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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宣王喜欢听竽，但他喜欢听三百人的大乐队一起大吹特吹。南郭先生是个吹竽好手，请求齐宣王允许他加入乐队，齐宣王欣然同意，让他享受与乐队的其他乐手同样的待遇。齐宣王死后，齐王继位，他喜欢听乐手一个一个单独吹竽。眼看再也混不过去，南郭先生在吃了最后一顿免费晚餐后，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中国人颇有翻案的传统──那是因为每一代学者都必须以当代帝王的是非来重断是非，以便下一代学者再来对这一代的“论断”重新翻案。但奇怪的是，韩非的这个著名寓言自从问世以来，还从未有人替颇为无辜的南郭先生打过任何抱不平。所有的人都一致相信，南郭先生是个毫无本事的低等骗子，混在众人中间虽然可以遮丑，一旦个别过堂，就无法藏拙，终于真相败露，不得不畏罪潜逃。所以，这个故事可以不断被别解、翻新，用于各种相似的新语境。比如近年否定大锅饭，打破铁饭碗，这个旧寓言就是可以老店新开的──按时髦的说法，叫“寻找精神资源”。虽然我从未见过有人在文章里这么用，但我相信一定有人这么用过，只是我没看见罢了。然而老店新开还是老店，店主并没有换人，所以这个寓言的一切花样翻新的引用者，都与原作者韩非同一褒贬──无情嘲笑南郭先生。没有人对南郭先生表示过丝毫同情，没有人发现南郭先生是个不幸的悲剧人物──尽管远远算不上悲剧英雄。这让我非常诧异，所有的人竟都深信不疑韩非对南郭先生的丑化和污蔑，所有的人竟都没有看出如此明显的破绽。 我认为，南郭先生决不是骗子，最低限度一开始不是。试想，如果南郭先生一点不会吹竽，他能被齐宣王招纳到宫廷乐队里，享受一级演奏员的特殊待遇吗？论者会说，齐宣王一定没有亲自对南郭先生进行面试。这有可能，但对不会吹竽的真正骗子只会更糟。因为对南郭先生进行面试的将是宫廷乐队的艺术总监，他比齐宣王更内行。除非争辩者认为乐队总监也对演奏一窍不通，根本没看出南郭先生不会吹竽──但这未免过于异想天开。虽然对于齐宣王这种愚蠢的帝王来说，其乐队总监必定高明不到哪里去，但说他一点音乐常识也没有，却于理难通。即便有人拿出确切证据来，证明南郭先生是乐队总监的小舅子，或者贿赂了乐队总监，也不能让我相信南郭先生不会吹竽。因为假如南郭先生不会吹竽，他决不敢毛遂自荐，乐队总监更不敢徇私录用。世上不可能有这么笨的骗子，一点本事也没有却敢到帝王的虎口里来骗饭吃。比这更笨的骗子是有的，但那是民间的骗子。敢入帝王虎口的南郭先生，不可能是骗子，顶多是个混子。 既然南郭先生会吹竽已经可以肯定，接下来的问题是吹奏水平如何──这才是整个寓言的关键。大多数人恐怕会推测，他吹得一般，会吹，只是不够国家一级演奏员的水准。所以当齐王要对他们一个一个考核时，他不得不逃走了。但根据以上分析，如果南郭先生水平很低而乐队总监竟录用了他，那么乐队总监不是业务不精通，就是接受了贿赂。那样的话，由他主事的乐队里，东郭先生、西门后生一定还有不少，单独考核时，三百人的大乐队里，溜之大吉的恐怕不止一个，而是集体大逃亡，连这乐队总监也非逃不可。由此可见，受到嘲笑的决不应该只有南郭先生一人。 或许有人觉得，以上分析有点道理？非常抱歉，我根本不同意以上的全部分析！因为以上分析近乎为韩非圆谎，然而我的目的是要揭穿他的弥天大谎。以上分析，仅仅是对韩非给出的片面信息甚至错误信息进行分析，也就是仅仅在体制内分析，这样的分析虽然能得出不少看似合理乃至深刻的结论，甚至提出改革方案，但却根本不可能治本。韩非是独裁体制的坚决维护者，所以他当然完全不可能想到，造成南郭先生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独裁体制本身。哪怕南郭先生到最后确实不会吹竽了，也是独裁体制一手造成的。 如果站在体制之外来分析，事实真相就一目了然了。我认为真相是这样的：不仅南郭先生，而且整个宫廷乐队中的所有艺术家，都堪称齐国的顶尖国手。所以中国帝王常常得意于“野无遗贤”，夸口“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因为在独裁体制的天罗地网下，所有的天才要想不被埋没而有所作为，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只有去为帝王服务，连李白这样恃才傲物的稀世天才也不得不自投罗网。中国历史的早期，还可能有庄子这样拒绝为帝王所用的荒江野老，但到了中国历史的中后期，庄子式人物已经没有立锥之地，连隐居也劣变为通向庙堂的终南捷径。在这种情况下，设想南郭先生不是艺术家是不合逻辑的──否则艺术家都到哪里去了呢？关键和奥秘在于，所有的天才在独裁体制下必然会被毁掉，所有的天才在独裁体制下都会变成南郭先生。李白是天才被毁掉的一个正面例子，韩非本人是天才被毁掉的一个反面例子──他的天才只能用于为独裁体制辩护。 由于每个暴君的个人趣味差别极大，前一个暴君与后一个暴君的嗜好乃至政策没有任何连续性，齐国两代君主的音乐趣味就大相径庭。事实上后一个暴君更可能不喜欢听竽，而是喜欢听人吹奏笛子或别的乐器；不仅是音乐嗜好，还可以推而广之，及于一切方面。因此即便你是吹竽的真正国手，是不世出的大诗人、大作家，只要你所服务的暴君死了，你就会没饭吃──这就是老于世故的中国百姓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中国百姓只是不争气，但从来不是不明白。所以南郭先生吹竽吹得再好，还是不得不逃走，三十六计走为上，不走还等着砍头吗？所以南郭先生吹竽吹得再好，也不得不被新近得宠的吹笛国手嘲笑──当然谁都明白，现在正当令的吹笛国手很快也会过气，很快也会被下一代新宠嘲笑为南郭先生。看看中国古代最大的天才之一苏东坡，被几代帝王一会儿重用一会儿贬谪一会儿重新起用一会儿流放海南，就知道为暴君服务、被暴君折腾是怎么回事了。难道嘲笑南郭先生的人们认为，苏东坡也是南郭先生吗？难道被赶出宫廷的屈原、李白和主动辞官的陶渊明、郑板桥，都是南郭先生吗？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事实上，除了李太白、苏东坡这样恃才傲物的极少数超级天才，大部分确有一定才能的人，只要长期被暴君玩弄于股掌之上（还有更多的人毕生在争取被暴君折腾而没有争取到，比如那些落第的孔乙己），他们在长期的屈己媚上过程中，其才能就一定会消磨殆尽或变质毒化。南郭先生一开始一定是有才能的，但最后确实变成了庸人，变成了连才智平凡的正直者都不及的庸人。庄子、陶潜主动拒绝为帝王服务，屈原、李白、苏轼无奈不被帝王接纳，前者的成就大大高于后者已经不必说，后者现有的成就，也是不被帝王接纳的“不幸”所助，即所谓“文章憎命达”。而这五个或主动或被动地远离庙堂的人，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至高无上的五岳。我相信，或许少有超过庄周、陶潜的天才，但才能超过屈原、李白、苏轼的天才一定还有不少，然而所有仕途顺遂者的天才，都被浩荡皇恩冲刷得了无痕迹，所有放弃独立思考而全力揣摩帝王好恶、逢迎帝王喜怒的媚上者，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南郭先生。这就是中国文化从先秦的世界屋脊一路向下，像发源其中的长江黄河一样，人生长恨水长东地终于层层蹉跌到海平面以下的根本原因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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