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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侍桁，曾留日，也是三十年代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在所著《胭脂》自序中说：“我时时刻刻在要求着使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所想，自己的所见，自己的感觉；于是在脑中，我不断地建筑过蜃楼，然而面对着生活的狞恶的面像，这些蜃楼，马上就瓦解了。”可见韩侍桁是一个不为那所谓时代潮流所左右，而一心要说自己的话的人物，在现代是很难得，是一个为批评而批评的作家。 他以前常在周作人所办的《语丝》里投稿，人家称他为语丝派，他力加否认。他和《语丝》旨趣相同之点，是尊重个性，于《语丝》所讲求的情趣主义则似乎并不重视。当创造社转变时，成仿吾大谈“革命文学”，韩氏写了些文章反对。成仿吾这个黑旋风，骂起人来非常泼辣，也一点不讲道理，侍桁处处以理折之。像文学有否阶级性的问题，他比梁实秋时代更早，他的答案当然是落在“否”的方面。他因尊重个性，自然主张个人主义的文学。创造社人未转变前，也讲个人主义，但无非是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转变后，又整天叫嚷“大众”，侍桁道：“艺术中何尝有什么个人主义的与大众的分别呢？艺术只有‘真’与‘伪’，再没有别的分别。艺术家的心血注到他的艺术品中，他的目的是自我，而结果仍是大众的。反言之，他所产生的艺术品只有他自身能了解，只有他自己能鉴赏，这并不是个人主义的艺术，只是虚伪的艺术而已。” 再者成仿吾要打倒代表小资产意识的文学，而建设农工大众的用语，侍桁笑他对农工大众的生活毫无了解，只因一点浅薄的同情便想硬来描写；又问：“中国尚没有统一的语言，你们所谓农工大众的语言，以什么为标准？文学不是硬写可成，你们太无聊浅薄了。”（《个人主义文学及其他》）成氏对胡适等整理国故的运动，只一味诋为“开倒车”，认为是率领青年“狂舐数千年的枯骨”，韩侍桁也予以驳斥，他说胡适研究水浒红楼及搜出中国古代一些白话作品是“把那些多年埋在秽土中的宝物掘出，把那些多年被人们所轻视的白话文学作品整理出来，以作他的武器，作他的保人。这样说来，整理国故，不是新文学运动的要务吗？”又说：“这次新文学的运动，只认定白话是惟一的文学的用语还不够的，至少我们要找出以往的伟大作品作基础，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再生芽，这样的努力是有见识，是聪明的。”他对胡适整理红楼水浒及一切古代白话作品，作正面的赞许与钦佩，又因创造社那几个巨头，以介绍西洋文学，自相炫耀，以为国故不值得谈。侍桁道：“当然除去这一条方法之外，努力介绍外国文学也是一条路，不过要知道外国文学的侵入，只能做一点小帮助，而不能走入了正宗去，在文学表现的方法与意识，或者能稍有影响，而对于一个民族的传统的情调，是不能根本推翻的，并且我们相信，一个民族若是他自有情调失了，总是外来的奴隶，不会有更伟大的作品产生。实在的讲，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你能把盎格罗撒逊或斯拉夫民族的血液，全盘注到老中国的民族血管中吗？这样讲起来，整理出一部《红楼梦》就要胜过介绍十部《浮士德》。”（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其实胡适的整理国故范围甚广，但读他的《国学季刊宣言》便知，并不限于水浒红楼的整理。那篇宣言只有硕学通儒如胡适博士者才能写得出。创造社几个头子打死了也写不出半个字的。他们的反对真所谓蜻蜓撼石柱，未免太不知自量了。 侍桁著有《近代日本文艺论集》、《小泉八云十讲》、《西洋文艺论集》等。又著有《参差集》，所有批评文字均收这本书内。 王任叔像韩侍桁一般是个自由文评家，反对创造社革命文学甚力，著有《革命文学论文集》，内多精警文章。 朱光潜，字孟实，安徽桐城人。桐城本是文风最盛的地方，朱氏幼承家学，国文根柢甚为深厚，后又入香港大学读书，毕业后赴英伦深造。民国二十年间，他尚在欧洲，写有若干书翰体与青年谈各类问题的文章，在开明书店所办的《中学生》上发表。他学问既极丰富，见解也高人一等，佐以优美的文笔及非常诚恳的态度，不但学生读了为之入迷，成年的知识分子也为之击节不已。后结集为《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时风行于全国，其中有几篇被采入国文课本，许多学校列其书为课外必读书。 他返国后，历任各大专学校教授，一面教书，一面为各文艺刊物写稿，结集有《孟实文钞》，里面所收皆是有关文学的文章。如《谈文艺的甘苦》、《谈趣味》、《诗的隐与显》、《悲剧与人生的距离》，都极堪玩味，朱氏对于那时代文艺风气颇不以为然。好像他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理想的文艺刊物》说：“在现代的中国，我们一提到文艺，就要追问到思想。这是不可逃免的。在任何时代，文艺多少都要反映作者对于人生的态度和他的特殊时代的影响。各时代的文艺成就大小，也往往以它从文化思想背景所吸收的滋养料的多寡深浅为准。整部的文学史，无论是东方的或西方的，都是这条原则的例证。十九世纪所盛行的‘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在今日已为多数人公认，并且，无论它是否健全，它究竟有一个思想上的出发点。每种文艺观都必同时是一种人生观，所以‘为文艺而文艺’的信条自身就隐含着一种矛盾。” 又说：“着重文艺与文化思想的密切关联，并不一定走到‘文以载道’的窄路。从文化思想背景吸收滋养，使文艺播根于人生沃壤，是一回事；取教训的态度，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又另是一回事。这个分别似微妙而实明显。从历史的教训看，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思想做根源。文艺就范于某一种窄狭的信条的尝试，大半是失败。有许多人没有认清这里所着重的分别，因而推演到两种相反而都错误的结论。一派人抓住文艺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以为文艺是人生的表现，也就应该是人生改善的工具；换句话说，它的功用应该在宣传，一种文艺不宣传什么，对于人生就失去它的价值。另一派人看到‘文以载道’说的浅陋，以为文艺是想象的、创造的，功用只在表现而不在宣传，所以一个文艺作者可以自封在象牙之塔里面，对于他的时代可以是超然的，漠不关怀的，用不着理会什么文化思想。” “这两派看法恐怕都是老鼠钻牛角，死路一条。在现时的中国文艺界，我们无论是右是左，似乎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这条死路。一方面，中国所旧有的‘文以载道’这个传统观念很奇怪的在一般自命为‘前进’作家的手里，换些新奇的花样而安然复活着。文艺据说是‘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一般被斥为‘落伍’的作家感到时代潮流的压迫，等于左右做人难，于是对于时代起疑惧与厌恶，抱‘与人无争’的态度而‘超然’起来。结果是我们看得到的，搬弄名词，呐喊口号，没有产生文学。不搬弄名词，呐喊口号，也没有产生文学。失败的原因是异途而同归的。大家都缺乏丰富的文化思想方面的修养。对于现代文化思想的努力，‘落伍’者固然‘落伍’，‘前进’者亦未必真正‘前进’，一个作家的精神产业往往只限于几本翻译的小说集，实际人生的经验只局限于都会中小资产阶级的来往，他的光阴大半要费在写稿谋生活，这样贫瘠的土壤如何能希望丰富的收获呢？” 朱光潜对于左派叫嚣谩骂的习惯也深表厌恶，说：“我们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时在酝酿、骚动、发展，甚至于冲突斗争。我们用不着喊‘铲除’或是‘打倒’，没有根的学说不打倒会自倒；有根的你喊‘打倒’也是徒然。我们也不用空谈什么‘联合战线’，你们如果爱自由，就得尊重旁人的自由，在冲突斗争之中，我们还应维持‘公平交易’与‘君子风度’。造谣、谩骂、断章摘句做罪案，狂叫乱嚷不让旁人说话，以及用低下手腕凭仗暴力，箝制旁人思想的自由——这些都不是‘公平交易’。对于旁人的损害，对于你自己也有伤‘君子风度’，我们应养成对于这些恶劣伎俩的羞恶。” 李健吾，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毕业，刘西渭是其笔名，曾赴法国留学，曾任暨南大学、中法戏剧学校教授。他本是一个戏剧作家，自己撰写的剧本有《这不过是春天》、《以身作则》、《母亲的梦》、《新学究》、《黄花》、《秋》，编写《李健吾戏剧集》。在田汉、洪深、曹禺之外，他也算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他也写小说，有《西山之云》、《坛子》、《心病》。翻译弗罗贝尔的《包法利夫人》，与李青崖所译的《波华荔夫人传》相比，各有短长，又曾译罗曼·罗兰《爱与死的搏斗》。评论文学均收笔名“刘西渭”的《咀华集》里，所评西洋对象有近代的诗人和小说家。持论透彻而精辟，能将各作家的好处曲曲达出而又不失其公平。 梁宗岱，本是一个诗人，有《晚祷》诗集，善作小诗，与宗白华、徐玉诺可以并驾。梁氏的文学批评也偏于新诗方面。民国二十年间，他用书信的体裁，写《论诗》，刊于中国诗刊。这篇诗论的对象都是五四后的诗坛作品，但多偏于新月社的诗人。他于西洋诗极有研究，对于西洋诗的源流派别，优劣利弊，洞见肯綮；对于中国旧诗词也下过功夫，自己能够创作。所以他批评当日诗坛，说的话都有力量。 梁氏曾留学法国，极其爱好法国那时代盛行的象征诗体，曾从象征诗派大师保罗梵利（PaulValery）游，将其名著《水仙辞》译为中文。民国二十三年间他在文学季刊发表《象征主义》，为此主义张目，二十四年间又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新诗十字路口》，都有许多宝贵的意见。 沈从文曾著《新文学作家论》颇有见地，他的《废邮存底》也有对当时作家评论的文字。尚有晨风、李长之不具录。 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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