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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除夕：“甘蔗宰相”“炭将军”
春夏秋冬一岁分四时。春播，夏作，秋收，冬藏，季节时令决定着农事活动，而农事活动的直接结果是温饱。农业文明在创造耕楼犁耙、创造深耕细作的同时，还面对迫切的社会需求，创造了精密的时序刻度——一年四个季节、十二个月，一年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这一套时序系统，并不单单是“不误农时”的保障系统。农业的需要，使它如此完善；它产生出来，不只充当耕作时间表。它为整个社会生活所遵循，它与民众的消祸祈福心理相结合，在悠悠岁月里生发出绚烂的文化现象——岁时风俗。
门与户，几千年里在民风熏染之中，变得色彩纷呈。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除夕以辞旧迎新的独特时段位置，成为展示年节习俗的重要舞台；民居之门则以建筑物出入口的空间取位，承载了一幕幕绚丽的场景。挂春联、贴门神是普遍的岁时风俗，一些地方民俗义在此基础上有所增饰，使得中华年俗益发多彩。
门前“藏鬼秸”。1915年《顺义县志》记：腊月三十“各于门前插芝麻秸，挂五色罗”。古人传说，西方山中有一种叫山魈或叫山臊的怪物，独脚，不怕人，专在过年的时候出来害人。按照传说的解释，年俗中红纸对联、爆竹鞭炮之类，都是用来驱怪逐鬼的。插芝麻秸有个名目，叫“藏鬼秸”。人们想象，其意义似如鱼腮的功用，经门前“藏鬼秸”‘过滤，大鬼小鬼就全被滤在里面了。此俗相当古老，明代《艺林代山·螺首》引《通典》说，夏、商、周三代分别以苇茭、螺首、桃梗为门饰，具有辟邪意义；并写道：“苇茭，今京师人家，岁除插芝麻秸于门，是苇茭之遗。”
葫芦收疫鬼。清代《顺天府志》：除夕“门窗贴红纸葫芦，曰‘收疫鬼’。”葫芦具有收降妖魔鬼怪的法力，是流传久远的话题。记录河北民俗的《深州风土记》讲除夕辟瘟：“洒扫堂厅，悬葫芦、麻筋于门，烧辟瘟丹。”干脆将葫芦挂在门上。清乾隆年间河南《荥阳县志》也记，“焚辟秽丹，放驱魔炮，刻木为匙，悬匏于户，福来灾去”。匏，即可做水瓢的大葫芦。
松柏饰门。清乾隆年间《东湖县志》，除夕“以松柏枝插户楣”。道光年间《安陆县志》记为“束柏枝悬门檐，亦户悬苇索之遗”。此俗在我国已鲜见，其传到日本，至今仍为点缀新年的一大景观。
“喜钱”招财。四川《江津县志》：“门楣之上，镂彩纸贴之，谓之‘喜钱’。”《汉口小志》：“红纸楼花贴于楣上，率以五张为准，名‘封门钱’，至正月十八始去之。”在广西柳州，家门贴几片红纸钱，称为“利市”，这是旧时贫苦人家点缀新年的门饰。清代《隰州志》载，山西临汾一带民俗，除夕门上贴招财纸，“以朱抹马形，曰财神所乘”。人们盼财神降临，画红马贴门，算是为财神备下的坐骑吧。广西《灵川县志》记桂林地区除夕贴“岁符”：“各户以红纸条横粘钱纸中腰，遍贴门户”。
红桔示吉。清代光绪年问《花县志》记：“除日，扫屋宇，易桃符、门神，悬红桔于门。”南方产桔，广东传此民俗。悬桔，以红色象征喜庆，借谐音表示吉祥。更有几物同谐音者，门楣悬柏枝、柿子和桔子，解为“百（柏）事（柿）大吉（桔）”，见台湾《彰化县志稿》。
木炭门前当将军。过去，木炭是日常生活重要的热源材料，可以讲既关系着“温”又关系着“饱”。过年了，人们记着木炭的好处，将它置于门前，并赋予符号般意义。清代《雅州府志》：“拣大炭拄门，曰‘黑将军’。山民多以木炭树门外，谓之‘有财’。”这是四川民俗。清代《都城县志》：“置炭门外，谓之‘炭将军’。”是为河南年俗。湖北《蕲州县志》则记，树双炭于门，以红纸束之，称为“炭将军”。在陕西高陵一带，春节悬挂木炭于门上，意在借炭的威力炙除疾病，名曰“去瘟疾”。旧时在河南一些地方，用红纸裹木炭两根，立门框两旁，称为“拦门炭”；贫穷人家则以木棍一条，放在门槛外，称为“拦门杠”，与“拦门炭”的功能是一样的。
甘蔗门前当宰相。除夕夜的年俗一道道，最后该封门了——祭毕门神，关门上闩，两张写“封门大吉”的红纸条相交叉贴在门上；这时，事先备下的两支红皮甘蔗要派用场了。甘蔗裹以红绿纸，插上柏枝，倚靠门上，这叫“盈门甘蔗”，取意自然着眼于蔗的甘甜。除夕守门的甘蔗，被称为“甘蔗宰相”，清代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咏：“蔗竿矗立守蓬门，老境须甜直到根。笑杀贫家无莞锁，竟劳宰相作司阍。”司阍即守门人。历史上曾发生过戚继光抗倭的福建沿海一些地方，除夕夜门后放长尾甘蔗的年俗，附有这样的传说：明朝嘉靖年间倭寇来犯，当地家家把武器藏在甘蔗捆里，放在门后。待戚家军到来，拿出武器，配合戚家军扫荡倭寇。
“百无禁忌”贴门。上海市郊风俗，元日前要送各路神仙，就是取下神马，加上冬青、柏枝焚烧。值此之时，留下姜太公那张。因为这张神马上印有“百无禁忌”字样，过年时要用来贴门驱邪避祸的。
类似门趣，仍有花絮可采。1935年河南《武阳县志》载年三十夜“守岁”：“家家大门外横一木，曰防银钱外流也。”这是一种想当然。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长沙新年纪俗诗》：“贫家早早掩财门，债主虽临难进行。恼煞商家收账客，无钱反吃闭门羹。”并注，除夕辞年毕，用红纸条书“衡门衍庆”四字，将大门闭固，无论何人，不许出入，称为封财门。穷人多借此避债。清代《吴郡岁华纪而》则记一美妙的联想：“农家除夕闭门守岁时，竞以石灰画圈于地，圈中大书吉语，以祈丰稔。……画弓矢戈矛之形，以禳灾避祟。……杨循吉《除夕诗》：‘门前尽画弓。’”
旧岁新年，在岁月的出入口，风俗加于门户之上的奇思妙想、怪思异想，不妨视为一年一度的展览会。在这风俗展上，可以一睹对于那些似有又无的东西，敞门相迎的热盼、拒之门外的意愿。一代代中国人，希望以年俗的形式，为生活安装上纳福避祸的门扇。
2．“福到”与“见喜”
鲁迅有篇小说写了过年，篇名就叫《祝福》。何谓福？《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五曰考终命。”一个福字，含着无尽的吉祥。
贴福字，成为重要的年俗。人们对福的渴望太迫切了，以至门上的“福”要倒着贴——以谐音“福到”。
民间贴福字的风俗，与清朝皇帝新年赐福字的惯例有关。清代昭囗《啸亭杂录》写到那福字：
定制，列圣于嘉平朔谒阐福寺归，御建福官，开笔书福字笺，以迓新禧，凡内廷王公大皆遍赐之。翌日，上御乾清宫西暧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其内廷翰林及乾清门侍卫，皆赐双钩福字，盖御笔勒石者也。其余御笔皆封贮乾清宫，于次岁冬间，特赐军机大臣数人，谓之赐余福。
康熙帝开始书福字赏赐大臣，第一个获此殊荣者是翰林编修查慎行。至乾隆朝，每年举行书福之典，写福字所用的笔上镌着“赐福苍生”四字，含义是御赐福字，福归天下。得到御书福字，是值得荣耀的事。那“福”要供起来，是不会贴门户的。乾隆朝当了三十一年尚书的王际华，积历年所得共二十四幅福字，装婊悬挂，名为“二十四福堂”。
关于福字，还有传说拉上了明太祖朱元璋。清代褚人获《坚瓠己集》刊有“门贴福字”条：
高皇尝于上元夜微行。时俗，好为隐语相猜以为戏乐。乃画一妇，赤脚怀西瓜。众哗然。高皇就观，心已喻之，曰：“是谓淮西妇人好大脚也。”于是，使人以福字私贴守分之门。明日召军士，大戮其无福字者。盖马后淮西人，故云。至今除夕犹以福字贴门。
门上贴福，当做记号，贴福人家得到保护。一些民间风物传说中，可见到这种故事模式，例如有关门悬艾草、门插柳枝等岁时风俗的解说，都有与此相似的故事类型。
民俗把“福”变成星，与“禄”、“寿”合称三星。吉语“三星在户”，意思是福、禄、寿三星拱照之家。清代时，北京民间年画有《三星图》，画福星禄星寿星，尺幅大小正可贴在房门上，以契“三星在户”；天津杨柳青年画《三星在户》，画面上三神仙——福星、禄星、寿星，已然登堂入室，与民同乐了。
清代皇家也受到此俗的影响。在紫禁城里，门上也是有“福”的。比如，养心殿室内墙门，上端加雕饰精美的毗庐帽，两扇大红门各一字，一扇“福”，一扇“寿”，正可谓“在户”。有读者问，咋缺个“禄”？答：封建社会里，皇帝家天下，禄是臣子们企盼的星。
三星之外有喜神。过年要贴红纸条“出门见喜”，不仅仅贴在迎门处。见喜是遇见喜神。旧时年俗，初一清早，要出门向着喜神所在的方向散步，“出门见喜”，一年康宁。这成为一种仪式，在北京叫“走喜神方”，上海叫“兜喜神方”，不同地方还有“出行”、“出方”、“出天方”等说法。山西吕梁地区，新年元日出行郊外，谓之迎喜神。1917年《临县志》录有竹枝词一首：“粘户红笺墨色新，衣冠揖让蔼然亲。香灯提出明如海，都向村前接喜神。”
喜神的方向，《协纪辩方书》说：“喜神甲己日在良方，乙庚日则居乾方，丙辛日居坤方，丁壬日居离方，戊癸日居巽方。”还有一种大为简便的认定，以公鸡最初啼鸣的方向为喜神可能出现的方向。
在旧时，红裙是正室妇人的服装。妓女平日不许穿红裙。然而，大年初一迎喜神，却可以破例，那些女人们清早出门，穿着红裙迎喜神。清代小说《九尾龟》有描写。
3．立春时节宜春帖
告别冬寒的春，万物复苏的春，以植物绿为流行色的春，以百花艳点缀大地的春，春天的来临，永远是个节日。一年节气二十四，立春——立起新春的启程碑，实在该是一次庆典。
古时浙江人要采春，立春日郊游踏青，采集冬青树枝、松枝、柏枝、竹枝，回家插门上，叫“插春”，以期“四季长春，春福富足”。
立春时节，祝颂新春，宜春帖成为传统习俗。初时用彩绸剪为燕形首饰，贴“宜春”字，以点题。至唐代，孙思邈《千金玉令》：“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即是所谓“春帖”了。
本世纪40年代陕西《宜川县志》载：
立春，清晨用朱红点于牛角及小儿额上与门窗户壁等处，曰“打春”，以示庆祝新春之意。（间有用纸书“立新春鸿禧”或“立新春大吉大利，万事亨通”等字者；乡民如不能写字，则画一“十”字代之）
这条材料，反映了春帖流行于穷乡僻壤间的情形。不识字的庄稼汉，画个“十”字，代替“鸿禧”之类吉语，将自己对于春的祝福贴上门户。
后来，“宜春”也用于辞旧迎新，清代钱大听的一首竹枝词“宵来送岁还迎岁，齐换宜春帖子题”，自注：“元日，题‘宜春’二字于门。”清乾隆年间湖北《东湖县志碌《迎春即事》诗：“‘宜春’双字写红霞。”迎接春天的到来，人们总是有一种好心情。
“宜春”不必一定是帖子，也可直接写在门扇上，并且是用土块来写。清光绪年间云南《浪穹县志略》：“立春日，争取土牛士，书吉语于门，当宜春字。”
用土牛之土，在门户上书写迎春吉语，这是很有文化内涵的事。《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季冬之月的土牛礼仪：“是月也，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对此，《月令章句》解释说：“是月之建丑，丑为牛。寒将极，是故出其物类形象，以示送达之，且以升阳也。”出上牛，本出于送冬寒的含义。送冬寒必然联系着迎春暖，风俗的流变使二者融合，到后来，迎春神同出士牛合二为一，时间在立春之际。塑了土牛，涂上五颜六色，在立春日将它鞭碎，称为“鞭春”，以此表达珍惜春光、勤于耕耘的劝农之意。
上牛被鞭碎，又有争抢其土的风俗。唐代元稹《生春》诗：“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宋代《鸡肋编》说：“河东之人乃谓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得少许则悬于帐上，调水以饮小儿，故相竞，有致损伤者。”土牛之肉，即是打碎土牛，散落的土。古人相信，土牛之土宜蚕，还能辟瘟疫，甚至调水给小孩服用，以求保平安。
从云南《浪穹县志略》所记来看，“争取土牛士”，那上也是有一番争抢的；“书吉语于门，当宜春字”，人们大约是相信土牛之上，沾了神秘之气，具有特殊的法力，用来在自家门户上写吉语，是可以辟邪纳吉的。
4．初三书帖钉赤口
海南的地方志，屡见钉赤口的记载。《琼台志》，明代正德年间刻本，记正月：“初三日早则书帖钉赤口于门。清咸丰七年《琼山县志》：“初三日，书帖钉赤口，谓之‘禁口’。’”
关于此俗，元代《岁时广记》：“《陈氏手记》：今日端五日多写赤口字贴壁上，以竹钉钉其口中，云断口舌。不知起于何代。”打赤口，为了禁口舌是非，因此琼山人称此俗为“禁口”。清光绪年间《安定县志》记录较详，且有所发挥：
三日祭赤口，题于门前，曰：“赤口原是天上星，凡人不识把汝钉，今日送君归天上，一年四季永安宁。”吃芥包菜，生芥菜包饭，杂以鱼肉、辛酸诸味裹之，谓之“芥包饭”，取其银包金，亦以弭口舌之灾也。
赤口依旧要钉，“凡人不识”“天上星”云云，软硬兼施，为了远之而先敬之，体现了民间信仰习俗常见的一种思维方式。
为了送赤口上天，求四季安宁，门前书帖钉赤口外，还流行“以弭口舌之灾”的饭食，则是风俗的一种增饰。这增饰，又包括《儋县志》所记：“初三日早，书帖钉赤口于门；略叙饮宴，群邀渔猎，谓之‘斗口’。”这已不仅限于自家门前的钉和自家饭桌的吃，而是发展为人际交往活动了。
清代《茶香室丛抄》引宋人储泳《祛疑说》，“赤口，小煞耳。人或忤之，率多斗讼”，并说：“赤口值寅已西戌，则不可用，余皆无害，盖四位所属，皆能以口伤物，其煞乃行，他位值之，不必尽避。”按此迷信的说法，赤口既是一种主口舌争讼的恶煞，人们自然避之唯恐不及，特别是逢寅、巳、西、戌之日，因为寅属虎、巳属蛇、酉属鸡、戌属狗，“四位所属，皆能以口伤物，其煞乃行”。每句里的这四大，因为地支生肖的关系，与“赤口”发生了联系。不言而喻，“赤口”本无稽，复加以寅虎已蛇之类，只不过再添上些想当然而已。
5．破五：送穷出门
正月初五，民间谓之“破五”。除夕辞旧、初一迎新，纳福庆余之后，到破五之日，该送穷了。
穷，恰似扰人的怪物，贫苦人家盼着摆脱它的纠缠，富贵人家躲它唯恐不及。于是，新年伊始，风俗为人们安排这第五天的日程——送穷。送穷送到哪里去？大门为界，门里不要它，扫地出门，把它送到门外去。“元旦日，家内不令扫地，至初五日五更，方扫地下尘土，送出门外，名曰‘送穷’”，清康熙年间山西《徐沟县志》这样说：“五日早，扫堂宇，委土户外，曰‘送穷’”，河北《栾城县志》这样说：“五日，扫除秽土置门外，曰‘送穷’”，《赵州志》这样说。
也有头一天就开始“筹划”此事的。“初四日晚，扫室内卧席下土，室女剪纸缚秸，作妇人状，手握小帚，肩负纸袋，内盛糇粮，置箕内，曰‘扫晴娘’，又日‘五穷娘’。昧爽，有沿门呼者，‘送出五穷媳妇来’，则启门送之”。初四制个“五穷娘”，只待初五清早送出门，这是清代人修《怀来县志》记录的送穷。在临潼，剪出纸人，门外抛掉，算是过了送穷节。
甘肃天水旧俗，破五送穷，早上将垃圾装在竹编簸箕里，弯腰端着，为了防止被风吹掉，由房内倒退着走到大门口。如果出大门之前有东西从簸箕里掉出来，就要回到原处，装好了，重新退向大门。到大门后，转过身，一口气跑到倒垃圾的地方，连同簸箕一并扔掉。
送穷出门，一送了之是送，门外另加处理也是送。“正月初五日，俗谓之破五。各家用纸制造妇人，身背纸袋，将屋内秽上扫置袋内，送门外燃炮炸之，俗谓之‘送五穷’。亦有儿童高唱歌者”。依《张北县志》所记，送穷已出门，还要燃鞭炮炸它一家伙，算是一种感情的宣泄吧。再加上儿童的歌唱，那气氛不妨说是与“穷”绝交的典礼。
以上送穷，皆为河北民俗，大同而小异。所同者：送穷送到门外去。门——领域感、象征性，此与彼之间的界线，这一风俗的基本形式，就是以家家大门为标志，把“穷”送到自家的生活圈外去。
送穷是古风。唐代姚合《晦日送穷》诗，“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可入风俗史。唐代于正月的最后一天送穷。韩愈《送穷文》，结柳作车，缚草为船，送穷鬼去故就新，虽是戏墟之文，却也反映了当时的风俗。穷神又称“穷子”，相传“颛顼高辛时，宫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宫中号为穷子。”颛顼为传说远古五帝之一，是黄帝之孙。依此说来，穷和送穷，都可算“来历”久远了。
6．上元节里家门又张灯
本书关于门神的一节里，引用了《荆楚岁时记》的一段话：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乃以酒脯饮食及三粥插箸而祭之。
用来祭祀门户的豆粥，要加些油脂在上边。门上插杨柳枝叶，枝条随风飘动的方向，便被选为行祭祀之礼的方向。
古人将祭门之俗，同祭蚕神联系起来。《荆楚岁时记》的注文，据传出于隋代人。注文谈到正月十五大祭蚕神，祭品是米粥表面撒上肉；并引《续齐谐记》说：神女曾在蚕农张成家里显形，并对张成说，正月十五用白米粥加些肉脂祭神，“当令君蚕桑阿倍”。张成照此祭祀神灵，年年养蚕获丰收。
正月十五上元节，又是灯之节。赏灯的古俗，曾使得门禁“放夜”，如宋代《事物纪原》说：
唐睿宗光天二年正月望，初弛门禁。玄宗天宝六年正月十八日，诏重门夜开，以达阳气。朱梁开平中，诏开坊门三夜。……《僧史略》曰：太平兴国六年，敕燃灯放夜为著令。
新年已过，人们希望尽快走出旧岁留下的冬季，走出严寒，迎来春天。“重门夜开，以达阳气”，即是人们表达这一愿望的方式——城门、里门，一反平日夜晚紧闭的惯例，大门敞开，请“阳气”进得门来，请春暖进得门来。门禁既弛，宵禁暂无，正可欢欢喜喜来它个“夜来欢”，过一个彩灯的节。
据旧时方志记载，湖南一些地方“十三夜，各家张灯门外，谓之上灯”，赏灯从正月十三开始。河南信阳一带民俗，上元“挂门灯，前后各三日”，“自十三日为始，市民各于门首悬挂灯球，纤巧不一，至十六、七方止，游者竞观之”。灯节的节期长达五六天。
关于灯节，又有“倒灯”之说。陕西《续修醴泉县志稿》：正月十五家家悬灯结彩，“新嫁娘未逾年者，其母家则于一十四日前送灯，婿家是夜悬家门前，名曰‘倒灯’。”
张家口地区童谣，载于1934年《万全县志》：“正月正，正月正，正月十五挂红灯。红灯挂在大门外，但不知财神来不来。”除夕迎新后，刚刚平复的日子又掀小高潮。同春节相比，上元没有关于“年”那个怪物的传说，省去诸多忌和宜，仿佛是个只有开心没有败兴的节日，大红灯笼门前挂，财神或许要进门的。
灯节之灯，彩灯、花灯、走马灯，灯上又可贴谜，大家猜。湖北《通城县志》，元宵夜花灯龙灯，粘诗射谜，士民嬉游达旦，各家“门前供火一炉，四更加薪，以火大为吉，名曰‘赛火’。”这是通宵达旦的欢乐。
张灯高高之外，还有另种形式。《宛平县志》记：“是夜，各家以小盏点灯，遍散井、灶、门、户、砧石，曰‘散灯’。”称为散灯，遍处开花，很是传神。
到了二月二，门口再张灯，1933年山西《沁源县志》说：二月“初二日，俗云‘龙抬头’。家家张挂灯笼于门首，谓之‘挂龙灯’。”灯笼高高挂，象征龙抬头。
7.正月金牛保平安
正月十五过后，河南灵宝的人们要剪金牛了。家家黄纸剪金牛，贴在大门上。
金牛贴门之际，也是传说讲述之时：相传，老子骑牛来到函谷关，要出关，函谷关令尹喜请他留下著述，老子便写《道德经》。就在这期间，函谷关一带瘟疫流行。老子的牛吐出个大肉团，当地人把肉团抱回乡里，瘟疫很快止息。原来，老子的坐骑是神牛，驱瘟镇邪不在话下。
贴金牛，为了驱邪除病。请看金牛下面粘着条纸带，上面用朱砂写：“新春正月二十三，太上老君炼仙丹，家家门上贴金牛，一年四季保平安。”
与灵宝隔黄河相望的山西夏县一带，也贴金牛。一句民谚流传：“正月二十三，老聃要上天，门上贴金牛，四季保平安。”
门扇贴着金牛，人们说这也是在提醒大家，年已经过了，该准备春耕了。这项农耕时代留下的风俗，“一牛”两用，它既驮着驱瘟免灾的祈望，又驮着丰收的期冀。
有些地方门上不贴金牛，贴的是剪纸的人、十轮葫芦等图案，也附有相应的说法。山西解州一带还兴贴葫芦，地方志上说：正月二十三“以葫芦、车轮等形贴门，曰老君炼丹日，贴则四时平安”。
正月二十一二日门之饰，也着眼于招财。清代乾隆年问《同州府志》：“二十二日剪车轮贴门上，为招财进宝。”
二十三日贴纸人，着眼于避疳。清代《蒲城县新志》记：“剪纸人置门上，又令童子食炒豆，云避疳驱虫。”疳，中医也称疳积，营养不良、消化不良、寄生虫引起的小儿贫血症。旧时，这是常见病。
从清代《澄城县志》的记述看，“二十二日，纸剪车轮，又剪纸人，俱贴门上，禁不得食米，或禁三数日，惧疾疳”，原为招财进宝的“纸剪车轮”，也被纳入避疳之俗，反映人们的注目所在，对孩儿健康的祈望，是高于对财源的企盼的。
正是由此，正月二十三风俗兼收并畜，至1932年的《华阴县续志》，包容有增：
二十三日，以谷秸分置门旁，云“散疳”，义取禳疾。用黄纸剪排联佛像，贴于门楣，云作佛事，不得其解。幼子、童女印小粉圈于面，名曰“点月儿”。
谷秸置门旁、孩童脸上圈点，均针对疳积；至于“不得其解”的佛像贴门，《咸阳县志》说“妇女剪纸为佛像饰门首，亦彩胜之遗也”。
风俗的融汇是一种强调，其在正月二十三的门前申明：恼人的疳，快快远离人去。
同处我国西北，类似习俗还见于甘肃与宁夏交界的平凉、隆德一带。
清代光绪年间《甘肃新通志》录《平凉县志》：正月二十三夕，剪纸人刺孔遍身，当门焚草，子女皆绕人跳跃，已而焚纸人，曰“燎疳”。《隆德县志》也记：二十三日晚，当门焚柴草，杂以葱皮、纸炮，男女皆绕火跳跃，名曰“燎疳”。
治“疳”之法，不是像陕西那样门上贴纸人，近于厌胜，而是更直观——以火烧之燎之。至于“燎疳”而“当门”，这与“避疳”贴纸人于门上、“散疳”置谷秸于门旁一样，都是借自家门户，做防病文章。
8．清明时节门插柳
节气二十四，清明排第五。这是“泄露春光有柳条”的时节。时秩带来清净明洁的风光，故名清明。各地方志关于清明的文字，大都记载了同一节俗——门上插柳。
门上插柳，取义在何？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光州志》：
清明日，男妇各戴柳枝于首，门、檐、匾并插柳枝。《岁时记》云：以是取柳火之义。一说柳枝可禳火也。
清明与火，涉及三项古俗。
其一，古代钻木取火，四季用不同的木，《论语·阳货》“钻燧改火”讲的就是此事。所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拓之火，秋取柞(木酋)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改火之典，据说上古时代曾盛行。与春相关的是榆、柳之火。
其二，寒食禁火。春秋时，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列国，介子推跟随，曾割股肉给重耳充饥。重耳归国为晋文公，介于推隐居绵山。晋文公焚山求之，介子推仍不肯出山，抱木而死。晋文公下令每年这一天禁止用火，为后世留下了寒食节。此节在清明前一两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与清明合一的趋势。
其三，禁火之说，早见于《周礼·司恒氏》：“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对此，《夏小正》的解释是：“去冬一百五日为寒食者，乃因龙忌丹阳集云，龙星亢之位，春属东方，心为大火，惧火甚，故禁火。”古人相信天人合一，禁火是因大空星辰的原故。
折过头来说柳火。随物质文明的发展，钻木取火已非生活必需。然而，改火是写入《周礼》和《论语》的古制，没有被遗忘。到了唐宋，每当寒食禁火后，朝廷用柳火赐近臣、戚里。《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二：
周礼，四时变国火，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而唐时唯清明以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赐，非常赐例也。
学会用火，在人类进化史上是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周代一岁五改火的古俗，反映着用火与天地岁时的神秘联系，很可能是承袭于洪荒远古的风俗遗迹。君王赐火，唐时只限制在极小的圈子里。到了宋代，虽然范围稍有扩大，但赐火仍是恩宠有加的表示，一般人想也不敢想的。受赐者以此点火，之后，将柳条插在门捐上，以示荣耀。后来，未得赐火的人家在此时节也插柳门上，仿佛要分享赐火荣耀似的。渐渐地，清明节门上插柳的风俗便形成了。
在有些地方，民间将此俗全归于纪念介子推，如1936年河南《阳武县志》：“清明节，各神位及主前均供柳；并插门上，曰为介子推招魂也。”
门上插柳为的是辟邪，此亦一说。天一阁藏明代《建昌府志》：
清明，是日插柳于门，人簪一嫩柳，谓能辟邪。
柳枝辟邪是古老的说法。贾思勰《齐民要术》说：正月巳，取柳枝著门户上，百鬼不入家。清乾隆年间《曲阜县志》也说：把清明，插柳于门外，辟不祥。而清嘉庆年间刻本《峨眉县志》则记，清明时妇女贴胜于鬓，名“柳叶符”。这可做为一条材料，以助解释插柳簪柳辟邪之说。另，浙江《临海县志》：清明插柳于门，或簪之，谓之驱“香几娘”，盖指螫虫云。同辟邪相近者，是避蛇虫之说。如河北《怀来县志》：“折柳枝插门，谓可避蛇虫”。
插柳“明眼”，宋代吴自牧《梦粱录》说：
清明交三月，节前两日谓之“寒食”，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至一百五日，便是此日，家家以柳条插于门上，名曰“明眼”……
此说见于江南江北地方志。明眼，使目明。关于清明柳的这一说法，大约起于“青盲日”禁忌——如《临晋县志》记：“清明是日，妇女不作生活，曰‘青盲日’。”就是说，这天是妇女们的休假日，请放下手里的活儿；若不然，于视力会大有不利的。
对于致盲的禁忌，生发了明目的联想，且并不全以插柳为媒介。清嘉庆十六年《西安县志》说，清明“折柳枝插门或簪之，食青豆令人眼明”；清嘉庆十年《长兴县志》，清明食螺，谓之“挑青”，可明目；此外，还说清明日采新茶能明目。
清明门上柳，又是迎接春燕的。燕是候鸟，春归北方。所以，迎燕说只见于北方。河北的《乐亭县志》“插柳枝于户，以迎元鸟”，《滦州志》“以面为燕，著于柳枝插户，以迎元鸟”。元鸟就是燕子。对于北方来说，燕归来永远是一件有美感的事。值得说明的是，山西不愧是介子推的故乡，那面做的燕穿在柳条上，插于门户，称为“子推燕”。
《光州志》说“柳枝可以禳火”，《衢县志》却说门插柳“榆柳取火之意，顺阳气也”。这颇有些相左。然而，当我们读到面捏的燕子随柳枝门前轻摆的图景时，便会说一句：门上的绿柳条，为什么不能是春天的旗帜、是春阳的旗帜呢？
历古至今，人们对风俗给出种种解释，实际上是文化的、观念的不断投入的过程。袅袅柳条，将这么多文化信息簪在门楣上、门扇上，给寻访门文化的今人，留下韵味绵长的品味。
这似乎是尚未完结的文化之旅。现录1932年《清德县新志》的材料，聊备一格：清明“故事，届日家家插柳于门，相传元人入主中土，防汉族严，编十家供养一蒙人以监之，汉人约于此日起义屠杀之，以柳为号焉”。将播柳说成了反抗元朝统治的起义暗号，相沿为风俗。
陕北洛川旧俗，也录于下：“忌女子上坟。女子上坟者，回家后须以烧余之纸钱剪成门形，贴于门上”。将女子上坟列为犯忌讳的事，但各家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家清明节上坟，只能由女子前去。人们也聪明，设计出补救的办法，也就留出妥协折衷的余地。
9．城门杀狗：季春的磔禳
季春，春季第三个月。磔，古代祭礼的一种形式，分裂祭牲以祭神称为磔。禳，去邪除恶却变异之祭。
春三月城邑之门杀狗磔禳，是一项古老的风俗。《吕氏春秋·季春纪》说：“是月也，……国人摊，九门磔禳，以毕春气。”傩，“击鼓大呼，驱逐不祥”。九门指城门，磔禳以狗和羊为牲，见汉代高诱所作注释：
九门，三方九门也。嫌非王气所在，故磔犬羊以禳。木气尽之，故曰以毕春气也。
此种古俗，《史记》《礼记》《淮南子》等汉代典籍均有记载，解说大同小异。将这些材料参阅互证，古代季春之月上演于城门门的一幕，就较为清晰地勾画出来了。请看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所述：
俗说：狗别宾主，善守御，故著四门，以辟盗贼也。
谨按：《月令》：“九门磔禳，以毕春气。”盖天子之城，十有二门，东方三门，生气之门也，不欲使死物见于生门，故独于九门杀光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时所生，令万物进成其性，火当受而长之，故曰以毕春气。功成而退，木行终也。
古代礼制，都城四面每面设三门。按照五行之说，东方属本主春而色青，春是发生万物的季节，故言“东方三门，生气之门”。磔禳仪式，在南、西、北三面九门进行。古代有种讲法，“犬，金畜也”。五行生克，金克木。杀狗磔禳，意在象征对金气的抑制，使其不能危害春季所萌生的万物。至于“令万物遂成其性，火当受而长之，故曰以毕春气”，也是根据五行生克之说敷衍出来的，那就是：木生火。《淮南子》说，季春之月“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春气既毕，木行告终，时序进入了五行属火的夏季。
三要素构成这一古俗，时间：季春；地点：城门前——南北西三方的城门前；形式：磔狗。坐落方向所赋予城门的特殊含义，于此可见一斑。
10.谷雨贴符禁蝎
从立春数起，二十四节气经雨水、惊蛰、春分、清明，到了谷雨。
谷雨通常在农历三月，已届暮春。谷雨之后便要立夏了。湖北《兴山县志》：“每岁三四月，里民……门首各贴符字，又纸糊船焚送于水，谓之‘化龙船’，可以收瘟摄毒。”这已是着眼于夏季的风俗。
与此近似，山西临汾一带风俗，“谷雨，画张天师符贴门，名‘禁蝎’”，40年代的《吉县志》有录。旧时，陕西凤翔一带的禁蝎咒符（图42），以木刻印制，可见需求量是很大的。其上印有：“谷雨三月中，蝎子逞威风。神鸡囗一嘴，毒虫化为水……”画面中央雄鸡衔虫，爪下还有一只大蝎子。画上印有咒符。
雄鸡治蝎的说法早在民间流传。神魔小说《西游记》第五十五回，孙悟空猪八戒敌不过蝎子精，观音也自知近他不得，只好让孙悟空去请昴日星官，结果马到成功。昴日星官本是一只双冠子大公鸡。书中描写，昴日星官现出本相——大公鸡，大公鸡对着蝎子精叫一声，蝎子精即时现了原形，是个琵琶大小的蝎子。大公鸡再叫一声，蝎子精浑身酥软，死在山坡。陕西凤翔的这幅神鸡图，是有关谷雨风俗的宝贵材料。
山东民俗也禁蝎。清乾隆六年《夏津县志》记：“谷雨，朱砂书符禁蝎。”道光年间《商河县志》记：二月二，“煎正月之糕食以祛虫，用杖击梁以避鼠，贴蝎符以辟蝎。谷雨日亦或禁蝎”。虫、鼠、蝎，都是人们要驱除的。
除虫害，昔时是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有关习俗的岁时定位，不一而足。有些地方置于早春二月；有些地方则包含于惊蛰风俗之中，惊蛰一般在农历二月初或一月末；而一些地方，则有四月初八“嫁毛虫”的风俗。
清光绪年间《沅陵县志》：“惊蛰先一晚，各家用石灰画弓矢于门后，撒灰于阶除，以驱虫毒。”这是湖南一些地方的风俗。
清咸丰四年四川《云阳县志》记：四月初八清晨，各家自书纸条：“佛生四月八，毛虫今日嫁，嫁往深山去，永远不归家。”人们说，将纸条贴在门窗上，可避毛虫。
11.蚕月昼闭门
有则传说讲，蚕是天虫，是神仙对人间的赐予。这反映了农耕时代里蚕桑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与养蚕相关的岁时风俗，清乾隆四年《湖州府志》载，清明节晚间“育蚕之家设祭以禳白虎。门前用石灰画弯弓之状，盖祛蚕祟也”。清同治年间《安吉县志》载：“清明后数日蚕始生，育蚕之家禁往来”。
江浙等地以农历四月为“蚕月”。这期间的习俗，蚕忌或叫蚕禁，宋元诗歌里常写到。南宋诗人范成大《晚春田园杂兴十二绝》：“三旬蚕忌闭门中，邻曲都无步往踪。”赵汝钅遂《耕织叹》：“春气熏陶蚕动纸，采桑女儿哄如市。昼饲夜喂时分盘，肩门谢客谨俗忌。”叶绍翁《田家三咏》：“田回水坏秧重播，家为蚕忙户紧闭。”
元代白(王廷)《余抗四月》：“四月余杭道，一晴生意繁。……几家蚕事动，寂寂昼门关。”
明代谢肇氵制《西吴枝乘》写此俗：
吴兴以四月为蚕月，家家闭户，官府勾摄征收及里囗往来庆吊，皆罢不行，谓之蚕禁。
关于蚕忌风俗的记载，可追溯到《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省妇使，以劝蚕事”。劝蚕礼仪，气氛神秘。
养蚕是细活儿。蚕苗娇嫩，对温度湿度很敏感，稍有不慎，就会影响收成。养蚕所忌不止这些，明代家应星《天工开物》说：“凡蚕畏香，复畏臭。若焚骨灰、淘毛圊者，顺风吹来，多致触死。隔唯煎鲍鱼、宿脂，亦或触死。灶烧煤炭，炉囗沉、檀，亦触。懒妇便器摇动气侵，亦有损伤。若风则偏忌西南，西南风大劲，则有合箔僵者。”忌气味，臭也怕，香也怕。老远的地方淘厕所，养蚕人若是掉以轻心，未做防范，也要受损失。刮两南风时，要特别注意防风。凡此种种，所以，在育蚕的月份里，家家闭门谢客，轻手轻脚，只怕惊了蚕宝宝。可见，蚕忌风俗顺应养蚕生产的要求，具有合理性。蚕忌期间，贸然串门，犯乔禁，那就太不识趣了。
“扃门谢客谨俗忌”，门不仅紧闭，往往还贴上张画。《中华全国风俗志·湖州养蚕之迷信》载：“每届养蚕之期，各家购极大花纸二张，贴于门上，谓之门神将军。亦有赴庙中焚香祷祝者，谓之拜蚕花五至。其用意在乞怜于神之默佑，使蚕花旺盛也。又当蚕初出时，不准生人进门……”门贴花纸，意在蚕花，有企盼蚕茧丰收的意思在。同时，凡养蚕之家届时门上必贴花纸，也就约定俗成，有了蚕忌的标志，外人会望而却步。正因为起到了提示蚕忌的作用，所以那花纸“谓之门神将军”。
在传统年画著名产地苏州桃花坞，有一种彩色版画《逼鼠蚕猫》（图43），是专供蚕忌期间贴门的。画面花猫，口叼一鼠。《天工开物》说，“凡害蚕者有雀、鼠、蚊三种。雀害不及茧，蚊害不及早蚕，鼠害则与之相终始”。《逼鼠蚕猫》之类的画贴在门上，提醒人们养蚕须防鼠，又是在告知外人，蚕禁时节请遵守蚕忌习俗，勿扰养蚕人家的清静。
12．四月初一破蚩尤的纪念
晋西南，运城、临汾一带民俗，农历四月以牛图画、皂角叶装点门户。
清代乾隆年间《曲沃县志》：“四月朔日，贴画牛，簪皂角叶，以禳瘟。”朔日即初一。
清代山西《翼城县志》记此俗，言及这是“关壮缨侯破蚩尤之日”。1929年的《翼城县志》记此民俗，较为详尽：
初一日，相传为关壮缀侯破蚩尤之日。人多于门旁插皂角叶，粘印牛于门楣，或以色布作三角式，用线串之，间以枯蒜梗令小儿佩带，殆皆避瘟之意欤。
这是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关壮缨侯即关羽，他为今运城解州人，是这一方人们的骄傲。蚩尤，上古神话人物。神话故事讲，蚩尤战黄帝，双方战得黑天昏地，蚩尤战败，付出了血的代价。《山海经》说，蚩尤弃其浸血的桎梏，化为枫树林；《梦溪笔谈》说，山西“解州盐泽，卤色正赤，俚俗谓之‘蚩尤血’”。
两个与这一方大地相关联的人物，还被装入同一传说，如《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记：宋真宗时，解州盐池灾变。城隍托梦，说是“盐之患乃蚩尤也。往昔蚩尤与轩辕帝争战，帝杀之于此地盐池之侧”。张天师则推荐关羽讨蚩尤。关羽对宋真宗说：“先令解州管内户民三百里内，尽闭户不出，三百里外尽告示行人，勿得往来，待七日之期，必成其功，然后开门如往。恐触犯神鬼，多致死亡。”宋真宗从之，诏告解州居民悉知。几天里，大风阴暗，白昼如夜，云空似有铁马金戈之声。到后来，盐池真的水清如初。
清代袁枚的志怪小说《子不语》记此传说，又添枝蔓，续出张飞来：盐池之水熬不出盐，关羽托梦说：“盐池为蚩尤所据，故烧不成盐；蚩尤我可制之，蚩尤妻名枭，只有张飞能擒服。”人们依梦，在关公庙里新塑张飞像。次日取水煮盐，成者十倍。
关羽、蚩龙的传说，正可引为对这一带四月初一风俗的诠释。1920年《虞乡县志》也记：“俗传宋时蚩龙作祟，盐池水涸。关帝率神兵讨之，令神兵各戴皂叶以为标记。蚩尤亦令妖兵头戴槐叶，意图混乱。及至日午，槐叶尽干，卒为所破，池水如初。”皂叶、槐叶的精彩细节，体现了民间文学的创造功力。关羽由一员武将而公而帝而圣，除了封建统治者的提倡外，还赖于民间文学的塑造。这塑造之中，寄托着属于大众的惩恶扬善的社会理想。
13.立夏的门饰和忌讳
“二十四节气歌”关于夏季的一句“夏满芒夏两暑连”，概括的是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大暑之后，便立秋了。
在步入夏季的时候，云南民俗关注的是厌祟避蛇。清乾隆元年《云南通志》载，四月立夏之日，“插皂荚枝、红花于户，以厌祟；围灰墙脚以避蛇”。
值四月而言避蛇，与十二生肖已属蛇有关联，地支纪月，三月为辰，四月为已。立夏厌祟，门上插皂荚树枝和红花，含有黑、红既济之义。按照古代五行说，黑为水，红为火。这是希望通过两者相互制约，达到一种平衡。同时，古人不仅日常用皂荚去污，还以皂荚入药，认为它具有杀虫功能。将它当做厌祟之物，也着眼于除秽驱邪。旧时五月有门悬皂荚风俗，皂荚状若刀形，称为“悬刀”，相传可以吓跑鬼怪。
清光绪年间云南《腾越州志》也说：“立夏日，插皂角枝、红花于户以厌胜，围灰墙脚以避蛇。”清代《浪穹县略志》记云南大理一带风俗：“立夏，插白杨于门，以灰洒房屋周围，名曰‘灰城’，以避虺毒。”有所不同，门前插白杨。
“四月八，毛虫瞎”，这是立夏前后福建一些地方传唱的民谚。1919年《政和县志》记：“人家每户书‘四月八，毛虫瞎’六字逢门张贴，以禁毛馅虫。”门扇贴上这样的字条，以求避虫害。
在步入夏季的时候，安徽、江苏、浙江等地民俗关注的是怎样度夏。清光绪八年《嘉定县志》：“夏至日，称人，云不囗夏，戒坐户槛。”囗夏，似可理解为暑期综合症。清代《浪迹续谈》：“杭人谓自立夏多疾者为囗夏”；旧时江苏《吴县志》：“俗以入夏眠食不服曰囗”。夏季炎热，有些人不能适应气候，吃不好，睡不好，一到暑季人就瘦下来，北方有“苦夏”或“枯夏”之说，南方称此为囗夏。
在浙江，清代雍正年间《青田县志》说：“立夏日，各作面粢、稻饼，取其坚韧砺齿，谓之‘拄夏’。忌坐门限，言能令人脚肝酸软。”夏至这天，吃些硬饼，象征磨砺牙齿，以期在整个夏季里保持正常的消化能力，不厌食。同日，也是为了有一个愉快的夏季，切勿坐在门槛上。
忌坐门槛之说流传很广。在安徽，道光十年《太湖县志》：“立夏日，取笋苋为羹，相戒毋坐门限，毋昼寝，谓愁夏多倦病也。”说是这天坐门槛，夏天里会疲倦多病。30年代《宁国县志》：“立夏，以秤秤人体轻重，免除疾病，所谓不怯夏也。俗传立夏坐门限，则一年精神不振。”确实令人不敢坐，——此日坐门槛，全年萎靡。
囗使人瘦。夏季第一天称体重，其意义在于，既然已经注意到了天热使人瘦的问题，人就不会减肥增瘦了。这是民俗事项中常见的思维方式。
在江苏，30年代《吴县志》说：
立夏日，……是日取去岁撑门炭烹茶以饮，茶叶则索诸左右邻，谓之‘七家茶’；又，天虽寒必着纱衣，并戒坐门槛，以免囗夏。
只为远避那个“囗”，立夏当天，除屁股勿挨门槛之外，即使气温还不高，也要穿上夏装，取一种象征意义；除夕夜倚在门前的“炭将军”或曰“撑门炭”，也被赋予“以免囗夏”的功用，用它煮水烹茶——茶叶是向邻居讨要的，人们说可以为整个夏季消解暑气。
在尚无空调冰箱电风扇的年代，这些借助联想的风俗，带给人们沁心爽身的希望：一个没有囗夏的夏季。
14．端午门饰
端午节名，又称端阳、重午、天中、朱门、五毒日。
在古时，俗传五月多不祥，有“恶五月”之称。正月建寅，排到五月，地支为午。地支十二个，这午，被古代的阴阳学家视为阳之极；端午系午月的五日，这一天的干支虽不一定是午，但人们还是称其为“重午”——双午重叠，被当做一年里阳气最盛的日子。传统哲学讲阴阳谐调，失衡便不好。双午为火旺之相，过旺则为毒，要禳解。同时，古人还有种揣摩，阳气旺盛时节，也意味着“阴气萌作”。由这种参悟天地的思想，派生出流传久远的门饰风俗。
请看《后汉书·礼仪志中》：
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饰，以难止恶气。
夏五月，饰门户以避邪恶，曾历流变。但朱索总是要挂门上的。明代夏完淳《端午赋》：“地腊谁传，方舟不渡，今年之朱索空缠，去岁之亦符已破。”门上画符咒，倒是两汉以后风俗的增饰。
端午节俗辟恶去秽、驱邪禳灾的内容，追根寻源，大都由“午为阳极”而来。对此的直观感触，就是随夏季而来的暑热。端午节俗的一些内容，表现了在那一时令里，对于夏季卫生防疫的关注。
端午门饰多取植物，其中草药反映了这种关注，例如悬艾。
宗懔《荆楚岁时记》载端午习俗：“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隋朝人作注说，南齐的宗测曾在五月五日公鸡啼晨之前采艾草，专采那些像人形的，用来治病很有效。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记：端午“钉艾人于门上”。
宋代《梦粱录》所记周全，门前景象缤纷，围绕着端午节俗的中心题目——求平安：
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五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伏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或士宦等家以生朱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
扎成天师形象，无疑加强了悬艾的符号意义，但它的基本取义，仍是门示艾草以辟邪祛秽。艾还被制为虎形，《帝京岁时纪胜》：“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清乾隆四年刻本《湖州府志》记，将蚕茧剪作虎形，以艾编为人形，跨于虎上，民间称为“健人老虎”。海州湾的渔民过端午节，门上贴“虎符”，即朱笔黄纸画虎头，或用红黄纸剪虎贴于门。还以蛋壳羽毛制成老虎造型，挂在门上，称为“挂艾虎”。门上贴红字，也见于台湾《苑里志》：端阳节“各家以黄纸朱书为‘午时联’，贴于门，并悬蒲艾，所以招祥而祛灾疠”。
艾是草药，又可用于灸疗，因此被民俗借重。山西民间有一端午传说，另作构思，说是唐朝黄巾起义军打到邓州城下，妇孺老幼往城外逃。黄巢见人群中一妇女怀抱着五六岁的大男孩，手领着三四岁的小男孩，觉得奇怪，就上前询问，回答说：“人的是邻居的孩子，他父母已亡，只剩下这根独苗。小的是自己的孩子。万一不能双全，宁可丢掉自家的，保邻居的。”黄巢说：“黄巾军杀富济贫，专与官府作对。你爱邻居孩子，我爱天下百姓。”说着，拔下两棵艾草递过去：“有艾不杀，请回城告诉百姓，门上插艾，便保平安。”转天黄巢进城，全城穷人家门都插了艾。这“艾”“爱”同音的故事，虽续出新的情节、新的境界，但对于了解悬艾的初始意义，已是歧路一段了。
台湾《苗栗县志》说，“客家风俗，端午之日，门上并挂葛藤，相传出于黄巢故事”。故事情节同上述山西传说基本一致。
旧时端午民俗，尚有其它门饰，简列如下：
《玉烛宝典》引裴玄《新言》说，五月五用色缯成麦状，“以悬于门，彰收麦也”。门饰取意于农业生产，这在有关端午的传统风俗里是独树一帜的。其年代当是较早的。
《重修台湾府志》记：“门楣间艾叶、菖蒲，兼插禾稗一茎，谓可避蚊蚋；榕一枝，谓老而弥健”。门前悬禾苗种草，着眼于夏日里避蚊虫，而悬榕枝则令人想到老年人的健康。
在陕西，旧时的《延长县志》说，端午日人家用蒲艾纸牛贴门，名曰“镇病”。
敦煌遗书《杂书》：“取东南桃枝，悬户上，百鬼不敢入舍。”桃木自古被视为辟邪的神物，端午节里也派用场。
1930年《盖平县志》记辽宁风俗：“门悬黄布猴，手执彩麻小帚，取扫除灾孽意。”此低应是极富文化渊源，同五行生克之说相关联的。地支午属马，申属猴。反映五行生克关系，有猴辟马瘟之说，据此，《西游记》里孙猴子也就做了“弼马温”。重午之日，在门前悬黄布猴，取意正在于借申猴所代表的水气，来限制重午的火旺之相。
清代湖北《蕲州志》，五月五“庙巫祝例送朱砂黄楮符，贴之门壁”；30年代河北《沧县志》：“五月五日，门插艾枝，剪红纸葫芦粘门楣”。门上贴剪纸葫芦之俗，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有记：“端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以泄毒气，体现的依然是旧时端午节的主题。
15．伏天城门磔狗
三伏酷暑，数伏是一年里气温最高的日子。
伏天的开始同夏至相关，叫做“夏至三庚便数伏”——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
这里就先说夏至风俗。东汉《风俗通义》的一段佚文，见录于《太平御览》和《岁时广记》：
夏至著五彩，辟兵，题日游光。游光，厉鬼也，知其名者无温疾。五彩，避五兵也。案：人取新断织系户，亦此类也。谨案：织取新断二三寸帛，缀著衣衿，以己织嫌告成于诸姑也。后世弥文，易以五彩。又永建中，京师大疫，云厉鬼字野重、游光。亦但流言，无指见之者。其后岁岁有病，人情愁怖，复增题之，冀以脱祸。今家人织新缣，皆取著后缣二寸许，系户上，此其验也。
夏至时节，门户上系彩色丝绸，目的是防止瘟疫入户。瘟疫流行，令人恐怖，那据传说是由名叫游光、野重的瘟神疫鬼带来的。在今人看来有趣的是，“知其名者无温疾”——那瘟神疫鬼倒是讲礼讲面，只要你心里知、眼中有，再把“游光”之类名目写在新缣挂在门扇，它就不来为害。于是，夏至门上系新缣，成为风俗。这是一种后来未能广泛流传的风俗。
夏至之后，再来说伏。
伏的慨念始自秦德公。春秋时代，只做了两年国君的秦德公，办了件久传不衰的事，司马迁的支笔为此写下：“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门”，“初伏，以狗御蛊”。历来的注家为之着墨，如：
伏者，隐伏避盛暑也。《历忌释》曰：“伏者何？以金气伏藏之日也。四时代谢，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日伏也。”
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狗以御之。……磔，禳也。狗，阳畜也。以狗张磔于郭四门，禳却热毒气也。
根据五行之说，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水。四季的代谢，立春是春之木代冬之水，水生木；立夏是夏之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是冬之水代秋之金，金生水，都循以五行相生。惟独t秋不同，夏属火，秋属金，以秋代夏不是五行相生，而是相克，即火克金。时秩的演进冬尽而开春，春暮而入夏，说以相生，有种顺理成章韵致在。可是，唯独夏与秋的交接，火不能生金却克金——伏日的概念正从此中出。为何要“至庚日必伏”呢？庚，天于序列位居第七者，五行属金。伏日的推算方法，夏至后第三个庚日为初伏。
一抹浓厚而艳丽的原始思维色彩，曾涂在“伏”这岁时的刻度上，这就是城门滴血的一幕；磔狗。
磔是残忍的肢体分裂。磔狗，因为视它为“阳畜”。溽暑难当的烦躁，借磔狗而发泄；阳畜狗——热毒气，由此及彼的联想，更增屠割撕裂的力度。磔狗在城门进行，城门是空间意义上的出入口，所以要在此实施对热毒气的禳却；同时，城门还被视为喉舌——城乡借此发表宣言，而它的对象则是大地长空。
东汉《风俗通义》也谈到始于秦德公的城门磔狗风俗，并记：“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于此。”这记录了东汉时期的民俗，同时也反映了风俗的泛化与扩展。
对于三伏之“伏”，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副”的错字。《周礼》“以副辜祭四方面物”。副音劈，义为剖开，与磔同。这就意味着，伏日名称的来源在于：要磔狗。
16．七月十五门上挂麻谷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民间称其为“鬼节”，将其与清明节、十月初一寒衣节合称“冥三节”。这是祀孤魂的日子。台湾民俗，“此日，家家户户于门口备丰盛五味碗，造银井，即用银纸叠成井形，并烧经衣”。这一风俗叫“拜门口”，50年代《基隆县志》有载。
清乾隆年间《府谷县志》记陕北地方风俗说，七月十五日为“麻香节”，祀祖茔如“清明”礼。并写道：
夙兴，折取麻、谷之秀者各一枝，奉于门扃。
将麻与谷悬于门前，这似乎是那里中元节风俗的关键项目。因为，在府谷，中元节之名，甚至让位于“麻谷节”。挂麻谷的风俗形式保存下来。1939年修志，再次录下：
十五日“中元节”，用香纸献食牲醴、瓜菜，拜祭祖先；取麻、谷之先秀者悬挂门首，午后仍送郊外。
门上挂麻和谷，取意何在？《东京梦华录》描述宋时此日的祭祀风俗：“中元前一日，……卖麻谷窠儿，亦是系在桌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十五日供养祖先素食，才明即卖祭米饭，巡门叫卖，亦告成意也。”《东京梦华录》所记宋代汴京即今河南开封情形，可做为清时陕北府谷中元风俗的注解。“取麻、谷之先秀者悬挂门首”，即是“告祖先秋成之意”。
关于中元风俗的这一形式，还可参考40年代初《潍县志稿》。潍县风俗，中元节前，七月十四夕祀祖先。祭品外，并列麻、谷。祭毕，将麻谷抛向临街屋上。其含义是，“麻为织者所需，谷为耕者所获，以之敬献祖先之前，系告秋成，有象人无饥寒之虞”。在辽宁铁岭，七月十三日俗称“麻谷”，胡朴安《中华风俗志》说：“所以名麻谷日者，回时交初秋，新麻新谷咸将登场，盖示不忘死者之意耳。”
府谷民间也以麻、谷“告祖先秋成”，不同的是，所取形式——“奉于门扃”，挂在门上。
17.茱萸酒洒重阳门
九九重阳，登高，佩茱萸，饮酒于高单处。同这一风俗密不可分的，是《续齐谐记》里的神仙故事：费长房学道有成，能施缩地之术，已有其它神异。一天，他对徒弟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有灾，你要带全家人登高山，每人臂上扎一个红布袋，袋里装茱萸。靠着这一番泄漏天机的指点，桓景全家躲过了危及性命的大灾难。
登高、茱萸和酒，重阳节俗的三要素。唐代诗人咏九月九，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写到登高和茱萸；杜甫“醉把茱萸仔细看”，言及茱萸和酒。茱萸是味药材，《本草纲目》讲其辛辣芳香，性温热，功能治寒驱毒。晋代《风上记》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说的即是这一层意思。
古人以阴阳论事物，偶数阴、奇数阳，九为最大的阳数。注《易经》的人讲，阳爻为九，阴爻为六。因此又有一说，九为老阳，九而重，阳盛极，阳亢则为灾，需要禳解。并就此以为，茱萸性虽热而能引热下行；菊花得四时之气、金水之精，能息风除热。这是着眼于重九阳亢的一种解说。
翻开《辽史·礼志六》，可以读到关于东北地区重阳节古俗的记述：
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番、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肝为囗，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礻会禳。国语谓是日为“必至迟离”，九月九日也。
重阳节俗的三要素登高、茱萸、酒都涉及到了，引人注目的是，为了礻会禳，要将茱萸酒洒于门户。为御初寒也好，为禳阳亢也罢，人们把措施落实到自家门前，洒些许桧禳的酒，换得全家平安的心理慰藉。
此俗并非仅存于史籍里。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1964年修《宾县县志》，也记录了这一风俗。照搬县志里的话，“邑为辽旧，故犹存此俗”。
这是另一种思路，有别于登高躲灾的妙想，——门户洒洒，禳灾门前，自守家门。当然，重阳登高乐悠悠，不会那么沉重；门户洒酒，也是岁时风俗里的快活事。因为，桓景故事只不过谈助而已，禳灾早不是重阳的唯一主题了。
18．冬至门上糯米圆
有段故事在福建台湾民间流传，故事讲冬至节时门扉上的糯米圆：很久很久以前，两个穷苦人讨饭来到闽南小镇，女儿要留在这里做奴婢。离别之际，父女俩讨来糯米圆，父亲对女儿说：“今日离别，就像糯米圆分成两半，咱们就人一半把它吃下吧。待日后团圆时，再吃圆子。”父亲走了，这大上是冬至。女儿盼望等着父亲，义到冬至，她对家主说：“大家都吃国子，门神也该敬敬。”就搓了两枚又大又圆的糯米圆，粘在大门上。她想，父亲不会忘记离别时的相约，若是看到门上的圆子，会来接她的。花开花落，女儿每到冬至都要在大门上粘两枚糯米圆。周围的人们说，糯米圆象征着团圆和吉利，也学着装点自家的门。由近及远，传为闽南、潮汕和台湾的冬至风俗。
这段传说对于风俗的解释，只讲了团圆，尚欠周全。
冬至为民间八节之一，旧时颇受重视，有“冬至大于年”之谚。在福建等地方，“冬至，粉米为丸，祀祖如仪”。此即所言圆子，又称糍、团圆子。
冬至，一年中昼短夜长的至极之日。冬至过后，便开始昼渐长而夜渐短的过程。因此，古人以冬至为阳生之日。就像出土牛送冬寒一样，人们想象在阳生之日，通过天人的沟通，以达阳气。请看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年间刻本《惠安县志》：
十一月冬至，阳气始萌，食米九，仍粘九于门。凡阳象圆，阴象方。五月阴始生，黍先五谷而熟，则为角黍以象阴。角，方也。冬至阳始生，则为米九以象阳。丸，圆也。各以其类象之。夏至不为节，抑阴也。
修于清代的几部地方志记录了这一风俗。康熙年间《诏安县志》，“冬至，人家作米团而食，谓之‘添岁’。门扉、器物各以一丸粘其上，谓之‘饲耗’”；乾隆年间《重修台湾县志》，“冬至，家作米丸，谓之‘添岁’，即古所谓‘亚岁’也。门扉器物，各粘一九，谓之‘炯耗’”；道光年间《罗源县志》，“冬至先一夕，捣米粉如玉屑泥，少长团聚搓为丸，次早荐之祖先，粘于门槛，取其圆以达阳气”；光绪年间的《福清县志》，“以粉米作丸，取团圆之义，又粘门楹间，取其圆以达阳气”。
天人相通，以达阳气，国是信息符号，门扉做了人与大之间的媒介。
关于冬至，还有一种古老的说法，即所谓“至日闭关”——关闭城门。《易经·复·象辞》：
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参看汉代班固《白虎通义》，其《诛伐》篇说：“冬至所以休兵不举事，闭关商旅不行何？此日阳气微弱，王者承大理物，故率天下静，不复行役，扶助微气，成万物也。”阳气，太阳之气。承天理物，就是积极主动地去顺应大自然。《初学记》引《五经通义》：“冬至阳气萌生，阴阳交精，始成万物，气微在下，不可动泄。”宜静不宜动，城门要关，行役要上，君王呆在城里不出巡。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寒气已极的时候，扶助刚刚萌生、尚显微弱的太阳之气。
谨闭城门，竟有这样一篇天地大道理，不妨归为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神思遐想。这神思遐想也缀在各家各户的门户，那就是粘米圆，达阳气。
19．腊月杀鸡：雄著门，雌著户
送走冬寒，迎接春暖，自古是岁时习俗的重要命题。《后汉书·礼仪中》载，季冬之月“立土牛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送大寒”，就是著名的例证。在冬季的第三个月份，以上塑牛，立在城外东北方，表示“送大寒”。这风俗，后来演变为立春之日鞭打春牛的习俗。寒冬腊月，除了土牛送大寒之外，古人还在门户上做文章，杀鸡祭祀门户。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时俗风尚，录下许多风俗史料。“风俗”一词即源自该书。《风俗通义·祀典》载：
俗说：鸡鸣将旦，为人起居；门亦昏闭晨开，扦难守固；礼贵报功，故门户用鸡也。
《青史子》书说：“鸡者，东方之壮也，岁终更始，辨秩东作，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也。”
太史丞邓平说：“腊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阴胜，故以戌日腊。戌者，土气也，用其日杀鸡以谢刑德，雄著门，雌著户，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也。”
以门引文，三条材料各言其说。第一条为东汉时民间的说法。雄鸡啼晨，大门黄昏关闭早晨开启，以这时间方面的相似点做为中介，说明“门户用鸡”。第二条引《青史子》，将鸡归为“东方之牲”，也同雄鸡司晨相关；旧岁的终了，新岁的开始，在于太阳东升，“万物触户而出，故以鸡祀祭”。第三条，录汉代邓平之语。古人以暑为阳，寒为阴。大寒之时，人们不希望阴气过于旺盛，所以先择属戌的日子举行腊祭仪式。地支十二，戌属土。在腊月的成日杀鸡，意在送走刑杀之气，迎接将至的春气。因为，十二地支中西属金，金主刑杀，而鸡为西的属相。古人相信，在这特定的日子里，杀雄鸡悬于大门，杀雌鸡悬于房门，可以“和阴阳，调寒暑，节风雨”，求得来年风调雨顺。杀鸡悬于门户的风俗，因阴阳五行说的掺入，益显得色彩神秘，并形成不尽相同的解释。但是，归根结蒂，这一风俗所体现的，是漫长冬日里对于春天的热望。对此，《太平御览》卷二九引裴玄《新语》，讲得较为直白：
正朝，县官杀羊，悬其头于门，又磔鸡副之，俗说以厌疠气。玄以问河南任君，任君曰：“是月也，土气升，草木萌动，羊吃百草，鸡啄五谷，杀之以助生气也。”
不仅杀鸡还杀羊，羊头也高挂在门上。为的啥？只四大地复苏，草木将萌发。杀一只吃草的羊，再杀一只啄谷的鸡，人们希望以此表示对自然界的一种干预，以此象征对于春天生发之气的扶助。说得而直白一点：帮助春的气息壮大起来，尽快挤掉冬寒。
作为一种风俗，东汉之际磔鸡祭门时在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传至魏晋，这项岁时活动逐渐融入年俗，《晋书·礼志上》：
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
岁旦即新年第一天。新年伊始，门上悬苇索、桃人，还要杀鸡祭门禳恶气。《南齐书·魏虏传》记北方民俗：“腊日逐除，岁尽，城门磔雄鸡，苇索桃梗，如汉仪。”这反映了风俗的传播。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言及新年时磔鸡祭门的古俗，并特别讲到雄鸡、鸡头、东方在这一风俗中的含义：
古者，正旦，磔雄鸡祭门户，以辟邪鬼。盖鸡乃阳精，雄者阳之体，头者阳之会，东门者阳之方。以纯阳胜纯阴之义也。
鸡啼黎明，使古人感到它是同东升的旭日相关联的动物，因而视它为太阳鸟，为阳精之禽，如《太平御览》引《春秋说解》：“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阳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感也。”人们说，鬼魅昼伏夜出，害怕太阳，害怕光明，是阴邪之物。故而，古人在新年第一大，“磔鸡祭门户，以辟邪鬼”，相信此举可使新一年避开恶气邪鬼的搅扰。
20．岁末门前风景线
经春历夏，由秋而冬，时序走到岁末的门前，展现年俗的景观。
这是寒冷的日子，“腊七腊八，冻死俩仁”，人们过腊八节。如同闽台等地冬至糯米圆粘门扉，以达阳气的风俗，河北等地风俗，腊八粥煮成，要在门环等处“涂粥少许，以禳不祥”。记录这一风俗的，有1934年河北《万全县志》。
腊月初八，八种米料煮粥，各地风俗皆然。陕北一些地方的腊八习俗，外加门户的文章。《宜川县志》记：腊八节“晚置木炭、冰块于门之左右，谓黑白虎守门，以警鬼魅。”木炭色黑，称为“黑虎”，冰块色白，称为“白虎”。一左一布置十门口，就说有此二“虎”把门，鬼魅不敢靠近。冰、炭本不相容，古人却能将两个极端之物结成对子，安排到门前站岗。这实在可以说是思维的大手笔。
黑虎白虎，门前的静物；同时还有活剧在门前上演，从一进腊月直演到除夕。清乾隆年间《奉贤县志》说：腊月初一日，“乞人始偶男女傅粉墨妆为钟馗、灶王，持竿剑，望门歌舞以乞，亦傩之遗意”。
傩，古人驱逐瘟疫的仪式。《后汉书·礼仪志》已有详细记载，皇宫举行大傩以逐疫，要选一百二十个童子，红布蒙头，身着黑衣，每人手持一个拨浪鼓。还有人戴上熊皮面具扮做方相氏，有人打扮成了二神兽模样。大傩仪式上，人们手举火炬，狂喊着，狂舞着，做着驱疫出门的动作，“送疫出端门；门外驺骑传炬出宫，司马阙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弃洛水中”。
《论语·乡党》有曰：“乡人傩”。傩本民间古风。由敦煌遗书可知，唐代民间仍兴此俗。敦煌写卷《儿郎传》随：“圣人福缘重，万古难传匹。剪孽喊不残，驱傩鬼无失。东方有一鬼，不许春时出。西方有一鬼，便使秋天卒，南方有一鬼，两眼赤如日。北方有一鬼，浑身黑如漆。四门皆有鬼，擒之不遗……”驱傩总是重门户，“四门皆有鬼，擒之不遗一”，就是声音要把鬼怪逐出门去。
到了清代，这些被称为“跳钟馗”或“跳灶王”。清代《清嘉录》：“丐者衣怀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清代《土风录》：“腊月丐户装钟馗灶神，到人家乞钱术，自朔日至二十四日止，名曰跳灶王。”不论是标以钟馗还是灶王，同用一个“跳”字。“跳”正概括了傩舞的形态。
而在宋代时，这称为“打夜胡”。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十二月》：“自入此月，街市有贫丐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占鼓，沿门乞钱，俗呼‘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以此与清代的“跳灶王”相比，驱傩阵容里的灶王，当是后增的。大门小户前的这一通表演，使皇宫里的逐疫大傩普及至千家万户，原先的主角方相氏改为民间所熟悉的钟馗及灶君。值得注意的是，《梦粱录》同时也记载了当年宫中的情况：
禁中除夜呈大驱傩仪，并系皇城司请班直，戴面具，着绣画杂色衣装，手执金枪、银戟、画木刀剑、五色龙凤、五色旗帜，以教乐所伶工装将军符使、判官钟馗、六丁六甲神兵、五方鬼使、灶君土地、门神户尉等神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转龙池湾，谓之“埋祟”而散。
所扮神祗鬼使，比汉宫傩仪角色要多，反映了风俗在传袭过程中的增饰。逐疫的主题也被淡化得似有似无，融在了“埋祟”之中。但是，有一个形式没有改变，这就是驱出门去——一座大门，不仅表示空间领域，而且代表了超空间的意义，即把瘟疫把邪祟从生活中扫除干净。这是在辞旧岁之际，对于新年的祝福。
腊月之后是新春。风俗会沿着岁时的刻度，走向千门万户，开始新一轮的流转。一道又一道门前风景，表现着一代代中国人对旧的因循，对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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