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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扁在堂下做车轮，看见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觉得好奇，就走上堂来说：“冒昧请问，主公读的书里讲什么？”桓公说：“是圣人的教诲。”轮扁问：“圣人还活着吗？”桓公说：“已经死了。”轮扁说：“那么主公读的书，只是古人的糟粕罢了。”桓公生气道：“国君读书，你这个低贱的工匠竟敢妄加议论！能说出道理就罢，说不出道理立刻处死。”轮扁不慌不忙道：“我一个轮匠说得出什么道理，不过有点做轮子的经验罢了。比如做轮子最难的是开榫头，榫头太松了不牢固，太紧了装不进去。怎样做到不松不紧，有一定的诀窍，但这个诀窍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只有我手上做的时候才能把握，说却说不清楚。我想把这诀窍传给儿子，但是我说不清楚，儿子也听不明白。所以我现在已经七十岁了，还是只好亲自动手做轮子。跟这个道理一样，古代的圣人死掉了，他们关于治国乃至关于道的一切不可言传的诀窍也一起死掉了。可见主公读的圣人之书，不过是古人的糟粕。” 轮扁也就是庄子的“不可言传”思想，可谓似是而非。尤其当把这种艺术领域的个人风格，上升到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应具有个人风格，把经验的相对非逻辑性和语言的相对模糊性，无限推论到理性的语言领域，并且推翻逻辑表达的一切可能性，更是十足的荒谬。就痴迷程度而言，庄子是我最喜爱的中国思想家；但在艺术领域之外，我认为庄子是阻碍中国的技术发展和遏制科学产生的最大罪人──或许这是爱之深而责之切吧。 我个人认为，庄子是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顺便一提，韩非则是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打个比方，孔孟佛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于衣食住行，而庄子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空气。衣食住行看似至关重要，直接影响生老病死，但不被人重视的空气，却决定了怎么生、怎么老、怎么病、怎么死。前文说及庄子的“得意忘言”思想对中国艺术的积极影响，但把同样的思想移用于技术的积累传授和科学的继承发展，其消极作用就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在初级的技术层面，中国先民的智慧称得上举世无双，他们的无数发明创造曾经遥遥领先于其他民族。但是这种智慧仅限于解决具体直接的生活难题，而且由于错误地坚信一切经验和诀窍都无法毫不走样地传授给后人，因此技术的进步就微乎其微，科学原理的探索和总结更是不可能的事。 中国的技术起步极早，起点极高，这使中国人永远认为古人比后人更有智慧，所以后人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原有技术的自信和动力。虽然空白领域的技术发明可能会偶然地自发产生，但任何已经不是空白的技术领域，再也难有进步和发展。而且再多的技术发明也永远不会归纳成科学原理──对单项技术的理论总结和传授尚且认为不可能，更不必说对两项以上不同技术的全面概括。 所谓原理和规律，是认识到世间万物运动变化的共通性和相似性，但庄子以及受庄子影响的中国人只看见具体技术的特殊性和相异性。两项不同的技术，在认为其中必有共通性的人看来，一定能找到原理和规律──哪怕暂时还没有找到。两项不同的技术，在认为其中各有特殊性的人看来，一定只有各不相关的诀窍──而且这诀窍还极难传授。所有的原理和规律，都一定能够用经过定义的科学语言加以精确表达。而所有的诀窍，在从不定义的模糊语言难以精确传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办法是神秘兮兮的顿悟──中国人却把这不得已的无奈方法当做最高法门。而且“师傅带进门，修行靠自身”，能否获得顿悟，完全听天由命。所以中国人的非理性教育特别重视严格的择徒，中国智者往往费尽后半生心力，也无法找到一个悟性高的衣钵传人。而科学的理性教育根本不在乎严格的择徒──只要有中人之资，就一定能学会。中国的“学问”，越到后来越难学，因为诀窍越来越模糊了，表述得越来越神秘了。科学的知识，却越到后来越容易学，因为原理越来越精确了，表达得越来越明白了。 更有甚者，中国人择徒时还有传子不传徒、传男不传女或传女不传婿等种种人为阻碍知识传播的穷讲究。千难万阻终于要传了，又因为怕“教出徒弟，饿死师傅”，还要留一手绝活带进棺材。如果知道别人也懂这诀窍，甚至还要设法害死他，或误导他走火入魔，钻进死胡同，以便自己是世上唯一知道这一诀窍的人。既然自己是唯一知道诀窍的人，应该自豪地让别人知道自己有莫大学问了吧？偏不，而是韬晦装傻，明明老奸巨滑还要假装难得糊涂，明明以智者自居却要冒充愚人，以避免被推行愚民政策的统治者加害。就这样，在起点上，寻求知识和积累知识的方向已经大错特错，又在传播知识和扩大知识的路途上一错再错，终于使开化极早的神州大地变成了蒙昧黑暗的愚人国。靠口口相传地面授和心心相印地顿悟的中国技术，在大量自发产生的同时，也在大量地自生自灭。一次次的战乱，在葬送无数身怀绝技的杰出匠人的同时，也使无数技术成为失传的广陵绝唱。长达数千年的技术失传，是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悲惨故事。 即便个别技术没有失传，要想进步和发展也难于上青天。因为中国的技术进步，依靠的是后来者对先行者的绝对高度。后来者要超越先行者，不得不从先行者的起跑线重新起跑，不得不站在原始的文化地平线上与先人比绝对身高。在中国，一个绝对的技术巨人能够阻止该领域今后的一切进步。而在一线单传、天灾人祸的重重夹击下，退化和湮灭就无法避免。看看金庸小说中的“降龙十八掌”最后只剩下支离破碎、徒具形似的三五掌，就能明白先秦的高度智慧为什么会退化到近代的普遍愚昧。 而由于原理分明并且笔之于书，西方科学的进步，依靠的是后来者对先行者的相对高度。后来者要超越先行者，只须从先行者停止的地方接着跑，侏儒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借用牛顿的极为确切的比喻）比巨人更高。在欧洲，任何天赋超绝的科学巨人都无法阻止科学的再进步。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进步，靠的是个别短跑天才的破记录；欧洲人的进步，靠的是全体长跑选手的接力跑。因此，中国技术虽然靠着早期天才而长期领先，但没有累进，终于落后；欧洲科学虽然曾经落后，但由于累进式的飞跃，终于在近代后来居上。而且说来可悲，即便欧洲人才智平平（何况未必），只要运用站在中国巨人肩膀上的方法，就迟早能够超越事倍功半地苦苦参悟口传下来的模糊诀窍的中国智者。看到一小群叠罗汉的侏儒轻易打败在数量上也处于优势但却各自为战的巨人，身为巨人族的一员，我的心情之沮丧真是无以复加。撇开这一层同胞的情感，即便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看到矮小的大卫以科学的投石机打败不懂科学的技术巨人哥利亚，大概也难免要为巨人族叫屈的罢。 在近代不断遭遇败绩的巨人族，广泛滋生了自疑的精神病菌，巨人族的近代后裔丧失了身为巨人族的应有自信，以为败绩不在于传统文化的缺失和偏差，而是真正的在种族上的劣等。在膜拜绝对巨人的崇古传统下，巨人族的晚近历史确实是一个不断矮化的历史，近代遭受的一连串重创更使他们在心理上进一步严重矮化──也就是说，现代巨人族的自我估计要远远低于他们可能有的实际高度。以致于巨人族的优秀分子在本土依然各自为战、苦苦挣扎，而极少数未必出挑的巨人一旦移居叠罗汉的国度，立刻成为科学巨匠。 中国本土的智者，至今没有完全学会叠罗汉的科学思想。陈景润只能试图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却不会自己做出哥德巴赫猜想。因为只有相信世间万物必有规律的文化中人才会这么猜想，随后再加以证明。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近年刚刚得出证明的费尔马大定理。大部分科学原理都是先有猜想和假说，后有证明或否证。而科学原理即便萌芽在中国智者的心中，并且得到自由心证，他们也不敢宣布这是一条原理，而只会把它深藏在心中，作为一个不可言传的诀窍──并且是秘而不宣的秘诀。这就是为什么我痛恨被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禅宗及其所谓顿悟的理由之一。中国的一切有价值的知识，几乎都是任你胡猜的公案，都是永无正解的秘诀──有正解也没人告诉你！这些秘诀的用语都是切口、哑谜、隐语、黑话，具有无限的歧义性、多义性和模糊性，甚至有故意误导的反向表达和语言陷阱，不经“高人”指教点拨和面授机宜完全是天书，根本摸不着门径，甚至误入陷阱、走火入魔而大吃苦头。 概括地说，中国文化是“意”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义”的文化。义可定而意不可定，义精确而意模糊。意的文化是诗的文化、艺术的文化；义的文化是真的文化、科学的文化。诗与真，艺术与科学，是人类文化最大的两大分野。由于中西文化都有一点走极端，甚至可以认为，中国文化是“意淫”的文化，西方文化是“义淫”的文化。庄子思想的功与罪，由此也就一目了然。 回到本文开头的寓言。轮扁认为斫轮之道不可言传，乃至中国人认为一切“道”都不可言传，根本原因在于对“道”的所谓绝对性的错误认识。凡是相信可能有绝对真理的人，要么认为自己不可能认识“道”，要么认为自己虽然彻悟了绝对的“道”，但却无法传授给任何人，因为“可道非常道”（老子），说给你听已不可能说完全，即便说得再完全，你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如是等等。这样，在信仰上就会陷入绝对的原教旨主义，在政治上就会陷入绝对的专制主义，在科学思想上就会陷入绝对的怀疑主义。然而真正的科学思想从不宣布世界上有任何绝对真理，他们老老实实地寻求相对的暂时的局部真理，哪怕真理暂时被曲解了，但真理在被曲解的同时也会发展，甚至只有在曲解（曲解很可能只是原教旨主义者的看法）的前提下才能发展。真正相信真理、相信未来、相信进步的人，不会因为郢书燕悦而勃然大怒，反而会因为郢书燕悦使燕国得到大治而喜出望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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