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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在路上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论，就问他们在争什么。一个孩子说：“我说日出时的太阳离我们近，中午时的太阳离我们远。”另一个孩子说：“我说日出时的太阳离我们远，中午时的太阳离我们近。”两个孩子请孔子给他们做裁判，孔子让他们先说出各自的理由。第一个孩子说：“因为日出时太阳大得像车轮，中午时太阳小得像盘子。同一件东西，不是近的看上去大，远的看上去小吗？所以早上近中午远。”第二个孩子说：“日出时我们一点不觉得热，中午时就非常热。同样的温度，不是离得远不热，靠得近就热吗？所以早上远中午近。”孔子听了半天，实在分不出哪个小孩更有道理，只好一言不发地走了。两个小孩一起拍手大笑道：“谁说你是最有学问的圣人呢？”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孔子被尊为圣人是孔子死后的事，孔子生前，世人不以他为圣，何况两个无知小儿？可见这个故事是《列子》的作者为了丑化孔子而故意编造的。意思是说，你这位生而知之的圣人，连两个无知小儿的问题都回答不出，还鼻子里插葱装什么象呢？然而，这个由道家信徒出于门户之争编造出来用以嘲笑儒家祖师的寓言，在文革时期“古为今用”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却是被当作史实来用的，可谓捡到鸡毛当令箭。而且可笑的是，夸大儒、法之争的历史烹调师们不从“儒家的对手”法家那里寻找批判武器（真想找是不难找到的），却到与“儒法之争”无关的道家那里求援，可谓不学无术之至。无独有偶，大批判家们最为津津乐道的另一个嘲笑孔子的故事“柳下跖痛斥孔老二”，也不是出自法家，而是同样取自道家的《庄子》──但可以肯定《盗跖》决非庄子所作。事实上，儒、道之争才更符合史实，儒、法之争虽然并非虚构，却是小题大作。所谓儒、法之争，顶多只能算是恩爱夫妻的拌嘴，偶而闹着要离婚也是有的，但毕竟还是白头到老了。荀子是孔孟之后最大的儒学宗师，而大法家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谭嗣同认为两千年国学皆荀学，我认为两千年国学皆韩学，其意相似而侧重不同，但都肯定儒学是真正的国学，而道家才是儒、法一家两宗的共同对手。从大批判家们扬法抑儒而又从道家那里偷运弹药，可知他们的篡改历史实在非常技穷。但大批判家们把儒、法一家两宗的内部矛盾夸张为两大势不两立的敌对营垒，确实符合当时“党内有党”的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中国的两千年政治，可以说是永远在朝的孔孟之正宗与荀韩之异宗的既联合又斗争，道家从来都是对抗官方学说的最大的在野学派。就宦海沉浮的个人而言，在朝为儒家，在野为暂时的冒充的道家──但下野的儒者时刻准备着重新上台，此之谓“内圣外王”。就大部分在朝者而言，名义上是儒家，实际上是法家，此之谓“佯儒实法”。孔孟虽是正宗的国学，四书五经被列于学官，但只有荣誉地位；实际的政治操作却用的是偷梁换柱的荀韩一套。孔孟之道是宏观战略，荀韩之学才是具体战术。战略上要重视人民（因此孟子说民为重，君为轻），而战术上要藐视人民（因此韩非说人民是需要鞭子的马）。无论是谁在朝主政，法家权术的一套永远不变。所以对于永远在野的真正道家来说，孔孟只是假想敌，荀韩才是真正的对手。然而在野的道家对政治实情或政治内幕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并不知道孔孟是假想敌，他们往往十分粗疏地把法家的账算在儒家的头上，也因为法家确实打着儒家“亲民、明德”、“爱民如子”的旗号。然而在朝的法家却心知肚明，儒家只是个招牌，孔孟圣人只是挂着招徕顾客“近悦远来”的羊头，而荀韩酷吏才是令“四夷宾服”奸谋得售的狗肉。除了道家弄错真正的敌人，那些暂时在朝或曾经在朝现已黜退的以孔孟正宗自命的道学腐儒，也天真幼稚地自以为是执政党。他们自命为孔孟正宗的清流，与荀韩异宗的浊流势同水火。然而事实却是，浊流永远主宰一切，对清流生杀予夺，只不过天子要留着孔孟之道的招牌，所以浊流对清流并不完全赶尽杀绝，而是留下几个智商很低、能量不大的知趣腐儒撑持门面──做做太子太傅或翰林学士之类。 确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以后，中国已经没有真正的道家，有的只是暂时在野的、由儒家冒充的道家。所以确实只剩永远在朝的孔孟正宗与荀韩异宗的既联合又斗争了，但那只是权力分割、利益分配和争夺话语权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并非谁是谁非的斗争，并非真理与谬误的斗争，并非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所以哪怕儒、法内部的狗咬狗之争确实存在，哪怕大批判家以法家自居，也没有任何伟大、光荣、正确可言。哪怕法家成了赢家，也不过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与真理与正义毫不相涉。说儒、法两家是狗咬狗，并不是一般的现成语，而是确有所指。我以为儒家是牧羊狗，而法家是狼狗，牧羊狗不吃羊肉，但从不反对主人（或曰人主）杀羊吃。但牧羊狗自以为牧羊有功，认为主人离不开自己，所以常常要忠告主人有计划地吃，名正言顺地吃，不要滥杀滥吃。而狼狗不仅不反对主人滥杀滥吃，还一再论证羊天生就是供主人滥杀滥吃的。同时，狼狗自己也偷偷地吃羊，对此主人睁一眼闭一眼地并不在乎，反正羊多得像天上的白云一样。主人虽然讨厌牧羊狗愚忠死谏的强项无礼和种种讨厌的道德说教，但因为牧羊狗比狼狗更忠心，也更能迷惑羊群，所以留着他们摆摆样子，有利于名正言顺地滥杀滥吃。因为滥杀滥吃固然需要法家狼狗的帮忙，但名正言顺更需要儒家牧羊狗的帮闲。 由于孔子被后世帝王当了招牌，圣人成了摆样子的稻草人，所以近代以来天下恶名皆归之。从五四的砸烂孔家店，到文革的批林批孔，真是笑话三千，无奇不有。孔子从人格高尚的道德家，变成了要对中国两千年黑暗历史与不幸现实负责的替罪羊──当然，谁叫你的羊头被狗肉铺挂了两千年呢！而近年来，热闹非凡甚嚣尘上的所谓第三期儒学，再次想效法孟子、韩愈、朱熹之辈，妄想以儒学救中国，看来孔子的羊头还要被继续挂在城头上示众下去。在我看来，所有的新儒学宗师，与他们的所有先辈一样，都是对现实政治完全无知和对实际操作一窍不通的腐儒，他们永远不会明白，儒学根本救不了中国。即便孔子重新转世，他也会明白儒学只是一种反民主的虚幻而且过时的空洞说教，而不是一种民主时代的政治消毒剂。把羊头打扮得再漂亮，描眉画唇也好，喷上巴黎香水也罢，都无法掩盖狗肉铺的扑鼻恶臭。 正如两千年前的孔子对太阳的远近无法弄清一样──这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令人尊敬的道德家孔仲尼先生对科学问题一窍不通──两千年前的孔子学说，无益于两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政治；两千年后的儒学传人，同样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让孔子的灵魂安息吧，让他一言不发地走吧，免得那些在小学里就已弄明白太阳远近的孩子，两千年后再来骂他：“谁说你是最有学问的圣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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