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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开沉重的皮门，音浪扑面而来。大厅里朦胧一片，像是黎明时的山洞。这是北京一个前卫俱乐部，距使馆区不远，是洋人和留长发的前卫艺术家出出进进的地方。北京几个摇滚乐队风车般从这转过，成名，走向更大世界。N乐队刚出道也在这里曝光。 这时几个N乐队的黑衣男人走上台。太粗野了，太撕裂了！这根本不是音乐，是罗马斗兽场的狮吼，是那个年代非洲草原上奔腾着的比现在大得多的巨狮，而且是被短剑利今胸脯发出的惨叫。 在这山洞般的光线中，N乐队主唱和召集人Z带着永不摘下的墨镜走了过来： 我是南京人，六朝金粉之都的异类。我小时候是个孤独的小霸王，独胆英雄。我很孤僻，破坏公物、逃学、打架，不讨家长老师喜欢，真的没有人喜欢我，我一个人要跟一群地痞流氓打架，我下手真狠。流氓地痞和那一片的孩子都怕了我。可是我父亲更厉害，他是海员，凶猛剽悍，发起怒来十分可怕，他惩罚我的办法很简单，把我高高举起再狠狠扔到地上，每次我都有死的感觉，气喘不上来。我的家庭是阴谋的泥潭，我的外婆、舅舅们喜欢看人受难，他们的得意之作是密告诬陷我，让我父亲的粗臂把我举起。哪一个随便告一点小状，我父亲就会狠狠打我一顿。 我非常敏感，比如吃饭，外婆的眼神一不对，我就不吃了。他儿子孙子多，总是向着他们。我要是饿了就到田里偷，然后点火在田里烧烤，被抓住了，人们看我可怜就放了我。 我每学期结束时都要干一件事：就是打碎玻璃或从天窗钻进学校办公室去偷家庭报告书，然后自己填写评语。如果不这样我会死的，因为学校的期终评话总是这样写；“不合群，脾气暴躁”，我父亲见了非打死我不可。 我有个恶棍叔叔，没文化，是个残暴粗蠢的人，我是在他折磨下长大的，他经常玩弄我的生殖器，使我从小心理畸形。后来我稍有出息，他像狗一样匍匐在我脚下，让我接济，这当然是后话了。他把我当个球一样踢来踢去。把我弄哭了就哈哈大笑。我爷爷护着他，因为他是最小的儿子。这种时候，我母亲又气又急就哭，我爷爷心烦就打我父亲。撕打咒骂弄得家里人心残暴，没有一点爱意。 我退伍回家，为了走后门找一个好点的工作，管父亲要钱，他们说你不该花我们的钱！我二话没说就离开了家，到了上海。我在一个小剧场演唱，一个礼拜赚六元。唱了二十个礼拜又离去。跟我打交道的人受不了我的性格，我在哪都干不长。没办法，只能去码头扛包，每天干十四个钟头，能拿到二十块钱，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只是太累了，随便倒哪就能睡着。 一个偶然机会我碰到复旦大学一个老朋友，从他处接触了大量的摇滚乐，我一下就被震撼，深陷进去。我知道我只有在摇滚中生存。我体内奔腾着的愤怒血液在摇滚中得到抒发，我会在摇滚中暴躁、疯狂。如果我不搞摇滚在社会上混，我会杀人的。我因此一开始就对摇滚有一种浸入血脉的领悟，超越了西方和中国许多搞摇滚的。我那魔鬼般野蛮而撕裂的高音、病态的低声部，使我风格极为独特。 我很有才分，三个月内就写出了一张专集，有《走失者》《钢必》、《我十六岁那天夜里》、《折腾》等。 我组织了一个乐队，成员有：贝司手浅野，在北京一大学读工科，面貌姣好，状若美妇。主音吉他手是降平巴措，身状雄伟，西藏人。鼓手叫维维，西安人。我们每周数次在朝阳区大山子村一农民房去排练，那是我的住处。 人们说我固执横蛮，我们乐队原来的主音吉他手是位黑人，当配合不堪和谐时，我照样开他，一点不顾这支带有朋克、迷幻风格的暴躁型重金属摇滚乐队多需要一位黑人啊，连“唐朝”、“黑豹”、“呼吸”都没有呢。 大山子村过去住有不少先锋画家，我们称之为东村，我跟画家们混在一起。有时我们早上睡懒觉，夜里喝酒吸烟，泡妞，巴结外国人，打架，不劳而食，没有责任感，让人感到生活颓废。这确实是一种不好的作风，有时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的家人原来都对我们抱有很大的希望，现在成了这样，他们肯定哭过不止一回。而我们有的人还以为这就是艺术家。呸，作品没出来什么，坏毛病倒沾了不少。 更多的时候，我是站在湖边，看着夕阳使湖水燃烧起来。这时候，画家们也平静和文雅，有些内向地微笑着，他们毕竟是些有灵气的人。他们在艰苦中弄出的作品毕竟使传统的美术大花园不那么单调了。 我经常带着各种文化人到我住处听我演唱。我屋子显得很清爽干净，没有任何家具，大家席地而坐，四面墙上贴着“恐怖海峡”、“大门”、“枪炮玫瑰”的招贴画。我用厚重的黑布遮住门窗，以防音外溢。我的演唱是一种极度悲怆、野蛮和柔情的混合，你肯定不能用《小芳》、《大哥你好》、《姐姐》等你认为有些相近的歌曲形容，它也比崔健更粗扩。 我在南方时，认识一个女大学生何必，她14岁开始踢足球，认识我后就不再踢球了，她说，足球只是体力和肉体的发泄，而摇滚是灵魂的发泄。她太好了，大合我心意了，在中国能真正把摇滚听过去而又那么年轻的女孩子绝无仅有！ 她每个周末到我的铁路边的小屋来。我的钱只够租这样的房子。门前没路，只能顺着铁轨走。来这的朋友都说：这里很险恶，是生死交替的地方，要警惕，不能听Walkman！ 星期天早上，她走出我那小屋，走在推一的通道铁轨上，低着头，沉在音乐里，一辆列车从她后面无声地追上来，轧过去。那年她18岁。 在他死前一个月，那地方死过一个人，后来又死过一只狗，但谁也没重视，不知应该谁来管管那个地方人的死活。 何必死时一无所有，身上只有一盘“大门”乐队的带子。 在她的葬礼上，她远从广州来的父母不要什么哀乐，要求我选一首曲子。我挑了《枪炮玫瑰》乐队的《文明战争》。殡仪馆不让放这种音乐，我给了点钱，说，可怜可怜这个姑娘吧！ 《文明战争》的作者露斯，20多岁进了17次监狱，我认为他是真诚地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斗争的人。何必和我都喜欢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好多天过去了，她妈妈来了封信说：“我不觉得悲苦，我知道她是在快乐中离去，因为她在最后的日子里爱上了摇滚乐……” 你听，我创作的《何必》： 在这黑蓝的夜 我的狂吼远去 我看到你丢骑着一条蛇 你的表情奇怪而又兴奋 向着一个地方急切奔去 何必 在这美妙的夜 我发现你不在了 紧紧追出只能看见你美丽的背影 夜空深处是另一国的大门 神秘的天国吸引你 何必 你听多么撕心裂肺，多么卓尔不群，多么响遏云天，那些温吞水的通俗歌曲和所谓摇滚能比吗？ 何必去世不久，一天夜里，我一位写诗的朋友，上海东方台主持，对着话筒，对着沉睡的城市说：有的摇滚乐是很可爱的，别看并不皆大欢喜，而且他们的演奏者留着长发，穿着奇怪，但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 那天晚上，我的画家、摇滚朋友，以及文友们全来了，听了东方台主持人的话后，一屋子人痛哭失声。 我含泪连连说：“感谢你们，我的朋友，我也感谢有生以来所有跟我作对的人，是他们让我知道我是一个不好的人，是他们给了我那么多灵感。” 我要走了，我要到西藏去，然后想办法到印度和非洲，那里是音乐的发源地，那里有惟一跟现代机器和油烟社会相对的另一种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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