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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提醒，我们都已经忘了，新文化运动的保姆蔡元培是逝于香港。如果不提醒，我们几乎不知道，至今，萧红仍有一半骨灰埋在了香港一所中学的校园里。如果不留心，我们会略过许地山执教香港大学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当地文化建设的贡献。如果不是小思有情，带着我们“忆故人”、“临旧地”漫步香港，我们根本没发现，三四十年代的香港，有过鲁迅的呐喊，有过文化人周期性的茶会，有过文化界的集会，有过中国诗人节宣言，有过戴望舒等人开的“怀旧斋”旧书铺…… 小思编了一本好书《香港文学散步》。用她的心思，将散落各处已经遗忘的文化印迹，将前辈后代为文化所作的努力，串联成文化的光环——近代香港其实并不如人们所说是个文化沙漠，许多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赫赫大名，都曾与香港发生过联系，或访问或居住，或执教或创作。 读《香港文学散步》令读者感兴趣的，也许不是小思对故人故事故园的寻访，而是她别出心裁的编排。小思在介绍缅怀每一个作家以后，紧接着收录他们在港创作的作品，以及别人回忆介绍他们在港生活的文章，在介绍每一处旧址时，小思也同样收录了当年文化人在此所作的演讲宣言，以及别人对发生在此的重大事件的回忆。历史的线，经小思轻轻一抽，就此系住了今日的源头。 我想这种细致温柔的工作，只会由、只能由热爱本土的人来做。小思生于香港长于香港，她理得清这个半岛上丝丝缕缕点点滴滴的文化痕迹。而无论是香港还是上海，无论是西安还是北京，文化都是靠小思这样的有心有情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的。 名城风采总是由文人的小品点缀而成的。就像这本《文学的台北》，真正为人们塑造出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城市。读完这本散文集的最后一页是个夏夜，放下书本，索绕不去的便是张晓风写过的“无名蜜豆冰”，这将成为我整个暑期的渴望与遗憾。 衡量一个城市文化水平的高低，不同的人可以提出各种不同的标准，而文人却总会有他们自己的要求。在余光中、白先勇们看来，台北无疑是个有文化的城市。因为，台北那里有着“旧足醒来，在响应新的足音”的一代代诗人，有着可以喝一杯浓郁的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的“明星咖啡馆”；台北还充满着可口的牛肉面回忆，以及拆得东歪西倒的屋檐故事…… 也许，对于台北来说，有了《现代文学》才有了现代文学，才有了真正的现代文化。也许，文化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城市文化的标志。衡量一个城市有没有文化，就看这个城市有没有文化人可以主宰的、自己的生活方式。于是，香榭里舍大街的露天咖啡馆使巴黎文化香溢四处，“格林威治村”则使纽约跻身于文化都市之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里的KTV包房之类，尽管有酒有歌，但因排斥了阮囊羞涩的文人，所以只被视为穷奢极欲的堕落而不是文化。 在《文学的台北》一书里，台北因为有了那么多文人的细琐生活而变得亲切可人，变得富有文化气息。试想，如果在一个城市里，文人放弃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投入于别人的什么海之中，那么这个城市不仅将缺失它的文化标志，而且将变得索然无味，这也就是真正的无聊。 难得有这样的幸运。在看过了好演员精彩的演出之后，回头再去读原作，发现纸上的世界、文字的形象，竟更为真实生动活灵活现。 季碧华的名字就是这样随《秦俑》印入我记忆的。几年前偶尔在《台港文学选刊》上读到《秦俑》的剧本（也可视为小说），当时就有一种被催眠的快感，似真似幻飘飘忽忽之际，我相信我是随着蒙天放和韩冬儿的相识相恋同生同死，而走在了秦时的街衢住在了秦时的民居。 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想弄明白，李碧华以30岁的年龄如何会有这样的鬼才仙气，去摸准2000多年前的世情和心态？何以能将古时的一对恋人复活得如此栩栩如生？世上真有所谓灵魂的契合前世的乡愁吗？李碧华是秦女再世吗？ 真正的秦女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谁能说得清呢？而为什么我们就敢于认定蒙天放与韩冬儿是真实的呢？ 其实，我们谁也无法复原确认一个真实的秦朝一段真正的过去。真正的过去早已烟消云散，如今留存的，只是我们对过去的理解。 那么李碧华真正与之相通的也不是秦俑，而是我们今日大多数读者对秦俑的感觉。她那被港台文艺家看好的鬼才仙气，就是能将这种感觉呈现到丝丝入扣，并被大多数读者认可。 李碧华描写的是旧时代，却诱惑了一大批新青年。读李碧华的小说，感觉中就像品赏质地优良的“砂洗真丝”服装，“旧”成了一种被做出来的而又不可缺少的风韵。做旧竟然那样剔除了陈腐与腻味，变成了一种雍容和宽怀的表现，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常常叫人惊叹。 李碧华说过她的灵魂与二三十年代是相通的，的确如此，就像小说《生死桥》（天地图书版）里所描绘的二十年代老北京的天桥、三十年代旧上海的霞飞路，一切细节的真假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现代人已经产生了一种去接近和沟通那些过去的人文风物传统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在安居乐业、饱暖有余的时候才产生的！那么，我们开始达到这一步了？ 新与旧在实际上要比在想象中融洽得多，《生死桥》中的唐怀玉二十年代在北京唱京戏，三十年代就到上海做影星，一样自然、自如。而我们，在读过许多聱牙诘屈的理论巨著之后，一不留神，竟然发觉，最迎合我们心理的还是那些红粉佳人、名士风流之类的东西。旋律是老的，只不过要有点现代的节奏。李碧华早已看透了我们。 果然，一切，都如老师所言。当年一起坐在大学课堂里的同学，走出校门之后，差别越来越大，终于成相逢陌路。有时候，特特去会一些昔日谈得来的如今依然留在校园里的同窗，竟至于隔膜得伤心。 相对来说，这十年，他们的环境、生活要平静呆板得多。任外面的世界如何潮起潮落，身在校园做定学者的人大可以视而不见。有课的时候去教书，没课的时候做学问，每月6日领一份够糊口的工资，运气好的话，会有几张稿费单来。如此年复一年，春色就在校园里收尽了。 间或也会春心荡漾，哪一个女学生的倩影总在眼前飘拂。有缘的自会亦师亦友地终于做了夫妻。无缘的，为人师的男子，只好空担一份单恋的痛苦和落寞。 风花雪月的季节，孤灯黄卷的日子，风声雨声仍声声入耳，家国大事是时时萦绕在心间的，这是中国书生的特色。我的这些同窗丝毫不曾走样。要同他们聊天，三个话题是必需而唯一的：家国大事，学问动态，或苦或甜的相思。 偶然翻看被誉为绝对记实不作伪的《夏济安日记》，竟发现他笔下1946年的心情、生活、话题竟同我的这些同学如出一辙：一样的三十左右的年龄，一样的大学教师身份，一样的单身汉性爱、情爱的苦闷希望，一样的对家国命运的忧虑，一样的懒散，一样的用功，一样的苍白…… 真的不知该高兴还是沮丧。沧海桑田物换星移，人类已经耗去了半个世纪的时光，人类已从月球兜了几十个来回，使用的语言词汇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书生们面对的生活、心情、苦闷仍然一成不变。 从台湾一些作家的文章，知道了台湾50年代曾有过一本著名的《文学杂志》，也知道了他的主编名叫夏济安，从此，就留意起夏济安的文章。但是，能读到的很零星、很片断，偶而的几篇论文，印象中就塑造起一个作为教授和学者的夏济安形象。 至于轰动一时的《夏济安日记》，我是把它当作一部小说来看。总觉得日记中，有点矫情，有点假兮兮，充满了自我塑造、自我暗示，就像董桥所说的：扁扁的黑鞋，扁扁的胸部，扁扁的国语，扁扁的《爱眉小札》，扁扁的初恋，像夹在书里的一片扁扁的枯叶。 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我认真地阅读夏济安先生的《现代英文选评注》，也不妨碍我由这本书而产生的对夏济安的敬佩。为了帮助中国学生了解现代英语作家的佳作，夏济安在担任台大外文系教师期间，为《学生英语文摘》撰写了GrammarRoadandRhetoricStreet专栏，选评了一些英语作家的小说和散文，以后这些文章就编辑成了《现代英文选评注》（上海译文出版社刊有大陆版）。有意思的是，优秀的选评，总有写得非常精彩的题介。在《现代英文选评注》一书每篇的简短题介中，夏济安先生不仅为读者提供了理解现代英语作家作品的钥匙，而且也表达了他研究这些作家、作品的独到见解。从这些题介中，你就可以认识到夏济安先生的学识和鉴赏力。 翻译是两种文化的沟通，而不仅仅是两种文字的传递。夏济安先生在这本小册子里，努力地告诉读者英语作为一种文化的精妙之处，只有懂得鉴赏这种精彩，才能真正地理解英语。也只有夏济安这样具备深厚功底的人，才能胜任指导别人进行翻译的工作。 还是在去年3月的“文汇书展”上买的《达利谈话录》，总共近200页的小册子，一年来却读了好几次。初读是想了解达利这个20世纪的艺术“圣人”，了解这个自我标榜为超现实主义者却早于1934年即被超现实主义艺术团体开除的画家的艺术主张、个性、内心深处的东西，以及“达利主义”之所以形成的一些原因。 再读则是为了欣赏达利的好朋友阿兰·鲍斯克特。作为亲密的朋友，阿兰了解达利的一切，了解他的先锋前卫，他的独特天才，甚至他的虚伪媚俗。阿兰的可贵，阿兰与达利谈话录的价值，便在于阿兰没有力朋友讳，没有掩饰隐瞒对达利有些举措的反感和批判。开首第一句话，就说：“达利，我们彼此相识已有23年了，你是个可怕的人，一个怪物，你很可能是个魔鬼，而你却称自己是‘神圣达利’。”当达利解释说这是追随他的“达利主义者”给予他的称誉时，阿兰毫不留情地嘲讽：“是野心家尊你为圣人吗？你怎么能如此轻易地就接受别人送你的这顶未来冠冕呢？” 读这样的对话，谁能不被吸引？那真正是思想与思想的交流，机智与机智的交锋。平日，对名人的采访谈话录读多了，但在我们的报刊书籍里，还从未读到如此解渴的对话。不是因为我们缺乏达利，而是因为我们缺乏阿兰，缺乏一种真正的批评精神。我们至今都难以明白对人的尊重和对人公正地评价是一回事，而所谓公正的评价则应该是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讳不为亲者讳，应该是彰其该彰贬其该贬，应该是是非昭彰一清二白，如此就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谈话对方的尊重。 真正有价值的对话不仅需要正确的态度，而且必须是棋逢对手般的谈话交流。成功的对话，需要谈话者的智慧、默契，以及彼此的刺激。《思想家》（三联版）这本书，就是一次成功的对话典范。《思想家》是关于一些当代著名哲学家的访谈记录，它的基础是英国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节目。 1975年，英国广播公司决定编制一套介绍当代哲学思潮的电视系列节目。主持人布莱恩·麦基通过近三年的精心工作，采访了14位当代西方哲学各主要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同他们进行了认真的谈话，评论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和主要思想。1978年1月至4月，这套15集的电视系列节目由BBC顺利播出，结果很受大家好评。后来，主持人麦基又把这些对话编辑成书出版，名为《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 要让习惯于一般思想的人去比较准确地理解思辨性的哲学问题，这是一桩艰苦的工作。而主持人麦基成为专家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麦基对于哲学问题有着非常准确的把握能力，同时，她又十分清楚一般人对于哲学问题误解、隔阂的焦点，所以，她总是在关键之处进行疏通工作，把对话引导到一个合适的背景中，由此，一般的读者不仅理解了哲学的问题方式而且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麦基和哲学家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一场阐述思想的对话，在富有高超技巧的谈话者手里，变得那样生趣盎然。 精彩的东西总是难得。大报小摊上充斥了各种矫揉造作的访谈，不知深浅的采访者和不学有术的专家们整天在进行一厢情愿的、无原则的絮叨。看着听着，不免有些令人气馁，名人愈多，世界愈贫乏。 从《文汇读书周报》上读到了几段摘录的书信，便直觉地喜欢这本《阿溶的新感觉》（人民中国版）。买回家一字字读，竟至于手不释卷。18岁的阿溶和她那些“最知心最让你感慨不已的朋友”们，在彼此的通信中，认真执著地检点、夸大着自己的每一处心事和情绪。清新得让人掉泪，难得有这种自然的公开文字。 阿溶的感觉其实并不“新”，每一代少年都曾再三咀嚼过这样的自然、活力和青春的细致。于是，每一代少年都能从阿溶们的书信中，找回清纯优秀的自我，这里的每一封信可能出自每一个曾经是少年的人之手。 不同的是，阿溶们生逢其时。他们的自我珍视被这个时代所珍视。而阿溶的前辈们，在这样的一个最能给世界以自我的时候，自我被世界忽略了。于是，今天，很多人（包括我们）又惊又羡地看着这些新生族，以为未曾被污染的青春，只属于阿溶们。 然而，少年的每一分钟都在走向成熟。连激动人心的“死亡诗社”也终于解体，还有谁能抗拒世俗的污浊？阿溶们的那种独特的自我和自然，也只有在他们的同年龄同阶段中才得以通行无阻，才得以幸存。一旦离开那个圈子，一旦要向整个社会介绍自己，一旦要想在成人的世界立足，那种独特与清纯便荡然无存。因此，《阿溶的新感觉》能够引起读者兴趣的只限于上半部少男少女之间不讲任何功利的私人信件，而不是下半部为公开发表而创作的随笔。 一方面，代表着21世纪的阿溶们，已经开始发表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另一方面，经历过20世纪风云的人们正在试图总结与评价他们走过的路程。人类的瞻前顾后在世纪之交的年代表现得那么强烈。 其实，这是一部十多年前就完成的著作：《绝望与信心——论二十世纪末的文学和艺术》（中国社科版），作者是德国学者古茨塔夫·豪克，怎么说呢，应当说这不是一本写得特别精彩的著作，但书中确实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 当20世纪还未进入一半的时候，美国诗人奥登就发现：人们生活在一个“焦虑不安的时代”。而另外有些人则不同意这种悲观的论点，他们认为20世纪是一个“希望的时代”。几十年过去了，当初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历史的演变中被推向更加极端。一方面，精神病患者纷纷涌现，而由麻醉品产生的虚幻抑制只能促使更多的人走向癫狂，理性的力量日益丧失，因此，面对焦虑，人们再也看不到解脱的可能，几乎陷入绝望。而另一方面，偏狭的先定的意识形态在20世纪末普遍淡化，各民族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相互接近，艺术上也呈现出世界主义的特征，从前被称之为希望的东西正在逐渐变为现实，于是不少人获得了信心。世界在绝望与信心的两极中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余地。 明清之际，有过许多性情中人，冯梦龙是诸多才子中的佼佼者。为“立情教，教诲诸众生”，他选录了历代笔记小说和其他著作中有关男女之情的故事，以类书的形式，编纂成短篇小说集《情史》。《情史》自问世以来，几百年中一直是一本能引起读者兴趣的畅销书。 一部《情史》（岳麓书社版）共870余则故事，分属24个门类，囊括了冯梦龙之前，中国所有可歌可泣可悲可叹可羡可憎的爱情故事爱情人物。 然而，从头至尾，每一则故事每一个人物都大同小异。历史、个性以及影响人类命运的种种，毫无痕迹地湮没于明明白白的概念和判断之中，不是荡妇淫夫就是天人相通，不是情痴就是情秽，不是情贞就是情报。说得夸张一点，厚达90O页的《情史》，读一则便可尽知全书。 真不愿相信冯梦龙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多情才子，竟也看不到男女情爱的百转干回千奇百怪。 读中国古代的爱情传奇，总是忍不住叹息：人的个性在哪里？在爱情这样一个极度自然、极易自由发挥的情境里，人，也终于逃不出被类型化的命运吗？ 像《情史》这样好的题材，落到如此地步，是编选意图的错误，还是历史的错误？ 非常喜欢王朔的作品，尽管曾经搜罗了各种单行本，但看到可以“一次看个够”的《王朔文集》（华艺版），还是毫不犹豫地捧回家。 没有想到，王朔的小说可以被分类编辑：纯情卷、挚情卷、矫情卷……开始以为只是出版者硬贴的标签，慢慢细读，发现被归于同一类的作品，确有许多相同的旨趣。而且，几乎所有王朔的爱情故事，让你感动不已、魂牵梦索的地方，都有些似曾相识。王朔太清楚读者的心弦中哪一根最敏感，时常忍不住去拨弄几下，于是，手挥目送，一切都成了定式。写作与阅读，变成了近乎施虐与受虐的快感。 也许，冯梦龙《情史》中所出现的爱情类型化，是由于道德贫乏化的结果，所有的故事最后都要去载那几条关于爱情的陈腐说教。而王朔作品的爱情类型化，却适应了众多读者的共同期待。前者是道德的束缚，后者是商业的需要。但真正的创作自由精神面临了同样的危机。 有时，也真是无奈，连米兰·昆德拉也要被贴上“性·政治”的标签才能进入书店的销售渠道，否则，不少读者就无法“格物致知”。但是，真正的天才总会意想不到地脱颖而出，面对《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这样的小说，你会坚信：汪国真做不到的，王朔却一定能做到。 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社会到工业文明，人类不知是前进了一大步还是堕落了几十级？平心而论，城市人的享受多了，眼界宽了，胸襟也应该说是大了。然而，相较以前男耕女织的劳作、青山绿水的环境、空疏单调的生活，人类反而于城市中滋生出了从未有过的不满意。 城市早已被视作一架扭曲人性的机器。对城市的诅咒，通常会转化成一种对乡村的怀念、怀恋和赞美。论及城市，现在没一个思想家、文化人甘心说一声“喜欢”。然而，城市人又如何离得了城市？ 吴亮的《城市笔记》（浙江文艺版）描述和整理了城市人的心态与生活。该书在分析到城市空间狭小住房拥挤时，说了一句意味隽永的话：要解决这种“空间之闸”的处境，“除非分散城市居民，使城市重新城镇化和庭院化。但是，这是城市的未来图景还是城市的消亡呢？” 城市人最大的特点是一切都“过”，欲望太过，工作太过，刺激太过，牢骚太过，连自省也太过。也许，城市生活并非如城市人所说的那样不堪。对它的种种不满，也许只是源于城市人过度的自省需求。也许，很为城市人津津乐道的田园生活，并非一定令人满意，只不过田园里的人不懂抱怨和批判。又或者，我们注定听不到已经逝去的哀叹。 再进一步来说，城市的种种弊病，其消解方式，应该不是退回到乡村，使“城市消亡”，而是创造一些新的制约方式，来遏制人类的不满意。 现代人有时很苦恼：他们以巨大的制造能力创造出了丰富的东西，可这些东西却妨碍着他们与自然的传统联系。结果，人愈是发挥自己的自然潜力，人就与自然隔膜愈深。 于是，人要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不得不剔除表面物质化的东西，进行一番艰辛的考古工作。德国作家约瑟夫·皮柏的《节庆、休闲与文化》（三联版），就是那样艰辛工作的成果。 有趣的是，诸如节庆、休闲之类轻松的话题，居然被做成了一本正经的论文（并且充满了一条条学术性的注释），这正好与吴亮把城市学这样严肃的课题处理成活泼的散记的例子相反，但两者的效果是相同的，他们都通过认真的思考，向读者展示了智慧和洞察力。 不过有了智慧和洞察力，人仍然是非常无奈。 就像皮柏虽然找到了节庆这种传统仪式的意义和根由，但是，他却无法解释在现代社会里，当节庆的宗教性和精神性日益淡化、节庆由神圣变得世俗之后，它将采取怎样的样式。节庆在本质上是一段发泄的时间，是精力最彻底的转换和消耗，是储存体力的爆发、个人融入整体的合并，是平常省吃俭用下来的资源的一次乱花，是疯狂地破坏平时的禁制。有人说，节庆的现代表现方式就是战争，在当今的世界上，只有战争圆满地替代了节庆的功能。 皮柏说这种想法已经超越了对“节庆意义”的哲学探讨。可问题确实没有解决。 现代杰出的女性，好似都难逃离婚一劫。遭遇的，又多半是“弃妇”的命运。 然而，反省失败而伤心的婚姻史，竟很少有女性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感情冲动一点的，自是大骂男人无情无义。貌似坚强的，又多的是把男人踩在脚下的自恋。见得太多了，标榜具有现代精神的女性，反反复复述说一个人过日子如何逍遥自在不受拘束，在这些充满“独立”精神的言论中，在起居无常的懒散生活里，读者见到的常常只是一个被伤害击倒的弱性人。读者们常常可以因此以为，女性总是弱小的卑贱的。 而因为社会、历史造就了男女不平等女性受伤害，竟因着这自欺欺人的自慰或不问就里的控诉，变成两个人之间品德的比较。 女性真是如此见识短浅吗？如果不能走出这个怪圈，这世界，这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伤害只会越来越深。 读了近二月台湾的畅销书杨祖珺的《有爱有梦有希望》（台湾方智版），真让作为女性的我感到希望。在这本随笔集里，杨祖珺从一己的婚姻经历出发，告诉自己也告诉那些曾遭遇背叛的同类，如何从沮丧中解脱出来，如何认清现代女性表面优越内里卑弱的地位，进而真正要求建立一个平等公道男女友爱的社会。 真好，我们终于不再沉湎于私人情劫，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终于有杨祖珺这样的女性开始衷心感激曾被我们厌恶的女权主义者的勇敢和先锋精神，并且学着做一个真正自立的人了。 大陆的读者知道杨祖珺其人的并不多，在台湾，杨祖珺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社会活动家，70年代中期，她在淡江大学念书时，就投身于以文化反省为基调的民歌运动，成为“现代创作歌谣”的中坚分子。大学毕业后，她热忱地从事文化运动和社会工作，积极地推动“唱自己的歌”，并且义务担任教育雏妓的工作。 以后，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杨祖珺“逆风顺流”地参加了台湾的“党外”民主运动，奋击于时代的大浪潮中，成为一个杰出的女性。 杨祖珺投身社会活动的十多年里，正是台湾社会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因此，她的个人经历也就成为这个剧变时代的珍贵历史见证。 《玫瑰盛开》（台湾时报版）这本书是一部自传，也是杨祖珺对一个重要时代的总结与思考。同时，书中所记录的十多年，又是作者本人由青年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人情冷暖，岁月沧桑，这一份感受也就成了一个人的心路历程、 读完《玫瑰盛开》，人们会与作者一样感慨万千。我敬佩杨祖珺那种“我用青春赌明天”的不屈不挠的勇气，同时也感受到一个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在现实社会、政治中所遭遇的巨大挫折。而令人感动的是，杨祖珺在自己的梦和希望被现实辗得粉碎的时刻，仍然坚持着理想，充满了爱心，这是一个人生命的真正成熟，就像那“压不扁的玫瑰”。 有了这样的觉悟，也就可以无为无不为了。 传说顾城在创作那一部他唯一的小说时，曾对朋友说想死，因为这样能把小说轰起来。 不管你如何评价这桩域外凶案，至少小说是因此轰起来了。如果没有似真似假的“自传”里主人公的死，相信，《英儿》绝对找不到几个读者。那是一本令读者不知所云的小说，不是晦涩，而是混乱，虽然每一个句子都很美，虽然有一些场景也很大胆，但它就是无法让人卒读。 我是读完的，读了整整一天，靠着报纸上各种诗人亲友的追忆、回顾才知道的一点蛛丝马迹，来把这十几万杂乱的文字串联成一个报纸上早已公认的故事。 其实，在读《英儿》之前，我是有心理准备的。诗人不会等同于小说家，他总是比较自我，比较不顾及读者。诗人笔下的故事，文字难免夸张热烈，情节难免跳跃零碎，这是诗人的长处，也是诗人的短处，你无法苛求。但是，无论如何，小说终归是小说，不是迷乱的呓语，它需要一些有头有尾的事件，哪怕是事件的碎片也好帮助读者来拼凑出一个事件的起承转合。遗憾的是，在《英儿》里连碎片也难得，有的只是一团尚未织成片断的杂乱的纤维。 想起引爆了戏剧革命的荒诞派戏剧，它诞生的立意就是“反戏剧”。比照之下，我不知道是《英儿》的作者开创了小说的又一片天地，还是诗人只能是诗人，他注定要有局限。 从台湾读了大学又去美国的杨牧，也是个诗人，与余光中同代，与余光中齐名，并且，在意识里要比其他人更迷恋崇拜作为艺术的诗。论及诗与散文，他曾说：“有时候终于断定散文之为艺术，是有限的，不能与诗相提并论。总是因为断定了散文的世界是有限的，相对于此，诗的创造即比较惊险刺激，字数虽少，空间却大，是一种以有涯逐无涯的心智活动，于字面质理的排比间，具有无穷的暗示性和音乐性。” 这样一个崇尚诗、且起步于诗的作者，后来也写了许多令人叫绝的散文。花城出版社曾选编过他的一本散文集《昨日以前的星光》。那些散文完全体现了杨牧作为一个诗人的优势，他对炼字造句的独特把握，对生活细节的敏感超然，真是字字珠玑、篇篇情深。有时即使是在平白叙述一件事，平白之中，仍有一种空灵飘逸的意蕴，而这就是诗人的本质了。 杨牧还是一个文学评论家，我想他是熟谙每一种文字体裁的特性的，所以才能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并且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般的作者就不那么自如了，现在被广泛推崇的张爱玲，写小说写散文都堪称一流，但她仅有的几首白话诗却幼稚得很，并且找不到一丝张氏语言的张力、节奏。 也都是人吧，总有局限，兴许杨牧写的小说，也是惨不忍睹，谁知道呢？ 思果不是那种让你一见倾心拍案惊奇的作家，他是点点滴滴润物无声。 第一次翻开思果的散文集，并没有被吸引的感觉。但是，很明显的是想读下去，想看看漫无边际地究竟要说些什么。读着读着，读了近十本思果散文集，竟有一种浸泡在温水浴盆里的惬意感，温水一波一波，缓缓地轻轻地漫上来漫上来，淹没了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身躯你的脖子你的脸，而人也就惬意得要死掉了。 这种感觉，我以为主要来自思果那一笔纯粹的白话文，平易顺口，仿佛家人间的絮谈和每日弥漫着的亲厚。 思果的散文，属于现在华文散文中日益少见的一种“知性”散文。他是个著名的翻译家，对散文的界定理解也许更多地渊源于洋洋洒洒幽默机智的英国散文。而难得的是，他的行文却是道地的白话口语，没有一点欧化的句子，也丝毫不见他这一辈人的半文半白风格。这是思果新式的一面。旧式的一面，则是他的每一篇散文几乎都不失“文以载道，温柔敦厚”的宗旨，不愠不火，一身正气。当然，幽默机智是随处都在的。但这幽默也不是令你朗声大笑，而只是让你会心地微微牵动一下嘴角，仍然不失温柔敦厚。 每每读思果的散文，我就想这才是真正的散文——散淡而不散漫，平实而不平乏。散文应该是这样的：松弛一些，大气一些。 但是，因为没有惊心动魄似海深情，因为连妙言警句也都淡淡地容易忽略，思果这种真正纯粹的白话散文，读者越来越少了，偶尔有几个知音，必是上年纪的人。纯粹的白话文，竟只有上年纪的“遗老遗少”来欣赏，也算得是一桩怪事了。是因为思果的迂吗？ 思果散文的文字非常纯正，遣辞造句一点也没有夹生的感觉，这也是一位优秀的翻译家的素质。一个人只有真正学贯中西，他才能这样融通、圆满，不再需要用那些半通不通的东西来欺骗自己、吓唬别人。 思果的文章，优点在于恰如其分、恰到好处，长文不厌其长，短文不觉其短，就像行云流水，手挥目送一般。这种流畅、自然是深厚的功力所造就的。无论如何，一个人的文章，一个人的文化，其真正的受益者是他自己。 从思果的散文中，人们可以学到怎样运用文字（中文）来准确地抒情状物。尽管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思果的境界，但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绝佳的范本。 但是，如果把散文作为一种艺术，读思果的文章又使我很不满足。我似乎更喜欢像董桥、余光中这样的文章。他们的文章比思果更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读董桥他们的文章，每每有一种才情洋溢的感觉，令人产生拍案叫绝的冲动。把文字组合成文章，当然是为了表意，但同时文章又是一门以文字来进行表现的艺术。优秀的散文家不也是优秀的艺术家吗？相形之下，思果的文章则显得有些匠气。就像素素所说的：读思果的文章如浸泡于惬意的温水中。不过，读多了，你也就慢慢沉溺了，难以体会文思的惊涛骇浪。 思想是一种素质，表现思想则是一门艺术。在思果的文章中，你可以读到来自各种各样书报的知识，但却较少看到作者自己的发现。因此，作为一个散文家，思果还没有能够将中文的表现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在中文被许多缺乏文化的人弄得陷于呆滞的时候，我们更渴望看到能让中文的生命力和创造性得到酣畅淋漓表现的文章。 曾经有一位想出国的朋友抱怨：到处都是浮躁，无法安心做事。以后，从海外兜了一圈重回上海定居的他，仍以一句“浮躁”来概括一切，并且不抱希望地说：我等着尘埃落定。 朋友（包括我们）依然浮躁，而尘埃也许永不能落定——人对尘世、人对现世根本就不会有满意的一刻。我们总想超越现实，总想寻到一种“安静”。因此，对宗教的信仰，便成了人类的一种寄托。只是如今，这寄托也多半假冒，真正能够静心读佛的人，难得一见。 在这样的时候，读林清玄的“菩提”系列散文，读他讲自己读佛的体验、对佛的感悟，几乎要像对菩萨一样对他施以膜拜了。毕竟都市人日日体验着“城市令人忧心的品质”，难以持有对世间“感恩”的心理。 为此，信佛的林清玄告诉我们：“在都市里生活的人，更需要一些古典的心情、温柔的心情，一些经过污染还能沉静的智慧。”这“古典”一词用得真好。既是“古典”便只有属于“古典”，难容于现代，何况这“古典的心情”在“古典”时代也未必见容。 “怀出世之想做入世之事”的境界其实已说了千百年，然而，依旧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林清玄的佛经读得再多再透，“菩提”系列写得再长再久，依旧无法给浮躁的人们以“清凉”，因为他永远面对着一个难题——要么出世，要么入世，站在门槛之上，无论如何也除不掉尴尬勉强。于是，这信仰这寄托，多半也只能说说而已。 林清玄的愿望是“做一个有智慧的老人”，也许，他的文章在努力追求这样的境界。一切的具体故事都成了过眼烟云、拂光掠影，留下的只有超脱于生活之上的亘古垂训。于是，林清玄成了一位富有使命的布道者，而阅读他的散文总有一种被耳提面命的疲惫。 与林清玄总是在生活之上、生活之外寻找启示的思路不同，香港作家蔡澜则善于从日常琐事之中发现情趣，尽管蔡澜也爱用“缘”之类的字样取作书名，但他的文章却一点也不故弄玄虚。蔡澜的着眼点都在于身边日常、人情世故，但却充满了机智。能够从浮世尘嚣中找到令人兴奋的光亮，这也一样需要智慧。 出世与入世就像股市中的做多与做空，永远有着吵（炒）不完的理由与题材。谁能够相信道理真的能用文章来说清。自己觉悟是一回事，启发别人觉悟则是另一回事。 蔡澜的方法是述而不作，告诉你一个故事（也许是个发现），意义则由读者自己去阐明。 蔡澜讲过一个“茶故事”：潮州有个富翁，讲究喝茶，什么都要当时最好的。一天，来了一个斯文乞丐，说：“听到你家的茶最好，请赏一杯试试。”富翁也是读书人，不介意地把自己泡的拿给他喝。乞丐喝完说：“味道不错，但是只出一半，一定是用了个新茶壶。”富翁惊奇，因为的确被他说中了。一问，才知道乞丐以前也是富甲一方，后来喝茶喝穷的。乞丐拿出一个茶壶叫富翁一试，果然茶更甘醇。富翁要买下这壶，乞丐死活不肯，说一生只剩下这个宝贝。最后，两个人折衷了，把茶壶留在富翁家，乞丐天天来饮茶。 游历一个地方，其实是走访一群生命。叙写一篇游记，其实是翻检一段历史。游记是将沧桑巨变悲欢离合，用作者的情思，砌成观光客眼中的一处名胜风景。 游记因此成了极难写好、极难吸引读者的作品。它需要作者具有敏感的体验，对人、史的悟性，以及优秀的文字技巧，然后才能真正做到深入浅出趣味无穷，才能制造出读者卧游的快感。 徐钟珮的《追忆西班牙》（台湾纯文学版），是难得的游记佳作。这部标榜纯文学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易读耐读的西班牙史著作。 徐钟珮是个外交家夫人，看来也一定是个西班牙史专家。她对西班牙的历史几乎比对她的家谱更熟稔。她清楚哪几处风景哪几处名胜是那一片国土上的丰碑或细节，了解西班牙历代皇室的豪举与秘闻，信手指点一一铺排，便成就了跌宕起伏的情节。在徐钟珮清丽智慧的文字下，活生生跳跃在读者眼前的，不仅仅是皇室成员的命运遭际，还有这块土地上千余年来的历史变迁民俗风情。 读了这样的游记，你会对它介绍的那个地方产生由衷的亲切感。 游记写到如此地步，似乎已不是“纯文学”这个称号所能表彰的。难怪，当年徐钟珮甫在台湾报纸发表若干篇，就有人等不及地将它盗编成书出售。 一般的旅游观光客，绝对不会对海德堡这样的小城发生太大的兴趣。但对于像金耀基这样的学者来说，访问海德堡无疑是他一生中一次重要的文化体验。因为，海德堡这座大学城，不仅有着山水的妩媚和绮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保存着深厚的、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伴随着海德堡圣灵大教堂悠悠的钟声，踏着沙沙的落叶，金耀基在充满哲学、充满文化的气息中，努力理解和思索德国的历史、文化以及韦伯的社会学。《海德堡语丝》与其说是一本游记，不如说是一部思想散记。 每读《海德堡语丝》（台湾联经版），我往往就被作者那种文采飞扬、激情满怀的文字所诱惑，心底里滋生出一份向往。尽管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烟火，但海德堡大学广场上那座建于17世纪的巴洛克式“大学老厦”依然完好无损。浩朴街上还留着歌德居住过的房屋，1814年和1815年，歌德两度专程来此欣赏当时房屋主人收藏的古董。名叫色柏、红牛的两个小酒肆，墙上挂满了海德堡大学历届学生的照片，桌子、椅子上尽是昔时学生密密麻麻的刻字。海德堡大学拥有220万册藏书的图书馆和日益壮大的“韦伯研究中心”…… 令人向往的，也许，就是这样一种氛围。说大学是文化的圣地，未免太严肃。但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也许应该有一座远离尘世纷嚣的后花园，在那里文化能够自由地休养生息、培育精神、传承薪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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