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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庄子和名学家惠施在濠水岸边散步。庄子随口说道：“你看河里那些舒鳍摆尾轻松遨游的鱼，比我们人还要快乐呢！”好斗而爱挑剔语言和思维错误的惠施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庄子也开玩笑地反唇相讥：“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惠施见庄子想回避问题，不肯轻易放弃，乘势追击道：“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所以也不知道鱼──我的逻辑无懈可击吧！”庄子不甘于服输，强辩道：“请你回到谈话的开头──你问我：‘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你这么问，说明你已经承认我知道鱼的快乐，所以才会问我怎么知道的。可见，你再说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就违反了你的所谓逻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岸边，知道鱼是快乐的。” 庄子与惠施是终生的好友，两人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但却棋逢对手。惠施死后，庄子哀叹“我再也找不到对话者了”。这段公案十分著名，由于是庄子或其弟子记录的，表面上看似乎庄子在辩论中胜利了，事实上庄子完全是强词夺理，他的逻辑破绽百出。庄子曾批评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公孙龙的坚白同异论、白马非马论“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至少在这场影响深远的辩论中，他对公孙龙的批评完全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而且，“胜人之口”的根本原因也不是他把惠施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而是因为这段故事是由他或他的弟子记述的，他们运用“话语权”让庄子说了最后一句，至于惠施接下来还说了什么，后人就不得而知了。这就如同街头相骂者一样，“讼此而不决，以后息者为胜”（韩非），谁说最后一句话，谁就算胜者，所以街头相骂者往往已经辞穷，但还是翻来覆去地重复滥调，没人肯率先闭嘴。我相信如果这一事件由惠施或其弟子来写，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但是即便从庄子自我偏袒的记述来看，庄子也根本没有胜利。 惠施以名学家的敏锐，从庄子的一句随意的感叹中提炼出了一个需要证明的命题：“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并要求庄子作出证明。这个命题应该说是有相当意义的：人如何认识世界，人对世界的判断怎样才能与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相符，而不仅仅是主观想象？如果其认知符合客观真实，那么又如何证明，以便让更多的人心悦诚服地分享这一关于客观世界的真实知识？ 然而天才诗人庄子根本无法回答这个最基本的科学和哲学问题，他的杰出思想中从来就没有科学的成分，他不仅自己从来不作逻辑研究，并且终生以自己反科学的巨大天才反对逻辑研究。如果说他的某些深刻思想自然地合于逻辑，那仅仅是不知其所以然的暗合。因为所谓逻辑毕竟不是凭空而来，逻辑本身就是从人类的正常思维中提炼出来再加以高度形式化的思维法则，所以通常的思维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暗合于逻辑的。但未经逻辑训练的头脑一旦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科学难题，几乎必然地会不自觉地违反逻辑法则而陷入诡辩，就像庄子此处所做的那样。 首先庄子没有按照“学术规范”用陈述句来正面回答惠施的命题（这真是万分遗憾，因为这很可能是中国科学发轫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最后机会，可惜庄子让它失之交臂了），而是以受到质疑的街头吵架者的口吻，使用了很不友好而且非科学的反问句：“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快乐的呢？” 实际上，惠施既没有否定鱼是快乐的，也没有肯定鱼是不快乐的。他只是以哲学和科学的态度假设：“鱼是快乐的”这一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需要证明。在未经证明之前，这只是一个猜想和假设。所以惠施的话可以转换成更科学的语言：你不是鱼，你猜想和假设鱼是快乐的，怎么证明？惠施问的“你怎么知道”，就是“你怎么证明（你的猜想和假设）”。惠施根本没有断定说：“你不知道鱼是快乐的，你说鱼是快乐的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惠施就必须对这一命题加以证明。 但庄子却偷换了惠施的命题蕴涵，他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是快乐的呢？”意思是：“你不是我，有什么权利剥夺我猜想‘鱼是快乐的’的权利呢？”实际上，庄子强调的是诗人的想象权利──诗人的想象确实无须证明。要求诗人证明自己的想象，确实相当“煞风景”，像要求诗人为“月亮上面有嫦娥”这一想象提出证据那样煞风景。而惠施把庄子的诗意想象当成了科学假设，这就使两个人的对话变成了双向的对牛弹琴。 然而如果庄子明确声明所谓“鱼之乐”只是诗人的想象，那么惠施也就不会继续对牛弹琴下去，庄子不肯承认这只是他的想象，非要坚持鱼确实就是快乐的，非要坚持自己确实知道鱼是快乐的，非要坚持任何判断都无须证明。也就是说，庄子坚持用诗的想象，代替科学的判断──此后的中国人的格物致知大抵不出此范围。惠施只好也把科学原则坚持到底：“我不是你，当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所以才要请你对自己怎么猜想的加以证明）；你不是鱼，当然也不知道鱼是怎么想的（所以你不能未加证明就声称知道鱼在水中优游时觉得快乐）。所以我的论证是完整的，我要求你对“鱼是快乐的”加以证明，没有任何过分之处。” 至此，庄子已经毫无退路，惠施把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惠施只要求庄子正面回答问题：你如何证明“鱼是快乐的”符合客观真实？ 但这正是庄子完全陌生、根本不懂的科学思维，他要做“后息者胜”的人，必须再找出点什么话来强词夺理，他只好比刚才的混淆概念走得更远──诡辩。但可笑的是他还摆出一副公允的想说服惠施的面目。事实上，除了“你不是鱼”这一无须证明的事实，惠施从头至尾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命题，他的所有推论都是从庄子的“命题”中得出的合理推论，没有丝毫逻辑错误。惠施根本没有提出与庄子的命题相反的命题：鱼是不快乐的；或相关命题，比如鱼时而快乐，时而痛苦之类（否则他就会主动给出证明，这是所有名学家都能做到的，也正是先秦名学家比任何诸子都更富有科学精神的地方）。由于惠施没有提出任何命题，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惠施需要被说服的问题。庄子的诡辩是这样的：“你不要把水搅浑，还是回到开头。你不是问我‘你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吗？只有在你已经承认我‘确实知道’的前提下，你才能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你吧，我是在濠河岸边，知道鱼是快乐的。” 庄子就这样非常无赖地以“在哪里知道的”，答非所问地回答了惠施的“怎么知道的”这个问题。一场本该极有意义的哲学和逻辑讨论，变成了艺术想象对科学思维的嘲弄，变成了偷换概念对逻辑萌芽的捉弄。按庄子的荒谬逻辑，“怎么知道的”这一科学追问，是不能问的──而中国人此后确实再也没有问过科学和哲学问题。正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逻辑思想就这样被庄子以艺术天才扼杀了。诗的文化战胜了真的文化，中国成了诗与艺术的国度，而非哲学与科学的国度。 我不知道其他中国读者，尤其是喜欢庄子的读者读到这里会怎么想，反正我这个酷爱庄子的人，读到这里被庄子气炸了胸肺。庄子太丢脸了！庄子在这里相当于一个蛮不讲理的哥德巴赫，当人家要求他对自己的哥德巴赫猜想提出证明时，他不是老老实实地承认：我想证明，但暂时还无法做到。而是反问别人：我为什么不能这么猜想？你管得着吗！如果真的哥德巴赫这么说，会成为科学史上的笑柄。但中国最强有力的反名学健将庄子这么说了，在中国前科学史上却成了思想英雄。所有缺乏逻辑头脑的传统中国人，都认为名学家惠施被玄学家庄子打败了。从此，所有的传统中国人，都永远不知道逻辑为何物，永远不知道科学为何物。甚至于，他们也永远不知道哲学为何物，他们不能对世界提出一个有系统的完整看法，而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玄学性直观。即便这种直观有时符合真实，但由于没有强有力的逻辑支持，因此任何人都将信将疑。 顺便一提，本世纪的英美语言哲学家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庄子式的反诘。与庄子说的“既然你问我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说明你已经肯定我知道了。因为只有肯定我已经知道，才能问我如何知道”相似，罗素认为，“飞马不存在”这一表述没有意义。因为任何能指都有所指即现实对应物。能指“飞马”没有现实对应物，也就没有所指。你以“飞马”为主词，就等于肯定了能指“飞马”有其所指即现实对应物。因此，说“飞马不存在”，等于是说“能指‘飞马’没有所指”；然而任何能指都应该有所指，因此这一表述没有意义。我不知道，罗素是否认为应该说“飞马存在”？按罗素的逻辑，“上帝死了”也没有意义，因为“上帝”也没有现实对应物，也没有所指。我不知道，罗素是否认为，应该说“上帝活着”？罗素以及当代语言哲学家，严重混淆了概念（能指）的意义（所指）和概念（能指）的现实对应物（受指）。这一混淆始于“能指”、“所指”这一对术语的发明者索绪尔，导致了当代语言哲学走不出死胡同，仅成为极狭隘的哲学圈内的智力游戏。他们不理解，由于人类认识世界的局限，以及精神想象的必需，人类曾虚拟或想象了很多虚概念，没有现实对应物（受指）的虚概念（能指）也有其意义（所指），而且意义重大──对虚概念的否定和批判，正是哲学对文化进行消毒的一个重要任务。值得所有中国人自豪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公孙龙已足以解决这一千古疑问，可惜公孙龙的语言思维哲学这一人类思想史上的奇葩，在中国刚刚诞生就成了绝学，不仅没有在中国，也没有在人类思维史上产生本该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希腊，哲学家具有双重身份，探索自然真理和批判现存文化。当探索自然真理的任务在近代分工给科学家以后，现代哲学家的唯一使命就是批判，为文化消毒。在中国，对文化进行批判的任务由道家承担，对真理进行探索的任务由名家承担。道家的大师扼杀了名家的大师，中国文化从此与科学与客观真理无缘。由于道家对儒家专制文化的批判失去了逻辑和客观真理的支持，于是这种批判无法上升为哲学，只成为一种软弱无力的抗议姿态。这种无力的抗议，最终没能把中国文化从专制中及时挽救出来──庄子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恐怕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也难怪，作为诗人，他做梦时尽想着蝴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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