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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对骆滑厘说：“我听说你热爱勇敢？”骆滑厘说：“是啊。我只要听说某个地方有个勇敢的人，一定要去把他杀了。”墨子说：“世上的人都是扶持自己热爱的东西，消灭自己憎恨的东西。现在你自称热爱勇敢，却一听说有个勇敢的人就要去把他杀了，这说明你并不热爱勇敢，而是憎恨勇敢。” 严格地说，这不像寓言，因为它没有故事。 先秦诸子中，能够运用如此严密的逻辑论证，切中要害地直接击倒对手的，只有墨子和墨辩学派（亦谓之“别墨”或“名家”）。其他诸子要宣扬自己的主张和批评对手的观点，大多运用迂回曲折的文学设喻，伪托先王故事，编造论敌轶闻，旁敲侧击，指桑骂槐，造谣诽谤，无中生有，或冷嘲，或反讽，或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谐音联想而言意双关，以文学形象的感染力和生动巧妙的语言魅力来蛊惑听众，然后以牵强附会的类比手法诱导读者作无限推论──这个推论他自己不肯直接说出来，这非常类似于后世禅宗的方法。禅学公案的根本要点就是：想说什么偏偏不说什么，而要让你自己去悟。而事实上，这种方法对缺乏逻辑头脑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有极大的催眠作用，当你从故事的疑云和语言的陷阱中自以为有所悟的时候，恰恰是你有所惑的时候。以大惑为顿悟，是一切禅宗式故弄玄虚的中国狡智的祖传法宝。 然而墨子不像诸子那样会讲故事，更不屑于讲故事。这个反寓言的寓言，可以作为墨子式论战法的最佳范例。他认为对论敌的谬论无须毫无目标的乱轰滥炸，只须用匕首和投枪，对准其逻辑漏洞进行致命一击。兵器一车，不如寸铁杀人。这正如射箭，如果不先确定目标，胡乱射出一箭后指着射中的那个地方说，这就是我要射的目标，这不叫会射箭。只有先设定了目标，然后一箭射中，这才叫会射箭。除了墨子和墨辩学派，先秦诸子大抵都属于前一种不会射箭者，徒逞天花乱坠的文思口才，指到哪里算哪里，只要证明自己是个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的稀世天才就行，只要君王被自己迷惑就行。而墨子才是真正的会射箭者，他从来不想证明自己是什么天才，他也从来不想把自己售于帝王家，他唯一想做的，就是证明客观真理，所以他不讲故事，而是一语中的。但正因为只有墨子及其墨辩学派是中国文化的异数，因此所有不会射箭的先秦诸子就联合起来对他一通乱射，虽然箭浪费了不少，但墨子和墨辩学派还是万箭穿身而死，从此在先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再也找不到比墨子的这个反寓言更让人信服的例子了。这个所谓的热爱勇敢的勇士，却憎恨一切其他勇士。一听说有另外的勇士，立刻就去把他杀了。实际上，他唯一热爱的是他自己。这种对自己的热爱如果也配称为爱，那就亵渎了“爱”这个圣洁的字眼。对自己的过度热爱，有一个恰当的字眼：自恋。实际上我认为更该称为“自淫”，但我不想过于刻画无盐，姑且称之为“自恋狂”。对于自恋狂来说，不在乎他自己是否勇敢，只要他觉得“勇敢”是个好字眼，他就要让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勇敢的，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才是勇敢的。为了不在真正的勇士面前自惭形秽或相形见绌，他就要把所有真正的勇士都置于死地。──所有的自恋者都想这样干，如果他还没有这样干，那么“非不愿也，实不能也”（孟子）。只有中国式专制帝王，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而中国的帝王正是这样的自恋狂。 更进一步可以发现，不仅仅在“勇敢”这个论域中如此，其他一切美好的论域都是如此。如果自恋狂的帝王以唯一的智者自诩，就要把一切有智慧的人杀掉；如果自恋狂的帝王以真理的唯一代言人自居，就要把一切真理探索者杀掉。而一切帝王都以上帝在下界的唯一代表自居，所以要把所有的帝位觊觎者除掉，也就不奇怪了。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虽然做不了帝王，但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类似的。《孟子》有个寓言说，逢蒙学射于羿，学会之后一想，世上只有羿比我射得好了，于是就把羿射死了。当然，自恋狂并非只有中国才有。有个外国富翁收藏了一枚邮政史上最早的英国的黑便士邮票，他听说存世的黑便士还有一枚，就高价买来后将它毁掉。如果这位富翁自称热爱黑便士邮票，岂不是太黑色幽默了吗？逢蒙并不热爱射箭艺术，只是打着堂皇招牌的自恋狂；富翁并不热爱邮票艺术，只是打着堂皇招牌的自恋狂。所有招牌堂皇的自恋狂，其实都反对招牌的美好内容，并憎恨这一美好内容的与人分享和普世实现。 当某些“爱国人士”看见外国的文化成就诸如科学、民主、自由等等，就说，这些科学发明是咱们中国古已有之的，这种民主制度是咱们中国现已有之的，而自由精神更是咱们中国古今皆有之的，你以为他们是热爱科学、热爱民主、热爱自由吗？不，他们憎恨科学、憎恨民主、憎恨自由，他们只是可怜的自恋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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