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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天真，道家率真，墨家认真，名家顶真。 政治上天真的儒家，在生活中一点也不率真，所以多是伪君子。生活中率真的道家，在政治上一点也不天真，所以多是真隐士。宗教上认真的墨家比儒家虔诚，他们把鬼神当真，因此避免了儒家的虚伪。知识上顶真的名家比道家真诚，他们把真理当真，因此避免了道家的虚无。 然而帝王专制需要政治上天真幼稚的儒家，因此儒家战胜了墨家，宗教信仰在中国成了民俗游戏。帝王专制需要生活上率真随便的道家，因此道家战胜了名家，客观真理在中国成了海外奇谈。 所谓真实，可分为真际与实际两部分。中华民族是个很不认“真”而颇为务“实”的民族。名、墨两家专注于真际，儒、道两家专注于实际。因此墨家和名家的中道覆灭，在中国历史一成不变的务实轨道上，几乎是逻辑的必然。名、墨两家的中道而绝，使真际文化成为绝响；儒、道两家的阴阳互补，使实际文明绵延久长。中国文化对“真实”的接受程度，以道家颇为务实的率真为最后界线。在率真的限度内，一定程度的狷介放达，成了中国文化最高的审美内容。作为对令人窒息的专制文化的必要调节，作为对高度紧张的脆弱神经的适度松弛，道家式的率真狂放，有时甚至可以表现为对帝王将相的某种不恭和傲慢。但任何狂士一旦越过了这个最后界线，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儒者弱智，道者狡智，墨者奇智，辩者大智。 儒者标榜仁义，贬低智慧，因为他们非常弱智。道者批判仁义，绝圣弃智，却自称大智若愚，然而若愚之智并非大智，只是老奸巨滑的狡智。墨者非难儒、道两家，无私无畏地神道设教，颇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奇智。辩者跳出世俗政治的污秽樊笼，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叩响真理之门，故有空谷足音的大智。在公孙龙的超绝智力面前，所有先秦诸子的智力都显得相当平庸。因此，当墨、辩之智成为绝响之后，中国文化从此就与真正的智慧永远绝缘──直到西方智慧进入中国以前，只有道家的狡智和禅宗的冒牌智慧──弱智的儒家信徒无不对取代了良币的劣币心悦诚服。 由于真正的智慧在中国文化中的缺席，于是智力水平连普通几何题也解不出的江湖骗子，就敢于自封智者。徐光启服膺西方文化，是从翻译欧几立德的《几何原本》开始的；康熙皇帝敬畏西方文化，也是从解几何题开始的。我敢断言，凡是贬低西方文化的人，都是读初中时解不出几何题的人。反过来也一样，凡是拜倒在西方文明现有成就脚下，却对产生这些成就的原因一无所知的人，也是读初中时解不出几何题的人。柏拉图学院门口之所以大书“不懂几何者免进”，就是为了预防弱智者成为以“超级智者”唬人的江湖骗子。众所周知，中国自古至今都盛产这样的江湖骗子。我认为，凡是会解几何题的人，就不会被禅宗式的江湖骗术蒙得晕头转向。我敢说，惠能以及所有的禅宗大师，他们的智力都不足以解几何题。不会解几何题并不可羞，因为他或许是个能够打破唯理主义的逻辑思维定势的艺术奇才（比如庄子），但艺术家不该冒充哲学家──正如不懂诗的哲学家不该冒充艺术家。 公元前八到二世纪，是人类现有各大文明的原始积累期，雅斯贝尔斯谓之“轴心时代”。这一时代，相当于中国历史分期中的先秦。本书试图描述的是，当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在雅典街头探讨哲学，当释伽牟尼及其弟子在印度荒野传播宗教，与之同时代的杰出中国人，在街头、在荒野──事实上更多的是在庙堂之上──说些什么？他们的言说，对后世有什么影响？他们的言说，在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先秦时代，是中国思想最辉煌的顶峰，此后历两千年而永难超越。为了使枯燥艰深的诸子思想形象易解，我选取了诸子寓言作为进入这座灿烂宝库的方便法门。虽然在学理上我服膺名家，在人格上我敬佩墨家，但是由于名、墨两家中道而绝，在本书中过多谈论名、墨两家，未免与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过于无关痛痒。由于儒、道两家事实上成了中国文化阴阳互补的主流思想，因此我还是把大部分篇幅给了儒、道两家，这样对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更为切中要害。并且毫不意外，专注于真际的名、墨两家确实也较少从事寓言创作；同样并非意外，先秦最杰出最多产的两位寓言巨匠──庄子和韩非，恰是专注于实际的一道一儒（法家只是儒家的同宗别派）。寓言正是一切表述思想的文学形式中，最实际的一种。而由于寓言同时又是一切表述思想的文学形式中，最具游戏精神和自由精神的一种，因此思想极度不自由的韩非，虽然寓言数量多于庄子，但其艺术水准与庄子却不可同日而语，也就并非意外了。在我这种毫不圆通的逻辑头脑看来，一切都是必然的。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可能有意外和偶然，长时段的历史走向，却一定是必然的，没有任何意外。这对于希望客观历史能够更符合主观愿望的人来说，或许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吧。 九八年十月七日于海上三朴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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