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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流行厨具 微波炉 买这么一件电器不过是一个家庭迈出的一小步；对急着改变厨房“千古旧貌”、急着奔向“小康生活”的国人来说，这可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大步。 它可不仅仅是一个“家电”，它有可能完全改变你的生活——从此，你要看“微波炉食谱”，吃“微波炉食品”，用“微波炉厨具”。对“微波炉生活”，你是否有充分准备？ 包饺子模子 这个售价约40元的小用具是日本人的雕虫小技，它使忙碌的现代人“想吃就吃”，它也预示一种前景：一个褶一个褶捏出的手工水饺将越来越稀有。和手擀面一样，它最终将被视为罕见的艺术品。 切蛋器 孔子曾言“割不正不食”，说的是食物要“有型”，这是把饮食上升到了审美层次。我国古代创造了200多种刀工技法，佛手刀、麦穗型刀、蜈蚣刀、棋盘刀……种种花刀技法让现代人目瞪口呆，直叹自己笨。幸好有了切蛋器之类的切割用具，让我们不必真练成一手绝活便可在餐桌上“花样多多”。非专业人士也有了大厨的手艺，你说这样的小厨具卖你几十元贵不贵？ 多功能厨剪、捣蒜器、起子 501元一把的日本产“多功能厨剪”能剪带骨头的肉、能起瓶盖，中间的“虎口”还能夹坚果。与售价在百元以上的罐头起子、捣蒜器一样，这个顺手、好用又结实的厨房硬器是对主妇们的“怜香惜玉”，也给喜爱工具的“新好男人”带来乐趣。 调味瓶 目前超市中的调味瓶最时髦的是木制和玻璃制的，前者泰国产，后者法国造，售价几十元至七八百元，它们的另外一种叫法是“调味樽”。“樽”与“尊”同音，似在提醒我们注意这些小玩意儿的地位变化。我们讲究调味品，继而讲究盛放它们的容器，“可口”还要“可目”一这是“精致生活”的原则。 流行音乐·性·性别 如果时下的大众文化是一个大超市，流行音乐就是你必然要经过的一条甬道，无论你需不需要，歌为你而唱，曲曲折折总要传入你的耳朵。可能电台、电视台和商场的播放只给了你一个最初的印象，路人的哼唱使你记住了其中一句曲调，最后有个偶然的机会听到完整的一遍——如果歌手的普通话纯正还能听清楚歌词。但是这2年来不断有人抱怨歌坛沉寂，乏善足陈。这恐怕不仅对歌者、对听众来说也是一件尴尬的事，因为这种音乐与我们所处的日新月异、花样翻新的商品社会如此般配，与我们所有的流行书刊、时装、大片等等快餐文化如此一致，我们怎么会觉得与它如此疏异呢？ 流行音乐本身是贫弱的，但其中闪现着生活的景观和你我的影子，人们在听它时可以得到对自己的肯定，并且期待于此。也许只有当它唱出我们感到却没有听到，或者想说却不知从何说起的东西时，它才能成为我们需要的东西，在那个大超市大大流行起来。 前几天我第一次完整地听到田震的《野花》，使我吃惊的当然不是同名专辑在1997年卖了60万张（不包括盗版），而是歌词的率真与大胆：“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的心怀／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如果这欲望它真的存在你就别再等待／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挥去。” 其实流行歌曲中从来都不缺少性爱，但它往往被掩盖在爱情下面，可谓爱如潮水，性如礁石。性可以是健康的，可以是不健康的，这一点上和爱毫无二致，但公开谈论它却常常不合时宜。这盘专辑的畅销说明它顺应了许多人的心理，但却并不能为自己和性正名。田震在一开始接受采访时说：“这里面没有什么性的问题，我的确非常喜欢山坡上那些不被人注意的野花，它们有一种坚韧的劲儿。至于说这首歌有什么暗示，那是别人的事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去好了。”实际上，在融洽地交谈后，田震才说：“即使我现在唱这首歌还是有很多人议论——‘这个田震怎么怎么这样？也有点儿太那个了吧。’要是10多年前唱这首歌，那可就不是招某些人说的事了，肯定得关进去。那时候唱唱黄土高坡、唱唱妈妈的吻还可以，谁要是唱什么爱呀爱呀的，就被人说不正经了，还敢提到性？当然要是再过10年来看，这首歌又算得了什么呢。” 其实，这首歌要放到民歌里又算得了什么呢？多少年来民歌咏唱的大多是一个性字。我听过一首悠扬嘹亮的西北歌儿，歌词是：“阿哥是天上龙儿一条／阿妹是地下花儿一朵／龙不抬头而儿不下啊／雨儿不下花儿不开。”我们可能不喜欢让未成年人听到这样直露的咏唱，但也不会把它归入《十八摸》一类黄色小调儿。 80年代的崔健之于中国有些像Beatles之于60年代的西方，他唱出了一代人的愤意和困惑；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收入了《一无所有》和《这儿的空间》两首歌词，大概也基于此。《一无所有》首先是一首情歌，其次则通过对性的坦白的描写，抒发了一种倦怠的情绪。同盘专辑中的《一把刀子》更充满了激情：“光溜溜的身子放着光辉／照得你那祖宗三代露出羞愧／你张开了胸怀还伸出了手／你说你要的就是我的尖锐。”大学时代许多人想听清这首没印出歌词的歌，大概只听清了最后一句：“我要穿过你的嘴亲吻你的肺。” 不久以后，黑豹乐队就清清楚楚地为我们高唱：“不必过分多说／你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无地自容》）、“你若需要我就请你找我／我带你回家去充饥解渴”（《眼光里》）。在这里，突现的正是像豹皮一样光滑油亮的性，它在现代年轻人的生活中窜来窜去；但是对性的直接追求几乎同时就披着颓废的外衣，取名《无地自容》大概表示了一种道德评价。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唯其暴烈，困难长久。90年代以来，随着商业文化的普及发展，随着跨国资本对国内文化产业的渗透和影响，本土文化产业的体制日益完善，市场争夺和利益分配以及大众心理的迅速演变，任何一首歌都不再是任惰任性唱出，而且年轻人也不再有底气高唱崔健、黑豹和唐朝，他们更忙于挣钱和消费——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性的压抑和一个眼罩，而恰恰相反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反叛性不再引起太多人的共鸣，他们对流行歌曲的要求更多的是一种情绪调节和情感刺激，是轻声吟唱而不是引吭高歌。 因此，一方面是在大量港台歌曲和大陆的类港台歌曲中爱河泛滥，充满无关痛痒的爱恨得失，里面间或有着对性爱的星星点点的暗示，却完全出于商业动机。另一方面，大陆音乐人寻找着一个又一个可以使自己或别人感兴趣的说法。校园民谣充满一种健康、温暖却又不甚成熟的情感体验，而《小芳》、《弯弯的月亮》、《涛声依旧》、《孔雀东南飞》营造着怀旧的氛围，后两首歌更直接以古诗起兴。《纤夫的爱》以民歌的形式、传统的男女恩爱的内容唱遍全国，其中既有蛮憨肯干的男人、娇小柔媚的女人，又有着“等到日落西山头让你亲个够”这样的性爱表白，其流行有十足的当代社会心理背景。 大陆如此，台湾又怎样呢？罗大佑的三阙恋曲既是个人对爱情和性的不断追问，又鲜明地映照着时代特色，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心理的沉淀。1982年的《恋曲1980》这样唱道：“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1986年的《恋曲1990》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它复归传统的价值取向，“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的伴侣／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到1994年的《恋曲2000》，罗大佑借恋曲形式进行东西文化上的反思。这盘盒带中的《台北红玫瑰》则更像一个传统文人在后现代筵席前的押饮：“今晚的我不早睡／台北红玫瑰／再来一杯／你的酒量也可贵／请饮入你那动人的嘴……到此已经无所谓／今晚我不醉不归／你的怀中／体香随心思浮动／不外是深情比酒浓。” 由《野花》所引发的问题恐怕不只是性，还有一个性别的问题。我曾在一家酒吧听到男歌手演绎这首歌，他改动了两个字：“让我渴望的温柔（加重点号）的你啊经常出现在夜里／我无法抗拒我无法将你挥去。”大概这一下许多人就容易接受了，许多暗自窃笑的人就不觉得有什么好笑了——原词是“坚强”。“男人可以唱，女人就不可以。其实大家不都是人嘛，而且很多歌里女人是什么样子呢，简直就是男人的泄欲工具。”我想田震也是第一次对记者说出这样的话。她说，“我从前最讨厌的歌星是一个女人，我想不明白一个女人怎么能那样——这个女人就是麦当娜。但后来这个印象有了改变，我在欧洲看了一次她的现场演出，我真的感到，噢，女人也可以这样。” 我带着类似的问题采访了正在电影学院进修的李春波。他说：“我没有觉得啊，男女挺平等的，有时候我觉得女人的位置还很优越呢。”但在谈到《小芳》时，他坦言这是知青的故事，小芳是时代的牺牲品。如果诚如李春波所说，“感情是相通的，现在的人喜欢唱写过去的歌，只是因为有相通的感情”，那么现代社会的男人们对心中的小芳唱着“谢谢你对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时，小芳在哪儿呢？她有什么感受呢？ 我们或许不相信，女人比男人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在歌曲中女人的定位集中到两点：一种是天真得几近于傻瓜，一种是屡被遗弃的沧桑女性——这都是女歌手自道。而在男人唱的歌里，女人往往或高傲、或放荡、或如水、或如迷。女人真的像迷吗？再举个例子，关于朋友的歌不胜枚举，但几乎从来都由男人来唱，其中充满对艰难生活的感慨和对真心朋友的怀念与祝福，真情流露，颇为感人；而女人似乎就没有朋友，她们更“适合”唱祝福全人类的歌。比如叶倩文的《祝福》、李娜的《好人一生平安》、孙悦的《祝你平安》，这究竟是一种照耀大地的母性光辉，还是一种父权社会的吉祥物，委实不易说清。 反而是陈淑桦唱的那首《梦醒时分》（李宗盛作词）一听就是女人安慰自己的知心朋友的：“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悔恨……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 也许有时候人们会感到奇怪：一首歌怎么就流行起来了呢？他不一定喜欢，但他毕竟在哼唱——这就是流行音乐的魅力，”这就是商业文化的成功。它在我们周围盘旋，从我们身边滑过。 向前看的日本偶像剧 90年代以来，日本正流行着一种连续剧，收视率奇高不说，连录像带、歌曲带和电视小说等相关产品也都随之畅销不已。1994年港台的电视台推出首打剧目《东京爱情故事》、《一○一次求婚》、《难得有情人》等，这股旋风随即刮了起来。 日本偶像剧（Trendy Drama）的基本特征就是，“不流行不采用。”那里面有最时髦的服装，最新的职业，热门的约会地点，新兴的爱情观，乃至于讲的话都是新鲜的流行语。《跟我说爱我》中男女主人公通过传真机互相“传”情，到《夏日求婚》沟通男女之间的桥梁成了电子邮件。1996年的《长假》打破了日本电视剧的收视率记录，其中一件件的美丽衣裳，一瓶瓶的红酒，一首首的钢琴曲——当然，还有爱情——令无数观众为之陶醉。日本偶像剧的主要演员要么是青春偶像，要么通过它便可能成为青春偶像。像《长假》中的所有配角，自此之后大多片运亨通。喜欢偶像剧的也未必有偶像情结，但多是那些触角敏锐，追求感人剧情、流行资讯，可以瞬间移情，投入最大情感以换取感动的年轻人。 偶像剧是日本继卡通画（片）、流行歌曲后第三项影响深远且超越国度的文化娱乐产品。它们之间颇有共通之处：节奏明快，精致美好，采用类型语言但发挥风格化的魅力。特别是漫画情节充满人际冲突，戏剧张力饱满，经常成为偶像剧取材改编的对象。柴门文笔下眼带桃花、颊有泪痣、睫发反勾、风流妩媚的赤名莉香造型（《东京爱情故事》女主角），到了电视上变得一头柔顺刘海直长发；笑是一百倍的笑、痛是一百倍的痛的直率任性降为天真无邪的幽默感，女主角看起来有18岁，智商却只有4岁。原因之一在于媒体不同，表现力则不同；之二在于电视剧规模大、成本高，策略必然趋向于保守。相对漫画的天马行空，电视剧作为成人的漫画，更懂得悦人媚人之必要。当然《东京爱情故事》的电视版成功了，且使原作沾光不少；但令人感兴趣的并非偶像剧被漫画原作掩盖掉或者掩盖掉原作，而是两者说到底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日本通俗文化的创造力也正是这样显露出来的。 “物欲横流”一词在我国曾很流行，它是和“精神空虚”连在一起来抨击社会不良现象的，直到今天，很多国产电视剧所讲的仍是这8个字，加上与之相对立的某8个字。但在最充斥物欲的日本偶像剧中，讲的永远是与物欲没什么关系的一个字：情。俊男美女的爱情故事讲上一段，会冒出美女与丑男，女大与男小这样逆传统而顺潮流的故事，依旧纯情、浪漫，抚慰人心。表面时髦的偶像剧绝非不关心社会问题，剧作家野岛伸司的戏里都有不同程度的残酷与变态，在《人间·失格》中的校园暴力事件，甚至大有预言今年夏天的“中学生杀人事件”之意。他的作品（《一○一次求婚》、《高校教师》、《无家的小孩》等）在日本一直拥有20％以上的收视率。北川悦吏子编剧的《长假》中，则几乎全是30岁以下的年轻角色，家长纵被言及也不露形迹，这当然不只是青春片的要求，而是编剧打算强化一个趋势：年轻人完全地独立自主，即便磕磕绊绊，矛盾也就在他们之间，而不是永远绕着父辈与子辈的关系来打转。 偶像剧要勾勒日常生活的失落与梦想，抚慰现代人日日渴望、但所得甚微的心灵，免不了夜夜端上一些苍凉中存浪漫、卑微中见真情的苦茶，甚至也不乏“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你的残缺不是我的负担”这种类型的道德劝勉。《东京仙履奇缘》中的女主角是从乡下孤身跑到东京的年轻女孩，因为深信东京铁塔的光，能够使人梦想成真。于是，她就每天搭乘电车，往返于简陋的住所与食品工厂之间，没想到一把红伞当真改变了这平凡女孩的一生，她遇上多金、多情、相貌堂堂的白马王子，经过一系列插曲，结婚了！ 其实所谓偶像剧，说白了不就是日本年轻人的主旋律吗？但无论从商业、娱乐还是从文艺和思潮的角度来看，成功的偶像剧都在捕捉当下的新感觉，试图创造新感觉。目前为国际影坛称道的一些日本电影，很大程度上便崛起于这样一种氛围。新锐导演岩井俊二的《情书》、《燕尾蝶》，既是富于探索性的艺术片，同时也是和偶像剧一样的青春偶像片。如果有人抱怨中国的城市电影不好看，看看电视剧就会有个分晓。一年300部偶像剧，和一年300部清宫戏，毕竟是大不一样的趋势。 消费隐私 去年的书摊上摆满了各种明星的传记，名气有大有小，年龄有老有少，大多数是自传，把自己不为人知或仅为围内人知的事儿，自己与最亲密的人之间的事儿，都拿出来一飨读者。先上市的大都卖了好价钱，后赶的难免郁闷一点儿。今年的书商换了新招，百姓隐私简直可以申请专利——一本《绝对隐私》引出了多少普通人的情感秘密，如《单身隐私》、《婚内婚外》等等。 以前电视上明星专访是热门，这几年真正热闹的却是《生活空间》、《实话实说》等栏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私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像巷口老太太议论的内容；还有香港、湖南等卫视中的男女速配栏目，不仅要讲自己的隐私，还要借此直接影响你的生活。这些栏目都很惹人注目，甚至连电台也有一些热门的午夜谈话节目。总之，所有的媒体都可以是展出隐私和消费隐私的场所。 隐私变得有价值，首先是肯定了隐私的合理存在和隐私的私人所有权。隐私实际上代表了个人空间的大小。《世说新语》中讲，刘伶在家赤身裸体，有人看见了说他伤风败俗，他回答，我以天当屋子以地当床，房间是我的裤子，你钻到我的裤子里来干什么？——你可以看出这老儿比我们要自由得多，因为他的个人空间比我们的都大。如果在今天，刘伶的写真集也会比我们的都值钱，因为他是名人，而且他敢于暴露自己。 据我所知，《世说新语》是讲述名人隐私最早且最多的一本书，人们至今爱看爱谈，称之为名士风流。问题在于，只要此书不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就有相当一部分故事是某名人自个儿讲出来的。比如上边那个故事就可能是刘伶自己讲的，钻别人裤子那人没必要自寻其辱，而且冲他的问话也不像个名士。某某踏雪夜访王羲之，乘兴而来又乘兴而去的风雅故事也得是自己讲的，否则别人怎么知道。那时候的隐私不卖钱，但可以博得风雅之名。 可见人们不仅愿意看别人的隐私，愿意拥有自己的隐私，还愿意把一部分隐私说出来——尽管说出来，但依然是隐私（至少有署名权），这和没有隐私是两码事儿。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是暴露癖，或者窥视癖，或者二者都是。他们说演电影的是暴露癖，看电影的是窥视癖，也就是这个意思。希区柯克的片子比别人的好看，很大程度上在于充分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本能。 说明星写自传是暴露癖还没说到点子上，更深的原因是要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存在。如果我在演技和名气上与别人区别不开，看看我的私生活和情感记录你就会知道，我们很不一样的。大众也需要看这些东西，他们要借此看到一些活生生的人，和他们很相似又有点不同的人。（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绝不仅是追星。探密和娱乐，而是为了沟通，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从不同的角度看别人，看得多一些以了解真相的愿望从来都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明星的隐私、名人的传记可以层出不穷。 有一点不同是，政治领袖（如毛泽东）的个人日常生活都属于他的隐私，90年代流行这样的书是对一种神话的解构，我知道他除了是领袖还拥有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而相当一部分明星的传记，不过使我知道，他（她）除了一份普通的经历还有一份更普通的想法。因为一般来说，消费某人的隐私是用来解构某人的，除非他恰恰想以此来建构自己。那就是消费主义时代的做秀了：一个根深蒂固却无疾而终的愿望，一段惊心动魄但什么都没影响的爱情，一个欲说还休、欲体还说的秘密…… 也许普通人的隐私来得更朴实，至少他得以真东西来打动人。而且对属于暴露癖的人来说，把隐私讲给一大堆不相干的人比讲给一个好朋友要来得痛快。我等看这些普通人的隐私，阅读时的乐趣不言而喻，还有一层是看看别人在这个时代如何生活，有些什么“见不得人的想法”，同时对照一下自己，弄清自己的位置。自己活得是否还算正常。 进军好莱坞：好玩不好玩 周润发以前常冒出两句英语，像《英雄本色》中狄龙夸他英语有长进，他得意地回答：“ofcour-r-r-se！”续集里他扮演小马的孪生弟弟，在纽约的中国餐馆打工，甚至能模仿一两句黑话，如“Don't fuck with my family”。但在一部投资2600万美元的好莱坞电影中讲英语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好莱坞拍摄、全球公映的《代用杀手》（《血仍未冷》）曾使发仔大伤脑筋：他总是不能把舌头和表情协调起来。他会在半夜三点给导演安东尼·福柯瓦打电话，讨论单词的用法。 福柯瓦告诉他：“别太在意语言，注意表情就够了。”没错，我们会觉得发仔谈吐幽默，但对美国观众来说，最酷的是他沉默和垂死的时候。他的身体语言是最具世界性的，他似乎生就一个超级明星。他的一袭风衣和长长的身影曾深深打动过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录相迷，那小伙子马上买了同样的行头。那小伙子是后来在好莱坞红得发紫的导演昆汀·泰伦蒂诺。 更重要的是时机。当周润发在好莱坞呆到第三年时，史泰龙、施瓦辛格、哈里森·福特等动作片明星都已超过50岁，斯蒂芬·西格尔也去日无多。老巨星在走下坡路，新巨星却只能堪堪点出尼古拉斯·凯奇（34岁，最近的动作片《勇闯夺命岛》、《龙卷风》、《变脸》，他的片酬已高达1000万美金，离他前辈的2000万美金相去不远。而同年龄段的布兰德·皮特、基努·里夫斯、约翰尼·戴普不是不想做超级巨星，只是不想没脑子地打斗罢了（像里夫斯拒演《生死时速2》）。他们少年时代正是德·尼罗、阿尔帕西诺、达斯廷·霍夫曼这些性格明星大放光芒的70年代，但现在别人想让他们演《魔鬼终结者》那样机器人一类的东西！不管怎么说，美国观众已需要新面孔、新影像来充饥，而在国外卖得最多最好的好莱坞片子也正是动作片，怎么办？喂，那边，那个又高又酷的汉子是谁？噢，他42岁，还可以用10年嘛。 因此，发仔注定成功。他还注定会成功下去，与奥利弗·斯通合作《国王与我》，与吴宇森再度联手《国王的赎金》。和周润发一样抵达好莱坞的动作明星还有杨紫琼、李连杰等人。《明日帝国》仅在北美公映24天票房已逾1亿美元，使长发飘飘的新任邦德女郎杨紫琼大受美国少年和好莱坞片商的青睐。接下来，杨紫琼会饰演一位喜剧明星的女保镖。《致命武器4》已经开拍，尽管李连杰在其中扮演反面角色，但不会影响到此片在美国或者亚洲的票房。因为，制片人会认为，他（李连杰）从来没演过坏蛋，所以这将是一个新形象，而且，你可以用一种非常酷的方式来演坏蛋。 很难相信美国主流观众会同时接受好几位中国演员。巩俐、张国荣、张曼玉因艺术片成名，除上述三位动作片明星外，更多想到好莱坞发展的亚洲明星恐怕不得不面对小得多的角色。陈冲和白灵在美国已小有名气，但好莱坞不会为她们度身定影片。巨星周星弛也计划演一部好莱坞片子，但他的“无厘头”喜剧的确很难翻译成英语。周润发很清醒地说过，“长期以来，亚洲演员被锁定在好莱坞的分类架上，他们只是常备的功夫明星、匪徒、帝王。直到最近他们才能自由说话，扮演了一些更重要更有活力的角色。” 赴美导演的情况也许要好一些。由于《断箭》和《变脸》的成功，吴宇森被各大公司和明星争相邀请，投资甚巨，连《代用杀手》也简直是吴片的翻版。吴宇森在好莱坞成了一个词儿。这也使片商把目光投向其他香港名导：徐克、林岭东、唐季礼……他们有新奇的形象，他们工作效率高，而且，他们要价不高。林岭东和徐克的酬金是50万美金，这对好莱坞来说小菜一碟（在其他任何地方当然都是远远不够的）。另外，一些艺术片导演也在邀请之列，华纳兄弟公司请大陆名导陈凯歌重拍狄更斯的《双城记》，而另一家公司希望陈凯歌拍一部由法国明星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英语影片。 似乎一个良辰美景，群星荟萃，波光粼粼银幕越来越国际化了，观众越看越爽，但银幕是谁的？几位明星演的片子当然是好莱坞的，那边的导演和故事，那边的投资和收益。如果说《代用杀手》这类大片在香港乃至以后在亚洲票房成功可以刺激当地电影市场的话，可没见哪国电影能对好莱坞大片成功反击过？不过明知饮鸩止渴，不得不饮罢了。好莱坞使周润发打遍全球，同时也是好莱坞打遍全球，正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说，好莱坞将永葆青春。导演的片子程度稍有不同，吴宇森的成功是港人的成功，就像《霸王别姬》是陈凯歌的成功一样，我们不必管谁投资。但令人惋惜的是，在吴离开香港而《断箭》、《变脸》依然（不是更加）好看之时，吴的“暴力美学”背后的文化意蕴也正渐渐被磨蚀掉。 港味浓一些还是好莱坞味浓一些可能不是问题所在，这就像我们认为元朝、清朝的统治是民族大融合一样，进军与被同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无须强调哪一面。只是在为吴宇森和周润发（如70年代的李小龙）等香港人喝彩的时候，的确应该看到辉煌的是好莱坞，而香港电影，无论作为文化、工业还是娱乐，都在走下坡路。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能与好莱坞较量一下的电影生产地，直到1993年《侏罗纪公园》的大震动，港产片在当地一直居绝对优势，并对东亚和东南亚有着广泛影响。周润发在香港辉煌的10年也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1986－1995年。当然，周润发不只演杀手，香港也远不仅仅只英雄片（不像美国叫做动作片）发达，周星驰的搞笑片就几度打破港产片票房记录。 然而90年代以来，这个“东方好莱坞”的电影业却红灯高悬，危机四伏。尤其是1993年后，观众严重流失、票房持续下降，电影作为主要娱乐活动的地位开始动摇。其中，本地消费市场的疲软、其他媒介和娱乐的冲击、人口老龄化等都是主要原因之一。另外，在电影本身则有影院过多、片源极度不足的问题，以致生产出许多粗制滥造的产品；抄袭堆砌之作多，而创新、精致之作少，尤其此类商业片少。巨星的大制作配合好档期，叫座力持续不衰，而另一极则是收入不过百万港币的影片比比皆是。纵令成龙的《红番区》（1995）、《警察故事4》（1996）在票房上能创新高，也像强弩之末，无法掩饰整个香港电影的窘境。正是那时候，许多香港影人到好莱坞寻求发展。 1996年和lop年2年真正有新意的港产商业片却是一个新成立的最佳拍档公司的“古惑仔”系列。从《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到《97古惑仔之战无不胜》，4部片子约1年时间就发展出来，其周期之短固然领先于世界商业片，而影响之大也令人咋舌。仅前三集票房总进账已大大超过6000万港币，还引出了10余部同类型作品。香港影评人李悼桃指出：“表面上是80年代江湖片的复苏，……实际上3集‘古惑仔’强调的都是群体和团结的力量，写实风格和自发的活力与神采，皆与旧日倾向浪漫夸张的英雄片背道而驰。”发仔在英雄片的结尾常常死去，而“古惑仔”系列影片中的结尾却是年轻一代主角重振社团声威，重建帮会秩序。尽管因此被指摘为美化黑社会，但其成功多少证明了对黑社会的态度并不是关键，而是传统价值的继承与重建。 此外，近几年香港有一些艺术品位很高的另类电影异军突起，在以江湖恩怨、玩世搞笑。男欢女爱为内容的主流商业电影之外，以崭新的电影形式直面现实，洞幽烛微，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如王家卫、许鞍华、关锦鹏等人的片子《阿飞正传》、《重庆森林》、《女人四十》、《阮玲玉》、《红玫瑰与白玫瑰》。在商业电影丢失观众的时候，正是艺术电影培养观众之时。这些片子即使短期内没有获得经济实效，但其影响巨大，从长远来看（电影形式与观众培养）对香港商业电影也不无种益，就像70、80年代之交的香港新浪潮电影带动了80年代商业电影一样。 或许正是这些电影更值得关注，值得媒体宣传，甚至适当引入大陆市场，哪怕做“小片”引入也好。香港电影的兴衰值得大陆关注、研究与借鉴。而发仔、杨紫琼等人在好莱坞都已大获成功——也就是在全球成功，并且看样子也不会再回香港拍片。如果香港影人纷纷进军好莱坞，即使成功也令人担忧，因为国际化对本土未必是好事。最好的导演和明星如果在海外，谁来重振香港电影？ 新闻的美感与畅销书 新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黑镜头》一上书摊就成了畅销书。 和以往那些摆在图书资料室和专业人士书柜里的精美摄影集不同，煞费苦心的包装和周片印刷的低成本使《黑镜头》在市场上颇有竞争力。所有卖点都被抖出来。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间都被填满。那些被编译者抬到“需仰视才见”地位的新闻照片甚至也被大量用作装饰。两幅在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获奖的照片《奥伊玛拉的痛苦》和《拒绝武器》，分别成为上下两册书的“封面故事”，另外6幅新闻照片分别被安排在两册书的封三，连目录页的边角也用新闻照片点缀。全书所选照片的权威性和来之不易也被特别强调——封二是“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大奖”和美国“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简介，扉页对那些不辞辛苦甚至舍去性命的摄影记者做了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照片的尺寸都不大，目录页的照片甚至才半寸大，读者能不能看清楚似乎不重要——因为还有十分煽情的解说文字，比如第1册封面上的那段话：“这是一个小女孩即将死去的一瞬：双手泡得浮肿发白，瞳孔散开。她已在泥石流中顽强地挣扎了60个小时，她用生命最后的眼光苦苦望着我们……” 摆在书摊上的《黑镜头》因此具有了十足的畅销书味道。 为什么读者会愿意花钱“买”那些充满苦难、冲突的新闻照片？ 在《黑镜头》300余幅照片中，有一幅摄于1907年名为《倾斜》的照片，拍摄主体是一艘船身严重倾斜、正在下沉的船。摄影者以令人钦佩的镇定拍出了动与静、斜与正的冲突。编译者这样评价这张照片：“这种冲突感和紧张感由于读者本身置身于照片场景之外而不显得那么危险，从而上升为审美快感。” “置身其外”的大众的好奇心是新闻照片永远受欢迎的重要动因。因为置身其外，干旱、地震、泥石流、战争、暴力、民族冲突、饥饿和疾病都变得不那么危险了，看上去甚至具有了一种“美感”——“新闻美感”，这是新闻业内常用语。 从新闻摄影的角度看，那些新闻照片的诞生可能缘于人类本能的冲动——要记录历史的难忘瞬间。和祖先在岩石上饶有兴趣的“记录方式”相比，现代的“记录方式”是艰辛的甚至是残酷的。“真正伟大的摄影记者不是这些桂冠所能嘉许的。他们是捕捉苦难和人性的天才，他们也因为无法摆脱的人类厄运而备受伤害。”（编译者在前言中写道） 《黑镜头》介绍了第一个在越战中殉职的美国摄影记者库柏，选登了他在触雷身亡前拍摄的最后一卷胶卷中的最后一张照片。配文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一位越南医生在宣布库柏已经死亡后说：“这种让美国人了解新闻的方式太残酷了。” 另一个世界新闻史上著名的惨案也在《黑镜头》里出现。凯文·卡特拍摄的《饥饿的小孩》获1994年“普利策奖”，但凯文却在一个月后自杀，他不能忍受心灵的痛苦和舆论的指责——为什么不放下照相机去救那个躺在秃鹰和死亡眼前的孩子？“这孩子已经濒死，我救不了他”——凯文并没有这样为自己辩解，却用自己的生命诉说：这个世界的苦难者太多，记者拯救他们的方式似乎只能是手中的相机。这架相机不能让眼前的人起死回生，但它能给一个时代带来巨大的震动（或者说是阵痛），甚至为人类历史带来光明的转机。 《黑镜头》一书还在“疾病的故事”一章里，刊登了获世界新闻比赛大奖的摄影专题《帮助艾滋病患者死去》。实际上镜头之外的故事更值得一提，却被《黑镜头》的编译者忽略了。这组专题曾被选用为意大利服装品牌“贝纳通”的广告，成为90年代极富争议的一件事。或许照片中的艾滋病病人看上去酷似耶酥，因此让很多人不能接受吧。“贝纳通”遭到很多人非议——干嘛做这样的广告，这和卖衣服有何干系？但“贝纳通”的举动受到了艾滋病救助组织和病人家属的赞扬，照片中病人的父亲事后公开表示：“我儿子死后发出的声音比他生前更大了。” 翻阅那些“诉说着这个世纪惊心动魄的真实”、“充斥着暴力、仇杀、苦难、贪婪的人性”的照片，回望一个不断经历彻底震撼的世纪，反思我们的所作所为……这在问题多多、让人困惑的20世纪末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从这个意义上说，《黑镜头》选择了一个好选题。 “苦难是一笔财富”，这句名言用来解释“黑镜头们”的畅销真是再合适不过。隔着遥远的时空，别人的苦难升华为“新闻的美感”，并被幸福的人们所接受。而在这个时代，只要是大众喜欢的东西就一定会被商业炮制成消费品——“苦难”也不例外。《黑镜头》已经出版了4集，似乎还将不停地出下去，而《红镜头》、《热镜头》。《你没见过的历史照片》也蜂拥而至，抢占一个“渴望消费苦难”的市场。 动画片的失落与希望 美国动画片称雄世界久矣，因此当一部日本自产的动画片打破美国票房记录时，引得舆论一片哗然。《幽灵公主》花了3年时间和2000万美元，但它在公映40天内就赚到5000万美元，预计会超过在日本的所有故事片中的票房记录保持者——美国片《外星人》。这部影片取材于14世纪的日本乡村，一位通又少女率领她的狼家庭，为保护自然而与一个采矿伐木、锻造武器的部落展开了激烈斗争。它表现了这样一个主题：人类是冷酷和暴虐的，可他们必须生存下去。如果有什么对错可言，人类生存本身可能就是错的。 这样的主题和迪斯尼动画片完全不同，迪斯尼的固定模式是大团圆结局和角色善恶分明。为此，美国人对导演宫崎骏大加赞赏。《时代》周刊引证他自己的话说：“我讨厌迪斯尼电影，他们仅仅是要诱惑观众。我想让观众思考。” 但这只是宫崎骏和迪斯尼之间的差别，对于国产动画片来说，诱惑观众和让观众思考似乎还构不成一种差别，因为它们首先都是吸引观众。从1996年开始，进口动画片（几乎全部是美国和日本的）在中央电视台的播出时间已少于国产动画片，但其收视率和影响力却仍然处于绝对优势；米老鼠、唐老鸭、变型金刚、圣斗士等卡通形象所占据的恐怕远不止是电视画面，也不止是儿童的视野。而国产动画片至今没有一部精品和一个卡通形象得到普遍认可，国产动画片没有形成自己完善的风格和完备的生产机制；与从上到下的殷切呼声相比，不啻是毛毛细雨，与同时期的电视剧相比也相形见细。问题出在哪儿？ 《大闹天宫》是一个永恒的记忆。我们很习惯会问：我们怎么再也没有那么好看、又那么中国味儿的动画片了？那是60年代，为了制作这部片子，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聚集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动画人才，历时4年才完成。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动画业分头作战，各找各的题材内容，各找各的制作公司，你靠近美国的趣味，他类似日本的风格，我来画我的传统故事，中国味儿已经串味了，民族化不复存焉。 其实，动画片首先是影视，在吸引观众之前就开始谈论什么中国味儿太没必要了。六七十年代中国动画片探讨民族化，追求形式美，实际上走向了一个极端。它们在艺术形式上贡献很大，但对发展动画业影响并不好。享有国际声誉的水墨动画片《蝌蚪找妈妈》在传统造型艺术上已臻极境，但问题是，以水墨画进行造型设计的话，有多少故事可以入画？《大闹天官》中孙悟空的形象因借鉴京剧脸谱而大放光彩，却也因此缺乏了立体感——记得孙悟空在歪头时头不是圆的。关键在于，当民族化和形式美占据要位时，美术风格便决定了影片风格，而电影手段却受到长期忽视；不能以情节、动作、对白、节奏来吸引人，这成为今天国产动画片的致命缺陷。 美国动画片和日本动画片截然不同，任意拿出一段你都可以分辨出国别来，恐怕这才是动画片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化。区别它们的并不是卡通形象：宫崎骏的男女主人公常常长着棕色而非黑色头发，而美国动画片中的许许多多动物又怎么分国别呢？《时代》周刊所说的大团圆结局和善恶分明也不是一种区分标准；宫崎骏是日本最负盛名的动画片导演，他以前的几部巨作像《龙猫》、《风之谷》、《空中之城》，又何尝每部都要观众思考呢？它们之间的区别恰恰是完全建立在电影本体上，比如（相对来说）日本动画片重对白，而美国动画片重表演旧本动画片重镜头运用，像宫崎骏的电影中推拉摇移升降无所不用，简直是把一个真人实景的大故事片完全画下来，而迪斯尼则重动作，舞台化要浓得多。 《玩具总动员》的导演是从迪斯尼跳槽出来的，他说跳槽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迪斯尼过于强调动作，不强调表情。实际上迪斯尼的表情多丰富啊，像《美女与野兽》、《小美人鱼》，连真人也学不来。但你去看《玩具总动员》，你会发现那些玩具的表情已不仅是表情，而是一种节奏。人家的动画片已做到这样，而我们却还在考虑眼睛眨不眨的问题，怎么来比？ 影视观念只是一个前提，想象力才是更大的问题。 很多人开始谈论动画片成人化的问题，因为他们同样被《猫和老鼠》逗得前仰后翻，被《狮子王》感染得心旷神怡，在东京，排队观看《幽灵公主》的成年人几乎和儿童一样多。 成年人喜欢看动画片，也许的确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优秀的动画片简单、轻松，但绝不肤浅幼稚，从更深的层次上，动画片可能代表着人类永恒的梦想和一个民族的精神意志。米老鼠一开始（30年代）就是一只聪明、快乐、天真、淘气、喜欢破坏，但心地善良而勇敢的老鼠，唐老鸭则是一只暴躁、乖僻、运道不佳，对自己笨拙所遭致的不幸常大发脾气的鸭子，这种典型性格肯定不仅是儿童化或者成人化的问题。当罗斯福颁行“新政”的时候，迪斯尼拍摄了一部名叫《三只小猪》的动画片，描写懒惰的小猪被狼吃掉，而勤劳的小猪由于盖了砖石房屋而幸免于难。片中那首动人的歌曲：“谁怕那只大恶狼？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意味着对经济危机的挑战。 日本动画片的故事大多发生在50年代以后（《幽灵公主》只是例外），它们总是向往未来，想象人类以后的情况，就连一些很一般的电视动画片也是如此，比如“变形金刚”系列。相反，我们的动画片则不停地要到古代找故事，要不就是紧贴儿童的日常生活，反正要讲些道理给你听。美国动画片虽然也常常改编经典故事，像《白雪公主》、《阿拉丁》、《狮子王》等等，但其中包含的却是勇于开拓的美国精神。它们也讲善有善报，但不会说你要听话，不要因为玩耍耽误功课，更重要的是它们说成功、财富、爱情这些都是美好的——而且你必须去争取。我们和我们的孩子焉能不爱看？ 当然国内也有自己的变化。《中国青年报》有一份社会调查表明，在请观众对新版孙悟空的性格做设想时，42.9％的成年人认为最好接近孩子的正常性格，而认为孙悟空应该富于斗争性的不再是绝对多数（31.6％）。从60年代的《大闹天官》到90年代的《孙悟空》、《西游记》（中央电视台正在制作的长篇电视动画片），孙悟空形象的演变可能是对社会文化背景的最好注脚。 动画业在美国可以被称作狂人主理的行业。夸张一点说，无需观众，学动画的甚至就足够支撑票房。最近几年为《狮子王》和《玩具总动员》的成功所激励，每年有15000名左右学员从电脑动画专业毕业，而等待他们的是3万多个工作机会。这些人既是电脑狂，又像艺术家，反正需要和追寻的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一家动画公司叫嚣：疯子就要主宰疯人院！ 在国内，动画制作公司已经很多，而且制作水准并不低，恰恰相反它们还为国外制作大量动画片，但很多制作公司只相当于国外动画片的加工作坊。如果把动画片产业比作一条鱼的话，前期策划和创作是鱼头，动画制作是鱼身，市场——利润实现和再投资就是鱼尾。鱼身自己不能游动，鱼头和鱼尾就限制了中国动画业。缺乏优秀的动画片剧本和动画片导演是最大的问题。片子不够好，播映费就低，更重要的是难以开发附载产品——与动画形象相关的玩具、画册、文具、服装等等。这样再投资成了问题，资金短缺继续影响片子质量，恶性循环，难以上路。中央电视台总投资3000万元制作《西游记》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冲进国际市场，赚取播映费，并开发附载产品。 动画片投入大，周期长，回报慢，但同时它的回报范围广，时间长，利润巨大。美、日动画片所带来的丰厚收益并非没有吸引国内的投资者，只是多数还在犹疑徘徊。青岛海尔集团斥巨资拍摄106集的动画片《海尔兄弟》（已播出50集），尽管直接的利润回报并不明显，隐形利润却很大。据海尔集团称，他们每天要收到上千封的观众来信。这种带有广告味道的动画片（主人公即海尔电器上的二小童）开了民问投资大型动画片的先河，同时也使许多为国外制作动画片的国内从业人员不自觉地学到很多东西。 多方面的投资将为动画业带来希望：能有钱来搞前期调研和策划，又有企业愿意洽谈动画片附载产品的开发事项。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动画片，无论仅仅是爱看还是去身体力行，都使人隐约看到国产动画片的美好前景。当然，在这里天时地利人和都只是一种呼喊，市场观念和动画片本体观念的确立，可能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换留大栅栏 坦白地说，我和很多人一样，近日光顾久违的“大栅栏”是奔着内联升鞋店的“鞋文化展”——以世界鞋的发展为主题的展览。中国鞋博物馆提供了数百幅珍贵图片，内联升拿出了这家百年老店的“传家宝”——“大内朝靴”、“千层底布鞋”。顾客在逛店买鞋之余能见识一下那些跨越历史数千年、纵横五洲几万里的鞋，按内联升的说法：“不仅能受到世界古老文明的陶冶，还可以引发我们对现代人如何创造文明的思考。” 而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像内联升这样的老店，像大栅栏这样一条257米长、有着570多年历史的老商业街，当年创造了堪称经典的东方商业文化，怎么就在今天的生活中渐渐“淡出”了呢？ 老字号，东方商业文化经典 大栅栏商业街的历史，比很多国家的历史还长。帽店马聚源、鞋店内联升、绸布店瑞蚊祥、药店同仁堂、茶店张一元……历经战乱和时代变迁，百年老店仍在这条街上做生意。我一直坚信：商品应有“历史感”——经得起百年考验的必是好东西，就像美国人信赖bet’S牛仔裤，法国人信赖路易·威登。 大栅栏集中了一批这样的好东西。当年的大栅栏随那段顺口溜名扬天下：“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这成了身分和品味的标志。1815年（清嘉庆十六年）开业的马聚源是京城帽业中最老的字号，曾被称为“官帽店”，当年以制官帽、皮帽为主，并经销各种缎制小帽，主要是为官僚富商服务。1853年（清咸丰三年）开业的内联升靠为皇亲国戚、朝中大臣做“朝靴”起家，因其用料讲究、做工精细，深得达官显贵青睐。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些政界要人亦到内联升定做布鞋。新中国成立后，内联升成为面向大众，为普通消费者服务的专业鞋店，但该店精工细作的传统始终没变。比如，该店著名的“千层底”布鞋，一律用白布打袼褙，不用旧布，纳底要用产自温州的上等麻绳，鞋底要求每平方寸81针（过去要求过110针），纳好的底子还要放入80度－100度的热水中浸泡，然后用棉被包严热闷。问好以后再锤干、整形、晒干，以保证加工出来的鞋底不走样。据说按照如此严格的传统工艺制作出的“千层底”布鞋才能始终吸汗，柔软舒适。除了货真价实，大栅栏的老店还在买货的同时奉送商业文化。 老字号的取名比较讲究。“内联升”的“内”指“大内”即“皇宫”，“联升”取“连升三级”之吉利。1858年（清咸丰八年）在朝任官的李氏创办了步瀛斋鞋店，前店后厂，以制作布鞋为主，服务对象主要是当朝官员和上流社会的达官显贵。由于年代久远，“步瀛斋”这一字号的来历已无从考证。不过单从字面上即可发现其创始人希望“生意兴隆通四海”的气魄和浓厚的书香气息。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瑞蚨样”绸布店开张，名中的一个“蚨”字想必让商家费了一番苦心。据晋代《搜神记》记载：南方有虫，名禹，又青蚊……生子必依草叶……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故《淮南子术》把“还钱”称作“青蚊”。老字号大都有其深刻的内涵和寓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商业文化。成立3年的大栅栏商贸集团也意识到了这点，它管理这条街包括5家老字号在内的13家国营百货店。1996年初他们提出“振兴京味商文化”，以老字号为依托，把大栅栏发展成“集旅游、观光。购物为一体的商业街”。这次内联升举办的鞋文化展，和早在1996年春节期间在大栅栏举办的幌子展，瑞蚨样重新开张后举办的大栅栏一条街历史回顾展，以及丝绸文化展、帽文化展，便是他们以文兴商的举措。 文化应注入经营，成为“活水” 不过，“在商言商”，卖的还是货，文化要溶进经营，经营要到家，就要像当年大栅栏里既有“朝靴”、“缎面手工绣花布鞋”，也有百姓欢迎的“棉花篓”（也叫大云棉鞋），甚至还有专为蹬三轮车的脚力工人等劳动者准备的“股子皮双脸洒鞋”（以耐磨经穿为特点）一样。不“倚老卖老”、不固步自封，是老字号得以流传下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像当年的步瀛斋，他们看到社会的发展，仅靠手工制作布鞋已满足不了各界人士的需要，从30年代后期起，就开始从上海等南方城市购进皮鞋，成为京城最早经营皮鞋的专业店之一。南北鞋荟萃、皮便鞋齐备，曾使步瀛斋以其领先一步之势，在京城鞋业中名声大振。 此次内联升鞋文化展开办期间，一些人士对“商店办文化展”提出了宝贵意见。宣武区文化顾问黄宗汉先生说：“鞋店是要做生意的，所以展览能不能尽量不占经营面积，而把图片挂到空中？另外，解说能不能请人艺的老人来录音，要那种京腔京韵？门口是不是可以请两位老师傅纳鞋底，让年轻人看看每平方寸怎么能纳sl针？整个内联升就该成为一个鞋展览，不光是自己的鞋，还应有全国的、世界各国的。我穿着咱们的布鞋走得比年轻人还快，但咱们的布鞋也有缺点——底儿不经磨。在国外，一双牛津底布鞋卖75美元，传统布鞋能不能顺应全世界回归自然、运动休闲、环境保护的潮流？” “如何创造新文明？”内联升其实到了必须找到答案的时候。现在，该店营业大楼比老店面积扩大了近5倍，总面积300平方米，但在经营上，按业内人士说法，它却走进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其难题在于供求的矛盾。内联升千层底严格繁复的制作传统技术正面临失传的危险。目前内联升的千层底鞋都由郊区妇女手工纳鞋底，每人每天最多纳3只鞋底，鞋底纳成之后，再由工人用手工纺制成布鞋，每个工人一天最多能绱4双鞋。纳鞋底妇女每天收入4.5元，鞋厂工人月薪通常三四百元，最高产的工人也只拿到五百多元。现在内联升鞋厂制作车间只有工人30多名，都是71届的毕业生，已经长期招不到新徒工。 但慕名前来买千层底的顾客并不知道这些。他们中有的是一如既往钟情一种经典，有的是以穿布鞋为当前一大时髦。出访者愿把它作为礼品送给外国友人，外国顾客更把它当作中国的工艺宝贝。遗憾的是，内联升却拿不出那么多“千层底”。目前，一双千层底布鞋售价仅人民币80余元，内联升却不敢提价。其实，面对现代工业千篇一律的产品，弥足珍贵的手工制品完全可以摆出“最后的贵族”那份骄傲。可我们老字号的口号还是空洞的“弘扬民族文化”，文化和商品实际上被分割成两个彼此分裂的部分。 内联升能不能真的在今天“步履轻安”？我近日看到一则广告：“从前，路是脚踏出来的，今天，路是鞋走出来的”。用在老鞋店可谓意味深长。 牌楼和招幌能让大栅栏重现风先吗 内联升在经营上的窘迫，也许是整个大栅栏那种曾使我们留恋的文化缩影。前人在大栅栏这条街上做足了文章。大栅栏在经过了它几百年沧桑之后，现在面对一个全新的商业、消费社会，在整体改造近期不可能实施的情况下，大栅栏的文章又怎么做下去？ 早在1996年3月，大栅栏所在地宣武区政府提出“重振大栅栏”，并责成大栅栏商贸集团委托古建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拿出可操作的方案。 9月中旬，一份“营造大栅栏气氛”的方案摆在了区政府办公会议的圆桌上。大栅栏商贸集团的根据是：大栅栏的功能——购物旅游的步行街。此方案包括：恢复这条街原有的东西栅栏（牌楼），在整条街上增设6－7个空中过街装饰桥；各店尤其是老字号尽可能挂出招幌、吉庆饰物；增加同仁堂药店以西的吸引力，增加街头雕塑小品，如门墩等2拟恢复大栅栏原来的青石板路。拟在街里解决高空电线密如蛛网的状况（但资金目前尚未落实）；妇女儿童用品商店的店面与这条街整体气氛不和谐，将进行改造。 如何恢复大栅栏以及是否增设街内过街装饰桥成为讨论的重点。参考民国初年大栅栏街景照片，清华大学、古建研究所分别为东西街门设计了方案。虽说大栅栏街面现宽14米，比原街宽一倍，但现在情况显然比原来复杂。考虑到能让消防车。各店上货车顺利通过以及分流顾客等因素，与会者初步倾向是两边以柱子擎起雕花牌楼，高12.6米，与街同宽，离地面高净落5.6米。 至于这些年一直高悬于大栅栏东口那个简易的牌子，据说是迎亚运时挂上去的，为的是“别让人走到大栅栏甲那儿还不知道到了大栅栏”。 是否修建统一的过街装饰桥颇有争议。大栅栏商贸集团总经理王健认为：“过街桥可以挂灯饰，这样可以让晚上的大栅栏亮起来。”宣武区规划局局长杨同发则认为：“让大栅栏亮起来不能光靠灯饰，商店晚上开业，街自然就亮了，不如让商店各自从两侧伸出灯箱、幌子、霓虹招牌，繁华又自然。”至于幌子之类是否一定要照原样做，杨同发说：“过去招揽顾客用幌子，现在方法多了，过去店前还有拴毛驴的呢，能都恢复原来的样子吗？”主管规划的徐副区长说：“我们不一定要完全复古，但改造不能弄得不谐调。”徐副区长的担心是有理由的。热爱大栅栏的人没有人不希望能见到“从前的大栅栏”，但现实中重建却走了味儿的例子几乎随处可见，比如重修的琉璃厂、重建的红螺寺，还有长椿街那段旧城墙上高悬的白底红字大牌子“丽都啤酒城”。 恢复任何已逝去的东百（看得见的如建筑，看不见的如某种传统），难题还在于人们意识上的“重建”。民国时，当时的政府将青石板路改成了柏油路面；解放后，这条商业街的标志——东西栅栏被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或砸或改老字号的招牌，比如内联升易名“东方红鞋帽店”、“长风鞋店”。实际上，有相当长时间，随着无数像大栅栏、幌子这样的“标志性”建筑饰物被毁，在岁月流逝和历史造成的文化空白中，老字号已从人们的意识中渐渐淡漠了。 寻找“大栅栏味儿”，意味着要重新寻找一种已经丢失了的资源，这无疑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但不妨想得再深些：我们为什么要重拾传统文化？是为不让一种经典在我们手中彻底消失，还是急功近利为落实一种“承诺”？传统文化如何重建？全盘复古还是“综合创新”？怎样把握好分寸？ 老字号、大栅栏商贸集团、宣武区政府的努力确实值得称赞，但谁能让整个前门地区变得繁华而又有序？ 据悉，繁华的前门大街一条街东侧“姓崇文”，西侧可能“姓宣武”，两区共管，必有“管不清”的地方；那些“障眼的”、大面积的白色隔离栅栏归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直接影响大栅栏恢复旧牌楼、幌子的地下管线、高空电线归市政、电信部门管；灯杆、广告更是由工商、市容。广告等好几个部门管。 重建大栅栏并非易事。 热爱大栅栏的人们有资格追问：为什么整体改造近期不能实施？北京市不是以惊人的速度建起了那么多立交桥、盖起了那么多写字楼和商厦吗？ 曾经繁华数百年的传统商业街在混乱和无序中感到窒息时，代表另一种文化的“麦当劳”、“肯德基”，却在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更适应这个时代的“快餐式”经营方式而在前门地区占尽风头。 我在前门一带找到一个特定的角度拍了张照片：近处是鲜艳的“麦当劳”大“M”标志，远处是灰色的前门箭楼，后者刚好就缩在大“M”的两个“洞”里。 挽留大栅栏 大栅栏商贸集团的张贵红女士面对这张照片颇有感慨：“这两个有代表意义的东西放在一起，给人心理上的冲撞很大——如果我们发展很好，这种冲撞声是悦耳的，是一种有时代感又积极的冲撞；现在我们进退维谷，这种冲撞带来的只有不平衡感，如果我们不冲出去，就只能缩在大‘M’的阴影下。” 于是，北京大栅栏商贸集团和《北京日报》联合推出“请您为大栅栏发展献计策”活动。负责此事的张贵红女士说：“我们共收到各界来信数百封。建议有巨有细，重要的是这样的活动能唤起各界对大栅栏的关注、热爱——大栅栏是唯一的，是国宝。” 对大栅栏有感情的人的确不少，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是其中一个。1994年1月13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请保留北京最古老的商业街——大栅栏》。王教授介绍说：“我那时从国外回来，看到北京一些著名的商业街，比如有一百年历史的王府井、西单都改造得现代化了，真怕有570多年历史的大栅栏也被‘改掉’，非常着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旅游者会先去看老城古老的集贸市场，它有三五百年历史，这之后才去现代繁华的商业街。我们的大栅栏是东方商业史、社会和文化发展史的博物馆，如果‘改造’大栅栏是将它拆掉的话，这损失不亚于当年拆北京城墙。” 尽管当年梁思成等专家学者反对过，但北京内城还是被无可挽回地毁了，前一阵子，古城苏州又要“改造”内城，因社会各界反对而放弃。看来，保留那些浓缩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建筑群、街道，社会各界已达成共识。 40多岁的王东教授说他生在“皇城根”、长在“西四牌楼”，对北京很有感情，但他说人不能老唱“水牛儿、水牛儿”的旧歌。作为一个学者，关于现代经济发展和文化的关系，王教授有高见：“北京的资源优势是什么？以前我们爱说西山的煤、首钢的钢、密云的小枣、庞各庄的西瓜……但仔细一想，这些东西别人也可能有。北京只有一样东西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北京建城3000多年，有800年做都城的历史，拥有许多文化景观和标志性建筑，而且北京不仅代表东方文化，还溶进了西方文化，比如宣武区的牛街清真寺——它证明北京是一个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城市。文化资源和农业时期的自然资源一样，也是‘致富之源’，而且文化资源是越用越多的。关键还在于怎样看待像内联升、大栅栏这样的文化资源。我们应考虑的是如何去保护还未被破坏过的一切，因为被破坏的毕竟已被破坏过了，恢复和重建永远也无法挽回那种过去的辉煌。” 对于大栅栏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把570年的资源转换成今天的能量，从旧的经典中生长出新的经典，这种经典足以使“麦当劳”、“肯德基”无可匹敌。 遗失的家宴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三十儿晚上坐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姑娘要花，小伙儿要炮，老头儿要顶旧毡帽”，过年的民谣已随京华烟云远去，空留给现代人世纪末的怀旧。禁放爆竹和厌倦吃吃喝喝，使许多都市人在钢筋和水泥铸成的空间里苦苦寻找属于自己的节日。 1996年的元旦和春节，“家宴”骤然成为热门话题。 北京的消费类畅销报纸《精品购物指南》刊登“新年新春家宴大奖赛’哟征文；《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的“杠头茶馆”专栏挑起了“家宴不在家里吃”的大辩论。 “家宴”不在家里吃——这是个说不通的句子，却是本世纪末的时尚写真。 为了免去自己动手煎炒烹炸的麻烦，都市人一度青睐的“餐馆送餐”在这一年“两节”之际却受了冷落。北京宣武区楼外楼饭庄的员工分析说，送餐吃完了还要收拾，一些家庭觉得还不是最方便的办法，不如索性去餐馆吃。另外，一些餐馆的送餐业务不大适合新型小家庭，比如老字号“砂锅居”是10个小砂锅起送，显然会吓跑三口之家、两口之家。于是，送餐冷清、订餐火爆。这些搬到了餐馆的家宴消费档次一般在人均50元左右，稍高的七八十元。 随着春节的迫近，“百座饭店迎家宴，京城酒楼大拜年”活动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在中高档饭店、酒楼开设普通家宴的创意，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普遍的赞许。 在赞同这种新风尚之后细想，不禁吃了一惊：家宴也到了得“弘扬”的地步了？我们什么时候遗失了温暖的家宴？ 虽说江南人家吃年夜饭，北方人家大年三十儿包饺子的习惯一直流传到今天，但对家宴有刻骨铭心记忆的人显然是中老年人。 曾在陕东南插队生活过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对我说：“一年仅有的8斤米带来对年的祈盼，是现在的人想象不到的。”他至今还记得当时全村只有一个臼子，全村人把它从东到西再从西到东地搬来搬去，乐此不疲，而臼黏米的过程要进行半天。年糕做得如此隆重。 我认识的一位编辑，40多岁，他至今难忘中秋节他奶奶做的月饼，还有那木刻的模子和南方好吃的霉干菜。 出生于1938年的父亲今年试着渍了酸菜，但他说，无论如何做不出童年时辽东过年时吃的“猪肉酸菜粉”。 在我童年时代生活的北京，那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我有幸从姥姥那儿听到了“破五”捏饺子的说法，也有幸每年吃到母亲做的“腊八粥”、“腊八蒜”。追根刨底便知道腊八节又叫“年禧”，是进入年关的信号，寺院举行“浴佛会”，给弟子们吃“七宝五味粥”，俗称“腊八粥”。而民间有种说法：有户穷人家到了年关没得吃了，便把所剩杂粮混到一起煮粥吃，味道好，便流传起来。 还有许多东西都只能听说并辅以想象了。 老北京人“好”过节，而且很多属于家庭的节日，都附有节日特色食品。如旧历二月初二称“龙抬头”，家家户户吃龙鳞饼、龙须面；清明节扫墓放风筝，儿童颈上的柳条圈穿上了祭祀的蒸食；立夏时家中大人则把食用油煎了给小孩吃。“百节年为首”，所有的节日中最隆重的，当然是过年。从“腊八”到正月二十五的“填仓”，横跨了2个来月：“腊八节”之后腊月二十三“过小年”，京城有俗曲“二十三，糖瓜粘”，说的是“糖瓜祭灶”——传说这天灶王上天，为使他“上天言好事，回官降吉祥”，各家用关东糖（北京叫糖瓜）粘灶王的嘴，还颇为周到地为灶王的马备了黑豆寸草为秣马具。除夕家宴，清人《京师风俗志》上描写“都人不论贫富，俱多市食物……家庭举宴，少长欢喜……妇女治酒食，其坊之声，远近相闻，门户不闭，鸡犬相安”。正月初七，称“人日”，或逢“立春”，家家要吃春饼、生萝卜、生菜，谓“咬春”。元宵（又称“上元”）俗称正月十五，是除夕和元旦后的高潮，这天的食品“元宵”有幸留传至今。今天，元宵节前，人们还会排队去购买名牌元宵，但那种在团团热气中围坐在一起融洽和谐的家宴气氛，却实在是一年比一年显得淡了。 遗失有可能是必然的。 现代中国的家庭结构正越变越小。平日里小家庭与小家庭之间“各自为政”，不相往来；即使过年过节也往往忙得凑不到一块儿，这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大家不再把吃的希望寄于年节。现在，每时每刻，全世界的蔬菜瓜果都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而遍地都是随时可解馋的川、鲁、粤、淮扬菜和法式西餐、美式快餐。 无微不至的家风电器让现代都市人变得十分理性，谁能想象把“灶王爷”贴在微波炉上？ 生活节奏加快，做饭正在渐渐变成是“奢侈”的事儿。人们接受了“快餐文化”，对食之无味的速冻食品、方便食品已难离难弃。“没时间包饺子”和“不会包饺子”是普遍的回答。 那个融合汉、满、蒙、回等民族文化和风俗的五朝古都北京，其实已远离我们而去，连同那些好吃的食物和好听的歌谣：“阿哥阿哥到我家，芙蓉糕、萨其玛，许你吃不许你拿……”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 “我们那时候比你们现在好”，这是年纪稍大的人最容易说的一句话。但因为这些年来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人们只是忙不迭地挣钱和购置新东西，诸如把小电视机换成大的再换成家庭影院，他们能夸口的常常只是过去的社会习气、人情风物。但是，从某一天开始，一些古旧的东西，一些古旧的现象，真的开始登场了，而且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很多很多人。 街头的老招牌日渐多起来，“百年老店”对新式商场当仁不让，使出各种老班底、老龙套来招徕客人，而顾客也果然络绎不绝。怀着一点新奇，但更多竟是一种亲切，一份信任。我们果然对那些老店有真切的记忆吗？它们在百年中国社会中肯定断绝过、衰落过，而20年来也有足够的时间今它们复兴或彻底消失，但它们却是在新商场令我们眼花镣乱之际粉墨登场，岂不是适应了人们在高速发展时期的一种怀旧心理？ 老牌子的，或仅仅是听起来像老牌子的产品都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包括酱油、辣酱、洗发水这些毫不起眼的小东西。20年前的历史更撩动了人们的心弦。北京西郊有个饭馆，占了一处大院子，唤做“向阳屯”。每个房间，进屋均有大炕，上面大花被褥，炕桌上是粗瓷大碗，环视四壁，张贴着领袖像和语录，梳辫子的女服务员走过来，一身花棉布做的衣裳，就差先来一句最高指示了。 1993年的《小芳》唱遍中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家卡拉OK，而这是一首有关知青往事的歌。今天在大城市里发达了的知青竟然怀念起乡村生活和旧日玩伴来，是今天的生活不好吗？当然不是，只有成功者才能从容地抚今追昔话当年，才会有一缕温暖、一丝失落，又多一份欣慰。落魄者总是——“往事不堪回首”。1996年底书市上开始出现一本叫做《老照片》的集子，发黄的书页、古旧的照片，吸引了多少步履匆匆的现代人。 电视上添了不少往日追踪节目，重放了不少老电影，但挡不住中老年人饭后去扭大秧歌。这些天桥下、公园口，甚至街中心一点空地上的锣鼓喧天令行人为之侧目。有人嫌他们太闹，有人觉得要理解他们，他们太缺少娱乐了。实际上，他们恐怕不仅是去娱乐，他们是在（哪怕是不自主地）重温旧日青春，体会一种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氛围。 无独有偶，这股怀旧风潮在1993年前后也曾席卷台湾。有一个“中兴百货”（百货公司）的商场广告，名字干脆叫“祖母衣柜复活记”：在漫无边际的河流和道路上，散落着各式各样的旧式服装，广告语是“一年买两件衣服是道德的”。这则广告由一个颇为另类的“意识形态”广告公司制作，可谓既反讽了怀旧风潮，又利用了人们的怀旧心理。提倡一年买两件衣服，标榜道德，无非是因为当时市场不景气，人们购买力低下，而心思往日。 但是没有几个人真正想回到50年代、70年代，更不要说一切均不发达的古代。对过去的怀念实际上是对过去的想象，它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过去，而是应我们的要求而生的“过去”。过去已脱去其落寞或惨烈的外衣，镀上一层暖融融的金边儿。充满纷争扰攘的近代史在电影《霸王别姬》中成了一系列旋转般的京剧景片，数十年血污的战争在战争片中变成了梦想与光荣，知青现象是一个充满荒谬的历史现象，但在今日却成为个人经历中的一段富有意味的插曲。怀旧在更多的层面上，是对过去的一种消费。 在经济高速发展之际怀旧之风日炽，其实是对社会心理的一种调节。怀旧抚平了人们对速度的恐慌。我的同事、资深编辑舒女士曾有一个精辟的比喻，那就是早些年曾很流行的一个系列动画片《没头脑与不高兴》。有一集是没头脑建了座高楼，请乡下的不高兴来玩。楼里忘了建电梯，不高兴先就一番不高兴，好不容易爬上去以后，对外面的风景他也不感兴趣。他说，费半天劲干嘛呢，还不如我乡下房子好。舒女士说，这没头脑就代表了速度，不高兴就代表怀旧；没头脑闲着时，不高兴就老实点儿；没头脑一有动作，不高兴就要发牢骚。可谓深得其中三味。 有时怀旧会是一种怀西方之旧，这种怀旧更有些意思。1997年初在京城曾有一阵古典音乐的演出热潮，竟然观者云集。众所周知，古典音乐在中国进行普及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听者始终寥寥，今天若干人西装笔挺地隆重去听，无非是作为一种仪式，一种晋身为“贵族”的象征罢了。今年的演出少了，而听众竟然更少了。 去年有一个极为热门的日本电影（在中国以VCD的形式）在年轻人中盛传，叫做《燕尾蝶》，讲的是在东京某处的外国人的事。作者为这些人和他们住的地方杜撰了一个名字，叫作“元盗”（Yuntown）。元盗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国籍，甚至没有名字。他们生活在当代的日本，却完全做着自己的事情，有着自己的爱恨情仇，这些故事非常打动人。而另一方面，这部影片拍得非常花哨好看，像一个超级的MTV，演员全是日本一级明星，有个香港演员还是许志安，导演是拍过《情书》的岩井俊二——也可以称《燕尾蝶》是一部时尚电影吧。总之，这部影片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关键是其中没有确切的地域和年代，却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当今世界。一种破碎和拼凑，一种飘浮和耀眼，充满了“后现代”的味道。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位中年日本导演，《W的悲剧》的编剧荒井晴彦。提及《燕尾蝶》，他很不以为然。当时他说：“有人说，‘过于纠缠于过去，对现在和将来无益’，我说，‘人是健忘的，只有不忘记过去，才会有现在和将来。对个体来说，也是如此。有些人不愿谈过去，是因为他们没有过去。”’ 最后一句话击中要害。岩井俊二和所有像我一样喜欢《燕尾蝶》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们对过去没有经验，也不是很喜欢去了解和思考，我们看重的是现在。而这部片子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凭空建构一个空间，没有一点过去的影子（而只要是现实空间，难免会和过去有丝丝缕缕的牵连），它把年轻人的现在和对现在的感觉，做到了极至。在恍惚而不知所以然之间，我就会崇拜上它。而中年以上的人，大体上不喜欢这个片子，这和他们不喜欢打闹片和科幻片还不一样，不是影片形式的问题，而是它在本质上使他们感到太飘忽，以过去的经验，无从把握。 拉里拉杂这么多，其实要讲的是另一个关于怀旧的话题。怀旧是伸向过去经验的一只手，没有这只手，我们的一切故事、一切文化似乎就难以为继。但有时不伸向过去，今天的经验依然存在，只是它使我们产生一种飘忽的愉悦，一种暂时的陶醉。 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 1998年，时尚生活丰富多彩，在你回眸之际，你会发出许多的感慨。 “穿时装”的移动电话 女人用变化多端的时装“调剂”生活。男人呢？他们通常是借助最新的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来表达自己对时尚的理解。 “科技以人为本”，商家对这一制胜法宝的理解越来越“透彻”——高科技产品好比现代成功男士，“他”既要有高强的本领，性格又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外观也绝不可呆头呆脑，时尚的造型设计可以让成功之路更顺畅。 1998年，家用电器都穿上了时装——“海尔”推出有彩画的冰箱；“康佳”推出七色彩壳的电视机（“七彩小画仙”）。今年俏销的名牌手机也印证了这一点。摩托罗拉“翻盖式”设计的手机有一个浪漫的注解——它们像翩翩起舞的蝴蝶。诺基亚今年更是出足了风头：“silo一指通”移动电话可以随心所欲更换不同颜色和图案的外壳，用来促销的奖品手机甚至有“蓝色海洋”和“向日葵”等外壳；“6110百变通”则在不同的角度和光线下呈现不同的色彩；最新款“8810”的卖点还不只是内置式天线、超重低音话筒，它的银色铬金属外壳与世纪末时装的流行色灰色很相配——高贵。中性又有“未来感”。“爱立信”。“松下”等品牌也推出了时髦的色彩外壳。不过，也有笃信“朴素美”的男士喜欢“阿尔卡特”，它的造型方得见棱见角，但不蠢笨——有超薄设计，非常适合成功的、骨子里挺保守的男性。 “莱卡” 1998年，最时尚的人开始关注衣服里的纤维——在以往它们是业内人士考虑的事情。在国际羊毛局的纯羊毛标志广告旁边，杜邦公司挂上了“莱卡”的广告。在它的旁边，又树起了杜邦公司最新推出的“心逸”不留汗内衣广告。 “莱卡”（Lycar）早在1959年就诞生了，却在1998年成为中国时尚中人口中最时髦的词。 “莱卡”是美国最大的人造纤维公司“杜邦”生产的一种弹性纤维，该公司为其注册了商标。因其良好的弹性和回复力，多年来它被广泛应用到从女性丝袜、内衣到运动服、舞蹈衣。汽车安全带等领域。 今年夏天，它又和著名的“戴安芬”合作推出加莱卡的泳衣和配合T恤、紧身衣穿的T恤文胸。“莱卡”的另一特性是防氯功能，使得新泳装大受欢迎。 1998年秋，“顺美”时装公司和法国圣帝郎公司联姻，将含有莱卡的男西装首次推上北京和上海市场。据说只要加2％－4％的莱卡就能使西装面料增加20％的经纬向弹性。 11月，就在人们已经熟悉了地铁里的美妙广告之后，杜邦公司又奉献上采用另一种高科技纤维制成的内衣系列——“心逸”（Inspa，注册商标）。据称，新的纤维好比“导汗新干线”，其特点是能迅速将汗水和湿气挥发，使皮肤表面和内衣里都不留汗。这一系列内衣研制出来的时候，主要商场的冬季内衣柜台早已进货完毕，但这款“不留汗内衣”还是顺利挤进市场。 男西装：三粒扣和下摆双开叉 今年4月，在北京的中国大饭店忙着迎接一年一度的“国际服装博览会”的时候，毗邻的国贸商城正忙着“除旧迎新”，一些著名的男装店里，三粒扣、四粒扣的西装被摆在显著位置，而两粒扣西装就因为“少了一粒扣子”，身价大跌至原价的一半。 下摆双开叉的西装也是最时尚的款式。泰国国王普密蓬在出席12月召开的第13届亚运会的开幕式时，就穿了这样的款式，72岁的老人仍有一个很有型的背影。 是的，新款男西装并非年轻人的“专美”，它们“挑”人的体型和气质，年龄倒不是什么大问题。较之主导了中国男装市场多年的两粒扣西装，新上市的男西装版型更倾向“显示穿著者的形体”，如果是含胸驼背、有肚子没腰身的体形最好是放弃流行。 “三粒扣”和“双开叉”不是新鲜事物，它们其实是在重拾传统（至少是传统的感觉）。它们让人联想起遥远年代的欧洲绅士，三粒扣的款式是街头便装，骑士装下摆两侧开气是方便穿著者上下马，它们是相对于缎面领礼服的便服，是现代男西装的“鼻祖”。 既然时尚的“风水”是轮转的，不妨在两粒扣跌价时购进——它们可能是未来的流行。 迷彩装 迷彩装不是今年才混迹于“时装”行列的，但今年它风头最劲。 穿迷彩服的军人是今年夏天电视新闻里最可爱的人。电视文艺晚会里的演艺明星也纷纷穿起了迷彩T恤和迷彩裤——很正宗的军品，表明他们“去过”抗洪救灾第一线。“新人类”和“新新人类”则通过迷彩装“接近”他们心中最“酷”的偶像——战争影片里的英雄，比如二战题材的“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中的米勒上尉（汤姆·汉克斯饰演）以及他的战友。 在面向老百姓的军品商店，你可以以低廉的价格买到真正的军品，一件迷彩T恤售价不到30元人民币。但军品店毕竟不是时装店，那里的迷彩装色调和款式难免单调——因为真正的军装是要和驻地的环境相符的，内地各军区的迷彩军服色调偏“绿”，西北各军区的则偏“黄”。一个北京少年想买具有“沙漠风暴”感觉的迷彩装（仅仅是想穿“感觉”），是不是要千里迢迢跑到兰州？大可不必。本市街头的无名服装小店完全可以满足他（她）。那里的迷彩装花色款式多多。因为“似是而非”，反而是“酷”——女兵的军服是隐藏曲线的，而经由小店迷彩“包装”的妙龄少女则性感十足。她穿超短超紧身的迷彩T恤和超肥迷彩裤，是都市街头风景中抢眼的一笔。 “不嫌长”牛仔裤和卷边女西裤 不管时尚之风往哪边儿刮，长腿总被认为是美的（谁会嫌自己的腿“太长”了？）。今年的裤子跟着人们对长腿的期待也变长了。为了使穿著者看起来更利落，也为了掩盖厚底鞋，最普遍的牛仔裤裤型是裤脚呈“小喇叭”状，为方便行走，在裤脚两侧各开一个“气”。也有人穿起长直脚裤，把长出来的那一部分高高地挽起，让人想起稻田里的农民和海边的渔民。或许，都市里生活优越的年轻人正是要借着这一时尚的穿法，表示对劳动者的敬意。写字楼里白领的西裤也在裤脚上透露时尚信息——宽裤脚、卷边（5－6厘米宽）。正装因为这个裤脚变得“轻松了”。当然，同是卷边裤，用料精良的百裤不会像牛仔裤那么“不羁”，它是“老英国”味道的休闲。 “New Balance”运动鞋 同是美国牌子，“New Balance”（新平衡）不像“耐克”那么张扬。正是这个原因，今年，它开始在20多岁的中国消费者中“不动声色”地流行起来。 北京服装学院一位二年级男生就是用“New Balance”换下了穿了好几年的“耐克”。他说“耐克”最著名的那款“乔丹鞋”是他最不喜欢的。“鞋的造型复杂，像包子。”他说。“NeWBalance”的设计则非常简洁，是那种看上去“很舒服”、“没有多余东西”的球鞋。为了补偿款式上的简单，同一款式会有多种颜色。年轻人甚至声称放弃“耐克”是因为“不喜欢乔丹了”，理由是他被。神化了”。“New Balance”在“大中国区，哟形象是歌星庾澄庆，一些年轻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更愿意告诉你，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在训练时穿“New Balance”，他们和乔丹有什么不同？乔丹太完美，像“神”，那些陆战队队员则是。嚼口香糖的大兵”。 “沙宣” 这个时髦的词有好几层含义。 它首先让人想到的是维达·沙宣（Vidal Sasson），由剪发到设校授徒再到推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美发产品，沙宣先生是在本世纪的时尚潮流中一直占领导地位的发型“魔术师”。早在1993年，沙宣就在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12个国家和地区举办“发型设计潮流50年回顾”。 “沙宣”还意味着实力——天才和商业联手形成的综合势力。1998年，沙宣带着他的剪子和洗发水还有盛名来到中国内地城市。其实，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在沙宣的背后，是早已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的美国洗涤用品大户宝洁公司（P＆G）。每次在“沙宣”的电视广告后总会有一句话——“宝洁公司10周年”。 “沙宣”这个词还意味着时尚的发型和时尚的生活观——简洁、再简洁一些。 一贴了事 胶布在今年成为适应“快餐生活节奏”的。最善解人意的时尚配件。 “瘦身胶布”和吊带背心是年轻女孩的夏季爱物。据说每个手指（或脚趾）都“指向”不同的部位，“贴拇指瘦脸、贴无名指瘦腰”，这让人想起几年前“贴肚脐治痔疮”的广告。不过，那些满手缠满白绞布（一种“特制”的胶布，售价几十元）的女孩看起来真是很瘦。是不是胶布的功劳就不得而知了。 “靓眼化妆贴”让忙碌的都市女子省去每日麻烦的化妆和卸妆。洁肤贴使它的消费者不必把钱送到美容院了，皮肤内外的污垢“一贴、一接了事”。 夏天越来越热，日本商人想出了把女性从闷热的胸衣里解放出来的办法——用小小的“胸贴”取代文胸。该产品在中国上市，立即有勇敢的姑娘尝试。 今年，好几个品牌的创可贴都推出“旅行型”和“卡通型”，在疗伤抚痛的同时还提供精神上的快慰。 漱口水和男用润唇膏 一些男性发现，像女人一样涂香水（当然是男用香水），虽然时尚，但“味道”可能太重了。保持自身的清洁和健康是更聪明的办法。抽烟的、爱吃有特殊味道食物的、有胃病的、有牙病的（或者是另一个极端——有一口整齐雪白牙齿的）、和女同事生对桌的、正在热恋中的男士都成了漱口水的坚定消费者。在一些著名的超市，德国、法国、美国的漱口水以非常时尚的姿态出现，它们被装在造型漂亮的透明塑料瓶里，售价几十元。“薄荷”、“防牙结石”、“透明（不含酒精）”是几种常见的配方。有的品牌还特意标出，最好和同一品牌的牙膏、牙线配合使用。 漱口水完成清洁使命后，男用润唇膏该上场了。它其实和女用透明唇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包装纸上“男用”一词其实是善意的谎言。在干燥多风的中国北方，“男用润唇膏”是女性送给男友和丈夫的好礼物。单身男士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了。在品牌方面，少男可以用“什果冰”，成熟的、自认为有品位的男士最好用“曼秀雷敦”。 缓解眼睛疲劳的用品 “网上生活”、“电视生活”、“路上生活（开车）”、“夜生活”、“污染城市里的生活”……就在人们揉着又涩又痛的眼睛的时候，用以缓解眼睛疲劳的眼部护理用品上市了。 进口产品“曼秀雷敦”眼液的广告让人过目不忘：一个可爱的姑娘，在使用该眼液之前，她的眼睛像木偶那样机械地眨动，夸张地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在使用了眼液之后，她明眸善睐。 英国制造、由“屈臣氏”独家销售的“Natural Balance”（自然平衡）眼部清凉凝露，也是随身手提包里不可缺少的物品。但15毫升一小瓶，售价大约55元人民币，这个价钱不“便宜”。可是，为了可怜的眼睛，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餐桌上的水 中国人在餐桌上究竟要消耗多少矿泉水尚无统计，但敏感的时尚中人都嗅出了一个趋势——餐桌上的矿泉水大有取代雪碧、可乐之势。今年在《上海文学》第10期发表的中篇小说《吉庆里》对这一趋势做了很好的解释： “黄佳佳和小雨在一家茶坊坐下，黄佳佳要了一杯泡沫红茶，而小雨只要了一杯水。从小雨要清水的时候，黄佳佳就后悔了，她觉得自己的品位和小雨比还是俗了。黄佳佳感慨到：‘以前我虽然在淮海路上班，但还是把庸俗的时髦当时尚了。我现在知道，自然、不露痕迹才是最时尚的！’她伸出手，食指洗去了刺眼的蔻丹，有洗去铅华的感觉。……” 这个解释显然适用于时尚生活中更广泛的领域。 盐水汽水和冰棍 今年夏天，酷热的上海流行盐水汽水和冰棍 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说这东西早就出现过——它们曾经作为各单位防暑降温的“劳保用品”发放给劳动者，尤其是“一线的”，这是一种福利。这个夏天，从蒙尘的记忆里走出来的“盐水汽水们”被贴上商标，成为商品，它们之间也有了品牌高下的区分，幸运者会成为时尚的年轻人手中的“道具”。盐水是夏天最好的“补品”，盐水饮料的回归体现了现代人对“本色”的重视。 哈根达斯冰激凌 著名的国际调查公司盖洛普的调查曾显示，北京市是中国（内地）最大的冰激凌消费城市，所以哈根达斯冰激凌进北京不能不说是’98中国的“时尚大事”。 在此之前已有“31种冰激凌”在北京站稳脚跟，并设有多家专卖店，东长安街的那家是24小时店，它给人的感觉是“快餐”。 哈根达斯（Haagen Dazs）却像是正餐。在它上市之前，消费类报纸上已出现了故弄玄虚的广告，整版篇幅刊登“大清皇后”的画像，问消费者什么能博得美人一笑？谜底在冰激凌上市之后才被“揭开”——就是哈根达斯冰激凌。谁也不能看低它。它在号称“六星级”的国际俱乐部设专卖店，每一个“球”售价25元人民币。如果要像吃水果蔬菜沙拉那样吃出花样，费用就可观了。 在吃冰激凌这件事上，或许可以说，北京正在步香港的后尘。“哈根达斯”14年前就在香港”开了专卖店。到了1993年，瑞士、意大利、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多个冰激凌品牌，已把香港当作“兵家必争”之地——香港人每年要吃掉2亿港币的冰激凌！ 租人 今年上海流行“租人”。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吓人”。如果真正了解它，相信多数人会认可这一新生事物。田林新村的王家姆妈80寿辰，儿孙们考虑到老人出行不便，决定从大饭店聘请大厨，为这个平凡人家的“特殊家宴”掌勺。王家初次尝到了“租人”的甜头。据悉，一些著名饭店是“租人”这一新事物最积极的参与者，拥有专业等级证书的中西餐大厨、糕点师傅都被明码标价，专业等级与出租的价码成正比。 90年代中期在北京等城市开始流行的“钟点工”，一向被人为是为主顾买菜烧饭、洗衣除尘、没有技术的廉价劳动力。上海新出现的“租人”是对“小时工”的合理发展。“发展”的结果，中国人会不会像西方人那样无所不租呢？国外就已出现出租“专陪女士逛街的绅士”这样的公司了。 “旱鸭”潜水 珠海白藤湖潜水训练场开放后的几个月时间里，近千名勇敢者前来一试身手，从而在珠江三角洲掀起了一股以潜水为休闲方式的热潮。 每2个小时68元人民币（含器材使用费和训练费）；两日一夜“包吃住和四五个小时的训练”收费250元人民币。 自由潜水之前，“勇敢者”们要经过严格的陆上训练和指定地点的下潜。有趣的是，一些“旱鸭子”们也来玩潜水。完成训练后，他们首次在水下能呆50分钟，虽不能“鱼翔浅底”般自在，却也自得其乐——能得到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的乐趣；而且还相当于上了一趟“氧吧”，潜水时携带的氧气显然比平时呼吸的要纯净。还有人称，潜水中尽情享受水的抚触，是享受促进美容和健康的“自然按摩”。 “自然平衡”沐浴露 针对城市环境污染和“亚健康”状况，沐浴或许是“自救”的办法之一。 今年3月，美国的“伊卡璐”洗发水进军北京、上海、广州市场，因自称是“草本植物精华”，得以在一向被“宝洁”产品垄断的中国市场找开销路。 夏天，英国、西班牙和澳大利亚生产的纯天然沐浴用品，在中国三大城市的“屈臣氏”等超市隆重上市。柠檬、薄荷、熏衣草、迷迭香……只要三五滴纯粹的植物精华，在自家的浴室沐浴就充满了情调和乐趣。更重要的是，根据自身情况选用不同的植物精华沐浴，被称为是“自然平衡”疗法。而经营“芳香浴”的美容院，还甚至把擅用香料的古代埃及人、印度人以及首次用蒸馏方式萃取玫瑰香精的阿拉伯人都“搬”出来了。 草本茶 沐浴是治表，喝“草本茶”才是治“里”。 北京一家名为“音乐厨房”的餐厅在下午茶时间出售该店自制的花草茶。“紫玫瑰茶”、“洋甘菊茶”、“金盏花茶”不仅有好听的名字，还有颇具吸引力的说法：滋阴养颜、清热明目，而且它们的加上过程也是纯自然的。据业内人士介绍，花草茶的制作方式大致可分成两种：一是维持原花朵或拿本植物的形状，不再加任何茶叶和添加剂；二是将已干燥的植物磨成粉末，添加在红茶中。一些超市也开始出售适应“都市快节奏”的袋装花草茶。“汉森”（品牌名）更是直接把“本草”二字印在精美的包装袋上。 500年前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无疑成了今年的时尚“圣经”。相信很多人同意这种说法：人们在依靠花草找寻一种精致、优雅、感性。人文的生活方式，并以此对抗一个物质的、冰冷的时代。 “晒伤妆”和皮肤光亮粉 晒伤并不是真的。数不清的音像店贴着化了“晒伤妆”的王菲的海报。这位“人气”一直很旺的歌手今年为了再“搞出新意思”，横越鼻梁，在两颊上抹了一抹粉红色，酷似过度享受日光浴而留下的晒伤痕迹。 新人类和旧人类都喜欢王菲，因为她的特立独行和不可复制。所以，在津津乐道“晒伤妆”之后，没有人傻到要去仿效。 比较可行的办法是把健美的肌肤涂抹得具有古铜的光泽。今年夏天，从日本传过来的皮肤光亮粉在广州受到年轻人的热烈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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