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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康王问相国唐鞅：“我杀的人已经够多了，但是臣民还是不怕我，这是为什么？”唐鞅说：“主公杀的人，都是有罪的人。只杀有罪的人，没罪的人当然不必害怕。主公想让臣民害怕，就要不管有罪没罪，时不时地滥杀无辜。那样臣民就会人人自危，对主公非常害怕了。”康王觉得有理。过了不久，就把唐鞅杀了。 这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寓言。虽然我一向对“昏君有过，奸臣有罪”的论调很不满意，认为奸臣大抵是替暴君背黑锅。但在这篇寓言中，我认为唐鞅确实比宋康王可恨得多，完全是死有余辜。 可以设想，此前宋康王也曾问过唐鞅：“为什么我对臣民这么宽厚仁慈，他们却不爱戴我呢？”唐鞅一定是像一千多年后意大利的马基亚维利那样说：“主公，做君王的不该要臣民爱戴，而该要臣民害怕。你对有罪的人总是重罪轻罚，他们当然就肆无忌惮啦。只有重其轻罪，主公才会有足够的威严。”于是宋王就开始轻罪重罚。不料轻罪重罚的效果不佳，于是就有了上面这一问。 这里面也隐含着一个悖论。宋康王杀唐鞅，究竟是因为唐鞅无罪还是有罪？唐鞅一定认为，自己是无罪的，宋康王相信了他的话，把他当做无罪的人来开刀。但从我的角度来看，他的被杀是因为有罪，并且是不可赦的重罪：教人为恶，尤其是教唆握有生杀大权的帝王为恶。 所以，我从不简单地认为一切言论都无罪。“言论自由”和“言论无罪”，是正义者针对暴君动辄对批评暴政的人以言论治罪，而提出的主张。但是从这个寓言可以看出，正义者未免过于天真。他们以为真理可以越辩越明，真理终将战胜谬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只要真正的言论自由实现了，那么邪恶的言论必定不能战胜正义的言论。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正义的言论，在逻辑层面上固然更为雄辩，但问题在于，一切邪恶的言论决不仅仅停留在逻辑层面上与正义者进行智慧的较量。所有邪恶的思想家都是为世俗权力辩护的，所以邪恶的言论必然会借助世俗权力的暴力，以救济其逻辑力量的先天不足。在历史的正义法庭面前，单独的邪恶言论和单独的世俗权力固然都无法凭其自身的力量战胜真理；然而在现实的实际较量中，邪恶言论一旦与世俗权力勾结（而两者必然要勾结），力量对比就发生了逆转，真理在每一个相对的短时段内就往往落败。而正义者由于坚信真理是自足的，必然不会借助世俗权力──另外，正义的力量一旦与世俗权力结合，就会迅速变质为非正义的力量。 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悲壮之处：正义永远在野，而邪恶永远在朝。在每一个短时段内，邪恶总是胜利。从每一个短时段来看，邪恶战胜正义就是历史的基本主题，这也正是世俗权力永远相信暴力的原因。在每一个短时段内，暴君及其帮凶总是自鸣得意地认为正义的力量不堪一击──而从表象上看确实如此。观察能力仅及于历史短期表象的大部分人民，也同样认为正义的力量不堪一击，所以他们明哲保身地不向正义者伸出援助之手，而是冷漠而麻木地听任正义的力量被邪恶的势力扑灭。人民渴望正义，然而他们悲观地认为正义无法在人间实现，所以他们惟有寄望于虚幻的天国和来世。 但我决不这样看。我认为每个时代的正义力量固然相对地弱于邪恶势力，但由于同一时代的邪恶势力内部，永远在互相利用而不可能真正联合（康王杀唐鞅即是一例），因此邪恶势力与邪恶势力之间在精神上的对立，甚至超过他们与正义者之间的精神对立。也就是说，邪恶在精神上完全是虚弱和孤立的，邪恶与邪恶之间是永远无法勾通的，因此历史上的邪恶势力不可能给现存的邪恶势力以任何精神上的援助，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各自占据了一个个邪恶的孤岛。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正义真正地有别于邪恶，真理本质上有别于谬误──正义的力量是包围这些邪恶孤岛的历史洪流，至少是潜流。不同时代的正义者，在精神上是高度相通的；每一代被当时的邪恶势力扑杀的正义者，都成为后继者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和力量源泉。正义者哪怕在每一个短时段内都惨遭邪恶势力的扑灭，但历史上的正义捐躯者永远在精神上激励后继者。每一个暂时得势的邪恶者，不仅在精神上是孤独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孤立的──连后世的邪恶者也在假惺惺地谴责他们，这更足以证明，正义在长时段内是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而每一个暂时失败的正义者，不仅在精神上不是孤独的，而且在历史上更属于一个无形的巨大精神阵营──他们是无须联合的高度联合体。因此从长时段来看，正义总是会逐渐获胜的。虽然每一个时代的恶势力往往压倒正义的力量，每一个时代总是比前一个时代更进步。恶势力每一次恶贯满盈的崩溃，总是为正义积蓄了新的能量。虽然历史并不是直线前进的，但总体来看，历史确实在进步，文明确实在发展，正义确实在日益成为历史的主角──否则我就不可能安然无恙地在这里严厉批判暴君及其帮凶。 我在本篇中要说的是，言论并非永远无罪，像唐鞅和韩非的言论就有大罪。正义者既要主张言论自由和言论无罪，但又不能因为主张言论无罪而姑息任何邪恶的言论。因为所谓言论无罪，是针对禁止人民自由言论的统治者而言，统治者无权禁止人民的自由言论，统治者无权用国家机器关押和捕杀任何言论者，包括无权诛杀邪恶的言论者。所谓邪恶的言论有罪，是指那些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混淆视听颠倒是非的谬论有罪。但是指控邪恶的言论有罪，并非主张用世俗权力对邪恶的言论者予以诛杀，而是在真理的自由论坛上对之进行无情的批判。哪怕世俗权力以正义自许，也无权对邪恶的言论者予以诛杀──事实上，又有哪个世俗权力不以正义自许呢？一旦世俗权力有权审判言论，那么由谁、又如何来判断到底是正义的权力在诛杀邪恶的言论，还是邪恶的权力在诛杀正义的言论？没有人！也无法判断！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一旦权力在诛杀言论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邪恶的权力在诛杀正义的言论，极少例外。即便偶有例外，比如说宋康王诛杀了唐鞅，正义者也不寄侥幸于这样的例外。更何况唐鞅虽然该死，但宋康王并非由于他的言论对人民有罪才杀死他的，而是因为他的言论对帝王有功才杀死他的。当然，宋康王一定会以“反对人民”的罪名来宣布他杀死唐鞅的理由。世上的一切宋康王，在诛杀言论者的时候，必然会隐瞒其真实意图，而乔扮成正义者的面目。轻信的愚民，于是误以为世俗权力有权介入真理的论坛，误以为这会有助于真理战胜谬论。我认为，真理根本无须任何世俗权力的援助，只要世俗权力不介入真理与谬论的较量，真理必然能够战胜一切谬论，尤其是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绝对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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