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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画师为齐王作画，齐王好奇地问道：“画什么东西最难？”画师说：“画狗和马这样的活物最难。”齐王又问：“那么画什么最容易呢？”画师说：“画鬼怪最容易。因为狗和马之类的东西，所有的人都见过，不容易画得让人信服，所以特别难。而鬼怪之类人们看不见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应该是什么样子，所以随你怎么画都行。” 就像在《詹何度牛》中不懂正确推理为何物的韩非任意贬低料事如神的推理一样，在此篇寓言中，对艺术毫无兴趣也缺乏才能的韩非再次强不知以为知地大出其丑，以似是而非的故作惊人之语肆意贬低想象力在艺术创作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让我们看看他的谬论所使用的混乱标准。他说画狗马最难，因为人人习见，所以要画得活灵活现，让观画者信服，非有高超的写真能力不可。这确实是对的。然而他却忘了更重要的一点，狗马也是画师日常习见的，即便不太熟悉，在打算摩画之前可以特地花工夫详加观察。因此画狗马有足资参照的正本，画得不像还可以继续观察，多加习练。如果画师自己不熟悉狗马，或虽然熟悉却画技甚劣，那么哪怕是从未见过狗马的人，对他画的狗马也不会赞赏。事实上，对于从未见过狗马的观画者来说，狗马也一如鬼怪；这样的观画者，难道对蹩脚画师的狗马画也会佩服吗？可见，如果画艺极差，那么即便画师所画的狗马有实物可参考，也无济于画事。 再说画鬼。如果韩非前后所论保持同一标准，那么合理的推论应该是：狗马要人信服必须活灵活现，鬼怪要人信服同样必须活灵活现。于是谁都可以明白，画狗马是有中生有，是由实物到相似的虚像，所需要的只是作为画师基本功的摩写功夫；然而画鬼怪却是无中生有，是由虚无到逼真的幻象，所需要的不仅是丝毫不亚于写实的造型功夫，而且还必须具备写实的摩写功夫所不需要的超绝想象力。略有绘画常识的人都明白，习画的三个阶段是：临摩、写生、创作。创作最难，是因为创作需要想象力。 征之画史，有专画狗的大画家，有专画马的大画家，画狗马的名画师极多，而画鬼怪的名画师极少，更没有专画鬼怪的大画家。中国画史上创造的鬼怪形象，大体上只有一个钟馗。且不说这个钟馗之颇具人形已证明画鬼不易，而且还不能忘记一个容易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第一个画师创造出大胡子钟馗这一形象之后，所有后继的画钟馗者实际上并没有创造出新的钟馗造型，而只是抄袭前者而已。 在达·芬奇没有画出《蒙娜丽莎》之前，画出女性的迷人微笑是许多画家的梦想。但是他们虽然见过女性的迷人微笑，却根本画不出，更不要说画出没见过的鬼怪。然而一旦达·芬奇画出名画之后，任何学艺未精的蹩脚画匠都可以轻易复制出足以乱真的蒙娜丽莎赝品──这对我来说也非难事。丝毫不算巧合的是，达·芬奇得到最初反对其学画的父亲支持的转机，恰是因为他在一面盾牌上画了逼真得让人魂飞魄散的狰狞鬼怪，以此向他父亲证明了自己在绘画领域的杰出才能──出类拔萃的造型功夫和无与伦比的想象力。更何况，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鬼怪，还是较容易画的，更难画的是以人的面目出现的鬼怪，像委拉斯凯支所画的《教皇英诺森十世》那样阴森森的人面鬼，又岂是韩非这种灵魂枯燥的艺术门外汉所能想象的？ 正因为画鬼怪太难，所以描写鬼怪几乎是文学的专利，为人熟知的就有中国的《西游记》、《封神榜》、《何典》，外国的《奥德赛》、《变形记》、《神曲》等。画家一般都知道藏拙，知趣识相地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文学家之所以敢于描绘鬼怪，未必是自负想象力超过画家，而是因为文学家可以借助于读者的想象力。在想象这一点上，作家可以请读者援手，画家却不能请观众帮忙，所以中国画史上有“‘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的集体共识，因为“目送归鸿”之“归”，需要读者想象力的援助。当鲁迅看到插图本《山海经》中的那些鬼怪图时，不禁喜出望外，竟花了大量时间把它们全部影写下来。这并非由于这些鬼怪图比狗马图出色，实在是因为这类画太稀有。 发人深省的是，中文“想象”一词，其最早出处竟是在《韩非子》中，想象力贫乏的韩非还对此作出了被普遍认可的权威性解释：“人稀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解老》）很明显，韩非做此解释是为了贬低想象。他认为想象与事实相距甚远，所以人们不应无端地通过死象去想活象，而应该直接去观察活象。而对于世界上原本没有的东西，连想都不必去想。韩非问：对于没有的东西，去想象它干什么呢？固然，他是唯物主义者，但他是个灵魂粗鄙枯燥而毫不解趣的唯物主义者。 说起来毫无新意，韩非贬低想象力，无非还是为了巩固帝王的专制统治，因为想象力一开，人的思维就会活跃，思维一活跃，就不会仅仅停留在艺术想象的领域，还会进一步扩展到对社会制度的质疑和对宇宙奥秘的探索。所有有创见的人文思想家，都具有高度的想象力，以先秦为例，最有创见的庄子，恰是最有想象力的，就本书所谈的寓言而论，他的寓言想象力最丰富，表达方式最奇诡，历代文人一致公认的“汪洋恣肆”，正是对于庄子想象力的准确评价。同样，所有有创见的自然科学家，也都具有高度的想象力，以爱因斯坦为例，他的相对论如果不借助想象力，就是不可能的。由于爱因斯坦无法把他探索的大宇宙搬进自己的物理实验室，所以他的物理学“实验”是在头脑中进行的，爱因斯坦自称为“理想实验”，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在想象中进行实验。想象力几乎就是创造力的同义语。 人文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阐述思想或检验假说主要依靠的都是逻辑，庄子和韩非都是人文思想家，可惜他们都没有逻辑利器，只好运用寓言──西方的创造性思想家是极少把寓言作为“论证”思想的主要手段的。西方寓言家大多表达的不是创造性思想，而是老生常谈的道德说教。因为创造性思想往往违反常识甚至惊世骇俗，如果没有逻辑的支持，就难以服人。仅靠寓言的生动感染力和形象蛊惑力，缺乏无可辩驳的雄辩性。当柏拉图偶而运用寓言（比如著名的洞中巨人）的时候，恰恰是他在逻辑上最技穷的时候。对于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想象力主要是在提出论点、做出假说（即整个思想体系的大前提）的时候起重大作用，因为没有想象力，整个思想体系就失去了立足点和动力源。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这个支点，我认为就是想象力，而撬动的巨力，则来自逻辑。因此，想象力是一切创造性思想的“第一推动力”。没有想象力，人类文明就是不可想象的。 先秦思想家向寓言求援，正是因为逻辑上的技穷。他们如果略有想象力，可以提出不少创造性的意见，但由于无法用逻辑来论证，于是只能流于“意见”，终于达不到“学说”的高度。在逻辑力量普遍阙如的共同困境下，纷纷乞灵于寓言的先秦思想家，就不得不落到纯粹比拚想象的内力的地步。因为寓言是一种文学形式，它是所有说教方式中最需要想象力的。以先秦两大寓言家而论，韩非较缺乏想象力，所以他在寓言拳击台上被庄子打趴下，吃了个哑巴亏，有其必然性。当然，公正地说，韩非的推理能力相对地胜过庄子，所以他的歪理被他阐述得颇为“合理”，甚至比庄子思想更“无懈可击”。韩非的推理能力甚至胜过所有的先秦思想家，所以他的邪恶思想在古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把伟大的庄子打下了擂台。 贬低想象力的韩非，大概也知道，想象力的活跃，会带来思想的自由，而人民的精神自由是他最竭力反对的，也是他竭力唆使帝王要加以剥夺的。正如创造力与想象力几乎是同意语一样，自由与想象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最自由的人，恰恰是最富有想象力的。韩非的灵魂最不自由，所以他的想象力自然也最贫乏。 要是有可能，我真想当面问问韩非，让那些没见过活象的中原画家凭空画一幅普贤菩萨骑象图，难道是很容易的事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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