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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厉叔在莒国做官，他认为莒敖公不知自己的才能，于是辞官到海滨隐居。后来莒敖公被乱臣贼子害死，柱厉叔告别朋友，要去自杀在莒敖公的墓前。他的朋友奇怪道：“士为知己者死，不为不知己者死。你是因为莒敖公不知你才离开他的，现在为什么却要去陪他一起死？有人知你，你愿意为他死；有人不知你，你也愿意为他死。那么知你与不知你，还有什么区别呢？”柱厉叔说：“我不这样想。我确实是因为他不知我，才离开他的。但现在他死了，如果我不为他而死，那么他原来的不知我，就不是不知我了，反而证明他深知我不是忠臣，反而证明他不重用我是对的。现在我去为他而死，是为了让莒敖公感到惭愧，让他后悔确实不知我。我相信我不会白死，我的死可以让后世的帝王知道，不要怠慢有才能的人。” 说柱厉叔的脑袋里全是浆糊，大概没有人会不同意，但他的逻辑却非常严密。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进行了一次归谬法推理。虽然他的浆糊脑袋并不知道什么叫归谬法，反而以为他的一条道走到黑，是为了创造一个光明的未来──让未来的君臣关系如鱼得水，让未来的才俊之士不被埋没。他误以为自己的赴死能够证明自己的才能和人格高尚，却不知道恰恰证明了他的缺乏才能和满脑子浆糊，更不知道他还同时证明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这一奴性教条的错误。 莒敖公会惭愧吗？莒敖公地下有知，决不会惭愧自己的不知柱厉叔，反而会得意于自己的巨大感召力：连被我怠慢不被我重用的人都肯为我而死，可见我是一个多么伟大而英明的领袖！莒敖公不会认为是自己的愚蠢使自己步入死地，他只会像项羽临终的“天亡我，非战之罪”那样，感叹两句“命矣夫”。后世的君王也决不会因为柱厉叔的慷慨赴死而重用正直之士，反而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近小人远君子”，因为受重用的小人让他活着时轻松快乐，而遭贬谪的君子在他死后会“临难一死报君王”。活得舒坦，死得体面──何乐而不为？ 如果要我举一个愚忠的例子，这就是最极端的一个。近世论者批判“愚忠愚孝”，批判的仅仅是过度而不分是非的忠和孝。这与我的想法大相径庭。在我眼里，没有不愚的忠和不愚的孝。忠与孝原本就是愚人国的愚民道德，而忠与孝的长期被奉为最高道德，必然使愚人国的子民越来越愚不可及。 我之所以说没有不愚的忠和不愚的孝，并非好作极端语，而是有极为简单而又坚实的依据。因为如果帝王是对的，那么服从帝王就谈不上忠，而是服从真理；同样，如果父母是对的，那么服从父母也谈不上孝，而是服从真理。忠与孝之所以成为强制性道德，就是明白告诉你，即便君与父错了，也要无条件服从。所谓忠与孝，就是要求你完全放弃自己独立判断是非的天赋自由和主动选择自身行动的神圣权力。心里明白君与父错了也心甘情愿服从的，是天生的奴才；认为君与父永远不会错的，是愚蠢的奴隶。总体来看，自觉的奴才总是比自愿的奴隶更聪明，否则他就不会受重用。聪明的奴才知道君与父也会错，甚至明白何时是对的，何时是错的，但奴才之所以是奴才，恰恰在于明知错了也服从。所有自愿的奴隶都希望像聪明的奴才那样得宠，只是苦于不聪明而得不到宠。正因为不聪明，所以他永远不知道君与父何时是错的，何时是对的，但自愿的奴隶根本不操这个心，他只知一味的盲目服从。不自愿的奴隶则比奴才更聪明，他的聪明已经上升到智慧，所以不愿做奴隶，更不肯做奴才。只有不自愿的奴隶，才有希望成为自由人。因此，忠与孝是自觉的奴才和自愿的奴隶的道德，而非不自愿的奴隶和自由人的道德。一切忠与孝，本质上都是愚蠢的。进一步说，即便君与父有时碰巧是对的，但只要你并非由于他是对的而仅仅因为他是君与父就无条件服从，也是愚忠愚孝。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应该遵从的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当然，独立思考并非自以为是，而是遵循正确的思考和推理方式，作符合理性的思考。只有当君与父是对的，而且你明白是对的，你才能服从──但你此时所服从的已经不是君与父，你服从的只是真理；你此刻的服从已经不叫忠与孝，而叫具有理性。 忠与孝的遗毒之深，已经深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年前报载，有一个女孩，由于妈妈为某件小事错怪了她，就跳楼自杀了。她留下的遗书这样写道：“我要让妈妈后悔她错怪了我。”这种心理与柱厉叔如出一辙。表面上看，这个女孩是不孝。妈妈批评两句，哪怕错怪你了，也该慢慢想办法让妈妈明白才对呀！其实却与柱厉叔一样，是孝的荒谬逻辑的合理延伸，成为对孝的归谬法推理的极端例子。正因为女孩把妈妈对自己的评价看得比自己实际上是否清白更重要，正因为柱厉叔把君王对自己的评价看得比自己实际上是否有才能更重要，所以他们才会采取这样极端的看似违反忠孝之道的行为。忠孝的根本前提，就是尊长哪怕是错的，也要服从。正因为柱厉叔和这个女孩认为君王和妈妈应该永远正确，但是现在他们竟然偏偏错了，所以他们痛不欲生。表面上看他们似乎要证明尊长的错误，实际上却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要求尊长永远正确。因为本该永远正确的你们，一旦犯错误，叫我听谁的？连你们都可能错误，那么我还能相信谁是正确的呢？如果你们都可能是不正确的，那么如此卑微的我自己又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如果我连你们都没法相信，那么如此渺小的我还能相信我自己吗？那么我怎么还能坚信我是有才能的，我怎么还能坚信我是清白的呢？所以，也许柱厉叔我确实没有才能？──但柱厉叔万万不能接受这个结论！也许小女孩我确实并不清白？──但小女孩也万万不能接受这个结论！既然两个都绝对不能出错的信念如此冲突而又无法两全，除了向死逃避以外，别无第二条出路。 所以，上述两个事件，有当事人不愿说出的更深刻的隐秘理由。柱厉叔不是要证明莒敖公错了（他决不敢），而是要对自己证明，他认为自己是有才能的这一点，没有错。小女孩也不是要证明妈妈错了（她决不能），而是要对自己证明，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这一点，没有错。因为帝王是不会错的，因为妈妈是不会错的，这是忠孝文化的根本基石。只有忠孝文化，才会产生“吾皇圣明臣罪当诛”、“世上无不是的父母”这种不顾常识毫无是非的谬论。但是人又不可能不自爱──不会错的帝王认为自己没有才能，自爱的自我又不肯承认自己没有才能；不会错的妈妈认为自己不清白，自爱的自我又不肯承认自己不清白，于是不可抗拒的自爱本能与不可抗拒的忠孝律令之间的无法调和的冲突，使柱厉叔与小女孩走上了自戕之路。 人本该自信，人更不可能不自爱，但是忠与孝的愚民道德迫使每一个不可能不自爱的人不敢自信。每一个忠与孝的奴隶，如果要证明自己的自爱是有根据的，不是靠自己的实际才能，更不是靠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要靠尊长对自己的最后审判。是的，最后审判！对于没有宗教没有上帝的中国人来说，最后审判就在当世，君与父就是他们的上帝。他们活着由君与父对自己作最后审判，他们死了由君与父对自己作盖棺论定。从小学、中学、大学的学生手册里的老师评语，到每个供职过的单位人事部门的鉴定，都是整个审判过程的具体步骤，这个无罪也要接受审判的档案，跟着每个中国人直到老死。如果尊长对他们的判断与他们的自爱自信相冲突，一方面本能使他不可能放弃自爱自信，另一方面忠孝律令使他又不可能放弃对君与父的绝对服从；这两个不可调和的力量的冲突，除了自杀没有第二条解决的出路。如果不自杀，那么只有两条并非真正出路的歧途：不是完全失去自信，自暴自弃；就是人格分裂和心理阴暗，在两种不相容的评价之间痛苦挣扎，在公生活和私生活之间遵循自相矛盾的双重标准。 卡夫卡笔下的K，同样是这样一个在绝对权威之下苦苦挣扎的绝望奴隶，只不过西方人的绝对权威不是忠与孝，忠与孝并非西方文化的最高道德和最高律令，仅仅在近代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卡夫卡才意识到了这种与亚细亚的古代东方十分相似的现世的最后审判。所以卡夫卡笔下的K，也不得不自杀。他们的自杀，是自爱而不自信的铁证。我对卡夫卡很少敬意，正是由于，我认为他也是一个自爱而不自信的弱者。因为只有自爱而不自信者，才会留下销毁所有作品的奇特遗嘱。须知销毁作品对于卡夫卡而言，其毁灭性程度不亚于自杀。正是因为自爱而不自信，卡夫卡才会哀叹：“每一个障碍粉碎了我！”而自信的巴尔扎克则说：“我粉碎了每一个障碍！”这就是自爱者与自信者的截然不同之处。柱厉叔和那个女孩，正是被忠孝律令的障碍所粉碎的。但是，他们通过这种被粉碎，保持了自己的人格完整，保持了奴隶的“高贵”和“尊严”。那些在信念冲突中没有自杀的忠孝奴隶，不得不陷入灵魂的分裂状态：他们明明知道君与父不是永远正确的，相反倒常常是错误的，但他们既不敢反抗君与父，又不敢用自杀来完成自己的自爱，他们剩下的唯一一条路，就是用自轻自贱、自暴自弃来自爱──那正是阿Q的法宝。 或许值得一提，忠孝难以两全的中国伦理难题，在西方文化中是不存在的。西方人只有对与对的冲突，但是在中国，忠孝不能两全不是指在两个正确的不同立场之间做选择（那才是对与对的冲突），而是在君与父的不同利益之间作出选择。总体来说，孝是第一位的，忠是孝的逻辑延伸；忠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孝──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孝就是扩大了的家族性自私。为了孝，中国人不惜践踏国家利益，不惜牺牲家族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家之孝子，国之罪人；君王之忠臣，真理之叛徒。忠与孝只是狗的道德，服从真理才是人的道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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