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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来谈谈在那火辣辣时代里提倡“闲适”和”风趣”，以自由思想相标榜的文艺刊物——《语丝》，这是个综合性的刊物。 《语丝》是个周刊，创刊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负责撰稿者系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再加钱玄同、刘半农、俞平伯、冯文炳、孙福熙、顾颉刚等人。发刊词好像出于周作人手笔，是这样写的： 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不期望这于中国的生活或思想上会有什么影响，不过姑且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聊以消遣罢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是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著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一方向努力……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艺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在得到学者的援助时也要发表学术上重要论文。（下略） 《语丝》里所有文字当然并非周作人一人所撰，但都与周氏“好事家”的态度一致。周氏重要作品如《自己的园地》、《看云集》、《谈虎集》、《泽泻集》、《永日集》、《风雨谈》，都曾在《语丝》上发表过。内容广博，涉及的方面也极多，而对于民俗学、人类学、神话、童话等更有偏爱，说出来的话也极其深刻，富有学术价值。凡涉及学术的文字总不免枯燥无味，周氏却能以平浅的手笔行之，泽润之以幽默与风趣，这一点便非寻常学人所能及。 周作人的性格正如他所常引的Isane Goldberg批评蔼理斯的话：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他自己心里则住着一个流氓与一个绅士。流氓相当于叛徒，绅士则相当于隐士，不过作人心里的流氓，并不像他哥哥鲁迅心里那个流氓之泼恶无赖，专爱开山堂、抢码头；到后来竟变为究凶极恶的土匪。他只不过常与旧时代旧社会里那些假道学与假正人君子作小小的恶剧而已。 周氏的叛徒性格后来渐渐潜隐，隐士的则日益抬头，终致占据了他整个心灵成为他的主人。他整天坐在他的苦雨斋里，喝着苦茶，谈草木虫鱼，玩金石古董，他早已声明对政治没有兴趣，现在更表示出憎恶的态度了。因为左派文人那时正闹得起劲，终日鸣锣击鼓，宣传“革命文学”，对于自由人士攻击不遗余力，周氏则主张“宽容的态度”，并力诋那时文坛上“合唱的呼噪”为无意义；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和君师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并无异致，我们既反对了君师，则今日假借民众之名实则厉行专制者也应反对，语已见本书散文部周作人篇。 那时代左派文人正想利用文学来篡夺政权，周氏竟倡文学无用论，意欲喝醒他们的迷梦。民国二十一年，他出版了一本小书，题目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引希腊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说文学仅有“祓除”和“净化”，作用，譬如一个人受了社会侮辱和损害，本抱有复仇的心理，但读了《水浒传》那些贪官污吏已被水浒英雄杀死，觉得很痛快，仿佛气已出过，便也不急于报自己的仇了，这就是“祓除”作用。另外一种是英国蔼理斯所主张的，他说我们长时期不作筋肉活动，则筋肉疲倦，必须去运动一番，将多余的力量用掉，才觉舒服。蔼氏又说人类生活不用的分子被关锁在心灵地窖里，初若相安，终必反叛，老处女的疯狂便是性生理抑制过度而发生的反动现象。文艺的效果大抵在调弄这些我们肌体里不用的纤维，使他们达到一种谐和的满足之状态，所以可名之为“精神的体操”，也可说是“净化作用”。因之周氏说“照我所说这些话，大家可以看出，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表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而已，此外更无目的之可言。文学里面没有多大的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不过，即使人聊以快意一点，也可以算作一种用处了。”这可见周作人的文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说法，若勉强说有，也不过是消极的用处。 《语丝》于民国十三年创刊于北平，十六年迁上海出版，在北平的三年，可算是它全盛时期，迁沪后，因其力主个人主义、情趣主义，受左派反对，到民国十九年寿终正寝。我们再来谈谈林语堂的《论语》。这可说是由《语丝》的“个人主义”、“情趣主义”一个道统传衍下来的，不过更加一个大题目，便是“幽默”的提倡。语丝派文字出于周作人手笔者本富于幽默味。胡适批评作人的小品散文，固曾说：“用平淡的话，包藏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胡适所谓滑稽，正是幽默的意思，不过这个词汇是后来林语堂大力倡导出来的，那个时代则尚没有，胡适只好用“滑稽”二字来代替了。 林氏所办的《论语》是个半月刊，发行于民国二十一年九月间，地点则在上海。发刊辞的节录和《文章五味》、《会心的微笑》、《与李青崖论幽默》，均见本书林语堂篇，现在不妨再论一番。 他因国人对“幽默”一词实欠充分的了解，不得不再三再四地加以解说。他曾在《论语》某期发表一篇长文《论幽默》，讨论这个问题。大意说：“幽默本是人生之一部分，所以一国文化到了相当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字出现。人之智慧已启，对付各种问题之外，尚有余力，从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聪明起来，对人之智慧本身发出疑惑，处处发现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林氏谓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鬼谷子、淳于髡等人固足称为幽默家，而孔子的幽默，尤值得称道。不过孔子以后的儒家则变为谨愿派，道家如老庄则属于超脱派。中国几千年来的知识分子得志则为儒家，失志则为道家，从未有超轶于这两派以外者。超脱派的言论是放肆的，笔锋是犀利的，文章是远大渊放不顾细谨的，不过无论如何幽默，必须不失温厚之旨，屈原贾谊之少幽默者是因他们思想偏于愤与嫉，就失温厚。 又说：“庄子以后，议论纵横之幽默，是不会继续发现的。有骨气有高放的思想一直为帝王及道统之团结势力所压迫，二千年间，人人议论合于圣道，执笔之士只在孔庙中翻斤斗，理学场中捡牛毛，稍有新颖议论，超凡见解，即诬为悖经叛道，辨言诡说，为朝士大夫所不齿，甚至亡国责任加于其上。”像晋代范宁说王弼何晏之罪，浮于桀纣，礼坏乐崩，中原倾覆，都应二子负责；论者也说西晋之亡，亡于清谈。还说：“然幽默究竟为人生之一部分，人之哭笑，每不知其所以，非能因朝士大夫之排斥而遂归灭亡，议论纵横之幽默，既不可见，而闲适怡情之幽默，却不绝的见于诗文。”至于文人偶尔戏作的滑稽文章，如韩愈之送穷文，李渔之逐猫文，龚定庵之论私，袁中郎之论痴，袁子才之论色，皆是。“但是正统文学之外，学士大夫所目为齐东野语、稗官小说却无时无刻不有幽默之成分。宋之平话，元之戏曲，明之传奇，清之小说，何处没有幽默？中国真正幽默文学应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犹如中国最好的诗文亦当由戏曲、传奇、小说、小调中去找。” 以下林氏又引英国小说家麦烈蒂斯的《剧论》中论《俳调之神》（The ComicSpirit），论幽默异于“讽嘲”也异于“揶揄”，只是对人虽毫不客气的攻击，把人推倒地上翻滚，而淌一点眼泪于他身上，承认你就是同他一样，也就是同旁人一样，于暴露他短处之中，含有怜惜之意，你便是得了幽默之精神。林氏说麦氏的议论固甚透辟，但他尚可补充几句：“就是中国人对于幽默的误会。中国道统之势力真大，使一般人认为幽默是俏皮讽刺，因为即使说笑话之时，亦必关心世道，讽刺时事，然后可成为文章。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心境便成幽默。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幽默只是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其文清淡自然，不似滑稽之炫奇斗胜，亦不似郁剔（Wit）之出于机警巧辩。幽默的文章在婉约豪放之间得其自然，不加矫饰，使你于一般之中指不出哪一句使你发笑，只是读下去心灵启悟，胸襟舒适而已。其缘由乃因幽默是出于自然，机警是出于人工。幽默是客观的，机警是主观的，幽默是冲淡的，郁剔讽刺是尖利的。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的笔调写出，无所挂碍，不作滥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誉，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幽默。” 林氏这篇洋洋大文，把幽默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可称一篇力作。笔者限于篇幅，仅能摘录其若干节而已，至于节录的工作是否买椟还珠，没有把握重点，自己也不知道，我也是天性缺乏幽默感的中国人之一，对这工作实难胜任，只有请林大师原谅。 《论语》办了一个时期以后，由某出版社接过去办，格调渐渐低落。林氏又办《人间世》、《宇宙风》，读者皆甚欢迎。林氏又因明季三袁，王思任、张岱等讲究情趣主义与他宗旨相合，又大量将他们著作翻印，销路也颇广。 林氏曾于《人间世》发表《论小品文的笔调》一文极其警策，大意说小品散文并不是峨冠博带道貌俨然的朝士大夫或道学家的坛站间的讲辞，而是两三好友，穿着睡衣，踏着拖鞋，月白风清之夜，豆棚瓜架之间，一支袅袅的香烟或一杯淡淡的清茶在手，不拘形迹，放言高论，可由宇宙之大谈到苍蝇之微，也可由米盐的琐屑转入人生的奥旨，哲学的妙谛。这种文体可称之为絮语体的小品散文。 自从林语堂刮起了这阵“风”，整个大上海都随风而靡了，风力圈也扩张到全中国，引起左派的嫉忌，大肆攻击，什么“帮闲文学”、“小摆什”、“有闲阶级的玩意儿”、“麻醉青年的毒剂”一类恶毒的话头，不一而足。那时正当长江流域的大水灾之后，日本趁火打劫，侵占我们的东北四省，上海又当淞沪大战之后，内忧外患非常严重，人心正在忧虑不安之时，林语堂来倡导什么幽默文学和讲什么情趣主义，实也不合时宜，于是左派乱飞的帽子，“汉奸”、“卖国贼”，连胡适之先生头上都罩了几顶，林氏当然也不能幸免了。为了左派攻击得太厉害，国内不能存身，林氏写了十几首诗，愤而全家赴美。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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