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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男悬弧 人生在世，是生活于社会礼俗之中的。中国门文化的篇章里，写着人生礼俗七彩的风景。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产妇临盆之际，人们借助“门”之开——不仅仅建筑物门户，还包括柜子、箱子等有门的器物，将能开的门都打开，表示大门已经敞开，迎接新生命的降临。这是出于一种联想。民间以为，由此造成开启的氛围，能为孕妇开骨缝而助力。 孔子后裔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记录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出生，时在1920年正月初四，为助产也是诸门大开的： 为了迎接“圣人”，陶氏命人将孔府所有门户层层打开，从内宅一直开到孔府大门，甚至连威严的重光门也不例外地打开了，并且在门上挂上了弓箭。偏巧母亲又难产，几个时辰还未落生，大家都很着急。……有人提议开孔府大门还不够，要开正南门，公爷要从正南门进来。正南门是正对孔庙的曲阜城门，平时关闭，只有皇帝出巡或祭孔时才能打开。民国后德国公使来曲阜参观也曾开过一次，除此之外就是小弟出生这一次了。正南门打开后，刚才鸦雀无声的紧张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变得轻松了，当差的纷纷忙着准备鞭炮、红纸、彩绸等，仿佛这位“小公爷”已经出生了。 孔府深似海，门也多。上面记叙，可以说是开门助产风俗的极致了。 初生儿不哭，民俗以门扇派用场。清同治年间湖北《江夏县志》说：“儿生有不啼者，俗呼‘闷脐生’，或频开阖门扇，……儿即啼也。”反复开关门扇，希望引出婴啼声。 婴儿呱呱堕地，要志添人增丁之禧。《礼记·内则》说：“生子，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巾兑)于门右。”郑玄注：“设弧、设(巾兑)，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于武也。蜕者，事人之佩巾也。”设弧象征阳刚，设(巾竞)象征阴柔，与生子弄璋、生女弄瓦异曲同工，都体现了封建时代男尊女卑的道德观念。当婴儿初生之时，门前悬弧悬蜕，做为性别标志。此其一；其二，男左女有，悬挂物在门上的位置，表示得子还是添女。东北满族习俗，生男孩门前挂弓和箭，生女孩挂红色布条。《孔府内宅轶事》里，也是“门上挂上了弓箭”。 这种挂门标的风俗，衍生出多种样式。以山西一省为例，清代康熙年间《隰州志》说：“初生子，禁生人入室，插稻，男二女一。”这是在乡镇人家在门上做标志的习惯。山西定襄县风俗，门口挂带根的秀谷和红布之外，生男孩要配以弓箭和大蒜，生女孩则挂蒜不挂弓箭。山西运城一带，生产的当天，门上贴长二寸、宽一寸的红纸表示添了男孩，若生女孩，红纸要剪成石榴状。在晋西北，生子门上贴一对剪纸红葫芦，生女贴一对剪纸红梅花。1982年印《西藏风土志》载，生孩子人家门口堆上一堆小石子，“要是生的是男孩，便堆上白垩小石子；要是生女孩，什么石子都可以”。 这类门标的用途，首先是报喜，如陕西《洛川县志》所说“生子，悬红布于门上，示喜也”；其次，门前悬挂物用来表示避祸驱邪，以免婴儿生病夭折；再次，坐月子期间忌外人闯入产妇房内，门前挂出标志，如1933年《海南岛志》所言，“用青树叶悬门上，曰‘打青’，拒绝外人来往”。 有些地方流传“见死不见生”的俗谚，孩子落生三天内忌生人入门，怕冲了财气，孩子长大后受穷。为此，门口插树叶做标志。如果有人因为不知道而进门来，主人便立即让来者喝一口茶，说是这样可以解邪。 新生命诞生的第三天，将接受“洗三朝”的祝福。这又称“洗三”，是唐时已见记载的古俗。“洗三”这天，要为婴儿沐浴洁身，接受亲朋好友的礼贺，并招待前来祝贺的人。这是满门喜气洋洋的日子，门前的装饰烘托着喜庆。王森泉、屈殿奎《黄土地民俗风情录》记： “洗三”，又称“三朝”……河东大部分农村还沿袭旧俗，在门上扌百草。即用大红绸布条把10把干谷草扎成16个菱形块，在中央插上一双筷子，一个木铲和两只小红旗。旗上常写表吉祥的词语，如“麒麟送子”、“弄璋之禧”、“长命富贵”、“国家栋梁”等挂在门的中央。门前照壁上也扎上一把。 旧时劣俗，忌五月初五生子。战国时，齐国孟尝君田文生于此日，其父田婴意欲遗弃婴儿。田文被母亲偷偷养大，第一次见父亲，田婴大怒。田文问父亲为何“不举五月子”，田婴说：“五月子者，户齐，将不利其父母。”田文听后说：“人生受命于天，岂受命于户？若受命于户，何不高其户，谁能至其户！”田文讲，人的命运怎么会同门户相关？再者，若真是孩子长到同屋门一样高时会妨父母，那么，把门修得高高的，孩子又怎能身高过门？司马迁《史记》记载了这段故事。 关于五月初五的这种谬说自古广为流传。晋代葛洪《西京杂记》记录俗谚：“举五月子，长至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汉成帝时把持朝政的大将军王凤，五月五日生，其父不想养育他，叔父以孟尝君的例子，劝说王凤的父亲：“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 南朝《殷芸小说》记类似故事：“胡广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俗谓恶月，父母恶之，藏之葫芦，弃之河流岸侧。居人收养之。及长，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广以为背其所生则害义，背其所养则忘恩，两无所归，以其托葫芦而生也，乃姓胡，名广。后登三司，有中庸之号。”这也是对“不举五月子”之说的驳斥。 旧时的育儿风俗，有些事要在门前门后、户里户外做，以取得象征意义。在浙江有些地方，小儿患病时，家里烧香祈求平安，然后点燃几张方纸，燃烧着扔到门外去，表示病邪在“家”之外被烧掉了。浙江一些地方又有“扫赶邪”风俗。孩子闹肚子疼，人人持扫帚对着孩子肚子，做出扫的样子，口中数着次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扫”过七下后，迅速把扫帚扔到门外，关上房门。人们相信，如此一通折腾，病疼会被扫地出门的。 借助门户，取收进门来一的象征意义，请看1931年《大津志略》所载一条民俗资料： 儿跌于地，或遇犬斗，则以手拊其顶，谓可不惊。儿惊而失魂，母则以饭勺叩门楣，呼其名而唤之曰：“家来，家来。”有人应于内曰：“家来矣，家来矣。”自大门至内室，每门皆然，谓之“收魂”。 小儿受到惊吓，哭闹不止，对此有种并不科学的说法，说是“丢魂”了。所谓“魂”是不可见的，要找回来，先要设法表示失而复得这样一种状态。选门户为标志。从院落大门，到房屋门、内室门，由门外向门内，一门一门地敲着门楣，唤着家来家来，门内有人应着来了来了——这就叫做“收魂”，只能这样由门外向门内，绝不可从门里向门外去收。 2．闺中女 戏剧的旦角，根据饰演角色的年龄不同，有老旦、小旦之分。小旦多扮演少女形象，又称闺门旦。闺门已通常是不习武的，因为，表演行当中还有刀马旦。一方面区别于“老”，一方面排除子“刀马”，闺门旦也就划出了自己的一块领地。顾名思义，闺门旦以特有的戏路，演示古代闺门里的生活。闺门旦最基本的生活依据，与汉语中一个常用词相关，这即是“闺女”。 “闺”和“女”联级为词，“闺门”之内，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 闺是怎样的门？《荀子·解蔽》：醉者“俯而出城门，以为小之闺也，酒乱其神”。醉酒者出城门，俯身爬行，朦胧醉眼将城门洞看成为闺门。此语之妙在于，尽管视大如小，却不失形状——《说文》：“闺，特立之门户，上圆下方，似圭。”闺门与拱顶门洞是形相近的。 《墨子·备城门》称城上小门为闺门，那是相对而言小：“大城丈五为闺门”，城门则要比这高大得多。因此，醉者“俯而出”所误以为团者，不是大城闺门，而应当是另一种闺门——宫苑里、府宅中的小门。《公羊传·宣公六年》“有人荷畚，自闺而出者”，何体注：“宫中之门谓之闱，其小者谓之闺。”不同于中轴线上的重重宫门，闱、闺是小门，是宫室，或者说具体房间的出入口。宫殿重重，闺是内宫小门；庭院深深，闺是后院房门。纵观“闺”字的历史，越来越侧重于表示后者，即内宅里的闺房，及由此引申的意义。 就像“大门小户”可以指代院落人家一样，“闺”也被用来以门代室，所表示的自然不是门脸房屋，而是内室，如汉代枚乘《七发》：“今夫贵人之子，必宫居而固处。” 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有个著名的说法，叫“男主外，女主内”。闺为内室，正好作为女子生活空间的称谓。于是，“闺”由内室进而特指妇女的居室。明代《三才图会》画闺，院内居室，一形状似圭的闺门，房内为妇人课子的情景。 《礼记·曲礼上》：“外言不入于捆，内言不出于捆。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捆，门槛。这讲的也是对于女子生活空；司的限制。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闺门之内，自上而下提倡那么一种行为规范。这规范被称为“礼教”是后来的事。汉代《白虎通义》说：“或曰：夫人有谥。夫人一国之母，修闺门之内，则群下亦化之，故设谥以彰其善恶。”这里，“一国之母”是个颇有封建味道的称谓，她率先垂范，而群下化之——讲的就是“修闺之内”的种种规矩。 《礼记》和《白虎通义》都是汉代的书。提倡归提倡，真的将“闺门”变成一道与世隔绝的关口，却是大以后的事。晋代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而今俗，妇女……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游戏佛寺，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可见当时风俗，妇女并非是囿于闺门之内小天地的。南北朝时，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说：“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街，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也是讲，妇女持门户，抛头露面的事，不仅要做，做得还比男人强。 然而，纵观历史，“闺”还是成为专为女子设置的“门”。请看，“闺流”即女流，“闺娃”即女孩；种种礼教，“闺训”、“闺教”、“闺箴”、“闺德”、“闺风”、“闺范”，都以女子为传授对象；闺苑之内，“闺心”、“闺情”、“闺怨”，全系女儿的感情生活。白居易《长恨歌》：“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人未识，正由于闺之深——同闺外世界的隔绝。在旧时，浙江《金华县志》“女事妇工，不出闺门，鲜钻穴逾墙之行”，广东《徐闻县志》“大家妇女不出闺门，唯事纺绩”，讲的就是闺门之内女性的生活。 特别是经过宋、明两代，社会对于“理学”的提倡，把个“闺”门弄得如同一道屏障——有言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闺范”。这二门，内宅之门，将妇女们限制在一个窄小的空间。明代汤显祖《牡丹亭》有出《训女》，描写了闺中生活的单调。杜太守问：“春来闺阁闲多少？”夫人答：“长向花阴课女工。”过后又问丫环：“小姐终日绣房，有何生活？”答：“绣房中则是绣。”“绣得许多？”“绣了打绵。”问：“什么绵？”答：“睡眠。”杜太守不高兴了：“好哩，好哩。夫人，你才说‘长向花阴课女工’，却纵容女孩儿闲眠，是何家教？……” 于是，杜家为女儿延师。你道如何？《牡丹亭》又有一出《闺塾》——依旧不出女儿家的“闺”。 3．嫁出去 女子成婚叫出嫁，叫出阁。出，点明了生活空间的转换，出娘家门进婆家门。所以，有的地方将婚嫁称为“出门子”。 婚姻大事，这“出”很受重视，古今民俗民风向这形式里填充了丰富的内容。在儒家经典《礼记·郊特牲》中，可读到如下说法： 出乎大门而先，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由此始也。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大门，指出嫁者家的大门。这是对仪礼的诠释。封建时代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通篇道理，借助迈出大门的先后顺序，形象地演示出来。 “男帅女”的前提，是先要叩开女家的大门。这往往不是简单的事。婚姻礼俗有项节目，叫“拦门歌”。清代李调元《粤东笔记》记此风俗： 粤俗好歌……其娶妇而迎亲者，婿必多求数人，与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慧者为伴郎。女家索拦门诗歌，婿或捉笔为之，或使伴郎代革，或文或不文，总以信口而成、才华斐美者为贵。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阁。上即唐人催妆之作也。 在新嫁娘家门口的这一番戏嬉，各地同风，南北皆然。1924年出版的第56号《歌谣》所载《北京的旧式婚姻》记： 轿子到了女家门首，当由女家的四位送亲老爷将门紧紧关闭，等着娶亲的叫门。到这时，送亲的就要和娶亲的斗话了。娶亲的说：“天不早啦，开门吧！别误了吉时。”送亲的在门内问道：“你们是于什么来的？”娶亲的答道：“我们是来贵府求亲的。”送亲的问：“你们都有什么举动？”娶亲的说：“花红大轿，宴鼓喇号。”送亲的说：“请你们来一屎蚵螂爬竹竿。”外面就应声奏一段“节节高”的牌子。奏毕，娶亲的仍旧叫门，里边又说道：“再来一个‘花德胜’。”外面就应声复奏“花德胜”的谱子。种类繁多，不可胜数，但是非达到外面等急了不能开门。 河南婚俗亦曾如此。南阳有首民歌：“吹三阵，打三阵，吹吹亲家开开门。”说的就是迎亲、送亲双方，门里门外的应对。 这是一种古老的婚俗。在敦煌遗书中，写卷《下女夫同》使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时迎娶的热闹场面。“下女大词”，下含有戏弄、给点下马威的意思；女夫即女婿。所谓“下女夫同”，正反映了各地广有流传的“拦门歌”婚俗。敦煌《下女夫词》情调喜庆，趣味盎然，现节录如下： 儿家初发言：贼来须打，客来须看，报道姑嫂，出来相看。 女答：门门相对，户户相当，通问刺史，是何抵当？ 儿答：心游方外，意道恒娥。日为西至，更兰（阑）至此。人先马乏，暂欲停流（留），幸愿姑嫂，请垂接引。 女答：更深月朗，星斗齐明，不审何方贵客，侵夜得至门庭？ 儿答：凤凰故来至此，合得百鸟参迎。姑嫂若无疑回，火急返身却回。 女答：本是何方君子，何处英才？精神磊朗，因何到来？ 儿答：本是长安君子，进士出身。选得刺史，故至高门。 女答：既是高门君子，贵胜英流，不审来意，有何所求？ 儿答：闻君高语，故来相头（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女答：金鞍骏马，绣褥交横，本是何方君子，至此门庭？ 儿答：本是长安君子，赤悬（县）名家，故来参谒，囗（聊）作荣华。 门里门外，有问有答。提问者不避明知故问，戏弄取乐；应答者文采风流，展示才华。一通比试之后，门里的人终于说：“君登贵客，久立门庭，更须申问，可苦（惜）时光？”于是，请迎亲者下马，进门。 婚俗中的“拦门歌”，是由远古时代的抢亲风俗演变来的。《易经》“贡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说的是：烈日下，白马奔袭而来。临近方知，不是掠寇，而是来抢亲的人马。在这种野蛮的婚姻形式里，来抢者自然要遇到抵抗。随着文明的发展，抢亲之武越来越变得“文”起来，直至有了媒灼，演变为迎娶；随之而演变，婚姻的另一方也“文”起来。于是，门里的一方刁难门外的一方，诗与歌的唱和而已。 时间推移，“拦门歌”也在风俗中泛化开来。将“拦门歌”的形式，运用于寻找心上人，对歌定情是不少地方的风俗。对歌中，往往是先由女方难一难男方。这其实是“拦门歌”的超前使用。因这已是远离于“门”的话题，这里不再赘言。 还有一种泛化，将“拦门歌”由女家门前移开。广西瑶族风俗，男婚女嫁，客人贺喜，外村客人来时，主人拦门盘问，相互对歌。如，拦门者唱：“月亮刚刚挂树顶，门前吵闹是何人？门前吵闹何人到？弄得我屋嗡忱忱。”来客唱：“月亮刚刚挂树顶，丢了碗筷就出门，园里花开引蜂到，歌堂嗡嗡招客人。”以此增加喜庆气氛。 “拦门歌”由新娘的娘家门前，移至新婚洞房门前，1992年第一期《民俗研究》载朱雄泉《四大民瑶的传统婚姻习俗》，介绍主要生活在湘南江永县的瑶族的一支，婚俗事项之一——“叩门”。新娘先进洞房，而新郎请的诗伴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把洞房门叩开。如叩门说：“何以此门重闭，几时得到桃源。铁锁难开，无路可归通洞府，免阻新郎，听吾诗句，早早开门。”还要对着洞房之门吟诵，如：“引得新郎到此来，隔门如隔万重山，今宵二姓交婚后，不怕此门夜夜关。”一段诗后，再叩门：“何以侍娘侍娘，何不思量，叩门许久，吟尽好诗章。门前立久，新人心下忙忙，早开门户，免阻新郎……”再吟诵，直至洞房里面打开门。这种庆喜的形式，同在新娘娘家门前的“拦门歌”很有共通的地方。 婚俗中，故意难为新郎的小把戏，不止“拦门”、“叩门”。 《天津志略》载迎娶风俗，“轿至女家，必关门，令作乐，故意迟延，谓可减新郎之暴性，过门后不至虐待其妇。女家启门时，尊长出怀中铜钱向门掷之，曰‘满天星’”。迎娶的轿子到了门前，新娘家故意缓开门。所取象征意义，是磨一磨夫婿的性子，让他平和地待妻。 《清稗类钞》记黄陂婚嫁礼俗，新郎偕媒人至女家，女宅闭门，有迎候者立于户左右。新郎至，鼓乐齐作，佐以爆竹。热闹一阵儿，方开门纳婿。新郎逢门必跪叩，取“门下子婿”之义。进了屋，红地毯下垫着瓷片瓦片，是戏弄；落座以后吃“三元汤”，鱼圆、肉圆、汤圆，以寓“连中三元”，但味道故意弄得难以下咽，又戏弄。总之，新郎别想轻而易举地把新娘请出门。 在台湾，新娘带出娘家门的东西有所讲究。陪嫁妆奁须有青竹一根，要丈余长的小青竹，连根带叶。带到夫家后，“即悬系于大门框上。俗以竹可生笋，笋长大成竹又生笋，以此占子孙绵延之喜”，《台湾省通志稿》记。 娘家也有不愿女儿带走的东西，如《台北市志》所记，“女嫁，迷信福气将被带走，出门后女方则急用米筛封门以防之。又用扫帚作扫入家中状，亦为此意”。无形的福气，有形的门户，民俗将它们融在同一事项里，只用一个米筛，便能表意圆满。这说到底，依然是借用了门的意义——出入口，和区别内外的界线。 4．娶进来 嫁，出娘家门；娶，进婆家门。不管婚俗变得如何繁文缛节，这出一门进一门，总是婚礼形式的要旨所在。说过娘家的嫁出去，再来说婆家的娶进来。 《快嘴李翠莲记》，载于明代人编刻的《清平山堂话本》，其中保留了当年婚礼习俗的材料。迎亲的车马来到夫家门前，歇下轿子，先生念诗：“鼓乐喧天响汴州，今朝织女配牵牛。本宅亲人来接宝，添妆含饭古来留。”这是新娘进门前的礼仪。媒人拿着一碗饭，叫道：“小娘子，开口接饭。”快嘴女子李翠莲大约不识此俗，不耐烦了，骂媒人：“说我婆家多富贵，有财有宝有金银，杀牛宰马做茶饭，苏木檀香做大门……当门与我冷饭吃，这等富贵不如贫。”李翠莲心直嘴快，对婚俗又不甚了了，把热热闹闹的喜事搅得一塌糊涂。 娶进来的仪俗，在元杂剧《桃花女》里，被编为充满戏剧冲突的故事，挺有趣。此剧内容之丰，甚至可以讲，旧时诸多婚俗都能从中寻到对应。 《快嘴李翠莲记》里新娘乱搅，而《桃花女》则是娶儿媳妇的公公一再出坏招。剧情故事讲，洛阳开卦铺的周公，嫉恨高他一筹的桃花女，便以娶她做儿媳为名，欲置她于死地。桃花女过门时日的选择，即是周公的毒计。出门的时辰正与日游神相触，桃花女让人拿个筛子在前头走，这叫“千只眼”，赶跑了日游神。又犯着金神七杀，桃花女妆束巍巍戴花冠，驱赶那凶神。还犯太岁凶神，桃花女上车后，先让人把车倒拽三步，她坐车上用手帕兜在头上，避过了太岁。 桃花女的车子到一了婆家大门前，周公“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地算了一课，然后吩咐：“去请他（指桃花女）下车儿来，正囗着黑道，找着他登时板僵身死。”媒婆请下车，桃花女说：“今日是黑道日，新人着地皮，无不立死。……与我取两领净席来，铺在车儿前面。我行一领倒一领。”——桃花女又胜一个回合：“这是我避难的机谋，躲灾的见识。……他拣定这黑道的凶辰，我将这净席呵，与他换了个黄道的吉日。”地上铺席，变黑道为黄道。 一计不成，周公又算一卦：“如今他（指桃花女）该入门了。正是星日马当直，新人犯了他，跑也跑杀，踢也踢杀”。媒婆请桃花女进门，桃花女识破这一招，“今日是星日马直日，把一副鞍子来搭在门限上，那马便顺顺的伏了。他跑也不敢跑一跑，踢也不敢踢一踢”。——星日马，及下文所涉鬼金羊、昴日鸡等，皆为古代配合二十八星宿的神兽，是星辰崇拜的产物。门槛上置马鞍，降服星日马，桃花女顺顺当当地进了头道门，赢得第三回合。 周公再算卦：“如今请他入这院子来，却是鬼金羊昴日鸡当直。这两个神祗巡绰，若见了新人呵，鸡儿啄也啄杀他，羊角儿触也触杀他。”桃花女自有对策，取镜自照，又吩咐撤碎草、米谷和五色铜钱。“草喂了羊”，鬼金羊；“谷喂了鸡”，昂日鸡；撒下些五色铜钱，孩子们相争相抢的打闹里，桃花女用镜子照脸，走进了二道门。——第四回合，撒碎草、米谷、五色铜钱。 周公仍算卦，寄阴谋于第三重门：“他如今进的这第三重门，正是丧门吊客当直。新人这一番入门来，不板僵身死，我也再不算卦了也。”桃花女又赢了这一回合——她识破阴谋，在进第三重门之前，先让人关上门，射上三箭，然后平平安安进了门。 新娘要到洞房里坐床，桃花女察觉“这床正坐在白虎头上。他那里响动鼓乐，惊起白虎，那里取我的性命来”。这次化解的办法，是要小姑子来陪她坐。 《桃花女》剧中，婚礼成了公、媳斗法的过程。其中几个主要回合，围绕新媳妇进门设置矛盾冲突。桃花女化险解厄的招数，是门前铺席、门槛置鞍、进门撒草和谷及五色铜钱，等等。这些，并非剧作家的独出心裁，而应是采自元代社会生活，反映了当时的民间婚俗。当然，此类婚俗来之久远，元代人也是出袭古俗，并非首创，渊源并不在他们那个时代。且看宋代高承《事物纪原》： 汉世京房之女适翼奉子。奉择日迎之，房以其日不吉，以三煞在门故也。三煞者，谓青羊、乌鸡、青牛之神也。凡是三者在门，新人不得入，犯之损尊长及无子。奉以谓不然，妇将至门，但以谷豆与草禳之，则三煞自避，新人可入也。自是以来，凡嫁娶者，皆置草于门阃内，下车则撒谷亚，既至，蹙草于侧而入，今以为故事也。 高承解释宋代风俗，援引汉代事例。由此可见，新妇到门前，以草，以米、谷、豆禳煞的婚俗，实是古风。清赵翼《余丛考》认为，这种婚俗“实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预诫富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至于新娘进门跨马鞍，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遗风。 “当迎妇，……箭三支置户上”，《酉阳杂俎》记此为“近代婚礼”，即唐代的婚俗。《清稗类钞》记，“新婚舆至门，新娘抽矢三射，云以去煞神”。同元杂剧内容相一致。 婚俗的这种种讲究，来源既久，流传也远，并在各地有所增饰。 《天津志略》：“轿至男家，入门时必跨火盆而过，否则谓恐有妖邪。新妇下轿时，必手抱宝瓶，或左手金、右手银，以示其非空手来也；又必口含苹果，谓平安也。” 河南《获嘉县志》：“妇至，由搀新人授以瓶、抒、秤、镜之属使抱之，取德、言、容、工四德之意也。” 湖北《来凤县志》：“女至婿门，婿家陈香烛、酒醴、鸡一，把护送神于门外，曰‘堵煞’。入门，门内燃七星灯，罩以筛，喜娘二人扶女从筛上过，曰‘触邪’。” 《江夏县志》：“新妇舆至门鸣金，云避白虎凶神”。 广西《宜北县志》：“妇将入门，男家破竹一条，揉成拱桥形，派老妇一人扶新妇跨过竹，以取健康之兆。” 江苏一些地方，迎娶之时，门前要以布袋铺地，几个布袋子辗转交替向前铺，新娘踩着袋子进门。此俗称为“传袋”——意谓传宗接代。 甘肃张掖一带，婚礼拜堂之后，新娘跨进洞房门的这一步，也有几道程序。要扶瓶，即把油瓶放倒，由新娘扶起；要捏门锁，把洞房门锁打开，由新娘重新锁好；马鞍子摆在洞房门口，让新娘跳过去，这才得进洞房。 山东《莱阳县志》，新人下轿进门，“路铺红毡，阈覆马鞍。将入门，以黍糕越新人首，谓之‘顶高’。……大门左右则置谷秸一束，蒙孺子红衣，或书‘狮王’二字”。 关于新娘进门的种种讲究，无非基于门的关乎出入、划界内外的意义，生发出想象。先是避开凶邪，赶走凶神恶煞，不让其混进门里；再是希望通过礼仪，表达迎新迎进幸福来。诸如捏门锁等，又具有谨门户、遵妇道的意味。 新婚之日，对于门槛似乎特别关注。1943年《民国新修大埔县志》记广东婚俗，新娘到门前，有妇女用火把烧桃枝、茅红，新郎新娘跨门槛而入。不可踏门槛，俗说“恐后来夫妻反目”。“阈覆马鞍”，即用鞍子盖在门槛上的风俗，见于许多地方。对此事项，如果剔除其神秘意义，剩下的就是历来的习惯观念：踩门槛是没礼貌。少教养的表现。新人初入门，自然应注意自己的举止形象。《台湾省通志稿》说：“新娘如足踏阈限，则同于蹂躏其尊长，而臻令患病。盖因触怒门神，罪及尊长”。踩踏门槛，一副不懂规矩、目无尊长的样子，说这“同于蹂躏其尊长”，正是着眼于举止礼貌。至于“触怒门神，罪及尊长”的注解，则是为强调其说而借助神鬼，兜了个圈子，反倒画蛇添足了。 至于故意踩踏门槛、把它做为要治人而不治于人的招数，则实在是旧时代的一种陋俗。据胡朴安《中化全国风俗志·浙江》，湖州新娘未到门之先，婆家在床上置袱一条，或扁担一个，俗语称为“扁扁伏伏”，意思是令新娘敬畏公婆。可是，新娘的对策生出来，“新娘进门，亦有立门槛及私坐新郎袍角等事，亦系制伏翁姑并夫之意”。故意踩踩门槛，好像是将婆家踩在脚下了。但这对于初入门的新媳妇来说，是不是也就付出了形象欠佳的代价呢？所以，有言道：行此者甚鲜。 嫁出门、娶进门，婚姻因建筑之门而增礼俗，关于美满婚姻的祈盼和祝福，靠了大门小户、门扇门槛，有了大作文章的承载体。 “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还有如下的例子。男到女家称“赘婿”，文绉绉的；民间叫“倒插门”，语言的形象性超过前者。在广西，又有“上门郎”之称，1936年广西《融县志》：当地人讲赘婿难为，有句谚语：“上门郎，大凳扛。” 此外，旧时的说法，女子订亲后，未婚夫死，女为“望门寡”——望着婆家的门，尚未得入。“望门寡”，是要求女子为死者守节，尽管并未曾完婚，由此可见封建礼教之残酷。还有，定亲后未婚妻死，谓之“望门妨”。“望门寡”、“望门妨”，这样的词如今已罕有使用。这是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旧事物旧观念，被时代扫地出门了。 5．人生几多“槛儿” 以十二属相纪岁，派生出“一巡”、“本命年”等说法。人逢本命年要扎红腰带，说是为了辟邪的。陕西一些地方，民间又在本命年之前加了一道“门槛”。请读陕西作家和谷所写《我的门槛》： 我觉得明年该是我的本命年的门槛之所在。扳指头数来，鼠大、牛二、虎三、兔四，龙五，蛇六，明年才是我的龙年呀！可就在年前几天，弟弟从乡间赶来，说是替父母为我叮咛门槛之事的。唤，我是按实足年龄计的，而老家依然按虚岁掐算，丁卯年当是门槛了。又有人说，门槛得提早一年过，遇事得防着点为妥。 弟弟很虔诚地说，门槛得信，这一年事是多。他说的“事”，指磕磕绊绊的灾辙。 传统的人生礼俗，重视恰逢整“巡”的本命年。这除了生肖因素之外，还在于十二年的间隔，大致上反映了人生的里程——少年、青年，以及中年、六十花甲、七十古稀……本命年前的“门槛年”，是对于本命年的强调。如果排除种种庸人自扰的旧例儿，可以讲，是适应年龄变化的心理调整。走向人生新里程，“门槛”之说很形象。 民间老话，本命年即是“槛儿”。“槛儿”横在那，本命年里据说人多灾多难，日子过得要分外小心。扎根红腰带以辟邪，是为了迈这“槛儿”。在内蒙一些地方，孩子十二周岁的生日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一天家里要置办酒席，孩子要“扎红”。 青海河汉一带的“本命禳解”旧俗，老年人逢本命年，要庆寿。庆寿仪式一如寿村落成的仪式，同时儿女们要献上红衬裤、红绫带，当时穿上系上。“本命禳解”第一回在60岁那一年，72岁第二次，再往后是84岁、96岁…… 民间至今将73岁84岁说成是老年人的“槛儿”，所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还讲“孔子七十三，孟子八十四”，意思说，这“槛儿”在孔孟两圣人身上也是应验过的。人们说，闯过七十三这道“槛儿”，一准活到八十四；而过了八十四，还会更长寿。这两道“槛儿”，大致与本命年的尺度相吻合。或许同心理因素有关联，老年人在逢“槛儿”的年份里，往往多病，精神也欠佳。及至“天增岁月人增寿”，过了那一年，反倒身体硬朗精神爽，大约是因为迈过“槛儿”后，对自己的生命力也有信心了。 6．丧礼风俗中的门前事项 人生是在社会上，更是在家庭里经历的过程。按照传统礼俗，新生命降生的宣言，是他或她的父母亲人悬设在门前的弧或(巾兑)。当人生历程完结的时候，他或她的子孙亲人，将悼念与哀思，寄于自家门前。 依照传统殡仪，在河北等地，丧家门前要悬挂纸杆，按死者岁数，每岁白纸一张，每纸剪为三连，其末条下垂，插于门头上，名“门幡”，有的地方谓之“告大纸”。男，置门左；女，置门右。门内立一木板，上糊白纸，纸上书死者姓名，生卒年、月、日、时，享年若十，下列孝子名次，这叫“立阳榜”，或叫“殃榜”，又叫“告白”。据县志载，四川雅安等地丧礼，门外树竿挂纸，大圈表示寿十岁，小圈表示寿一岁，圈如死者年龄，称为“出老纸”，又称“望山钱”。刘家训、王全宝《鲁东南民俗系列调查》：家里死了老人，屋门上、大门上要用火纸贴上门幅，告知有丧。砍一根鲜柳木棍子，贴上一张大白纸。死者享年多少岁，白纸割多少条。竖在大门口，这叫“飞飞”，也叫“岁头纸”、“出头纸”。 “恕报不周”、“恕不遍讣”或“恕不敢报”白纸条，称为“报丧贴”、“门报儿”，贴在大门侧，男左女右。四字直书于纸中，下款处以小字写“×氏之丧”。如果亡者是有老人在世的中青年，在纸上径书“×氏之丧”，不写小字款。出殡时，棺木出门之际，立即将其撕下烧掉。清光绪年间《常昭合志稿》，记常熟、昭文风俗：“初丧，糊纸屏如讣式书之立于门内，谓之‘丧屏’，小户则粘于门上，即幼丧亦有之。凡停柩在家者，门必贴白纸，书‘囗灵’二字，既葬而后除之。” 钉门麻。儿孙为逝者披麻戴孝，家门也“穿”孝——在大门上横钉一粗麻，称为钉门麻，或就叫“门孝”。此俗曾流行于浙江等地。 大门上贴“批书”。1932年《德清县新志》：“令道家以‘六轮经’辨生肖所忌，批斗书于大门外，告于戚属”。1948年浙江《杭县志稿》，道家以“六轮经”辨生肖所忌，并回煞日，谓之“批书”。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海宁风俗记》，人死后立延阴阳生，将死者年庚及其家属生肖，推算书成一纸，斜贴于丧家门外，上写何时小殓，何时大殓，何日迎神即回煞，以及冲忌等，称为“批书”。 小说《金瓶梅》哥儿夭折，及李瓶儿、西门庆亡身的回目，都有徐先生批书的描写，可视为古代殡葬习俗的史料。如第六十二回： 徐先生……手掐丑更，说道：“正当五更二点辙，还属丑时断气。”西门庆即令取笔砚，请徐先生批书。徐先生向灯下，问了姓氏，并生辰八字，批将下来：“一故锦衣西门夫人李氏之丧。生于元枯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时，车于政和丁西九月十七日丑时。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煞高一丈，本家忌哭声，成服后无妨。入殓之时，忌龙、虎、鸡、蛇四生人，亲人不避。” 李瓶儿丧葬时，“批书”忌属龙属虎属鸡属蛇的人。“批书”又涉及避煞陋俗，有“煞高一丈”云云。 旧时代的迷信说法，人死后若十大，魂魄要返回故宅，并有凶煞相随。为避损害，丧家要“避煞”、“掩煞”。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 偏傍之书，死有归煞。子刊。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燃火，户外列灰，拔送家鬼，章断注连： 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 颜之推说，所谓“煞”，出自旁门左道之书，是不近人情的陋习，应当革除。有的亡者死十传染病，即颜氏所说“注连”。古人对传染病视为恶鬼凶煞，大概也是“避煞”之说的来源之一。出殡日门前燃一堆火，归来人要跨火入门；户外撒灰，也同“避煞”相关，《夷坚乙志》说：“江、浙之俗信巫鬼，相传人死则其魄复还，以其日测之，某日当至，则尽室出避于外，名为避煞。命壮仆或僧守庐，布灰于地，明日视其迹，云受生为人为异物矣。”说来荒谬，那灰若是被猫呀狗呀踩下了脚印，就说死者托生了猫狗。 “煞”的迷信，是鬼魂迷信的重要分支，由来已久。据宋代俞文豹《吹剑录》，唐朝《百忌历》载丧煞损害法。迷信的人说，煞出现的日子，甚至煞之高矮都是可以推算的。《金瓶梅》徐先生“批书”所云“煞高一丈”，即是。1944年《重修彭山县志》载此习俗： 殓时，凡睡者皆令醒，术士执斧绕棺及门，咒而击之，谓之“掩煞”。术士又依死者日之于支，为定日之远近、时之早暮、竿之长短，以告丧家。临日，设酒脯、燃香烛，布灰于庭，空室而避之。倚竿于门，竿粘楮钱，过时乃鸣爆竹，启门视灰迹，谓之“回煞”，亦曰“回殃”。 这真叫“煞”有介事。所谓“煞”，本系子虚乌有。故弄玄虚的人硬是“算”出“定”出煞回之期、煞高几何，届时门前倚放贴着楮钱的竿子，还在门庭内撤灰，借以观察无形的煞迹。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一陋俗已被扫除。 传统葬俗，门前立方相。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记孔府丧礼： 大门两边还站着“方弼”、“方相”，这是两个用绸缎和木架扎成的大汉，衣冠服饰和脸谱都很像京剧中的花脸，有一丈多高。人站在大汉的身体里，可以操纵着大汉活动、走路、做出各种动作，人还可以从大汉的肚脐向外看，来了吊丧的客人，根据男客、女客或男女都有，操纵大汉伴着乐曲上前迎接，在送殡时，这“方弼”、“方相”，也要走在队列前面，一直跟到墓地。 方弼、方相神像，用来驱疫辟邪，在出殡时还要一路在前，俗称开路神，或称险道神、阡陌将军。《周礼·夏官·方相氏》记方相形象，“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矛扬盾”。汉代宫中驱傩也用方相氏。《封神演义》附会出方弼，说是兄弟俩，凑为一对，就像门丞户尉抓对成双，门左门有，容易安排。方弼方相体量高大，面目狰狞，如《聊斋志异·金和尚》所描写：“方弼、方相，以纸壳制巨人，皂帕金铠；空中而横以木架，纳活人内负之行。设机转动，须眉飞舞；目光弥闪，如将叱咤。观者惊怪，或小儿女遥望之，辄啼走。”俗话说，神鬼怕恶的。这一对神像恶模样，正为了令鬼邪退避三舍。 民间出殡时，沿途路口、桥梁要撒纸钱。此俗至今未见绝迹。而《清史稿》载皇家丧仪，卤簿前导，册宝后随，所过门、桥皆致祭，由礼部长官祭，则是民间风俗的宫廷化。 旧时守孝，有倚庐之说。《礼记·丧大记》：“父母之丧，居倚庐，不涂，寝苫枕囗，非丧事不言。”郑玄注：“倚庐，倚木为庐，在中门外，东方北户。”倚庐，要盖在东墙下，向北开门，以草为屏障，不加泥涂，门上没有横梁和柱子。以示所居简陋，哀思悲痛。 旧时办丧事，在门外用白布扎成牌楼门形。1935年广东《罗定志》：“三日大殓，……表其门，曰‘礼庐’。素食寝苫，朝夕奠，如事生前。”表其门的做法，源于古时的“凶门”。魏晋以后，凶门柏历置于大门外，举哀表丧。 凶门柏历，体现了丧事大操大办的陋俗，在古时即为有识之士所反对。据《南史·孔琳之传》，孔琳之建言国事，提出禁行凶门柏装旧俗： 凶门柏装，不出礼典；起自末代，积习生常，遂成旧俗，爱自天子达于庶人。诚行之有由，卒革必骇；然苟无关于情，而有愆礼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因当式遵先典，厘革后谬，况复兼以游费，实为人患者乎。凡人士表仪，多出间里，每有此须，动十数万，损人财力，而义无所取。至于寒庶，则人思自竭，虽复室如悬罄，莫不倾产单财，所谓“葬之以礼”，其若此乎？谓宜一罢凶门之式。 孔琳之建议革除凶门柏装旧俗，指出“动十数万，损人财力，而义无所取”，贫寒人家甚至为此倾家荡产，“实为人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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