从今以后我会以成为废物而无比自豪。”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可不是何老师教的。”何小君故作严肃地说，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我，“哎——，你唱歌儿不是挺有天赋的吗？怎么不在这方面发展发展？” “快甭提那事儿了，”我觉得我的脸又红了，我说，“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对什么东西感兴趣。——哎，咱别说我了，我很想听听你的生活。” “嗯——我的生活也挺没——劲——的，”何小君嘟着嘴拖着长音儿说，“读书，做作业，发呆，想家——就这样。” 我看到何小君脸上又浮现出在跳蚤市场初见时那种淡淡的忧郁。 “——” “哼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烦死了，”沉默了一会儿，何小君突然直起腰来，快速地在脸前挥挥小手，仿佛要赶走所有的不快，“哎徐庄同学，你不是北京人氏吗，我考你两个京谚谜语怎么样？” “好啊。”我说。 “注意啦，”何小君调皮地眨了几下眼，在脸前竖起一根手指，“——注意：东风，打一种果品。” “西瓜呀，”我想了想，笑道，“嘁，还想用这一套蒙我，师哥治了半辈子小学了。” “城外面饼极多，打一句著名的唐诗。这你可不能说自己不会。” 我想了一会儿，不知道，这句诗我的确不知道。“您自己作的诗吧？”我说，“唐朝著名女诗人何小君。” “好好猜。”何小君鼓励我，一边狡黠地笑。 “——” “——不知道。”我认输了。 何小君开心地笑了，一副捉弄人的鬼样子，眼睛亮晶晶地闪着光：“北京人管面饼又叫什么——”她观察着我的反应，“啊，这句诗特生僻。” “北京人管面饼又叫——火烧啊，”我想了想，反应过来了，不由得骂了声：“妈的，欺负朕老迈年高。” “好啊你，你骂人。”何小君说着跳起来，报复性地用小拳头捶了我一下。我当时出于本能的反应，一把拉住了她。我这么说并不是想表白自己多么纯洁、根本没有亲近何小君的念头什么的，我只是想说我没有料到何小君会是那样一种反应。——恩，我当时出于本能的反应，一把拉住了何小君，没想到她竟轻叫了一声猫一般扑进了我的怀里，我感觉到她的浑身都在颤栗。我这才意识到她一个人独自生活在远离家乡的莫斯科该是多么的孤寂。唉，那一刻，她真像是一个伶仃无助的苦孩子。我心动了一下，轻轻地把她抱在怀里，下巴抵着她的小脑袋瓜儿。她就这么一任我抱着她，我几乎都能隔着厚厚的衣服感受到她的心跳。我真想让那种亲如兄妹的感情永远持续下去。那一刻我的心里甚至涌出了一种家族式的责任感，我多么希望自己强壮得足以能翼护这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小可怜儿妹妹呀。可是我悲哀地知道我他妈不能够。 过了好久，何小君才把脸贴在我的胸口说：“徐庄，你不会说我坏吧？” “本来就坏还怕人说呀，”我有意取笑她，“你可比我想象的坏多了。” “真的吗？”她向上翻着眼睛看我的脸，一副小鸟依人的楚楚模样儿。 “当然是真的啦，”我说，“本来我以为你是个又守旧又胆小的女孩儿，没想到你既开放又大胆，最可恶的是还貌似有思想。” “讨厌。我不理你了。”但她并没有动。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么？”她闭着眼睛说。 我碰了碰她的额头算作回答。 “——你那天说你是我亲哥。”何小君说着眼角里忽然淌出两行泪来，吓了我一跳，“我从小就希望有个哥哥，就像你这样高高大大的，——你能保证今后对我好吗？” 我觉得好笑，同时又有些担心，尽管我很喜欢她，可我并不想和她发展成什么爱情故事。我拍拍她的肩头：“嘿，醒醒，醒醒！好好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我是一只大灰狼，专门吃你这种比较无知的小白兔。” 何小君的脸上露出了梦幻般的笑容：“吃吧，吃吧，有本事你就吃了自己的亲妹妹。” “女疯子。”我说她，“北大净出你这种女疯子。” “对啦，我就是女疯子，我要不是疯子，怎么会喜欢你这种哗众取宠的家伙呢，”何小君说，“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喜欢你这种比较无耻的家伙。”说着，她张开双臂抱住了我的腰。 “坐好坐好，一点淑女的样子也没有。”我把她的身体推直，“你说你是什么趣味嘛，简直是堕落嘛。唉——”我长叹一声，“要不怎么说这些年的工作失误全在于教育呢。” “喵——”何小君耸着鼻子冲我叫道。 关于我和何小君的事儿，我只能用“缘”这个极其模糊的字眼儿来解释了。何小君的出现给我的莫斯科之行增添了一抹温柔的亮色，也使我多日来紧张的情绪得到了一些缓解。她同几乎所有这个年龄的女大学生一样活泼开朗清纯浪漫，除了偶尔流露出一些思乡情绪外，简直就是一个快乐的天使。她能把任何一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叙述得趣味盎然，也能把任何一个我们共同讨厌的政客或文痞骂得体无完肤入木三分。听她说话，我始终有一种“间关莺语花底滑”的愉悦感，我根本不必费心寻找什么话题，因为她就是母体本身，她就是快乐的源泉。到后来，就连她摸过的器物（比如咖啡杯不锈钢勺什么的）都仿佛笼罩上了一层光环，在我的俗眼里变得晶莹夺目熠熠生辉。北大选派她来留学那可算选对人了，何小君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才子。 中午，何小君领我到莫斯科大学快餐店吃了份快餐。我们去的那个快餐店设在莫斯科大学教学楼主楼的二层，环境挺不错，许多学生一边吃饭一边掰着厚厚的书本看。吃饭中间何小君问了我一些私人问题，我一一如实作了回答。在我讲述退学以及到莫斯科以后的遭遇时，她一直眼巴巴地盯着我看，她的眼神儿里交织着爱恋和同情。说老实话，我不愿意看到她这样。我知道我他妈根本配不上她，我更不想搅乱她的生活。 “嘿，别问这些破事儿了，”后来，我说，“你干脆给我指一条发财之路吧，要知道我现在是一商人，商贾壮志只言钱。” “我能有什么办法呀，”何小君直了直腰，发愁地小声说。忽然，她的眼睛亮了一下，拍了拍额头说：“哎，也许有一个人你用得着。那家伙是我的中学俄语老师，跑莫斯科作生意来了。我挺烦他的，所以一时没想起来。” “他能做什么？” 何小君说：“他好象交际挺广的，据说能办多次往返签证、发劳务邀请什么的，唉，反正他能做很多事儿。回头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这类事儿不好办，”我摇摇头，“又不能登广告，谁知道你能办这些事儿啊。” “你可真傻不是假傻，”何小君笑，“你天天在家看天花板谁找你去呀。” 我说：“所以才需要你指点迷津嘛。” 何小君说：“我听说他们都在中国倒爷聚集的地方活动，总能碰着客户。唉，说起来也挺没意思的，在莫斯科挣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钱。” “庸俗爱国论。”我说她，“不过也确实挺没劲的。咱就不能挣老毛子点儿钱？比如教俄罗斯姑娘学汉语什么的。” “讨厌啊。”何小君白了我一眼，“也不想想，俄罗斯人有多大支付能力呀？” “好，那咱不当家教了，”我说，“你那宝贝老师叫什么？” “吴保全。”何小君说，“其实我不愿意让你跟他合作，那人铜臭气特重，我烦死他了。” “你放心，”我说，“我跟他的合作原则是过河拆桥。” “但愿你不会这样对我，”何小君嘟囔说，“你这种人最没准儿了，哼，现在我觉得自己挺傻的。” “嗨嗨嗨，”我笑她，“看你那样都快伤心落泪了，至于吗你。” 何小君用小拳头打了我一下。 “这样吧，”我说，“如果真有活儿干，我就跟你单线联系，你也别死读书了，挣了钱算咱兄妹俩的。——这不会耽误你的学业吧。” “行。”何小君说，“不过最近我可能跟导师去黑海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大概一星期左右。我回来后你不会失踪吧？” “不会，”我说，“说什么我也得等你回来再走。” 分别的时候，何小君一直把我送到地铁里面。我在车厢里看着她迅速退后的娇小身影，觉得这幸福来得多少有些茫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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