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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你的歌，我的歌 你也想开酒吧吗 5年前坐在小饭馆里和朋友聊天，有一半人说想开小饭馆，并声称那就是他们的理想；现在我再问他们，几乎口径一致地改成了开酒吧，一般都会说：“如果我有钱就开一个酒吧。” 5年前北京的酒吧还寥寥无几，在三里屯只有“茜茜”、“棒棒”、“马佳利”、“太阳”和“蓝梦”，这主要为在京的外国人而设，而且路数略近于卡拉OK，有的由于存在伴酒女郎而被查封。“万龙”大概是出现的第一个“清吧”，随之有“墨西哥”和“电脑洗车”吧。北京的酒吧真正大发展是在去年，好像某天清晨上帝从空中扔下了一只空酒瓶，到晚上落地时它便碎成了无数个酒吧。仅三里屯北街就密密麻麻二十余个酒吧，另一个密集地在海淀高校区，比如环着北大校园就有五六个。虽然今天许多人对酒吧仍然不会问津，但已有不少人被称为“吧虫”。一位朋友劝我晚点写这篇文章，她有个朋友要从广州过来，如果陪一陪她会对我的文章大有裨益，这是因为“她在北京的晚上除了酒吧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玩”。 你的歌，我的歌 在美国，如果你和朋友去泡吧，他可能会先问你：“想听什么？”然后你们便去专门演奏或播放这种音乐的酒吧。尤其在东部城市，许多酒吧是以其音乐来区分的，摇滚、爵士乐、布鲁斯、乡村音乐等应有尽有，甚至区分得更细，顾客也多沉迷其中，非常投入。欧洲许多酒吧要随便得多，可能在临街的屋子前搭一个凉棚就是，大家可以聊天，看街景，品酒，自自在在，人情味颇浓。 北京的酒吧区分并不精细，但稍一注意，其风格还是泾渭分明。像三里屯北街数十家酒吧多数为清吧，确切说是聊天吧，这里音乐比较随便，多从CD碟上流出来，音量较小，客人不受打扰，只是聊天。这里离使馆最近，充足的客源使有些老板可以不注重装饰风格，不太统一的绘画尽可以挂在同一面墙上，而一瓶龙徽干红也尽可卖到160元（商场价50元，一般酒吧在100元以内）。与此对照的是南三里屯东大桥斜街，这里“明达”、“Cafe Cafe”等几个酒吧都比较出名。如果我们去北街，往往是随便捡一家看起来不错、人又不多不少的酒吧。而到这边，在来之前差不多已经决定到哪一家了。乡谣酒吧的英文名字是Nashville，本是美国田纳西州的首府，是一个乡村音乐荟萃的地方。该酒吧一以贯之地播放或请歌手翻唱美国五六十年代的乡村歌曲，这些对中国人来说多少比较新鲜，而对美国人来说却是老得很少能听到的音乐，故而也就吸引了大量顾客。小霸王过街桥边的CD酒吧，经营者是从前棒棒酒吧的老板，他喜欢说：“当年最先开酒吧的人坚持到现在的也就是我，现在酒吧虽然那么多，我同样不怵，因为我音乐好。”著名乐手刘元每周在这里演出两次，国际上的爵士乐大师彼特森也曾到这里演出，近200平方米的地方挤满了人。 位于白石桥105路车总站的民谣酒吧也许更受中国人青睐，因为起初的经营者栗正本人是一名歌手，他的酒吧每天都有歌手与乐队助兴，人们可以听到自己所熟悉的任何一首中国歌，从崔健、“黑豹”、田震直至港台歌手的歌曲。当然你可以听到歌手自己的歌，那些也许有一天会红遍大街、也许就此销声匿迹的歌。 酒吧风格往往是由经营者的个性决定的，他们有的是歌手，有的是画家，有的是文人，因此，酒吧中看似不经意的一个小玩意儿可能是老板煞费苦心的结果，可能包含着一个故事。有的则是去做文化消费的老板，像乡谣酒吧所属的国风企业，还经营着明慧茶苑、国林风书店等场所。当代商城后面的大西俱乐部则干脆请画家经营他们的酒吧和迪厅。这里的种种装设在白天一扫而空，不留痕迹，恢复成海淀青少年科技馆；而墙上的长黑板却为晚上的酒吧平添了一丝幽默。 暗香浮动月黄昏 有些人吃没吃过的东西，有些人玩没玩过的东西，有些人要感受没感受过的气氛。无论什么样的酒吧，灯光不会像麦当劳那样亮，菜单不会像小饭馆那样繁杂，人们不会像在迪厅、溜冰场那样“手忙脚乱”。你面前是三杯两盏淡酒，一碟半碗小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感受。 酒吧最明显的特点是“人气充溢”。在酒吧的氛围里，你可以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昏暗的灯光，明灭的身影，微曛的酒意，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放松自己。你可以点评人事，可以感慨生活，胡诌乱侃，完全可以放心地说出心里话。因为，这时每个人像是有弹性的圆圈，彼此碰一碰，深入一下，却又弹开去——你的话别人听见了，同时又忘记了——没有人会特别注意你，有个朋友说，每逢心情不好，他便会独自去泡吧；一个人关在家里有点像自虐，而成群结伙不能解决任何心病，只有坐到吧台前可以得到心理上的平静。看着周围那些有心无意、或喜或悲的同类，即使沉默也是一种交流，这使他感觉像坐在午夜的一艘大船上。 很多人希望保持自己的个人空间，他们不愿在家里会客，便相约到一问酒吧。这里不会像在别人家中有拘束之感，它的环境是轻松而宽容的，属于你的空间可大可小。 文化，还是时尚 酒吧是与城市相伴而生的，在工业文明初创之时，劳累了一天的厂矿工人在这里坐了下来，喝酒、聊天、发牢骚，肆无忌惮地咀嚼着时间，最后回家沉沉睡去。他们在这里获得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解脱，而精神上的解脱与其说来源于发泄，勿宁说来源于彼此之间的认同。这种认同感给这些贫苦人的伤口涂上了一层油膏，在肯定他们存在价值的同时，也增强了他们之间的团体意识。在这个层面上，酒吧实在是机器工业的辅助性设施，是一种调剂物。当今信息社会赋予人类更大的自由，许多人可以坐在家里与整个世界通话，他们期盼拥有更广阔。更个人化的自然空间，而酒吧的含义实际上正在世界范围内被改造。 迟到的酒吧在中国被赋予更多的文化气息。有人喜欢酒吧里的美国乡村音乐，喜欢厚实笨重的木头家具，墙上古旧的马灯、轮胎等等装饰物，并认为它们充满了怀旧的气氛。而事实上这种怀旧在很大程度是怀西方之旧，抑或西方之怀旧：爵士乐、布鲁斯、乡村音乐或者说唱乐——人们坐在酒吧里感受一下西方的大众文化（无论是今天、昨天还是前天的），未尝不是一件乐事，而京剧脸谱和西河大鼓似乎不可能来到酒吧。至于在“老插”、“黑土地”（北京的特色酒馆）这样的地方，对着领袖像，甚至坐在大土炕上来喝啤酒，不能不说又有另外一种味道。 实际上酒吧和中国过去的茶馆有着天然的对应关系。说得轻松一些，两者皆可聊、可饮、可听、可看，是最悠闲的场所，是交流——感受人气的地方。说得重一些，是造物主为城市休闲族提供的那样一个地方，如鲁迅所说：“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鲁迅的话像匕首，但不可能也没必要一定去戳痛城市中的芸芸众生。 如果老舍的《茶馆》有第四幕、第五幕的话，第四幕也许应是空场，因为政治极左时代没有为人们提供这样的空间；而第五幕也许总是一间热闹的酒吧出现，老掌柜的孙子正同时和几位客人说话，又扭头让侍者去换烟灰缸。酒吧取代从前的茶馆，大概是因为酒比茶更能醉人，电吉他比二胡更符合当代中国城市生活的节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若即若离。而且茶馆开在大白天，像老人的白日梦；酒吧则开在晚9点到凌晨2点，更像年轻人的深夜迷梦。 酒吧和茶馆，说到底都是喝一杯的地方，所以今天的酒吧老板多多少少要揣摩顾客的心思，以使他们感觉更亲切、更自然。R＆B（Rhythm＆Blues节奏布鲁斯）酒吧的老板在美国的餐饮行业中长大，他说：“我通几国话，我年轻、懂音乐，还有餐饮业的经营经验，这些使我可以和各种客人交流。如果酒吧里人太少了，那你就和我聊天吧。”乡谣酒吧希望客人和他们一起来搞好这个“家”。他们播放的许多CD碟都是客人赠送的，而他们适时地赠给客人印有自家酒吧标志的T恤衫，他们还收集各种雪茄烟烟标用来展览，这些小东西客人当然也非常愿意提供。 目前北京酒吧的顾客主要可分为三种：外国人、演艺圈和收入较高的年轻人。但是，外国人即使连三里屯北街的酒吧也坐不满，加上后两者恐怕依然坐不满京城几百个酒吧0一方面，一扎啤酒15－20元，对于月薪不足2000元的人来说，再轻松的环境也很难轻松；另一方面，许多“白领”表示更喜欢幽静的酒廊和咖啡屋，喜欢独自去游泳，开车郊游，他们贬斥不少酒吧过分喧闹的环境。 实际上，说到底，酒吧只是人们追求轻松生活的一种选择。现代人的选择有多种多样，酒吧已不再是一种时尚，它只不过是一种“去处”。只希望今后这样的“去处”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 记录世纪末的面孔 按时尚的说法，贝纳通（Benetton）算得上当今最“酷”的品牌。这不仅因为这个60年代以羊毛衫起家的意大利品牌只用纯天然原料——阿根廷的美利努羊羊毛加美国德州的棉花，染色技术高超以“全颜色’咱诩。当然也不仅是它和一级方程式赛车的密切关系——贝纳通集团总裁卢契亚诺·贝纳通先生（Luciano Benetton）习惯每年亲临“西班牙大奖赛”赛场，和他的贝纳通车队（Benetton Formulal）以及旗下英雄——赛车手“舒马赫们”合个影。贝纳通又以“Formulal”推出二线品牌。贝纳通的奇迹来自它的广告，确切地说是它和奥利维耶罗·托斯卡尼（oliviero Toscani）——一位著名的意大利时装摄影家共同缔造的广告运动。 贝纳通广告已超出人们对服装广告的“期待模式”，因而成为“有争议的广告”的代名词，在世界各地，要么获大奖，要么遭封杀。 这也是我——一个新闻记者对它特别关注的原因。我试图以自己的理解对这个“卖编织衫”，同时又关注社会问题的品牌表示敬意。 贝纳通的“全色彩”，包括我们的肤色吗 1966年至1983年，贝纳通是少数做“广告运动”的服装生产商，但其广告仅限于意大利和法国。广告的主旨是产品定向型的——主要展示产品。直至1984年，42岁的意大利时装摄影家托斯卡尼来到贝纳通公司，才改变了贝纳通广告，或者可以说是改变了整个服装行业广告的面貌。 那一年，贝纳通的广告主题是“世界的全部色彩”（All the colors of theworld）。广告上，不同种族的孩子在一起开心地笑着。这场广告运动在14个国家展开，“口号”被译成各种文字。法国广告杂志《Straegie》授予贝纳通广告大奖。 1985年，“全色彩的贝纳通（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这一口号诞生。它成了贝纳通公司的新商标，并且，这一口号在此后的若于年反复成为贝纳通广告的主题。 贝纳通新的传播策略是引起全球性的关注。所以，“贝纳通运动”的象征是“全球性”：不同种族的青年和儿童和谐相处的形象成为其广告最基本的概念。贝纳通在各个国家使用的广告是相同的。贝纳通融合了全世界的色彩，包括我们的肤色——这一理念和全球统一的形象得到了不同民族和文化的人们的认可，并且促进了人们对贝纳通产品的认同。 随着“运动”的发展，国旗等国家象征加进了贝纳通广告，甚至特意选择对立国家的旗帜放到同一张照片中，用以强调其独特的“国际口味”：德国和以色列，希腊和土耳其，阿根廷和英国，美国和苏联，美国和中国，美国和越南……没有冷战、敌意，只有欢笑的青年形象，它似乎在呼唤世界的和平，呼吁坐下来一起谈判。 贝纳通的“理想色彩”毁誉参半：那幅美国和苏联“拥抱在一起”的广告在美国受到批评并遭禁，但它却在欧洲受到称赞，特别是在法国，它获得了两项大奖（Pubicite Press杂志和Communication Publictare）。11万法郎的奖金又用于贝纳通的广告活动。 卢契亚诺·贝纳通对合作伙伴托斯卡尼的创意十分满意，他说：“我第一次见到广告牌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在我的广告中充满了幸福。还有谁能创造出如此合作性的形象来符合贝纳通的形象呢？” 穿着印有美国星条旗和苏联红旗的服装，并正在接吻的两个黑人小孩后来成了20世纪80年代贝纳通的标志。 黑色与白色，绝没有真正的平等 自1986年起，贝纳通广告在选择模特时更强调种族特征，还用母语书写她们的名字，让那些穿贝纳通服装的模特“像穿着自己民族的服装”。 贝纳通广告让一个年轻的犹太人拥抱一个年轻的阿拉伯人，并“异想天开”地让金钱从他俩手中的地球中流出来。巴黎的犹太社区因把犹太人同金钱联系起来的“负面因素”，为此提出了抗议。但这幅广告又获了奖。 一些年轻人对贝纳通广告的热情似乎把世界都颠倒了，信件雪片般从美国新墨西哥阿曼德·哈默世界联合学院（Armand Hammer United Word College）的大学生手中传来。这所学校接收所有种族和国家的学生。贝纳通广告则以提供T恤和一台学校时装表演致谢。这所大学的创始人哈默先生更是对贝纳通给予首肯，他将1989年庆祝其90岁华诞的晚会和第五届毕业典礼放在一起，并邀请贝纳通先生出席。卢契亚诺·贝纳通第一次和这位石油大王坐在了一起，而哈默先生是在冷战时代同时能赢得华盛顿和莫斯科尊敬的人。这次会晤推动了贝纳通在莫斯科建店的进程。 1988年春夏的广告主题是“联合超级明星（United Superstars）”，又一次“异想天开”地把装扮成亚当、夏娃、哥伦布、玛丽莲·梦露的少年儿童放在一起。贝纳通试图把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交融。“夏娃”的胸部因敞开的牛仔服而“曝了光”，因此激怒了美国的清教徒。但这张照片又在荷兰获了奖。 该品牌童装广告主题“贝纳通的联合友谊”，也在意大利工业者协会组织的比赛中获奖。 贝纳通在致力于“种族和谐论”的过程中，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有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 1991年春夏，贝纳通使用了三个孩子伸出舌头的广告形象，本意是：尽管我们肤色不同，舌头的颜色却是相同的。此广告在英、美、德获奖，但却受到穆斯林国家的谴责而被撤消，因为在那些国家，暴露人的内部器官舌头被认为是色情的。特殊国家“难以预料”的文化要求，常使“全球统一化”的贝纳通陷入尴尬。 宗教的禁忌更是无法逾越。同年秋冬，广告中，贝纳通推出教父吻一个修女的广告（“上帝之吻”）。这在那些宗教力量不十分强大的国家得到很好的理解——爱能超越所有传统禁忌，德国的芭芭拉来信赞扬那黑与白构成的简洁画面“更多地表现了温柔、平静、和平”。但是，在意大利，这种“亵渎”宗教的做法遭到了禁止。 1989年是贝纳通广告转折的一年，从此它的关注面扩展到了社会的焦点问题。 在种族问题上，交叉文化和交叉种族的特征在贝纳通广告中比以往表现得更加明显且深刻：从和平共处上升到种族平等。这种“深刻”却招来各地的抗议，尤其是种族主义行径已成型的美国、英国难容这样的广告：黑人妇女在哺乳一个白皮肤的婴儿。《时代周刊》杂志1995年3月25日以“Sour Milk”为题报道了这张照片，尽管这幅照片强调种族和谐是平等的一部分，但注定在英、美“太具煽动性”。另一幅是一幅锃亮的手铐将黑人的。白人的手臂铐在一起。黑人社区的人们敏感地认为，这两幅广告，前者说的是黑人是白人的佣人，后者说的是白人牵引黑人，黑人象征犯罪。 来自美国的愤怒反而证明：贝纳通在种族问题上的努力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黑色和白色可以摆在一起，但绝没有真正的平等！ 爱能超越一切吗 90年代，贝纳通更加关注这个时代主要的社会问题，除了种族和睦、人与人平等，还涉及人口过剩、环境污染、暴力、艾滋病、战争等主题。 贝纳通一如继往地探索全球性的价值。这一次，形象的潜在主题是爱——在任何地方都作为生存的“原曲”。 这场广告运动所采用的纪实手法又使“贝纳通传媒”前进了一大步。七个主题的“形象”是从世界各地的上千幅报刊已发表过的新闻照片中精选的，是真人真事真实的场景。贝纳通选择的标准是“能够表达世界的、强大的、人类的主题”。卢契亚诺·贝纳通和奥利维耶罗·托斯卡尼又一道创造了能够突破人类冷漠的广告运动。这场大胆的运动始于1991年春夏的一幅广告照片——墓地。画面上没有人，只有一排排十字架，仿佛在说：战争中死亡是唯一的胜利者。 这幅照片在海湾战争开始后在意大利的两个主要日报刊出，随后受到意大利广告自律委员会的封锁，经历了几乎是世界范围内的激烈辩论后，它在法、英、德也遭“封杀”。 贝纳通希望人们从它的广告中读出死与生的辩证法，读出蕴含其间的永恒主题——爱。于是又有了一张以新生儿为主题的广告。摄影家托斯卡尼将脐带未剪、血污未洗的新生儿推到我们眼前，以展示生命的“原生态”。但这一广告又受到了指责，直至贝纳通最后让主角穿上了“米奇”牌童装，风波才算平息。 托斯卡尼说：“卢契亚诺问我能为战争做些什么，我就拍了墓地。我想制作生命的照片，所以我拍了新生婴儿，我从未想过它会带来如此结果。” 一年之后，在同样具有刺激性的春夏广告中有一系列报道社会热点的照片，贝纳通广告再次展示了“原始现实”的哲学。照片展示了大量“焦点”问题：艾滋病、恐怖主义、暴力、地区冲突、难民、自然灾害。 没有别的与广告有关的世界舆论能超出这场运动。它使公众大为震惊，以至七幅照片中有五幅遭禁。这包括描述艾滋病的“David kirby之死”；反映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的非洲战士手持人大腿骨的照片（Patrick Robert摄）；反映在黎巴嫩狱中扫射场面的照片；西西里一场车祸中正在燃烧的小汽车；满载阿拉伯难民的船只。这些照片因“令人不安”，在法、英、德、西班牙、日本、伊朗遭禁。 “David kirby之死”记录了一个即将死于艾滋病的男子被他的家人围拢着的场面，引起英国乃至全世界的争论。批评者认为：“艾滋病同编织衫广告有什么关系？这纯粹是利用艾滋病！”结果，不仅所有杂志禁刊此广告，英国激进派组织“ActUp”还毁掉贝纳通商标，并且威胁说他们将开展一场抗议贝纳通的运动，并告知公众不要购买贝纳通的产品。 强烈反对的另一面是热烈的赞扬和极高的荣誉。在这幅广告中，最初的照片是单色的，后通过电子染色重新制作，它获得有威望的“国际纪实摄影展览（International Press Photo Exhibition）”大奖。美国《生活》杂志以“A Medern Dny Pieta”为题刊登，获得了联合抵御艾滋病的团体和组织的支持。同时也收到了公众朋友和艾滋病患者家属和一些学校学生的支持，他们给贝纳通写信表达他们的观点。 那位艾滋病患者的父亲针对贝纳通广告说：“贝纳通并不是利用我们的悲伤卖衣服，相反，我们在利用贝纳通对艾滋病起到警醒的作用。我儿子死后讲话的声音比活着的时候更大了。” 照护David达3年之久的自愿护理人员Barb Cordle女士在信中说：“这幅照片比其他我们见到的照片更能安抚面对艾滋病的心情。我们不能看照片而憎恨Aids患者。” 在这幅照片中，人工上色技术使David看上去更像耶稣，从而令这场争论更添戏剧色彩。 贝纳通的创意大师摄影家托斯卡尼也开始反驳：“当记者注意到奇特且严肃的话题时，没人会批驳他们，说他们把内容卖给了传媒。但当广告触及相同的现实时，每个人都拿起武器反对它，好像以欺骗和谎言误导消费者的广告才被认为是正确的。 “你一定要有勇气做错事，我们做每件事都是冲动的，这也是创造贝纳通的原因，卢契亚诺对彩色编织衫从不做试验或市场调查。” 受贝纳通广告影响最深的其实是他们自己——托斯卡尼认为：任何一家贝纳通店里的任何一件产品都足以证实它的质量，所以反反复复夸自己的产品比别人的好是浪费。我们愿把更多的精力投身到这个时代，按照广告的誓言，把自己当成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比如对艾滋病的关注。早在1991年，贝纳通开始了在全球贝纳通店里散发避孕套的运动，并资助Aids组织，以及给纽约市民以赞助，包括给学生发避孕套、在美国出版了“Safe sex”（性自救）手册。这场运动受到年长者的指责，但受到年轻人的支持。此外，贝纳通还向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艾滋病会议捐献了他们广告的复印件。 向托斯卡尼致敬 1995年，贝纳通广告看起来像新闻杂志《时代周刊》或是《生活》，而53岁的托斯卡尼看起来像个想获“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其足迹遍及了尚处紧张状态的加沙地带和欣欣向荣的中国。 在他．眼中，水深火热的加沙是象征分歧的地方。“总有一天分歧变共识”的信念正与贝纳通“世界大同的理念”合拍。托斯卡尼抵达加沙当天，即有爆炸；之后，在特拉维夫亦有爆炸事件。但在加沙地区自国达50年的市民却在托斯卡尼的镜头下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和平是个大希望，之所以愿意上镜，因为要告诉全世界：我们跟你们并无异。”“我爱我的丈夫和孩子。”“但愿我的孩子不会见到我身处的坏时代。” 中国的变化引起了托斯卡尼的关注。早在1991年，贝纳通的日本子公司和中国红都时装公司合资成立了北京贝纳通，在中国开了第一家店。短短几年时间，许多规模不小的Benetton专卖店出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街头。1995年，托斯卡尼的中国之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托斯卡尼用写实手法拍摄了大量照片，其中很多是日常生活中的镜头：穿花衫的城市小女孩。摇滚乐队小伙子们、推自行车的城市姑娘、早晨提着鸟笼在遛鸟的穿中山装的铁道部退休干部。托斯卡尼还到了积雪很厚的中国东北，在那里，他拍摄了站在自家栅栏前衣着鲜艳的母子，拍了具有自然色彩的车把式……作为一个一流的摄影家，托斯卡尼试图以他的意志，来构造一个新世界的模型。但在对这世界的寻找中，给他感受最深切的，却是差异、隔膜，而并非是期待的平等与和谐。对消除隔膜矢志不渝的“贝纳通”面对现实也常常只能是无奈。于是摄自南非、南斯拉夫、墨西哥、黎巴嫩、日本、以色列、匈牙利、巴西、爱尔兰、德国及一些私人花园的铁丝网合成了Benetton最新广告的画面，主题是“疏离”。人与人之间有太多人为的隔膜和障碍，其实是这世纪末世界的真实写照。 打开沟通的天空 在香港导演中，王家卫最能令人耳目一新，即使在他前不久为摩托罗拉公司拍的一条广告中也不例外。他的广告仍像他的电影一样令人眼花绦乱（杜可风的摄影，张叔平的美术），至于内容——根本没什么内容可讲：残破的陋巷，涂鸦的墙壁，爆炸头的王菲接近男友又转身离去，两人关系若即若离。广告语是“打开沟通的天空”，叫卖的是不曾在故事中出现过的手机。 手机广告以沟通为主题并不少见，张艺谋就曾为“爱立信”拍过这样三条广告，而且也不出现手机——为此曾被人当作公益广告在报纸上提倡。这类广告往往讲个小故事，比如父子、朋友之间由不沟通到沟通，其中沟通的涵义是既定的，说的是人与人应该怎样。而王家卫的广告回到一个更基本、更真实的问题，沟通本身成了质疑的对象：现代人能否进行传统意义上的沟通？ 王家卫最擅长讲述现代爱情故事，不过在他的影片里，所有的情感都是单向投射，没有沟通而只有错位。在《旺角卡门》中，刘德华遇见被自己错过的前任女友，盯着她的大肚子看，女友回一句：“不是你的”。《堕落天使》里的杨采妮，从电话中得知男友要结婚但对象不是自己，一愣之下马上说“恭喜恭喜”，放下电话后，她随手拉过身边的金城武，“借一下肩膀来哭泣”。在风靡日韩等国和港台地区的《重庆森林》中，金城武在4月30日得知被女友抛弃，决定吃掉所有在5月1日将过期的凤梨罐头（消费掉过期的爱情），不经意间又爱上了毒袅林青霞。王家卫从来无意雕凿一个有头有尾、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而是神往于恋人的万千思绪，杂乱无序：陡然的节外生枝，莫名其妙的妒意，失约的懊恼，等待的焦灼……最能代表王家卫后现代精神的是以沙漠为背景的《东邪西毒》。在那里，金庸笔下的英雄成了契约关系中的杀手，两情相悦变成了永无休止的“恋人絮语”。大燕国公主（林青霞饰演）因一句酒后戏言，便爱上了东邪黄药师（梁家辉饰演）；但她的另一个自我，作为自己的哥哥却禁止她这样做。于是，一个人先后以两种身分找到西毒欧阳锋（张国荣饰演），分别要他杀掉哥哥和东邪。东邪爱上了朋友的妻子，而西毒打遍天下回到白驼山，却发现自己深爱的人已成了自己的嫂子……行行复行行，只是永无沟通之日。 像罗兰·巴特说的，所有的失恋都起源于同一个缺陷，他们不懂（或不能、不愿）答复对方的“求爱”，他们不愿对自己作丁点儿改动。西毒在影片中一方面固守自己的职业规范，收钱。介绍杀手、做替人解决“麻烦”的中间人，一方面却陷入对旧日恋人无休止的回忆之中。东邪喝了半罐“醉生梦死”酒，忘记了所有的爱欲情仇，而百毒最终是喝了也没用，因为对他来说，不可企及的过去总是最美好的。换句话说，在王家卫的电影中，每个人都仅仅生活在自己的系统内（对现代人来说主要是一种契约关系，如王的影片中男主角总是杀手、警察、阿飞），他们只能在记忆和逃避之间进行选择，而他们之间从来无暇沟通，无法沟通。现代人之间的隔膜，与他们个人的无根感，究竟孰为因孰为果，王家卫也只能展示而无意探究。 《春光乍泄》使王家卫在1997年戛纳电影节上夺得最佳导演奖，但由于开头一段狂热的同性性爱镜头，使该片在香港被列为三级片。王说：“他们（对同性恋有意见的人）应该晚一点点进电影院，这样他们就会认为这是关于两兄弟的故事。”《春光乍泄》一反前一部电影《堕落天使》已走到极端的摄影风格、后现代拼贴式的故事结构，把镜头对准一对同性恋者的真实又烦琐的日常生活。张国荣和梁朝伟在影片中不断地激怒对方，最终分道扬镳。王家卫虽然把整个故事背景搬到了寒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肩上扛的却依然是香港。沟通真的那么难？或者如果在后现代的氛围和人格特征中再纠缠上自古以来的所谓人性，沟通必然更加扑朔迷离，让观众心情激荡却无所适从。 好在王家卫在商业片和艺术片之间所做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关于意义的追问。摩托罗拉请他拍广告片也正基于此。王菲是亚洲流行乐坛的天后，王家卫是国际一流导演，他们拍广告本身就是广告。王家卫的影响不消说，从《重庆森林》中剪出几个MTV，从《东邪西毒》中剪出几个广告，是再容易不过的了。而他的6部片子全部由大名星主演，《阿飞正传》和《东邪西毒》更是巨额投资，集合了全港一流明星，使常以群星招徕的贺岁片也望而却步。他对主流娱乐电影明星的重新塑造，则既是卖点也是艺术创造。林青霞可以用雨衣和墨镜遮住美丽，张国荣可以扮演欧阳锋，而让张学友演肮里肮脏、满腔豪情的北丐。 或许王家卫电影的价值在于轻而易举地让我们触摸到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比如，关于沟通，他不会评判应不应该沟通，怎样才能沟通，而是说现在的人与人关系就是这样，可能令人不爽但再自然不过，有时甚至会显得很酷。而关键是，就像他在谈那个广告时所说的，“任何东西好看就OK。”他始终像一个最精心、也最明白自己职责的厨师，留意不使自己的影像变稠变粘。 王家卫电影： 《旺角卡门》1988年 《阿飞正传》1990年（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第28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东邪西毒》1994年（第51届威尼斯电影节摄影奖） 《重庆森林》1994年（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奖） 《堕落天使》1995年 《春光乍泄》1997年（第50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电子宠物和网上伴侣 电子宠物，是情感交流的替代品吗 在便携式电子宠物正式诞生之前，电脑互联网络上早已出现了网上虚拟宠物。对于那些24小时开机的电脑主人来说，这是生活中有趣的情节——在你上楼的时候，你的“虚拟小狗”已经听出了你的脚步声，你一进家门，它就摇头摆尾地迎接你。如果你情绪不好，以至失态地大喊大叫：“滚开”，它会识趣地从显示屏上“溜掉”。你不必担。心伤了它的感情，更不必担心它记仇以至日后报复或愤然离家出走。 电子宠物出现了。“机器也可能是有生命的”——这一点被大大强化。 1997年7月，电子宠物正在全球风行的时候，我从“Yahoo”网络上的新加坡站点看到这样一段话（译文）：“tamagotchi（电子宠物蛋、电子鸡）是虚拟生物。它的故乡在离我们数百万公里的行星上。它来学习我们地球人的生活。它的生物学特征：地球上的每一天大约相当于它的一年。它在从小到成年的发展过程中，外形要变化好几次，每一只（电子鸡）的外形、人格甚至它的生命都基于你如何对待它，因而一只新的小鸡孵出，都有几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Tamagotchi最终要返回它的行星。你怎样对待它，将最终决定它在地球上停多久。在那个时刻，你无能为力。但别担心，你还可以重新养育另一只。” 这段话将生命的神圣感和神秘感注入这个外形粗陋的东西，它因此具有了科幻小说的悬念以及成年人久违的童话故事的感染力。 一时间，养“电子鸡”在都市里成了气候。互联网络不仅成了“宠物”主人交流经验和心得的好地方，还为缓解便携式电子宠物紧缺的状况作出了切实贡献。自1996年起，便携式电子鸡先后在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欧美一些国家热销。在中国，“正版”的电子鸡一度缺货。1997年夏天在市面流行的第二代、第三代电子宠物——“电子狗”和“电子恐龙”不知是不是盗版的，在商场的玩具柜台售价为128元人民币，这比起它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身价已经是很廉价的了——电子鸡在日本诞生之初的市场价是每只1980日元，黑市则是每只2万日元起步，最高时炒到5万日元一只。据说日本大麻的利润是20％，而电子鸡的利润却高达100％－200％。难怪会有这样的趣闻：越南的孩子买不起电子鸡时才猛然想起可以退而求其次养真的小鸡。 电子宠物何以颠倒众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养育它比养育一个真实的生命要安全。这一点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说电子宠物是成年人的玩具。我认识一位中年女性，在北京一家很著名的医院工作，多年来她一直出色地“扮演着”一个三口之家的主妇、一个十几岁男孩的母亲和出色的医生三个重要角色。1997年6月，她又添了一个新角色——一只“电子狗”的主人。她开始在现实的、虚拟的角色之间忙碌，乐此不疲。她显然对这个电子宠物动了感情，说养它跟养真的小动物一样，每天除了给它喂食、帮它清除粪便，还要陪它玩，否则它就不好好吃饭（骨头），而是一个劲地吃糖，这样，它的身体就会出问题。拟人化，在某种程度上给主人以精神和情感上的回报，这正是电子宠物的魅力所在。“我养它已经四五天了，它的形态每天都在变呢！”女医生说它的神态就像是在说自己的小病人或者孩子。尽管“饲养”电子宠物的“工作”实际上只是按按它身上的钮，但真把它养好也不那么容易——“电子小狗”不定时呼叫，向主人提出种种要求，既不体谅主人的处境也不轻易原谅主人的“过失”。女医生上班的时候把它安置在值班室里，每2个小时照应它一下。有一天下午，她因为太忙而没顾得上理它，它就“赌气”不吃不喝，晚上早早地睡了。女医生给它“打了一针”。最坏的情况也不至于让她太伤心——她可以重新开始饲养电子宠物的游戏。 据说女医生所在的医院里有好几个人像她一样饲养电子宠物，只是因为医院里的生老病死太现实、太“血淋淋”了，让人一次次感到生命的脆弱以及人类面对它时的无能为力。有一种说法，说整日身着“白大褂”的“白衣天使”在工作之余并不喜欢白色，家里的墙壁绝不要白的，衣着也越艳丽越好。这是一种远离现实，缓解心理压力的好方式。饲养电子宠物的游戏过程既让人们得到暂时的心理解脱，“充分地”释放情感，又不会对人对己造成伤害。电影《苔丝》的导演波兰斯基在他的自传里写了这样一段话：“我避免对任何东西投入感情，因为哪怕是一只狗也会因其生命的长短而使你受到伤害。”电子宠物最终是否会取代宠物？这是否预示了人类越来越脆弱，以至于不敢面对生命的大喜大悲？ “电子伴侣”，能逃避道德的游戏吗 电子宠物、电子游戏、网络游戏，还从另一个方面带给人类安全感——我们将越来越逍遥于道德规范之外。 我的朋友杨先生是学经济的，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并拥有了两人世界和一台电脑。一次朋友聚会，幸福的杨演示了他最近特别沉迷的一个游戏软件。这个游戏让操作者通过“择妻”，达成“财富值”、“社会认可值”、“快乐值”三者的平衡。在游戏中让杨一见钟情的是女电影放映员，她实在娇憨可爱。杨下班后，她嘘寒问暖、端茶递水，还讲一些有趣的电影情节，而杨只要送她一束花或一个玩具这样的小礼物，就能让她满足开心。不过游戏设计者也没有把她设计成完人——她像个毛手毛脚的孩子，做家务时，不是切了手就是打碎了碗。选择她使杨的“快乐值”迅速上升，而“财富值、社会认可值”却急剧下降，直至“Game Over”。重新再玩，杨选择了一个“富婆儿”，这下他不愁“财富值”了，可是他却不快乐——她不仅五，还很凶，把杨管得跟儿子似的。这样的日子肯定过不下去。游戏中还有一个女人，她受过高等教育，有良好的工作和收入，长相也不错。和她一起“生活”，社会“认可值”很高，可杨没有办法满足她——送给电影放映员的小礼物根本拿不出手，她需要的是宴会、高级时装、化妆品以及杨望尘莫及的生活方式。 杨在一次次失败的选择后，终于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先娶“富婆儿”，然后偷偷与女电影放映员来往，结果怎么样？竟被“富婆儿”识破了，她跳出来扇了他一个耳光：“你这个骗子！” 游戏的设计者正视人类“性本贪婪”的事实，不过还是以玩笑方式维护了传统道德的“严肃性”。只是，与日行千里的技术相比，这种“维护”的力量是微弱的。技术已经为满足人类心理乃至生理的需要提供了可能，商业利益使电子软件的设计者“有理由”纵容人类贪得无厌的欲望。以“模拟伴侣”为例，在“电子鸡”出现之前，人们已经对网络婚礼和网络伴侣有所耳闻，“电子鸡”只是透露了这样的信息：网络上的情人完全可以从笨重的电脑上跳下来和你形影相随。“电子鸡”风靡亚洲之后，有人戏言，玩具公司应该制造“电子二奶”，让“她”极尽风情、娇嗔之能事，以满足那些渴望“包二奶”的男人的需要。人们希望电子替代品能帮助人类解决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难题。 如果人类真的依靠替代品来解决情感问题时，我们的社会是更单纯了还是更混乱？那时，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可能会出现多种，这是否意味着，在网络上我们可以无视道德？ 网络的游戏当然不能跟现实生活中的状况混同，但问题是：当游戏技术越来越高，手段越来越迷人，玩游戏者越来越投入，虚幻世界与真实世界之间将出现一个“真假难分”或者说“真假交替”的空间。 在电子宠物流行的时候，《1995年美国科幻小说选》中文版也在北京街头的书摊上出售。该书收录了作家威廉姆·布朗宁·斯宾塞最早的作品《卸除的午夜》（1995年发表于美国科幻杂志《明天》）。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虚拟社会的未来。那时候，网络上将存在一个“全息图像世界”。其间生活的“人”，一部分是现实世界的人（即生物的人）的“灵魂”，它们通过一个叫“玻璃”的程序进入“全息图像世界”；另一部分是“全息人”，它们是电影工厂在现实生活中找原型然后“综合制造出来的”。“全息人”有自我意识，不受网络之外的人的控制。真人的灵魂在进入这个虚拟世界后，将在里面生或者死。它们共同演绎“全息图像世界”的悲喜剧。一个真实的人是否可以在现实世界和“全息图像世界”里自由进出呢？小说中描述一部电影《美国午夜》的男主角在现实生活中自杀了，以他为原型的“全息人”也受到了影响，在它生存的全息世界里精神分裂，然后杀人，造成网络世界的混乱。“我”与合作者——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为了清除网络混乱，进入了“全息图像世界”。故事的结尾是那个年轻人不愿回到现实中，因为他爱上了全息世界的姑娘。“我”去找他，并试图规劝他迷途知返。“我”见到他们后，那个“全息姑娘”从她家的园子里摘了一个西红柿给“我”。“我”当时真是惊讶——“明明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可我竟‘真的’咬了一口！” 未来学家托夫勒预言的情形已经（或即将）成为现实：联机通讯是谎言和欺骗的理想传输方式，要想区分真实与幻觉是不可能的。 《拍手歌》之战 70年代，中国孩子大都会唱《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开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梳小辫；你拍三，我拍三，三个小孩吃饼干……”小孩近的、远的理想都在这儿歌里了。 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们一天天远离《拍手歌》。 听说老北京也有拍手歌，叫《打花巴掌》：“打花巴掌吹，三月三，老太太爱上万寿山；打花巴掌吹，四月四，老太太爱逛白塔寺。”今天的孩子听了会问：“逛白塔寺干吗呀？”成人听了先是忍俊不止，接着便是有点怅然若失。 90年代的某一天，电视上出现了一则针对儿童的广告，几十名儿童整齐地拍着手唱：“你拍一，我拍一，小霸王出了游戏机……”《拍手歌》重新登台，却让人吃了一惊。 而让人最吃惊的一刻是在1996年夏天。肯德基炸鸡在中国的第一百家店落户京城，首都知名媒体的记者大都被商家和公关公司邀去庆典了。表演歌舞的中国孩子都穿白色T恤，上印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南京、成都、苏州、杭州……标志这些城市已被肯德基炸鸡“占领”。 嘹亮的拍手歌传来：“你拍一，我拍一，我们爱吃肯德基；你拍二，我拍二，肯德基里有我好伙伴；你拍三，我拍三，请到肯德基来就餐……”一直拍着手唱到了十，以“欢乐美味有价值”结束。 我当时想：其实孩子并不像大人认为的那么贪嘴（“有翅膀的除了飞机，长四条腿的除了板凳”都要吃的并不是儿童），孩子的好恶很有可能在“吃”之外。儿童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认文化。寻找传统文化的人不都在重拾旧时儿歌？商业文化大行其道时，公关高手不都在利用经典儿歌？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儿歌上维护传统文化的纯粹以及民族的自尊，那么，仅仅只是痛心疾首地呐喊，恐怕还是不够。我们的对手是谁？绝不仅是一只炸鸡翅和一只汉堡包。我又想起那位美国电脑界成功商人的话：“如果一件事必须做，我们不做，别人会做，我们的对手太多太强！” “猫性”、“狗性”与人性 人对动物有偏见，就像人对人不可避免地有偏见一样。 北京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对猫就有过偏见，但一件事改变了他，他就把这个故事写在1996年11月14日的《为您服务报》上，所讲的是他家曾养过的一只猫。1992年，他家自前海恭王府附近的旧宅乔迁到亚运村以北的新居后，那只猫表现出焦躁不安，后来失踪了——评论家夫妇仿佛丢了朝夕相处的儿子。一年后，评论家原来的邻居打来电话，说那只白鼻子虎纹猫近日出现了，它带了一只和它一模一样的小猫（显然是它的儿子）来瞻仰故居。那大猫跳上已废弃的评论家儿子的小木床，趴了好一会儿。那不谙世事的小猫在地上仰着脸好奇地看着。大约一刻钟后，一大一小两只猫走了。评论家夫妇急急地叮嘱：再见到它们务必先把它们留住，并来电话相告。但那两只猫没有再出现。评论家感叹那只留恋故园的猫要走至少7公里的路，期间还要避开无数风险，而且它出走时正是北京滴水成冰的冬季。 另一个故事是我不久前从电视上看到的，是我们大家并不陌生的狗千里寻主的故事：波黑那家人逃难时忘了带上狗，那狗历尽艰辛，爪子都磨出了血，终于寻到难民营。主人一家感激得涕泪横流，发誓再也不和它分开。 请注意这两个故事的不同之处：狗是忠诚的，无论如何要和主人在一起，当然也只有追随主人才体现狗的价值。猫却自有主张，有时就会作出放弃和主人“共荣”而甘当流浪猫的不可思议的事。我绝对不贬低狗，只是觉得它的忠诚盖住了它的智慧。我对猫则不得不敬——听说在老虎可以被驯服的马戏团，猫却很少见，即使有，也是最不听话的——只能这么说它，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小东西聪明且本领高强。“不驯服”——猫便得罪了许多人。 我不想让狗和猫分出高下，我的本意是透过“狗性”、“猫性”看看我们自己。想象一下，现今的人大多奉行投人以木桃收之以琼瑶的“实用利己哲学”，怎么可能花钱和心血养一只在自己眼皮底下自行其事的猫！更多的男人，还有一些女人（比如女强人、女富婆）在电视上大谈喜欢狗，并且样子越凶越好——这样的狗可以让他们达成一种平衡，他们那颗有极强统治欲的心“虚荣”且“虚弱”。现在正是冬季，他们可能正一边吃狗肉“补虚”，一边大谈狗的优秀品格呢！ 这让我想起克林顿，不管该总统在政治上和男女关系上表现如何，单从他敢力排众议把猫带进白宫，我就认为他挺可爱——要知道，在他之前的美国总统身边的宠物都是狗。而克氏的反对派们曾把克氏的猫当成攻击他的一项“理由”呢。 为此，不久前我在Internet上看望了克氏那只叫“白袜子”的猫。 也谈动物保护 “保护环境”、“保护动物”——到处是这样的公益广告。看多了，大家都把它当成别人的事了。而且，关于对待动物的观念越来越混乱。 “保护濒危动物” 为什么要等到某一生物物种濒临灭绝了，我们才会想到要去挽留？动物生来就有贵贱之分吗？真正的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主张是维护地球生态的多样性。这里面既包括大熊猫、东北虎、金丝猴，也包括猫、狗、麻雀、蝴蝶以及野生的不知名的植物、动物。 养动物的人都是‘宠物爱好者”吗 一位美国朋友来信，他在信中写满了对“顶尖”现代文明的感叹。信的结尾却与此无关：“我今晨打开窗子，看到一只小猫在草地上洗脸。我招呼它，它走过来，打量了我一下，然后又一摇一摆地走开了……” 我羡慕他信中说的“几千块钱买一辆八成新的福特”，更羡慕那里的环境：大白天，一只小动物竟可以从容地在人前做它“想做”的事。 我听到很多人以嘲笑的口吻称饲养动物的人为“宠物爱好者”。但我知道这些“爱好者”中有些人收养的是不名贵甚至是流浪的动物——它们或者因为受人伤害致残，或者就是因找不到食物和水而奄奄一息。动物学家说：动物会把最初哺育它们的动物认做“妈妈”。所以，小豹子的妈妈可能是一只用自己的乳汁哺育过它的“狗妈妈”，也可能是用奶瓶将它喂大的人。谁有权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感情）说三道四？人类应该问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多动物遗孤？为什么从高山到海洋、从农村到城市，野生的动物越来越难以生存？我们不应该嘲笑那些试图为动物做点什么的人。 “未经动物试验”与“素食餐厅” 我正在使用的一套洁肤、护肤品产自英国，上面赫然印着“未经动物试验”。女人买化妆品是为了漂亮，商家要赚钱，这句话与谁相干？但我立即对这个品牌心存敬仰。 我对素食也心存敬仰——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 北京王府井商业区有一家建筑考究的素食餐厅。因为敬仰素食者的缘故，我曾专门选择在这里请客。令我不解的是既然倡导素食，为何这里的菜肴还要“仿荤”？（用素食原料仿制出鸡鸭鱼肉）。菜单那么复杂，每个菜都有两个名儿，比如，雅名叫“东坡放鱼”，括号里却注明“清蒸鲩鱼”。我那些喜食荤菜的朋友看括号里的字“霉菜扣肉”、“童子鸡”……和其他餐馆没什么两样。饭后大家都觉得挺别扭——朋友说，仿的总是不如真的；而我的某种理念也被搅得“七荤八素”。 如果说有点收获，要提我在该餐厅看到的“素食名人”的画像。照片。它们好像在说：你吃肉，你能比苏格拉底、柏拉图、达·芬奇更聪明？能比保罗·纽曼更英俊？比卡尔·刘易斯跑得更快？ 餐馆老板说吃素是“向善”，但根除“不善”之念得慢慢来。 舍不得用纸 赵小兵的细心在朋友圈中是出了名的。聚会的时候，宾主往往会为茶杯不够多而犯难，小赵便会从他的背包中变魔术似地掏出一摞一次性塑料杯，令宾主尽欢颜。可有一次，当大家再次夸他是“及时雨”时，他说：“我们以后该换纸杯了。”小赵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他听到一些外国人抱怨我们普遍使用的塑料杯子污染环境。他们看到一次性塑料制品如临大敌。 一次性塑料容器国轻便、卫生等优点，在我们生活的某些年代成了主角。我们从穿“的确良”回归到了穿棉布的时代，也终于认识到塑料容器不易分解、不能重复利用的缺陷，总之不利于环境。这种认识显然意义深远。 纸制品理所当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宠儿——用不用纸、是否合理用纸能反映人们的环保意识。有品味的商店或专卖店使用精美的包装纸袋已成国际惯例。不错，这个袋子的根本用途是让我们把商品带回家，但聪明的商家懂得在钟情纸袋，甚至把它作为收藏品：是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旅行的纪念，也是零售业和品牌兴衰的见证。不同的人拎着纸袋走在不同城市的街道上，他们会因手中的购物纸袋而彼此认同。 一些独具慧眼的研究机构和商家开始用纸容器代替塑料容器。北京的很多超市货架上已经摆放了一次性纸杯，可以让赵小兵们“更有面子”。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在火车上、在单位里用的一次性塑料饭盒也将换成纸制品。“白色污染”最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中国人发明了造纸，但我们好像从未像今天这样对纸有这么多想法。 在北京三联书店韬奋图书中心文具柜台，出售一些看起来挺粗糙的信封、笔记本，价格略贵，店员说这是台湾制造的再生纸制品。柜台上用皱巴巴的牛皮纸立了三个小招牌，赫然写着“舍不得用纸”。不管你肯不肯为“再生纸”多花些钱，那几个字至少会让我们有所触动。 环保不是别人的事情。有一天，香港卫视凤凰台在天气预报之后奉送了一条小常识，帮我们换算生产一吨纸需要砍掉多少树。1999年新年将至的一天，我的两位同事说她们不再买贺年卡了，因为4000张贺卡等于一棵生长了10年的大树。 我开始尽量把手头的纸正反两面都写满。 到野外去 吃苦与玩酷 一位30多岁的哥们在迪厅跳得非常带劲，他向我解释说：“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身子骨发僵，想好好活动一下。”现在不少边厅到大商场门口赠票，几乎完全靠饮料来挣钱，而很多女孩也只是为了保持体形才时不时去一趟。有人说迪厅已一蹶不振，事实上是它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虽然迪厅花样不够多，音乐不够丰富，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和我们的城市生活太接近了——“我每天上班就跟蹦迪似的，下了班还想去蹦迪？我疯了！”一位在公司做业务主管的朋友说。 相同的日子不断重复，人就会变得麻木，最好的休闲娱乐莫过于暂时的逃离，忘掉自己或者是站在一边看看自己。我的一位朋友是某学院的办公室主任，原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前些天得了场不大不小的病，他的感觉是：“就跟看了场电影似的，我有一种休闲的感觉，它让我想想：我平时在忙些什么？”和他恰恰相反，在看美国灾难片，像《龙卷风》、《山崩地裂》之类时，观众像打一个忍了很久的喷嚏，与已无关的自然灾害如身临其境，非常刺激和提神。 真正过瘾的可能还是走进大自然，亲自参与那些户外活动。这些活动的趋势似乎是玩酷和吃苦两种——而有时吃苦就是一种酷。侧三轮摩托车（俗称“挎子”）绝对谈不上多么好看，现在部队和公检法都不怎么用它了，却忽然在民间流行起来：骑着装饰奇异的“挎子”在山野间颠簸变得很酷——它真的有些像80年代初的大肥军裤。现在人们可以去骑马，去飙车，去攀岩；有兴趣还可以去上潜水学校，也可以驾着滑翔伞飞上蓝天，用几万元买得身心的刺激与自由。 平民化的吃苦休闲要算野外生存。目前不少大城市已有专门的野外生存俱乐部，许多高校也有这样的学生社团。他们组织丛林探险、野外宿营、徒手攀岩、紧急避险等活动，其中第一要务就是吃苦。北京有一个燕捷野外生存俱乐部，他的负责人就曾告诉我：“有时候我们故意设计一种挫折感。我们带着大家千辛万苦地上山，但面对的是悬崖峭壁，没法下去。我说：‘对不起，带错路了，我们得原路下山，绕过它去’。”这个骗局似乎到了终点也没有被揭穿，其中有个会员对我说：“……我们以为翻过山就到了，可没想到下不去，——带错路了！我们往地上一坐，几乎全都泄气了，但是……经过这些事觉得没什么能把人吓倒的，超越了自我极限才知道人之伟大，想想平时工作、生活中为着点鸡毛蒜皮的事扯来扯去，有什么意思呢。” 连孩子们的夏令营也开始以吃苦为主题。很多父母为儿女报了名，想让自己的孩子由此学会生活自理、学会与人相处、培养耐力和勇气，但在孩子们心中这却更像一场彻底的玩耍和别样的较量：能吃苦的孩子会比学习好的孩子更抢眼也更招人喜欢。 到野外寻找同类 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是服务，因此它的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也许是这样吧，“人生活得离自然越来越远，也越来越少与机器和物品打交道，人和人生活在一起，只有人跟人见面”。但今天许多年轻人厌倦于此，认为利益牵动着城市中的人际关系，他们因此比怀念50年代的父辈们还走得远。他们来到了野外。 “在崇山峻岭之中，只有我们这20人共同沐浴着阳光。我们猛然发现，人与人原来可以这样亲密无间。每当遇到沟沟坎坎，前边的人总会回过头拉后面一把；每到宿营地，大家抢着支帐篷、烧水做饭；篝火边，大家相互依偎；这都还不算，当我们顺着绳子向悬崖速降的时候，自己的生命就完全交付给别人了……”这是一个野外生存俱乐部会刊中的一段话。在我所了解到的俱乐部会员中，无一不对彼此的交情津津乐道，他们回来后在城里仍保持着联系。 在喧闹的城市里，我们可以两人相对而几个小时不说一句话，我们比邻而居可以老死不相往来，我们走过闹市却视若无睹，混迹人群却感到茕茕孤立——老子所描写的小国寡民恰恰是在现代城市的人际关系中体现出来。每个人一肚子心事，预备各个“安其居，美其服，甘其食”；人和人之间，有谁敢轻易“翻兜儿”（说出心事）呢？参加野外生存的老韩说：“我们在山里呆了2天，彼此什么话都说。出山见到人倍感亲切，见面就跟人打招呼，但人家吓了一跳，根本没理我们。” 也并不全是这样。有一次，我们五六个朋友去京北的鹫峰玩，玩过了头，摸黑下山，结果选了路，只有一条细石堆积的河床，有人主张下去，有人坚决反对。在夜晚的狂风中，有两个性急的朋友竟然吵了起来，周围是悬崖峭壁，那情境令人恐惧极了。现在回想起来，野外使人的本性更加强烈，互助也罢，相争也罢，是不能以善恶来区分的，都是比呆在城市里要真实得多的天性。 目前还有这样一种学校，专为企业培训职员，以吃苦磨炼职员的毅力，增强彼此间的凝聚力，很有些像军训或野外生存俱乐部，收费不菲，而顾客不少。如果说共同的利益成就了公司，利益之争又使公司之间彼此拼杀，那么相同的爱好造就了一个个休闲圈，而宽松的自然环境又使他们变得亲密无问。 归去来兮 好莱坞类型片演来演去于今年流行起心理惊惊片，都市服装穿来穿去又穿起中式小褂——时尚总是转来转去的，只有野外变化不大。除去被栏杆和照相机围住的那些景点，四时之湖光山色自有其妙处。但野外郊游亦有其转圈处，在于：有时我们的确需要换换空气，但最终还会换回来。 参加野外郊游的人各种各样，其中甚至不乏厌倦城市生活者，但没有谁真得想去插队。户外休闲是一种城市生活节奏的调节，它可以调整个人与外界的关系，可以使现代人在城市生活中变得更加从容。而真的远离尘嚣，浪迹天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奢侈的梦想；隐居山林，“采薇采薇”，也只是说笑而已，谁又能真的离得了冰箱和洗衣机呢，连广告我们都少不得。 离开城市，把平常的我忘掉，多一个空间，多一种呼吸，多一点交往，只是想让休闲更像休闲，让工作更像工作，让生活更像个样子。周五晚上离开，周日晚上归来——“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 水族馆和野生动物园 对远离海洋的内陆城市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北京动物园1993年动工兴建一座建筑面积28000平方米，号称“亚洲最大”的海洋馆。 这项工程集中了国内有关专家和科技人员：所有海水、海盐都是青岛大学化学系的杰作。10年前毕业于山东海洋学院（现青岛大学）生物系的北京动物园副团长吴兆锋说，这座海螺型的建筑，更把北京人带入了海洋世界。这里将拥有近2000种海洋鱼类和哺乳动物。回游池、鲨鱼池、鲸池能圆很多人的梦：亲眼见到那些海洋“巨无霸”。这里还有人造热带雨林，面对热带雨林将在本世纪末消失的现实，这是一种缅怀？一种挽留？让我们最贴近海洋的是“触摸池”。在模拟浅海的潮间带（潮水涨落的中间地带），游人可以看到甚至触摸到海胆、海星、海葵…… 与水族馆相对应的陆上盛事则是：上海野生动物园已于1995年11月起正式对外开放。 上海野生动物园园址选择了地价、土壤、气候、交通都较好的南汇三灶乡。该国投资2亿多元，占地153万平方米，光建造地型造型就用土方120万立方米。这些土挖自园内，因此也成就了在世界野生动物园中也称得上“大哥大”的13万平方米的湖面，其中6万平方米水面是天鹅湖。 野生动物园使你在“笼内”（游览车），动物在笼外，使动物生活在更接近于自然状态之下，而对于人来说，也增加了“一种特殊的亲情”。 动物园这种改革是人和自然共生的需要。但遗憾的是，“人与自然共生”在我们这个国度里，还带有理想色彩。 现实是——记者们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开放一周后便看到：野兔被游人踢断了肋骨，我国特有的珍稀动物金丝猴被游人追赶，惊吓得四下逃窜。11月27日早晨，许多人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金丝猴因惊恐而发出的哀叫（电台记者录自上海野生动物园）。你也许不相信，竟还有人从珍禽身上“生拔”美丽的羽毛。 在我们试图走近自然之前，先得知道我们背离自然多远。 对城市动物园的多次采访使我发现：在传统动物园里，面对玻璃和栏杆里的动物，游人好像更难“摆平”与动物的关系。一些人敲打栏杆、投掷杂物，试图惊醒熟睡的动物，在“居高临下”的人类面前，动物园里的动物似乎仅供取乐。“动物也需要尊重”——这是大多数游人从未听说过的。 还有一种缘自“爱心”的扼杀在动物园里也时有发生。上海动物园有一只母长颈鹿，误食游人投掷的塑料食品袋而死，抛下了它的幼子，幼子的抚养问题还一度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北京动物园有一部录像片，记录了给一只黇鹿做手术的过程，从它的胃里取出了已和一些食物缠成一团的塑料袋。动物园的工作人员现在也有“经验”了：一看到食草兽慢慢消瘦，只吃精饲料不吃草，就给它打麻醉，照“X”光。带有甜咸味的食品袋被动物误以为美食，这是常事。若干年前，该国解剖了一只“意外”死亡的海狮，它的胃里有钥匙、旅行包专用锁和指甲刀！ 游人投喂的食物还会造成本来有生活规律的动物暴饮暴食，消化不良。“熊和食草兽经过了游人很多的周末，星期一准‘拉稀’。”饲养员们说。一些如“结核”等人畜共生的疾病，也很可能通过游人扔的吃剩的苹果传染给动物。 其实，人完全可以从动物园的动物那里学到“尊重”与“和谐”。 北京动物园的鸟岛栖息着几十种鸟禽，“贵”如黑颈天鹅、白天鹅，“贱”如麻鸭；大如鹈鹕、鹤类，小如各类野鸭。它们平静地生活在一起。每年，当那些人工孵化的雏鸭被员工放下水后，总有些大鸭子自告奋勇地带它们游泳。鸟岛上还会有一些“不在册”的动物光顾，如野鹰、野猫和老鼠。而“常驻”的乌鸦，则被鸟上的员工称为“哨兵”。冬季水禽湖结了冰，野猫和老鼠通过冰面溜到鸟岛上偷食饲料、鸟蛋甚至幼雏，树上的乌鸦发现了便呱噪不停，或引起管理员的注意，或吓走窃贼。当天空中出现外来的鹰，乌鸦也会惊叫着，“铺天盖地”地盘桓于鸟岛上空，那阵势足以赶走“强敌”。 动物园的人讲了这些故事，但谁也说不清乌鸦这么做的“道理”。 我的同事也给我讲了一个鸟岛的故事，主角是人。去年冬天，他陪来自武汉的母亲和小侄子游动物园。“大半天，小侄子总是兴奋地‘到处疯跑’，11月的北京，竟跑出了满身汗。下午快离开的时候，他突然找不见了。我和我母亲急得到处看，一直寻到离大门不远的水禽湖才见他的影子。那小顽童正坐在湖边的石阶上，非常安静地注视游到近处的天鹅。” 是自然的“神奇”具有震慑力量，还是孩子的天性原来就是“亲自然”的？在大人们身上，已经久违了这种“犯傻”的可爱了。 冲出迷雾 1997年夏天的持续高温，1998年夏天的暴风雨、洪水……中国人对“厄尔尼诺现象”有了切肤之痛，“温室效应”不再是国际新闻里“别人的事情”。 但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很多人还没有自己的汽车时，谈“汽车对环境的危害”是不是“太奢侈”了？在’98北京国际汽车展上，老牌工业国家的汽车行．业大都使出浑身解数对超过30万的中国观众进行“精神倾销”，一些有识之士却在为“人类的明天”做另一种努力。 “欢颜”——“绿色和平”推出绿色汽车 “从1995年起，我们开始研制这辆‘绿色和平汽车’。汽车工业对环境变恶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一直对环保组织的呼吁不以为然，认为环保组织只是在一旁‘说’，没有提出解决办法。我们想证明给汽车工业看——减少汽车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我们不是没事可做，而是做得远远不够。”何先生指着那辆名叫“欢颜”（Smile）的“绿色汽车”说。何先生是香港人，“绿色和平”组织的策划干事。“我们贷款给瑞士稳科（Wenko）公司，委托他们研制一种袖珍、睿智、轻巧、高效的环保概念车。稳科公司使用了三项并不复杂的技术，将雷诺的‘特文戈’汽车改造成一辆‘明日之车’，这就是这次展览会上露面的这辆‘欢颜’。”这又是一道关于环境的加减法运算：利用向引擎注入空气加压等方法提高性能；将汽车整体重量减少20％；在风力测试方面，因为车身改良后是流线型，风阻比原来的型号减少了30％，最高时速由150公里增至170公里；更诱人的成果是该车百公里耗油在2.28升，即使在城市路况拥堵的情况下也仅耗油3升。“欢颜”最少可省50％汽油（其原型“特文戈”汽车是百公里耗油6.7升），而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氧化碳等废气的总排放量是1.1克（“特文戈”是1.76克）。 “温室效应”涉及的层面相当复杂，但汽车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全球5亿辆汽车排出40亿吨二氧化碳，占全人类制造的二氧化碳总量的20％。而汽车的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环保组织预测，到了2030年，20亿辆汽车在地球上行走，汽油消耗量将增至13亿吨，排放的二氧化碳将超过75亿吨。 “欢颜”提供了一种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减少汽车的耗油量。 这又要提到汽车的排气量。现在大排气量的汽车仍占主导地位——人们对汽车的最高时速有着不切实际的要求。其实就现今的城市路况，时速100公里至120公里已经很不容易了，大排气量有什么必要呢？ “欢颜”为汽车业做了榜样，最高时速170公里，排气量只有0.358升！ 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在停车位和纳税等方面给予小排量汽车“政策倾斜”。但在中国汽车市场，“大即是美”仍是约定俗成的原则——小排气量的轿车得不到政策鼓励。这也使得国外的轿车生产商只能“入乡随俗”。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的“派力奥”（Palio）两厢轿车和周末款旅行车以及“西耶那”（Siena）三厢轿车，是该公司推出的“世界车型”系列中的三款，2年内产销量已超过80万辆，但这三款排气量均为1.2升的轿车只能在车展上与中国人见面，正式驶入中国市场前，它们还需耐心等待政策。该公司生产的排气量分别为2.0升和2.4升的“古贝”双门跑车和“蓝旗亚K”豪华轿车却早已在中国市场上捷足先登了。 百年老牌推出“21世纪的动力” 除了减少油耗，此次车展还提供了另一种环保思路：使用较清洁的能源。 有着百年历史的法国雷诺公司在此次国际车展上并没有“倚老卖老”，该公司推出的“代表21世纪潮流”的概念车、双燃料车和混合动力车，让人耳目一新。 专为适应城市运输而设计的小型专业车辆Mod［JS，采用电动和柴油涡轮增压双动力。在市区行驶时，它采用电动动力，实现“零排放”无噪音；而在郊区运行时，又可通过“柴油涡轮增压”，使动力更强劲。油耗更少。除了“混合动力”，“多功能”的特性也使这款车更适应城市生活：用同一个底盘，Modus可在几分钟内变成载货车——食品、药品运输车或者摇身一变成为载人的家庭面包车或可乘6人的出租车。 在’98北京国际汽车展闭幕之际，雷诺公司又将一台使用、液化石油气和汽油双燃料的“梅甘娜风景车”，赠送给北京汽车集团公司，作为联合开发轻型客车的参考车型。据悉，雷诺公司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液化石油气，并在此市场上占有领先地位。 液化石油气不含铅，只含极少的硫，较之汽油是更为清洁的燃料，在常态下为气态，易与空气混合，燃烧更充分，能有效降低尾气的排放量。在同样装有“催化转换器”的情况下，使用液化石油气的车辆比使用汽油的车辆减少40％75%的一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3％，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合物分别减少30％－65％。在低温状态和市区短途行驶时，这些优势表现得更加明显。 这是汽车业为减少大气污染所作出的努力。如果从个人的角度看，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角度相比“人类的利益”是自私的，但却是推动环保措施的有力动因。雷诺公司称，液化石油气车具有和汽油车相同的功率和驾驶乐趣。另外，使用液化石油气，燃烧更充分，发动机因此无积炭，润滑油不会被稀释，促使机件运行平稳，磨损和噪音相对减少，发动机寿命因此可延长一倍以上。从安全角度看，遇到火情，液化石油气车比汽油车更安全——气体燃料朝上挥发，而不会溢到地面。当然，雷诺公司对该车的液化石油气燃料箱的质量作出了保证——经过撞击试验。 一直致力于“理想生活用车”的雷诺公司声称，在环保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该公司愿意将混合动力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到中国，并愿与中国共同研究和开发“21世纪的新动力”。 与此相呼应的是，北京——这个“煤烟+汽车尾气型”的污染城市，将首先在公共交通行业推广使用液化石油气以代替汽油燃料。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改变那种“打酱油都要开车去”的生活方式！环保人士的建议对汽车业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应该有更合理的城市规划和交通政策，使我们生活、上学、消费及工作地点更接近，火车、电车、公共汽车、自行车和步行街共同编织一个环保交通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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